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精神范文10篇

摘要：中华民族历史悠久，5000年的文明在人类历史上自成一统又别具一格。西藏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和传承西藏文化是我们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使命。央视纪录片《第三极》从民族文化精神的角度探寻并追踪西藏文化的独特景象，向世界人民弘扬并传承中华文化的内核和精髓。

关键词：电视纪录片；民族文化；《第三极》；价值重构

中华民族具有博大精深的文明历史，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需要弘扬和传承。纪录片是民族精神文化得以传播的重要载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第三极》是中国首部全面反映青藏高原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涉藏电视纪录片，该片由“生命之伴”“一方热土”“高原之歌”“上善之水”“大山儿女”和“高原相遇”构成，它以独特的文化视角、精良的声画效果、合理的叙事手法，全面反映中华民族传统精神文化的主流与根基，为观众奉上一场精美绝伦的视听盛宴。

一、文化认同视角下的现实关怀

文化认同是一种群体文化认同的感觉，是这个民族共同体生命延续的精神基础。“中国是一个人文意识十分浓厚的国家，中华民族优良的文化基因在纪录片中的再现是创作者对人文社会纪录片的重视。”①纪录片的主题选择具有明显的现实性，现实价值是通过人文关怀的视角表现生命个体的存在形式和特殊意义。《第三极》表现的文化是深厚而坚定的，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再现，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绝美诗章。西藏民族文化一直是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它具有独特的个性、精神和品质。《第三极》以其独特的人文关怀视角，将中国文化与普世价值相结合，充分展现了藏区人民用勤劳、善良和智慧创造生命、改变生活的场景，弘扬了中华民族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第三极》出现的人物和场景都有强烈的民族文化印记，这些民族元素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和隐喻。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发展的不平衡现象依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第三极》更像是我们社会中的一个精神寄托，回应着这个时代的需求，而这些需求的表达将西藏这个曾经作为地理意义上的佛教圣地置换成了一种强烈的“民族文化认同”符号。

二、多重镜头语言下的全景再现

数据与观点

为准确把握当前社会各阶层各群体精神文化生活状况，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在山东省范围内取样，进行了集中调研，以下是调查结果与分析。

理想目标:民众的理想目标和所崇尚的生活方式更趋具体、现实

在调查中，当被问到短期的理想目标是什么这个问题时，18.1％的人选择了“身体健康”，排在第一位；排在第二位的是“实现自我价值”，占16.1％；排在第三位的是“衣食不愁、生活安定”，占14.5％；排在第四位的是挣更多的钱，占13.7％；选择“提高名誉和地位”的仅为2.8％，而选择“为社会多做点有意义的事”不到10％。

对于调查者最希望得到的生活方式的调查，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老实工作、清白做人”(31％)、“努力奋斗、实现人生价值”(28.2％)、“过自己想要的生活”(13.5％)。而选择“牺牲个人利益，奉献社会”的仅为2.3％，是所有全部选项中比例最低的。干部群体、工人群体、国企管理者、新兴阶层选择“努力奋斗、实现人生价值”的比例较大，知识分子群体、农民群体、城市贫困群体则更崇尚“老实工作、清白做人”。从中可以看出，人们更倾向于选择诚实、健康、务实的生活方式。

价值取向:民众的价值取向较为健康，对我国的一些传统价值观仍有认同在对待奉献与索取的关系问题上，选择“多奉献，少索取”和“多索取，少奉献”的均在20％左右，57.8％的人选择了“付出多少收获多少”。当被问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如何取舍时，61.9％的被调查者选择“二者兼顾”，31.1％的被调查者选择“会牺牲个人利益，自觉维护集体利益”，6.2％的被调查者选择了“先考虑个人利益，再考虑集体利益”，只有0.8％的人选择完全不顾集体利益。这一结果表明，超过半数的被调查者认为二者的合理兼顾才是合理的取舍态度。调查显示，71.1％的人认为“在现在的形势下提倡艰苦奋斗是很有必要的”，认为意义不大或已经过时的人分别为15.9％、5.5％。这说明虽然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经济状况也宽余了许多，但是对艰苦奋斗的传统还是比较认同的。

摘要：中国哲学思想是中国陶瓷艺术精神之魂，中国陶瓷艺术自然也反映着人们的审美情趣和价值取向，无不贯穿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内涵。中国陶瓷艺术文化精神是“自然”与人契合的向外延伸，同时也是对生活的真情体悟，是中国传统精神独特的文化符号。中国陶瓷艺术文化创作饱含了儒家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和人本思想，反映了儒家文化的审美特征和理想。中国陶瓷艺术所表现出来的艺术精神，体现了古人不同时期的精神面貌和道德品格。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精神中占有主导地位，是中国陶瓷艺术审美表现的核心思想。儒家“以和为贵”的思想自秦汉至今依然是中国陶瓷纹饰艺术中意境的审美表达，这种以和为贵的核心价值理念的艺术体现至今具有强大生命力。

关键词：陶瓷艺术；天人合一；以人为本；文化精神

中国陶瓷艺术是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载体，我们可以从陶瓷艺术审美中了解中国不同时期的文化内涵，探求民族文化精神。中国民族文化精神具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拥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力，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领悟，起到陶冶情操和精神引领的作用；二是具有鼓励人们奋发图强和促进思想凝聚的发展作用。简而言之，民族文化精神的范畴就是科学技术、文化艺术与道德思想的完美统一。中国陶瓷艺术是在民族文化精神的基础上，在人与自然社会和谐相处中把握自己的精神内涵，从而获得了具有自己独特本质的艺术审美特征。因此，对民族文化精神来说，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的哲学思想成为中国陶瓷艺术的灵魂，而中国陶瓷艺术审美体验则是哲学思想之灵。“中和之美”是中国艺术文化审美范畴的崇高境界，体现着人文精神中“自然”的魅力。中国陶瓷艺术反映着中国人崇尚中和、中道的审美情趣与价值取向。纵观中国陶瓷艺术发展，从浑沌之源、萌芽之初到遍地开花，自始至终贯穿着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内涵。中国陶瓷艺术是人类漫长历史发展中的伟大发明。我们的祖先怀着对生命无限的热烈之情与丰富的创造力，为我们留下了精美的陶瓷作品与璀璨的陶瓷文化。中国陶瓷艺术承载着民族文化精神的成长历程，包容了中国人既深邃含蓄又慷慨激昂、粗犷豪放的情怀，体现了中国人对生活、对生命执着的文化精神追求。

1中国陶瓷艺术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统一

天人合一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中国陶瓷的发展历程如行云流水一般，连接着天、地、人三者的共同运动。中国陶瓷艺术以生态美学为基础，与民族文化精神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具有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美好品质。中国陶瓷艺术中的天人关系主要体现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中国陶瓷艺术的文化精神重点强调人与自然的亲近与融合，只有遵循自然法则、追求自然和谐的天人合一境界，才能被人们认可，才能保持人与天地之间自然万物的平衡与和谐。以获得天人和合，正是遵循了自然生态的发展法则，才使得中国陶瓷艺术逐渐走向顶峰。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儒、释、道三家都强调天人合一。孟子把人的本性与天命联系在一起，《孟子•尽心上》有“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之语，只有觉悟到自己的本性，才能真正懂得天命。《周易》中提出“裁成辅相”的天人关系，要求人要顺应天时，这是典型的天人协调论。《文言传》在解释的乾卦中提出“与天地合德”的思想主张。与天地合德就要与大自然均衡和合、天人协调。传统哲学对宇宙万物和自然生命的感悟融入到中国陶瓷历史发展中，中国陶瓷艺术的成长就是遵循了自然与人和谐统一的哲学理念。老子认为道本身是自然的、有一定规律的，道的活动以自我满足、独立自在为法则，这种传统美学思想成为中国陶瓷艺术效仿的对象。《考工记》中记载了天时、地气、材美、工巧四个方面的内容，只有这四者结合起来才是最好的。自然的客观条件与主观因素达到一种完美的调和，才能制造出精良的器物。传统哲学中的自然作为中国陶瓷艺术重要的审美标准，是指自然界中的客观现象在陶瓷艺术中的直接反映。而使用天然黏土制成的陶瓷便具有这样的特点，因此才有中国陶瓷泥火传奇的漫漫历程。著名的龙山黑陶是继仰韶文化彩陶之后的优秀品种。黑陶选用精细淘洗的陶土利用轮制作胎，封窑烟熏的渗炭工艺烧造，具有“黑如漆、薄如纸”的艺术特点，充分体现出自然材料与人工艺术设计的完美结合。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学说，认为人和自然都受制于天命。人与自然界既有区别又有统一，人可以认识自然并加以调整改造和利用，但绝不应破坏自然。中国陶瓷艺术的文化精神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延伸。身与物化的哲学观在自然造化中汲取美学思想的营养，不断赋予陶瓷器物新的生命。这种创作精神是对美好事物的向往，也是对现实生活的真情感悟，是中国民族文化精神中的独特文化象征。中国陶瓷艺术是多元文化的集合，在民族文化精神的影响下，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天人合一境界。

2中国陶瓷艺术以人为本——人与生活的本质

美国人类文化学家本尼迪克特在她的《文化模式》一书中提出一个著名的论点：“文化是人格的无限扩展。”文化之独特个性、文化体系之特殊价值素质，构成了通常意义上的“文化精神”。它隐含在人的心灵里，在历史进程中形成并发挥着作用，其所具有的心灵姿式和生命律动，只能以符号的形式表现出来，将自己的影像投射到具体的物质形式上。

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主体内容

天人合一精神。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不同态度是中西文化的基本差异之一，中国文化更加重视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主张天人协调、天人合一。中国哲人把人看作是最为天下贵者，但又主张人与自然是和谐统一的，虽然也把人与自然看作对立的两方面，但总的倾向是不主张将两者割裂，而习惯于融会贯通地加以把握，寻求一种自然的和谐，即“天人合一”（视天道与人道这二者为一体）精神。它不但充分阐明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主体与客体之间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的认识，还表达了他们对于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与客体的客观规律之间的辩证关系的思考。这种思想长期实践的结果，就是自然界与人的统一，即人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去过度改造自然，同时人对于自然又具有主观能动性，能够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使自然为我所用。在当今时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仍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一直以来被公认为中国文化的特色之一的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也是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重要内容。以人为本，就是一种反对神（包括神的世界、神的权威、神的力量等等）而提倡属于人的东西的思潮。提倡重视现世人生的意义、高度评价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作用、称颂人性的完美和崇高、推崇人的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中国文化宣扬的道德的人本主义，认为每一个个体都有自己的价值，蕴涵着完善自我的能力。这种思想与近代心理学家马斯洛的“自我实现”的理论不谋而合，都充分肯定了人进取向善的天性。人本主义思想在儒家学说中得到了最明显的体现。在儒家看来，自我的完善并不具有排他性质，相反，根据人道的原则，个体在实现自我的同时，也应当尊重他人自我实现的意愿。即人是社会性的，人的自我实现离不开对他人的尊重与帮助。人本思想的确立，有助于人们合理地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增强人的主体意识，并使人们能更有力地抵制外来宗教神学的入侵。

刚健有为的文化精神。中华民族积极人生态度最集中的理论概括和价值提炼就是刚健有为的思想，它指导着人们合理地处理天人关系和各种人际关系，一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精神激励着中华民族。刚健有为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文化的代表《尚书》和《诗经》中。自古以来，中国的哲人都极力提倡有为、勇于进取，重视“刚”的品德，强调人有要坚定性、责任感和奋斗精神。坚持独立人格的思想是刚健自强思想的又一重要表现。孟子“舍生而取义”的豪言表现了他坚持独立的人格和气节。这种不畏强暴、不受诱惑、顶天立地的独立的人格精神，成为激励一代代中华儿女奋发图强的精神动力。

贵和尚中精神。“贵和谐，尚中道”，作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作为中华文明的精髓，在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贵和尚中，就是追求所谓的“和合精神”，即在冲突中追求融合，吸收各种优质成分，“和合”成为新结构、新事物、新生命、新思维，“和合”成宇宙万象。“和合精神”的发源可以追溯到宋明时期，比如宋明“理学中心学”的集大成者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说”强调了理论与实践的“和合”性。

尽管儒、道、佛各有不同的观念准则，但在参与历史发展和社会变革这一点上存在着共识。那些约定俗成的伦理、世俗准则，也在事实上具备这种务实的品格。这种参与精神，其实是一种文化热情。这种文化热情体现了一种强烈的民族情感，其核心是民族大义，也就是正气、骨气与义气等。下面就传统文化在抗战文学中的表现作些粗浅论述。

正气，即民族正气在抗战文学中表现为本民族责任感和对侵略者的刻骨仇恨。这种精神在形而下层面表现为顽强的同侵略者拼杀、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等。与此相悖的心理和行为都是渺小的、可耻的。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是非正义的，因而是必败的;中国人民的保家卫国斗争是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是正义的，因而是必胜的。正义的事业蕴含着凛然的正气。而正义的发掘，提倡对于民众抗日积极性的发挥，有不言而喻的意义。这些是作家进行形象反映的原因。抗战时期，大量街头诗及一系列富有鼓动性的诗歌着重于激发民众的战斗热情，艺术表现上多与流血与流汗的战场有关，“它只是一片沉着的鼓声，鼓舞你爱，鼓动你恨，鼓励你活着，用最高限度的热与力活着。”老舍的《四世同堂》表现了北平沦陷后市民的悲惨生活，颂扬了以钱默吟为代表的良心未泯的中国人的凛然的民族气节。作品没有描写战斗中的硝烟烽火，也没有刻画出气壮山河的英雄形象，民族正气大都表现在市民日常的普通的生活里。大后方作家端木蕻良写了相同的主题，但表现方式是比较有特色的乡村生活。民族正气对于民族生存固然重要，而战胜侵略者更需要大智大勇。沙汀在报告文学《随军散记》中以富有才情的笔致勾勒出贺老总的儒将风采。作家们之所以创作了为数众多的传奇英雄，就在于他们看重智慧斗争的力量，斗争中激发出的智慧火花照亮了同侵略者殊死搏斗的艰难历程。正气与献身精神是紧密相联的，正气的维护和发扬没有献身精神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正与邪、美与丑的斗争中。骆宾基的《东战场别动队》中黄阿大、吕典一等为正义而献身的精神，将故事推向了高潮。他们的自我牺牲精神不仅包括了敢于为正义献身的崇高品格，还包括了战友之间纯真的、为他人着想的美德。

骨气，即常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节和永不屈服的精神。正如《周易•象传》中所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抗战文学在这方面写得最多的是生与死的选择。舒群的小说《蒙古之夜》中，主人公蒙古族姑娘，冒着死亡的危险，把受伤的抗日战士救护在自己的身边;当敌人的刺刀逼近时，她掩护战士化妆脱逃，而自己却迎向了死神。老舍在《四世同堂》中通过理发匠孙七与冠晓荷的对比描写，使硬骨头精神更加耀眼夺目。艾芜的小说《我的幼年时代》、《我的青年时代》中塑造的典型形象“我”是一个自强不息、不屈不挠的追求者。战争是试金石，任何时代都会有不少患软骨症的人，尤其是当貌似强大的侵略者穷凶极恶之时。进步作家们直面现实，描写了这类人的种种伎俩和劣迹，无情地揭露了他们卑污的灵魂。《开麦拉之前的》中的，《残雾》中的洗局长、杨茂臣，《新水浒》中的六师爷，都是这类卑劣的人物。不少汉奸都是因为害怕侵略者的屠杀或者为了一己私利而成了民族的罪人。也有一些人，并没有出卖民族利益，而是畏惧权贵，社会邪恶势力，从而任其主宰自己。作家们对此作了批评性描写。

义气，是传统文化中的组成要素之一。它指的是对他人的拔刀相助、讲究信义、无私助人等。古人对义气是颇为看重的，这从许多民间传说和不少的文艺作品中不难看到，到20世纪30、40年代这样一个民族大解放的非常时期，人们还是一往情深地关注着这一文化传统。抗战文学基于对抗战生活的真实描写，在客观上提供了一批颇有义气色彩的文学形象。“东北作家群”中的骆宾基、白朗等，就创作了一些这类的作品，他们笔下的一批具有关东性格的人物，都有这种品格。骆宾甚的小说《一个倔强的人》里的主人公高占峰就是这样的人。高氏，人称“秦(琼)二爷脱生的”。他南下从军后不久，就投入江南浩浩荡荡的难民之流。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后，他终日沉溺于家庭人伦与农田桑事，似乎消蚀了生命的锋芒，对故乡的凋敝与窘迫无动于衷。然而日军进攻县城引发了他固有的反抗冲动。他招徕乡民，与日本人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战斗。端木蕻良的《风陵渡》中的马老汉也是一位因看不惯日军的暴行而义务充当了民族斗士的英雄人物。其他一些作家，诸如刘白羽、老舍等也在创作中涉及了一些讲义气的人物。作家们对义气的描写多放在社会下层人物身上，因为义气作为一种民间的不成文的处事原则在下层人物身上表现得最充分。其实，义气在某些具备良好文化修养的人身上同样存在。《四世同堂》中的诗人钱默吟，既有山林隐士的遗风，又有慷慨悲歌的侠肝义胆。目睹敌人的暴行，他放弃了隐士的生活，以传奇的侠义式的反抗行为与日寇进行着不屈的斗争。从传统观念上看，义气往往是作为应予肯定的处事原则，甚至有高于一切的倾向。但对义气应该作深一层的分析。当它有益于正气的张扬、历史的进步时，应予肯定;当它走向相反的方向时，则应该否定。在国人的生活里，“缘”是一个广泛流传于民间的观念，它已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缘”一词最初来源于佛学，本来有很精深的哲理;长期以来的辗转相传，已赋予它丰富的民间意义，与原来的佛理大相径庭。对于一般人来说，“缘”是指人与人或人与事物之间的关系是由一些外在的，不可预见的力量所预先决定或安排的。这样“缘”的观念就很简便地为人们用来作事后解释或合理化的工具。抗战时期的作家对于“缘”的描写多体现在写婚恋的故事中。婚恋过程中常常伴随着出人意料的聚散离合，而这正是“缘”在背后起作用的结果，因而在作家们看来，婚恋题材本身与“缘”最有缘分。我们注意到，写这类题材的作家大都有丰富的婚恋情感体验(如萧红)，作品常常把抗战的背景推得很远，然而却有一种撼人心魄的力量吸引着读者。这里“缘”是一只无法捉摸的神秘的大手，它直接导演、操纵着人间的喜怒悲欢，抓人心绪。萧红的《呼兰河传》中的冯二成子、翠姨都是失去缘的典型形象。无“缘”是痛苦的，事实上，有“缘”的人们，在过于阴暗的现实天幕下，也常常会走向情感的荒原。汪文宣和曾树生(巴金《寒夜》)本是多么有“缘”、多么美满的一对;然而，大后方“寒夜”般的阴冷与萧杀，加之个人性情的原因，最终拆散了一对有“缘”人。抗战文学中涉及“缘”的作品，几乎都直接或间接地抨击着现实。作家们对于“缘”的描写，较多地联系着政治，体现出否定现实的思维指向。忍是传统文化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它具有复杂的价值内容，既有消极被动的一面，又有主动性、积极性的一面。从负面内涵上考察，它强调个人在逆境中既然无能为力，就要暂时忍耐、忍受，显然蕴含着一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任人宰割的消极价值观。从正面内涵考察，它又表现出一种乐观、充满希望的心态。许多流行于民间的谚语即表达了这种意向。忍，这种处事原则对国民的影响不容忽视。考察中国人的观念与行为，就会发现忍的负面影响明显强于它的正面影响。这种结果应当归结于儒家思想对国民文化心理结构的强大辐射作用。儒家构想的社会模式强调等级的森严、秩序的井然。所谓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是建立在等级低者对等级高者的无条件服从之上的。儒家思想作为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精神之柱，其巨大的辐射力，渗透力直接导致了中国人文化心理结构中忍的负面效应。血与火的民族解放战争，呼唤奋起与抗争精神。如何看待传统文化中的忍，迫在眉捷。作家们无暇对忍的丰厚内涵作出全面的评判。他们从抗战的实际出发，认识到了忍的消极作用，因而在创作中给予了否定(当然问题并非如作家们想的那么简单)。

《财主的儿女们》中的蒋蔚祖虽则聪明漂亮，但却儒弱、忍让。他既想孝敬父亲，又迷恋妻子，陷于无法自拔的矛盾中，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痛苦。忍受妻子(金素痕)的放荡，结果导致了他的发疯。《寒夜》中，汪文宣和曾树生的悲剧固然直接源于黑暗的大后方现实。但与二人性格中不同程度存在的忍耐性不无关系。汪文宣明知家庭行将瓦解，却仍然勉为其难地忍受着妻子和母亲的不睦。他情愿接受一切打击与不幸，忍受着一切，这就使他走向了绝望。曾树生起初尚能容忍丈夫的儒弱和汪母的刻薄，后来便不能忍了，奋而出走。老舍在《四世同堂》中对打上了现代生活烙印的忍作了充分的描绘。祁家四代人，除了瑞全参加了抗日斗争外，其余的都留在城内，这些人中除了瑞丰外都还有良心。祁家的邻居，除个别人是民族败类外(如冠晓荷夫妇)，尚有民族情感，对日本侵略者表示痛恨。但传统文化中忍的熏陶使他们未能振奋起救亡图存的民族意识，他们在萎靡中期冀着“王师北定中原日”的到来，在苟且偷生中同受难的祖国母亲一起经历着心灵的“炼狱”。然而，到底是忍下来了。大部分的中国人是用他们的血肉打到胜利的，而这些沦陷区中的人们却是忍到胜利的。对此人们不能横加指责，因为他们也有可理解、可原谅之处。但其表现出来的历史的非主动性应该引起充分的警觉。在这方面作家们比较多的是从自己熟悉的较为狭窄的角度去表现。王西彦那些以农村生活为描写对象的短篇就是如此。《刀俎上》写了荣林爷这个忍者的典型被当权者捐税相逼而上吊的悲剧。以写农村生活见长的艾芜也有许多相似的反映。对恶霸的凶残、地主的刻薄没有反抗的表示，只有默默的忍受，其结果就像《乌鸦之歌》所描写的:要强占的，被强占;精神上还遭到难于忍受的打击，“我的表弟”疯了。

忍与麻木是联结在一起的。要在屈辱中萎靡度日，只可处于麻木不仁的状态;如果觉醒了，倒生发了一种无路之苦、无论如何是忍不下去的。鲁迅为揭露国人的麻木开了先河。抗战时期不少作家走上了这条道路。萧红的《呼兰河传》对民众的麻木心态，以及由这种心态导演出来的愚钝行为，描写得生动而又令人心悸。女作家以审视的目光叙述了东北民间习俗，讲述了这样一个令人战栗的故事:小团圆媳妇因受了婆婆的虐待，日思夜想回到亲生父母身边，可她婆母说她病了。说病了又不去求医，去请人跳大神。跳大神的要这位“本来是十二岁，却长得十五六岁那么高”的小团圆媳妇当众一丝不挂地在缸里滚沸的热水中“洗澡”。他们把小团圆媳妇硬按在里面，仅挣扎了一会儿就昏厥了。这样的“澡”接连洗了三次。折磨与恐惧带走了小姑娘的生命。萧红的笔下存在着这样一种逻辑:由麻木而愚昧而悲剧。麻木直接导致了悲剧的诞生。仔细考察抗战文学中所写的麻木，就会发现这一时期揭示的范围较五四文学有所扩展，不仅有无知民众的麻木，而且更有知识分子的麻木。骆宾基在他描写战前社会生活的乡土小说中写了麻木的无知民众，在以抗战时期社会生活为背景的一些小说里又写了麻木的无知者。知识者的麻木不是以缺乏文化、愚昧无知为基础，而是令人窒息的现实加上进取心的消退造成的。他们明知这样不对，可又不得不这样。《四世同堂》中的种种忍耐，其实也可以看成是麻木的一种表现，不少人有民族感，有爱国心，可又离不开这座日本人占领了的城。老舍明确指出这种忍让、麻木是历史形成的。古老的北平，经历了无数帝王的更替，每个帝王都以为劳力者是治于人的。儒家学说在传统文化中居于主导地位。在抗战文学中表现得也较多，“孝”又是其表现之一。

摘要:行政裁量具有规范多元主义的特征。认识、理解和陈述中国行政裁量的性质，要从政治、经济、权力结构、文化等多个角度进行深入的研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丰富的裁量思想。从费孝通传统政治权力结构双轨制的分析基础出发，提炼出“经权”与“情理法”作为传统文化裁量精神的基础概念，并对这两个面向的裁量精神进行相关研究。

关键词:裁量;法律多元主义;传统文化;经权思想;情理法

从现有的文献看，学者对行政裁量的研究很多。这些研究有两个特点:第一，从研究内容看，大多集中于立法控制、司法控制和行政控制三个方面，带有西方行政法思想明显的“控权”倾向。第二，这些研究大多是建构性的，其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但是，建构需要在认清现实的基础上展开，急急忙忙给出解决问题的药方，会有脱离实际的危险。因此，当前研究行政裁量的根本任务是重新回到中国现实，认识、理解和陈述中国行政裁量的性质。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多个维度。因此，本文拟对传统文化的裁量精神进行考察，从中挖掘传统文化的裁量精神，并结合现实就这些裁量精神是如何保留、发展和表现的予以分析。

一、行政裁量的规范多元主义

考察行政裁量的规范，乃是一个多元的局面。除了法律规则之外，政治、公共政策、行政惯例、行政批示、社会舆论、情理、民族习俗等大量法外因素也会形成规范。有的人可能不会承认这一点。反对的理由主要有:规则可以在立法阶段吸收政治、社会维度的内容。提出这种反对意见暗含着一个前提，就是政治、社会维度是存在的，但它们发挥作用仅限于在规则形成之初。也就是说，形成裁量的规则是一道门，在这道门之外，所有的东西都是允许的，可以自由地碰撞、交流、对话和论辩，但进了这道门，就只允许规则发出声音，因为规则已经代表了门外的意见。这种观点严重忽略了裁量的本性。西方有一句话，“法律终止之处实乃裁量兴起之所”，①也就是说，在法律的使命完成的地方，裁量的作用才开始展现。但上面的理解恰恰相反。如果规则能够独立解决它面前的难题，裁量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因此，裁量过程的正确理解是:在规则划定范围之后，裁量要依据非规则的内容进行裁决。也就是说，规则可以在制定规则的阶段吸收社会与政治的因素，但在执行的阶段(包括司法的阶段)却不得不依靠政治、行政与社会。这是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在立法阶段吸收的政治、行政与社会的内容，是不完全的吸收，这种不完全，既是不能完全，也是故意的不完全。不能完全吸收，是立法功能的局限性决定的，在更为广泛、复杂的社会事实面前，立法只能采取克制的态度。故意的不完全吸收，乃是因为立法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在相互冲突的意见中，要么是一方的意见占据上风被正式写入法律;要么立法采取平衡的态度，在一个基本共识的基础上，将不同的意见都部分写入法律。实际上，这还只是一个理想模型状态的描述。我国的立法，尤其是一些地方性法规的立法，本质上是个“精英立法”。从政治与社会两者来分析，权力方面的意见采纳得尚算充分，但作为普通民众的意见，则大部分由权力行使者代为表达了。一般在一个地方性条例的出台过程中，总要开几个论证会，其中，专家论证会、行政机关论证会、人大代表论证会是必经程序，但行政相对人论证会，则可有可无。即便有，也只是通过权力的选择而不是民众的选择的方式参加的，如某律所的律师、某国企的老总等，其意义并不明显。社会维度在立法阶段，是以立法者的双重身份(既是立法者，又是普通民众)和通过人大代表(人大代表之构成，亦绝大部分是党委政府组成人员)的中介形式表达的。因此，社会维度、政治维度对于裁量的发挥作用并不局限在此阶段。因此，我们可以说，行政裁量的规范是多元的。裁量既凭规则限定，又不依靠规则。这听上去多少有些悖论的感觉。行政裁量的这种悖论性质使得行政裁量成了一个极富包容性的概念，行政法的历史变迁，在很大程度上，都表现为对行政裁量态度上的不同。在这里，我借用了“法律多元主义”这个概念。“法律多元”本身是个人类学、社会学的概念。在20世纪70年代，一些西方学者在研究了殖民地的法律情况后，发现:尽管西方法律制度通过殖民方式被强行移植到被殖民地，但当地原来的规范秩序并没有消失，而是顽强地生存下来，与西方法律在不同层次分庭抗礼。雅克范德林登(Jacquesvanderlinden)最开始提出了这一问题，他说“法律多元”乃是指“在一个特殊的社会存在诸多不同的法律而在同一种情形下适用的状况”。M．b．hooker对这一现象展开了系统地研究，他定义的法律多元是指“在同一情形下有两个以上的法律相互作用的情况”。人类学家JohnGriffiths在《什么是法律多元》一文中，提出法律多元的考察要从社会而不是法律的意义上开始，因为法律多元是社会多元的结果。美国学者SallyEnglemerry在《法律多元》中提出了“国家法与非国家法这两部分的博弈关系就是法律多元中的主要关系”。日本学者千叶正士在分析了日本法律后，提出日本存在移植法与固有法的区分。沃德曼则认为法律多元要从传统的殖民地移植情形转移到主流群体与非主流群体之关系的研究上，如移民、宗教、弱势群体等。我国学者梁治平、苏力、强世功等学者分别从“官府法”与“民间法”、法律多元与法律规避、法律帝国与多元主义法治共和国等不同角度对法律多元主义作出了探讨。通过对法律多元主义研究成果的简单梳理，我们发现，法律多元主义的发生，大多是因为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互交流与刺激的结果。这种“交流”可能是和平的，也可能是强制的、武力的。我国自清末修律以来，法律局面长期处于“半殖民地”状态，百年岁月激荡迭变，自改革开放后，主动与世界接轨，对话的前提迫使接纳世界秩序的框架，实质上即是西方法治主义的框架，在此阶段主动移植了大量西方法律。就行政法而言，理念、制度、概念、术语大多源自德国行政法，英美国家兼而采之。目前为止，法治建设仍在推进，其原因即在于转型尚未根本完成。法律多元主义为行政裁量内在性质的复杂性提供了一种解读空间。但是，倘若循着法律多元主义的研究思路，将法律多元的本质特征归结为“法律存在多个中心”，从而构成对法律普遍主义的挑战，这一情形与我们讨论的行政裁量的现实并不吻合。我在本文中把行政裁量的观察分作三个面向，即规则、政治与社会三个维度，这是为了论证的方便。社会维度之提出，与一些社科法学提出的意图客服自笛卡尔以来主客二元论，从而为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提供整合、对话之平台的论点并不一致。作为一种规范层面、价值层面的考量，这种理论意义非凡，或许能成为行政法学突围之方向亦未可知。但因中国社会(市民社会存在与否仍是一个需研究的问题)是政治社会化，社会政治话的结果，社会是由国家建构而成。社会维度视角下的行政裁量，至多是国家正统秩序的“补充”而已，其存在的前提是国家的允许。将社会维度的作用刻意夸大渲染，对认识、理解和陈述中国语境下的行政裁量并无助益，反而会阻碍分析行政裁量现实形成的根本原因。相反，政治维度的行政裁量却被严重忽略了。如果说，社会维度的裁量秩序被国家秩序涵摄其中，那么政治维度形成的秩序却与规则提供的秩序却看起来具有“两个中心”的地位。两套不同的话语体系都在发挥着作用，就行政裁量而言，政治的话语更具有决定性。表面上看，规则的维度为政治的维度划定了一个范围，政治只能在其中活动，但这种理解只具有逻辑上的意义。法律现象的其他方面或许能够如此，但裁量本身的性质把裁量内容的决定权拱手交给了政治。例如“公共利益”的概念，规则本身几乎很难确定清晰的指引，但政治维度则总能给出自己的回答。但是，这种表面上看起来的政治与规则两个秩序的情况并不能视作“两个中心”，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家权力具有“整体性”的特征，在规则维度与政治维度之上，尚有一个统一的国家意志。因此，“行政裁量的规范是多元的”这一命题并不对法律多元主义提出根本的挑战。那么，这一视角的意义何在?意义在于:为行政裁量的正当性论证提供基础。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因为行政裁量的本性导致了规则发挥作用的有限，因而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提出的“法律即是法律的目的”这一合法性当作正当性的判断失去了基础。法律的形式主义悖论在此得到了充分发挥，固守行政裁量的形式要件的结果却有违行政裁量的形式要件。正当性具有道德批判的维度。现在行政裁量的实证化倾向排除了超验的根据，其正当性只有从自身的程序和形式中寻找。因此，要真正认清中国行政裁量的性质，就需要从政治、经济、权力结构、文化等多个角度进行深入的研究。行政裁量，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学问题，跨学科跨领域的综合性探索是构建中国的行政裁量的关键。因此，本文对传统文化中裁量精神的探索，即是建立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之上。

二、“经权”思想中的裁量精神

做到建章立制，加强机制和制度建设。发挥好各级老干部领导小组作用。努力把老干部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2011年全市老干部工作的总体要求：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依照全省老干部局长会议及市委十一届十一次全委会议精神，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进一步加强老干部“两项建设”优先落实老干部的生活待遇；进一步深化为老干部服务；进一步发挥老干部作用；进一步丰富老干部的精神文化生活；组织好建党周年纪念活动。让各级党委放心，让老干部满意，以改革创新精神开创老干部工作新局面。

一、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

（一）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抓好吉市创先发[]14号文件的贯彻落实。奉献余热”为主题，开展争创支部班子好、党员队伍好、组织设置好、活动开展好、群众反映好“五好”党支部和争当学习活动好、教育后代好、发挥作用好、坚持本性好“四好”老干部活动。

（二）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继续以“讲学习”活动为载体。组织观赏考察、政策宣讲、形势通报等活动；针对老干部关注的重点和热点问题，做好解疑释惑工作。要创新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和手段，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力、感染力、说服力。

（三）加强党支部建设。选好配强党支部班子；完善落实各项制度；创新支部活动方式；加强学习培训。

一、新时期煤炭企业职工精神文化需求的新特点

长期以来，煤企职工一直是文化低、素质差的代名词，然而伴随着煤矿企业的市场化改革，不仅吸引了一批高素质人才投身煤炭行业，同时煤企职工的整体素质也有显著的提升，从而对精神文化生活产生强烈的内在渴求。职工精神文化需求呈现出以下新特点：

（一）职工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日益增强

近年来，煤炭企业用工制度改革的深入和竞争机制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激发职工自身素质的提升，同时大量的技校生、专科生开始不断地充实煤炭企业，职工中本科生、研究生的比例也逐年上升，可以说煤炭企业职工的整体文化素质已有了较大的提升。例如，临矿集团王楼煤矿就率先于2011年8月成立大学生采煤队。在现有成员26人中，研究生学历的二人，本科学历四人，大专学历的20人，平均年龄25岁，在采煤一线他们成为新时代大学生的一面旗帜，曾凭借优异的成绩获得多项集体荣誉，其先进事迹获得多家媒体报道。煤炭企业职工整体素质的提升以及与外界联系的加强，导致他们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显著增强，对精神文化需求的质量也越来越高。

（二）职工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多样性与现代化

新时期煤炭企业职工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渴求日益增强，基于多元的主体、不同的层次产生不同的需求偏好，其精神文化需求已由单纯的兴趣爱好转变为“求知、求乐、求美”的多元化需求。职工的精神文化需求呈现多样性，既有强调个体文化享受，又有要求彰显个体个性文化素养的；既有追求传统大众文化，又有崇尚高雅文化的；既有积极参与，又有爱好广泛展示的人群等等。此外，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和互联网的广泛普及，职工的精神文化需求呈现出现代化的特点。实现个人价值、力争成才和成功已成为当代职工特别是青年职工的文化生活的主流[1]。传统的精神生活内容，如文学、艺术、戏剧、电影、电视等越来越受到以电脑和网络为载体的活动方式的冲击，这一点在年轻职工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2019年度院级科研课题“新疆高职院校景观建设体现工匠文化路径研究”（bykj2019s‐12。从我国现阶段的教育实践分析来看，高职教育作为我国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应用技术型人才培养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随着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深入和产业专业化发展，专业技术人才的市场需求量巨大。为了更好的培养符合社会需要的技术性人才，新疆高职院校必须要立足市场需求进行针对性的专业性人才培养，不过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在教学培养的过程中要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因为其能够让学生有更好的学习态度。新疆高职院校的景观问文化建设是教育实践的重要辅助，在教学中其渗透和熏陶的作用，实现工匠精神与高职校园景观文化建设的互动，这对于新疆高职学校教学发展来讲有重要的意义。

一、基本概念解读

要在高职校园景观文化建设中融入工匠精神，首先要对工匠精神有明确的认知。就目前的资料研究来看，工匠精神，英文是Craftsman’sspirit，是一种职业精神，它是职业道德、职业能力、职业品质的体现，是从业者的一种职业价值取向和行为表现。“工匠精神”的基本内涵包括敬业、精益、专注、创新等方面的内容。在目前的社会生产实践中，工匠精神被不断的提及，在教育过程中，工匠精神也在不断的被普及，一方面是希望老师们能够认清自己的价值，从而更好的为教育服务，实现教育的精益求精，另一方面，希望用工匠精神感染学生，使学生对自己的专业，对自己未来的职业有清晰的认知，以此树立良好的职业态度。总而言之，工匠精神无论是对个人成长还是对产品建设均具有重要的意义。校园景观文化是校园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载体，具有独特的风格和魅力，其不仅是学校建筑的外部延伸，对校园起着美化和点缀的作用，更是一个无声的教育课堂，对包括少数民族学生在内的所有学生的思维习惯、语言行为等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在校园景观文化建设中，对景观的文化立意和思想内涵做十年做深入性思考和讨论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二、工匠精神与新疆高职校园景观文化建设互动的重要性

上文对校园景观文化做了具体的介绍，从概念分析来看，校园景观文化在教育教学中的作用不容小觑，所以必须要做好校园景观文化的建设。就院校景观文化的具体建设来看，其主要是为教学服务的，所以思想性以及内涵表现均要和教学有关，工匠精神的内涵丰富，对教学有很好的促进作用，所以重视工匠精神与校园景观文化建设的互动意义显著。从目前的资料分析来看，强调工匠精神与高职校园景观文化建设互动，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是能够有效的提升校园景观文化的丰富性。工匠精神的内涵比较的丰富，比如其有敬业、精益求精、专注等方面的内容，在校园文化景观建设的过程中，基于工匠精神的具体内容对景观进行构思与设计，这样可以实现景观特点和工匠精神内涵的有效结合。这样的景观存在于校园中，会成为校园文化的重要体现，包括少数民族学生在内的所有学生不仅能够欣赏景观，更能够感受景观所表现的文化气息，这对于强化文化影响来讲有重要的意义。第二是工匠精神与校园景观文化建设的互动可以帮助学生开拓思路。从现实分析来看，很多学生在具体的学习中，思维会局限在课本教材中，这种学习方式对于学生的成长是非常不利的。校园景观是校园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生生活和学习不可缺少的构成，工匠精神和校园景观文化建设的互动会让校园景观的思想性更加深刻，而思想性越深刻的景观，其越能引导学生实现思维发散。在这样的环境中，学生基于景观深化思考，不仅自身创新会有显著进步，其对工匠精神的理解也会有显著的进步。

三、工匠精神与新疆高职校园景观文化建设互动路径

“中国印”摩崖石刻和“中华和平龙”建设的意义与影响

在北京市密云县建设“中国印”摩崖石刻和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建设“中华和平龙”,是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为推进中华文化与奥林匹克精神的结合,于同时期向中共北京市委和北京奥组委领导同志提出建议和创意,在得到肯定和支持后,予以全面发起和大力推动的重大文化项目。目前,“中国印”摩崖石刻已于今年7月13日即北京申奥成功7周年之际正式落成,成为北京举办奥运会期间的一道壮丽景观;“中华和平龙”建设的创意和设计方案在去年年底向全球广泛征集后,今年又进入了“海峡两岸共建中华和平龙暨中华和平龙海内外创意和设计第二轮征集活动”的重要阶段。可以相信,这两个文化项目的实施,一定会对中华文化与奥林匹克精神的结合产生重要而积极的影响。

汉字,是中华文化在抽象状态意义上的主要载体;龙,是中华文化在形象状态意义上的主要载体。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长期以来一直对汉字文化与龙文化的精神内涵进行深入细致的学术研究,多次指出,汉字具有抽象性和形象性结合的意蕴和结构,不仅在意蕴上可以不断纳入时代精神,推陈出新,而且可以在结构上通过艺术造型,产生新的重大文化内涵,“中国印”就是这方面的典范;而龙文化的内涵是“和谐共生、团结合力”,这可以从龙的形象是多种动物形象的合成和龙文化的民俗民风项目舞龙和赛龙舟是个人与集体力量有机融会的特殊项目这两个基本事实予以证明。这说明,无论是抽象状态意义上还是形象状态意义上的中华文化载体,其本身都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具有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内在气质,而这种气质与奥林匹克精神所强调的“和平、友谊、进步”也是完全一致和相通的。因此,用“中国印”摩崖石刻和“中华和平龙”建设这样两个文化项目来体现中华文化与奥林匹克精神的对接和结合,本身就具有在理念上和气质上完全相通相合的境界。

“中国印”摩崖石刻建设在北京市密云县这样一个生态县,“中华和平龙”将建设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这说明我们在建设人文项目时,同时追求人文与自然的统一与和谐。应当指出的是,“中国印”是北京奥组委经过征评而确定的北京奥运会标志,用摩崖石刻方式建设既定的文化标志,相对而言可以推进得快一些;而“中华和平龙”的建设,首先要通过面向海内外征集创意和设计,确定能够表现中华龙“和谐共生、团结合力”内在特质的方案,相对而言其精神劳动量会更大、更复杂一些。因为,将“中华和平龙”建设在以“奥林匹克”命名的公园,标志着中华龙文化与奥林匹克精神的永远贯通,我们有理由、有责任把精神劳动做得更扎实、更细致、更稳妥一些。现在,经我国有关部门批准,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与台湾有关机构共同发起了“海峡两岸共建中华和平龙暨中华和平龙海内外创意和设计第二轮征集活动”,必将把“中华和平龙”创意和设计的征评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从而更有力地促进中华文化与奥林匹克精神的结合。

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举办将持续一个多月的时间;但中华文化与奥林匹克精神的结合将是我们要推动的永恒事业。我相信,这一事业将在中华民族走向新的腾飞的历史进程中,同时走向成熟和辉煌!

和谐共生团结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