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困境范文10篇

当前，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已成为全社会共识。福建省文化资源丰富、文化积淀深厚，文化产业发展有着良好的基础和条件。福建省委、省政府先后提出了“建设文化强省”、“打造全国重要文化产业基地”、“把文化产业培育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等发展战略和目标。充裕的资金与完善的金融服务是实现文化产业发展战略与目标的前提条件，为此福建先后颁布了《福建省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意见》、《金融支持福建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实施意见》、《关于鼓励和支持文化企业上市融资的工作意见》、《进一步推动金融支持福建省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等金融支持政策与措施，推动文化与金融融合，引领福建文化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并初步建立结构比较合理、特色鲜明、效益逐步显现的文化产业运行框架。然而福建文化产业发展仍面临着行业性的投融资困境，建立符合福建文化产业发展特点的投融资体系，破解文化产业投融资困境成为福建省实现文化强省战略和促进文化产业高效发展的关键。

一、福建文化产业投融资政策及成效

1.政府加大政策扶持与资金投入

政府是文化产业投资主体之一，政府财政资金投入既能有效缓解高成长性文化企业资金需求，又能有效引导社会资本投资方向。福建省级财政每年对文化建设的投入增幅不低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幅。设立福建省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每年由省财政预算安排，采取贷款贴息、项目补贴、奖励、股权投资等方式，重点支持骨干文化企业（集团）培育、省级以上文化产业园区和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建设、文化名家原创文化产品项目等政府鼓励投资的文化改革与发展项目。设立软件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扶持有较强的自主创新能力、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有较好的资信等级和资金筹措能力的从事软件开发、信息技术服务外包、动漫游戏、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软件公共服务等业务的企事业单位。设立信息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物联网发展专项资金、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风险补偿专项资金等，大力扶持与培育文化产业。

2.文化与金融融合加强

在政策推动下，银行金融机构对福建文化产业的扶持力度逐渐加大。在金融产品创新和授信模式优化等方面不断突破，同时充分发挥政府的组织协调优势和银行机构的融资融智功能，在推动重点文化企业整合并购、上市、发债、“走出去”等层面建立了政银合作机制，为文化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工商银行福建省分行与省文化厅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提供200多亿元的授信额度，开发了专利权、著作权、收费权质押贷款、文化企业联保贷款等金融产品，培育一批区域特色明显、有较强竞争力的文化企业，促进福建省文化市场的繁荣发展。建设银行福建省分行与福建CNN社达成协议，为其授信1亿元，用以支持该社新媒体建设和扩大报刊发行范围。兴业银行在信贷规模配置上，重点向广播影视、出版发行、文化旅游、动漫游戏、工艺美术等文化产业骨干龙头企业倾斜，支持文化产业做大做强。

摘要：振兴乡村文化对消解村民精神贫困，助力乡村振兴发展具有重要价值。振兴乡村文化需要多方参与，不仅要体现村民的主体地位，也要激发村民的主动性，为村民提供优质的服务与文化资源。为此本文阐述新时期乡村文化振兴的现实意义，分析在此过程中遇到的困境，进而探索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的路径，希望为推动乡村文化振兴提供参考。

关键词：乡村文化振兴；困境；实践路径

引言乡村社会中无处不透露着乡村文化，在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乡村文化经过长时间的积淀，逐步形成的一种特色文化形式。乡村文化内容丰富包含了自然风光、民俗习惯等多项内容，这些是乡村发展与村民精神内核的体现。合水县近年不断培育新文明风尚，助力乡村经济发展，持续推进移风易俗、创新新文明风尚。目前已经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村镇46个，建立乡村家风馆、乡贤馆等示范点7处[1]。同时合水县在实施乡村文化振兴中也将其与区域经济发展联系起来，合水县太莪乡则是坚持生态立乡、产业强乡、文旅活乡的原则，积极打造文旅综合发展形式，扩展本地区乡村振兴发展的新方向。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对建设农业强国提出指导方针，要积极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工作。乡村文化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一环，也是乡村振兴发展的内在精神动力。在乡村振兴进程中积极推进文化振兴，培育文明乡风、树立良好家风，对提升乡村振兴文明程度具有积极价值。但是乡村文化振兴中依旧面对不同的困境，对此展开分析，结合实际寻找新的乡村文化振兴路径，对繁荣乡村文化事业，不断提升乡村社会文明程度具有重要意义。

1新时期乡村文化振兴意义

1.1乡村文化是中华文化生存发展根基

从文化发展角度看乡村文化发展较早，因为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农耕文化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乡村文化的重要组成。乡村环境较为稳定在长期的历史沉淀中培养村民踏实肯干、吃苦耐劳的精神品质，在乡村恬静生活中逐步养成邻里友好、互帮互助的相处模式，这些都是乡村文明的体现，也是中华文化的根基，对乡村文化振兴具有积极意义。

[摘要]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人缺乏系统的培育矩阵，面临失传困局、失语难题和失权桎梏的主体性失位困境。立足培育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人这一研究基点，通过机制培育多元化、理论培养本土化、实践培训产业化等途径，打造新型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人，实现农业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开发，推进农业文化遗产所在地全面乡村振兴。

[关键词]新时代全面乡村振兴；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人

2012年以来，中国农业农村部已开展五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共计入选118项，涉及浙江、四川、云南等多个省份。党的五中全会提出，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农业文化遗产所在地若能有效依托特色农业文化遗产，助推当地产业、组织、人才、文化与生态振兴，不失为一条新时代全面实施乡村振兴值得探索的道路。农业文化遗产地农民是该地乡村振兴的主体，也是农业文化遗产的直接传承者，有鉴于此，文章主张着力培育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性开发农业文化遗产，“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助推新时代全面乡村振兴。

1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人主体性失位

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人是直接参与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与沿袭的个人或群体，传承人的主体性是在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中，肯定自身主人翁身份和目的性归属，实现创造主体与价值主体的统一。目前，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人缺乏系统的培育矩阵，面临失传、失语及失权的主体性失位的培育困境。

1.1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人结构性缺失，失传

党的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明确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管理民主”的发展要求。“乡村”替代以往“农村”的提法，开始从产业角度转向空间角度审视乡村，同时强调乡村空间有别于城市空间，在发展过程中需要遵循自身的发展逻辑［1］，为乡村公共文化的发展搭建了新的平台。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精神目标。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来，很多文献非常关注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弱化形成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效率问题［2］。乡村公共空间是村民集体记忆的共同载体，也是区域文化和社会规则的载体［3］。乡村公共空间以其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形式对乡村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4］。但在发展过程中存在公共空间强势植入、城市文化霸权、主题偏向和公共性缺失等问题［5］。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也需要重视公共文化空间的重构［6］，强化乡村文化地标在公共文化空间建设中的作用［7］。通过重建乡村居民的公共生活［8］，还可构建起一种多元、有序的乡村公共伦理价值，规范乡村居民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念［9］，为乡村文化有序发展和规模化建设创造条件［10］。乡村公共文化建设还应注重公共空间的修复［11］，这就涉及到乡村公共文化发展的物理空间重构问题。在乡村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乡村公共文化活动日渐式微［12］，满足现代文化需求的公共空间被边缘化［13］，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已经或者正在被切碎，公共文化空间不同程度的弱化成为乡村文化振兴的软肋［14］，改变乡村文化发展空间的存在样态就成为当务之急。其中，乡村社区文化是农民日常生活所共同享有的处境化经验及其价值规范［15］，包括了知识、信仰、道德、习俗以及群体成员在交往中习得的能力和习惯等，发展乡村文化必须与这些本真文化整合在一起，才能够拓展乡村文化的发展空间。有关乡村文化发展的上述文献主要集中在文化产品供给的体制机制困境以及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模式等方面，在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样态的区域化精准配置以及发展空间的重构等方面的研究仍然存在较大欠缺。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居民对乡村文化的发展样态具有异质化、丰富化需求，这就需要对乡村公共文化的区域性需求进行针对性分析。总体上看，乡村公共文化发展存在两种方式，一是以政府为主导的自上而下的输入型的发展样态，即在行政管控下配置基础设施、投放发展资金、输入专业人才、兴办文化项目、开展文化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乡村文化振兴，但外来的文化资源与本土发展要求间耦合程度较差；二是基于乡村既有文化资源发展起来的文化样态，虽然符合了本土文化发展要求，但存在底子薄、资源少、后劲差和政治内卷化问题，禁锢的思维方式和狭窄的视野严重阻碍了乡村文化实体经济的发展，很难发挥牵引力的作用。乡村公共文化建设在于“落细、落小、落实”，“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在实际工作中需要策略，尤其要做到努力方向与服务对象的需求一致。因此有必要深入分析乡村文化振兴过程中内生性动力与外生性动力的作用方式，弄清楚乡村文化发展进程中内生性动力的内卷化问题。打破内卷化的低水平循环链条，对于提升乡村公共文化振兴的实施效果具有重要的开拓意义。

一、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实践中的内卷化困境

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中由于服务内容的供需脱节，建设过程中重“植入”轻“培育”，文化建设的项目化运作又让乡村文化染上了厚重的商业色彩，文化建设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单纯的行政行为，乡村居民的呼应度不高。乡村文化建设过程中的执行主体缺位、承接主体缺位、组织主体缺位以及参与主体缺位问题十分严重。文化服务“一阵风”：乡村文化建设在数量上不能增长，在质量上不能得到提升，乡村文化发展出现内卷化困境。（一）文化服务机制偏差导致乡村文化发展停步1．文化服务供给侧与需求侧脱节弱化了文化阵地的功能。文化阵地是在政府支撑下围绕“五大文化建设工程”兴建的农家书屋、文化设施、文化中心、有线广播、电子阅览室、文化信息库等，让村民更方便地通过多种渠道接受文化资源和选择文化产品。乡村文化振兴战略采取了多种方式文化惠农，但制度上的乡村文化与实践上的乡村文化相左，在文化产品供给的“最后一公里”不能与乡村居民的需求间进行无缝对接，文化产品的结构、文化资源的层次不能满足村民的多元化需求。政府行政力量的文化发展具有的“高效率”与来自乡村居民的较低“点赞”呼声之间形成较大反差，“名实不符”问题的存在造成文化资源浪费。在公共文化资源的供给侧仍然缺乏脚力、眼力、心力、耳力，存在“走不到、看不见、想不全、听不清”等责任心不到位问题，不能将文化的潜在需求演变为现实需求。改革开放以来乡村人口从农业产业析出向城市迁移也是优质人力资源和文化需求主体的迁移，严重影响了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乡村公共文化发展是在政府的行政干预下自上而下进行的资源配置，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将文化惠农、文化下乡作为政治任务完成，在实践中表现出的主要问题是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标准化、单一化以及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乡村居民需求缺乏完善的对话机制。文化服务产品不能与乡土文化紧密整合在一起，而是按照城市的思维方式供给。村落是基于血缘关系在长期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相似兴趣需求的群体，群体成员相对稳定，对乡土文化具有强依赖性。2．文化服务重“植入”轻“培育”，造成乡村缺乏文化再生能力。村民是乡村公共文化的生产主体，由于发展乡村公共文化体制机制不到位，导致文化生产主体缺失［16］。自从实行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强农惠农政策以来，国家以农业丰、农民富、农村稳为目标，不断推进农村经济、发展农村文化。关心下一代工程、阳光工程、取消农业税、科技扶贫、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及文化下乡等措施，都体现出“植入”的思想，文化服务多以文化活动、图书资源等方式进行。这些项目一般与村民的实际生活距离较大，阳春白雪的图书资源与多层次的村民文化素养之间严重不对称，再加上图书资源更新速度慢且内容不能贴近村民实际生活，不易激发村民的参与热情。这些依托财政支撑的文化下乡的服务项目，主要是以相关行政部门完成任务为前提，具有即时性特点，文化项目的持续运行也面临困难，弱化了村民对文化项目的预期。“植入”文化相对于“培育”文化显得更加容易和直接，前者主要以文化活动方式进行，相关行政部门可以组织具有较高专业水准的艺术团队完成任务，而且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形成社会影响，但这样的“植入”文化方式对乡村的影响是“水过地皮湿”。能够从根本上产生影响的是“培育”文化，这需要组织专业队伍深入农村进行调查，根据乡村实际设计针对性的发展方案，通过量身定做引发村民享受文化产品的兴趣，“培育”文化的过程耗时长、见效慢，还要面对失败的风险，因此文化产品的低效率植入在长期中形成路径依赖的政治内卷化困境。3．文化服务的商业操作与本真文化隔离挤压乡村文化发展空间。乡景、乡情、乡音、乡德等都是乡村文化的内涵［17］，乡土本真文化在商业文化袭击下淡出。长期以来实行政府主导的“文化格式化”管理使农村文化表现出以项目带动的发展特征［18］，乡村文化发展的内生力量未能被充分激活。乡村文化建设主要是通过项目拉动，这种发展模式具有目的明确、责任清晰、运转有序的特点，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完成既定发展目标。但是缺陷也很明显，运作过程中具有较强的行政性，一般都是将服务内容打包推向乡村，打包的内容中更多掺杂的是行政意愿，并不贴近村民的真实需求。村民作为乡村文化的服务对象，不具备选择权。在项目推送方以牟利为目的情况下，建构乡村文化空间过程中就会存在严重的“名实分离”问题。（二）乡村文化建设执行主体、承接主体、组织主体和参与主体缺位行政管控下的资源输入只是乡村文化发展的外生动力，外生动力只有与内生动力结合在一起，并且激发内生动力才能使乡村文化持续发展。但乡村文化服务发展过程中的行政压力机制、供给侧与需求侧不对称等问题的存在，导致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的主体缺位。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的主体包括承接主体、组织主体和参与主体三个层面，在乡村文化服务发展方面分别与承担建设责任、发挥组织作用和扮演建设主角相对应，但是现行体制机制下三方面的主体都面临缺位问题。1．执行主体缺位：行政机构常通过次优选择降低工作成本。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不能缺少执行主体，负责文化或者宣传职能的行政机构是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执行主体，由其负责组织专业人员对乡村推出文化服务，执行主体在选人、做事、用钱等各个方面都是具体的操作员。乡村地域广阔且发展基础存在较大差异，异质性和碎片化特点决定了乡村文化服务也需要量身定做，有针对性地服务才是有价值的服务。但乡村文化服务受到时间节点、服务内容、财政限制等多方面的约束，行政部门工作的连续性难以保持，而乡村文化发展需要在时间、空间、内容、主体等多向度上进行充分考虑，既要做到在点上突出，又要做到在线上连续。实践中往往会在短期收益与长期发展之间出现矛盾，文化服务的供给方作为理性经济人在实践中常会做出次优选择，在保证了点上突出的同时弱化了线上连续。村民在乡村文化发展问题上没有稳定预期。行政部门作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发起者，在履行职责过程中通过次优选择降低工作成本而谋求短期效益，实际上已经出现执行主体缺位问题，这不但降低了文化服务政策的长期有效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文化建设中形式主义问题的发生。“雷声大、雨点小”的文化惠农给村民的印象是“折腾”而不是获得感。2．承接主体缺位：乡村自治“名实分离”与村委会不能履职。在乡村公共文化发展过程中，乡村自治委员会是承接主体。从理论上讲，乡村自治作为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在乡村治理过程中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在农村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在乡村公共文化的发展层面，乡村自治组织作为承接主体，存在弱治理以及制度层面的自治与实践上的自治“名实分离”问题。前者即社会秩序混乱、日常生活无序和公共服务缺乏［19］，后者即乡村自治组织虽然在制度层面是非官方的不具行政职能的服务村民的自治组织，但在实际运行中却往往被作为了镇级政府机构在乡村的派出组织而存在，在日常生活中履行了镇级政府派发的行政职能。乡村自治组织理论上应在村民与行政组织间扮演着桥梁角色，在乡村公共文化建设方面应该承担起治理主体、召集主体、规划主体、实施主体的责任，将村民对公共文化的需求与政府的文化供给串联在一起。但实际上乡村自治组织只是扮演着“传达指示”的角色，在消除公共文化供需不对称过程中并未很好地履行承接主体责任。政府行政管理主体对乡村的多元化文化需求状态了解程度不够，乡村自治组织在实践上的消极治理与积极应付上级行政命令造成承接主体严重缺位。3．组织主体缺位：村民群体碎片化导致集体认同范围狭窄。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逐渐被打破，在城乡劳动力边际收益严重不对等的情况下，农业生产中析出的大量劳动力通过进城务工找到了生活坐标。乡村进城务工人员生存空间的变化使其价值观念也发生变化，对乡村社会的发展状况的关注程度开始降低。因此，农民工进城务工在一定程度上抽空了发展乡村文化的动力，集体组织的号召力、组织力也同时被削弱，以家族为单元的组织方式成为主流。村民生活方式趋于原子化状态，以趣缘、友缘等为纽带建立起来的非正式组织又进一步将村民群体碎片化。家族代表往往成为村民代表，在公共事务决策中往往是家族利益间的博弈。乡村自治组织在乡村公共事务发展过程中的组织主体地位被削弱，“不愿管”“管不好”“管不了”成为常态化。村民成了乡村文化建设的旁观者。目前的发展状态严重削弱了乡村文化的发展动因，文化发展主体严重缺位，在乡村场域内缺乏建立文化共同体的体制机制，这就客观上要求文化发展的体制机制转向。4．参与主体缺位：乡村空心化弱化了进城务工农民的乡土情怀。村民是乡村文化建设的参与主体，这需要依托合理的体制机制让村民能够留在乡村、记得住乡愁，这种内在的乡土情怀，能够激发村民建设乡村的愿望。城市化、工业化促进了乡村居民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的转变，也使乡村村落走向终结，村落公共空间走向颓废［20］。在经历“不离土不离乡”“离土不离乡”“离土离乡”的变迁过程后，综合素质较高的村民首先与乡村场域脱离，由于乡村的文化精英以及生产主体向城市迁移，乡村文化发展与进城务工的村民间缺失了对话基础，村民将个人事业发展与城市文明整合在了一起，降低了其对乡村公共文化发展的受益预期，从而也会相应降低在乡村公共文化建设方面的投资意愿。乡村文化发展的商业化运作进一步加大了乡村与村民间的心理距离。乡土文化被商业化运作所湮没，进一步弱化了进城务工人员与留守村民的乡土情怀。城市文明对乡村居民的“拉力”与乡村文化不合理的发展机制对乡村居民形成的“推力”，加剧了乡村居民脱离乡村场域的愿望。参与主体缺失进一步弱化了组织主体缺位和承接主体缺位，加剧了乡村公共文化发展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二、乡村文化发展内卷化逻辑的理论支撑

无论是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机制的偏差还是不恰当的行政干预，抑或是过头的商业化运作，都会降低文化服务的效果。政府虽然在强力推进但效果并不明显，乡村公共文化事业的发展进入政治内卷化的怪圈。“内卷化”概念由美国人类学家戈登威泽（al－exander　goldenweiser）首次提出，后来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在《农业内卷化———印度尼西亚生态变迁的过程》一书中提出农业内卷化概念［21］，认为农业内卷化（agricultural　involution）是“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外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内卷化”成为社会文化发展迟缓的专用表述，出现内卷化问题后，社会在一定的社会文化发展形态徘徊，无法转型到新的社会形态上去，社会进入一个低水平、慢节奏的循环怪圈。他使用农业内卷化概念描述印度尼西亚爪哇地区的农业生产问题，在劳动力不断填充到有限的水稻生产过程当中时，导致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下降而水稻产量无法持续上升。从经济学角度看，当可变资本连续投入到不变资本过程中超过一定量时，可变资本相对于不变资本变得更加多余，单位可变资本能够创造的纯利润就会逐渐降低，可变资源即使投入再多，生产过程也只能在较低水平上运转。杜赞奇将克利福德•格尔茨对内卷化的认识延伸到国家政权领域引申出政权内卷化概念，认为政权内卷化与农业内卷化的主要相似之处在于：没有实际发展的增长、固定方式的再生和勉强维持［22］，政治内卷化是一种行政权力低效的状态。用政治内卷化认识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问题，就是乡村振兴过程中虽然财政投入在增加，但由于供需间并未实现有效对接并且没有将村民激发为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导致乡村文化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发展乡村文化的外生动力未能本土化并内化为乡村文化发展的动因，乡村文化供给模式固定化以及村民对乡村文化低水平发展预期，导致乡村文化服务进入内卷化的恶性循环。内卷化怪圈的形成在于经济文化发展的体制机制不合理，需要通过创建个体间信息充分交换的机制和形成平等对话的语境。行政力量在乡村文化发展跳出内卷化怪圈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需要降低行政控制权让权力重心下沉形成权责对等的管理机制，从精英管理变化为公众管理，通过村民智库建设实现乡村自治。

三、破除乡村文化发展内卷化的对策

本文力图以东西方文化交汇为背景,分析中国心理学所面临的文化困境的表现和根源,希求中国心理学能够把握实证科学的文化内涵,防止形形色色的非科学的心理学的干扰,保证中国心理学能够健康发展,有益于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和社会进步。

一、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两大传统共同成就了实验心理科学

人们通常使用的“心理学”一词其意义就是指1879年冯特所建立的实验心理学。自然也就与西方哲学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在希腊人看来,哲学和科学是一个东西,在中世纪,两者又和神学合为一体,文艺复兴以后,采用实验方法研究自然,哲学和科学才分道扬镳”,“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成就为基础的,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实验科学作为探求知识的活动方式,其逻辑证明体系是以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笛卡尔等为代表的理性主义的结晶;而它的实验操作程序又是浓缩了以亚里士多德,培根等的经验主义的智慧。实证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渐渐凸现强大的生命力,在其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也促进了西方哲学的发展,牛顿力学、达尔文进化论,也引起了哲学的震荡与变革,成为西方文化的主流。科学是西方哲学传统长期发展的产物,是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共同成就。

应该说,在西方哲学中实证主义是与科学关系非常密切的。但是,实证主义源于经验主义传统,是经验主义的一个理论形态,不足以表征整个西方哲学对实验科学的影响。虽然,逻辑实证主义以科学哲学自居,在西方哲学中风光一时,然而很快遭到了以库恩为代表的历史主义的批判。库恩以独创的“范式”范畴解释科学的发展进程,在20世纪70年代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到了80年代,“范式”理论又受到以劳丹、夏佩尔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的质疑与批判。可见,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实证主义哲学在科学中的影响下已风光不在,也就更谈不上如我国心理学中有人所说的,在西方诸多哲学理论中,实证主义最适合实证的心理学,所以心理学选择了实证主义作为其哲学基础的事情。诚然,我们要充分肯定实证主义在冲破自然哲学的禁锢,使实验科学从哲学中独立出来的历史作用,但是,单单实证主义不能够铸造出科学主义文化。我们要正确品评西方各种哲学理论,不能简单地夸大某一种理论的历史作用。

二、科学心理学的实验方法体现了西方文化的理性主义精神

什么是科学,德国的波塞尔先生认为,科学有三个特征,第一,科学是被证明为真的知识;第二,科学可以被理解为通过一定方法或程序产生的陈述系统;第三,这个系统必须具有说理性与论证性。他说:“在土地测量的实践中,人们都很熟悉毕达哥拉斯的勾股定理,但古希腊的思想家却别出心裁要‘证明’一下这一原理的正确性进而使其成为公理,这便是科学的开始。”波塞尔进一步明确指出:“不管在什么地方,人们以何种方式从事科学研究,其目的总是试图建立一套得到证明的陈述系统。”科学活动的成果表现为理论化系统化的知识,科学知识之所以对于人类生活具有哲学、宗教、艺术等不可比拟的意义,关键在于科学活动具有一套可靠的证明系统,它为人类生活提供了最为可靠的知识。人类依赖于科学所提供的知识,不断拓展生命空间,推动文明进步。“程序决定了陈述与陈述之间必须互相联系,此联系构成一个整体。”

一、傣族饮食文化的变迁

在现代经济和理念的影响下，傣族人民的生存、生活习俗等都在发生转变，以此适应社会的发展。这个时期傣族人民的饮食文化也在发生重要转变，表现为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所导致傣族聚居区食材流向高消费的经济发达的中东部城市，而人工种植的农作物进入到傣族聚居的市场当中。具有民族性和地域性的饮食烹饪方式和传统饮食文化，以食材作为载体不断向外流出，并且实现了傣族饮食文化的对外传播。最后在傣族饮食文化的主流中外地食材逐渐占据了重要地位，现代化的生活和饮食方式进入到了傣族群众家中。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由于外来食材和烹饪方式导致傣族当地的饮食结构变化突出。过去的野菜、野果等逐渐变少，而更多以炒为主的便捷烹饪方式；二是傣族的饮食文化呈现出多元化和世俗化的倾向。例如部分其他民族的菜肴也在傣族人的餐桌上出现，例如景颇族的舂干巴、鬼鸡，汉族的小炒肉等。而且一些原本傣族群众要在节日里才会做得菜肴却频频出现在平时的餐桌上。例如泼水粑粑这类只有在节日中才会制作的食品，竟然也出现在了餐厅或傣族民众的餐桌上。

二、傣族饮食文化的传承困境

（一）部分傣族饮食核心文化流失

傣族独特的饮食文化内涵朝着扁平化的方向发展。傣族饮食由于其中所包含的特有文化内涵和天然食物的生态优势，食客们可以从特定的食物器皿、饮食风俗等体会到傣族文化。但是，许多傣族菜肴为了适应大众口味，将许多传统食材改变，例如酸笋和生肉，传统的做法是把生牛肉和苦水膏作为蘸水，搭配生肉或米线。但是，眼下部分傣族风味餐厅“改良”了这道菜，舍弃了生牛肉和苦水膏，用其他食材代替。实际上，由于对傣族饮食文化的改良，使得傣族饮食独有的文化根基和生态被屏蔽，这对传承傣族饮食文化会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

（二）对部分傣族特色饮食过度改良

摘要：本文运用文献资料、实地调查等研究方法，对皖南民俗体育旅游发展困境进行分析，发现制约皖南民俗体育旅游发展的核心瓶颈在于产业总体规划困境、专业人才困境、产品开发困境和产品定位困境。基于此，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应的发展对策：制定行业政策，规范和引导市场；建立政府、高校和企业三位一体人才培养模式；发挥新媒体作用，扩大宣传力度，打造精品民俗体育文化旅游线路。

关键词：皖南；民俗体育旅游；发展困境

皖南即安徽南部，主要指安徽江南地区，起源于唐代江南道，雏形于宋代江南东路，成型于元代江东建康道与清代皖南道，定型于民国皖南行政署。狭义的皖南特指皖南山区，包括徽州府、宁国府、池州府等。现指安徽省南部马鞍山、芜湖、铜陵、宣城等七市，是安徽省重要的经济、文化和旅游中心。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对旅游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民俗体育旅游产业作为旅游产业中的一名新秀，备受业界关注和重视。近年来，我国民俗体育旅游产业得到长足发展，但皖南地区发展不尽如人意，其发展困境不仅受到行业自身内在因素影响，还受到社会环境、经济、政策等外在因素制约。笔者通过对皖南地区民俗体育文化旅游发展的困境进行深入剖析，从而提出相应的对策，旨在为本地区民俗体育旅游产业健康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一、皖南民俗体育文化旅游发展困境

（一）总体规划困境。旅游规划是对旅游资源优化配置和对旅游系统合理发展的结构性筹划过程，对旅游业发展具有宏观指导和动态调控作用[1]。可见，旅游规划对于旅游产业的整体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民俗体育旅游产业作为旅游产业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也脱离不了自身行业的总体规划。查阅相关资料和文件，安徽省民俗体育旅游产业缺乏总体规划，仅仅依托于旅游产业的宏观调控，缺乏相关专业性的政策和法规作为本行业的理论支撑。理论政策与法规的缺失，导致了皖南地区民俗体育旅游产业的宏观指导和动态调控受阻，制约着皖南民俗体育旅游产业的发展。（二）专业人才困境。民俗体育旅游产业是典型的民俗体育与旅游跨界融合的新型产业[2]。皖南民俗体育旅游产业起步较晚，仅仅停留在民俗体育项目和旅游资源的表层融合，在产品开发上以单纯商业演出和节日庆典为主，体现不出民俗体育特有的文化性和民俗性。在产品经营、管理和销售方面，还是沿袭传统旅行社管理模式，相对单一，缺乏创新性，亟需“懂体育、善经营、会管理、了解民俗文化”的复合型管理人才。此外，民俗体育项目的传承和发展需要大量的、高能的民间传承者，很多项目更需要“老传少、师傅带徒弟、手口相授”的传承模式。由于受到外来体育文化和经济快速发展的冲击，很多年轻人不愿意从事此行业，导致民俗体育项目承载者多为中老年人，容易出现传承人的断层现象[3]。可见，体育专业人才匮乏是制约皖南民俗体育旅游产业发展的核心要素。（三）产品开发困境。皖南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旅游资源，孕育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气息，蕴藏着极其丰富的民俗体育旅游资源，民俗体育项目繁多。据课题组调研皖南地区民俗体育项目共计150余种，比如，黄山太平区的赛龙舟，休宁的玩坠镖、赛龙排，无为的龙舟，池州的傩舞，安庆的柔术滚杯等。皖南民俗体育旅游产品虽多，但由于思想观念的滞后和体育专业人才的匮乏，一些民俗体育旅游景点的民俗体育活动还处于较低的水平。无论是旅游景点周边交通，还是从业人员的自身文化素养，均无法满足旅游者的现有需求。一些地方政府、企业更为追求利益的更大化，盲目开发当地民俗体育旅游产品，导致皖南民俗体育旅游产品处于一种多而杂的现状，没有形成统一规划，缺乏品牌效应，致使皖南民俗体育旅游产品在整个旅游市场中失去核心竞争力，严重地制约其行业朝着健康方向发展。（四）产品定位困境。产品定位的困境来源于产业本身。体育旅游产业应为一个独立的产业，其核心产品体育旅游作为貌似是体育与旅游两者结合的产物，而实质是旅游活动的深层异化和升华，是高级的体育活动[4]。民俗体育旅游虽是体育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却又不同于一般的体育旅游。民俗体育旅游应定为高层次的民俗文化旅游。通过市场调研，皖南民俗体育旅游产品定位困境来源于其行业内部基本概念不明确性、产品特色不强，将其等同于一般性的体育旅游，而忽视了对民俗体育文化内涵的挖掘，缺乏对民俗传统文化的提炼和凝缩，没有让游客在民俗体育活动中真正地体验到当地鲜明独特的民俗文化价值。

二、皖南民俗体育文化旅游发展困境的破解对策

［摘要］课程改革是课程文化生态的变革。持续不断的课程文化变革使农村教师卷入文化困境的漩涡当中，由此产生的焦虑等消极情绪极大地影响着农村教师的自我发展和对课程改革的接纳、投入。导致农村教师陷入文化困境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农村教师精神世界中的教育信仰缺失、改革信念弱化、改革信心丧失是更具决定性的深层原因。农村教师必须通过生命对话、教育理论知识学习等途径铸育教育信仰、坚定改革的信念和信心，以实现其精神世界的重塑，进而走出课程改革的文化困境。

［关键词］课程改革;文化困境;精神世界

文化困境是文化变迁过程中必然会产生的一种文化现象。伴随着文化变迁，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冲突会引发个体的内心冲突和心灵危机。课程改革是涉及整个基础教育课程体系的、深层次的文化生态变革。［1］带有鲜明国际化、现代性特征的新课程文化，在教育价值取向、教育实践方式等方面与农村教师浸润于中的乡土文化传统、教育文化传统存在鲜明差异。当传统与现代、国际和本土等内在有着巨大差异的多元文化价值要素汇聚于课程改革，持续不断地相互碰撞，就会对农村教师产生强烈的心理冲击，打破其原有的平衡状态，迫使其不得不走出已经熟悉的“舒适地带”，走进一个陌生而又充满矛盾冲突的文化境地。

一、课改背景下农村教师文化困境的精神世界探源

(一)教育信仰的缺失

教育信仰是教师职业生活的根基和灵魂，是教师对培育健全生命这一教育终极价值及其实现方式所持有的超越功利、超越个人欲望的极度信服、敬仰和永恒追求的一种精神状态。指向教育终极意义的教育信仰一旦确立，就会为教师在价值冲突的迷雾中，在意义模糊的虚无中指出前行的方向，就会焕发出笃定而强大的力量，使教师摆脱利益的牵绊，心怀澄明和希望，义无反顾地向着终极价值奋进。正是心怀教育信仰，斯霞、于漪、李吉林等一批特级教师才会无论身处何种困境，内心总是充盈着满满的爱与勇气，迸发出源源不断的斗志与热情，不断地突破创新，追求卓越，培育健全的人。然而，从田野调查的访谈中，我们深刻地感受到部分农村教师的教育信仰出现了缺失。在他们内心，教育作为培育健全生命的神圣感在逐渐弱化，而作为能够获得职业名利的功利感逐渐强化。“学生的成绩上不去，人家怎么看你。你往后的职称还怎么评，你的绩效考核还怎么能合格。所以，我们只能是抓成绩”反映了多数农村教师的真实想法和现实选择。正是教育信仰的缺失，使得农村教师在改与不改、值与不值的犹豫中最终仍然选择将考试、成绩当作教育的核心价值追求，于是学生生命的健全发展让位于分数，学生未来的无限发展潜能屈服于当下的升学率和教师的职称、名誉，为追求教育终极价值的天职般的奉献被现实的功利所遮蔽。也正是教育信仰的缺失，在变革背景下农村教师看到更多的是困境中的考验和压力，而非超越自我的机遇和动力。在一个价值越来越多元复杂、越来越强调面向未来的变革时代，每一个农村教师都会不可避免地深卷于时代变革的洪流之中，他们必须要依赖教育信仰在变革的矛盾困境中给自己以意义支撑、心灵依靠，为自己提供行动的准则和前行的动力。“没有一定的教育信仰，没有建立在一定教育信仰基础上的坚定教育信念，教育工作就会失去深厚的动力，广大教育工作者也就失去了在面对矛盾困境时判断和抉择的最终依据，失去了教育生活的意义。”［2］最终“无论是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都使他们感到找不到出路的痛楚与困惑，甚至是某种程度的绝望”［3］。

摘要：自媒体时代处于媒体技术革新的最前沿，与传统媒体时代相比，自媒体时代一定程度上为辽宁红色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机遇与挑战。本文首先分析了自媒体与辽宁红色文化深度融合的重要意义；其次，以去中心化的弥散传播、主体间性的视角转换传播、泛娱乐化的流量传播这三个自媒体传播的特征为切入点，探究了自媒体时代辽宁红色文化传播的困境；最后，从主流媒体、政府、高校三个层面分析了应对自媒体时代辽宁红色文化传播的困境。

关键词：自媒体时代；辽宁红色文化；传播困境；应对

自媒体时代是融合了IR、VR、云平台、人工智能、大数据、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等众多科技元素在内的媒体时代。辽宁红色文化本身作为一种特殊的传播载体，承载着独属于辽宁的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革命精神，如何使其从小范围的区域传播递增到利用自媒体技术的大范围、全方位传播，是辽宁红色文化保护、传承、发展的重要课题。

一、自媒体与辽宁红色文化深度融合的重要意义

在自媒体新时代，辽宁红色文化要想具有与时俱进的先进品格，就必须要搭上自媒体时代这辆“顺风车”，与自媒体技术进行深度融合，发挥资源优势，提升育人功能，促进产业发展。有利于充分发挥辽宁红色文化资源的优势；辽宁红色文化资源内蕴丰富、数量众多、种类繁多、内容直观、特点鲜明、分布集中、地域特征显著，具有一定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与传统媒体相较而言，自媒体超越了单一线式的传播方式，形成了网状传播方式。这样的传播方式从主体角度而言，有利于从不同的视角、运用多种研究范式对辽宁红色文化资源进行充分地挖掘，使辽宁红色文化资源能够不断继承和发展；而从客体角度而言，可以接收到不同形式、不同风格、不同内涵的辽宁红色文化，更容易激起信息接收方的了解热情和研究兴趣。自媒体具有传统媒体不可比拟的传播速度、传播范围、传播形式，再加上自媒体强大的舆论引导功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助推辽宁红色文化资源的崛起。在多对多、多对一、一对多、一对一的自媒体传播过程中，在传播主客体的交互式沟通、交流过程中，一方面可以使传播主体无论是官方自媒体还是民间大众自媒体，不断改进和加强对于辽宁红色文化资源的挖掘、研究、推广和发展；另一方面，对于传播客体而言，可以更好地了解到一个多方位、更立体、多角度的辽宁红色文化。

二、自媒体时代辽宁红色文化传播的困境

［提要］采用文献资料法、田野调查法、专家访谈法等研究方法，整理广西融水苗族斗马民俗体育文化现状，探求融水苗族传统体育斗马文化的精髓所在，寻求其困境消解之法，旨在为深入研究融水苗族斗马在历史变迁中的文化调适过程做好前期铺垫。

关键词：融水苗族；斗马；文化价值；发展困境；消解路径

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的斗马文化历史悠久，被誉为“中国斗马之乡”，融水县人民政府于1987年将县庆日（11月26日）当天定为斗马节。斗马运动除了其本身独特的竞技魅力，更是彰显出了苗族人民不屈不挠、勤劳勇敢的性格特征，后人称其为“斗马精神”。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传统体育能够生生不息的传承，是对我国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保护，这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而民族传统体育是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路径的途径之一，亦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支撑。民族特色的体艺学校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发展与传承提供了一条可持续发展道路，但融水苗族斗马这项拥有500余年历史的民族传统体育运动却面临着发展无望、传承无人之境地。

一、融水苗族民俗体育斗马文化概述

相传早在500年前，苗寨中就有养马的习惯，斗马便起源于这时。斗马是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独有的民俗娱乐活动，在苗语中斗马叫作相迷希尔（放马相咬的意思），是两匹马为情而斗的过程。如果出现几个男生同时追求一个女生的情况，苗王就会出面组织一场斗马比赛，斗马的强手更受到姑娘的青睐，获胜的人自然更得姑娘的芳心。因此，斗马在当时社会背景下是一种裁决婚姻嫁娶的方式。最初的斗马在当地独特的地理环境与人文风俗背景下形成的一项民俗活动，并被“苗王”赋予了裁决婚姻的功能。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升与社会环境的改变，如今的斗马变成了以娱乐为目的比赛活动，是具有鲜明特色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项目之一。

二、融水苗族民俗体育斗马文化价值探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