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符号范文10篇

一、研究的基本范畴

(一)符号学理论

符号学是研究符号的科学，即“符号学是系统地研究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的学问”。现代符号学思想有两个源头:一个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另一个是美国逻辑学家皮尔斯。他们几乎是在同时期提出了“符号的科学”这一概念，被视为现代符号学的奠基人。索绪尔认为，符号(sign)就是“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的结合体，“能指”是符号的形式，“所指”是符号的内容，也就是符号传达的思想情感或者意义。皮尔斯则丰富了符号的含义，强调一个“能指”之所以能够和一个“所指”结合成为符号，就是因为两者存在着一个结合的关系，这个关系就是“意指(signification)”。所谓意指就是能指和所指的结合方式或行为过程，即更深层次上的意义。符号学理论认为，人是符号的动物，人化自然赋予事物文化意义，人创造了符号，同时又在使用符号进行社会交往，创造新文化。可见，人的思维和行为都具有符号特征，符号成为了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媒介和工具。

(二)旅游文化景观

基于符号学理论的视角，旅游文化景观涉及“符号”的意义，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受当地社群、旅游企业、政府部门以及旅游者群体共同影响而形成的，经由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功能，能够满足旅游者“符号”体验和旅游地“符号”营销。对其内涵的理解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首先，旅游文化景观在形成的过程中，伴随着符号意义的形成，但是其符号意义从来不是固定的、不可改变的。强调旅游活动的实践性是非常重要的，正是旅游活动中的参与者，不断赋予了文化景观新的意义。同时，意义的形成并不仅仅是个体性的，它是不同文化群体所构建的多层意义。另外，在不同历史时期，新层次的意义会随着旅游参与者社会互动而产生，并得以交流，从而呈现一种螺旋式的意义循环。［2］其次，旅游文化景观符号意义的生产、交流、理解和消费，涉及两个密切相关的过程:第一个过程涉及旅游者主体赋予旅游文化景观以符号意义;第二个过程涉及旅游文化景观符号意义的共享与传播。正是通过这两个过程，旅游文化景观的符号意义得以建构和解构。最后，旅游文化景观的符号意义不是自然形成的，其意义的背后蕴含着人类智慧的结晶。旅游者在旅游中不断追寻各种符号及符号意义，旅游景观所在地相关者(政府部门、旅游企业、当地社群)也正是通过符号象征实践，赋予旅游文化景观民族的、历史的、社会的和文化的意义。

二、旅游文化景观的“符号”生产和消费

论文关键词：广告符号；消费主义文化；批判

论文摘要：广告符号是建构消费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和方式，它不仅进行商品推销，也直接影响着消费者的行为，创造出虚假需求。广告的符号化，直接导致了消费异化，进而对消费文化和意识形态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对广告符号及其消费主义文化进行理性批判，是深刻认识消费社会的重要方面。

广告既是当代社会的经济现象，也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广告是一种社会行为模式，在消费品的销售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广告是一个产业，制造出来的文化产品叫做广告;广告是无所不在的符号系统，是无孔不人地赤裸裸地宣传消费文化。广告形塑着消费文化，而消费文化也丰富了广告的表现方式和符号价值。广告符号的泛滥，是导致虚假消费需求和消费异化的重要原因，也是消费主义文化盛行的重要表征。对于广告符号化所带来的消费主义文化危机，我们应保持理性的批判精神。

一、商品流动、广告符号与消费文化的形塑

就商品消费的本质而言，是其能够满足消费者的需要，而这种需要，是对商品使用价值的“消费”。但是，“历史是富足的历史，而不是(基本)需要的历史。在人类文明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演进过程中，商品满足消费者基本需要的使用价值作用不断弱化。“物品的生产和消费不是因为它们满足了某些‘固定’的需要，而是因为他们是‘头脑的需要’。满足我们的虚荣心。消费者之间的地位竞争以及对时尚的渴求，使商品在满足使用的同时，打下了深刻的文化烙印。凡勃伦“炫耀性消费”理论认为，人们为了进行社会地位竞赛，使消费品的效用在使用价值之外，“有了作为相对支付能力的证明和派生效用。消费品的这种间接的或者派生的用途，使消费行为有了荣誉性，从而使最能适应这个消费的竞赛目的的物品也有了荣誉性。消费者在购买消费品方面的荣誉竞赛，使物品所体现的社会意义不断强化，它在不同的消费者之间充当着社会身份区隔的作用。人们为了提高消费档次，对商品的时尚性非常重视。那些能够带来荣誉和地位的商品，可以大大超过其本身的使用价值，成为奢侈性消费追逐的对象。这些消费者对时尚的崇拜，带有宗教般的虔诚，这就使商品的符号意义进一步凸现。它不但体现社会地位，传播社会文化，商品的流动更具有文化互动作用。人与物品的关系在商业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如马歇尔·萨赫利斯(MarshallSahlins)所言:“被生产的物体是现代社会的图腾，而消费群体就相当于传统社会的部落。消费者被商品关系重新建构为不同的社会群体，在商品符号的指向下，区隔为不同的消费阶层。

在这种情况下，商品的交换价值，由于商品流动而显得格外重要。而消费者价值观的变化，对于商品的价格产生决定性影响，时尚使商品具有非同寻常的符号价值。它通过对商品的编码，赋予商品特有的“社会生命”，使商品通过一系列的编码和解码，展现丰富而生动的社会意义。而在消费社会，消费者并非满足于功能性诉求，而是购物活动寻求自我表达的意境，鲍曼(ZqgmuntBauman)指出:“在消费社会中，消费本身就是目的，因此它是自我推进的。”

在各种人类文化活动和文化符号生成过程中，时常蕴涵着各种数学原理。从人类文明史进程来看，各个时代的总体文化特征与同时代科技活动存在某种必然关联，这符合艺术发展的规律。文化符号生成过程中蕴涵着新思想、新技术以及对时代先进生产力的吸收与利用等特征,常见于人类的文化与艺术之史。这符合文明发展的规律。近年来,有关中西方艺术与科技相融合的历史，以及传统文化现代价值的各类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值得人们系统的、多元化的思考。

一、数学的生命力植根于社会生活

如果与人类的文明史相比较,显然，数学形成和发展的历程就略显简短。事实上,数学一直与人类的文化与科技生产力有必然的关联,数学是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数学家柯朗（RichardCourant）曾这样定义数学：“数学，作为人类思维的表达形式……以及对完美境界的追求。”[1]从大量的文化考古及研究中发现,数学具有博大精深的内涵。在人类古文明中，大量的数学、天文、地理等知识被运用于金字塔和各种神殿等建造中。其实，在古代中国，古人很早就懂得应用数学分析和研究客观世界。在天文学领域中，中国人发明了“历算”，其理论基础就是数学。象征着古埃及文明的著名建筑金字塔共有100余座，大量的数学、天文、地理、生理等知识被运用于金字塔及神殿的建造（参见图1）。古代埃及人在劳动与生活实践过程中应用了大量的数学知识。从某种意义上说，几何学的形成是“尼罗河水泛滥所带来的恩赐”。古埃及人制定了“历法”，其理论基础就是数学。与此同时，众多的实际需要和兴趣激发了数学活动的灵感,又进一步推动数学本身的发展。在玛雅文明中，存在着大量的历史遗迹,如金字塔、神殿、天文台以及石碑等。这些被展示的文化符号，在体现其某种文化特征、象征意义等内容的同时，蕴涵着某种数学观或数学“法则”。众所周知，人类历史上首先发明“零”概念的就是玛雅人，因此，古玛雅人在数学等方面的成就令人惊讶，对往后的计算科学和计算机的发明具有促进和推动意义。由于玛雅文明被人们所认识的时间不长，大约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因此，常被称为失落的玛雅文明（图2）。人们都熟知埃及有金字塔，却很少有人知道古代玛雅金字塔的数量比埃及还多。而且，玛雅金字塔与埃及金字塔的结构、功能和意义完全不同。前者为实心，塔顶供教士们居住或观察天象之用，塔前广场是祭典场所；而后者是空心，内部为帝王陵寝。据考证，玛雅文明的金字塔的每一块石块都与历法、数学、天文有关。由此可见，大量的数学、天文、地理等知识被运用于玛雅金字塔的建造之中（参见图3）。古希腊时期，柏拉图等人试图将数学、几何学与人的审美经验相互联系在一起。毕达哥拉斯则认为“万物皆由数来安排”。难以置信，这些数学的法则和比例，在古希腊会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在文艺复兴时期，这种所谓“数学法则”仍旧被普遍应用于各类艺术创造过程中，对数学家、画家、建筑师乃至音乐家仍具有普遍的吸引力。艺术上的理性主义观念进一步表现为对各种写实技法的研究与运用。在绘画中,利用人体解剖学、光影法、透视学等科学原理及写实技法使作品更能表现客观的真实感。与中世纪绘画相比较,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在二维平面中引入了第三维的概念，即在绘画过程中处理了空间、距离、体积、质量和视觉印象等。而具有三维空间感的画面效果只有通过射影几何学和透视学等原理及写实技法才能得到，其原理的核心是数学（参见图4）。综观人类文明的发展史，文化符号在生成过程中时常能找到大量“数学法则”被普遍应用于各类艺术实践活动，丰富的例证常见于历代文化与艺术之中。对称，在数学上，指的是研究对象在某种变换或操作下始终保持不变的性质，因而，在科学上具有根本性意义。在人类的文化中，对称与平衡、和谐、秩序、形式美感等概念联系在一起。尤其在中国文化中，对称蕴涵着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事实上，中和之道几千年来内化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意识与内在性格，一直延续至今。对称具有数学与文化双重的含义，远在人类文明之前，自然界中的植物与花卉大都具有对称特征，以人类为代表的脊椎动物都具有左右对称特征。人类在最早期的改造自然过程中，已从自然界中发现和运用这一数学灵感，大量的历史与文化遗迹可以证明这一观点。同时，事实证明，数学的生命力根植于社会生活（参见图5）。

二、数学对称理论

如前所说，对称在科学上具有根本性意义。在对象上的任何一种对称变换或对称操作,只影响对象几何学性质照片，洞穴中的地砖、墙饰等都能发现人类对平衡、形状、空间、形式等概念的思考上变化，反演操作，使一切重新回到原点。H.J.Woods,在19世纪30年表的四篇研究论文“图案设计的几何基础”（TheGeometricalBasisofPatternDesign）[2]，以及OwenJones的著作《装饰原理》（TheGrammarofOrnament），被公认是对称与图案设计领域十分有影响的研究。E.H.Gombrich有著作《秩序感》（“TheSenseofOrder”-Astudyofthepsychologyofdecorativeart）。他的相关研究，被认为拓展了对称研究的视野，他从符号、文化与数学的综合视角研究艺术，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平面对称，是以四种对称变换或对称操作在平面中的应用为特征。即，平移（Translation）、旋转（Rotation）、反射（Reflection），滑移反射（Glide-reflection）。数学家Coxeter[3],Jeger[4],Guggenheimer[5],Yale[6],Schattschneider[7]的研究在数学、晶体学领域具有重要的影响力。荷兰艺术家M.C.埃舍尔（M.C.Escher）是将“数学法则”普遍应用于图形创意的典范，他的图形创意，不仅创造了生动的艺术形象，而且融合了数学对称思维的灵感（参见图6）。1.对称原理与术语解释对称，数学上有严格的定义，如前所说，四种对称变换或对称操作，可以单独或组合作用于对象，呈现相应不同的对称特征，并根据相应的对称操作在对象中的组合情形进行科学系统的分类。在平面中，平移是构成二维图案的最基本特征，但是，平移是在两个不同的互不平行的方向上进行的。如果平移只朝某单一方向，只能构成带状图案。详细的对称变换示意（镜像反射轴由符号m标示，滑移反射轴由符号g标示）参见图7。2.对称与相关符号的进一步的解析对称的相关同义术语有全等变换（congruencetransformation）、等距同构（isometries）等。在二维平面中，平移是构成二维图案的最基本特征，但是，平移是在两个不同的互不平行的方向上进行的。如上所述，在平面中，四种对称变换可以单独或组合应用于图形结构之中，并构成相应的对称和分类特征。图8示意了一个由等边三角形所构成的平面，如图所示，可以借助连续反射等边三角形构成平面、围绕等边三角形的顶点O连续旋转60º构成平面。在平面中，平移是构成二维图案的最基本特征，如果在最基本单元中任选一个点，通过在两个分别不同的互不平行的方向上进行平移，就能形成等距规律性的重复点阵（参见图9）。在平面点阵中，根据连接点阵方式的不同，允许形成各种不同的基本平移单位（形成一个点阵的对应点的框架，如图10所示）。在平面中，平移是构成图案的最基本特征，共有5类不同的点阵，在对称原理允许范围内构成的基本结构框架（基本平移单位），分别是：平行四边形、菱形、长方形、正方形和六边形。这种局限被称为“结晶学限制”。相关17种不同对称特征的图案结构（基本平移单位，如图11所示）。Martin[8]和Schwarzenberger[9]提供了相关的理论依据，不同的对称特征由相关通用的国际晶体学通用符号标示（括号内为简化的符号标示）。详解参阅本文所列参考书目。

三、对称在传统建筑文化符号中的具体应用

摘要：要随着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追求日益精细化，电视节目也逐渐出现了以情感和文化为主打得慢综艺。在众多慢综艺节目中，《中餐厅》脱颖而出成了国内慢综艺节目中无论文化表达还是市场反响都极为突出的代表。它以中华饮食文化传播为着眼点，响应了国家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文化走出去的迫切需求。本文从符号学入手，以《中餐厅》为立足文本去探究其对于民族饮食文化符号的使用以及在文化符号运用的基础上如何构建民族文化形象并进行传播的，并进一步探讨慢综艺如何确定其文化品格，尝试提出一些行之有效的传播策略，以期为以后美食类慢综艺的符号学研究提供一些方法和理论支持，为未来电视节目市场制作出更多优质的文娱兼具的美食类慢综艺产出提供一些助力。

关键词：《中餐厅》；慢综艺；符号学；传播学；文化品格

中国历史悠久、地大物博、民族众多，中华民族在自然和人文的共同孕育中形成了丰富多元、共存共进的文化形态。《食经》《闲情偶寄》《随园食单》《建国方略》等许许多多关于美食描述的文献也彰显着中华民族饮食文化源远流长、光辉璀璨的历史。中国人对美食的热爱不仅仅是在制作和品尝，他们更是把自我对于生命和自然的体悟和哲思融会在美食中，也在一代代人的薪火相传和情感沉淀中形成了族群独有的弥足珍贵的共同文化记忆。中华民族饮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也体现着中国的软实力。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以及日益增强的“文化自信”中，国家也迫切需要让包括饮食文化在内的优秀中华传统文化实现“走出去”，以“文”会友，《中餐厅》正是在这样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中餐厅》是湖南卫视推出的、由湖南卫视王恬团队打造的一档以美食和明星经营体验为主打得慢综艺节目。“慢综艺”是这些年才逐渐成形的一个概念，区别于之前注重节奏和快感的“快综艺”，强调放缓节目的叙事节奏，将情感与文化置于前景，在综艺中呈现更多的生活质感，让观众在节目中回归本真生活、反观真实自我。目前《中餐厅》已经推出了四季，每一季在播出后都取得了非常好的市场反响。节目立足与中华传统美食，以明星合伙人经营餐厅的设置将中华传统文化传播出去，里面也呈现了许多具有标识性的饮食文化符号，无论是对于饮食文化研究、传播学研究还是针对美食类慢综艺节目的研究，《中餐厅》都是很好的研究文本。

1文本分析和研究缘起

作为节目的名称的《中餐厅》本身就是一个中华文化标识。但在国内的文化语境中很少会使用《中餐厅》这个词，不会用来命名中国境内的餐厅，它一般是针对不在中国境内的接受群体而使用的词汇。前三季节目抓住《中餐厅》的内涵，通过综艺节目在他国录制的方式直接让中华优秀饮食文化在地理上走出去。而第四季因为疫情的原因将节目的录制地点从国外转到了国内，将节目放在美食所产生的原产地———中国，聚焦长江沿线的几个城市，把餐厅开在游轮上，以流动的餐厅来带出沿途各个城市的故事。中华民族任何传统美食绝不仅只是给人的感官上享受，它同时凝聚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人民智慧的文化结晶，每一道美食都是充满情感和象征的文化符号。符号是讨论文化产生和传播中绕不开的概念，在观察文化传承传播的路径和接受机制方面，符号学为研究者提供了便利，以符号学的角度去阐述文化的形成和传播也为研究提供一个较为清晰方式。将具有浓厚民族特色的美食借由具有趣味性和娱乐性的综艺节目去传递，对于中华民族和国家文化形象的构建和传播也能提供极大助力。

2《中餐厅》中的文化符号运用及表达

科尔森•怀特黑德（ColsonWhitehead），这位厄普代克（JohnUpdike）所说的“挥洒自如的天才作家”（Maus36），是21世纪第一位凭借一部小说同时斩获美国国家图书奖和普利策小说奖的作家。怀特黑德1969年出生于纽约，1991年毕业于哈佛大学。他从小就立志要成为一名作家，大学期间和美国著名青年诗人扬（KevinYoung）成为好朋友，毕业后为美国老牌杂志《村声》（TheVillageVoice）撰写专栏，先后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纽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美国人文学科强校，并担任怀俄明州立大学等高校的驻校作家。1999年其处女作《直觉主义者》（TheIntuitionist）进入笔会/海明威奖的决选名单；第二部长篇小说《约翰•亨利日》（JohnHenryDays）进入普利策奖决选名单；2003年的散文集《纽约巨像》（TheColossusofNewYork）被誉为9•11后最好的纽约故事。迄今为止，怀特黑德共写过七部小说和两部非虚构作品，其创作题材广泛，风格迥异，被《哈佛杂志》（HarvardMagazine）称为“文学变色龙”（Maus64）。应该说，怀特黑德已经成为美国中青年作家中最出色的一位。2016年8月，构思长达十六年的长篇小说《地下铁道》（TheUndergroundRailroad）的出版更是让他备受关注。小说出版的当年就入选奥普拉读书俱乐部推荐书目，同时被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收入夏季书单。11月，《地下铁道》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次年4月，获得美国普利策小说奖。自此“地下铁道旋风”席卷全美，迅速引起评论界和普通读者的密切关注。奥巴马总统说：“这部小说让我们回忆起发生在几代人间的奴隶买卖之痛。小说的成功不仅在于将痛苦公之于众，还在于它改变着我们的思想和心灵。”小说家厄普代克也说：“怀特黑德的作品实现了写作的应尽之务，它刷新了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纽约时报》评论说：“这部有力甚至带有科幻色彩的小说让读者从惨烈的行文中明白了美国蓄奴制对人类造成的巨大创伤。小说家借鉴了博尔赫斯、卡夫卡以及乔纳森•斯威夫特的写作手法，更让读者回忆起美国人不畏艰险，不论历史倒退的车轮，追求正义和自由的决心。他的故事在帮助我们理解美国的过去乃至美国当下都扮演了的重要的作用。”《观察家报》评论说：“怀特黑德锋利的叙述是如此才华横溢［……］很久没有一本书能这样打动我并让我时刻想着读下去。这是一个令人深思、令人愤怒、并展现作者超绝想象力的故事，不仅为最黑暗的历史时期点亮一盏明亮的光，同时也在小说这种文学题材上开辟了新的方向。”（怀特黑德封面）阅读《地下铁道》会让读者联想起莫里森（ToniMorrison）的《宠儿》（Beloved）、哈利（AlexHaley）的《根》（Roots）及电影《为奴十二年》（12YearsaSlave）里的一些情节，然而这部小说却有其独特的叙事特点和内容。作者将真实存在于历史中的具有比喻性质的地下铁道废奴网想象成一个真实的铁道网络并在小说中作为一个重要的故事情节加以叙述。小说讲述了一名黑人女奴逃离白人种植园的故事。黑人少女科拉是一个在白人家庭中受尽欺辱和强暴的女奴，终日过着没有希望的生活。由于受到白人奴隶主残酷的虐打，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在别无选择之后，她开始了逃离生涯。期间，地下铁道带着她离开曾经的伤心地，奔向自由之路。地下铁道在给科拉带来安全感和希望的同时，也预示着一个未知的理想的世界。然而，每次重回地面之上后，残酷的现实总是带给她绝望。小说的最后，科拉慌忙踏上地下铁道的最后一程，却不知道这段铁道到底会通向哪里，这种开放式的结局和悬念的设计使得小说情节更加扣人心弦。本文将通过文本细读的方法，逐一解析小说中的重要文学符号，从而分析作者的写作目的和文本中的历史文化寓意。

一、小说中的民间节庆筵席符号隐喻

所谓符号是指信息的载体和信息传递的媒介物。符号涉及的范围相当宽泛，凡是人类所承认的一切有意义的事物均可被看作符号。现代符号学研究者一般都将符号看作是在一定场合传达某种信息的有意义的媒介物。巴赫金（MikhailBakhtin）的文化符号形式论、阿尔都塞（LouisPierreAlthusser）的意识形态构成研究、霍尔（StuartHall）的文化解码理论、鲍德里亚（JeanBaudrillard）的商品符号学，都是引人注目的符号学研究。符号包括所指和能指，现代符号学奠基人之一皮尔士（CharlesSandersPeirce）把人类的文化符号分为标志、图像、象征三种形式。象征和隐喻本来是符号中的一种形式，这种书写方式可以让所指变成能指，具有构形功能，即赋予无形的人类的情感经验，精神风貌等文化理念以形式。各种文化形式或象征形式——神话、语言、宗教、巫术、艺术等——都是人类自我意识的自觉或不自觉的赋形化、符号化，这是一个内容转化为形式的文化积淀过程。文学隐喻研究从传统的外部研究进入到内部研究，是隐喻研究的第一次转变。对文学符号的隐喻研究则更有助于挖掘小说的深层含义。狂欢节类型的节庆活动及与之相关的各种诙谐的表演或仪式，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符号具有更为深刻的隐喻含义，在《地下铁道》中占据重要地位。小说开篇就是一场夸张、隆重并充满欢乐基调的黑人筵席描述。工作完毕后的奴隶聚集在农庄的空地上吃饭、喝酒，为一位眼瞎腿瘸的老黑奴庆祝不知多少岁的生日。这个所谓的生日晚会是黑人自建的节庆仪式，绝非黑人日常的生活和吃喝。乔基的生日每年只有一两次。他们想搞一回适当的庆祝。这历来是星期天的下午，他们的半天工作日。三点钟到了，工头发出收工的信号，北种植园赶紧投入准备，手忙脚乱地做起杂物。修修补补，清除苔藓，堵住屋顶的裂缝。一切以宴会为重，除非你获准外出，进城卖手工艺品，或多打一份零工。就算你不想赚外快——不会有人真心不想——但身为奴隶，也不可能放肆到告诉一位白人你不能工作。别说什么这是某个奴隶的生日。人人都知道黑鬼没有生日。（怀特黑德13）这场生日狂欢的参与者是这个庄园的全部黑奴，体现着备受苦难的黑人对自由的乌托邦社会的向往。受苦的黑人奴隶生活暂时得到再生与更新。正如小说中的描述，“年轻的奴隶和年老的奴隶聚集到了马道两旁。男人们挤作一团，交换着苹果酒的罐子，感觉自己的耻辱慢慢消散”（怀特黑德28）。民间节庆筵席除了是自建节日这个特点之外，通常都有集市和丰富多彩、自成体系的广场娱乐活动。一些巨人、侏儒、残疾人和学会了特别技能的野兽参加表演，在上演宗教神秘剧和讽刺闹剧的日子里，到处都笼罩着狂欢节的气氛。举行世俗的日常庆典仪式时，通常也有诙谐的表演，小丑和傻瓜是必不可少的参加者，他们讽拟严肃庆典的各种活动，所有这些以诙谐因素组成的仪式-演出形式，与严肃的官方（教会和国家的）祭祀形式和庆典有着原则上的区别。它们强调非官方、非教会、非国家的看待世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观点；它们似乎在整个官方世界的彼岸建立了第二个世界和第二种生活。这是一种特殊的双重世界关系（巴赫金7）。例如在《地下铁道》中，一个重要的情节就是让一个年轻的奴隶背诵《独立宣言》。“迈克尔从前的主人对南美鹦鹉十分着迷，因此推断，如果能教一只鸟学会打油诗，那么教一个奴隶记点东西，八成也能行得通”（怀特黑德37）。会背书的奴隶迈克尔就时常被要求在狂欢筵席上背《独立宣言》以博得主人们的笑声。作者通过这个情节描述，强调了在美国奴隶制期间，黑人完全被当成了动物一样的非人类，同时嘲讽了在奴隶制时期的《独立宣言》根本不是对黑人实际生活状态的正确描述。民间广场狂欢节的第三个特点是参与狂欢的人们暂时取消了一切等级差别和隔阂，取消了日常生活，即非狂欢节的某些规范和禁令，形成了平时生活中不可能有的一种既理想又现实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此时的人们没有任何距离，不拘形迹地在广场上自由地接触。宇宙、社会和肉体在不可分离的统一体中展现出来，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活生生的整体，而这个整体是一个欢快而安乐的整体。当音乐响起，跳舞开始，他们对乔基的感激之情进一步提升。他又一次选对了做寿的日子。除了日复一日的奴役，他每天都能感受到一种人人都有的紧张，一种集体的恐惧。它不断积聚，增压。最后这几个小时却化解了很多遗憾。他们得以面对早晨的苦工，以及往后的一个个清晨，一个个长日，因为有了重新填注过的心气儿，哪怕它还是那么贫瘠，也因为有了一个可以回望的良宵，还有下一个可以期盼的寿宴。他们围成一圈，把人的精神留在里面，与非人的外界隔开。（33）人类在对待世界和生活的态度上往往有双重角度，即严肃的（就其组织方式和音调气氛而言）祭祀活动和嘲笑、亵渎神灵的诙谐性祭祀活动（仪式游戏）；有严肃的神话还有诙谐和辱骂性的神话；有英雄，同时还有讽拟英雄的替身。狂欢节不是艺术的戏剧演出形式，而似乎是生活之现实的同时也是暂时的形式，人们不只是表演这种形式，而是几乎实际上在狂欢节期间就那样生活（巴赫金8-10）。也可以说：在狂欢节上，生活本身在演出。这里没有舞台、栏杆、演员、观众，即没有任何戏剧艺术特点的演出。这是展示自己存在的另一种自由的形式，是自己在最好的方式上的再生与更新。在这里，现实的生活同时也是它再生的理想形式。由此可见，《地下铁道》中奴隶在星期日下午的庆生狂欢节就是这些日常生活中被奴役、被虐待的民众以诙谐的形式组成的第二种生活，即普通民众的节庆生活，这些节庆活动于是具有了深刻的思想内涵。音乐停了。众人围成的圆环碎裂了。作为一个奴隶，总有些时候要迷失于短暂自由的漩涡。如在垄沟，当一阵突如其来的幻想引起了波动；或在清晨，当一个梦的神秘慢慢展开。在一个温暖的星期日的夜晚，在一首乐曲的中间。然后它来了，一定会来的，那是监工的叫喊，是要你上工的召唤；那是主人的影子，是一个提醒：在永恒为奴的状态里，只有这微芒般的一刻，你还算是个人。（怀特黑德34）正如历史上，也像在小说中展现的那样，节庆活动往往与自然、社会和人生的危机、转折关头密切联系。死亡与再生、交替和更新的因素永远是节庆世界感受的主导因素，正是这些因素通过一定节日的具体形式，形成了节日特有的节庆性。

二、小说中人体惩罚符号隐喻

莫德尔（ArnoldModell）从神经学的角度探索了隐喻的认知功能，他认为“隐喻是情感思维的通货”（7）。隐喻表现了神经心理过程，不自觉地对情感进行归类，确立过去与现在的异同；隐喻能进入未知的事物并促进移情发生。隐喻不仅传递不同域之间的意义，而且通过域之间的整合，产生新的意义或使意义发生改变。由于所涉及的域的多样性是无限的，其意义改变的可能性也几乎是无限的。隐喻是人类所特有的一种生物特性。隐喻能产生无限的想象，即隐喻是想象的核心。莫德尔认为身体隐喻转换的感觉可以作为创建幻想的模板。人们能够把身体的感觉和情感组织成概念和感性隐喻。既然隐喻是人类生物特性的一部分，作为表现人的情感、思想和生活经验的文学作品自然不可避免地蕴含了身体隐喻（10）。《地下铁道》中和民间节庆筵席密切关联的另外一个情节就是小说中无处不在的人体惩罚叙述。乔基的生日已经过去了两个星期，科拉还没好利索。脸上遭到的重击一度让一只眼睛肿得睁不开，还给一侧的太阳穴造成了明显的创伤。肿块已经消失，但是银狼吻过的地方，现在留下了一个让人心悸的X形疤痕。很多天还在渗漏。这是宴会之夜给她留下的印记。更为糟糕的是第二天早晨康奈利对她的鞭打，就在笞刑树无情的大树枝下。（41）在这部小说中，几乎每一章都可以看到类似的甚至更为残暴的作为一种公共景观的酷刑，其中包括示众、鞭打、烙印等。小说中的酷刑似乎成为某种仪式的一部分。这些惩罚仪式首先展示受刑者，同时给受刑者刻上耻辱的烙印，这种烙印或者通过在身体上留下的疤痕，或者是通过酷刑的场面，在犯人的身体周围或者身体上留下了不可抹去的印记。无论如何，人们都不会忘记示众、戴枷受辱、酷刑和历历在目的痛苦。事实上，从规定酷刑的法律角度看，公开酷刑和死刑让所有人把它看成一种凯旋仪式（福柯36）。例如小说中一段白人奴隶主宴会的描写：特伦斯订购了新刑具。刑具装设于前草坪，四周绿草如茵。两个工头把大安东尼锁牢，让他悬吊在那儿，这是头一日。第二天，一队来宾坐着四轮大马车驾到［……］优雅的女士和绅士，是特伦斯外出公干时结识，还有一位伦敦的报馆记者，专程前来报道美国风情。草坪上铺设餐桌，他们围坐而食，细细品尝艾丽丝做的鳖汤和羊肉，奉上对厨师的种种赞美，反正她本人绝不会听到。他们用餐期间，大安东尼受着鞭刑，而他们细嚼慢咽。甜点上来了［……］与此同时，对大安东尼的惩罚还在继续。（怀特黑德53）可以看出，奴隶主对奴隶的惩罚具有深刻的符号意义。刑罚的有效性主要在于它会造成伤害。这就意味着，处于刑罚核心的痛苦不是痛苦的实际感觉，而是痛苦、不愉快、不便利的观念，即“痛苦”观念的痛苦。惩罚利用的不是肉体，而是表象（representation）。更确切地说，如果它利用肉体的话，那么肉体主要是某种表象的对象，而不是痛苦的对象。痛苦的记忆应该能够防止罪行重演。肉体的惩罚可以防止犯罪的蔓延。痛苦本身不再是惩罚技术的工具，白人奴隶主要尽量扩展惩罚的表象，而不是体罚的现实。除了刑罚本身，小说中随处可见的刑具也表现了奴隶主对黑人奴隶曾经的血腥镇压，“她首先看到了镣铐。几千条，挂在墙壁的钉子上，真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收藏，手铐，脚镣，用于手腕、脚踝和脖子的枷锁，各种形式，各种组合。防人逃跑、使人无法移动手脚的镣铐，把身体悬吊在半空中进行殴打的锁链。有一排儿童专用的镣子，还有与之相连的小铐子和小铁环”（73）。这些刑具表现了奴隶主对黑人奴隶使用过的残暴手段，也间接地控诉了奴隶制的非人性特点。南方的白人奴隶主似乎发现黑人的身体是权力控制的对象和目标，需要被操纵、被塑造、被规训。于是白人奴隶主就用血腥的权力强加给这些黑人身体各种压力、限制或义务。黑人奴隶被不断地操练，并在他们身上采用一种不间断的、持续的强制手段，试图锻造出驯服的、训练有素又“驯顺”的黑人肉体。这样既让黑人奴隶有极大的工作能力，同时又把后者置于一种严格的征服关系之下。《地下铁道》中美国南方奴隶主对黑人奴隶采取的另一种人体惩罚措施是监视居住。措施之一就是隔离，即区别对待各个肉体、各种疾病和症状、各种生与死，并将人员分配在一个既能隔离又能组合的空间中。《地下铁道》中多次出现这种隔离空间，例如科拉曾经在不同区域居住过的伶仃屋、红砖公寓、白人房屋上面密不透风的阁楼等。这些密闭的隔离区域暗示着奴隶主对奴隶无所不在的控制和压迫。科拉慢吞吞地走向伶仃屋，那是奴隶主放逐苦命人的地方。没有地方讨还公道，没有法律，就算有，这法律也是每天都重写着［……］落难伶仃屋，与那些被监工的惩罚弄成跛子的人为伍；落难伶仃屋，与那些被你能看到和不能看到的各种方式累断了脊梁骨的人为伍；落难伶仃屋，与那些错乱了神志的人为伍；落难伶仃屋，与无家可归者为伍。（怀特黑德19）被搁置在隔离区域的人的身体同时也成为一个工具或媒介，一种可触动的财产。人们干预它，监禁它或强使它劳动，剥夺这个人的自由，因为这种自由被奴隶主视为他的权利和财产。根据这种惩罚，人的身体是被控制在一个强制、剥夺、义务和限制的体系中。于是，最严厉的惩罚不仅施加于肉体，曾经只是降临在肉体上的死亡更是被代之以深入灵魂、思想、意志和欲求的惩罚。奴隶主真正想要打击的是奴隶的灵魂而非肉体，小说家通过这样的描述更加深刻地抨击了美国曾经的奴隶制对文明的践踏和对人性的扭曲。在小说中可以明显看出，在白人奴隶主的权力方面，公开处刑暴露了它的专横、暴虐、报复，以及用惩罚取乐的快感。小说中这样描述到：她看不透西泽。在那三个早晨，她遭到鞭打时，西泽就站在人群前列。奴隶们观看同为奴隶的遭受凌辱，是进行品德教育的一贯做法。表演期间，临到某一时刻，也不止一个时刻，所有人都不得不背过脸去，因为他们对那奴隶的痛苦感同身受，想到或迟或早轮到他们惨遭鞭打的那一天。是你在那儿，即使现在不是你。但西泽没有退缩。他没有直视科拉的眼睛，而是看着比她更远的某处，某个大而难以辨识的东西。（52）会识字会手艺的黑人奴隶西泽意识到了白人奴隶主对于奴隶的精神折磨，他坚决要带着科拉逃到自由的北方。也许正如黑人西泽潜意识里意识到，却永远不会表达的一样，在这个国家，惩罚制度甚至是某种有关肉体的“政治经济学”。尽管有时这种惩罚并不使用粗暴的、血腥的手段，尽管它们使用禁闭或教养的“仁厚”方法，但是，最终涉及的总是肉体，即肉体及其力量，它们的可利用性和可驯服性，即对它们的安排和征服。在这里，肉体直接卷入某种政治领域：权力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这种关于肉体的政治技术学的重要性在于：施加于肉体的权力不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所有权，而应该被视为一种战略；它的支配效应不应被归因于“占有”，而是调度、计谋、策略、技术和运作，人们应该破译出一个永远处于紧张状态和活动之中的关系网络；它的模式应该是永恒的战斗，而不是进行某种活动的契约或对一块领土的征服。

三、小说中的地下铁路符号隐喻

一、蓬莱地域符号

1.神仙文化。据唐朝元和名相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登州•蓬莱》记载：“昔汉武帝于此望蓬莱山，因筑城，以蓬莱名之。”汉武帝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巡幸至此，寻访神山不遇，于是筑起一座城，冠以“蓬莱”，从此便有了“蓬莱”这一地名。可见从蓬莱诞生那一刻起，就与神仙文化密不可分。在苏轼的《登州海市》中，“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映射的便是海市蜃楼的奇景与神仙的传说。蓬莱的神仙文化可以归结为以蓬莱阁、八仙和海市等为代表，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集体力量和向往美好生活的愿望。2.精武文化。蓬莱的精武文化以戚继光和蓬莱水城为代表。戚继光是山东蓬莱人，明代的抗倭名将，中国历史上的杰出军事家，伟大的民族英雄，同时也是公认的将蓬莱精武文化发扬光大的第一人。在戚继光的《韬铃深处》中，“封侯非我愿，但愿海波平”便将其保家卫国、淡泊名利和向往和平的情怀展现的淋漓尽致。蓬莱水城是中国明清时期重要的军港要塞，在山东省蓬莱市城北崖山下。蓬莱水城整体呈现不规则的长方形，有“断崖千尺，下临天地”之势，它的水门、防浪堤和城墙炮台等海防与海港等建筑保存较为完好。蓬莱的精武文化可以归结为以戚继光故里和蓬莱水城等为代表，体现出爱国的凛然正气。3.港口文化。蓬莱港位于山东半岛的最北端，黄渤海的交界处，与日本和朝鲜半岛隔海相望。据《竹书记年》中记载，在中国的夏、商、周时期，蓬莱的海航业开始逐步的发展起来。早在新石器时期，登州的海航活动就日益兴盛，根据在登州古港外打捞出土的古代文物的制作年代来看，在新石器时期的登州一带，已经有了较高的造船技术。考古发掘的成果表明，在辽东半岛、朝鲜和日本等地均有史前胶东半岛的文物出土。这些都充分证明了当时海航业的发展程度之高，为登州古港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宋代文人苏轼在担任登州知州期间，其所作的《登州如还议水军状》中有记：“登州地近北虏，号为极边，虏中山川，隐约可见，便风一帆，奄至城下，自国朝以来，常屯重兵，教习水战，旦暮传烽，以通警急。”可见当时的登州古港无论在经济还是军事上，都有极其最重要的地位。蓬莱的港口文化可以归结为以蓬莱港为代表，体现出古登州对外开放航运的兴盛。4.海洋文化。作为沿海城市的蓬莱，其依托海洋而形成的文明具有自己独特的意识形态和独特的文化，必然衍生出许多与此相关的产物。蓬莱是中国9个沿海城市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海上丝绸之路项目的唯一北方港口城市，足见蓬莱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里的重要性。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海上通道，推动着海上贸易的兴盛发展，同时将中国的民族工艺和儒家思想进行了有效的传播，推动了不同文化的交流与碰撞。蓬莱的海洋文化丰富多彩，民俗在其中也扮演着相当大的角色。每年的正月十三和正月十四，蓬莱本地的渔民会纷纷地给龙王庙送灯上供，以祈求未来的一年中出海平安，渔业丰收。此外，蓬莱的民间艺术渔民号子、大秧歌、剪纸以及蓬莱的饮食文化和土特产品也都极富海洋文化特色。蓬莱的海洋文化可以归结为以海上丝绸之路和当地民俗等为代表，体现出中华民族的包容开放，对外来文化的吸纳与融合。

二、蓬莱地域符号与旅游文化产品设计的关系

旅游文化产品的设计本质上是对文化的设计，是文化物化表现的一种方式。而想要把文化进行有效地传达，就需要将文化符号赋予到产品当中，产品的文化意义需要用符号来表达。来蓬莱旅游的人们，通过感受旅游文化产品中符号所传递的信号，再由自身的旅游经历感知符号传递的意义，并给出一个良好的反馈。文化符号在产品中的呈现并不是一味的照搬复制，而是要在把握地域文化特征的基础之上，综合运用工业设计思维方法，将提炼出来的设计元素投入到旅游文化产品的再设计过程中。1.蓬莱地域文化特点。蓬莱的地域文化融合了神仙文化、精武文化、港口文化和海洋文化，作为一座沿海城市，海洋文化是其基础，神仙文化是其核心，精武文化和港口文化丰富了其内涵，充分体现了蓬莱“人间仙境”城市映像，带有鲜明的地域内容、风格和形式。从蓬莱地域文化角度来看，“海城楼阁”可以充分体现其旅游文化内涵，在旅游过的过程中，活动性体验所得的一种人文记忆。“海”可以是渤海和黄海，“城”可以是登州古城或蓬莱水城，“楼阁”可以是海市蜃楼和蓬莱阁。蓬莱众多的旅游景区，恰好可以利用这一地域文化特色，将其融入旅游文化产品设计当中，让游客可以购买到与其他沿海旅游城市不一样的旅游文化产品。2.蓬莱旅游文化产品设计发展方向。旅游文化产品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它记录着消费者的旅游经历，蕴含当地的文化特色与民俗风情。作为商品而言，它不仅带动了当地的旅游产业的发展，而且也向外界传播了相应的旅游文化，是一个有效的传播媒介。地方的文化特色是旅游文化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旅游文化产品区别于其他商品的一个主要特征。现在许多沿海城市的旅游消费市场中，旅游文化产品样式雷同，缺少地方特色。这类产品往往缺少实用功能，功能性语义设计指示不清，往往只具有一定的装饰功能，易落入俗套。在各地的旅游景点或市场上，许多旅游文化产品在设计形式上几乎毫无差别，也有很多都是从江浙广东等地批发而来。在旅游景点经常会看到扇子、画册、佛珠、茶具、翡翠琉璃、书签和花瓶等旅游文化产品，各自所不同的往往只是图案上的差别。设计师应该切身体验蓬莱的地域文化，探索其中的文化内涵，提炼出可以融合到产品设计中的文化符号，形成具有蓬莱当地特色的设计风格，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收藏价值或使用价值，游客才会心甘情愿地购买。同时，要将旅游文化产品设计融入消费者的旅游体验当中。旅游体验是消费者旅游过程当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人们在旅游过程中的体会和感知。游客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旅游内容来丰富自己的旅游体验，比如当地的风土人情、土特产、传统技艺和民俗节庆等，让游客们参与其中，切身感受到当地的民俗文化特色，从观赏者变身为活动的主要参与者。这些民俗文化活动可以通过特定的设计方式进行，比如定制个性化的旅游产品或者游客自己亲手制作等，让游客参与其中，享受这种互动的形式，体会其中的文化主题，将这种体验深深的印刻在脑海中，给自己留下美好的回忆。这样才会将蓬莱高品质的旅游文化有效地传播出去，带动当地社会经济发展。

三、蓬莱旅游文化产品的研究意义

蓬莱旅游文化产品是蓬莱这座城市的靓丽名片，是展现城市文化的有力载体，游客可以通过旅游文化产品更加全面深刻地认识“人间仙境”，吸引更多的游客，为旅游经济带来实际的效益。实现产品与地域文化的结合，维持蓬莱文化的独特之处，形成蓬莱文化产业体系，塑造蓬莱特色文化品牌，推广蓬莱旅游文化产品，可以更好的传承和发展蓬莱这座沿海城市文化。目前我国的旅游文化产品规模在700亿左右，今后随着旅游市场的不断成熟与完善，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文化产品的不断涌现，其市场规模有望进一步扩大。由此可见，蓬莱旅游文化产品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与市场潜力。四、结语对蓬莱地域符号的研究，是以蓬莱地域文化为核心。蓬莱旅游文化产品的设计结合当地的人文生活和自然环境等特色的文化资源，保留传统文化精髓，发展旅游文化产品设计，让到蓬莱旅游的人们可以切实感受到本地精彩文化与厚重悠久的历史。

一个民族或地域的社会群体，在漫长历史发展阶段中，都会在信仰风俗、审美情趣、民族情感与思维方式等方面形成鲜明的文化符号。校园文化作为学校重要的隐性课程，可以利用多样性物质载体和组织校内活动等方式，营造精神氛围，发挥全面、持久、渗透式传承民族文化符号的独特优势，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展现各民族优秀文化遗产。一是利用板报宣传、走廊文化、班级场景布置等校园文化建设，宣传民族地区丰富的文化遗产。

如，展示各民族服饰、器物、建筑等。在各民族文化共依共存的校园文化环境中，学生能够学会尊重、理解并接纳文化间的差异，奠定交往交流交融的认知基础。二是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要着重展现不同民族优秀文化遗产背后蕴含的民族精神，帮助学生认识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促进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生成。如在朝鲜族农耕历史文化中被赋予功勋地位的“黄牛”，正是中华民族孺子牛、拓荒牛与老黄牛的精神体现。

发掘地方人文地理资源符号。地理符号是重要的文化象征，一些地理符号已经上升为我国民族精神标识，如黄河、长城象征着中华民族的自强不息与不屈不挠。边疆民族地区自然人文地理资源丰富，许多地理资源承载着丰富的革命历史故事。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一眼望三国”的防川风景区，是祖国守卫边疆的历史记录，更警示着国家边防的安全，展示着国家开放包容的发展战略。利用地方教育资源开展校园文化建设，贴近学生实际经验，易于激发学生情感。开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中国梦等文化符号教育。

世界正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显著增加，帮助学生深刻认识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是学校的重要任务之一。校园文化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科技强国、实践创新等符号，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熏陶，帮助学生认知目前国家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时代方位，培养学生超越个人观念的国家整体意识，有利于学生在国家视野下重新审视自我发展，进而形成国家意志和个人行为的统一。

开展传承历史与承载未来的校园仪式活动。学校开展中华民族共有文化符号的仪式活动，是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强化民族认同的重要途径。首先，重视国旗、国徽、国歌等国家象征符号的仪式活动。学校严格执行升降旗制度，奏唱国歌，强化学生对国家象征物的崇敬感和神圣感，激发学生爱国热忱。从爱国旗、国徽、国歌开始，将爱国情感外化于日常行为。其次，开展节日纪念与庆祝的仪式活动。

如国家层面的国庆节、“九一八”抗日战争纪念日，民族特色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敬老节”等。校园文化的公开性、大众性、参与性以及现场感，决定了校园文化在中华民族共有文化符号教育方面的巨大隐性教育功能，是实现全方位、全过程与全环节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有效途径。

【摘要】中华民族各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和生活中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展现出了各民族的艺术魅力和文化价值，作为第三产业的旅游业，不仅要向旅游者提供游览服务，同时更要向游客宣传当地的传统文化，所以，在设计旅游产品时要将不同地域所呈现出的民俗文化符号运用到旅游产品设计中，这样才能凸显地方特色、弘扬地域文化、吸引游客眼球，从而更好地带动旅游业发展。本文就民俗文化符号在旅游产品设计中的运用进行了分析，希望能够通过旅游业来发扬和传播地域文化，通过地域文化来带动旅游业的发展。

【关键词】民俗文化；符号；旅游产品；设计；运用

我国旅游业发展至今，已进入成熟阶段，随着我国人民对旅游消费观念的不断转化，必然要求旅游产品的设计也随之发生变化。可以看出，现今旅游者对旅游产品的要求已由最初可以亲身感受大自然、游览风景名胜逐渐转换到要深层次地感受异地文化，体验民族风情；由起初走马观花式的游览形式转变为地域性的深度旅游，面对旅游者需求的不断改变，旅行社在旅游产品设计方面就要在保证质量领先和成本控制的基础上切实满足游客的需求，以达到或超越游客对产品的期望值为目标。“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是地域之间不同民俗文化特点的最好描述，同时也是体现地域性风情民俗的最好写照。民俗文化立足于传统文化，是植根于当地百姓生活的大众文化，它最能反映当地的文化特色与文化价值，同时也最具有参与体验性。这种文化既能让他们去感受异地风景的独特性，又让他们深入了解异地文化的差异性和多元化，从而达到“悦志悦神”的最高审美层面。如果在设计旅游产品时能将当地传统民俗文化符号融入其中，使旅游产品蕴含其独特性和体验性，不仅能让游客体会到自然景观的美，达到心情的放松愉悦，还能给游客传递异地文化之奇和亲身体验之感。

一、民俗文化符号概述

民俗文化属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它代表着广大当地百姓在某一地域内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生活方式和风土人情，这不仅是当地人民生存和生活的一种体现，同时也是我国丰富的传统文化遗产，它也会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而发生转化，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融入更多符合时代的新元素。民俗文化符号是一种非语言符号，它是民俗文化信息的载体，它可以是文字、物体、图形、仪式，或能用来传达一种精神、一种信仰。如当我们看到龙凤就会想到帝王，想到吉祥的象征；看到八卦，就会想到阴阳和太极的思想；看到不同的人生礼仪就会赋予其不同的情感表现，或喜或悲、或惊或叹。民俗文化符号就是由这些民俗文化中各个元素表现出来的，它可以指代一定的民俗文化，同时也作为这些文化载体来表达情感。我们将民俗文化符号从民俗文化的角度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受物质影响较大的物质民俗符号，包括生产民俗、消费民俗和流通民俗；第二类是受社会不断发展、家庭生活不断改变所影响的社会民俗符号，分为家庭民俗、村落民俗、礼仪民俗和岁时节令民俗；第三类是为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能起到支配人们思想的精神民俗符号，分别由信仰祭祀民俗、口头传承民俗、民间艺术和民间娱乐民俗构成。[1]

二、民俗文化符号的特征

摘要：第24届冬奥会于2022年在北京和张家口联合举行，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举办冬季奥运会，北京也成为奥运史上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季奥运会，也举办过冬季奥运会的城市。自2015年7月31日北京成功申办冬奥会以来，北京冬奥组发布了一系列冬奥视觉形象设计。本文通过分析北京冬奥会视觉形象设计，研究其中文化符号内涵，总结北京冬奥会视觉形象设计的文化符号特点及其文化传播作用。

关键词：北京冬奥会；视觉形象设计；文化符号；文化传播

形象归属于艺术的范畴，是一个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要素，是对生活中各种现象加以选择、综合创造出来的画面。因此，视觉形象可以归结为作用于人的视觉的艺术范畴，是以视觉媒介为载体，经过制作而完成向大众传播信息和情感的艺术作品。奥运视觉形象就是运用平面设计或其他艺术方法对奥林匹克内涵的全面整合和艺术性表达［1］，主要包括奥运五环、会徽、吉祥物、火炬、体育图标等，并逐步成为承载奥运精神的文化符号。同时，奥运视觉形象的设计又蕴含了主办国的地域文化内涵，形成主办国人文思想和价值观的象征。本文通过分析2022北京冬奥会视觉形象设计，研究其中所蕴含的双重文化符号内涵。

一、北京冬奥会视觉形象设计的文化符号类型

（一）会徽

在奥运会视觉形象系统中，会徽是奥运会视觉形象设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奥运会视觉形象的高度符号化［2］。北京冬奥会会徽“冬梦”（图1-1）以汉字“冬”为设计原型，“BEIJING2022”融合书法和剪纸的艺术形式，充分展现富有中国特色的地域风情。色彩以红、黄、蓝为主色调，渐变层次由深到浅，由浅入深，呈现出冬奥运动员的造型。象征着赛道和节日飘扬的丝带，表现出和谐与飞扬的动感，丰富并刺激了观者的视觉感知，产生对冰雪赛事的无尽想象。

摘要：积淀千年的华夏民族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历史，深厚且独具民族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也是现阶段中国进一步走向世界，不断加强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当前，随着中国在世界范围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和应用价值也在不断的凸显，逐渐应用于各行各业，而在鞋类设计中也不乏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影子，文章以李宁和敦煌博物馆联名的敦煌“拓”系列为介绍对象向大家简要的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在鞋类设计中的应用与意义。在设计实践活动中对传统文化符号元素的提取，并将其与现代设计进行融合再创新，形成具备民族特点的新设计风格，这将有利于设计多样性的发展和可能性，是需要我们一直去深挖和努力的重要方向。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符号；鞋类设计

1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概述

1.1中国传统文化。在人类历史不断发展的进程中，由于地理、气候、环境、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影响，人类作为群体类物种开始以国家又或是民族的形式繁衍生息，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形成了各自的文化且具有很强的民族性，而这些文化也相应发展成为了特定的符号形式。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有着五千年的璀璨历史文明，在这一漫长的时期中累积了先人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精神和精神财富。也是在这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有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中国传统文化，而文化一般具有民族性、多样性、相对性、延续性和积淀性等表征。1.2符号含义。符号指的是一种指称关系，一个符号就是代表或是指称另一个事物的东西。因此，符号关系涉及到两种不同的事物，其一是处于表达层面的是一种感知的媒介物，其二是处于意指层面的可以是一种不在场或未出现的事物。两者是通过约定俗成的方法联系在一起的，构成了一种替代性或是指称性的关系。符号学的开端最早是由瑞典语言学家索绪尔从语言学的层面提出的，与此同时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皮尔斯也在逻辑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相似的概念。符号学理论提倡用符号的观点来研究一切学科和现象，符号学中，符号是负载和传递信息的中介，表现为有意以的代码和代码系统。从符号与它指称对象的关联上，目前在符号理论研究领域普遍认为可以将符号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图像符号、指示符号和象征符号。符号学理论的提出，涵盖了人类认知和思维活动的不同类型，也为符号学在人类语言学、科学（数理逻辑）、艺术和设计等方面的应用提供了一种理论原理。1.3中国传统文化符号。传统文化是从长期的历史演变和继承而来的艺术、思想、风俗、生活方式等物质和精神文化现象的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经过千年的发展和沉淀早已形成了众多内容丰富且具有强烈中华民族特性的文化符号。传统的文化符号可分成有形符号和无形符号。有形符号包括故宫、长城、中国结、剪纸、瓷器、等。无形符号包括武术、中医、道教、戏剧等。中国传统文化符号无论是分为有形还是无形都是经历了长时间淘洗遗留下的精华，都是华夏文明五千年的抽象化的表现和概括，都是我们需要继续去传承和发扬的物质与精神上的财富。

2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在鞋类设计中的应用分析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为重要也是最为直观呈现的组成部分，博物馆集展示、宣传、保护优秀传统文化的功能于一体，因此也是设计行业获取灵感与创意的重要合作对象。2020年初运动休闲品牌李宁与敦煌博物馆展开重磅合作推出“敦煌系列”鞋类设计项目，旨在共同深度挖掘敦煌历史长河中璀璨的文化瑰宝。敦煌，地处甘肃与青海、新疆省（区）相邻，位于河西走廊的最西端，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城市，成就了东西方经贸、文化的繁荣和共享，浓缩了古代丝绸之路及汉唐繁荣强盛的历史，并以“敦煌石窟”、“敦煌壁画”闻名于世。敦煌博物馆于1979年建馆，馆内设施完全、功能完善，是弘扬敦煌文化、展示敦煌古代文明的重要窗口，也是研究敦煌学的重要基地。作为“敦煌”系列的开篇李宁敦煌“拓”系列分别以“河西四郡”的风土线（图1）和“封狼居胥”的战线（图2）的地貌和征途为设计灵感，通过不同的视角展示古代丝绸之路途中不同的地貌特征和异域风情以及中国古代战争的残酷景象。该款鞋“千形策”，的设计灵感主要来源于“张骞凿空”的历史典故，即汉武帝时期派遣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由此打通了中原和西域的交通并绘制了西域的地形，对后来中国开辟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着至关重要的贡献。鞋身设计方面，整鞋造型粗犷有力，鞋身部件也是彼此错落编织搭配绒面革、合成革、纺织品品和牛剖层皮革多种材质，围绕着地形地势进行设计，犹如一张西域地图，分层式的鞋面设计呈现出自然地表结构，鞋垫则是印满了河西走廊地形图。配色方面则重点以代表砂石土砾的黄色为主色调，古朴典雅并借以彰显西域地理环境特点。设计内涵上，以张骞出使西域为设计主题，将古人开拓丝路的进取精神融汇于设计之中，向消费者传达产品背后的深层次含义和对传统精神的开拓和传承的价值观，并以此完成产品的故事包装和附加价值的提升。“守望者“鞋款的配色灵感主要源自霍去病击败匈奴后，等狼居胥山筑坛祭天以告示天下成功之事，继而平定了河西走廊，打通丝绸之路对促进东西方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守望者的敦煌配色就是希望借此讲诉这段历史。鞋面设计方面采用了猪巴革、马毛以及MONO纱等材质，网面部分带有还带有汉代壁花马的图案，后跟皮革上则是刻印有虎纹样式，以图案符号的形式体现”守望者“的特定的敦煌文化符号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