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形态范文10篇

“伤痕文学”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序幕呈现出了自身特有的文本审美形态，主题方面呈现为伤痕的揭露与展示，对伤痕制造者的控诉与批判，对党和国家以及美好人性的歌颂。它在叙述形态上，仍然可以窥见“十七年文学”以及“”文学的影子。这些文本形态的生成受制于诸如时代、政治的需求和影响以及读者因素等文学外部环境因素，创作水平和创作态度等创作者的主体性因素，主流意识形态对创作者的规训与惩罚以及创作者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无意识的认同等多种因素。本文通过考察“伤痕文学”的历史语境，对制约“伤痕文学”文本形态的诸多因素进行分析。

一、文学外部环境因素

(一)时代、政治的需求和影响

“”结束后，整个民族和国家都沉浸在对“”倒行逆施的控诉和对“”运动的反思之中。在时代情绪影响下，展示十年浩劫中人们遭受的肉体和心灵的双重创伤，在展示创伤的同时给人们以心灵的抚慰，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基本主题。“”期间，激进派推行的“”文艺路线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看做是、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文艺黑线，彻底否定了“十七年”时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造成了社会主义文艺“百花凋零”的局面。“”结束后，“”文艺路线被废止及“肃清”，“坚持的革命文艺路线，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成为党指导文艺的政治方针。贯彻“双百方针”被视为文艺上的拨乱反正、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正确道路，即文艺“只能‘放’，不能‘收”［1］。

(二)读者因素

“伤痕文学”时期的读者都是“”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也是“”浩劫的受害者。“伤痕文学”对灾难的展示和批判以及作者所具有的社会责任感获得了读者的认同，契合着读者的阅读期待。中国作协和《人民文学》编辑部从1978年起开始举办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活动，重要参考之一就是读者的推荐。读者在推荐信的附言中对作品予以肯定，指出“近年来出现的短篇小说佳作，反映了人民的生活，表达了人民的心声，以革命的锐气提出并回答了广大人民普遍关心的问题”［2］。1979年的小说评选活动，读者热情更加高涨，“被称为‘选票’的优秀作品推荐表，像雪片一样从四面八方向编辑部飞来……一百天内共收到‘选票’二十五万七千八百张，比上一年增长十二倍以上，推荐小说两千篇”［3］。

“伤痕文学”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序幕呈现出了自身特有的文本审美形态，主题方面呈现为伤痕的揭露与展示，对伤痕制造者的控诉与批判，对党和国家以及美好人性的歌颂。它在叙述形态上，仍然可以窥见“十七年文学”以及“”文学的影子。这些文本形态的生成受制于诸如时代、政治的需求和影响以及读者因素等文学外部环境因素，创作水平和创作态度等创作者的主体性因素，主流意识形态对创作者的规训与惩罚以及创作者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无意识的认同等多种因素。本文通过考察“伤痕文学”的历史语境，对制约“伤痕文学”文本形态的诸多因素进行分析。

一、文学外部环境因素

(一)时代、政治的需求和影响

“”结束后，整个民族和国家都沉浸在对“”倒行逆施的控诉和对“”运动的反思之中。在时代情绪影响下，展示十年浩劫中人们遭受的肉体和心灵的双重创伤，在展示创伤的同时给人们以心灵的抚慰，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基本主题。“”期间，激进派推行的“”文艺路线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看做是、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文艺黑线，彻底否定了“十七年”时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造成了社会主义文艺“百花凋零”的局面。“”结束后，“”文艺路线被废止及“肃清”，“坚持的革命文艺路线，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成为党指导文艺的政治方针。贯彻“双百方针”被视为文艺上的拨乱反正、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正确道路，即文艺“只能‘放’，不能‘收”［1］。

(二)读者因素

“伤痕文学”时期的读者都是“”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也是“”浩劫的受害者。“伤痕文学”对灾难的展示和批判以及作者所具有的社会责任感获得了读者的认同，契合着读者的阅读期待。中国作协和《人民文学》编辑部从1978年起开始举办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活动，重要参考之一就是读者的推荐。读者在推荐信的附言中对作品予以肯定，指出“近年来出现的短篇小说佳作，反映了人民的生活，表达了人民的心声，以革命的锐气提出并回答了广大人民普遍关心的问题”［2］。1979年的小说评选活动，读者热情更加高涨，“被称为‘选票’的优秀作品推荐表，像雪片一样从四面八方向编辑部飞来……一百天内共收到‘选票’二十五万七千八百张，比上一年增长十二倍以上，推荐小说两千篇”［3］。

【关键词】不在场/在场化/文本意识形态/现实意识形态

【正文】

［中图分类号］C06［文献标识码］A

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产生的意识形态形影不离地伴随人的社会生活存留至今，而以透视人和人生为宗旨的文学，自然也就与意识形态结下了不解之缘。然而，意识形态又绝非纯粹空洞的东西，它具有指向现实的意指性，人们在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受着意识形态的教化，同时也努力在同构着意识形态。这种同构过程在文学活动中既指作家针对现实的某一方面，审美意识形态于文本中的生成过程，同时也指读者在欣赏作品吸纳这种审美意识形态进行再创造的实践过程。亦即文本的审美意识形态源于现实生活的意识形态，同时它又以自身的审美乌托邦性以及艺术实践性，使人们在文学作品中憧憬着未来，完成了审美意识形态的实践过程，而文本意识形态的重要特性正在于此。

一、割不断的血缘纽带——文本意识形态的活水源头

文本是经过了作家以审美的眼光直观现实而后激起那涌动的情感浪潮所记述下的篇章。在对现实的审美直观中，作家的思想感情深受现实生活意识形态的影响。可以说现实生活中的意识形态作为集体无意识深深扎根于作家的思维当中，想摆脱这血缘纽带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正如马克思所说仍然存在着虚假的意识形态，即把思维和观念的发展看作与其他种种关系分离的纯粹独立的过程，这种物质与意识的关系相违背的“观念的东西”就是“虚假的意识形态”。因此，当作家处于这样的意识形态下，只能以其审美、批判的眼光关注现实生活，从而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达到对现实意识形态的完善与超越。即文本意识形态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它虽源于现实的意识形态，但绝非简单地模仿，而是审美地、批判地重铸一个新的意识形态。在这个审美意识形态中，融注了那乌托邦式的情感理想，同时又在读者接受这一审美意识形态中完成它的实践准则，至此一个源于却不同于现实意识形态的审美意识形态生成了。

【内容提要】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在阐述文本意识形态与现实意识形态关系的基础上，更突出强调“文本意识形态”的不在场化。它隐藏在文本的形式当中，通过形式的变化，达到超越现实、揭示现实的目的，同时也暗示出一个理想的未来。而欣赏者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在对形式的透彻领悟中，受到深刻的审美教育，进而回到“诗意”的生存状态。

【关键词】不在场/在场化/文本意识形态/现实意识形态

【正文】

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产生的意识形态形影不离地伴随人的社会生活存留至今，而以透视人和人生为宗旨的文学，自然也就与意识形态结下了不解之缘。然而，意识形态又绝非纯粹空洞的东西，它具有指向现实的意指性，人们在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受着意识形态的教化，同时也努力在同构着意识形态。这种同构过程在文学活动中既指作家针对现实的某一方面，审美意识形态于文本中的生成过程，同时也指读者在欣赏作品吸纳这种审美意识形态进行再创造的实践过程。亦即文本的审美意识形态源于现实生活的意识形态，同时它又以自身的审美乌托邦性以及艺术实践性，使人们在文学作品中憧憬着未来，完成了审美意识形态的实践过程，而文本意识形态的重要特性正在于此。

一、割不断的血缘纽带——文本意识形态的活水源头

文本是经过了作家以审美的眼光直观现实而后激起那涌动的情感浪潮所记述下的篇章。在对现实的审美直观中，作家的思想感情深受现实生活意识形态的影响。可以说现实生活中的意识形态作为集体无意识深深扎根于作家的思维当中，想摆脱这血缘纽带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正如马克思所说仍然存在着虚假的意识形态，即把思维和观念的发展看作与其他种种关系分离的纯粹独立的过程，这种物质与意识的关系相违背的“观念的东西”就是“虚假的意识形态”。因此，当作家处于这样的意识形态下，只能以其审美、批判的眼光关注现实生活，从而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达到对现实意识形态的完善与超越。即文本意识形态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它虽源于现实的意识形态，但绝非简单地模仿，而是审美地、批判地重铸一个新的意识形态。在这个审美意识形态中，融注了那乌托邦式的情感理想，同时又在读者接受这一审美意识形态中完成它的实践准则，至此一个源于却不同于现实意识形态的审美意识形态生成了。

摘要场景图像中的文本提供了重要的语义信息，它是图像内容的重要来源。针对当前的求解算法普遍存在提取文本精确度不高等缺点，本文提出了一种有效的文本提取方法。首先对原始图片进行模糊化处理，然后进行Laplacian边缘提取和二值化，再形态学变化，最后进行连通域分析，实现了场景文本的提取。

关键词文本提取；边缘检测；二值化；连通域分析

0引言

随着计算机、多媒体以及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相当数量的文字信息正越来越多地以图像形式出现[1]。图像中的文字是图像内容的一个重要来源,如果这些文字能自动地被检测、分割、识别出来,则对图像语义的自动理解、索引和检索是非常有价值的[4]。图像文本可以分为人工文本和场景文本。人工文本是指人工加在图像上的文本，场景文本是图像上本身存在的文本，如广告牌或运动员球衣上的号码等。由于场景文本图像具有较为复杂的背景，同时受光线和文本的字体、颜色、位置等因素影响较大，往往很难被检测、提取和识别，因此自动从场景中提取文本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目前已有的文本区域提取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基于连通域的方法，基于纹理的方法和基于边缘的方法[2]。基于连通域的方法速度快,但是当背景复杂或文本与背景颜色相近时分割困难,而基于纹理的方法非常费时而且处理复杂背景时误报比较多。

本文根据场景中的文本区域与背景对比度强,存在丰富的边缘信息，因此选择基于边缘检测的文本提取方法对场景文本的提取进行研究。首先对原始图像进行模糊化处理，然后用Laplacian边缘提取降噪，再进行形态学变化，最后连通域分析，从而实现场景文本的提取。实验表明,本文的文本提取方法具有较高的正确率,边界定位较准确。

1场景图像文本的提取过程

摘要：约翰•菲斯克(JohnFiske)的电视文化理论一方面得益于英国2”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电视研究的深厚学术背景，另一方面又继承了斯图尔特•霍尔(StuartHall)和大卫•莫雷(DavidMorley)的研究路径。

关键词：约翰•菲斯克；电视文化；互文性；主体性

前言

他的研究既注重运用符号学方法去研究电视文本、电视观众和电视文化在意识形态中的霸权建构关系，又注意将欧洲的符号学研究传统与北美的过程学派方法加以比较。菲斯克非常推崇符号学派的研究方法，他对传播过程中的“文本”、“读者”(或受众)、“阅读过程”格外重视。观众如何解读电视文本，观众在解读过程中充当何种角色，观众在解读过程中怎样创造意义、快感和社会身份，这些都是菲斯克电视理论研究的重点所在。

一

菲斯克的电视文化理论深受斯图尔特•霍尔和大卫•莫雷的影响。作为文化传播研究领域的理论大师，霍尔在1973年写就的代表作《电视话语的编码和解码》是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文献，集中体现了他的电视媒介观[1](P《07-《17)。霍尔把电视话语的流通划分为“编码”阶段、“成品”阶段和“解码”阶段。在霍尔看来，“解码”阶段是三个阶段中最重要的阶段。因为，观众所面对的不是客观世界的原材料，而是加工过的“文本”，而“文本”又是由“编码”所构成的，因此观众必须能够“解码”，才能获得“文本”的意义。如果观众能够解码，能够看懂或“消费”电视产品的“意义”，其行为本身就构成了一种社会实践和“客观”的社会事件，而它们是可以被“制码”成另外一种话语的。于是，通过话语的流通，“生产”变成了“再生产”，“再生产”又变成了“生产”。这个循环周期以“社会的”开始，以“社会的”告终。也就是说，“意义和信息不是简单地被传递，它们总是由他人生产出来的：首先产生于编码者对日常生活原材料的编码，其次产生于观众与其他话语的关系之中。在其运行的自身生产条件过程中，每一阶段都举足轻重”[2](P11)。

摘要新历史主义是一种不同于旧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文学批评方法，它的产生具有十分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文学批评自身发展的原因。新历史主义具有许多独特的新特点。福柯哲学、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等多种理论都是斯历史主义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历史文本

新历史主义于1982年登上舞台，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Greenblatt)在《文类》杂志的一期专刊的前言中，打出“新历史主义”的旗号。它是20世纪80年代西方历史文学转向中最主要的后现代文学批评思潮之一。它把历史的纬度重新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去。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是一个延伸的文本，文本是一段压缩的历史。历史和文本构成生活世界的一个隐喻。文本是历史的文本，也是历时与共时统一的文本。”作为一种文本分析形式，新历史主义日益受到关注，它不仅成为一种常见的文学批评方法，也已渗透到了其它学科中去。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的产生背景

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的产生主要受到了以下两方面的影响：

1．旧历史主义存在严重缺陷，旧历史观被唾弃

【内容摘要】随着文化研究的不断勃兴，中国传媒批评正面临着文化研究的转向。重构中国传媒批评话语，发展历史化的批评方法，是传媒批评文化转向的任务和使命。

【关键词】传媒批评；文化研究；文化转向

[Abstract]Withtheboomingofculturalstudies,Chinesemassmediacriticismisfacingtheturnofculturalstudies.ItistheassignmentforculturalturninmassmediacriticismtoreconstructthediscourseofChinesemassmediacriticism.

[Keywords]massmediacriticism;culturalstudies;culturalturn

中国目前的传媒批评，基本上还处于传统的、以好/坏二元对立构成的、庸俗的话语系统，而并非现代意义的理论批评。虽然不少学者对传媒批评的现状深表不满，但学术产业化的巨大压力使传媒批评不断地反复套用赞扬（好）/批评（坏）的陈旧话语框架。这种好/坏评论式的“批评”，基本上是主观印象式的，即兴而随意，往往缺乏理论上的深度和学术上的严谨；批评者认为某一文本“好”、好在哪里，“坏”、又坏在哪里，仅仅只能表明批评者个人的倾向、偏好与态度，缺乏文本深层的细读，往往被文本的修辞表象所迷惑，在很多时候无意识中充当了某种意识形态的“同谋”。如今大众传媒成为当代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媒批评面临着一个重大的转向——文化的转向（culturalturn）。文化研究式的传媒批评具有一种内在的批判性与政治性的维度，跟客观主义和非政治的学术方法拉开了距离，它使人们洞察镌刻在文化文本中的权力与统治关系，也详细说明了人们可以如何抵制占据主导地位的符码意义，而形成自身的批判性的、反抗的读解。

一般认为，文化研究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以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为主潮。但自从阿尔都塞与葛兰西以来，文化作为意识形态得到了更多的重视和研究，文化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过分夸大了意识形态结构对主体的施压，主体在这个“结构”面前毫无还手之力，这种理论的缺陷促成了文化研究中的所谓“葛兰西转向”。葛兰西认为，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的统治主要依靠的是意识形态霸权，这种文化霸权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赤裸裸的压迫和支配关系，霸权的形成需要依赖被统治者自愿的赞同，依赖某种一致的舆论和意见的形成，而这又总是一个斗争过程的结果。文化霸权理论又经历了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pluralism）的发展。文化多元主义的认识方式肯定了他性（otherness）和差异，给予那些以前被排除在文化对话之外的边缘的、少数的和反抗的群体和声音以同样的关注，并试图揭示出各种各样的人的声音和经历是怎样被压得鸦雀无声并从主流文化中被一笔勾销了，并且进行斗争，以帮助那些被排除在主流以外的群体的种种观点、经历和文化的形式得以表达。[1][p6]

首先，为什么要看恐怖片？看过电影《闪灵》的人，一般会有一种极其特殊的心理体验：难以言表的恐怖。尽管恐怖，还是满怀惊喜：看的时候吓得提心吊胆，说起来又津津有味，大有痛快淋漓之感。观者甚至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美国一些行为学家和心理学家曾对密西根州和威斯康星州150名大学生进行过专项调查，结果显示：约85%的人在看完恐怖片的当晚难以入睡，其中有1/5的人甚至一连好几个月都无法安寝；76%的人认为在看完恐怖片后自己的情绪和行为发生了异常，其中1/2以上的人在一周内能够恢复常态，但有1/4的人在一年内没有这样的好运；65%的人在看完恐怖片后在午夜不敢接听电话；31%的人认为自己变得神经质了，经常心神不宁、疑神疑鬼。[2]不过，观者一般承认，只有观看恐怖片，才能真正体验到“痛快”的内涵：痛是快中之痛，快是痛中之快；因为痛，所以快；因为快，方知痛。何以至此？

在某些人看来，看恐怖片“玩的就是心跳”，为的就是“吓一跳”；“吓一跳”之所以如此可贵，是因为日常生活平淡乏味，我们需要获得异乎寻常的高峰体验，仿佛接受电击一般。这样做，可以缓解生活压力，发泄心中积蓄已久的不平和不满。“尽管与现实生活相比，惊险片更具幻想色彩，但实现这些幻想却是现实的需要，否则我们为什么要去看电影呢？我们对恐怖有一种心理上的迷恋，我们喜欢被吓唬。”[3]当然，这样的看法还很肤浅，因为它并没有面对真正的问题：为什么需要“吓一跳”？换言之，人为什么有被“吓一跳”的渴求？它是一种需求（need），一种要求（demand），还是一种欲求（desire），它能否最终获得满足？在获得满足时又导致了怎样的心理效果和社会效果？

应该说，恐怖与焦虑是一对难兄难弟。“恐怖电影反映了现代人的一种恐惧焦虑心理。对人类在宇宙中孤独地位的焦虑,对社会道德的焦虑,对工业化时代科学技术的焦虑和恐惧,对恐惧的恐惧,对焦虑的焦虑。”[4]如此说来，看恐怖片是为了体验焦虑，这与人类饱受压抑的“潜意识”有关，与施虐狂和受虐狂心理有关，因为恐怖片就是以施虐、受虐、疯狂、窥淫癖为基础的。[5]总算把人类对于恐怖的需要与无意识联系在了一起，但问题恐怕并非如此简单：体验焦虑就能消除焦虑吗？如果体验焦虑无法消除焦虑，为什么还要去体验焦虑？焦虑本是我们内心深处的创伤，是诱发歇斯底里症的成因，我们为什么还要揭开这个伤口，一再把自己推入痛苦的深渊？

对于某些人而言，恐怖片提供的快乐是以“叙述闭合过程”（processofnarrativeclosure）为基础的。用咱们中国人的话说，恐怖片提供的快乐是以“大团圆”的结局为基础的。而我们一直对“大团圆”情有独钟，鲁迅先生认为，中国人习以为常的瞒和骗的恶习，都源于这里：“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6]在以“大团圆”为结局的恐怖叙事中，无论过程多么令人心惊肉跳，可怕的事物和力量最终会被消灭或制服。恐怖叙事的结构一般是这样的：开始时风平浪静，秩序井然，继之是恐怖力量介入，这时和谐的秩序被打破，最后恐怖力量被消灭，原始秩序得以恢复，世界终获太平，人人各得其所。观者期待着最终的圆满，而这种期等最终得以满足，于是一切皆大欢喜。

也就是说，在恐怖片中，因为黑暗势力的介入，善与恶、正常与变态、现实与幻觉、理性与非理性一度消泯了彼此间的界限。“恐怖片暴露了理性的种种局限性,从而使我们不得不面对非理性。理性王国代表着那些可控制、可预测的秩序井然、明白易懂的领域,而非理性王国正好与之相反,它代表着那些构成生活底层的混乱无序、难以言状、混沌而又不可预测的领域。”[7]在恐怖片中,非理性力量破坏了社会秩序，但在一般情形下，它又通过科学和武力重新恢复理性、秩序，我们因此能在心理上获得由恐怖带来的某种快感。

这样的叙事结构当然也会产生意识形态性的效果，而解构主义的精神分析又特别擅长于解剖这种类型的文本的意识形态效果，所以我们不妨拿来一试。透过解构主义精神分析的视野，我们会说，恐怖文本的叙事闭合（narrativeclosure）不仅压抑、招安了那些破坏主流意识形态秩序的因素，而且还在观者那里制造了特定的意识形态效果。在欣赏恐怖电影或解读恐怖文本时，观者怀着各种各样的心理冲突和精神矛盾，它们可能会使观者无法获得系统、连贯的身份；只有平息观者心中的冲突和矛盾，观者才能把自己感知为系统、连贯的能动者（agent），获得连贯一致的主体性（subjectivity）。否则，轻者无法确立自己的身份，重者陷入人格分裂的泥潭。

摘要：洛基山中有一家酒店因大雪封山而与世隔绝，托兰斯一家不得不留守于此。儿子丹尼具有超能力，能看别人所看不到的酒店里的鬼魂。丹尼的父亲因为受了酒店鬼魂的驱使，精神逐渐失常，并导致了惨剧……这就是由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Kubrick）执导的《闪灵》（TheShining），它是根据史帝芬·金（StephenKing）的恐怖小说改编而成的。影片中并不以血腥镜头取胜，但它同样令人不寒而栗，使人感受到了幽闭恐惧症般的压迫感。

关键词：恐怖电影；恐怖主义；精神

前言

这是恐怖主义肆虐全球的时代，但我们对于恐怖的体验却是间接的，大多来自电影。根据《不列颠百科全书》，恐怖片是“一种气氛阴森、题材可怖、通常包含一些暴力事件并立意使观众毛骨悚然的影片”。它们“有的是对畸形的或者邪恶的性格进行精细的心理探讨，有的是关于可怕的妖魔鬼怪的故事，有的是利用环境制造悬念气氛的神秘惊险故事”。总之是生命受到了威胁，并因此令我们心怀畏惧。

喜欢看电影的人，几乎都有这样的观影经历。近年来，恐怖片在继西部片之后大行其道，成为广受欢迎的电影类型。说它广受欢迎，是因为它不仅深受观众的欢迎，而且深受研究者的青睐。它以诡异的画面、惊险的情节、怪诞的人物，予人以新奇的感受，也给制片商带来滚滚财源。

面对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片，为什么会有人乐此不疲？都是哪些人在精神上大快朵颐？它满足了怎样的心理？不同的人都做了怎样的回答？精神分析批评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从中可以见出它们怎样的优点和缺陷？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