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法学院范文10篇

近年来，学院党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完善一套好制度，建设一个好班子，形成一个好机制，营造一个好环境，培养一支好队伍”为目标，紧紧围绕学校党政中心工作，结合学院工作重点和任期目标，努力营造干事创业的工作氛围，精心培育和谐向上的育人环境，形成了以党建带教学，以党建促育人的良好工作局面。近四年，学院党委连年荣获“校宣传报道先进集体”称号，学院20*、20*、20*年3次荣获校教职工运动会“精神文明单位”以及20*年度计划生育工作“先进单位”，学院团委连年获校“五四红旗团委”称号。

一、加强基础建设，完善工作机制。院党委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更好地发挥党的政治核心作用，发挥党委一班人的集体作用，提高基层干部队伍和党员队伍素质；坚持“有利于开展工作、有利于教育管理、有利于发挥作用”的原则，根据党员数量和党员在学科、专业的分布，及时调整、完善党支部设置；选好党支部书记，配强党支部班子，明确工作职责，健全考评机制；着力加强大学生党支部建设，切实推进大学生党建工作进班级、学生社团、学生生活社区、学生公寓和网络虚拟群体；进一步健全工作制度，推进学院各项工作规范化，调动师生参与学院民主办学的主动性，保持学院改革发展的连续性。

二、拓展工作平台，创新工作形式。依托与边检站等单位共建，组织党员出校门，进军营、企业、社区，请他们来学院，到支部，在互动中交流，在交流中提高；变单一的政治理论学习为结合学科、专业现状，融合于学院发展、个人完善之中。通过名家论坛、系列讲座、主题实践、党员责任区等多个平台，渗透到教学、科研、管理、服务各项具体工作之中；进一步健全书记院长接待日，完善值班制，推进院领导听课和联系系部、学生班级工作制度化，深入课堂，接近师生，及时沟通，从师生反映最突出的问题入手，切实解决实际问题；重视学院业余党校建设，发挥对入党积极分子培养的熔炉作用；做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进”工作，发挥“两课”教学教育的主阵地作用；深入挖掘专业课程教育资源，强化专业教师在专业教学中的教书育人效能；加强思想教育网站建设，发挥“网上政工”的导航作用。

三、强化教育管理，发挥先进作用。从落实党支部、党员目标责任制入手，在理想信念、组织纪律、工作学习等方面强化党员的教育管理。着重好“四统一”工作，即：学习与实践的统一、言论与行为的统一、支部工作与业务工作的统一、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与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统一；通过党校集中培训、党团课及日常工作，加强对入党积极分子的培养与考察。帮助他们积极创造条件，争取早日入党；组织开展好面上的政治学习，做好日常思想政治工作。紧紧围绕“提高素质、增强党性、发挥作用”这一主线，提高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自觉性。鼓励党员教师主动参与学科发展规划的制定以及教学基地的建设，积极参加课程建设和科研工作，热心承担各项社会任务，特别是在科研、学科的团队精神培养和建设中发挥骨干作用，体现先进性。

四、坚持育人为本，促进学院发展。学院党委坚持以育人为根本，以队伍建设为关键，以师德建设、教风建设和学风建设为突破口，以“文法学院如何实践先进文化”等主题活动为载体，为提高全校学生的人文社科素质和思想政治素质，构建“活力、厚实、和谐”文法，确保学院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坚强的精神支持和政治保证。继取得环境法学硕士点，实现我校文科硕士点零的突破后，20*年经济法学硕士点和资源与环境保护二级博士点获得批准，并新增本科专业3个。20*年和经管学院合作成功申报山东省人文社科研究重点强化建设项目—山东省矿区和谐发展研究基地；在不断加大工作力度，引进优秀人才的同时，开展“队伍建设年”等活动，选拔培养教学、科研、管理和社会服务等中青年骨干队伍。先后有3人被学校评为“教学名师”，36名教师被学生评为“心目中的好老师”，10多人被评为教书育人先进个人，获校青年教师讲课比赛二等奖2项，三等奖1项；认真落实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体系改革，2门课程立项为校级精品课程，承担省级教改实验项目2项；建成了广告图文设计室、CATI信息中心、MIDI音乐制作中心等实验室，学院图书藏书量从1.8万册增至3万余册；共发表学术论文423篇（其中核心期刊117篇，CSSCI收录26篇），出版专著、教材48部。获批纵向课题15项（其中省部级1项，厅局级14项）；两届研究生顺利毕业，培养层次不断提高，规模不断扩大。

近年来，学院党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完善一套好制度，建设一个好班子，形成一个好机制，营造一个好环境，培养一支好队伍”为目标，紧紧围绕学校党政中心工作，结合学院工作重点和任期目标，努力营造干事创业的工作氛围，精心培育和谐向上的育人环境，形成了以党建带教学，以党建促育人的良好工作局面。近四年，学院党委连年荣获“校宣传报道先进集体”称号，学院20*、20*、20*年3次荣获校教职工运动会“精神文明单位”以及20*年度计划生育工作“先进单位”，学院团委连年获校“五四红旗团委”称号。

一、加强基础建设，完善工作机制。院党委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更好地发挥党的政治核心作用，发挥党委一班人的集体作用，提高基层干部队伍和党员队伍素质；坚持“有利于开展工作、有利于教育管理、有利于发挥作用”的原则，根据党员数量和党员在学科、专业的分布，及时调整、完善党支部设置；选好党支部书记，配强党支部班子，明确工作职责，健全考评机制；着力加强大学生党支部建设，切实推进大学生党建工作进班级、学生社团、学生生活社区、学生公寓和网络虚拟群体；进一步健全工作制度，推进学院各项工作规范化，调动师生参与学院民主办学的主动性，保持学院改革发展的连续性。

二、拓展工作平台，创新工作形式。依托与边检站等单位共建，组织党员出校门，进军营、企业、社区，请他们来学院，到支部，在互动中交流，在交流中提高；变单一的政治理论学习为结合学科、专业现状，融合于学院发展、个人完善之中。通过名家论坛、系列讲座、主题实践、党员责任区等多个平台，渗透到教学、科研、管理、服务各项具体工作之中；进一步健全书记院长接待日，完善值班制，推进院领导听课和联系系部、学生班级工作制度化，深入课堂，接近师生，及时沟通，从师生反映最突出的问题入手，切实解决实际问题；重视学院业余党校建设，发挥对入党积极分子培养的熔炉作用；做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进”工作，发挥“两课”教学教育的主阵地作用；深入挖掘专业课程教育资源，强化专业教师在专业教学中的教书育人效能；加强思想教育网站建设，发挥“网上政工”的导航作用。

三、强化教育管理，发挥先进作用。从落实党支部、党员目标责任制入手，在理想信念、组织纪律、工作学习等方面强化党员的教育管理。着重好“四统一”工作，即：学习与实践的统一、言论与行为的统一、支部工作与业务工作的统一、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与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统一；通过党校集中培训、党团课及日常工作，加强对入党积极分子的培养与考察。帮助他们积极创造条件，争取早日入党；组织开展好面上的政治学习，做好日常思想政治工作。紧紧围绕“提高素质、增强党性、发挥作用”这一主线，提高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自觉性。鼓励党员教师主动参与学科发展规划的制定以及教学基地的建设，积极参加课程建设和科研工作，热心承担各项社会任务，特别是在科研、学科的团队精神培养和建设中发挥骨干作用，体现先进性。

四、坚持育人为本，促进学院发展。学院党委坚持以育人为根本，以队伍建设为关键，以师德建设、教风建设和学风建设为突破口，以“文法学院如何实践先进文化”等主题活动为载体，为提高全校学生的人文社科素质和思想政治素质，构建“活力、厚实、和谐”文法，确保学院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坚强的精神支持和政治保证。继取得环境法学硕士点，实现我校文科硕士点零的突破后，20*年经济法学硕士点和资源与环境保护二级博士点获得批准，并新增本科专业3个。2007年和经管学院合作成功申报山东省人文社科研究重点强化建设项目—山东省矿区和谐发展研究基地；在不断加大工作力度，引进优秀人才的同时，开展“队伍建设年”等活动，选拔培养教学、科研、管理和社会服务等中青年骨干队伍。先后有3人被学校评为“教学名师”，36名教师被学生评为“心目中的好老师”，10多人被评为教书育人先进个人，获校青年教师讲课比赛二等奖2项，三等奖1项；认真落实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体系改革，2门课程立项为校级精品课程，承担省级教改实验项目2项；建成了广告图文设计室、CATI信息中心、MIDI音乐制作中心等实验室，学院图书藏书量从1.8万册增至3万余册；共发表学术论文423篇（其中核心期刊117篇，CSSCI收录26篇），出版专著、教材48部。获批纵向课题15项（其中省部级1项，厅局级14项）；两届研究生顺利毕业，培养层次不断提高，规模不断扩大。

由我校社团联合会创业协会、法学社及文法学院分团委、学生会共同主办的广告创意理论学习活动在书香阁四楼学术报告厅成功举办。社联骨干成员、创业协会全体成员、法学社、文法学院分团委、学生会骨干成员以及对创意广告和创业感兴趣的同学参加了此次活动。活动由创业协会办公室主任孙庆庆主持。

一、本次活动具体流程

1、活动主持人孙庆庆介绍今晚活动到场嘉宾、活动背景、活动主题和活动方式。

2、创业协会会长戴啸致活动开幕词

3、文法学院学生会主席何大龙发表讲话

4、活动主持人孙庆庆对第一个环节广告做个简单的介绍，之后播放创意环节广告、广告视频从：创意、恶搞、感人、公益、经典爱情、明星效应、品牌广告、游戏广告视觉效果八个层面剖析广告的本质和灵魂。在欣赏广告视频活动中将首次运用新浪微薄互动理念通过每欣赏完一个环节广告鼓励观众通过手机短信形式发表自己的感受，每当第二个环节广告欣赏完之后从观众发来的感受短信中选取几条真实和有代表性的进行读取，实现现场互动交流。

摘要：法学本质上是实践之学。实践教育是将法科学生培养成复合型法治人才的关键环节，是法科学生将所学专业知识转化为实践能力的必经之路。本文以武昌理工学院为例，以问卷调查的方法，分析法学实践教育面临的困境，并在此基础上有的放矢地提出学训一体的同步教学解决对策。关键词：新文科建设；法学实践教育模式；重构；学训一体；同步教学基金项目：湖北省高等学校教学研究项目（鄂教高函【2017】1号）《我国法学人才“三维”培养模式的实践路径研究——以武昌理工学院为例》。作者简介：吕西萍，女，陕西西安人，汉族，武昌理工学院，教授，法学硕士，民商法；邱磊，男，河南南阳人，汉族，武昌理工学院，助教，法学硕士，民商法。——以武昌理工学院为例吕西萍邱磊（武昌理工学院，湖北武汉430223）摘要：法学本质上是实践之学。实践教育是将法科学生培养成复合型法治人才的关键环节，是法科学生将所学专业知识转化为实践能力的必经之路。本文以武昌理工学院为例，以问卷调查的方法，分析法学实践教育面临的困境，并在此基础上有的放矢地提出学训一体的同步教学解决对策。

关键词：新文科建设；法学实践教育模式；重构；学训一体；同步教学

一、问题的提出

2019年4月29日，教育部、中央政法委、科技部等13个部门在天津联合启动“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全面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旨在切实提高高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1］。同时将2019年定为新文科建设启动年。2020年11月3日，全国有关高校和专家齐聚山东大学，共同《新文科建设宣言》［2］。“新文科”成为当下高等教育发展中需要认真思考与探索的问题。关于新文科的“新”，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表述，真乃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作者是20世纪80年代末从政法学院毕业的学生，先后在司法部门、高校从事过司法实务、理论教学工作，深深认识到新文科的“新”，更应体现在强调法学实践教育导向上。法学知识的学习和创新都是源于司法实践。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法学教育更应面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以及在建设中遇到的新问题，以新思想、新理论与新方法总结中国法治经验、阐释中国法治理念、贡献中国法治智慧的同时，引领法学知识体系的创新发展［3］。作者所接受的法学教育基本都是通过法学学科的知识体系培养法学人才，因此导致所培养的人才不仅不了解司法实践，而且更无法在生动的司法实践中总结和创新理论。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的法学人才培养，应以司法实践为核心，实施学训一体，运用法学理论指导司法实践，并在司法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法学理论。

二、法学实践教育面临的困境

在法学教育职业化的背景下，培养法科学生的法律职业技能已经成为法学人才培养的中心任务。因此，法学实践教育受到了教育主管部门、司法实务部门的高度重视，各法律院校也在积极进行法学实践教育改革，采取各种有效途径提高法学实践教育的质量。但就目前状况而言，法学实践教育的效果与质量并不理想［4］。这主要体现为法科学生在毕业后普遍缺乏基本的问题分析能力和法律适用能力。以武昌理工学院法学实践教育为例，武昌理工学院为了提高实践育人的水平，采取了各种行之有效的实践教育形式，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效果仍不尽人意。为准确了解法学实践教育存在的问题，于2020年12月26日在武昌理工学院文法学院法学专业大二、大三、大四学生中进行了法学实践教育的问卷调查。发放问卷168份，回收问卷168份。对调查问卷进行分析，在实践教学方面开展得好的形式为：案例教学、模拟审判，学生反映良法学教育法制博览2021年4月上•177•好。其中66%被访学生认为教师采用案例教学法实施教学，其教学效果极佳；42%的被访学生认为通过开展模拟审判活动，使同学们很快进入角色，并熟练掌握审判程序。在社会实践、毕业实习、毕业论文三个方面，71%、60%和47%的被访学生分别认为取得的收效较大。在需要加强实践教学方面，65%的被访学生选择社会实践；57%的被访学生选择法院旁听；50%的被访学生选择专业实习，43%的被访学生选择法律咨询。同时在对调查问卷进行分析时，被访学生也提出了实践教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问题主要集中在法院旁听、毕业论文、毕业实习等实践形式方面。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大部分学生因平时没有撰写过论文，故认为撰写一篇质量较高的毕业论文难度较大。二是校外司法资源不足影响法院旁听、法院实习等实践活动的开展。由于法院审判工作任务繁重，加之法院工作条件，接受人数较多的学生（40人左右）集体旁听有困难，导致学校安排旁听活动也不能让学生满意。同时，由于司法资源不足也导致学生集中实习难以统一安排。即使进入法院等司法实务部门实习的学生，由于法律职业能力的欠缺，接收单位也多半是安排实习学生装订卷宗等工作，很少能给予业务指导，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学生实习的积极性。实践教学应该是师生互动的教学方式，如果学生缺乏法律职业能力，实践教学的效果就难以凸显。

“书香满校园”世界读书日活动策划书

一、活动名称

风飘书香满校园

二、活动背景

当今时代，信息潮涌而来，种种现代传播媒体在拓展人们视野的同时，亦在挤占人们读书的时间。尤令人关切者，社会浮躁之风、快餐文化等诸种不利因素，也阻碍了全民阅读的展开和深入。今年来，一些社会调查所显示的国民阅读率的下降，正说明重申并弘扬读书传统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知识经济时代，现代化建设比以往更倚重于知识的力量，更依靠于全民文化素质的提高。1995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通过决议。将每年的4月23日定为“世界读书日”，这一天是作家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辞世纪念日。

三、活动意义

一、清末云南法学教育

中国近代的法学教育源于清末新政。云南地处边陲，开发较晚，教育事业也显落后。法英先后入侵越南吞灭缅甸，虎视我西南门户，并借助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施压清廷，云南因而被迫通商开埠，客观上加速了本地区的近代化进程，为近代法学教育提供了社会基础。同时，清末新政变法修律、学制改革，推动了云南法学教育的近代化。

(一)学制与教育行政管理体制

清末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教育体制变革，云南近代教育制度也随之变革。当时，云南实行的是清朝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癸卯学制”，分为三段六级，包括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这一时期社会、经济的变化推动了教育行政的变化，1903年云南出现高等学堂后，高等学堂成为教育行政事务的管理机构。1906年，云南省学务处成立，总理全省学政，成为省内最早的专门教育管理行政机构。1907年，清朝学部奏准，要求一律裁撤各省学政，改设提学使司，云南遂设提学使司。云南教育行政管理体制的变革客观上也推进了法学教育的近代化。①

(二)法学教育机构

1.云南课吏馆。云南法政学堂的前身是云南课吏馆，课吏馆是近代时期云南最早的法学教育机构，但其并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法学教育机构。清朝的正规教育不重视法学，但立法、司法官吏当通晓法律，例如幕友须研读会典及其事例、各种则例、律例等。②庚子国变之后，清政府知改革不可再缓，遂开始实行新政。1902年，政务处遵光绪谕旨，要求一体设立课吏馆，之后除了少数省份没有建立(例如贵州)，其余各省先后建立了课吏馆。而在此之前，课吏馆只是刚毅这样的“个别地方官员”施行的“个别行为”③。云贵总督魏光焘于1902年11月28日上奏“云南地处边瘠，人才寥落，遵设课吏馆，研习吏治”后，于12月31日复奏“并另设课吏馆，以为仕学之先导”，得旨后在昆明设立课吏馆。①课吏馆这一机构初时以开官智、澄清吏治为目的，培训、考核分省或留省的候补官员。除个别例外省份，招收对象一般为各地候补候选官员。课程的设置全国无统一的规定，各省一般以中国传统政学为主，也注重西学、实学。②云南课吏馆于1905年至1906年，编辑《全滇纪要》，以“练习滇省地方政务发明中外法律之学为宗旨”，专门“采辑滇事考察全滇风土物宜有关政治利弊者”，“编辑为详著政治职务义务不尚辞藻”。③《全滇纪要》对当时的云南有关的政治事务分疆域、财政、学堂、刑律等多项讨论编辑做了详细记载，为后世历史研究、了解当时云南的政务情况留下了宝贵的文献。课吏馆对清末的法学教育起了一定作用，但是由于积弊日深，职能所限，课吏馆的设立并未能对推动清政府政治体制变革与建立系统的近代法学体系起到令人满意的成效。课吏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法律教育机构，它所要培养的并非专门法律人才，而是封建官僚体制内的须掌握传统政学、为吏治服务并且能掌握新知识(如西学)来应对社会新事物的候补官员即“已仕人员”。当时由于西学东渐的影响，近代的法律观念也传入中国，法学界也出现新旧之争，一些法学家主张学习西法，培养法律专门人才。沈家本提出“法律为专门之学，非俗吏之所能通晓，必有专门人才，斯其析理也精而密，其创制也公而允。以至公至允之法律，而运以至精至密之心思，则法安有不善者?!及其施行也，仍以至精至密之心思，用此至允之法律，则其论决又安有不善者?!”④1904年，清政府要求各省于课吏馆中添设“吏治速成科”，学习的科目以政法大义为主。⑤次年，伍廷芳、沈家本奏请在各省课吏馆内“添造讲堂专设仕学速成科”教习法律。⑥1906年，一些省将课吏馆改为法政学堂，云南也在其中。

摘要:本文对北方工业大学法律系法学本科实践教学模式进行了全面梳理总结，展示了近些年由中青年教师进行的若干新探索，结合当前国内国际法学本科实践教学的最新发展趋势，对法律系法学本科实践教学体系提出完善建议。

关键词:法学;本科;实践教学;体系构建

北方工业大学法律系一直以来高度重视法学实践教学，积极支持青年教师进行实践教学的新探索，法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始终保持稳定的水平，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本文对我校法律系法学实践教学的框架体系进行了全面总结，结合当前国内国际法学本科实践教学的最新发展趋势，提出了完善建议。

1法学本科实践教学开展情况

北方工业大学法律系十分注重法学专业本科教育，除开设国家教委指定的十六门法学核心课程外，根据法学专业的特色，还开设了金融法、公司法、知识产权法以及政府法治管理等方向的选修课程。法学专业本科生教育侧重在经济法（公司证券）、民商法（知识产权）方向，培养能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特别是能在司法机关、金融证券机构从事法律工作的高级应用型专门人才。正常课堂教学之外，法律系尤其专注于学生综合人文素质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建有完备的模拟法庭、教学示范中心、知识产权教育基地、法律人才培养基地，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检察院等多家司法机构属于共建单位。法律系本科生近几年来获得多项国家级、省部级学生竞赛奖项，在大学生科技项目、创业实践研究等方面均表现优异。

（1）大纲规范实践教学。一是实践实习。经过多年实践摸索，形成了体系化的实践实习培养模式，从一年级到三年级分阶段、分层次开展。具体来说：一年级暑期开展法学认识实习；二年级暑期开展社会实践；三年级暑期开展毕业实习（现调整至三年级下学期前八周集中进行）。三种实践实习都有专门的教师担任总负责，根据具体情况再分派不同的教师分组开展指导工作。二是模拟法庭（纳入课程体系）。目前我系已形成以模拟法庭辩论队为基础、参加各种模拟法庭竞赛为主要形式的模拟法庭实践教学体系。此外，民诉、刑诉等程序法授课教师在授课中引入模拟法庭的教学方式也是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是实验实训（拟纳入课程体系）。学院法律系2013年起开始拓展法学专业本科培养实验实训的教学方式。通过申请有关项目经费支持，法律系购置了相关设备，在学校和学院的大力支持下，组织安装实验仪器的调试、运行以及对实验室人员的培训工作。实验室的建设为学院法学专业实践教学的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推动，为物证检验与鉴定实验室的建设打下了基础。四是毕业设计。法学专业本科生毕业设计在学校的整体框架体系之内，同时，针对法学专业学生的特殊性，法律系委任专门的负责教师对毕业设计工作进行总负责，加强全系指导教师的组织管理工作，研究出台针对法学专业学生的毕业设计指导文件，如选题指南、文献综述方法推荐等。

2009年11月14至15日,由江苏省经济法学研究会主办、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承办、江苏义行律师事务所协办的2009年江苏省经济法学研究会年会在中国矿业大学举行。省法学会副会长龚廷泰教授、中国矿业大学党委副书记邹放鸣教授分别代表省法学会和中国矿业大学致辞。省经济法学研究会会长、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李力教授致开幕词。省经济法学研究会部分成员及有关部门代表、来自全省各高校经济法学专业的专家学者、研究生等共计100多人参加了会议。本次会议确定的主题为“危机与发展:经济法制新思考”,包括六个分论题:金融危机下的经济法理论与实践问题;反垄断法专题研究;安全生产法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劳动法理论与实践问题;三农问题与经济法制建设;其它经济法的热点问题研究。会议共收到参会论文84篇,提交的论文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都有明显增加和很大提高。与会代表提交的论文既有对经济法学理论问题的挖掘和反思,又有对现实中的经济法学问题进行大胆探索,特别是探讨了我省经济法制建设中的难点、热点问题,这反映出我省经济法学的研究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同时,为推动学术繁荣与发展,培养青年,促进青年人才脱颖而出,会议还对青年学者提交的论文进行评奖,评出一等奖2名,二等奖4名,三等奖4名,并为获奖者颁发了证书。现将本次年会的主要研究成果综述如下:

一、关于金融危机下的经济法理论与实践问题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陈爱蓓研究员认为,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市场需求大幅下降,国际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由于WTO体制下的贸易保护主义在表现形式上具有全球性和多样性的特点,其在WTO法律体制下运作又极具隐蔽性,要妥善应对,困难重重。如国外滥用WTO规则允许的贸易救济措施,包括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特别保障措施调查,而从我国企业层面来看,企业整体应诉能力较弱。从我国行业中介层面来看,地方中介机构没有充分发挥作用。从我国政府层面来看,缺乏应对国际贸易摩擦,特别是应对国外反补贴和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的协调机制。因此她认为,从目前的形势看,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建立,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加快制度调整,推进国际标准认证,注重自主创新以及完善政府、行业、企业的多元应对机制,不失为有效的措施。淮阴师范学院法学院蒋大平副教授认为,次贷危机自2007年2月在美国爆发以来,已经逐步演化为全球性金融危机,并对全球实体经济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对此,美国政府采取了有力的措施积极应对,例如在宏观调控方面,美国政府主要采取协同降息,向金融机构注资,实施国有化以及提供担保等措施;在金融监管方面,呼吁重建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加强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完善金融立法,防范金融风险的蔓延。为此,他建议,中国应在金融立法和监管方面从中汲取有益的借鉴:一是建立金融危机应急处理法律机制,及时应对和化解金融危机;二是弥补立法空白,规范金融业发展;三是加强金融监管机构的协同配合;四是从机构监管向“目标导向”监管跨越;五是正确处理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的辩证关系。南京大学法学院研究生袁洁认为,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我国政府按照“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重民生”的部署和要求,果断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这一背景下,积极推进税制改革和完善税收政策,研究开征物业税有了更多的现实意义。

还有学者探讨了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的司法应如何积极行动。如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南京大学法学院经济法学在读博士生刘思萱在题为《金融危机下能动司法研究———以破产重整案件审理为研究对象》的发言中认为,金融危机的扩散导致进入我国诉讼领域的案件呈井喷状态,并具有突发性、群体性、传递性、极端性的特点。为此,全国各级法院迅速出台一系列措施以应对危机。对此,不少学者提出了质疑的观点。刘思萱博士进而提出:通过对危机状态下司法例证的分析,从行为类型化角度考察,破产重整的审理是危机状态下司法行为的典型代表,以拯救企业为首要目标回应危机状态下的经济形势;通过分析危机状态下司法的特质,从行为目标角度考察,危机的不确定性特点需要司法以能动性方式回应,并以社会秩序的维护和新生社会关系正统性的确认等为优先的行动目标;通过研究危机状态下能动司法的自我谦抑,从行为标准角度分析,司法能动性有其传统的和现代的理论基石,而在危机状态下,能动司法更应把握行为主体、内容和程序标准。南京大学法学院宋亚辉博士生对司法的这方面功能持审慎态度,在其提交的论文《公共政策如何进入裁判———以金融危机为背景》中,针对金融危机背景下,最高院出台了一系列司法文件,要求裁判必须坚持“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的做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应对金融危机固然需要全国上下协调一致,共同落实公共政策。然而,由于公共政策在制定程序、慎重程度和思维方式上的局限性,使得公共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难免出现意外后果。我国司法机关习惯性地追随公共政策,毫无保留地将公共政策转化为司法政策,并通过司法解释内化到具体裁判中的局限性十分明显。一旦公共政策本身出现难以预料的意外后果,则司法机关的做法势必将意外后果引入司法领域,将损害扩大化。为此,他认为,鉴于司法机关所承担的特殊职能,最高院在落实公共政策时必须保持慎重的态度,只有作为立法的过渡、弥补既有法律的漏洞、以及为应对社会的非正常状态时,才可以将公共政策引入司法裁判。而且,被引入司法裁判的公共政策还应当具备良好的品质,即公共政策进入裁判之前,必须对其进行经济分析和绩效测定,尽可能把公共政策发生意外后果的机率降到最低限度。

二、关于反垄断法

国务院、全国人大反垄断立法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晓晔研究员作了主题报告,题目是《我国〈反垄断法〉实施中的若干问题》。她首先介绍了反垄断立法的宗旨和意义,指出反垄断法被视为“经济宪法”,它一方面有利于维护市场的公平自由竞争;另一方面也给消费者带来了最低的价格、最好的质量和最大的物质进步。因此,反垄断法是最重要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与此同时她也指出,由于中国经济转型的任务尚未彻底完成,再加上反垄断法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不完善之处,我国反垄断初期实施过程中将会遇到几个严重的挑战。一是缺乏关于执法机关的明确规定。根据反垄断法的相关规定,我国反垄断法将会维持现有几家机构分头执法的局面。多家政府机构分头执法毫无疑问地会影响反垄断法的效力和权威,因此,希望国家尽快建立一个统一和比较独立的反垄断执法机关。二是反垄断执法面临行政垄断。行政垄断是我国当前经济生活中最严重的限制竞争,其后果不仅扭曲竞争,而且妨碍我国建立统一、开放和竞争的大市场。因此,反对行政垄断应成为我国反垄断法的重要任务。我国反垄断法对行政垄断虽然做出禁止性规定,但由于反垄断执法机关对它们没有管辖权,使很多人质疑我国行政垄断能否有效得到遏制。三是反垄断执法机构与监管机构的关系。广大消费者普遍希望反垄断法能够在电信、电力、邮政、铁路等行业的大垄断企业面前保护他们的利益。然而,由于这些国有大垄断企业都有监管机构,反垄断执法机构与行业监管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一个敏感话题。如果反垄断执法机构在被监管行业不能正常执法,将面临更大的挑战。最后,中国反垄断法作为一个规范市场竞争秩序的基本法,还需要尽快建立相关的配套法规。如反垄断法规定“经营者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适用本法。”但是,何谓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需要法律解释。可见,在反垄断法的规定非常原则性的情况下,垄断协议、滥用监督以及控制经营者集中等方面都需要释义性的配套法规。因此,王晓晔研究员认为,反垄断法的颁布不是我国反垄断立法的结束,而是刚刚开始。我国反垄断法能否得到有效实施,将取决于很多因素:取决于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度,我国的相关法律制度和竞争文化,当然更取决于我国政府和立法者推动竞争政策的决心和信心。徐州市广播电视大学的孟梅讲师认为,我国《反垄断法》自2008年8月1日实施至今已有一段时间,禁止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是反垄断法的三大支柱之一”,是比较适合中国国情,与中国现实的市场经济状况、人们的法律文化、竞争意识相匹配的一部法律。但同时也应当看到《反垄断法》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制过于原则化,法律执行力比较低,要真正落实,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摘要：在全球化经济发展态势下，我国经济在“一带一路”“走出去”发展背景中，国际化法律应用人才培养也就具备了更多的挑战、机遇。针对当下的工程类型的高校国际化应用类型法律成员培养模式的分析和研究，研究其具备的培养方式的缺陷，融合工程类型的属性构建具备可行性的模式和策略。

关键词：工程类；一带一路；人才培养；法律人才

在当下我国工程技术发展和建设发展、“一带一路”的发展需求中，我国具备了更多的涉外工程。其中涉外工程为牵连很多法律层面的活动，在具体的运作环节，诸多问题的分析均需要更加的透明化、国际化，基于此对涉外工程层面而言，其针对国际化类型的法律成员的要求急需解决。具备针对性的教育作为培养大量应用类型的国际化法律成员的重点。由于工程类大学在工程类学科的积累优势，因此工程类院校法学院可以依托其工程类学科的优势实行国际化应用型法律人才的培养，使学生就业竞争力提高。

一、现有国际化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概述

国际化应用型法律人才主要体现在具有品德高尚，专业理论基础扎实，掌握交叉型专业学科知识，具有国际化思维，以及实践能力强五个方面。历经2011年教育部颁发的《关于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的导向性功效，融合当下我国工程类型的高校法律教育的真实情况，国际化类型的法律成员培养当下在国内的操作模式主要分为本科双语型和小范围实验班型两种。（一）本科双语型。一些院校在本科教学内容与教材选用等教育阶段选择使用双语教学方式。出于在双语教学层面国际法同其他类型的课程而言拥有更多的优势，由此很多高校在落实双语教学的最初均应用在国际法学科下应用双语教学方式的环节应用外语教材。培养构建的学生也就拥有了很强的语言技能。在学生精通外国语言的基础上，继续开设国外部门法等课程。这种模式着重于语言能力培养，但专业优势并不能得到扩大。（二）小范围实验班型。有部分高校在法学系内开展法学实验班。更多高校开设或准备开设“国际实验班”等，层次有本科生阶段也有硕士生等高层次阶段。这种模式达到了涉外法律人才培养标准，但因为其小范围开设的天生缺憾，导致受教范围小，教育面窄，从而得不到普遍推广。同时实验班采取的是外语能力考核的遴选机制，使得更多具有良好法学基础的学生得不到国际化培养。

二、现有国际化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问题

随着国家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法律在文明社会中的价值与功能日益凸显。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并被写入宪法。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体系,培养一大批高素质的专门人才和创新性人才的历史性任务。在社会法治化和教育大众化的浪潮下,经济全球化、知识商业化、学习数字化、发展可持续化等挑战也迎面扑来。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发展不仅对法律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为法学教育的改革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和内在动力。自上世纪末教育部法学教育专业委员会提出“大法学”的法学本科教育思路、确定14门法学核心课程以来,全国各地高校法学院掀起了法学教育改革的浪潮。在这股浪潮中,我院充分借鉴国内外成熟的办学经验,紧密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在国内法学院中率先开办德语法学本科班,致力于培养适应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基础扎实、知识面宽、能力强、素质高、富有创新精神的高层次复合型法律人才,并取得了丰硕成果。认真总结和反思这五年多的创新实践,不仅有利于我院法学教育的快速发展,对我国法学教育的改革创新及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也不无借鉴意义。

一、法学本科生培养现状与不足

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高等学校招生规模不断扩大,在校法科学生的数量也急剧增加,其培养质量越来越受到教育界和社会各界的质疑和担忧。人们普遍认为,法律教育从精英化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转变,以及法科学生为了缓解就业压力而将主要精力从课堂研习转向应对包括国家司法考试在内的各种职业考试,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法科学生在知识结构、思维训练与法律实践诸方面存在严重的缺陷。[1]

1.知识结构较为单一

从社会对法科学生的反映来看,法科学生的知识结构普遍过于单一,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虽然许多高校法学院把法科学生的培养目标定位为“宽口径、复合型”、“经济与法律相结合”等,但相关课程的教学实践表明,不少法学院的课程结构缺少实质性的创新,基本是在法学14门核心课程之外点缀一些与经济学、哲学、社会学等有关的选修课而已,没有将它们进行有机的结合和合理的编排,导致法科学生的法律基础理论训练不足,而对法律以外的学科又只知皮毛。

2.法律理论基础薄弱,法理思维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