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理论范文10篇

本文作者：吴良生工作单位：赣南师范学院

上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市场营销学家温德尔•斯密斯(WendellRSmith)在总结西方企业市场营销学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市场细分理论，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已经成为市场营销学中一个比较成熟的理论。市场细分的目的就是对产品进行比较准确的市场定位，从而在市场条件下对产品进行有效营销。但是，市场细分理论只解决了“向谁出售”的问题，是在已有产品的基础上进行的市场选择，或针对目标市场开发产品，但如何选择产品，在资源丰富、创意无限的文化产业领域，显得更为复杂。文化产业化开创了一个新的经济时代，产品的生产与营销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许多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过程是同时进行的，如节庆、演出、文化旅游等，市场细分的结果可以作为文化产品和生产的一个目标方向的参考依据，而要解决文化产品的定位和其开发项目与内容，就必然要对所要开发的文化资源进行细分，文化细分理论正是基于解决此问题而产生的。文化细分即是以文化资源的某些特征或变量为依据，区分具有不同市场定位文化因子，并结合市场细分结果对其进行细项分析，得出其文化定位、开发项目与内容。文化细分主要是为了满足文化产业化的前期分析要求，其主要作用有:一是为产业开发提供相对准确的文化定位。文化定位就是结合市场分析在自身文化细项中取一项将自已在竞争类的文化产品和项目中区别开来。市场定位需要独特性、可信度等要求，文化定位亦是如此。［4］文化产品的文化定位与其市场定位密不可分，两者通常相互支撑。二是寻找市场空缺，确立文化产品的差异优势。尽管每一种文化都可能是有特色的资源，但其中的大部分放到市场竞争的位置并不是独有或不可替代的。如何寻求市场空缺，打差异牌，是文化产业化的关键，这也是文化细分与市场细分的综合分析结果。三是确立文化产品与项目开发体系。文化细分是在文化归纳与分类的基础上得出的细项体系，但文化细分绝不仅仅是归纳与分类，文化细分更重要的任务是结合市场分析，其中还加上文化创意的过程，最终得出文化开发的产品与项目体系，为开发和经营者提供决策支持。

文化细分与市场细分对应，主要是对该文化资源进行细项分类与组合，方便定位与产品开发选择。其主要方法有:1．资源细分法。即以传统的客家文化研究分类方法对资源进行细分，大类可分成客家建筑与民居、客家民俗、客家方言、客家艺术、传统工艺、客家名人、客家精神等，文化旅游开发比较经常用这种细分方法。这种方法的优点是相对简单，在客家文化丰富资源的基础上进行旅游开发分项，操作容易，有利于文化资源迅速转化为产品。笔者在《江西省安远县三百山镇乡村旅游规划》中对客家文化资源开发就采取了资源细分法。在对三百山镇客家文化资源进行调查后进行分类，其文化产品的开发方向与项目体系就相对清晰了。结合区域旅游竞争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三百山镇乡村物质文化在区域旅游竞争中缺乏竞争实力，而其丰富的非物质文化富有特色，开发后更容易占得先机，因此三百山乡村旅游的定位是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的乡村旅游形式。2．主题细分法。即以一个文化主题为中心，细分可用的文化资源，以便产品开发，文化节庆活动和博物馆开发比较适合此法。3．产品细分法，具体单项产品的开发如工艺产品可参考此方法，目标是扩展产品系列，即从原来的单一产品形式扩展到多样化。4．文化层次细分法，即以精神层面、行为语言层面和标识层面对文化进行细分，深度旅游、广告策划与设计、企业文化经营等可采用此类细分法。

文化产品的生产其实是这种文化的表达与再现。可以说，表达与再现形式的选择是客家文化产品生产的关键，特别是在现代经济和全球化条件下尤为如此。王琛发认为“客家人和客家文化如果不能在这种全球化的新条件下把自己的文化资源通过有效的方式再现，并积极参与和贡献给世界的多元格局，它就可能要淹没在百花竞放的五光十色边沿，或被淡忘于缺乏文化消费的经济规律下。”［5］因此，研究创意模式成为客家文化产业化研究的必要一环。1．文化表达的方式与文化创意在英国，文化产业称为创意产业，指“那些依靠个人创意、技能和天才，通过挖掘和开发智力财产以创造财富和就业机会的活动。”［6］英国的文化产业着重创意，并将创意理解为个人的行为。笔者认为，创意包括个人创意和民众的集体创造，这些创意是民众对自己文化的表达形式。俞龙通认为“孕育此(创意)想法……虽然有时只有个人的思考与发想，但并不限于一个人，多人同时进行创意的工作，其成果也更加丰富。”［7］客家文化是上千年的文化创意沉淀，对其进行产业化的重点就不在于文化本身，而是市场创意了。文化产业创意其实就是文化的产业表达，用何种形式表达文化的产业形态即是创意的过程。文化表达有三个层次:一是塑造文化精神的向心力。文化产业最核心的是市场竞争力，文化产品的核心竞争吸引力是文化精神力，这是源于文化的凝聚力、认同感。客家通过近百年的建构运动，大大增强了海内外客家人的认同感。其中对于“祖地”文化的打造，掀起了海内外客家人“寻根”旅游的热潮，带动了相关文化产业的发展。在文化认同中创造出无穷的文化市场需求，这应当成为文化资源开发的最终目标。二是形成文化体验的生活方式。选择文化产品，即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在休闲旅游这个综合文化产品上体现得特别明显。上班族寻找放松的方式，城市人想过乡村生活，汉族人想体验少数民族文化，都是这种心理使然。因此，客家文化产业的理念应当发挥自己文化特色优势，针对客源市场需求，给消费者不一样的生活方式。而要做到这点，前提是开发者对客家文化自身的特色与目标市场的生活方式要有相对充足的了解。三是要能给文化消费者文化符号的冲击与感受。符号是人们对一种文化认知的窗口，决定了人对文化的认同感和差异感。文化消费的过程即是一种文化认知的过程，认知是一种符号行为，是人们获得知识的符号操作，［8］因此文化符号在文化产业化中充当重要角色。在旅游景观设计与旅游区文化气氛营造、广告设计、影视作品、文字创作、音乐美术创作乃至饮食开发等方面，文化符号随处可见。在四川洛带镇的客家文化产业过程中，也是“把概念性的客家文化转化为为让游客可以触摸、感受的文化符号。”［9］不少文化符号本身就可直接开发为文化产品，最典型的是可用于特色旅游纪念品的开发，客家文化中有围屋模型、江西赣县白鹭古村“福”字产品的开发等。2．客家文化的创意方法与模式客家文化的创意主要方法有两种。客家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本身就是文化创造(创意)沉淀，如客家民居建筑、民俗、民间信仰及其仪式、流传下来的山歌与戏曲等，这些资源中相当一部分就是客家文化传统的最恰当表达，可直接成为文化产品，其开发过程更重要的是文化的挖掘与保护，其产业创意的重点在市场运行方式的创意，客家节庆、文化旅游、饮食开发和文物贸易等产业属此类形式。另一种形式是利用客家文化资源与现代技术、生活方式结合，产生新的文化产品，即用现代技术与生活方式来表达客家文化的内涵，这一产品开发的创意过程体现得更为直观，该种形式以个人的创意为核心，与英国所谓创意产业的基本思想更为接近，主要是在文化项目策划、影视与文学创作、广告传播策划、文艺与工艺美术创作等行业中运用。创意的过程注重个人文化理解基础上的思考与创新，这种自由的个人创造过程不像科学试验和工业生产一样有较强的重复性，但无论其创新规律如何难以捉摸，我们还是能从现有的文化创意中总结出以下几种模式。模式一:综合文化元素的集合综合文化元素的集合就是将客家文化资源分类选择，按产品市场需求与文化定位等抽取其中的文化符号与文化事项进行新的排列组合，形成一个产品集群，在资源丰富的地区开发旅游与节庆最常用此模型。如在闽西客家土楼民俗文化村的开发中，开发者把土楼连线、民俗表演、旅游纪念品与特产等按规划整合在一起，向游人集中展示当地的客家文化;又如2008年河源首届中国客家文化节，采集了客家音乐、饮食、民俗表演等文化元素，安排了六个重头戏:客家交响诗篇———“土楼回响”迎宾交响音乐会、开幕式暨客家民间艺术巡演、客家美食嘉年华活动、客家民间文艺汇演暨龙川建县2222年庆典晚会和客家山歌演唱大赛。这种整合是一种简单的排列组合，是客家文化的初级开发形式，可以更为深入整合。文化产业对客家文化的整合过程一般可循以下几个步骤:一是确定产品主题;二是根据产品主题在客家文化资源中抽取与主题相关的符号与事项;三是对所抽取的符号与事项根据产业操作的一般规律以及时空条件进行排列组合。模式二: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结合是创意的基本形式之一，两种本不同类的元素，用相关的方法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新的整体，并且自然混成即为结合。这种创意模式主要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特别是与现代生产生活和技术的结合，寻找客家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点为其关键。在现代客家节庆、广告策划、文艺影视等行业中使用较多，三百山农家温泉旅游项目为其中一例。泡温泉虽是一种很古老的休闲疗养方法，也是现代旅游业的一个重要项目。三百山镇乡村旅游规划组提出选择田园风光较好的接待点改建成乡村温泉，外观设计乡土化，设施则现代化，提高温泉服务水准。核心是以当地姜苗、草药和水酒等本土对人体有较好疗养作用的本地土产配以温泉，做出乡村温泉的特色，与现代化的温泉度假村相得益彰。模式三:异文化之间的融合将客家文化元素嫁接至其它产品中，加深其文化内涵，增加产品吸引力和价值。生态旅游、特产包装、广告传播和企业文化建设等可用此模式。我国台湾客家地区从2002年起选择了桐花这个点，将大量的客家传统文化元素聚集到桐花盛会，运用文学影视、网络等文化传播途径，形成了台湾旅游界一年一度的客家文化旅游高潮。这种方法使得原本简单、较低价值的桐花观光有着深厚的客家文化内涵，产品吸引力和价值大为提升。本模式在客家地区企业文化建设中也有出色表现，无论是本地企业还是外来企业，进入客家地区后都有一个文化适应与文化建设的过程，一些企业用客家文化充实到企业文化中去，使其成为企业的核心文化价值，突出了企业特色，增强了文化竞争力。综上所述，文化细分与市场细分两种方法相结合，可为客家文化产业发展提供相对准确的市场定位，并提供创意基础。以综合文化元素的集合、传统与现代结合、异文化之间的融合三种创意模式进行客家文化创意与生产，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文化生产的流水线化，文化产业的生产效率也会有所提高。

【关键词】邓小平/文化理论/传统文化/批判继承

【正文】

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是提出的著名的“三个代表”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先进文化，是体现中国民族特色的、博采众家文化之长的、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邓小平文化理论就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并博采了众家文化之长，同时又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所以，它是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理论体现。那么，邓小平文化理论的民族性又体现在何处呢？那就是，邓小平文化理论扎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中国传统文化为邓小平文化理论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材料，邓小平文化理论批判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

一、邓小平文化理论的逻辑体系

邓小平文化理论又称邓小平文化建设理论，它与邓小平精神文明建设理论是相一致的。从邓小平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逻辑结构出发，邓小平文化理论主要包括两大板块：即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和加强教育科学文化建设。

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首要方面，就是加强思想建设。而最主要的是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理想信念是一种目标追求，是引导人们奋发向上的力量源泉。一个人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他就会产生一种巨大的前进动力，对前途充满信心，不至于因征途坎坷而畏缩不前。邓小平指出：“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1］（P110）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就是要教育青年一代树立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崇高理想，坚定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就当前而言，这一理想不仅指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而且指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

文化建设只有讲品位，讲负重，讲人文，才能反映文化的本质，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一、增强意识形态的自觉

意识形态是一种政治意识和主文化。增强意识形态的自觉，有利于把握先进文化前进的主导方向。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意识形态泛化”曾给我们的党、国家和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可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一些同志却表现了“意识形态淡化”，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政治意识缺损，这对我们党、国家、民族仍然十分危险。前苏联的解体，很大程度源于意识形态主文化的自我瓦解，也就是西方所谓的“不战而胜”。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当前，我们一定要特别注意克服意识形态问题上存在的冷漠化、自发化、摇摆化的倾向，切实把发展先进文化提高到意识形态的高度，在文化建设中培育科学、成熟、自觉的意识形态观念。要增强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旗帜意识、主导意识和阵地意识，强化党的理论、路线、纲领、经验的教育，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

我们强调文化建设的意识形态高度，是突出文化建设中政治的敏感性、指导的方向性、开放的前沿性、继承的创新性和群众的实践性的需要。我们只有增强了意识形态自觉，才能坚定正确的信仰、信念、信任、信心；才能支持健康有益文化，改造落后文化，抵制腐朽文化，做到守土有责；才能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最终才能完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任务。

二、站在时代哲学的高度

约翰•菲斯克(JohnFiske)的电视文化理论一方面得益于英国2”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电视研究的深厚学术背景，另一方面又继承了斯图尔特•霍尔(StuartHall)和大卫•莫雷(DavidMorley)的研究路径。他的研究既注重运用符号学方法去研究电视文本、电视观众和电视文化在意识形态中的霸权建构关系，又注意将欧洲的符号学研究传统与北美的过程学派方法加以比较。菲斯克非常推崇符号学派的研究方法，他对传播过程中的“文本”、“读者”(或受众)、“阅读过程”格外重视。观众如何解读电视文本，观众在解读过程中充当何种角色，观众在解读过程中怎样创造意义、快感和社会身份，这些都是菲斯克电视理论研究的重点所在。

一

菲斯克的电视文化理论深受斯图尔特•霍尔和大卫•莫雷的影响。作为文化传播研究领域的理论大师，霍尔在1973年写就的代表作《电视话语的编码和解码》是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文献，集中体现了他的电视媒介观[1](P《07-《17)。霍尔把电视话语的流通划分为“编码”阶段、“成品”阶段和“解码”阶段。在霍尔看来，“解码”阶段是三个阶段中最重要的阶段。因为，观众所面对的不是客观世界的原材料，而是加工过的“文本”，而“文本”又是由“编码”所构成的，因此观众必须能够“解码”，才能获得“文本”的意义。如果观众能够解码，能够看懂或“消费”电视产品的“意义”，其行为本身就构成了一种社会实践和“客观”的社会事件，而它们是可以被“制码”成另外一种话语的。于是，通过话语的流通，“生产”变成了“再生产”，“再生产”又变成了“生产”。这个循环周期以“社会的”开始，以“社会的”告终。也就是说，“意义和信息不是简单地被传递，它们总是由他人生产出来的：首先产生于编码者对日常生活原材料的编码，其次产生于观众与其他话语的关系之中。在其运行的自身生产条件过程中，每一阶段都举足轻重”[2](P11)。

在上述三个阶段的基础上，霍尔又发展了自己的观点，即传播不仅仅是一个从传播者到接受者的线性过程。为了详细说明编码和解码之间的不对等关系，霍尔区分出三种假想立场来建构电视话语的解码过程：第一种叫“主导/霸权立场”，这一立场与权力紧密相连；第二种叫“协商的代码或立场”，这似乎是大多数观众所持的解码立场，观众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始终处于一种充满矛盾的商议过程；第三种解读的立场被称为“对立码立场”，在这种情境中，观众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知识背景对电视文本有自己的解读方法。

霍尔的“编码/解码”电视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和《银屏》作者群都深受其影响。霍尔模式解决了一个重大问题，即意义不是传送者“传递”的，而是接受者“生产”的。观众/读者可以同意也可以反对。霍尔的理论模式为文化和传媒研究带来了乐观的一面，改变了美国传媒理论中观众被动的传统模式。20世纪80年代以来，霍尔的理论受到了学界的质疑，其中以大卫•莫雷的质疑最具代表性。莫雷通过调查发现，霍尔过度强调阶级在制造符号差异中的角色，低估了电视观众有多种解读的可能性。实际的情况远比霍尔的三种分类要复杂许多。

莫雷的研究主要是对BBC晚间杂志性新闻节目《全国》进行内容分析，找出这一节目重复出现的主题与呈现的形式，详细地剖析该节目某一集或某一节的特定文本结构。透过对节目文本特定结构的分析，以及通过对不同团体的电视观众就相同节目材料的不同解读的经验性调查，莫雷试图检测霍尔模式，看看电视文本的个体阐释是如何与社会文化背景相关联的。在莫雷看来，电视意义产生的过程有赖于电视信息(符号学)和观众的文化背景(社会学)的内部结构。《“全国”的观众》节目的“意义”是文本所提供的预想性阐释和受众的各种文化倾向的产物。在业已编码的文本层面上，人们需要应对的既有显明的内容，又有各种隐蔽的或被想当然的意义。莫雷强调指出，通过不同的解码策略，受众带有文化准则的各种解读策略能够抵抗文本的预想性意义。所以，虽然《“全国”的观众》对受众不具备一种因果“效应”，但它必须得到阐释。任何意识形态上的分析都应该力求揭示电视文本产生某些主体立场的方式。然而，这并不是说，受众在解读过程中能将任何意义都带入文本。实际上，文本是一个具有多种意义的结构，永远不能取得意识形态上的“全面”封闭，在关闭其他一些意义的同时仍然能够开辟出另外一些意义来。

约翰•菲斯克(JohnFiske)的电视文化理论一方面得益于英国2”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电视研究的深厚学术背景，另一方面又继承了斯图尔特•霍尔(StuartHall)和大卫•莫雷(DavidMorley)的研究路径。他的研究既注重运用符号学方法去研究电视文本、电视观众和电视文化在意识形态中的霸权建构关系，又注意将欧洲的符号学研究传统与北美的过程学派方法加以比较。菲斯克非常推崇符号学派的研究方法，他对传播过程中的“文本”、“读者”(或受众)、“阅读过程”格外重视。观众如何解读电视文本，观众在解读过程中充当何种角色，观众在解读过程中怎样创造意义、快感和社会身份，这些都是菲斯克电视理论研究的重点所在。

一

菲斯克的电视文化理论深受斯图尔特•霍尔和大卫•莫雷的影响。作为文化传播研究领域的理论大师，霍尔在1973年写就的代表作《电视话语的编码和解码》是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文献，集中体现了他的电视媒介观[1](P《07-《17)。霍尔把电视话语的流通划分为“编码”阶段、“成品”阶段和“解码”阶段。在霍尔看来，“解码”阶段是三个阶段中最重要的阶段。因为，观众所面对的不是客观世界的原材料，而是加工过的“文本”，而“文本”又是由“编码”所构成的，因此观众必须能够“解码”，才能获得“文本”的意义。如果观众能够解码，能够看懂或“消费”电视产品的“意义”，其行为本身就构成了一种社会实践和“客观”的社会事件，而它们是可以被“制码”成另外一种话语的。于是，通过话语的流通，“生产”变成了“再生产”，“再生产”又变成了“生产”。这个循环周期以“社会的”开始，以“社会的”告终。也就是说，“意义和信息不是简单地被传递，它们总是由他人生产出来的：首先产生于编码者对日常生活原材料的编码，其次产生于观众与其他话语的关系之中。在其运行的自身生产条件过程中，每一阶段都举足轻重”[2](P11)。

在上述三个阶段的基础上，霍尔又发展了自己的观点，即传播不仅仅是一个从传播者到接受者的线性过程。为了详细说明编码和解码之间的不对等关系，霍尔区分出三种假想立场来建构电视话语的解码过程：第一种叫“主导/霸权立场”，这一立场与权力紧密相连；第二种叫“协商的代码或立场”，这似乎是大多数观众所持的解码立场，观众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始终处于一种充满矛盾的商议过程；第三种解读的立场被称为“对立码立场”，在这种情境中，观众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知识背景对电视文本有自己的解读方法。

霍尔的“编码/解码”电视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和《银屏》作者群都深受其影响。霍尔模式解决了一个重大问题，即意义不是传送者“传递”的，而是接受者“生产”的。观众/读者可以同意也可以反对。霍尔的理论模式为文化和传媒研究带来了乐观的一面，改变了美国传媒理论中观众被动的传统模式。20世纪80年代以来，霍尔的理论受到了学界的质疑，其中以大卫•莫雷的质疑最具代表性。莫雷通过调查发现，霍尔过度强调阶级在制造符号差异中的角色，低估了电视观众有多种解读的可能性。实际的情况远比霍尔的三种分类要复杂许多。

莫雷的研究主要是对BBC晚间杂志性新闻节目《全国》进行内容分析，找出这一节目重复出现的主题与呈现的形式，详细地剖析该节目某一集或某一节的特定文本结构。透过对节目文本特定结构的分析，以及通过对不同团体的电视观众就相同节目材料的不同解读的经验性调查，莫雷试图检测霍尔模式，看看电视文本的个体阐释是如何与社会文化背景相关联的。在莫雷看来，电视意义产生的过程有赖于电视信息(符号学)和观众的文化背景(社会学)的内部结构。《“全国”的观众》节目的“意义”是文本所提供的预想性阐释和受众的各种文化倾向的产物。在业已编码的文本层面上，人们需要应对的既有显明的内容，又有各种隐蔽的或被想当然的意义。莫雷强调指出，通过不同的解码策略，受众带有文化准则的各种解读策略能够抵抗文本的预想性意义。所以，虽然《“全国”的观众》对受众不具备一种因果“效应”，但它必须得到阐释。任何意识形态上的分析都应该力求揭示电视文本产生某些主体立场的方式。然而，这并不是说，受众在解读过程中能将任何意义都带入文本。实际上，文本是一个具有多种意义的结构，永远不能取得意识形态上的“全面”封闭，在关闭其他一些意义的同时仍然能够开辟出另外一些意义来。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政治左派便开始呈现出一种文化理论研究的转向。①这一转向不只是理论主题的转移,也意味着理论逻辑和政治立场的重大转变。经由这一转向,马克思主义通过向女权主义、消费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话语的渗透或与之结成同盟,生产出抵抗与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异质性话语;其理论兴衰是与西方社会的政治现实、左派命运的起落密切相关的。文化理论在当代西方发展的黄金时代虽早已成为过去,但它在我国当下的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却日益流行。反思这种错位形成的原因,明晰文化理论的本质和意义,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全球化语境下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未来走向。

一般而言,文化理论缘起于20世纪50年代的左派大众文化研究,它是从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和以雷蒙德•威廉斯为代表的伯明翰学派那里发展而来。从其历史起源上看,西方文化理论主要源自于现实政治问题的驱动,如从1965年到20世纪80年代政治左派运动(民权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反战与反核运动以及妇女运动等)的风起云涌。与此同时,这一时期也是文化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变得日趋重要的时代,媒体、大众文化等开始兴起,文化产业蓬勃发展,这些都为文化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而随着1968年西欧世界“五月风暴”的失败,文化理论便成为西方左派激进运动在无法挑战现存资本主义制度情况下的一种替代性选择。在这个意义上,当下的文化理论不过是对社会政治的疏远和学院内知识分子的智力游戏,它往往在文化的观念下回避了阶级斗争和不平等的现实。从其理论发展的逻辑看,文化理论也受到了以拉康、福柯、德里达和赛义德等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想家思想的激发:其高举着反人道主义旗帜的结构主义,试图借助话语分析和符号理论,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彻底摆脱启蒙时期以来就有的人道主义意识形态的禁锢,并且试图运用各种激进资源对当代人类处境进行解构,使性、大众文化和后殖民研究等成为文化理论研究的主题,身体(色情肉体)、语言以及伴随而来的“霸权”、“权力”、“话语”和“身份”等术语一时甚嚣尘上。这些思想虽然标榜回归到日常生活,但更多时候则失去了批判生活的能力。而且,它们虽然尽可能地提到马克思的思想,但事实上极少关注自己与马克思的思想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它们主要是经由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中介,使马克思主义成为自己的理论资源。

如果考察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文化理论的发展逻辑,可以发现如下两个基本特点:

第一,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文化理论的大部分产生于和马克思主义的极富创意的对话。这种对话试图在马克思主义周围找到出路,而又不完全放弃它;同时,它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评论也大多是同志式的。其中最有创造力的思想家当属阿尔都塞:他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关系问题的严肃思考,批判了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进而提出“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由此,一系列新的理论主题在他那里喷涌而出:总问题、认识论的断裂、多元决定论、症候阅读法、意识形态理论以及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等。阿尔都塞的理论创造改变了以往许多为人们所公认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他批判人道主义,不把它视为评判马克思主义性质的尺度;他不再把马克思关于人的一切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他强调以共时态的结构主义方法研读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他特别重视意识形态问题研究,等等。这些都体现出其激越的政治与理论立场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

第二,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文化理论试图将马克思主义激进化,但它事实上打开了理论的非政治化与去政治化通道。因为,这一时期所有文化理论的主题都集中在“愉悦、欲望、艺术、语言、传媒、躯体、性别、族群,所有这些用一个词概括就是文化”(伊格尔顿,第39页);但它们常常与马克思主义意见相左。可以说,在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上,文化理论主要通过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关系,呈现出一种既继承又断裂的特点:一方面,文化理论继承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主题,这是因为“文化在已为大家所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里位置显赫”(同上,第30页);而另一方面,文化理论开始背离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坚持,放弃了自己的真正任务。文化理论虽以深化马克思主义为起始,但以取而代之而告终。辨析文化理论的成就与缺陷,可以为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到文化转向———提供一个基本的理论背景,进而也为当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思索路径。

可以确切地说,20世纪70年代是当代西方文化理论发展的分水岭,因为在70年代,哈贝马斯、德里达与福柯等人都明确表示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怀疑和离经叛道,也终结了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逻辑;他们在公开宣布告别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充分打开了从生产理论转向文化理论的道路。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文化理论,以其激进的理论姿态,以后现代主义的名义,批评、告别或拒斥马克思主义。它们质疑和否定的,是对一种历史的生产方式如何转变到另一种生产方式进行叙述的马克思主义,也即马克思的宏大历史叙事。正是在这个断裂点上,它们以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中介,试图在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之外重建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从而为各种主体性提供可能的选择。人们知道,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转向文化批判是源自卢卡奇和葛兰西,其中卢卡奇侧重于从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层面展开文化批判,葛兰西则侧重于市民社会的文化批判,而为了开展意识形态和市民社会的批判,在他们的影响下,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将理论研究的主题转向了日常生活领域,展开了对人的生活方式及其意识形态的批判。

摘要：约翰•菲斯克(JohnFiske)的电视文化理论一方面得益于英国2”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电视研究的深厚学术背景，另一方面又继承了斯图尔特•霍尔(StuartHall)和大卫•莫雷(DavidMorley)的研究路径。

关键词：约翰•菲斯克；电视文化；互文性；主体性

前言

他的研究既注重运用符号学方法去研究电视文本、电视观众和电视文化在意识形态中的霸权建构关系，又注意将欧洲的符号学研究传统与北美的过程学派方法加以比较。菲斯克非常推崇符号学派的研究方法，他对传播过程中的“文本”、“读者”(或受众)、“阅读过程”格外重视。观众如何解读电视文本，观众在解读过程中充当何种角色，观众在解读过程中怎样创造意义、快感和社会身份，这些都是菲斯克电视理论研究的重点所在。

一

菲斯克的电视文化理论深受斯图尔特•霍尔和大卫•莫雷的影响。作为文化传播研究领域的理论大师，霍尔在1973年写就的代表作《电视话语的编码和解码》是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文献，集中体现了他的电视媒介观[1](P《07-《17)。霍尔把电视话语的流通划分为“编码”阶段、“成品”阶段和“解码”阶段。在霍尔看来，“解码”阶段是三个阶段中最重要的阶段。因为，观众所面对的不是客观世界的原材料，而是加工过的“文本”，而“文本”又是由“编码”所构成的，因此观众必须能够“解码”，才能获得“文本”的意义。如果观众能够解码，能够看懂或“消费”电视产品的“意义”，其行为本身就构成了一种社会实践和“客观”的社会事件，而它们是可以被“制码”成另外一种话语的。于是，通过话语的流通，“生产”变成了“再生产”，“再生产”又变成了“生产”。这个循环周期以“社会的”开始，以“社会的”告终。也就是说，“意义和信息不是简单地被传递，它们总是由他人生产出来的：首先产生于编码者对日常生活原材料的编码，其次产生于观众与其他话语的关系之中。在其运行的自身生产条件过程中，每一阶段都举足轻重”[2](P11)。

摘要:高校工会文化的理论研究是新时期更好地开展高校工会工作的基础。本文通过对其概念的理清、价值所在以及内涵的研究，从本质、结构、功能和建设四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高校;工会文化;理论研究

新的历史时期赋予了文化改革发展新的使命，也给高校工会文化的理论研究提出了更高的新的要求，只有对高校工会文化的基本理论进行探究，解决关键问题，理清思路，才能建立较为完整系统的高校工会文化体系，为现阶段指导好高校工会工作提供理论支撑。

1高校工会文化的概念厘清

工会是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1]高校工会是由广大教职工组成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是学校党组织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也是学校工作的重要支柱。高校工会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作用。高校工会文化是高校教工长期以来形成的共同理想、基本价值观、作风、工作习惯和行为规范的总成，是高校工会组织在工作实践中创造的具有工会特色的精神财务和物质财富的总和。高校工会文化阈于高校文化，是高校文化的重要方面，是高校工会工作内涵的体现，同时也为高校工会工作发展和创新提供了动力和指引。

2高校工会文化基本理论研究的价值所在

我国老龄化问题已日益严重，截止2018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4亿，占人口总数的17.9%1。老龄人口的快速增长，使我国面临着巨大的养老压力。面对庞大的老龄人口群体，民办养老机构作为我国社会养老的有益补充，在满足老年人多元化养老服务需求、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日益成为社会养老的重要力量。截止2018年底，我国注册登记的养老机构有2.8万余家，其中民办养老机构达1.4万家。虽然民办养老机构数量较为庞大，但其发展良莠不齐，服务质量不高的现象普遍存在。随着公办、公建民营养老机构、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等如雨后春笋般出现，面对复杂的竞争态势，民办养老机构如何脱颖而出，让老年人安心选择民办养老机构进行养老是当代民办养老机构管理者研究的重要命题。民办养老机构品牌文化能够吸引老年消费者的眼球，是民办养老机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赢得老年人信任的重要手段。因此，在日益严峻的市场竞争中，树立民办养老机构品牌文化已刻不容缓。基于此，本文构建民办养老机构品牌文化体系，助于提升民办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和运营管理水平，从而提升民办养老机构入住率，对于充分发挥民办养老机构的应有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一、民办养老机构品牌文化建设原则

创造品牌文化是一个长期的战略问题，品牌文化的树立，需要不断地进行探索和全员参与3。所谓民办养老机构品牌文化，就是指民办养老机构深入分析自身拥有的基础设施、服务内容、经营管理等方面的优势，明确发展定位，凝练形成的具有自身服务特色和服务质量，且拥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并通过各种宣传渠道能够使老年消费者产生信赖和认同的文化。1.精准定位原则。品牌文化创建的重要原则之一，是对民办养老机构的精准定位。满足老年群体的需求是民办养老机构发展的关键。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民办养老机构只有在定位精准的品牌文化指引下，根据老年消费者群体需求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准确定位发展方向与服务内容，才能赢得老年人的青睐。要使民办养老机构的品牌文化具有准确性，必须做到：首先，要对老年消费群体进行深入调查了解，对老年消费需求进行市场细分；其次，要深入分析民办养老机构本身具有的资金、硬件设施和服务质量等优缺点，扬长避短，规避运营风险；最后，要随着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及时了解同质养老市场竞争对手的情况，对自身品牌文化的内容不断进行更新和发展。2.差异化原则。在当前竞争激烈的养老市场中，民办养老机构品牌文化只有具有特色与排他性才具有竞争力，从而更好地实现自身价值。民办养老机构只有向目标市场提供与竞争者具有差异化的服务，才能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每个养老机构在管理模式、服务内容、文化营造等方面都应该具有自己的特点，树立自己的、有差异的、特色鲜明的品牌文化，如：“互联网+”养老、医养结合、旅养结合、体养结合[4]、智慧养老、智能养老5等。因此，只有坚持差异化的经营理念，做到服务差别化，形象差异化，才能凸显自身具有的特征优势。3.包容性原则。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多种多样，民办养老机构需要提供多元化的服务满足其需求。民办养老机构在其经营管理和服务中，要注重包容性原则。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老年人的需求也会因人而异且与时俱进，因此，民办养老机构的服务也要随之不断变化和发展。民办养老机构只有准确分析老年消费群体的特点，挖掘自身优势，使每个细节都能满足老年人多元化的需求，才能真正体现出其品牌文化的包容性。4.以人为本原则。任何文化的产生都离不开人的因素。民办养老机构的品牌文化建设要树立以人为本的原则。民办养老机构中人的因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消费者层面，坚持以入住老人为本，要始终把老年人的需求放在第一位，及时做好与入住老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满足其不同的消费需求；第二，员工层面，优秀的服务人员和管理人员队伍是民办养老机构品牌文化的核心竞争力，民办养老机构要以员工为本，通过切实解决他们工作、生活上的各种困难，关心他们的发展等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从而提高机构的管理和服务质量，由此不断提升民办养老机构的品牌形象。

二、民办养老机构品牌文化建设内容

1.宏观方面。民办养老机构品牌文化建设内容的宏观层面，主要体现民办养老机构的服务理念、经营价值观等内容，是民办养老机构的象征和重要标志。民办养老机构构建宏观品牌文化，首先要明确品牌的建设理念及目标，其次要体现其管理和服务特色等内容。具体而言，主要应包括养老机构的价值观、宗旨、愿景、服务理念、特色、社会责任、环境等等。2.微观方面。民办养老机构品牌文化建设的微观层面，主要体现民办养老机构的机构设置、人员配备、设施设备、管理制度、服务标准、绩效管理等内容，是经营管理和服务的细节，也是入住老人能够直观感受到的方面。主要应包括养老机构标识、室内外布置、服务口号、质量管理、服务标准、服务流程、服务内容、服务态度、服务效果、考核标准、绩效管理、安全管理、人文关怀等方面。

三、民办养老机构品牌文化的作用

1、股市基础理论探讨，刻不容缓

中国股市不平凡的十年是在巨大的理论争议和现实波动中发展起来的。从早期“股份制是私有化”的政治观点之争，到今天中国的资本市场是否像“老鼠会和赌场”的文化歧见，这种风风雨雨始终与中国资本市场的高速扩容相伴随。如果说，前者是主张和反对建立资本市场的两种力量之争，这已在“摸着石头过河”和不辩解、不争论的指导思想下，回避了意识形态方面很多矛盾和干扰，我们已建成了初具规模的资本市场。那么后者则主要是在主张培育发展中国资本市场的实践中，如何使中国的资本市场得以健康发展而产生的不同观点，尽管其都主张规范发展资本市场，但路径的不同往往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事实上，我国资本市场理论的研究始终落后于资本市场发展的实践，不仅对资本市场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和地位没有论证清楚并广为宣传，而且对资本市场的许多概念和技术层面的资本运作分析技术也没有形成一个良好的培训和普及环境。令人遗憾的是，我们采用了回避争议和矛盾的做法，这些资本市场的重大理论问题始终。没有突破，人们普遍还在资本市场就是赌场，要么跟庄搞投机，要么随机撞大运的投资理念中徘徊。

概括起来，中国股市有三个没底：

1.上市公司造假没底

上市公司造假既有资本经济作为股权虚拟经济监管难度大的原因，也是我国特殊国情下的一股独大所致。上市公司是资本市场发展的基石，上市公司质量的真、假、优、劣是决定中国资本市场是投资场所还是赌场的关键。正确投资观应是建立在投资人对上市公司的理性判断并作出相应用脚投票选择基础上，来促使上市公司以自身价值提高给投资人带来良好投资回报的投资机制。它是投资人对投资对象在“蛋糕做大”基础上来实现投资人投资收益的体现，而绝不仅仅是在二级市场上机构和中小投资人之间利益分配的“零和游戏”。但中国的上市公司到底还有多少个银广厦、吉林通海、蓝田股份，人们心里没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