文化批评范文10篇

论文摘要：近年来，文学研究从内部研究转向文化研究的倾向日趋明显，学术界对此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本文对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之关系、文化批评的得失两个方面作一简要探讨。

论文关键词：文学批评内部研究文化批评

一直以来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相辅相佐，历经无数风雨而不离不弃。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在走出“”话语权高度集中的“一元化”状态后，在改革开放和西方文学批评思潮全面冲击的背景下，形成了多元化的批评格局，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打破了封闭僵化地政治批评模式的束缚，与文学创作的发展相呼应，较好地发挥了文学批评引导阅读欣赏，指导推动创作的功能。然而90年代以来，我们已经无法把文学的样式束缚在诗歌、小说、散文和戏剧脚本这几种文学样式中。经典文学样式在流传范围、发行规模、受众关注程度上不同程度地日渐呈现出衰落之势，传统视野下的“纯文学”作品仅仅在文学作者、文学杂志与出版社的编辑、文学批评家、大学中文系师生以及部分社会上的文学青年之间流传。伴随着读者群的日渐萎缩，经典文学地影响规模和力度也在明显地下降。

与此同时，许许多多边缘形态的新文学样式却崭露头角。纪实文学、报告文学、跨文体实验文学、行走文学、身体写作、影视文学、广告文学……这些建立在书面语言创作基础上，或者采用新传播技术手段书写并传播，或者将小说、诗歌游记、报告、论文之类多种文体交错在一起来书写，各种新颖的尝试，造就一系列新的文学体裁样式。

而文学研究的对象已经从“大文学”圈里越出界外，广告文案、家居装潢、咖啡厅与麦当劳、健美与选美、动漫与游戏，古董与工艺品、时装展览、汽车时尚等等都成为文学研究的对象。无疑文学研究已经转向了文化研究。

文学批评从内部研究走向了文化研究，由此引进了政治学、语言学、社会学、哲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理论成果，打破了单一的“文本”神话，变成了一种跨学科的文化的创造和再创造活动。面对这种文学研究的立场，当代美国学者朱丽叶·弗劳尔·麦卡乃尔认为，20世纪文学批评的要害在于“对所有被视为自然的东西实际上是历史和文化的营造”美国解构主义批评家希利斯·米勒也不得不承认，文学研究的兴趣“已经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为研究文学的‘外部’联系。确定它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背景中的地位。”在研究兴趣由内向外转的同时，研究对象也从经典文学或精英文学转向处于边缘地位的女性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第三世界文学或大众文学的研究。而就文学批评本身而言，它不再是单一的文本结构的分析或语言修辞的解读，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文化创造活动或文化创造过程。这种批评的出现，正如美国学者林达·哈奇所说，它业已“超出一种已经固定的解释，它是一种‘诗学’一种永远开放、永远变化的理论结构。通过它既安排我们的批评历程。这将不是一种结构主义语言意义上的诗学，它将超出对文学话语的研究而成为文化实践和理论的研究。”

[内容提要]文化批评作为重新回到文学外部研究的批评，它的可能性如何证明？当年形式主义批评对于外部批评的指责是这样脱离了文学本身，那么文化批评有多少为自己加以辩护的理由呢？本文从文化批评的理论、方法以及它的言说的有效空间这样三个方面，对于文化批评的基本状况作了一些分析和说明。并且认为，文化批评作为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方式，不是追求一劳永逸、包治百病的对待文学现象，而是更这重于对于文学研究提供思想的解剖刀和反思。

[关键词]文化批评理论方法话语权力

“文化批评”已经成为当前文学研究中的一种普遍共识，即文学研究除了应该深入到对于文学自身的剖析，尤其是语言分析之外，还应该有着一种文化层面的眼光。那么这里的文化可以是文化人类学意义的范畴，探讨植根于民族文化心理和民俗中的基本样态，也可以是着眼于当代生活中或隐或显地起着引导、支配或者影响人们生活的事体。如果我们把眼光聚焦到后者，就有可能面对各种生活事实，这些事实是刚才发生或者正在发生的，缺乏成系统的言说渠道，也没有可以依靠的理论范式和话语规则，因此有必要对于其中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研讨。

一、批评的根基：为何理论与如何理论

事实上，人们看待事物都是内含理论或依靠理论的。看到太阳从东方升起，人们有“早晨”的观念，而“早晨”除了是一个特定时段，同时还是一种循环的、多次重复的时辰。古代人们更多地从周而复始的意义理解它，今天人们主要从矢量发展的角度看待它，这里分别就有不同理论作为内在依据。除了日常生活有着理论的背后的依托，就是在学科研讨中，也同样有着理论的先行。在实验室里，科学家用显微镜观察微小的对象，这是非常客观的了，可是这种客观中也有发现的预期，而预期就有某种假设，它是依据理论的。诸如现代高能物理在探测新粒子时，要预先建立大型设备，投资巨大，探测的结果实际上是有着理论预期成分的。正如爱因斯坦指出的：

科学不能仅仅在经验的基础上成长起来，在建立科学时，我们免不了要自由地创造概念，而这些概念的适用性可以后验地用经验方法来检验。这种状况被前几代人疏忽了，他们认为，理论应该用纯粹归纳的方法来建立，而避免自由地创造性地创造概念。科学的状况愈原始，研究者要保留这种幻想愈容易，因为他似乎是个经验论者。直到19世纪，许多人还相信牛顿的原则——“我不作假说”——应当是任何健全的自然科学的基础。[1]

一、文化语境、语境顺应以及文学翻译概述

（一）文化语境文化语境文化语境概念最早提出是在1923年，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对各角度的文献资料进行研究，从而使其初步形成。而在新历史主义批评理论的推动下，文化语境概念得到了广泛应用与发展。Verchueren的著作《语用新解》对文化语境的顺应观念以及综观进行了详细阐述。他认为，对语言选择的过程与意识的有无不存在关系，与语言内外部影响因素也没有密切关系，因此交际的环境与对象成为语言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语言语境与交际语境是文化语境的两大方面，物理世界、社交世界以及心理世界是交际语境中囊括的三个方面，其中社交世界是交际语境中的重点因素，文化是影响社交的主要方面。语言使用者由于受到文化以及社会规范的相关制约，因而对文化语境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二）语境顺应顺应的动态性、语境关系顺应、顺应过程的意识程度以及结构客体顺应是语境顺应的四个表现方面，其四个方面之间的关系相互制约而又相互依存。在翻译过程中，语境顺应的不仅仅是虚构的文本世界，也是译文读者所处的交际世界，因此探讨语境顺应的过程中必须对所处的社交世界有所了解。（三）文学翻译批评文学翻译批评理论是一种功能主义理论，其改变了一一对应原文进行翻译的固定式、刻板式翻译的模式，将翻译行为予以扩展，从而拓宽了翻译的手段与视野，为译文翻译者以及读者形成了良好的翻译行为范畴，从而将文本交际的功能体现出来。我国著名翻译学者林纾曾经对翻译作品进行转述，虽然故事生动，却不免影响了原文的创作风格，而傅雷先生则在翻译的基础上加入了自身的理解，从而使译文成为真正的文学作品。赖斯曾经提出目的论理论的观点，其认为忠实法则、连贯法则以及目的法则是翻译顺应相关情境与文化必须遵循的三条法则，只有这样，才能够让读者更容易融入作品情境中去，提高作者的可接受度。（四）语言与文化关系例证“语言是自我的表现，同时也是文化的反映”是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提出的重要观点，其认为地理环境气候、动植物、神话传说以及寓言、历史等均会对文化产生影响，进而形成文化语境顺应的环境。例如：“insmoothwater”直面翻译为“在平静的水域”，却可以意译为“诸事平安”，“fishwife”则可由“渔妇”意译为“骂街的泼妇”，“oddfish”则可由“怪鱼”引申为“怪物”，其为顺应自然环境与语义所进行的文学翻译。作为神话故事、寓言中的经典，也可以予以人性化的翻译，例如aswordofDamocles(达摩克利斯之剑)、be-tweenScyllaandCharybdis(腹背受敌)、Pandora''''sbox（潘多拉的盒子）等。（五）文化与翻译例证语言必须深埋于文化的泥土中才得以生存，文化也必须为语言的发展提供栖身之处，因此语言作为文化有机体的心脏成为翻译中重点注意部分，不同的语言符号的转换不仅指代表层的意义，还涉及不同文化的转移与沟通，因此必须重视翻译过程中词汇空缺、词义冲突、语义联想、语用涵义、民族心理差异等语言结构。其中，在鲁迅《阿Q正传》中有这样一段话：“‘这断子绝孙的阿Q！’远远地听到小尼姑的带哭的声音。”翻译为英文则为“‘AhQ,mayyoudiesonless!’soundedthelittlenun’svoicetearfullyinthedistance.”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不同文化下的语法结构的不同以及愤怒的结构架构的不同。

二、文学语境对文学翻译所产生的作用

在文学翻译批评中，思维模式的差异、价值观念的差异以及宗教信仰的差异、地理文化和人文历史的差异等均会影响人们的文化语境认知能力。在思维模式的差异中，语言既作为交际的工具，也作为传达一个民族以及思想的重要介质，因此在翻译过程中，需要应用标点符号、书写形式、语言结构改变原有的定性思维方式，使翻译的文章具有本土风格的灵活性与完整性，体现文学作品的层次性与条理性。在宗教信仰的差异中，文学翻译不仅需要烙印上民族宗教的色彩，也应该对相关宗教材料予以深入挖掘与准备，从而准备体现文本中的语言含义。价值观念也是受文化语境顺应影响的重要因素，其体现在年龄以及群体差异中，体现在不同文化风格上，由此便产生了个人主义以及民族主义等词汇。地理文化以及人文历史的差异性也会对文学翻译产生影响，其不仅是地域的差异，也是社会进展过程中的文化沉淀，因而其对于表现特定历史事件具有重要意义。例如，在翻译拿破仑“遭遇滑铁卢”时，便可以翻译为“tomeetone’sWaterbo”。在文化延伸中，翻译可以与我国关羽“夜走麦城”相联系，从而增加翻译的相通意味。

三、文学语境顺应与文学翻译批评解析

语言顺应性、语言变异性以及语言商讨性是语言应用的三大特征，语言选择的过程中必须将三大特征作为选择前提。文学语境的顺应过程必须要在可以选择的相关活动以及项目中作出满足交际的变通，从而使交际需求得以体现。语言使用的核心是语言选择，因此语境的顺应过程是动态的过程，其在语言结构因素以及语境因素的双重作用下提高了语言使用的灵活选择性，生成了具有动态特点的不同含义。意义在生成过程中依赖语境与话语之间的互动关系完成。在这个过程中，语言选择会受到语境因素的影响，进而话语意义也会发生改变，语言选择同时会使语境发生变化，从而提高选择的质量。在顺应性的动态过程中，译文语言的选择受到语言结构以及语境变化的影响而发生很大程度上的改变，从而具有了满足读者与文本交际的功能。（一）语言风格选择与文化语境顺应解析人、事在行为动作过程中表现的特点被看做行文的素质以及气质，这种行为被称为“风格”。因此在翻译过程中，文化语境的顺应过程必须体现作品的语言风格，体现作家应用语言方法表达思想的特点。不同时期的文化，因历史以及社会因素影响，因而存在差异性，由此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作家所写出的文学作品也具有不同的风格差异。例如：简·奥斯汀之前以狄更斯为代表的文学作品大多体现男性主义色彩，而以简·奥斯汀为代表则体现出了属于英国田园风格式的女性思维，因此风格的传达十分重要。傅雷说过，风格在英国注重神似而非形似，因此在进行文学翻译批评的过程中，应该从整体把握文学作品，掌握作品的精髓，从而实现翻译的目的，带动读者了解那个时代与背景的心声，实现文本与读者之间的交际能力。姚斯与伊塞尔提出了“以读者为中心”，而在翻译理论中，则有“以译者为中心”的理论，但是其并不意味着在脱离原文与原文背景的基础上进行翻译，而应该考虑读者、译者、原文文本以及世界之间的关系，在忠诚原则的基础上对动态的语境顺应关系予以整合。例如：在《傲慢与偏见》中“Howeverlittleknownthefeelingsorviewsofsuchamanmaybeonhisfirstenteringaneighborhood,thistruthissowellfixedinthemindsofthesurroundingfamiliesthatheisconsideredastherightfulpropertyofsomeoneorotheroftheirdaughters.”译文1中这样翻译：“这样的单身汉，每逢新搬到一个地方，四邻八舍虽然完全不了解他的性情如何，见解如何，可是，既然这样的一条真理早已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因此人们总是把他看作是自己某一个女儿理所应得的一笔财产。”译文2中这样翻译：“这条真理还真够深入人心的，每逢这样的单身汉新搬到一个地方，四邻八舍的人家尽管对他的性情见识一无所知，却把他视为某一个女儿的合法财产。”译文1与译文2相比较，译文1更为书面化，而作为文学作品来讲，根深蒂固的解释远比深入人心要来得优雅，同时也符合了简·奥斯汀作为女性作家的优雅笔调。（二）文化意象选择与文化语境顺应选择解析文化语境顺应不仅应该重视语言风格的选择，也应该重视文化意象的选择。意象是一种审美体现，是经由客观物体对比的情况下在主观情感的反映中形成的艺术形象。例如，我国文学作品中将梅兰竹菊比作品质好的人，将马比作具有忠诚、勇敢以及力量的代表；而在英国作品中，则将水比作情欲，将花比作美人。因此在英语与汉语的文学转换中，重视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不仅需要对其历史、社会背景予以了解，也需要对英汉语言中存在的象征性词汇予以本质以及表达方式上的转换。论文通过对文化语境、文化顺应、文学翻译批评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从而举例论证文化与语言的关系、翻译与语言的关系，然后通过文学语境对文学翻译所产生的作用予以分析，从而解析文学语境顺应与文学翻译批评，为文学翻译提供理论依据，推动文学翻译水平的发展与进步。

本文作者：赵阳工作单位：广东海洋大学

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第二版序言中曾以“影像胜过实物、副本胜过原本、表象胜过现实、外貌胜过本质”来批判宗教的虚幻，〔10〕这种宗教神话已经在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中被打破，不过，科学技术又建立了新的颠倒幻象和现实的神话。随着媒介技术和视觉技术的高度发达，我们越来越生活在一个影像胜过实物、副本胜过原本、表象胜过现实、外貌胜过本质的超空间里，在物理学的意义上它不是真实的，但是，在其效应上，它给受众以真实而深刻的感受。詹姆逊说:“我认为形象这个东西是很危险的。……你看着一幅绘画，你会说这并不是现实，这只不过是幅艺术品，而在摄影面前你却不能这样说。你意识到相片上的形象就是现实，无法否认现实就是这个样子。”〔11〕符号与现实的距离感随着摄影、电影和电视的出现而逐渐消失。如今，控制社会生活的不是现实原则，而是“拟像”的模拟原则，媒体制造和传播的“拟像”预设和构造了现实本身，时尚电视剧里的服饰、广告里吹嘘的理想家居、电影里的旅游胜地……这些图像成了决定现实生活的因素。这种传媒对现实的代言、选择、安排或规约，也就是韦尔施所说的传媒现实导致的日常现实的“非现实化”。在电子媒介时代泛滥的影像之流中，现实被急剧扩张的符号遮蔽、改写和构造，过去那厚重的、物质实在的现实，成为可操纵的、可塑造的、最柔顺、最轻巧的东西。在图像僭越现实的过程中，现实的生活空间转变为仿真的、脱离真实场所的超空间。随着超出主体把握能力之外的超空间的形成，崇高感也发生了改变。超空间带给人们的精神分裂式的异常强烈的欢快感觉，詹姆逊称之为“歇斯底里式崇高”。“歇斯底里式崇高”已经与柏克和康德的“崇高”大不相同。在柏克那里，崇高感的心理内容主要是在生命受到威胁、个体感受到痛苦或凶险时才产生的恐惧和惊惧。崇高的对象又不同于实际危险，它处于一定距离之外或者得到某种缓和，因而恐惧和痛苦可以转变为愉快，崇高感就是面临恐惧的对象却没有真正的危险从而产生的胜利感。康德“认为‘崇高’所表现的一方面是自然界的神奇力量，以及人处身于大自然中相形之下而呈现的渺小感觉”〔12〕，另一方面，是人在无法把握的、无穷无限的大自然力量面前感受到的痛苦。康德从柏克那里继承了崇高是克服了痛感后产生的快感的观点，又将柏克把崇高感归为人的“自我保全”的基本冲动这一观点升华为主体自我尊严的维护与提升，认为崇高便是主体凭借理性的、伦理的精神力量超越了自然之力给人带来的痛感而获得的间接愉悦。在后现代时期，崇高被重新诠释，成为“歇斯底里式崇高”。转变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两方面。首先是“自然的消逝”。柏克和康德所处的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上升时期，在这一阶段，人与自然仍然能基本保持一种本原性的关系，大自然是人类社会文明所面对和改造的“他物”。到了晚期资本主义阶段，自然全然消失在人工化的现代技术文明之中，人与自然的直接联系被传媒图像间接化并遮蔽了，在康德那里作为“他物”的大自然在晚期资本主义阶段已经彻底消褪。“我们的脑系统、想象系统皆无法捕捉”的后现代空间取代了大自然，因而，“歇斯底里式崇高”也是一种“科技的崇高”。其次是“主体的迷失”。作为客体的“他物”，不管是昔日的大自然还是如今的后现代空间，对于主体来说都是超出了自身把握能力的。所不同的是，在康德那里，主体能够凭借理性的力量在心理上超越客体的巨大和无限，在与对象的对抗中获得精神上的胜利;而在后现代空间中，零散化、非中心化的主体已经丧失了超越对象的能力，主体迷失于客体之中。在后现代超空间这个全新的、去中心的世界网络里，人们丧失了位置感和坐标能力，产生出一种茫然不知所措的感觉，迷失于由现实的非现实化所带来的“既诡谲奇异又富梦幻色彩、而且一概是奔放跳跃的感官世界”〔13〕。在拟像的包围之下，现实感隐退，人获得的是一种商品逻辑控制下的物品和环境的外观带来的奇异感受，一种虚幻而又充满异彩的狂喜化的视觉满足，这就是“歇斯底里式崇高”。它类似于吸毒者的“幻游旅行”体验———在短暂的视觉冲击下，灵魂出壳，狂喜不已，但事后并未让当事人领悟到深刻哲理。〔14〕

当代视觉文化是在一种既令人忧虑又蕴含着潜在的提升希望的张力中生存和发展的。从积极的角度和理想的状态来看，视觉文化在两个向度上超越了带有精英性质的印刷文化:一是以感性愉悦颠覆理性沉思，将长期被理性和形而上追求压抑的感性和身体解放出来，肯定世俗欲念和日常生活，强调文化娱乐功能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为在快节奏生活中身心俱疲的当代人提供精神上的放松，令人类的精神生活更人性化;二是以大众趣味解构精英话语，结束了精英操控下的中心化、等级制文化格局，认同大众的多元价值选择，使文化生活更具开放性、交流性、更多样化，开辟了更为公平民主的文化共享空间，这无疑是一种文化的整体进步。但视觉文化又陷入了自身不可避免的悖论，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浅白的意义、虚幻的自由、价值的放逐和现实的隐退。首先，视觉文化对理性压抑的反拨显然已经“矫枉过正”了，它将人从“理性的异化”下带出，旋即又将人推入“欲望的异化”，理性维度的精神提升被舍弃，文化经典所确立的意义高度被消解，视觉文化滑向了片面的轻松愉悦甚至浅薄低俗，只有此岸世界的满足而无法抵达彼岸世界的净化与超越。其次，摆脱了理性控制和精英标准的视觉文化并没有带来人的真正解放，因为它又陷入了消费逻辑的掌控，视觉文化所张扬的感性美学受到商业利益标准的衡量和支配;从理性的规训中解脱出来的感性和身体也没有得到真正的自由，而是转入资本权利的规训和标准化塑造之中;“狂欢要素转换、合成为炫耀型消费”，〔15〕这种被改头换面、徒有外表的狂欢，不过是借狂欢之名，通过非理性消费而对狂欢活动进行的效仿。第三，多样化、开放性的另一面是拼凑的大杂烩与文化失序，是无原则、无责任的放肆嬉戏和追逐时尚、趋利媚俗的新的同质化;无原则的片面高扬多元化实际上是一种消极麻木、漠不关心的“伪宽容”，打着个性化、开放性旗号的混杂无章，其实是对理想和价值的逃避，“怎样都行”的背后隐藏着丧失价值判断基点的茫然无措。第四，随视觉文化而来的生活审美化同时也是现实的虚拟化，虚拟的、可塑的、易变的、无现实重量的超空间并不能像故土家园一般给人以归宿感，处在后现代超空间里的人始终有漂泊感和异在感，现实在别处，生活也在别处。视觉文化成为当代文化的主导，不是主观的选择，而是历史的必然，视觉文化的勃兴已成不可逆转之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但要立足于现状，认识和批判视觉文化的弊端、缺陷，又要认识到这种批判应是指向未来的，还需要有建构和提升的向度，以引导视觉文化在整合历史上各文化形态的基础上走向更合理、更完善的境界。笔者在这里仅分析目前较明显的三个提升视觉文化的可能性:第一，“第三只眼”与视觉素养的培养。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提出，一味批判视觉文化的娱乐性及由此得出的“关掉电视”、限制视觉文化的极端做法，并不能解决视觉文化带来的问题，真正的解决之途在于找到怎样看电视的方法。〔16〕波兹曼的观点提醒我们，超越当前困境的方法要自视觉文化本身之中去寻觅，要把思考的重心从“看什么”转移到“怎么看”。也就是说，当前视觉文化带来的一系列弊端不能仅单纯归咎于平面化、奇观化、虚拟性的图像本身，主体对感官快感的一味追求和对图像的盲目跟随态度也要负很大责任。前文已经论述过，在视觉文化的发展中存在一个从“精神之眼”到“肉体之眼”的视觉观念的变化过程。“肉体之眼”虽然避免了“视觉中心主义”的形而上的异化，但它又遭到欲望的形而下异化。视觉文化的提升、审美理想的重塑，要求我们必须在“精神之眼”和“肉体之眼”之间求得平衡，找到既突破了理性的形而上压抑又超越了感性的形而下异化的“第三只眼”。艺术心理学家鲁道夫•阿恩海姆的视知觉理论从心理学角度确证了“第三只眼”的可能性。在阿恩海姆看来，视觉同样也包含思维，视觉的过程就是思维、悟解的过程，思维过程中所具有的种种心理活动(推理、分析、综合等)，在视觉中同样存在。这就为视觉文化中感性体验与理性参与的二重性提供了理论依据。视觉本身即是思维的、主观能动的，那么，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使其思维的因素更敏感、更活跃，培养一种正确识别、理解、运用、创造和享受视觉文化的视觉素养。眼与心、感性与理性、享受与思索和谐互动的观看，才是视觉文化所应该提倡和追求的观看方式。只有这样，才能改变观众对图像不假思索的沉溺和被动追随，形成一种主动的批判性解读的能力和习惯，在富于诱惑力的影像幻境中保持清醒的独立意识，将低水平的感官满足提高为高水平的辨识鉴赏。整个社会的视觉素养和观赏趣味的提高，必然会带动视觉文化在整体品位上的提升，促使其向既生动鲜活又不浅薄低俗的方向发展，从而开创一个更为和谐、理想的文化空间。第二，“生产性受众”与技术民主化。受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视觉文化中受众的被动性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关注和认识。在纷至沓来的影像轰炸中，观众只能被动地、盲目地观看，在消费和形象的合谋中被控制和操纵。图像通过对观看者欲望的捕捉控制了主体，使其在不知不觉中服从了图像所传达的他人的意志。不过，也有学者注意到，这种控制—接受关系并不是绝对的，其中存在着松动。比如传播学家约翰•费斯克所提出的“生产性受众”理论。“生产性受众”形成的基础首先是霍尔所指出的传播者的制码信息和受众的解码信息之间存在的差异。除了顺应接受，受众对文化产品的解读还有“协商式”解释和“对抗式”解释，受众的解码信息可能与传播者的制码信息风马牛不相及，影像的意义在受众那里具有多义性。在约翰•费斯克看来，受众的解读不仅仅是一种抵抗性的解读，更是一种意义的生产，即读者创造性地利用文化产品的模糊性和多义性，生产符合自己立场的意义。文化产品往往是被不怀敬意地使用的资源，受众能够根据自己的社会经验重新解读文本，生产出自己的文化，并且在这种生产中获得快感。技术的民主化从技术层面保证了“生产性受众”的形成。在数字影像时代，随着数码相机、DV、家用电脑和视频编辑软件的普及，影像制作技术日渐被大众所掌握，视觉产品的生产不再完全被少数专业影像生产者所垄断，技术门槛的降低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单向话语权。在相对自由宽松的网络环境里，受众同时又是生产者和传播者。对很多网络视频制作爱好者来说，电影、电视剧都不过是豪华的素材库，为他们的视频制作提供大量的、可供剪辑的影像片断。网民自己剪辑制作的短片在网上大量流传并且广受追捧，这种情况已经屡见不鲜。当然，在巨大的资本权力面前，“生产性受众”的力量仍显得微小，但对受众的生产性的挖掘，无疑为视觉文化的提升打开了一扇希望之门。第三，在“图”、“文”优势互补的基础上提升视觉文化的精神内涵。法国作家里吉斯•黛布雷曾说过:“一种文化(或媒体)没有必要取代另一种文化(或媒体)”，“正如印刷厂没有从我们的文化中抹去中世纪传下来的谚语和格言一样，这些记忆程序属于口述社会，因此，电视不阻止我们去卢浮宫———甚至反过来也一样———而那些古埃及的文物断片也会向我的那双时时注目荧屏的眼睛开放”。〔17〕文化形态的转变不是绝对的替代和断裂，当代视觉文化不是在印刷文化“终结”后凭空出现的，而是在印刷文化的基础上对以往文化经验的整合，视觉文化也没有取消以文学为代表的印刷文化，两者之间不存在绝对的断裂。但是，视觉文化又确实对印刷文化造成了威胁。过去，图像是文字的装点，而现在，文字成为图像的注脚。当代人普遍面临着“阅读困境”，文学也在图像化、市场化的过程中忘却了一些原属于它的本真性的追求。不过，在视觉文化对印刷文化造成威胁的过程中，又蕴含着“图”、“文”优势互补的可能。首先，视觉文化“并不取代话语，而是使其变得更易理解、更敏捷、也更有效率。”〔18〕传统的较为严肃的阅读经“图像化”改造变得更有趣、更富于快感，从而更容易为大众所接受，扩大了文学经典的影响范围。其次，“图”、“文”之间形成了新的互文性和更广泛深入的互动性。视觉文化对印刷文化那带有精英色彩的等级制文化格局的突破，无疑为“图”与“文”的交流、对话提供了一个更为平等、互动性更强的环境，为“图”与“文”的双向共生、优势互补创造了条件。当然，要真正实现“图”、“文”优势互补，而不是令其成为片面的以“图”抑“文”、因“图”弱“文”，还至少需要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一是在图像化趋势中，既要发展新的文学观念，又要坚持文学的自身特性和精神操守。文学的“味外之旨”、“韵外之致”和独特的诗意空间在视觉文化中是无法找到的，它对生命的独立解读、对社会的清醒反思、对人类命运的深入思考也是当前平面化、娱乐化的视觉文化所缺少的，这一切都是文学在图像化、市场化困境中所必须坚守的。二是视觉文化对印刷文化的整合也不能停留在将印刷文化通俗化、浅易化的层次上，而要自觉地吸收印刷文化的精神内涵，以提升自己的文化品位和思想深度，实现官能快感和精神超越、鲜活生动和意蕴深度之间的统一。

论文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的文化批评可谓空前繁荣，它体现出多元的价值取向，但主要侧重于文化价值和社会功利价值，对于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则有所忽视，文学的审美价值甚至因价值取向空间的无限扩大而趋于虚无。文化批评理想的价值取向应当是审美性和文化性的统一，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的统一，艺术价值和社会功利价值的统一。

论文关键词：文学批评；文化批评；价值取向；审美价值；文化价值

文化批评的崛起和繁荣．是20世纪90年年代以来我国文化领域最令人震惊和引人瞩目的景观。然而．我国的文化批评源自西方，由于对西方理论一时难于吃透，并且西方理论未必适合中国的语境，十多年来文化批评出现了失范的现象。这种失范主要表现为文化批评价值取向出现了种种偏差。

一、关于文化批评

文化研究的含义有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种。广义的文化研究，是以人类的全部文化为研究对象；狭义的文化研究，是指以文学为研究对象，采用文化的视角和文化研究的方法研究文学．可视为文学批评的一种方法，属于文学批评范围内。为了区别．一般将狭义的文化研究称为“文化批评”或“文学的文化批评”。在文学研究内部，目前文化批评比审美批评显得更活跃。实际上，中国目前的文化批评几乎已经取得批评舞台上的垄断地位，并且这种文化批评已发展到泛文化批评，也就是广义的文化研究。也就是说，目前有的批评家的批评是以文学为研究对象．没有超出文学的圈子，而有的批评家则走得太远，其研究完全超出了文学的范围，成了纯粹的文化学学者。

当然，各门学问都得有人去做，而且这是个人的自由。有心搞文化学的人，不能硬拖到文学的队伍中来。有志于耕耘文学的学者则应遵循文学的价值规则，促进文学事业的发展。

论文摘要：一个天经地义的观点是，文学批评就是关于“文学”的批评。不过回望历史，文学批评的发展与演变却呈现出一个从寄生于文学到逐步与文学相分离的轨迹。当今的文化研究是文学批评走向独立的新阶段，它可以脱离文学对象，甚至将文学边缘化。究其原因，是消费文化之取替文学文化为文化研究之独立地位的获得提供了历史的契机。

论文关键词：文学批评；寄生性；理论体系化；独立性

一个天经地义的观点是，文学批评就是关于“文学”的批评。不过回望历史，文学批评的发展与演变却呈现出一个从寄生于文学到逐步与文学相分离的轨迹。

在亚里斯多德的《诗学》里，文学批评主要体现为阐释文学的类型、体裁等文学的基本范型。《诗学》开创了文学批评，也奠定了批评与文学密不可分的关系。

中世纪流行文献学批评，主要围绕文学作品及典籍进行编注。文献学作为文法学的姊妹学科，具有修辞学传统，关注字词与风格，侧重文本细节，因而文献学批评没有产生对批评立场、原则或体系的追求。由于字词成为高度关注的领域，中世纪“经院哲学家们”被后人看作是在用字词编织学问的蛛网。弗朗西斯·培根在《学术的进展》一文中写道：“因此便产生了学术的第一个弊病：只研究字词，不研究内容。虽然我所举的例子是已过去的事情，但这类弊病一直存在，并将……继续存在下去。”这类批评寄生于典籍，当然也包括文学典籍，文献学批评对文史原典具有依存关系。

17世纪的古今之争，大量争论文学应该追求什么样风格，一直被当作典范的西塞罗的《演说家》中所归纳的三种演说风格，遭到质疑。人们放弃了西塞罗散文风格的模式，提出了“中性”语言等新的风格。但这种改变，并没有在框架上突破批评视域，仍然囿于语言风格的框架内，只是以新风格取代旧风格。

【内容摘要】随着文化研究的不断勃兴，中国传媒批评正面临着文化研究的转向。重构中国传媒批评话语，发展历史化的批评方法，是传媒批评文化转向的任务和使命。

【关键词】传媒批评；文化研究；文化转向

[Abstract]Withtheboomingofculturalstudies,Chinesemassmediacriticismisfacingtheturnofculturalstudies.ItistheassignmentforculturalturninmassmediacriticismtoreconstructthediscourseofChinesemassmediacriticism.

[Keywords]massmediacriticism;culturalstudies;culturalturn

中国目前的传媒批评，基本上还处于传统的、以好/坏二元对立构成的、庸俗的话语系统，而并非现代意义的理论批评。虽然不少学者对传媒批评的现状深表不满，但学术产业化的巨大压力使传媒批评不断地反复套用赞扬（好）/批评（坏）的陈旧话语框架。这种好/坏评论式的“批评”，基本上是主观印象式的，即兴而随意，往往缺乏理论上的深度和学术上的严谨；批评者认为某一文本“好”、好在哪里，“坏”、又坏在哪里，仅仅只能表明批评者个人的倾向、偏好与态度，缺乏文本深层的细读，往往被文本的修辞表象所迷惑，在很多时候无意识中充当了某种意识形态的“同谋”。如今大众传媒成为当代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媒批评面临着一个重大的转向——文化的转向（culturalturn）。文化研究式的传媒批评具有一种内在的批判性与政治性的维度，跟客观主义和非政治的学术方法拉开了距离，它使人们洞察镌刻在文化文本中的权力与统治关系，也详细说明了人们可以如何抵制占据主导地位的符码意义，而形成自身的批判性的、反抗的读解。

一般认为，文化研究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以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为主潮。但自从阿尔都塞与葛兰西以来，文化作为意识形态得到了更多的重视和研究，文化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过分夸大了意识形态结构对主体的施压，主体在这个“结构”面前毫无还手之力，这种理论的缺陷促成了文化研究中的所谓“葛兰西转向”。葛兰西认为，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的统治主要依靠的是意识形态霸权，这种文化霸权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赤裸裸的压迫和支配关系，霸权的形成需要依赖被统治者自愿的赞同，依赖某种一致的舆论和意见的形成，而这又总是一个斗争过程的结果。文化霸权理论又经历了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pluralism）的发展。文化多元主义的认识方式肯定了他性（otherness）和差异，给予那些以前被排除在文化对话之外的边缘的、少数的和反抗的群体和声音以同样的关注，并试图揭示出各种各样的人的声音和经历是怎样被压得鸦雀无声并从主流文化中被一笔勾销了，并且进行斗争，以帮助那些被排除在主流以外的群体的种种观点、经历和文化的形式得以表达。[1][p6]

【内容摘要】本文试图清理电视剧《太平天国》在历史叙事中蕴涵的现时文化的诸多矛盾，探讨无法抗拒的全球化文化逻辑对当代中国历史电视剧的影响。以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检讨中国电视剧建构的历史叙事进行艺术创造的可能性和方向，以及对保存中国文化传统和影视文化独立性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电视剧；历史叙事；消费意识；文化传统；艺术价值；文化意义

在中国，电视展开宏大的长篇历史叙事之后，对高雅趣味和对艺术价值的追求使历史题材电视获得了《三国演义》厚重的历史感，《水浒传》深刻的人性，《大明宫词》诗化的意境，这些都是我们民族所珍视的艺术精神和审美文化传统。

随着市场化日渐深入，影像媒体自身的商业逻辑日益渗入我国影视艺术创作，并以收视率标准和政治审查制度下的主流意识一起，规定着电视历史叙事的方向。商品化的日渐深入，使中国文艺“载道”的传统观念和追求高雅艺术趣味的创作原则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脱离市场的宣传教化片和艺术片纷纷落马。

《太平天国》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局促上演的一出历史电视剧。

本文试图从这出历史剧叙事对历史纷乱的想象中，清理现时文化所蕴涵的诸多矛盾，以审视中国电视剧重新建构的历史叙事，在全球一体化的文化语境中传承民族文化传统的可能性，及其对保持文化独立性的价值和意义。

【内容摘要】本文试图清理电视剧《太平天国》在历史叙事中蕴涵的现时文化的诸多矛盾，探讨无法抗拒的全球化文化逻辑对当代中国历史电视剧的影响。以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检讨中国电视剧建构的历史叙事进行艺术创造的可能性和方向，以及对保存中国文化传统和影视文化独立性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电视剧；历史叙事；消费意识；文化传统；艺术价值；文化意义

在中国，电视展开宏大的长篇历史叙事之后，对高雅趣味和对艺术价值的追求使历史题材电视获得了《三国演义》厚重的历史感，《水浒传》深刻的人性，《大明宫词》诗化的意境，这些都是我们民族所珍视的艺术精神和审美文化传统。

随着市场化日渐深入，影像媒体自身的商业逻辑日益渗入我国影视艺术创作，并以收视率标准和政治审查制度下的主流意识一起，规定着电视历史叙事的方向。商品化的日渐深入，使中国文艺“载道”的传统观念和追求高雅艺术趣味的创作原则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脱离市场的宣传教化片和艺术片纷纷落马。

《太平天国》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局促上演的一出历史电视剧。

本文试图从这出历史剧叙事对历史纷乱的想象中，清理现时文化所蕴涵的诸多矛盾，以审视中国电视剧重新建构的历史叙事，在全球一体化的文化语境中传承民族文化传统的可能性，及其对保持文化独立性的价值和意义。

[内容摘要]媒介即文化。文明史就是媒介史。西方文化经历了3次媒介革命：拼音文字、机器印刷和电子媒介。人类社会经历了部落化和非部落化两个阶段，正在进入重新部落化的第三个阶段。拼音文字是视觉的延伸，产生了线性、逻辑、“理性”、分析、专门化的西方文化。印刷术产生了残缺不全的“谷登堡人”。电子媒介是意识的延伸，人类正在进入一个地球村。这是一个多元化的重新部落化的全球一体的美好新世界。麦克卢汉奇怪的媒介说终于得到认可。他反常的研究方法终于受到承认。

[关键词]文明；媒介；传播；媒介革命；重新部落化；研究方法

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1911—1980）是西方传播学巨人。他在加拿大和美国大学里执教英美文学，默默无闻凡20年，直到1964年，因《理解媒介》的出版才一举成名，成为传媒追捧的风云人物。自此，他完全转向研究媒介、传播和大众文化。他的研究宏观上观察人类文明史和传播史，微观上透视大众文化、商业文化、娱乐文化、教育和政治制度的各个侧面。同时，他又用比较文化的镜子关照东西方文明和欧洲各国文化。

麦克卢汉的声誉沉浮颇具戏剧性。30年前，学术界对他的评价分为对立的两极。毁誉之声，别若天壤。90年代，他的声誉重新崛起。他的《理解媒介》已经成为经典。

历史证明，麦克卢汉是信息社会、电子世界的先知。20世纪的思想巨人。今天，他的预言一个个都实现了。他关于“地球村”、“重新部落化”、“意识延伸”的论述，无人能出其右。

有人说，“批评家要花30年的时间去理解麦克卢汉”(1)。中国人知道他快20年了，可是我们对他的研究几乎还没有开始。本文攫取一鳞半爪，评介他的媒介理论。但是，由于他的思想根植于人类文明的宏观背景之中，文章就离不开全景式的扫描。管窥不忘全豹，蠡测不忘大海，让我们纵深跳入人类文明的大海，去看看他的媒介史观和传播史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