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以德范文10篇

摘要:孔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本文探讨了孔子提出的“为政以德”的政治主张，并分析了其现实借鉴意义。

关键词:孔子；为政以德；思想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诸子各家，在推出自己的政治主张时，就表达出对清廉政治的向往。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可以说是廉政思想理论的倡导者，他主张仁政德治的同时，“礼治”却始终贯穿其中。孔子在充分借鉴西周初期“明德慎罚”思想的基础上，主张以德治国。用道德手段来达到治国安民的目的，对后世封建统治阶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论语.为政》篇中，孔子把实行德治放到了治国的核心地位，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这种思想在当时虽未被认同，但却为西汉以后的历代统治者提供了一条治国良策。

一、“为政以德”思想的提出

在孔子看来，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是必然的，而且每一种进步，都是以前一种社会形态为基础而自然孕育的，所以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但国家的兴衰，政权的存亡，则主要取决于统治集团是否贤明。认为只有统治集团的贤明，才能够实施“爱民、惠民”、“使民于义”的德政，反之，则实行暴政，必然会导致天下大乱，最终丧失政权。所以，对于商汤伐桀、周武伐纣给予了肯定，认为“德丧”，是夏桀、商纣失去天下的根本。同样，对于春秋社会的那场混战，权力倾轧的局面，孔子认为是“礼乐崩坏，天下无道”的结果。为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孔子周游列国，提出了“为政以德”的政治思想，企图通过对西周社会制度的“改良”(即损益)，为新兴的封建领主阶级开劈一条治国平天下的政治路线。

二、礼治，是实现“为政以德”的根本保证

辛亥(西历1971年)事件之后，文化革命进入批林批孔阶段，曾经提倡法家，批判儒家：儒家代表旧势力，是反动的，法家代表新生力量，是先进的。

无论是儒家，还是法家,既然代表谁就替谁说话,说明都不是大公无私，都有私。既然如此，“私”也可以分成反动的和先进的，不能一概否定！

法家的私比儒家还多一些。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不是著书立说的书生，而是秦始皇。他的下属投其所好——

有一次，王翦带着六十万大军出征，秦始皇亲自送到咸阳城外的灞上。王翦在临走的时候，要求秦始皇给他很多的美田良宅和园池。后来,又派人给秦始皇捎信儿，要求给一些园池让子孙用。

司马迁在《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中写了这个史实之后，并没有记载秦始皇给了王翦多少田宅园池，不过，他却记下了“始皇大笑”，还有就是下面这段对话：

有人对王翦说：“将军这样要赏赐，是不是有些过分了？”

辛亥(西历1971年)事件之后，文化革命进入批林批孔阶段，曾经提倡法家，批判儒家：儒家代表旧势力，是反动的，法家代表新生力量，是先进的。

无论是儒家，还是法家,既然代表谁就替谁说话,说明都不是大公无私，都有私。既然如此，“私”也可以分成反动的和先进的，不能一概否定！

法家的私比儒家还多一些。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不是著书立说的书生，而是秦始皇。他的下属投其所好——

有一次，王翦带着六十万大军出征，秦始皇亲自送到咸阳城外的灞上。王翦在临走的时候，要求秦始皇给他很多的美田良宅和园池。后来,又派人给秦始皇捎信儿，要求给一些园池让子孙用。

司马迁在《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中写了这个史实之后，并没有记载秦始皇给了王翦多少田宅园池，不过，他却记下了“始皇大笑”，还有就是下面这段对话：

有人对王翦说：“将军这样要赏赐，是不是有些过分了？”

创先争优运动进程中，市委组织部不时完美指导干部审核评价系统，注重和进步指导干部德的养成和评价的科学化程度，扎实推进指导干部德性评价。还积极探究将评价效果自动使用到干部教育、治理和选拔上，落实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规范，确保人品好的干部在政治上、精力上和任务上不吃亏，起劲将以德为先的要求贯彻到干军队伍建立的全进程。

立异机制，履行德性评价。为准确评价干部，避免干部审核在必然水平上流于方式，市委组织部严密连系实践，积极探究干部审核的新办法、新办法。自2012以来，对指导干部的综合审核系统中，把对指导班子和指导干部的德性评价作为审核评价系统的一项主要内容。一是加大民主测评和听取定见环节中德性评价的力度。经过加大民主测评中德的分值比重、单个说话中重点调查干部德性的有关状况。二是掌握好民主测评与听取定见的关系，既把测评作为主要根据，又不简略地以票取人。掌握好现职任务显示与以前任务显示的关系，具体地、前史地调查和把握其真实状况。既听取审核对象地点单元的干部群众对其德性和任务状况的反映，还调查上级主管部分的评价，多角度、立体式地调查指导干部的状况。

拓宽渠道，丰厚德性评价。为精确把握干部德性，执行审核责任制，确保审核任务质量，严厉依照顺序组织，注重群众参加的普遍性和审核的针对性，扩展定见听取的局限，深化指导干部“两圈”调查，探究严重项目、重点任务跟踪审核干部的方法，力图具体、客观、公平地调查审核对象的真实状况。执行分层评断制。接纳多层面、全方位、立体式的民主测评方法，注重参评人员的普遍性，经过群众测评、班子互评、指导考评、组织部分评断，拓宽指导干部审核参加面，进步审核后果可托度。执行动态联评制，审核中听取纪检监察、审计、司法等机关“联评”的定见，具体把握指导干部德性状况。

运用效果，发扬综合效益。在完美指导干部德性评价系统的根底上，积极探究德性考评效果在“选拔任用、培育教育、治理监视”等三个方面综合运用的路子和办法，充沛发扬其“标尺”效果、监视效果、教育效果，起劲将以德为先的要求贯彻到干军队伍建立的全进程。一是对峙德性评价在干部选拔任用中的使用，树立以德为先的用人导向。积极将德性评价作为干部选拔任用的必备顺序，将评价效果在初始提名、评论决议等环节予以充沛注重和运用，真正把干部德的显示作为选拔任用和调整措置的主要根据，使人品优异的干部获得重用，使品德损坏的干部遭到处分。二是对峙德性评价在干部培育教育中的使用，确立以德育人的教育方针。品德评价系统使得对干部的品德教育、品德理论有了量化规范，为“虚功实做”找到了一个抓手。

理论立异，推进德性为政。市组织部注重干部的德性教育，对峙以干部德性共性问题为导向，按期展开一些主题性的德性教育运动，实在促进干部以德修身。还，2010年以来延续遴派28名年青后备干部到乡村、信访等岗亭进行挂职磨炼，加强干部的群众认识，进步干部和群众打交道、做群众任务的才能。以德性评价在干部治理监视中的使用，营建以德为政的从政情况。严厉执行干部德性预警方法，真正让德性评价作为干部的一种“紧箍咒”，到达威慑效应。树立并施行了指导干部说话诫勉、函询答复和部长约谈准则，就反映出的问题向干部提出警示、劝勉，促使干部以“为政以德”的要求约束本人，以机谋公，用权为民，以德为政。

党的十六大以来，同志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鲜明地提出常修为政之德的问题，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需要，也是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需要。什么是领导干部的为政之德？为政之德应当如何修？这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所谓“德”，就是思想品德。为政之德，就是从政为官者应有的职业道德、思想品格和精神风范。为政须讲政德、修政德，是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孟子说：“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从政为官者只有先“修身、齐家”，尔后才能“治国、平天下”，这是一个基本的道理。当然，剥削阶级官吏不可能真正做到“为政以德”。

我们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应当也必须讲政德、修政德。我们党选任干部，历来强调德才兼备、任人唯贤。无德少才者，不能成为领导干部；有德无才者，无法胜任领导工作；有才无德者，同样难以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一个领导干部的政德，反映其素质修养和精神状态，决定其如何发挥才能和行使权力，影响其能否创造符合党和人民要求的政绩。

领导干部的为政之德，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内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干部讲政德，关键是要做到：在政治上自觉地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认真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时刻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在工作中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坚持不懈地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在作风上严格要求自己，弘扬正气，抵制歪风，做到为民、务实、清廉，不断提高抵御风险和拒腐防变的能力。

道德分善恶，政德有高下。从政为官者只有讲政德、修政德，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产生强大的吸引力、凝聚力、感召力。孔繁森、任长霞、牛玉儒等时代先锋，无论处在什么岗位，都能始终牢记党的宗旨，恪尽职守、无私奉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展现出共产党人的高尚品德和良好形象，在人民群众心中矗立起一座座不朽的丰碑。相反，现实生活中也有那么一些人不讲廉耻、不修政德，不是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人民谋利益，而是把手中的权力当作捞取私利、聚敛钱财的手段，徇私舞弊，贪赃枉法，作威作福，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也许有的人会说，时代不同了，环境变化了，现在对领导干部应当多讲政绩、少讲政德；也许有的领导干部会认为，既然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那么，只有抓发展才是硬任务、创政绩才是硬指标，而政德则是空的、虚的。这种认识是错误的。殊不知，工作中的虚和实、领导干部的德和才从来都是一种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就必须始终坚持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把创政绩与修政德有机地统一起来。否则，如果没有良好的政德作保障，就不可能创造出真正符合党和人民利益的政绩。

同志在纪念建党八十周年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国家公务人员的从政道德修养是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是道德建设的最高层次和核心。为政以德是共产党员保持先进性的基本要求。

古今中外，大凡开明盛世的统治者，都明白“水清沙自洁，官贤弊自绝”的道理，十分重视官吏的道德品质，并把德治和法治并用作为治国安邦的一条基本经验。早在春秋末年，孔子就提出“为政以德”的思想，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同时，营造"弊绝风清"的治世也一直是历代仁人志士的理想和庶民百姓的期盼。他们都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对清官廉吏击节赞叹，并以各种形式褒廉贬贪，期盼弊绝风清的治世出现。然而清官廉吏虽代不乏人，但贪官污吏却如过江之鲫，层出不穷，最终蛀空了一座座王朝大厦。

当历史发展到二十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应运而生。此后，从到邓小平，从，到，我党几代领导核心继承和发扬了德法并治的传统思想，提倡为政以德，惩治吏制腐败，开创了数代良好世风和政风。建国初期，同志指出，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同志指出：“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进入了新世纪，同志提出，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要实行德治和法治多管齐下;以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上任伊始，就率领全党重温“两个务必”。

放眼世界，远有美国的《政府道德法》，近有韩国《公务员道德法》，都以法律形式对公务人员的从政道德进行规范。西方一些国家的公务人员廉洁状况之所以比较好，不可否认有法制健全的因素，也有高薪养廉的效果。但公务人员普遍地具有良好的道德操守，自觉地以廉为荣、以贪为耻不能不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当今大量的事实不难看出，违纪违法现象大多是道德败坏量变到质变的结果。腐败一般是从“官德”沦丧，“政德”滑坡开始，所谓“物先腐，而后虫蛀之”。再严密的法纪面前，道德素养不高，也会铤而走险，以身试法；道德素养高了，就能“从心所欲，不逾规”。就能“发于情，止于礼”。在同样的条件下，为什么大多数公务人员能够做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道德信念，靠的是党性和良心。

那么，为政以德，何为政德呢？我们认为最基本的政德有公正、勤奋、高效、创新和清廉五个方面。

领导干部要“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

修政德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孟子曰：“以德服人者，其心悦而诚服也”。在封建社会为官，也讲究先“修身、齐家”，尔后才能“治国、平天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一直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在新形势下又与时俱进地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在执政方式上把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做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这些都是为政以德的重要表现。

是否具备良好的政德是衡量一个干部合格与否的重要标志。我们党选任干部历来强调德才兼备、任人唯贤。为官从政，思想品德修养是最基本的前提之一。缺德少才者，无法成为领导干部。有德无才者，无法胜任领导工作。有才无德者，其才不可用，同样不能走上领导岗位。一个干部的政德如何，反映其思想道德素质的高低，决定着其精神状态的好坏和才能发展运用的方向，最终决定着其政绩的大小和好坏。

讲政德的核心是讲政治、讲正气、讲公正。讲政治是讲政德的最高表现。作为一名党员干部，必须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始终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始终践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时刻把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讲正气是讲政德的根本要求。“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人们企盼每一位领导干部都做到“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讲公正是为政以德的行为准则。民不患寡，而患不均，人不患贫，而患不公。为官从政最需要做到的就是为百姓作主，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当然，我们强调领导干部修政德，不是回复到过去那种“三纲五常”、“君臣之道”的愚昧状态，而是要在社会主义新型人际关系下建立起领导干部的职业道德规范。事实上，在我们身边就有很多修政德修得好的典型，如孔繁森、吴天祥、任长霞、牛玉儒等。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他们有勇创大业，追求共产主义道德的崇高理想；有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可贵品质；有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的火热情怀；有先人后己、舍己为人的公仆意识；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工作态度；有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奉献精神。在他们身上体现的，是时代赋予领导干部的高尚政德。

修政德首先要自觉，要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省。同志强调，我们的领导干部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一定要努力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和法纪防线。修政德还要善于自鉴，要经常洗涤自己的思想，不论是为官为人为政还是为事，都要以史为鉴、以人为鉴、以法为鉴、以时为鉴，老老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清清白白做官，践行“为民、务实、清廉”的诺言。修政德还必须勇于自纠。要敢于和善于接受群众的批评和监督，善于在监督和被监督中工作和生活，既要善于进谏，也要善于从谏，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这是我们党在新时期选拔任用干部的标准原则，也是新时期工作的重要指导方针。以德为先，同时还是创先争优活动的重要方针及原则和目的要求。

一、以德为先，是创先争优活动的指导方针。

德，有着特定的价值内涵。德，即指品德和修养，涵盖了诚信、仁义等一切美好品行的道德范畴。包括为人正直、善良、诚恳，又具有强烈的责任心、进取心和事业心。古人十分重视“德”这一价值属性。《周易?系辞》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意指道德高尚者能承担重大任务。这充分说明了“德”的重要性。“德”的价值原则，被孔子发展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王道原则；被孟子发展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原则；被《礼记?大学》发展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道德纲领。“德”成为中国伦理的核心概念，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概念。

以德为先是古人选拔人才的定理。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指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德”，是“才”的方向和灵魂，是“才”发展的内部动力；“才”，是人得以发展的成功的基本条件和基础。二者之间，“德”是首要的、第一位的，选拔人才必须“以德为先”。

以德为先是各行各业行事的标准。古人在立身治国上都十分讲究以德为先。如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德治国”，招贤纳才“德才兼备”，均是以德为先！今天，我们也把德放在各行各业之首。如从小学到大学，都要求学生做到“德、智、体、美、劳”共同发展，也是以“德”为先！从公务员条例到公务员法，都强调对公务员进行“德、能、勤、绩、廉”的考察，还是以“德”为先。

以德为先为创先争优提供了一种价值取向。“创先争优”活动要求在全党内创建先进基层党组织，争做优秀共产党员。这一活旨在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旨在续激发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生机活力、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先”、“优”两字充分体现了这一活动的价值属性和政治属性，也鲜明地体现了“德”的价值属性。因此，以德为先为是创先争优活动的重要指导方针和价值取向。

自同志提出“以德治国”的理念和方略以来，理论界对“以德治国”已有不少解读。这些解读的具体观点虽然不尽一致，但大体上都是从治国手段的角度立论的。道德作为一种规范体系和社会调控力量，当然是治理国家、管理社会、建构社会公共秩序的重要手段。但道德首先不是作为一种工具，而是作为一种合目的性要求和文化价值而存在的，并且同人类的“终极关怀”联在一起。而“治国”所涉及的也不只是“如何控制”的方式和技术问题，同时还有价值立场、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的问题。因此，仅仅从“手段”或“工具”的角度理解“以德治国”，不但是比较偏狭的，而且还会由此引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如把以德治国简单地归结于对人的道德教化与感化。基于科学的道德论和治国论，我认为应从治国依据、治国手段和治国目的等三大视点上来理解以德治国。

一

从治国依据的视点上来理解“以德治国”，我们可以把“以德治国”看作是以道德原则为价值依据的政治活动和公共管理活动。

治理国家为什么要以道德原则为依据呢?在现代意义上，治国之治，不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制统治之治，而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之治，是政府代表人民行使公共权力、管理公共事务、维护公共秩序的公共管理之治。它包括制度的安排、公共政策的制定、制度和政策的执行以及司法活动等。罗尔斯说，正义是法律制度的首要美德。对此，几乎没有人表示异议，这说明法律制度与价值密切相关。和邓小平都强调政策的人民性，这表明政策的制定必定有价值立场和价值选择问题。法律和政策的执行，是不是纯技术性的活动?现在很少有人赞同那种纯技术论的观点。至少行政裁决是摆脱不了价值纠缠的。司法活动也许是最具技术性的治国活动，但能说与价值毫无关系吗?恐怕不能说没有价值问题。既然立法、制定公共政策和行政裁决等都摆脱不了价值问题的纠缠，都要作出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其中当然就有价值依据的问题。道德原则(如公正原则和权利原则)是从人民的根本利益或社会整体利益中引伸而来的价值标准，以其作为立法、制度政策和行政裁决等等的依据，是必要的选择。在这一意义上，也可以说，把道德原则作为治国的重要依据，实质上是把“人民利益”作为立法、制定政策和行政裁决的根本出发点和立足点。而政治和行政意义上的“治国”之所以要以道德原则为依据，从根本上说，这是由政治与价值、行政与价值的内在关联性决定的。

把道德原则作为立法和制定公共规约的依据，当然会带来法律制度和公共政策的道德化，但不能说以道德原则为依据治国，就是要建构纯道德性质的现代政治和公共行政，就是要实现中国古代社会的所谓“德政”。这里必须明确的是：强调把道德原则作为治国之依据，并不意味着道德原则是现代政治和公共行政的唯一依据。实际上，现代政治与公共行政还必须以法律为依据，此外，还有事实的依据和科学理论的依据。如果说以道德原则为依据来立法和完善制度政策也意味着现代意义上的“德政”的话，那么，这种现代“德政”与传统意义上的“德政”是不能混为一谈的。现代“德政”强调的是制度与政策的道德基础，而传统“德政”强调的则是政治统治者的仁慈。由此，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论断：以道德原则为依据治国与所谓的“人治”是搭不上界的，而与“法治”却有其内在的关联。我们强调以道德原则为依据“治国”的重要意义在于：使社会制度安排和公共政策具有伦理道德上的合理性和立足点，从而也具有更为扎实的社会基础。

根据以上阐述，我们可以将“依据”论意义上的“以德治国”理解为：以道德原则为依据“立法”、以道德原则为依据制定公共政策、以道德原则为依据进行行政裁决等，从而立合乎道德之法、制定合乎道德之公共政策、进行合乎道德之行政裁决，达成公众对政治和行政的道德性期望，以实现法律制度和公共政策对社会的更有效的控制。

一个漫长的由外到内的过程。道德规范作为一种内在约束，修德。只有将社会主义道德要求内化为领导干部的自省意识，才干有效发挥道德的约束作用，这也是胡总书记之所以提出为政之德要“常修”原因所在领导干部的为政之德作为一项长期渐进的建设工程，既需要领导干部自身的努力学习和组织上的加强教育，以提高自我教育、自我完善、自我约束的能力；同时也需要外在环境的监督约束，使之所作所为有章可循，有则可守。实践证明，道德建设的最佳效果就是自律”与“律”有效结合。如果没有一套严格完善的法规制度作保证，道德教育的效果尽管在一段时间内可以收到一定的效果，但不可能得到临时的巩固和坚持。通过制定从政人员的道德规范来制约从政者的从政行为，这在国古代和一些西方国家早有先例。如在国的汉代就有一种称为“官箴”书籍，主要记载的就是为官之道与从政之法。近代社会一些西方国家针对公务员的道德建设，也大都制定了道德法典”政府道德法”等行为规范，有的还专门设有“政府道德办公室”专门负责从政人员道德法律法规的制订和监督法律法规的执行等。目前，国已初步建立起国家公务员制度，新的公务员法》也即将公布施行。此基础上，有关部门应结合以德治国方案的制订，加快领导干部和从政人员职业道德的立法，从而把领导干部和从政人员的道德行为规范或伦理行为准则上升为法律法规，使之具有法律的效能与作用。如可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党政干部道德法》国家公务员伦理行为准则》等。当然，制订领导干部或从政人员的道德法律时，必需注意既要充分体现我国社会主义道德的实质特征，又要真实反映领导干部和从政人员道德的层次状况和职业特征，做到简明精炼，要而不繁，便于操作和监督，以促进法律法规能落到实处，以确保领导干部的道德水平有明显的提高。

常思贪欲之害，胡总书记最近在中纪委第次全会上指出：领导干部要“常修为政之德。常怀律己之心”实践证明，常修为政之德，不只是领导干部预防腐败、确保清正廉洁的有效措施，同时也是领导干部始终坚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重要基础。

共产党员应当具有的先进性，众所周知。既是一种品质，又是一种能力，还是一种行为，品质、能力、行为三者的统一。而在这三者之中，道德品质的优劣，构成了一个人为人处世的基础，同时也成为了评判一个共产党员是否具有先进性的基本依据。古话说：德，国家之基也”国以人为本，人以德为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始终是第一位的而在修身”这一道德建设的过程中，最关键的也是对社会影响最大的就是手中握有一定公众权力的领导干部或从政者的道德素质了从历史上看，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政治家，很早就认识到为官从政者道德素质的重要性。早在二千多年前，孔子就提出了从政者要“为政以德”认为“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和任务繁重的国内发展要求，要始终坚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真正实现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目标，领导干部是否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是个重要的因素。知道，作为一种“公众人物”各级领导干部既是党和国家众多政策、法令、规章制度的重要制订者和执行者，又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领导干部道德素质的高低，不只直接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形象、威信和领导作用的发挥，而且对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和社会风气的形成都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导向作用。实践证明，领导干部道德高尚，就有人格魅力，就有威望，就能自然成为群众的楷模和标杆，并为和谐社会的建立发生积极的作用；反之，如果不思进取，无所作为，甚至贪污受贿，徇私枉法，那么他不只将完全丧失群众对他信任和尊重，甚至会上行下效，导致一部分群众在失望之余对自身道德要求的下降，从而给社会风气和道德建设带来不可挽回的影响，对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也会造成不良的后果。

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坚持先进性，先进性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并始终站在时展的前列，其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正是源于这样的一个原因，就决定了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既是对领导干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检验，也是领导干部常修为政之德的核心所在可以说，为人民服务”衡量领导干部道德水平高低的最基本准则，而“全心全意”则是领导干部道德建设的最高境界。离开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根本宗旨，也就抹杀了现阶段领导干部道德建设的阶级性与党性原则。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和指导思想，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把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自己全部活动的动身点和归结点。建设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小康社会进程中，各级领导干部能否始终如一、言行一致地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为重，这是对领导干部为政之德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验。综观近些年来，一局部领导干部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之所以会发生滑坡、偏移、扭曲或错位，未能经受住资产阶级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诱惑，权力、地位、金钱、美色面前打了胜仗，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忘记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淡化了公仆意识，淡漠了与人民群众的感情。因此，领导干部常修为政之德，真正做到为政以德”就必需始终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教育各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努力协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尤其是要把“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判断和衡量一个领导干部功过得失的根本依据，做到任何情况下，领导干部都不能与民争利，更不允许以权谋私，侵犯群众的利益。同时，要把执行现行政策同党对领导干部的严格要求统一起来，做到自觉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生活作风和人生观、价值观的侵蚀。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领导干部都必需坚持做到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当个人利益同党和人民的利益发生矛盾和冲突时，应当自觉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真正做到享乐在前，享受在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