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变迁范文10篇

摘要：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整体性的结构转型。刑法制度回应这一重大历史变革，也在不断地调整和完善。刑法制度的变革在一定意义上正是刑法文化变迁的结果。因此，阐释刑法文化的当代变迁有助于把握刑法制度变革的内在规律，指明刑法制度未来的发展方向。刑法文化的当代变迁主要表现在：从政治刑法到人权刑法的价值观念转换，从粗放思维到精密思维的思维方式变革，从单一话语到多元话语的知识体系改造。

关键词：刑法文化；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知识体系；当代变迁

刑法制度是刑法存在的规则形态，刑法文化是刑法存在的观念形态，本文正是在这一界分的基础上讨论刑法文化的。笔者将刑法文化定义为：“由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结构、生活环境及生活方式所决定的，并对社会经济、政治、生活方式产生影响的，与特定民族及时代相联系的，在历史进程中积累下来并不断创新的有关刑法制度和刑法实践的群体性认识、评价、观念、思维、心理等的总汇。”刑法制度是刑法文化核心要素的规范表达，它体现刑法文化并受其支配。同时，刑法制度也对刑法文化的生成和变化产生影响。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整体性的结构性的转型，刑法制度回应这一重大历史变革，也在不断地调整和完善。刑法制度的变革在一定意义上正是刑法文化变迁的结果。因此，阐释刑法文化的当代变迁有助于把握刑法制度变革的内在规律，指明刑法制度未来的发展方向。刑法文化的变迁过程具有累积性、渐进性、潜在性的特点，并通过关键节点上的理论争议、立法变动、影响性裁判而凸显出来。变迁意味着变化和迁移，是事物发展中相对稳定性和绝对运动性交织作用的产物；变迁又意味着从此到彼的转变，因而也意味着量变和质变的互替及飞跃。因此，刑法文化的变迁并不意味着终结，它只是表征着一种阶段性的变革成果，也是对现有状态的一种尽可能客观的描述和对未来发展趋势的一种合理的期待及谨慎的预测。在刑法文化的众多因素之中，刑法价值观念、刑法思维方式和刑法知识体系具有建构性的意义，因此，刑法文化的变迁也主要从这三个维度展开。

一、刑法价值观念的变迁：从政治刑法到人权刑法

刑法价值观念包含刑法对社会伦理、是非善恶的基本态度，它是确证刑法何以存在的根据；它提示刑法对国家、社会和个人的意义，限定刑法保护和打击的对象，指导刑法修改完善的内容，决定刑法裁判中的利益取舍，评判刑法制度及其变革的效果。因而，刑法价值观念居于刑法文化的核心要素地位。当代中国刑事立法及司法鲜明地反映出刑法价值观念的变迁。这一变迁的实质就是从政治刑法到人权刑法的转变。政治刑法的特点在于：（1）将刑法建立在阶级对立的基础上，将危及阶级统治的犯罪作为刑罚惩罚的重点，锋芒所指，十分明确。（2）对国事罪不惜重刑予以惩治，在相对确定的一般规范之外尚存在具有较大弹性和扩展性的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较为随意。（3）将侵害个人法益的犯罪置于相对次要的地位，且覆盖的侵害行为种类较少，等等。人权刑法则是将个人生命、自由、尊严、财产等法益置于优先保护地位，在观念上认为，国家政权和法律制度的根本目的是维护个人权利。因此，一方面对个人权益予以至为周到的保护，另一方面通过限制国家刑罚权的滥用来保护可能面临刑事责任追究的个人的正当权利。当代中国刑法文化价值观念从政治刑法到人权刑法的变迁集中体现在以下诸方面：（一）罪刑法定的确立。作为近现代刑法基石和铁律的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1979年《刑法》当中并未得到明确承认，主要表现在仍然保留了类推制度。该法第79条规定：“本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可以比照本法分则最相类似的条文定罪判刑，但是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反对类推定罪是罪刑法定的题中之义。在1979年《刑法》颁布之后，一些学者试图调和罪刑法定与类推制度的内在矛盾，论证我国刑法保留类推制度的正当性。在刑法面临修改之际，大多数学者都主张在新的刑法中确立罪刑法定原则，取消类推制度，但仍有少数学者坚持保留类推制度。论证类推制度合理性的主要理由是，刑法不可能包罗万象，如果不允许类推，就会放纵那些已具备犯罪本质特征的社会危害性行为，不利于保护国家和社会利益。［1］而大多数学者认为，罪刑法定作为法律文明的共同成果，在保障个人自由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类推实际上是罪刑擅断。因此，新刑法应当确立罪刑法定，取消类推。［2］最终，1997年《刑法》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一方面，该法第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另一方面，该法取消了类推制度。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王汉斌同志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草案）〉的说明》中指出：“刑法原来基本上也是按照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制定的，当时考虑到刑法分则只有103条，可能有些犯罪行为必须追究，法律又没有明文规定，不得不又规定可以采用类推办法，规定对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可以比照刑法分则最相类似的条文定罪判刑。这次修订，刑法分则的条文从原来103条增加到345条，对各种犯罪进一步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事实上，刑法虽然规定了类推，实际办案中使用得很少。现在已有必要也有条件取消类推的规定。”［3］罪刑法定的确立是法治原则在刑法领域的体现，它意味着我国刑法迈出了走向法治现代化的标志性步伐，也是刑法观念的巨大突破，它对于其后刑法立法、司法和刑法理论的发展与进步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从此，人权保障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从政治刑法到人权刑法的刑法价值观念转变日益显现。近年来一些改判无罪的案件就比较鲜明地遵循了罪刑法定原则，体现了保障人权的精神。［4］［5］（二）反革命罪的修改。作为政治概念的“反革命”，虽然具有一定的界限功能，但是，在很大程度上缺少法律概念应有的严谨性，从而导致刑法上的反革命罪在实践认定中出现一些问题，如“反革命目的”的认定在有些情况下很难把握，容易陷人于罪。1997年《刑法》将1979年《刑法》中的“反革命罪”修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并且将原本就属于普通刑事犯罪的一些犯罪从该章移出。这一方面削减了刑法规范的泛政治化色彩，体现了国家政权安全对于保障人民利益的重要性；同时，通过法益的确定性，极大地消除了反革命罪要件存在的一些模糊性，从而限制国家刑罚权的任意发动，更有利于保障人权。（三）重刑主义的否定。重刑主义的主要特点是：（1）将刑法视为制裁社会越轨行为、压制社会不满甚至解决社会纠纷的最重要手段和优先手段，试图通过严刑峻法来维护政权稳定和社会秩序。（2）迷信重刑，死刑条款数量多，自由刑刑期长，希望“以暴禁暴、以杀止杀、以刑去刑”。（3）往往把社会治安状况不好归结为“打击不力”，认定犯罪性质时“宁左勿右”，上纲上线，刻意拔高；裁量刑罚时，喜重厌轻，宁重勿轻，等等。重刑主义传统由来已久，在当代亦时有变异。但是，应当指出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对刑罚功能的有限性的深刻认识，重刑主义已不再是刑法文化的主流了。刑法的第二次性、谦抑性越来越被公众认同，罪责相当、罪刑均衡的观念日渐深入人心。1997年《刑法》第3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明确了罪刑相当原则。“罪刑相当，就是罪重的量刑要重，罪轻的量刑要轻，各个法律条文之间对犯罪量刑要统一平衡，不能罪重的量刑比罪轻的轻，也不能罪轻的量刑比罪重的重。”［3］刑罚过轻，不足以确保对犯罪的震慑力，甚至会异变为对罪行的鼓励；刑罚过重，则容易招致民众不满甚至丧失社会同情。因此，均衡适当的刑罚对于保障自由和维护秩序而言确属必要。此外，通过历次刑法修正，我国刑法上的死刑罪名已经从68个减少到46个。立法上对死刑罪名的大幅度削减以及司法上的严格控制，也反映了在中国这样一个死刑观念根深蒂固的国度里对死刑崇拜的淡化。这也是否定重刑主义的重要标志。（四）民生刑法的发展个人的自由、尊严和充分发展，无疑是国家政权和法律制度的最终目的，但是，如果生命权、健康权、财产权等得不到有效保障，那么个人的自由、尊严和充分发展就丧失了基础。因此，确保公共安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就成为民生刑法的基本要求。近四十年来，我国刑法修改体现出鲜明的民生刑法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1）通过增设罪名，配置和完善刑罚，对恐怖主义犯罪的有效惩治以及对交通安全、食品安全、环境卫生、个人信息进行有效保护，来增加人民群众的安全感。（2）通过增设犯罪行为形式，严密法网，加大对腐败犯罪的惩治力度来满足人民对公平正义的需求，消弭民众的“被剥夺感”。（3）通过严格对考试作弊、司法渎职等犯罪行为的规定和惩治来实现民众的公平感，等等。

二、刑法思维方式的变革：从粗放思维到精密思维

摘要: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制度已成为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制度保障，影响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速度与质量。回溯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制度变迁历程，全景式透析制度变迁的嬗变轨迹，总结制度变迁的规律特征并明确制度改革的未来趋势，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在改革开放纵深发展的历史链条下，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制度建设不仅融汇于这一历史进程，而且随着国家治国理政方针适时转变、社会转型深入发展以及行政体制改革持续推进，逐渐从“服务经济建设”迈向“文化权利保障”，并最终走向“文化民生建设”。这一制度安排在变迁过程中也呈现出以社会公平为基本价值遵循，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逐步整合并交互影响，强制性变迁下兼具诱致性因素，渐进式变革下制度增量发展与存量优化等规律特征。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体系化建设、民主化发展、智慧化建设和法治化规范将成为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制度建设的改革趋势。

关键词: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制度变迁；文化建设

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国家治理的核心问题①。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制度的创新发展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迫切需要，也是国家致力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必然要求。如何提升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制度质量，尤其是在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制度融合发展时，以文化治理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已成为新时代中国国家制度建设的重要议题。为实现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和有效解决日益突出的“三农”问题，学界对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体系、监督与评估机制等基本制度安排展开了广泛研究。然而，鲜有人从制度变迁角度系统地审视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制度建设的发展过程与实践样态，并为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制度创新提供一种历史镜鉴。因此，本文以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制度变迁历程为线索，全面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制度变迁的嬗变轨迹，总结制度变迁的规律特征，并明确制度改革的未来趋势，以期为新时代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制度体系的完善以及制度质量提升提供经验借鉴和决策参考。

一、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制度变迁的嬗变轨迹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制度是指以政府为主导、以提供基本的且有保障的公共文化产品为主要任务，旨在以确保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文化成果为基本目标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与规则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社会发展新变化，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制度变迁历经回归复兴、扬弃发展和深化完善三个阶段，构成了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制度建设发展的历史链条，呈现出不同的阶段特征，赋予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制度改革的创新性和可持续性。（一）“意识形态工具”转向“经济建设工具”：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制度的复兴回归（1978－2001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国家对包括经济生产在内的国家建设发展过程进行了全面管理与严格控制。在此背景下，政府从整体上支配着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社会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集聚了政治意志与行政逻辑。由此，中国农村公共文化事业主要服务于政治意识形态建设需要。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场域中仍存在大量的贫困人口，1978年中国农村贫困发生率高达97．5％，有7．7亿人处于贫困状态②。为此，国家实施了“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不仅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而且汇聚所有力量进行经济建设。由于社会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加快发展经济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成为这一时期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迫切需要。此后，“随着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优先地位不断巩固，国家的政治合法性基础较多地从个人魅力转向了经济增长，追求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成了各级政府的中心任务”③。由此，包括文化在内的一切社会事业的“生产性功能”日益凸显，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制度建设逐渐成为国家经济建设的附庸与工具。从制度理念看，“发展优先，服务经济”成为这一时期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制度建设的根本理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逐步以“发展优先，服务经济”的发展理念指导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制度建设，以适应国家经济秩序构建的需要。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要清除错误观念，加强文化建设，逐步改变文化同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状况，同时也指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重任④。在此背景下，《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也强调了农村文化建设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⑤。在“发展优先，服务经济”价值理念的指导下，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制度建设的政治属性开始淡化，其经济属性则日益凸显，并逐渐形成一种“补缺式”经济发展目标。这一时期，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基本制度建设在延续中进行了局部调整，并呈现出新的特征。从供给体系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体系单一化特征突出。这一时期，社会力量较为薄弱，地方政府仍是主要供给主体，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体系并未突破单一化局限，延续着计划经济时期“自上而下”的供给方式。同时，各级政府片面追求经济发展，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地方政府的社会建设和公共服务职能，致使面向农村地区的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严重不足。文化站、电影放映和娱乐演出等成为这一时期主要的公共文化供给产品。例如，随着《关于当前农村文化站问题的请示的通知》《关于解决农村乡（镇）电影放映工作人员工资待遇问题的报告》等专项规划出台，文化站、电影放映等公共文化产品成为政府的主要供给内容，目的在于加强农村地区精神文明建设并与经济发展相协调。从财政保障看，地方分担且农民分摊成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重要财政保障，“以文养文”是主要的资金来源。为促进经济发展并适应经济体制改革需要，20世纪80年代中央政府以“分权”为核心启动了行政体制改革，以提高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和治理地方事务的积极性。至此，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主要依赖于地方资金投入，并通过“以文养文”的方式获取资金保障。1984年，《当前农村文化站问题的请示的通知》明确指出，文化站的经费投入主要依靠集体力量解决，地方政府对文化站的财政支出随着经济发展逐渐增加。同时，文化也可以通过经营、代销活动抑或采取“以文补文”的方式增加收入，进而用于人民群众的文化活动⑥。1994年，随着分税制改革不断推进，地方财政逐渐上移，在未合理划分事权的情况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资金来源仍依靠“属地化”财政投入，基层政府在加快经济建设的同时，无力承担更多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资金投入，只能面向乡镇企业或直接面向农民进行筹资。据统计，1993年农村地区总税额为687亿元、人均税费为80．7元；1994年总税额增长至958亿元，人均税费112元；1995年总税额达1154亿元，人均税费134．3元⑦。显然，这加重了农民的经济负担，使得农民的分摊与收益严重失衡，对农村社会的稳定发展造成一定影响。从运行管理体制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运行管理体制延续了以政府为中心的自上而下单向度、封闭式运行模式。随着文化事业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确定，为减少成本，国家开始以行政的逻辑对文化市场与文化事业进行管理和规范⑧。这表明，农村文化事业建设仍然遵循行政的、管理的逻辑，延续着传统的部门式文化生产方式。同时，社会力量较为薄弱且市场发展并不完善，这使得各级政府仍然通过文化部门以行政逻辑进行文化生产，以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并使其与经济发展相协调。这也意味着农村公共文化事业的运行管理始终没有突破原有农村公共文化运行管理体制的刚性束缚，仍然依托政府部门单一主体结构，通过“资源在内、重心在内”的指令性运行管理模式建设农村公共文化事业。（二）“政府文化管理”迈向“文化权利保障”：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制度的扬弃发展（2002－2010年）。进入21世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社会生产力发展到新的水平，中国融入世界体系的速度日益加速⑨，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都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尽管经济总量大幅提高、收入分配方式更加多元，但城乡发展失衡、公共服务分配不均衡等问题日益凸显，致使社会发展出现弥散化现象。为促进各领域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构建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和谐社会建设成为国家治国理政的新规划和社会改革的源生内需。随着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转变，农民文化权利意识兴起，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不再简单地依赖于行政逻辑和管理方式。同时，农民文化权利倍受重视，并最终纳入人民所享有的基本权利谱系之中。全社会公平享有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成为公共服务改革的核心议题，这也是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集中体现，既关系着农民文化权利实践，也事关社会治理绩效提升。由此，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制度建设不再作为经济发展的附属与工具，而是以保障农民文化权益展开叙事。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要重视农村地区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不断推动城乡文化、区域文化的协调发展⑩。2005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进一步要求，构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同时保障和实现农民的文化权益瑏瑡。这标志着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制度理念已由“发展优先，服务经济”迈向“公平优先，权利导向”。以普惠化发展逻辑推进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成为这一时期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制度建设的目标。从供给体系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体系突破单一化局限，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日益完善，社会力量得以成长并日渐展现出协助政府行使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性，国家准许、鼓励和支持以企业为代表的市场主体和社会组织参与农村公共文化的生产与供给，供给主体呈现出“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特征。另一方面，为满足农民文化需要，国家加快农家书屋、村图书室等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开展电视入户、电影放映等服务活动，不断丰富文化供给内容。2002年，文化部颁布《关于进一步活跃基层群众文化生活的通知》，明确要求为城乡基层群众提供快捷、丰富的文化信息产品和文化服务瑏瑢。此外，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方式突破了政府单向度直接供给的传统供给方式，开始以市场配置资源，通过政府购买、补贴、服务合同外包以及志愿者服务等方式供给农村公共文化产品。2006年，《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通过政府采购、服务合同外包、志愿服务等多种形式，实现供给方式的多元化瑏瑣。从财政保障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资金保障仍由政府主导，但筹资渠道愈发多样。因农民分摊的制度外筹资方式致使农民的履约成本与实际收益严重失衡，对农村社会稳定造成了一定影响，为更好地保障农民文化权益，国家通过税费改革完全取消了农民分摊的筹资方式，开始通过转移支付、建立专项资金、引导社会投资等多种方式保障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2002年，文化部等联合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文化建设指导意见的通知》明确指出，政府建立与健全专项资金制度，并鼓励社会力量投资瑏瑤。这表明，以政府财政为主导的多渠道筹资方式逐步确立，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因资金不足而与经济发展不相协调的问题，也缓解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严重滞后于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的矛盾。从运行管理体制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运行管理体制逐渐从政府单一主体结构的封闭型管理转向多元参与的外向型管理。2005年文化部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的通知》强调，农村文化事业建设需要深化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机制，增强活力瑏瑥。2006年，《文化建设“十一五”规划》明确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改革目标，要求建立党委领导、政府管理、企事业单位依法有效运行与行业自律的文化管理体制，以及宏观调控、职责明确、运转有序的调控体系瑏瑦。这表明，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管理主体结构不仅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而且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运行管理过程中的资源整合逐渐实现由内向外的转移。这种以公共需求为导向的运行管理模式和过程，是一种面向社会、面向市场需求的开放型管理结构，是多元主体协同互动的管理情景。由此，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运行与管理体制逐渐从政府单一主体结构的封闭型管理转向多元参与的外向型管理。从监督评估机制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监督评估机制呈现出权力体系内自上而下实施监督评估的特征。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监督评估机制建设，既是履行中国现行法律法规的必然结果，也是督促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各项措施得以落实的有效手段，更是政府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的重要途径。2005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明确规定，建立相应的文化建设评估机制，将建设服务情况纳入考核内容瑏瑧。2009年，文化部颁布的《乡镇综合文化站管理办法》指出，文化行政部门需对文化站等基础设施建设、经费投入等基层文化工作建设的情况进行定期检查、考评瑏瑨。这表明，为确保文化成果惠及农民，国家构建监督评估机制以确保各级政府履行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中的相应责任，但这一阶段的监督评估局限于政府内部自上而下进行。（三）“文化权利保障”走向“文化民生建设”：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制度的深化完善（2011年至今）。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改革朝着纵深推进。随着社会发展的民生取向不断强化，以人本发展为价值依归，实现国家的良序、社会的善治和人民对美好生活期盼成为国家治国理政的新方针。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社会发展总的目标指引下，加快推进社会事业建设，提高政府治理能力、治理质量，实现全民共享治理效益和改革成果成为社会改革的重心，国家开始以治理逻辑推动文化民生建设以造就深刻中国文化品位。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民生问题备受重视，公共服务改革作为保障与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成为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核心议题。中国政府关注农民公共服务需求，长期致力于解决农村地区的医疗卫生、教育和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要更加重视社会建设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瑏瑩。在此情境下，各级政府重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农民文化权益保障。然而，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实践表明，公共文化资源过多集中于城镇地区，农村地区的文化生活仍较为匮乏瑐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政府致力于改善民生，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并把农村文化广播电视、送书送报等公益性文化服务纳入基本公共服务建设的重点任务瑐瑡。这一规划出台，标志着公共文化服务被纳入基本公共服务范畴并成为民生建设的重要内容。由此，“公平主导，民生引领”制度理念得以确立，此理念并非前一时期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制度价值理念的简单延续，而是全面的优化升级，是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制度建设的价值取向。尽管，城乡居民是具有不同利益诉求的群体，但都享有平等参加国家文化治理的权利，理应均等享受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因此，推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以实现“文有所惠”，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制度建设的目标指向，这既是现代化治理进程中政府实施有效治理的责任担当，也是农民需求的演化逻辑与历史发展实际进程相契合的应然选择。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基本制度安排已置于国家治理体系框架之中，处于体系化、整体性的调整与完善中。从供给体系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一核多元”供给体系得以确立。为改善与保障农村文化民生，国家正式确立了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的“一核多元”供给体系。一方面，国家不断激发多元供给主体的参与动力。国家先后出台各项优惠政策以引导民间资本向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投资，同时颁布了诸如向社会力量购买农村公共服务以及对公益事业捐赠减免税收的一系列相关政策，以提高市场、社会参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生产供给的积极性。例如，国家相继颁布《关于做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等文件。另一方面，国家继续推进农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并积极开展“结对子”等公共文化活动，以增加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数量。与此同时，政府在充分肯定政府购买、特许经营、合同委托、服务外包等供给方式所取得的成效后，逐步对其进行更大范围的推广。从财政保障看，公共财政主导下多渠道投入的财政保障制度逐步完善。国家通过设定强制性指标和财政支出比例，激励各级政府履行公共文化服务建设职责，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中央补助地方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中央财政对东、中、西部地区分别按照基本补助标准的20％、50％和80％的比例安排补助资金，其余部分由地方财政负责安排。”瑐瑢这既明确了地方财政支出的责任，也扩大了县乡政府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财政支出。同时，国家继续以优惠政策激发社会投资的积极性，以增加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筹资渠道，进一步完善公共财政主导下多渠道投入的财政保障制度。从运行管理体制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运行管理体制提档升级，以需求为导向的协同集成式运行管理体制得以形成，有效集聚了各方力量并高效整合了各种资源。例如，2013年，《文化部“十二五”时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实施纲要》明确提出：“建立党政相关部门共同参与的沟通协商机制，共同承担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职责，形成工作合力。与此同时，国家探索建立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吸纳有代表性的社会人士、专业人士、基层群众参与管理。”瑐瑣可见，随着制度理念与目标的转变，为了能更好地回应农民需求，为农民提供均等优质公共文化产品，这一时期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运行管理体制继续完善，逐步建立了开放的、以需求为导向的协同集成式运行管理体制。从监督评估机制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监督评估机制逐步向权力体系内外相结合的监督评估机制转型。2012年，《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的通知》指出：“要自觉接受同级人大、政协和人民群众的监督。鼓励多方参与评估，积极引入第三方评估。”瑐瑤这表明，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监督评估除依靠政府外，还需构建内外结合的评估系统，引入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其中，以有效的外部制衡机制弥补传统的政府自我监督评估的缺陷。由此，加快实现监督评估内容的指标化、具体化，积极引入农民、社会中介组织进入评估系统，既有利于提高农民的满意度、获得感，又使得权力体系内外相结合的监督评估机制得以形成。

二、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制度变迁的规律特征

一、前言

拉祜族属于古氐羌遗裔之一，主要分布于云南普洱市、临沧市、玉溪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大理白族自治州等，2010年全国拉祜族总人口有475023人。云南的拉祜族大部分居住在远离城镇海拔较高的崇山峻岭之中，因此房屋建筑形成了其固有的特点。佐扩村隶属于西盟佤族自治县力所拉祜族乡，是一个佤族、拉祜族混居的行政村，地处力所拉祜族乡东南边，距乡人民政府所在地8公里，距县城36公里。东邻勐梭镇，南邻翁嘎科乡，西邻力所村，北邻王雅村，辖佐扩、南约等5个自然村5个村民小组。南约是佐扩村唯一一个拉祜族自然村，坐落在背山朝阳的山坡上，有80多户，373口人，其传统民居建筑因地就势，建筑材料就地取材，形成了干栏式建筑风格。干栏式民居建筑是一种古老的建筑，“干栏”一词源于古代南蛮对其住房的自称，到南北朝时期才在史籍中出现，是人类巢居的延伸，“干栏”又称“干阑”、“杆栏”、“高栏”、“葛栏”等。“任何建筑，不论是原始的还是现代的，哪怕是一片土墙，一个简易的茅棚，都是对一定自然空间的人为占有、分割和改造利用。穴居和巢居的出现，作为最早的人为居住形式，确立了一种‘人工造作’的空间秩序。后来的建筑形式无论如何变化，皆是在这一基础上不断对空间复制、移植和创造的结果。”据拉祜族老人讲，远古时候，拉祜族先民学鼠类动物安窝，住在穴洞里，后来又学鸟类安窝，安在树上，但是慢慢地发现，住在树上虽然很安全，但是活动不方便。由此可以证明，拉祜族先民有过穴居或巢居的历史。南约寨拉祜族民居建筑文化是典型的拉祜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结合的结果，其地理位置处于十分边远的农村山区，作为研究拉祜族传统民居建筑文化变迁的调查点最适宜不过。文化变迁是指由于民族社会内部的发展，或由于不同民族之间的接触，因而引起一个民族的文化的改变。最近二十年来，由于拉祜族自身内部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受外部建筑文化的影响、传统的建筑样式发生了急剧的变迁，这种变迁体现在建筑材质、建筑外型及内部结构、功能等方面。同时附在传统民居建筑上的一些习俗信仰也发生了变化，这些变迁不仅仅是建筑文化的孤立变迁，其中包含着拉祜族核心价值观在内的整个文化的变迁，因而很值得关注。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拉祜族传统民居建筑的研究还不多，许多关于研究拉祜族的书中有写到，但是很零散，不够详细或者只停留在建筑型制的介绍上。本文运用文化解构与重构的方法来试图阐释南约寨拉祜族民居由传统干栏式建筑演变为现在几何形建筑的过程，这一演变过程是一种解构的过程，也是一种重构的过程，拉祜族人们为满足自身的需求而发生。文化解构与文化重构兴起于上世纪60年代的法国，“解构”是指打破秩序后再创造更为合理的秩序，“重构”是指不改变程序功能的前提下改变其结构。关于文化重构的研究，贵州民族学院教授杨昌儒在《民族文化结构试论》一文中写到：“民族文化的变迁取决于民族间的交流与互动，民族文化在于外来文化的互动中，所作出的有选择创新与组合就是文化变迁。具体来说，将其中有用的内容有机地置入固有文化之中，导致了该种文化的结构重组和运作功能的革新，这种文化适应性更替就是我们说的文化重构。”简言之，文化变迁的过程就是文化重构的过程。

二、拉祜族传统民居建筑文化概况

据当地老人讲，很久以前，拉祜族没有固定的寨子，每过三年搬一次家。后来发现傣族有固定的寨子，就与其争地盘而发生战争，结果旗鼓相当，双方以兄弟方式谈判决定：凡是坝区归傣族，除坝区外，拉祜族可以在任意地方建寨。于是拉祜族来到山坡上，开始建寨。在拉祜族部落，寨子分为大寨、小寨、上寨、下寨、老寨、新寨等，寨与寨之间相隔不远，一般有500米至1000米之距。大寨有100户以上，有700至1000多人；小寨有30户以上，有70至100多人；一般的寨子有60至70户以上，有300至500多人。拉祜族寨子设有前门、后门、上门、下门等四道寨门。寨门有专人把守，未经同意，外人不得擅自入寨。传统拉祜族村寨具体布局为：卡些（头人）住寨子中间，寨民分别居住在卡些的左右方和寨脚。在寨子的上方设立佛房或神房，搭建饮水槽引进寨子，让全寨人共享，最后挖寨沟、设立寨门。南约寨传统拉祜族民居建筑材料主要有竹、木、草等，砍伐竹木的时间一般选在每年的八九月份，据说这一时期天气变凉采集的竹木料不易滋生蛀虫。木料主要用来做房柱、房梁、主梁，竹料用来做墙板、压条、房床和篾条，草料盖屋顶之用。“干栏式竹楼”是拉祜族传统民居的基本形式，顺地势建盖，布局错落有致。其基本特征是分上、下两层，上层供人居住，一般由竹笆铺垫，四周的墙壁皆由竹木编成，具有避暑、防潮、防兽的功能，同时竹木利于通风散热，非常适宜当地气候；下层关养家畜，堆放杂物、柴火、农具、舂米工具等，形成人与地面相脱离，“居住不着地”的居住习俗。其结构多采用人字木架，屋顶多为歇山式，利于倾泻雨水和增加散热面。这种结构简单，施工方便，造价低廉的建筑，与亚热带的山野丛林环境相融合，风格古朴、粗犷，具有浓郁的原始韵味。拉祜族聚落中永久性居住的房屋，拉祜语称为“页”，即意为家，一般有三十二棵柱子，四十多棵横梁，六十多块木板，一百多棵竹床，两百多个压条，三百多根篾绳和四百多把干草。房屋的大小由家庭人口的多少而定。南约拉祜族除父母忌日忌讳建盖房屋外，还特别忌讳属龙、属猪、属马和属虎日建盖房屋，若这几日建盖房屋，认为会触犯水神。干栏式建筑的建筑程序大致是：建房前，在选定的地基上用刀柄往同一个地方打三次，打出一个小洞，家里有几口人，洞内支几粒米，洞口用树叶遮挡。次日，如果发现米粒完整无缺，就认为地基好，可以建盖房屋，反之亦然。然后开始挖地基，挖平的地基上摆放横梁，以作测量，挖土洞栽种房柱，搭横梁，铺木板或竹板。同时设立火塘、并挖土填平。当铺好木板或竹板以后，就上主梁和房床，用压条捆紧。用茅草盖房顶，把茅草捆扎成排状，排排错开尺把相叠。围房墙、做房门和晒台，晒台供晾晒谷物和衣服，用木板或竹板隔墙做房间，最后搭睡床和独楼梯。一般而言，房子长有17．8米，宽8．9米。由于房屋结构简单，只要有足够的材料和人力，一天的时间就可以建好。茅草易腐坏，所以最多可维持五年。室内分为内外两半，用竹笆隔之，内里是小孩的卧室；外面是堂屋兼厨房，中间设有火塘，火塘上方吊烤棚，可烘谷禾和腊肉，火塘后方置父母的床。火塘“是世俗家庭生活和宗教活动的地方，……是火神、祖神栖身来往之地，是家庭成员与神灵相互沟通的地方，是人们生活中充满神秘色彩的中心”。火塘不仅供煮饭取暖照明之用，而且是家庭的象征，维系着个人与家庭的命运，人们为求得平安和兴旺，形成了火塘崇拜，从而影响了火塘在房屋内的位置。传说，拉祜族祖先从燕子衔草做窝中得到启发后，才开始学会用茅草做屋顶。为了表示对燕子的感谢，所以允许燕子在房梁上做窝，并禁止掏燕子窝，驱赶燕子，更忌讳射杀燕子、吃燕子肉，据说，吃燕子肉的人会变成秃子。

三、拉祜族传统民居的功能

南约寨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气候炎热、高温多雨、湿度较大、植物茂密。其干栏式传统民居建筑不仅是适应自然环境的产物，也是人与自然相结合的最高形式。干栏式建筑随处可见，但拉祜族的竹楼具有自己的特色，这种特色不仅表现在建筑形式上的某些不同，还表现在对当地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调适，即人如何最大程度的利用自然，取自然之利，避自然之害，造就自己安居的乐土。那么，拉祜族传统民居建筑是如何与自然环境相适应的呢？第一，它可以就地取材，成本较低，其居住地附近森林茂密，植被丰富，竹木草等建筑材料随处可得。第二，它可以最大限度的避免自然环境对人的侵害。可以避免毒蛇、猛兽等对人的侵害，更重要的是底层架空，可以避免地面潮湿，有利于健康。第三，以竹笆和木板做墙，有利于通风散热。第四，村寨建在山坡上，竹楼正好可以修建在山坡上而地表环境不被破坏，并与当地的地理特征相适应。从其房屋的布局来看，分为上下两层，下层关养家畜，存放杂物，有效的节约了空间，防止了占用更大空间，破坏更多植物的可能。上层是房屋的主体，里面包含有火塘、堂屋、卧室等，火塘是拉祜族的主要生活场所，一般设于门前右侧方向，用土填平，呈正方形状，中间置有铁三脚架，用于安放烧饭煮菜的锅具。火塘上方悬挂一长方形烤棚，用来烘烤谷物和腊肉。火塘的面积根据家庭人口的多少来设计。堂屋也是家庭的重心，置于卧室和老人床中间，用竹笆隔之，堂屋内放有竹片编成的神龛，用于烧香，神龛前安放一个两层的木桌子，摆放蜂蜡、棉线、供水，点蜂蜡等之用。除了节日、遇到办喜事或办丧事时每天烧一次香外，平日里可以隔两三天烧一次，祈求祖先庇佑，确保家人平安，六畜兴旺。

摘要:我国是一个民族众多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文化交融形成了灿烂的华夏文明。但是近几年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和冲击，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在现代文明的演进中也逐渐开始出现了文化流失和文化退化的现象。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成为文化变迁中最需要重视的一项内容，只有将少数民族文化精髓继承和发扬下去才能保证我国多民族国家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才能让华夏五千多年灿烂的民族文化屹立在世界民族文化之林。因此，对少数民族文化特征与变迁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本文将重点对少数民族文化特征与变迁进行深入研究。

关键词：少数民族；文化特征；文化变迁

自古以来，我国的少数民族便一直都保存着各自独特的风格特色，不同的服装、装饰，以及不同的符号都代表着各自民族文化的象征意义，且这些多样性都是根据少数民族地区地域特色长时间逐渐形成的地域文化，这也是我国博大精深的文化中所特有的文化风格。这些或大或小的改变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国的整体文化特色，所以对于各民族文化在各阶段的不同文化特色及风格我们都应该有一定的了解和认识。接下来本文将就少数民族文化的特征与变迁做一些分析，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定的帮助。

一、少数民族文化的特征

（一）形态上具有多样性

自古以来我国少数民族在形态上都具有一定的多样性，且影响力巨大，有自己独特的特色。如宗教，世界上很多地方的宗教都为我国少数民族所信仰，且宗教文化一直具有着显著的多样性。如佛教，在少数民族区域，云南白族等很多少数民族会信仰佛教中的汉地佛教，且汉地佛教的寺院亦遍布在其城乡村社，自古便有“佛国”之称；而藏族、蒙古族等一些少数民族则普遍信仰的是佛教中的藏传佛教，也就是喇嘛教，并留下了许多有意义的藏文、蒙古文方面的相关记载，为我国的考古文献也做出了一些贡献，也对我国的社会经济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外，傣族等少数民族信仰的是南传上座部佛教，便是小乘佛教，且留下了一些丰富的巴利文佛教典籍。而除此之外，白族还曾信仰阿叱力教，且留下了一些相关的文献。所以佛教也便几乎成为了这些少数民族的精神文化象征，且对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除此之外，少数民族的衣食住行，也是存在很大差异的，且极富多样性。每个民族的服装设计都相差甚远，甚至每个民族不同支系的服装设计都是不一样且差距挺大的。每个民族的服装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服装颜色的选择、搭配以及款式的选择都具有一个民族的独特风格，这也是我们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一个标志性之一。

一、傣族饮食文化的变迁

在现代经济和理念的影响下，傣族人民的生存、生活习俗等都在发生转变，以此适应社会的发展。这个时期傣族人民的饮食文化也在发生重要转变，表现为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所导致傣族聚居区食材流向高消费的经济发达的中东部城市，而人工种植的农作物进入到傣族聚居的市场当中。具有民族性和地域性的饮食烹饪方式和传统饮食文化，以食材作为载体不断向外流出，并且实现了傣族饮食文化的对外传播。最后在傣族饮食文化的主流中外地食材逐渐占据了重要地位，现代化的生活和饮食方式进入到了傣族群众家中。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由于外来食材和烹饪方式导致傣族当地的饮食结构变化突出。过去的野菜、野果等逐渐变少，而更多以炒为主的便捷烹饪方式；二是傣族的饮食文化呈现出多元化和世俗化的倾向。例如部分其他民族的菜肴也在傣族人的餐桌上出现，例如景颇族的舂干巴、鬼鸡，汉族的小炒肉等。而且一些原本傣族群众要在节日里才会做得菜肴却频频出现在平时的餐桌上。例如泼水粑粑这类只有在节日中才会制作的食品，竟然也出现在了餐厅或傣族民众的餐桌上。

二、傣族饮食文化的传承困境

（一）部分傣族饮食核心文化流失

傣族独特的饮食文化内涵朝着扁平化的方向发展。傣族饮食由于其中所包含的特有文化内涵和天然食物的生态优势，食客们可以从特定的食物器皿、饮食风俗等体会到傣族文化。但是，许多傣族菜肴为了适应大众口味，将许多传统食材改变，例如酸笋和生肉，传统的做法是把生牛肉和苦水膏作为蘸水，搭配生肉或米线。但是，眼下部分傣族风味餐厅“改良”了这道菜，舍弃了生牛肉和苦水膏，用其他食材代替。实际上，由于对傣族饮食文化的改良，使得傣族饮食独有的文化根基和生态被屏蔽，这对传承傣族饮食文化会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

（二）对部分傣族特色饮食过度改良

摘要：通过对2002—2017中国参加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评选的电影进行梳理，并从文化视点角度分析中国“冲奥”电影，将2002—2017年分为四个时期，即武侠电影时期、历史题材电影时期、社会问题探索时期、技术探索时期。通过对不同时期的电影文化视点的分析，梳理出对“冲奥”电影文化特质的变迁影响最大的是政策原因。并认为革新电影管理制度，尤其是电影审查制度是国产电影取得更大进步的动力，同时应当注意“冲奥”电影中文化折扣的问题，以及新时期电影创作本土文化迷失的问题。

关键词：“冲奥”电影；文化视点；奥斯卡

自从1896年电影传入中国以来，距今已有一百二十余年的时间，经过无数电影先辈不断地努力与突破，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截至2017年，中国电影市场的年产量已达到每年800部电影，全年票房突破500亿人民币，银幕总量和电影观众人次已超过北美市场。但中国电影在海外市场的影响力和传播影响力却远不如欧美、日、韩等国家，甚至于国际市场的收入仅在几亿美元的层次上。不仅如此，中国电影在国外大奖所取得的成绩与电影强国仍有一段距离。在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评选单元上，中国电影自2002年获得提名后，已14年未取得成绩。回顾这15年选送奥斯卡参与最佳外语片评选的电影，对其进行梳理和总结，以文化视点的视角进行深入分析。在中国“冲奥”电影文化视点变迁过程中，寻找有利于电影发展的积极因素，使中国电影发展更加健壮，对于中国从电影大国走向电影强国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一、中国“冲奥”电影及其研究现状

当前国内对于中国电影走向国际的研究中，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的邵培仁作了相关研究，出版了《华莱坞电影理论：多学科的立体研究视维》一书。该书以电影产业为研究背景，分析了不同类型、不同题材的华莱坞电影的生产特点、过程、机制和营销策略，并对中国电影产业的未来发展前景和方向进行了深层次的探讨［1］。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学者的论文也对此作了研究。向欣在《从电影的分层解读模式看中国电影的跨文化传播策略》一文中，从文化的“冰山”模式出发，谈电影的民族性策略、主题性策略、受众培养策略［2］；李小丽的《华语电影的跨文化传播策略》一文，则从文化产业角度出发，提出电影的普世主题策略、混合策略、联合制片策略［3］；邵培仁、潘祥辉在《论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电影的跨文化传播策略》一文中，从传播学理论角度出发，提出电影的双重编码策略、把关人和函化分析（即主体和受众策略）、双赢策略［4］。对好莱坞电影文本特征的研究中，陈琦、严峰在《解读好莱坞电影的文化传播》一文中认为好莱坞电影的叙事风格、特技、明星制度、商业化运作是其他国家学习电影发展的典范；同时也是美国文化传播的有效手段，并且认为好莱坞电影对观众的影响是“真实的、深沉的、持久的，甚至是温馨的”，好莱坞电影影响着受众的尺度和追求［5］。张江彩的《好莱坞电影在中国的传播性质及媒介特征分析》则认为好莱坞在中国一方面推介其新自由主义传播思想，同时利用文化帝国主义逻辑加强媒介控制力度，中国电影只有在充分认识国际文化传播的现状基础上，坚持“例外的新自由主义”及“新自由主义例外”的原则，超越支配/抵制二元模式，使中国电影传播逐渐融入世界电影传播体系，才能取得国际国内市场与文化的双赢［6］。上述专家学者分别从不同的方向论述了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发展历程，为中国电影走向世界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基础，使得中国电影在国际上能够开拓更宽广的发展空间。但以上文献也存在研究案例较为单一，或只从宏观视角上观察，没有对中国电影发展的脉络细节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因此以文化视点作为切入点来研究中国冲奥电影的变迁，探寻中国电影如何走向国际有着十分的必要。在2002年至2017年中，中国共选送16部电影参选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评选。如表1所示。表1所列的电影中，仅2002年凭借张艺谋导演的《英雄》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再此之后的15部电影一直未获提名。从影片的题材及叙事上进行分析，2002—2017年的16部电影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即2002—2006年的武侠电影时期；2007—2011年的历史题材电影时期；2012—2015年的社会问题探索时期以及2015之后的技术探索时期。

二、武侠时期“冲奥”电影文化视点的投射方向

摘要：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风情，是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重要元素。然而，旅游正如一把双刃剑，在其介入的同时，少数民族文化正迅速函化甚至同化。在此，以龙胜金坑红瑶寨为例，从物质、制度、精神三个层面揭示旅游所带来的民族文化变迁，并提出民族文化可持续发展策略。

关键词：民族文化；文化变迁；可持续发展

少数民族地区多位于地理位置较偏僻的地区，除具有风景优美的自然环境外，还具有少数民族人民在长期与自然生态环境相适应的过程中所创造的民族文化。

一、金坑红瑶概况

（一）村寨概况

金坑红瑶寨是龙脊十三寨之一，隶属广西桂林市龙胜县和平乡，位于和平乡东北部，因地下金矿多和地形酷似一个大天坑而得名[1]。村寨距离桂林市约100km，距龙胜县城30.6km，东经103°26′，北纬103°26′。村土地总面积22.28平方公里，有水田746亩，旱地425亩，林地3656亩。大寨地处桂北高寒山区，境内山体陡峭，地势险峻，属季风气候，雨量充沛，气候宜人，且森林覆盖率高，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季冷热分明，干湿明显，昼夜温差大，年平均气温18.1℃，年平均降水量1543毫米[2]。

摘要：本文通过查阅文献资料，进行田野调查，走访乡贤老者，以挖掘侯官村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展示侯官千年古村历史风貌，唤起人们的文化记忆，让更多的人记得住乡愁，带动更多的人关注中国乡村文化。

关键词：侯官村；历史文化；传承与变迁

福州市闽侯县上街镇的侯官村，是千年古村落，古称“候官市”。她坐落于闽江畔，是闽江流域重要的交通要道。东、西、南被龙台山、华棣山、凤凰岭（赤塘山）三座青山环抱，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历史上侯官村曾作为古候官县的治所，长达160多年。城隍庙、汉镇闽将军庙、镇国宝塔、龙台石塔遗址等文物，见证了古候官县历史的兴衰。2019年，侯官村入选第一批福建省地名文化遗产“千年古镇（古村落）”名单，成为福州市唯一入围的古村落。本文通过查阅文献资料，进行田野调查，走访乡贤老者，以挖掘侯官村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展示侯官千年古村历史风貌，唤起人们的文化记忆，让更多的人记得住乡愁，带动更多的人关注中国乡村文化。

一、千年古村文脉相承

“侯官”原为“候官”（清朝时“候”均写作“侯”），为汉代时的官名，次于县令。汉朝无诸从诸侯灭秦，又佐汉击楚有功，汉高帝五年（前202）汉封无诸为“闽越王”，建都于东冶（今福州市屏山）。这是福建政区建置史上的第一个县，县治设在今福州鼓楼区屏山东南麓。冶县范围几乎包括了今天福建全境，甚至江西的铅山也在它辖管范围内。据《闽都记》载:“（汉）孝昭元始二年（公元前85年）闽越遗民自立冶县，属会稽南部都尉。光武建武二年（26年）改冶县为候官都尉，仍隶会稽”。东汉建安元年（196年）冶县正式改名候官县，候官作为地名亦由此时开始。侯官作为古县，其管属区域和名称亦不断改变。南朝时，从候官分出的原丰与候官合并为东部候官。隋开皇九年（589年）改东部候官为原丰县，不久更名为闽县，县治在闽都坊内（今东大路省立医院附近）。唐武德六年（623年），再置候官县，县衙搬到现在的上街镇侯官村，地依县名。古代福州以水路交通为主，候官通临江滨，是福州西部的水陆交通和集市贸易中心，商贩云集，热闹非凡。故而，在侯官置县衙无可置疑。但事物都有两面性，候官因水而兴，也因水而毁。因为它地处闽江下游，是闽江、螺江、乌龙江三江交汇处，所以洪水到来时容易遭到灭顶之灾。据明王应山《闽都记》记载:“侯官市，古县治也。唐武德六年，置县螺江之北。贞元五年为洪水漂没，观察使郑叔则奏移入州城”。民国《闽侯县志》有更详细记载：“侯官故城，在府西北三十里。唐武德中，析闽县重置，治于此，通临江浒。贞元五年，为洪水漂没，八年，迁入郭内。故址侯官市。”从中得知唐贞元八年（792年），因水患严重，观察使郑叔奏请朝廷将县治迁入福州道山路，初名“候官坊”，故址改称为“候官市”。前后算来，唐代在侯官村设县达160多年。到了清代，“候官县”改为“侯官县”，原“候官市”也随之改为“侯官市”。“候官”建制地名究竟何时改为“侯官”？历史上无明文记载，但从方志等史籍载述看，从汉、吴至明代记述“候官”时均用“候”，闽侯县博物馆馆藏明万历间的墓葬“买地券”仍称候官，清初以后皆改称“侯官”。其改字（称）缘由，也无文字记载，只有《闽都记》卷六这样记述：“官贤坊，在候官县街口。旧名候官里，人以候阙日久，更今名。”据此说明，仕宦者忌讳“候官日久”，以为不吉利，故改里名候官为官贤，但并未说明县名“候官”改为“侯官”的缘由，理由应相同。民国元年（1912年），闽县、侯官县合并为闽侯府。民国2年，改为闽侯县，即民谚所说“闽县与侯官领（合并）好”一事。自此，“侯官市”改为“侯官村”至今。民国22年刊本的《闽侯县志》，对涉及闽地名“候”全以“侯”字替代。国家文字委员会与民政部曾联合发文认定：在福州地域的地名中“候、侯”通用，但“侯”仍循旧音读为“候”。《辞海》《四角号码新词典》《现代汉语词典》《新华词典》等辞书也增加了相应条目，如《辞海》（1999年缩印本）:“候官，旧县名，即侯官。……清以后“候”通作“侯”。侯官千年延续不断的地名传奇，是其成为福建省千年古村的重要依据，因此，有文史专家以“七代不变半毫音，千年只少一笔画”来赞誉这段历史佳话。

二、商贸重镇市井繁华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全面进入转型期。法律文化也随之经历了较为明显的变迁过程。这是一个多元法律文化不断冲突与整合，从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从公法文化一枝独秀到公法文化与私法文化共同繁荣的过程。也是一个从单一强化政策文化到不断强化法治文化，从热衷于法律的工具性特征到认同法律的价值性特征，以及内隐法律文化明显滞后于外显法律文化发展的过程。尽管如此，变迁后的当代中国法律文化与现代法律文化的差距仍然很大，要实现法律文化的现代化，必须不断推进经济政治文化体制改革，理性继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和大胆移植西方法律文化并加以本土化，强化法制教育和普法工作，树立公民法律信仰。

关键词：法律文化，变迁，法治，现代化。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先后在经济、政治、文化以及法律等领域进行了程度不同的变革实践。法律文化也随之经历了一个变迁过程，体现和影响着中国法治建设的进度、广度和深度。客观反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律文化的变迁轨迹，评析法律文化的变迁特征，探寻法律文化现代化的实现途径，对中国法治建设工程乃至政治、经济及文化等诸多领域变革的进一步深入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试图体现这方面的价值功用。

法律文化是一个多义概念，一方面在于法律文化作为一个新的概念和问题进入理论研究领域的历史较为短暂。西方国家以美国法学家拉伦茨·弗里德曼在1969年发表的《法律文化与社会发展》为标志，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而在中国，对法律文化这一概念引进、介绍并加以研究的，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事情。另一方面，文化概念本身就具有多义性、歧义性和不确定性等特征，自然影响到它的子概念法律文化。综览众多研究法律文化的著作文章，对法律文化概念的定义不下几十种，但可以归纳为广义、中义和狭义三大类。本文认同中义法律文化观，即法律文化是指内隐在法律理论、法律规范、法律制度、法律组织机构和法律设施当中并通过这些法律现象表现出来的法律思想观念价值体系，它指导并制约着这些法律现象的变化和发展。法律文化从结构角度可以分为内隐法律文化和外显法律文化，内隐法律文化即法律意识，它包括法律心理和法律思想体系两大层次；外显法律文化包括法律规范制度和法律组织机构设施两大体系。本文以此为前置条件和逻辑起点，并同时以主导法律文化为主线展开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律文化的变迁述评。

一、法律文化的变迁轨迹

中国法律文化是自夏、商、西周以来四千余年法律文明发展的历史沉淀，具有一种超常的稳定性，就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其变迁轨迹通常不太明显，对这一时期再进行阶段细分更具难度。但是，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巨变时代，先后在经济、政治及文化等各个领域实施了变革，整个社会全面进入转型期。法律文化作为与政治经济联系更为密切的文化样式，在内外部因素的作用下也开始了向现代化的迈进，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变迁轨迹。特别是外显法律文化的进步，基本上适应了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与西方现代法律文化的差距日益缩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体系。内隐法律文化也在外显法律文化的作用之下，加上法学研究的广泛开展及各级各类学校的法制教育和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的全民普法活动，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在法律文化本身的内部矛盾互动和政治经济各系统的外部作用之下，中国法律文化整体上正在不断地走向现代化。

文化变迁，是西方人类学理论学派提出的理论，起源于人类学家对欠发达国家或地区与外界文化接触的研究，是人类学家研究的最重要的主题之一。

20世纪70年代以后，对于文化变迁的研究视野不断扩大，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并应用到了旅游业上。随着旅游的发展，大量的游客涌入一些交通闭塞的旅游地，给当地的文化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在旅游者所带来的异文化冲击下，旅游地文化变迁从物质层面开始，逐渐渗透到精神和制度文化层面，最后促使整个旅游地民族文化趋同于现代化城市文化，导致许多传统文化遗失。而真正吸引游客眼球的往往就是这些即将消逝的民族文化，一旦完全被外来文化所同化，可能导致当地旅游业的萧条甚至停滞。因此，从文化变迁理论出发，研究旅游地文化变迁的动因和策略选择，不仅是出于民族文化保护的需要，也是当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一、文化变迁与旅游地文化变迁

人类学家认为“文化变迁”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内外部因素的作用下，通过文化内部的整合而出现的有别于过去的文化形态，表现在技术、工艺、食物、服装等方面，包括价值观、习惯和社会关系。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则常用“社会变迁”来指代非物质文化的变化，其中包括价值观、习俗、制度和社会行为。本文所指的文化变迁侧重于指较为明显的变迁——受到外界压力的影响下产生的文化变迁。

基于以上观点，本文认为，旅游地文化变迁是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大量的旅游者涌入一个文化背景不同的旅游地，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文化形态，在多种文化相遇、碰撞、交融和整合的过程中，由于文化势差的客观存在，使得客源地文化较多地“流向”目的地，长此以往潜移默化地影响旅游地文化，使得旅游地发展成为新的不同于以往的社会文化形态。文化变迁的核心是价值观的变迁，受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不随人的意志而改变。文化变迁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同于暂时的文化变化，当暂时的文化变化逐步改变原有的文化形态，就产生了变迁。

二、旅游地文化变迁动因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