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驾驶罪范文10篇

摘要：2015年8月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输，严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或者严重超过规定时速行驶以及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危及公共安全的，以危险驾驶罪论处。“双超”和“违规运输危险化学品”型危险驾驶行为入刑具有正当性。对于“双超”型危险驾驶罪，行为人从事的必须是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输，且严重超员或超速。至于校车和客运车辆是否具有营运资格，驾驶人员是否具有驾驶资格不影响本罪的认定。对于“违规运输危险化学品”型危险驾驶罪，必须存在违规运输行为，并且危及公共安全。其中，危及公共安全是划分罪与非罪的重要界限，是判断违规运输行为是否具有抽象危险的参考依据。

关键词：“双超”型危险驾驶罪；违规运输危险化学品；正当性考量；危险驾驶罪的认定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汽车保有量的持续增加，“醉驾”和“飙车”引发的重大恶性交通事故不时刺痛公众神经和挑战国民基本道德底线，引起了社会和公众对醉驾飙车者的麻木与疯狂以及漠视生命行为的强烈谴责和热切关注。2011年5月1日，《刑法修正案（八）》首次将醉酒驾车和追逐竞驶两类危险驾驶行为纳入刑法评价视野，充分体现了国家对道路交通安全的高度重视以及对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高度关切。危险驾驶行为入刑4年多以来，我国醉驾和飙车行为得到了有效遏制，道路交通安全的改善成效明显。虽然醉驾等危险驾驶行为得到了有效惩治，但严重超载超速、违规运输危险物品等驾驶行为仍是道路交通安全的另一重大隐患，且极易引发重特大交通事故，严重危害公民生命财产安全，其危害性并不亚于醉驾等驾驶行为。为此，2015年8月29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简称“刑九”）中明确规定了“双超”和违规运输危险化学品这两类新的危险驾驶行为，并规定刑九于2015年11月1日正式生效。根据刑九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输，严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或者严重超过规定时速行驶以及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危及公共安全等严重危害交通安全的情形纳入危险驾驶罪，并规定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上述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按照危险驾驶罪定罪处罚。这次修改表面上看只是增加了危险驾驶罪的行为类型，实际上会对危险驾驶罪的相关理论与司法实践产生诸多影响，因此有必要对新增危险驾驶行为进行研究。

一、新型危险驾驶行为入刑正当性考量

（一）“双超”型危险驾驶行为入刑的正当性

刑九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输，严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或者严重超过规定时速行驶的，以危险驾驶罪论处。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输，关系到较多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也是近年来交通事故频发多发的重灾区，一旦发生事故，即是群死群伤，后果不堪设想。据统计，2010年至2014年近5年来，全国至少发生43起校车事故，约8成均有致死情况，死亡人数达到153人，其中多数是幼儿。事后说明显示，车辆超载是校车事故的罪魁祸首，司机无行车资质及车辆不符合规定也是悲剧发生的主要原因。江苏如皋一私人幼儿园校车送孩子回家时，一名4岁女童被活活憋死，原来7座的面包车内竟然挤进去26人。在甘肃正宁特大校车事故中，核载9人的改装金杯校车实载人数竟然达到了64人，足足超出6倍多。超载已成校车安全第一杀手。[1]“十次事故九次快”，在查处的交通违法中，20%以上是超速违法。例如，2014年1月15日,云南省禄劝县马鹿塘乡王某某驾驶核载7人的“长安”牌面包车，搭载11名乘客,由于严重超员操控性下降，翻坠入道路右侧80米深的山崖，造成车内12人全部死亡。2011年1月11日,河南省平顶山市平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陶某驾驶大型客车，因超速行驶未能及时制动，造成16人死亡、25人受伤。据公安部统计，2011年至2014年，全国发生的道路交通事故中涉及营运客车超员的事故1946起，死亡1289人，受伤6173人。其中，一次死亡10人以上的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中，客运车辆超员的占27.2%。2011年至2014年，全国校车、营运客车超速违法导致交通事故6649起，死亡2891人，其中，一次死亡10人以上的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中，因校车、营运客车超速行驶导致的占53%。[2]我国近些年来发生的重大交通事故统计数据充分说明，在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输中，严重超速超载行为对道路交通运输安全构成重大威胁，极易侵害公民生命健康安全，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并且，其危害性的严重程度已然超出了民事和行政制裁的最大边界，已实际侵入到刑法调控领域，需用刑罚对其予以制裁才足以实现刑法保护法益的根本使命，这也是风险社会刑法对重大公共法益提前保护做出的合理应对。因此，将此二类危险驾驶行为入罪化并不违反刑法的谦抑性原则，相反体现了刑法保障人权的终极价值追求，具有立法的正当性。

一、日本的危险驾驶致死伤罪概览

（一）立法背景与修改沿革

日本现行《刑法》第208条之2规定的危险驾驶致死伤罪是2001年11月日本修改《刑法》时新增加的犯罪。在修改之前，对于驾驶机动车发生事故致人死伤的行为，一般是按照《刑法》第211条规定的业务上过失致死伤罪来定罪处罚。日本之所以于2001年增设危险驾驶致死伤罪，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当时日本重大、恶性交通事故呈现多发态势，社会舆论要求完善立法以进一步严惩交通犯罪行为。日本是汽车大国，特别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私人及家庭用机动车保有量迅速增长，同时也带来了交通事故的频繁发生。据日本警察厅交通局统计，1980年日本全国发生交通事故476677起，其中死亡8760人，受伤598719人；而到了2000年，日本全国发生交通事故931934起，其中死亡9066人，受伤1155697人。①由此可见交通事故发展态势的严重性。之所以出现这一严重局面，很大程度上需要归结于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完善。于是，社会舆论和法学理论要求完善交通法律制度特别是严惩交通犯罪的呼声持续高涨，成为促成2001年刑法修改的时代背景。第二是日本《刑法》规定的业务上过失致死伤罪的法定刑较轻（5年以下有期惩役），按照业务上过失致死伤罪来处理某些重大恶性交通犯罪，在量刑上难免偏轻，不能适应民众要求严惩交通犯罪的愿望。日本的交通刑法体系十分复杂，《道路交通法》规定了许多种交通犯罪，如醉酒驾驶、疲劳驾驶、超速、超载、抗拒检查、不购买强制保险等，这些犯罪没有规定在《刑法》里，属于行政刑法（附属刑法），且都是危险犯，以不发生死伤结果为构成要件，因此法定刑较轻，多为二、三年以下惩役、禁锢或罚金。在实施这些《道路交通法》规定的犯罪行为并导致他人死亡或受伤的情况下，构成相关犯罪与业务上过失致死伤罪的并合罪（数罪并罚）。按照日本《刑法》第47条关于并合罪的规定，并合罪中有两个以上判处有期惩役的犯罪时，应将最重的罪所规定的刑罚的最高刑期加其二分之一作为最高刑期。交通犯罪的法定刑很低，而业务上过失致死伤罪的法定刑为5年以下有期惩役，不论被告人的危险驾驶行为有多么恶劣，按并合罪处理的结果，最高也只有7年半。日本法院在量刑时一般不会“顶格判”，因此，“在实际的量刑中，比较常见的是5年左右的有期惩役，这样的刑罚显然是偏轻的。”①第三是交通犯罪被害人家属的压力直接引发了立法程序的启动。在1999年和2000年，日本发生了两起影响巨大的恶劣交通事故，即1999年11月的“东名高速公路事件”和2000年6月的“神奈川县座间市事件”，两起案件都是被告人醉酒后超载、超速，造成多人死亡或重伤的重大恶性交通事故，两案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惩役4年和有期惩役5年零6个月。对于这两起性质恶劣且影响巨大的案件，尽管法院认为已经判处了量刑实务上的最高刑罚，但还是遭到社会舆论的批评，认为量刑过轻，同时也引发了人们要求修改刑法以严惩恶性交通犯罪的讨论。②2001年4月，上述两起案件的被害人家属向新上任的小泉内阁的法务大臣森山真弓提交了有37万4千余人签名的要求修改刑法的请愿书，法务省据此开展了修改刑法的准备工作。经过六个多月的调查研究，法务省于2001年10月向国会提出了增设刑法第208条之二（危险驾驶致死伤罪）的法案。经质询和表决，众议院和参议院都于2001年11月一致通过了这一法案。③以下是2001年11月日本《刑法》新设的危险驾驶致死伤罪的规定：（危险驾驶致死伤）第208条之二受酒精或药物影响，在难以正常驾驶的状态下驾驶四轮以上的机动车，致人伤害的，处十年以下惩役，致人死亡的，处一年以上有期惩役。以难以控制的高速度行驶，或者不具有控制行驶的技能而驾驶四轮以上机动车，致人死伤的，亦同。以妨害他人或车辆通行为目的，进入行驶中的机动车的近距离，显著接近其他通行中的人或车辆，并且以可能发生重大交通危险的速度驾驶四轮以上的机动车，致人死伤的，与前款同。有意无视红色信号或与之相当的信号，并且以可能产生交通危险的速度驾驶四轮以上机动车，致人死伤的，亦同。2004年12月，日本国会对《刑法》进行了部分修改，提高了有期惩役和有期禁锢的上限，加重了部分重大、凶恶犯罪的法定刑。其中，危险驾驶致伤罪的“处10年以下有期惩役”被修改为“处15年以下有期惩役”；同时，由于有期惩役的最高期限被从原来的15年提高到了20年，危险驾驶致死罪的“处一年以上有期惩役”的上限实际上也由15年提高到了20年。2007年12月，鉴于交通犯罪状况不容乐观，日本国会再次修改《刑法》，新设了过失驾驶机动车致人死伤罪，同时修改了危险驾驶致死伤罪的构成要件，将“四轮以上机动车”改为“机动车”。于是，危险驾驶摩托车等两轮、三轮机动车的行为，也被纳入了本罪的处罚范围。

（二）立法的指导思想和特点

设立危险驾驶致死伤罪的基本指导思想，在于实现对重大恶性交通犯罪的重罚化。与过失致人死亡罪相比，本罪在立法设计上有几个引人注目的特点：

1．本罪是故意犯过去一般认为在违法驾驶机动车造成他人死伤事故时，由于行为人对死伤结果不存在故意，只能认定为过失犯，即以业务上过失致人死伤罪论处。过失犯在责任程度上轻于故意犯，这也是法院的实际量刑普遍偏轻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危险驾驶致死伤罪是从法益保护早期化的原理出发，将危险驾驶行为本身规定为犯罪的实行行为，只要行为人认识到驾驶行为的危险性，就成立本罪，不需要对死伤结果有认识。这样，危险驾驶致死伤罪就成了故意犯，为规定较重的法定刑奠定了基础。当然，这里的故意是指危险驾驶的故意，而不是致人死伤的故意；故意致人死伤的行为，应成立杀人罪和伤害罪。

众所周知，刑法修正案（八）增设了危险驾驶罪（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所谓危险驾驶罪，是指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如何理解本罪的构成要件以及如何处理本罪与相关犯罪的关系，是司法实践面临的重要问题。

一、危险驾驶罪的行为类型

根据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的规定，危险驾驶罪分为追逐竞驶与醉酒驾驶两个类型。

（一）追逐竞驶。一般来说，追逐竞驶，是指行为人在道路上高速、超速行驶，随意追逐、超越其他车辆，频繁、突然并线，近距离驶入其他车辆之前的危险驾驶行为。追逐竞驶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犯，但刑法没有将本罪规定为具体的公共危险犯，而是以情节恶劣限制处罚范围。换言之，只要追逐竞驶行为具有类型化的抽象危险，并且情节恶劣，就构成犯罪。第一，本罪行为不要求发生在公共道路（公路）上，只需要发生在道路上。在校园内、大型厂矿内等道路上，以及在人行道上追逐竞驶的，因为对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身体产生危险，依然可能成立本罪。第二，追逐竞驶以具有一定危险性的高速、超速驾驶为前提，低速驾驶的行为不可能成立本罪。但是，单纯的高速驾驶或者超速驾驶，并不直接成立本罪。换言之，不能将本罪等同于国外的超速驾驶罪。第三，追逐竞驶要求以产生交通危险的方式驾驶，行为的基本方式是随意追逐、超载其他车辆，频繁并线、突然并线，或者近距离驶入其他车辆之前。第四，追逐竞驶既可能是二人以上其于意思联络而实施，也可能是单个人实施。例如，行为人驾驶机动车针对救护车、消防车等车辆实施追逐竞驶行为的，也可能成立本罪。第五，成立本罪要求情节恶劣。情节恶劣的基本判断标准，是追逐竞驶行为的公共危险性。对此，应以道路上车辆与行人的多少、驾驶的路段与时间、驾驶的速度与方式、驾驶的次数等进行综合判断。在没有其他车辆与行人的荒野道路上追逐竞驶的行为，不应认定为情节恶劣。追逐竞驶的罪过形式为故意，不要求行为人以赌博竞技或者追求刺激为目的。因为基于任何目的与动机的故意追逐竞驶行为，只要产生了抽象的公共危险且情节恶劣，就值得科处刑罚。

（二）醉酒驾驶。醉酒驾驶，是指在醉酒状态下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的行为。《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吸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规定，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80mg/100ml的属于醉酒驾驶。故意在醉酒状态下驾驶机动车，即符合本罪的犯罪构成。本罪是抽象的危险犯，不需要司法人员具体判断醉酒行为是否具有公共危险。因此，一方面，抽象的危险犯实际上是类型化的危险犯，司法人员只需要进行类型化的判断即可。另一方面，完全没有危险的行为，不可能成立本罪。例如，在没有车辆与行人的荒野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因为不具有抽象的危险，不应以本罪论处。醉酒驾驶属于故意犯罪，行为人必须认识到自己是在醉酒状态下驾驶机动车。但是，对于醉酒状态的认识不需要十分具体（不需要认识到血液中的酒精具体含量），只要有大体上的认识即可。一般来说，只要行为人知道自己喝了一定的酒，事实上又达到了醉酒状态，并驾驶机动车的，就可以认定其具有醉酒驾驶的故意。认为自己只是酒后驾驶而不是醉酒驾驶的辩解，不能排除故意的成立。即使行为人没有主动饮酒（饮料中被他人掺入酒精），但驾驶机动车之前或者之时意识到自己已经饮酒的，也应认定具有醉酒驾驶的故意。当然，如果没有主动饮酒，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饮酒的，排除故意的成立。

二、危险驾驶罪与交通肇事罪的关系

危险驾驶罪的本质、构成与界限

（一）抽象危险犯的定位及对我国刑法的冲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之一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依据我国刑法通说，危险驾驶罪本质上属于抽象危险犯，本条文在一定意义上鲜明地开拓了我国刑法中抽象危险犯的立法言为定。[1]14以行为形成的危害形态为标准，可以将犯罪划分为实害犯和危险犯。危险犯又分为具体危险犯和抽象危险犯。所谓具体危险犯，是指刑法明文规定该犯罪无需以实际损害结果发生为要件，法官在适用时，就个案判断行为人是否造成对象处于实质的危险状态。反之，抽象危险犯是立法者将对于法益具有典型危险的行为方式直接类型化为构成要件，法官只需进行类型化的判断即推定危险的存在，是经验性的结果。两者的核心区别在于，立法者认为具体危险犯的行为本身还不足以代表典型的危险，所以附加“致生危险”为确认其危险的客观要件，来限制其处罚范围。[2]抽象危险犯的设立，通说认为是针对风险社会和风险刑法的回应，从而实现法益保护前置化。1986年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提出著名的“风险社会”理念并建构了风险社会理论。“风险的来源不是基于无知的、鲁莽的行为，而是基于理性的规定、判断、分析、推论、区别、比较等认识能力，它不是对自然缺乏控制，而是期望于对自然的控制能力能够日趋完美”。[3]26现代社会风险的滞后性、突发性和超常规性使得一旦发生风险将酿成难以控制、估量的侵害后果。2009年全国共发生道路交通事故238351起，死亡67759人，因酒后驾车导致的死亡人数年均增长7.3%。[4]23我国刑法的任务不仅是对侵害的反应和报复，还有着保护国家和人民的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的重大任务。“因此，从社会安全的角度，立法者应将刑法的防线向前推置，这是历史的必然，是每一个公民、团体、社会、国家无论过去、现在乃至将来都应面临的问题。”[3]33而抽象危险犯中风险类型化的构成要件设置，是对法益的提前而周延的保护，刑法的提前介入契合了风险刑法所昭示的提前保护法益的需要，同时也符合刑法指导规制民众行为的导向和一般预防的作用。（二）以法学方法论解析犯罪成立要件和罪质界限“醉驾型”危险驾驶罪要求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从条文上分析，只要行为人故意在醉酒状态下驾驶机动车即符合本罪的犯罪构成。在实务上，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等于80mg/100ml即属于醉酒驾驶构成本罪。但是，刑法在规定犯罪成立条件时，必然对符合犯罪成立条件的行为进行实质评价。本罪是抽象危险犯，在判定本罪时必须使符合本罪构成要件的行为确实侵犯了刑法规定该犯罪所要保护的道路安全法益，从而使刑法规定该犯罪的目的得以实现。[5]本罪的成立条件应是故意在醉酒状态下驾驶机动车并对道路安全具有抽象危险的行为。而对于抽象危险的认定一般以醉酒驾驶的酒精含量为标准，但是否存有例外呢？有学者认为，在没有车辆与行人的荒野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因为不具有抽象的危险而不应论罪。[6]本罪第2款规定“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于是实践中危险驾驶罪与交通肇事罪界限亟待厘清。危险驾驶罪的出现使交通肇事罪的构造产生了变化，后者分为两种类型，即作为单纯过失犯的交通肇事罪和作为危险驾驶罪的结果加重犯的交通肇事罪。[7]从量刑角度及实务上更需界定的是后者，即危险驾驶罪在何种情况下特别是在产生何种程度的损害后果才转变成交通肇事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交通肇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1.死亡一人或者重伤三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2.死亡三人以上，负事故同等责任的；3.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的。”“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1.酒后、吸食后驾驶机动车辆的……”对此我们可以归纳出醉驾后危险驾驶与产生加重结果的交通肇事罪的定罪界限(见下表)。罪质界限是量刑的基础，只有确定危险驾驶罪的界限才能归纳类型化各种量刑情节，从而为本罪量刑规范化体系化奠定基础。

危险驾驶罪的现实困境和价值坚守

（一）多重困境1．先天缺陷——抽象危险犯限缩的必要性。抽象危险犯是对法益的前置性保护，这在理论上牵涉到刑法的谦抑性。德国学者考夫曼指出，“罪责原则的意义在于，必须要有对具体个别法益的侵害或危险的具体故意或过失方能认为有责任。而抽象危险犯的危险为拟制的危险，并非为具体个别的法益的危险或者说拒绝对具体个别法益的危险进行判断，更缺乏对该法益危险的具体故意或过失。所以很难说符合责任主义或罪责原则”[8]。再加上我国存在刑法与行政处罚的二元惩罚体系，对犯罪采取定性加定量的分析模式，不同于西方的单独犯罪评价体系。醉驾型危险驾驶罪没有附加任何情节控制要件，实务上一旦血液中酒精含量大于等于80mg/100ml的标准即构成犯罪。但刑事案件错综复杂，不能否定存在极特殊的连抽象危险都没有的危险驾驶情形却对法条的字面满足，如在事先已经封锁的道路上拍电影而醉酒驾驶机动车，个案的正当性就在形式的合法性中被掩埋。2．出罪困境——总则的但书规定能否划定出罪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张军副院长在全国法院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表示，要正确把握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根据刑法第13条“但书”条款的规定，考虑具体的情节，醉驾无需一律构成刑事犯罪。此番话引起轩然大波，公安部门和检察院明显与法院持不同观点，许多学者也认为醉驾出罪无需依靠总则规定。但只依据酒精含量不问情节一律入罪又似乎过于严苛和呆板，与总则的内容也难以融洽。3．审限困境——快审快结与办案重压的冲突。危险驾驶罪是我国刑法中唯一的没有徒刑刑期的犯罪，由于罪行较轻，基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不能适用逮捕，这意味公安和司法机关在侦查、起诉、审判中一般能适用的拘留期限最长14天，司法实务中要求公检法三家机关在20天内完成所有的刑事诉讼程序。《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犯罪案件的指导意见》中要求“应当在查获犯罪嫌疑人之日起7日内侦查终结案件并移送醉酒驾驶机动车致交通事故负全部或主要责任负同等责任负次要责任①致3人以上死亡交通肇事罪交通肇事罪危险驾驶罪致2或1人死亡交通肇事罪危险驾驶罪危险驾驶罪致3人以上重伤交通肇事罪危险驾驶罪危险驾驶罪致1人以上重伤交通肇罪②危险驾驶罪危险驾驶罪致人轻伤及以下危险驾驶罪危险驾驶罪危险驾驶罪造成财产直接损失无力赔偿30万元以上交通肇事罪危险驾驶罪危险驾驶罪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但是，本罪是一个高发犯罪，巨大审判压力和短暂的期限要求必然影响审判质量和对个案的关注。4．均衡困境——量刑标准缺乏统一。对于危险驾驶罪的量刑普遍存在机械比较犯罪嫌疑人的血液酒精含量与80mg/100ml的醉驾标准来确定具体刑罚的问题。刑法修正案中也没有规定相应的量刑情节和标准，最高人民法院也一直未公布相关的指导案例，没有标准的自由裁量导致部分法院针对相似的案件，出现明显的量刑差别。（二）破解途径法官不能对非理性的司法要求虚与委蛇，必须以冷静审慎的态度坚持司法理性，防止定罪量刑机械化，应将表象上符合犯罪构成而实际上并未达到应受刑法处罚的行为排除出犯罪体系。罪犯的头衔可能会使广大醉驾人失去工作、职业受限制、政治前途和出国深造受到影响等等，唯恐被社会边缘化的醉驾者已经出现弃车逃逸妨碍执法等极端情况。只有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真正做到罚当其罪体现刑法的谦抑，理性确定本罪的界限和出罪途径才是真正“为人民司法，为大局服务”。危险驾驶罪数量巨大，情节相似度很高，蕴含巨大的同案不同判的风险，只有构建统一量刑标准和程序整理量刑情节才能快速审结、准确定刑。

危险驾驶罪出罪路径阐述——从“允许反证危险的不存在”到“情节显著轻微”

（一）结果无价值视野下的抽象危险允许反证确定本罪的处罚界限，首先应当讨论符合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是否一律充足构成要件，理论层面上这涉及抽象危险是否允许反证的问题。这关系到刑法的结果无价值论和行为无价值论的立场。如果醉酒驾驶时可根据事实状态完全排除抽象的危险，依旧认定具有刑事可罚性，则表明法律所要求的是针对某种行为方式绝对禁止，追求的是对于人们行为的一种规制和指引。这是一种行为无价值论——以行为触犯规范的无价值而予以绝对的禁止。这种完全的行为无价值论，将违法与责任之间的区别归之于无，有违刑法规范的理论结构，被视为主观主义之规范论的落后，难言妥当。[9]德国刑法306条a款第3项对放火罪进行了补充规定，就是一种允许反证的规定：对于并不具有严重危险的放火行为，所判处的刑罚可以减轻至6个月以上、5年以下监禁的幅度。德国刑法理论与判例认为，如果行为人能够证明放火行为不会造成危险，可以适用该条减轻刑罚的规定。[10]26没有抽象危险又何谈法益侵害，在我国犯罪本质的“法益侵害”说处于通说地位也与刑法第13条的犯罪概念相呼应，所以没有抽象危险就无法充分犯罪构成。此外，依据“可罚的违法性”理论，对法益侵害结果十分轻微尚未达到必须处罚的违法性时，认为其不可罚。这也从侧面说明没有抽象危险就不满足违法性要件，没有处罚理由难以构成犯罪。（二）短审限中寻求个案公正——证明责任的合理微调抽象危险犯的一大特色即在于通过类型化的危险拟制解除了公诉部门繁琐的举证责任，节省了司法资源，提高了司法效率。检察机关只要证明行为人驾驶机动车时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超过了法定标准，就推定其在驾驶时不能合理控制自己可能对道路上他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构成危险，推定其对道路安全造成危险，而无需证明其是否真实迫切的有此危险。在此种情况下，应该允许行为人对不存在抽象危险等出罪事由进行反证，合理微调证明责任。从证明能力角度，不知饮酒、强迫饮酒、病理性醉酒或在特殊的时间段场合行驶等事实由当事人来组织举证较为方便。从证明概率角度，这种反证的成功性很小，不应当让司法机关为此耗费过多司法资源。①（三）途径结构与“总则13条”的适用由上述分析可知，醉驾型危险驾驶的出罪途径在于允许被告人反证抽象危险的不存在，因为既然对道路上的公共安全连抽象危险都没有，就不存在侵犯道路安全法益的问题。但是，醉酒驾驶行为表象上又是符合刑法第133条之一的字面要求。我们应该根据保护法益及内容来解释刑法（目的论解释）。为了弥补文意解释与目的论解释间的缝隙，更为了法官在判决时能够合理地引用法条来论证阐述自己的判决理由，我们还需要借助总则第13条来完成这一任务。从犯罪概念的角度，犯罪是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危害社会的行为[6]，没有法益侵害的行为就不是危害社会的行为，就不构成犯罪。或从犯罪定性加定量的分析模式，运用“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展现社会危险性具有定量化的出罪功能[11]，从而达到出罪目的。

将本罪认定为过失犯罪符合刑法的谦抑精神

据此，我国刑法中共同犯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两人以上在对于共同犯罪行为具有同一认识的基础上，对其所会造成的危害社会的结果持希望或放任的心理态度。也就是说，两人以上共同实施的犯罪为故意犯罪是成立我国刑法中共同犯罪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此而言，如果把危险驾驶罪认定为故意犯罪，该罪就必然存在数种共同犯罪的情形，具体包括：指使、强令他人危险驾驶〔6〕的行为人与机动车驾驶者构成危险驾驶罪的共犯，两者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共同犯罪中的实行犯与教唆犯或者主犯与胁从犯的关系；明知机动车驾驶者要实施危险驾驶行为而为其提供机动车的行为人、明知机动车驾驶者要实施追逐竞驶行为而擅自承接机动车改装业务的机动车维修经营者、明知机动车驾驶者要实施危险驾驶行为而为其提供其他便利或帮助的行为人等，都属于共同犯罪中的帮助犯，其与机动车驾驶者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共同犯罪中主犯与从犯的关系；暗中帮助机动车驾驶者实施危险驾驶行为的非机动车驾驶人，构成危险驾驶罪的片面共犯；对于机动车驾驶者具有监管责任的行为人，如果不履行监管责任或者放纵机动车驾驶者的危险驾驶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的共犯，该种情形即属于共同犯罪理论中的不作为共犯；机动车的共乘人员明知或应知驾驶者将要实施危险驾驶行为，却仍然乘坐其驾驶的车辆，由于为机动车驾驶者提供了心理上的帮助，同乘者构成危险驾驶罪的帮助犯，其与机动车驾驶者之间的关系同样表现为共同犯罪中主犯与从犯的关系等等。由此可见，如果把危险驾驶罪认定为故意犯罪，就需要对上述所有人员都以危险驾驶罪的共同犯罪认定，并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但在我国民众道路交通安全意识普遍较为薄弱和过于注重人情的现实状况下，如将上述人员一概作为犯罪处理，则不仅会使危险驾驶罪的打击面过于宽泛，也会极大地加重基层司法机关的工作压力，这显然有违刑法的谦抑精神。因此，从刑法谦抑的角度来说，把危险驾驶罪认定为故意犯罪并不妥当。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把危险驾驶罪认定为过失犯罪，也并非完全不存在两人以上同时构成危险驾驶罪的情况。在由两人以上共同操控同一辆机动车的情形中，每一个对机动车的运行产生实质影响的危险驾驶者，都应单独构成危险驾驶罪。例如，在机动车的行驶过程中，由一人操控方向盘，而由另一人操控油门踏板，在此情形中，如果两人系危险驾驶，那么，两人还是应当分别构成危险驾驶罪。当然，由于这种情形在司法实践中较为少见，且两人确实同时危险地驾驶了机动车，因而对其分别以危险驾驶罪认定并不会过分扩大刑法的处罚范围，同时也符合我国刑法对两人以上共同过失行为处罚的规定，当然也不会违背刑法的谦抑精神。

将本罪认定为过失犯罪有利于相关法律的适用

根据《刑法》第133条的规定，危险驾驶过失交通肇事成立交通肇事罪时最高可能被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而危险驾驶罪的法定刑仅为拘役和罚金。刑法之所以对危险驾驶罪规定较交通肇事罪低得多的法定刑，正是因为交通肇事罪客观上须造成致人重伤、死亡等严重的实害结果，而构成危险驾驶罪无需造成任何实害结果。也就是说，交通肇事罪的社会危害性要远远大于危险驾驶罪。在得出这一结论的基础上，如果还把危险驾驶罪认定为故意犯罪，则会导致一些不良后果的发生。例如，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第五编特别程序中专章设立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其中，第277条第1款规定了可以适用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的案件范围：“下列公诉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被害人自愿和解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和解：（一）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二）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该条第2款则在第1款的基础上，对适用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范围作出了一定限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不适用本章规定的程序。”据此，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就不能再适用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相反，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内曾经过失犯罪的，则仍然具有适用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的可能。那么，一旦把危险驾驶罪认定为故意犯罪，就会得出这样一种极不妥当的结论：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内曾经构成危害性较小的危险驾驶罪，其就不能再适用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但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内曾经构成危害性较大的交通肇事罪，却仍然可以适用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这一结论对于曾经构成危害性较小的危险驾驶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明显不公平，有违刑法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此外，如果把危险驾驶罪认定为故意犯罪，还会导致部分非刑事法律规范以及党的政策文件在适用过程中出现一些不合理结果。例如，根据《律师法》第7条第2项的规定，如果申请人曾经受过刑事处罚，则不予颁发律师执业证书，但过失犯罪的除外；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2005年2月28日通过的《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第4条第2款的规定，因故意犯罪或者职务过失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不得从事司法鉴定业务；根据、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国家新闻出版总署2005年3月22日联合下发的《关于新闻采编人员从业管理的规定（试行）》第10条的规定，因故意犯罪被判处刑罚的，终身不得从事新闻采编工作；根据中共中央2003年12月31日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30条的规定，因故意犯罪被判处刑法规定的主刑（含宣告缓刑）以及因过失犯罪被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不含三年）的，应当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因过失犯罪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包含三年）或者被判处管制、拘役的，一般应当开除党籍。对于个别可以不开除党籍的，应当对照处分党员批准权限的规定，报请再上一级党组织批准。因此，笔者认为，如果把危险驾驶罪认定为故意犯罪，无疑会使得上述非刑事法律规范和党的政策文件存在适用上的不公平性，从而导致一系列不良后果的产生。具体而言，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构成未造成任何实害结果的、社会危害性较小的危险驾驶罪，则既无法再拥有律师执业证书，也不能再从事司法鉴定和新闻采编工作。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系中共党员，还要受到开除党籍的严厉处分。而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构成的是造成致人重伤、死亡等严重实害结果的社会危害性较大的交通肇事罪，却仍然可以继续从事律师、司法鉴定和新闻采编工作。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系中共党员，还有可能不被开除党籍。这一结论显然有失公平，恐怕难以让人接受。

将本罪认定为过失犯罪有利于刑法体系的协调

从刑法体系的角度来看，如果把危险驾驶罪认定为故意犯罪，会在以下两个方面造成我国刑法体系的不协调。首先，把危险驾驶罪认定为故意犯罪，会与我国刑法对某些相似立法情形的规定不相一致，这显然不利于刑法体系的协调与统一。具体而言，我国刑法修正案通常是将增设的罪名规定在构成要件与其最为接近或类似的章节、条文之后，以此保持刑法典章节、罪名划分的统一性与科学性。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我国刑法修正案增设新罪名时一般是在既有相近罪名之后加以排列，作为“刑法第菖条之一”，目的是保持刑法典条文总数不变，从而稳定刑法典的结构。〔7〕至于“相近罪名”的含义，笔者认为，一般应理解为罪名的构成要件最为类似，例如行为手段、主体、主观方面、犯罪对象相似等。那么，既然《刑法修正案（八）》将危险驾驶罪置于《刑法》第133条交通肇事罪之后，并作为该条“之一”，我们是否能以此排列顺序认定危险驾驶罪的主观方面应与交通肇事罪保持一致，即两罪的主观方面均为过失呢？对此，有学者提出，从体系解释的角度上看，刑法修正案采取第菖条之一、之二的条文序号形式，并非意味着这两个或者三个法条之间一定存在着依附乃至补充关系，更多的情况是指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似性或关联性，第菖条之一、之二仍然是独立的刑法分则条文，而这种相似性或关联性不能绝对地理解为构成要件主观方面具有一致性。〔8〕对此，笔者认为，虽然我国刑法中第菖条与该条之一、之二之间可能不存在依附或补充关系（如第276条破坏生产经营罪与第276条之一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但这通常仅仅表现为相关犯罪的客观行为方式有所不同，并不能由此简单得出相关犯罪的主观方面也可能不一致的结论。依笔者之见，要从刑法体系的角度得出可信的结论，首先必须考察我国刑法中所有与此类似的立法情形。据笔者统计，除第133条之外，我国刑法共有21个刑法条文包含第菖条之一、之二的表述。〔9〕具体分析这21个条文与其之一、之二间的关系，不难发现，这21个条文所规定的犯罪与相应条文之一、之二所规定的犯罪在主观方面无一例外都具有一致性。因此，从刑法体系协调性的角度来看，认为《刑法》第133条之一危险驾驶罪与第133条交通肇事罪的主观方面应具有一致性的观点，无疑具有一定的依据。前文所述学者在未对我国刑法中的类似立法例进行体系性分析的基础上，就从刑法体系的角度得出我国刑法中第菖条与第菖条之一、之二所规定的犯罪在主观方面上有可能不一致的结论，理由和依据则显得不那么充分。同时，这也将与我国刑法对第菖条与第菖条之一、之二之间关系的规定不相一致，从而不利于刑法体系的协调与统一。其次，把危险驾驶罪认定为故意犯罪，会模糊危险驾驶罪与《刑法》第114条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危险犯）〔10〕的界限，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我国刑法体系的混乱。具体而言，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性质为故意的具体危险犯，构成该罪同样无需任何实害结果的发生。据此，如果把危险驾驶罪认定为故意犯罪，既无法根据实害结果有无发生，也无法根据行为人的主观方面有无不同来区分两罪。有论者从《刑法》第133条的规范目的出发，就此问题提出了看法：“在《刑法修正案（八）》出台之前，司法实践中对于没有造成损害结果但对公共交通造成危险的驾驶行为，如果有处罚必要的只能依据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这实际上是一种为了弥补立法上的缺陷而采取的权宜之计，毕竟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法定刑通常高于交通肇事罪。例如，驾驶员甲违章驾驶车辆，造成了损害结果，按照交通肇事罪处理，甲可能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驾驶员乙同样是违章驾驶车辆，但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只是对公共交通构成了危险，却要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这明显会造成量刑失衡的情况。正是为了避免这种矛盾，刑法中增设了危险驾驶罪，并将其主观方面设置为故意犯罪，以实现与其他罪名之间的协调一致。”〔11〕对此观点，笔者并不赞同。笔者认为，在《刑法修正案（八）》出台之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其实并不存在上述论者提出的所谓“量刑失衡”的情况。因此，上述论者以所谓的“量刑失衡”为依据，论证刑法增设危险驾驶罪的目的是弥补立法上的缺陷，并进一步把危险驾驶罪的主观方面认定为故意，显然不尽妥当。依笔者之见，把危险驾驶罪认定为故意犯罪，反而会在司法实践中造成真正的量刑失衡情况，理由是：第一，上述论者提出的所谓“量刑失衡”的情况，其实在我国刑事立法上并不存在，相关观点完全是基于论者没有正确理解《刑法》第114条的规定，因而会错误地将一些危险驾驶行为理解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其他危险方法”的内容。具体而言，虽然危险驾驶与放火、爆炸等行为具有基本相同的危险性，但《刑法》第114条所规定的放火、爆炸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方式还具备另一本质特征“：加害性”。而且放火、爆炸等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行为的公共危险性主要体现在“加害性”上，亦即行为的“加害性”决定了行为具有公共危险性。而一些危险驾驶行为虽然本身也具有相当的公共危险性，但这种公共危险性主要体现在其驾驶中的违规上，行为人的驾驶行为本身并不一定具有明显的“加害性”。也正因为如此，当行为人实施放火、爆炸等行为时，由于这些危险方法“加害性”特征的存在，就决定了行为人主观上不可能对危害结果持否定态度。因为如果是持否定态度的，行为人就不可能实施这些具有明显“加害性”特征的危险行为。也就是说，放火、爆炸等行为在客观上具备的“加害性”特征，体现出行为人主观上对于危害结果的出现应是持故意的态度。但是，在危险驾驶案件中，行为人的行为则有所不同，行为人实施危险驾驶行为时，尽管驾驶机动车辆存在一定的公共危险性，但这种危险性实际上是驾驶行为本身所固有的，而并不一定是由其“加害性”所带来的。在大多数危险驾驶的情况下，行为人对于危险驾驶行为所导致的危险状态是持否定的态度，且行为人主观上尤以过于自信的过失居多。〔12〕这是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危险驾驶行为所导致的危险状态对于危险驾驶行为人而言同样也是存在的。也就是说，危险驾驶行为人在把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陷入一种危险状态的同时，也会把自己的人身、财产安全陷入一种危险状态。如果认为危险驾驶行为人主观上是出于故意，就等于说行为人主观上希望或放任自己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处于危险状态，这显然不符合普通民众的一般理解。实际上，现实生活中的危险驾驶行为人更多的是应该认识到自己危险驾驶的行为会产生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却因为自己的疏忽大意而没有认识到，或者是已经认识到却轻信自己能够避免这种危险的发生。据此，对于行为人主观上是过失的或者说客观上不具有“加害性”特征的危险驾驶行为，就不能视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其他危险方法”。当然，尽管危险驾驶行为人主观上对于危险状态的发生通常持否定态度，但有时确也可能对危险状态甚至实害结果的发生持希望或放任的态度。例如，行为人出于报复社会、泄愤等目的，故意采取醉酒驾驶或追逐竞驶等危险驾驶机动车的方法，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行为人的危险驾驶行为就具有了侵害一定法益的明确指向，从而也就具备了明显的“加害性”。在此情形下，行为人主观上为故意，这就决定了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要远远大于过失的交通肇事罪。因此，虽然这类危险驾驶行为也没有造成实害结果，但由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较大，违法性较重，且其行为对公共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危险，所以对该种情形中的行为人以法定刑相对较高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认定实际上并无不妥，也没有违背量刑均衡的原则。第二，上述论者主张危险驾驶罪设立的目的是为了弥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与交通肇事罪法定刑相差过于悬殊的立法缺陷，并把危险驾驶罪认定为故意犯罪，希望以此实现危险驾驶罪与其他罪名之间的协调一致。对此，笔者认为，该观点会在司法实践中造成真正的量刑失衡情况，因而不宜提倡。具体而言，按照上述论者的观点，无论危险驾驶行为人主观上是否为故意，只要危险驾驶行为尚未造成实害结果，就应当认定为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和罚金。而这显然会导致一些与放火、爆炸等行为具有相当社会危害性，且行为人主观上同样为故意的危险驾驶行为得不到与放火、爆炸等行为相当的惩罚，从而放纵那些故意以危险驾驶的方式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人，造成真正的量刑失衡的情况，同时也有违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值得一提的是，有论者认为，虽然危险驾驶罪的主观方面为故意，但这并不意味危险驾驶罪的增加就使得一切危险驾驶行为均成立危险驾驶罪。相反，危险驾驶行为仍然可以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而危险驾驶行为所具有的危险性程度则是区分两罪的判断标准，亦即认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规定的“其他危险方法”仅限于与放火、爆炸等相当的方法。因此，只有在具有与放火、爆炸等行为相当的具体的公共危险时，危险驾驶行为才有可能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13〕而对于危险性程度的认定，该论者则采用分情形举例的方式，详细列举了具有与放火、爆炸等行为相当的公共危险性的危险驾驶行为。〔14〕此外，也有论者提出，行为人的危险驾驶行为是否具有与放火、爆炸等行为一样的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性及其危险性大小，取决于道路的状况、车辆的类型、行为人的驾驶方式以及行为人因为醉酒而不能安全驾驶的程度等因素。〔15〕对此，笔者认为，尽管根据同类解释规则的要求，危险驾驶行为只有在具有与放火、爆炸等行为相当公共危险性的情况下，才能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其他危险方法”，但要从客观上对危险驾驶行为的危险性程度进行判断，自然会产生一个理论上难以解决的问题：即判断某一危险驾驶行为是否具有与放火、爆炸等行为相当公共危险性的客观标准是什么？依笔者之见，由于缺乏明确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客观判断标准，上述论者提出的从客观上判断危险驾驶行为的危险性程度的观点在司法实践中其实并不具有可行性。根据前文所述，放火、爆炸等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行为的公共危险性主要体现在行为具有的“加害性”特征上，同时，这一“加害性”特征又体现出行为人主观上对于危险状态甚至实害结果的出现是持故意的态度。也就是说，行为人主观上故意的心理态度，决定了其实施的放火、爆炸等行为具有“加害性”特征并体现了公共危险性。既然如此，要判断危险驾驶行为是否具有与放火、爆炸等行为相当的公共危险性，同样也应从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加以判断，亦即如果行为人主观上对于其危险驾驶行为会给公共安全造成的危险状态甚至实害结果是持故意的态度，其危险驾驶行为就具有“加害性”特征并体现出与放火、爆炸等行为相当的公共危险性；但如果行为人主观上是持过失的态度，其危险驾驶行为就不具有“加害性”特征，同时也无法体现出与放火、爆炸等行为相当的公共危险性。概言之，危险驾驶行为人主观上是故意还是过失，应是判断危险驾驶行为的危险性程度以及危险驾驶行为人能否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关键所在。据此，一旦认定危险驾驶罪的主观方面为故意，就无法再根据上述主观标准合理划分危险驾驶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界限，这显然不尽妥当。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既然在《刑法修正案（八）》出台之前，对于尚未造成实害结果且行为人对危险状态甚至实害结果的发生持故意态度的危险驾驶行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就已经可以加以全面评价。而刑法分则中每一个规定了犯罪成立要件和法定刑的条文，都具有自己特定的规范目的。如果已经存在的刑法条文足以实现某一目的，就不需要为实现这一目的而另外设立新的具有罪刑构造的刑法条文。〔16〕因此，刑法设立危险驾驶罪的目的，显然不是为了规制尚未造成实害结果且行为人主观上对于危险状态甚至实害结果的发生持故意态度的危险驾驶行为。依笔者之见，《刑法》第133条危险驾驶罪的规范目的其实是要把尚未造成实害结果且客观上不具备“加害性”特征的危险驾驶行为纳入刑法的规制范围。换言之，就是要扩大刑法的处罚范围，把那些对公共安全造成了一定的危险状态，但行为人对危险状态的发生是持过失（否定）态度的危险驾驶行为新增为犯罪，以此进一步完善我国惩治危险驾驶行为的刑事法律规范。据此，从《刑法》第133条的规范目的分析，危险驾驶罪的主观方面应为过失。

摘要：2011年2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对现行刑法作了许多修改。其中，在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后增之一条增设了危险驾驶罪，这次修改是本次修正案的重要内容之一，对危险驾驶行为的定罪，改变了“肇事后再处罚”的方式，对醉驾等危险驾驶行为的规制正式法律化。本文在讨论增设危险驾驶罪的原因以及本罪构罪标准的基础上，提出了对危险驾驶罪的几点完善意见。一是危险驾驶罪客观方面中危险驾驶行为的范围和种类需要进一步厘清；二是本罪的入罪标准还需进一步细化；三是本罪的处罚力度需适当增加；四是危险驾驶造成严重后果后与刑法其他罪名的衔接问题需要进一步明确。

关键字：刑法修正案危险驾驶罪醉驾追逐竞驾

一、刑法增设危险驾驶罪的必要性

(一)治理各种危险驾驶行为的现实需要

近来，全国各地的交通肇事案件都呈递增、频发态势。特别是“成都孙伟铭醉酒驾车案”和“杭州飙车撞死人案”，引发了社会对如何打击和防范交通肇事行为的强烈关注。一起起看似普通的交通事故迅速上升为全国性的公共舆论事件。来自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数据显示，自2009年8月至12月，全国共查处酒后驾驶违法行为30.4万起，其中醉酒驾驶4.1万起。2010年，全国公安交管部门共处罚酒后驾驶63.1万起，其中醉酒后驾驶8.7万起。一件件血淋淋的事故和一串串庞大的数字让我们不得不开始重视各种危险驾驶行为的治理。自然，人们开始关注法律、关注司法、关注刑罚。

(二)弥补刑事法网不足的立法需要

摘要：重庆万州袭击公交车司机事件社会危害性极大，但对该类行为如何定性，实务界与理论界分歧颇大。因此，用刑法理论来分析行为人的行为性质，为正确定罪量刑奠定法理基础迫在眉睫。文章以重庆公交坠江事件为视角，客观分析各行为人行为时的主观罪过，为罪刑相适应提供法理依据。基于法律对公民权利保障的目的，可增设妨害安全驾驶罪。

关键词：故意；过失；妨害安全驾驶；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一、引言

2018年10月31日，重庆公安部门经过现场勘验、多方走访调查，并结合视频影像资料得出如下事实：公交车驾驶员冉某在驾驶公交车行驶的过程中，车上一名乘客刘某由于自己错过下车地点与其发生争吵，进而引发肢体冲突，刘某曾两次用手机对驾驶员进行人身攻击，对车辆行驶安全造成严重威胁。而公交车驾驶员冉某在驾驶公交车行驶过程中，与刘某进行争吵，在遇到刘某用手机攻击后，应该意识到还击以及抓扯行为会导致车辆失控，危害整车人的生命安全，但在这种情况下未能采取有效措施保障行车安全，而是右手放开了方向盘去还击刘某，在面临刘某的再次攻击时用握方向盘的右手来格挡，同时与刘某发生抓扯，这种行为严重违反了公交车驾驶人的职业规定。驾驶员冉某与乘客刘某在车辆行驶过程中的多次互殴、抓扯，导致车辆失控，撞向对面行驶过来的红色小轿车，而后撞向桥面护栏直接坠入江中，造成车上十几名驾乘人员全部遇难的重大事故。虽然女乘客和司机都已遇难，依据新《刑事诉讼法》第16条之规定，犯罪主体已经不存在，刑事程序也不会再启动，但我们仍有必要从刑法的角度对该事件进行一场深刻的剖析，以避免悲剧再次发生。

二、案件当事人各方的罪与责分析

关于此类事件的处理目前实务界主要存在三种意见：一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二是交通肇事罪，三是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此类案件的争议焦点为：其一，罪过形式如何认定，是故意还是过失？其二，如果是过失的话，是构成交通肇事罪还是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笔者认为，在处理此类案件时需分两步走：第一，先认定主观罪过形式是故意还是过失。而在认定故意或过失的时候，我们应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即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在认识因素方面，无论是直接故意还是间接故意都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有比较直接、现实的认识，而过于自信的过失认识比较模糊；在意志因素方面，间接故意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持的是一种放任态度（听之任之），而过于自信的过失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持一种排斥（反对）的心理状态。在综合分析全案行为人的罪过形式后我们不难发现，问题又转化为间接故意与过于自信的过失之争，到底是间接故意还是过于自信的过失，在多数场合下区分他们的关键在于证据证明的问题，即不仅要看行为人动作的力度、幅度，还要看行为发生的地点、时机。随着本案事故原因、相关细节及一些视音频资料的公布，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司机还是女乘客，即便是可能认识到会发生这样严重危害的结果，但结合当时行为人动作的力度、幅度，行为发生的地点、时机以及作为一个正常理性人之判断，无论如何双方对该结果的发生在意志因素方面持的都是一种反对态度。故排除间接故意，主观罪过是过失（过于自信的过失）。在主观罪过形式被认定为过失后，我们又面临着第二个步骤，即认定是构成交通肇事罪还是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这里我认为，无论是交通肇事罪还是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都属于刑法第二章中的危害公共安全罪，都侵犯到了公共安全，即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二者属于法条竞合的关系，应遵从特殊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定交通肇事罪比较合适。

【背景链接】

7月18日下午3时，宁德市交警支队紧急召开全市预防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工作大会。会议通报了2014年上半年全市道路交通事故情况。记者在会上了解到，虽然上半年该市道路交通事故的累计总数有所下降，但一次死亡3人以上道路交通事故的数量却大幅上升，群死群伤现象令人堪忧。

2014年2月2日10时40分许，叶某驾驶小型私家汽车沿城北线由霞浦下浒镇往霞浦城关方向行驶，途经城北线137KM+100M处，因操作不当车辆右侧前、后轮驶入路外边沟，在加速驶回路面时方向失控，致车辆向左驶出路面坠入鱼塘，造成4人死亡，2人重伤。

2014年4月10日11时15分许，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一辆半挂车(驾驶室内乘坐6人)，装载建筑模板沿104国道由柘荣县开往福鼎市方向，途经国道104线2045KM+900M(福鼎市管阳镇金钗溪路段)，追尾碰撞前方同向小轿车后，向左碰撞在道路上施划道路交通标线的工作人员彭某，车辆冲撞道路左侧防护墙后冲出路外，坠入22米深的山坡下，造成半挂车上6人死亡、路面施工人员1人死亡。经现场勘查初步分析判断，这起事故系半挂车驾驶人驾驶车辆经过连续弯道长坡时，车速偏快，遇到紧急情况措施不当导致。

2014年6月10日17时45分许，高某驾驶二轮摩托车(车后座还搭载着赖某、缪某2人)从寿宁县赖家洋村开往浙江省泰顺县，途经202省道6KM+650M处时与对向行驶叶某驾驶的大型普通客车相撞，造成高某、赖某及缪某3人当场死亡。

2014年7月13日23时35分许，林某(事发两个多月前刚领取驾照)驾驶一辆北京现代轿车(该车于2014年7月8日从温州二手车市场购买，事发时还未办理落户手续)乘载陈某等五名乘员，从福安市城区开往溪潭镇摘西瓜，车辆超速行驶至下浦线34KM+700M处通过急弯时，驶离有效路面右侧翻下河中，造成车上4名乘员及驾驶人林某死亡。

近期来，媒体上特别是网络上议论得沸沸扬扬的一大热点问题是危险驾驶问题。自三个月前杭州胡斌飙车撞死人一案发生后，有成都两位律师上书全国人大建议增设“饮酒驾车罪、醉酒驾车罪”，7月23日成都中院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醉驾者孙伟铭死刑，引发四川五名律师上书最高法院建议“刀下留人”，7月24日最高法院召集专家研讨会研讨危险驾驶问题，8月4日晚杭州再次发生一打工妹被酒后驾车者魏志刚撞死在为警示“70码”事件而设立的“爱心斑马线”上。一时间，舆论界掀起轩然大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应如何正确分析与对待当前热议的危险驾驶的司法审判和立法完善问题，我提出如下管见，盼能对司法和立法的工作有所裨益。

一、讨论“危险驾驶该怎么判”应先明确两个前提

民众对同样是驾车撞死人的胡斌被判三年，而孙伟铭被判死刑议论最多、难以理解。白岩松前两天在电视上读了个“灰色段子”：在杭州，你是可以飙车的，因为即使撞死人最多三年;在成都，千万不要再酒后驾车了，因为如果撞死人的话，你就容易判死刑;在南京，最近一段时间先别酒后驾车，因为究竟怎么判现在还不知道，观望观望……这是什么?这就是信号灯乱闪之下，驾车者心态的现实映照。

这种心态是从感性的角度出发思考问题的反映，而“怎么判”是一个很专业的法律问题，必须从理性的角度出发。讨论这个问题应先明确两个前提。

一是，每个案件都有自己的案情。即使是同一性质、同一罪名的案件，其具体罪行、情节、影响量刑的因素是不一样的，不应盲目类比，更不能以地区划线。还有一个“法条竟合”问题，即同一个行为可以适用二条以上的法律条文。孙伟铭驾车撞死人的行为，既可以适用刑法第133条“交通肇事罪”的法条，也可以适用刑法第115条“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法条。贵州习水县5名公职人员嫖宿幼女的行为，既可以适用刑法第236条“奸淫幼女罪”的法条，也可以适用刑法第360条“嫖宿幼女罪”的法条。就是典型案例。

二是，司法审判只能依据现行有效法律。如果是立法上有不足甚至不妥，那是今后修改法律的问题。任何时候都不能偏离现行有效法律，更不能以某种“道理”、“形势的需要”或“舆论的呼声”等作为判决依据。否则，就不是法制社会了。

一、生存与发展的二律悖反：风险社会的伦理基础

“风险”一词其实是舶来品，关于其渊源存在争议，比较权威的说法是来源于意大利语的“RISQUE”一词，意指客观的危险，主要表现为一种自然的危害或者航海过程遇到礁石、风暴等情况。①风险的概念发展到现在，已经衍生出双重的含义：（1）风险发生的不确定性；（2）造成损失的不确定性。因此，风险是一种可能性的概念，风险的理论是风险社会理论的前提与基础，奠定了当代风险社会的理论大石。自工业革命以降，各种科学技术广泛应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为人们提供了传统社会所不能想象的物质基础，极大地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将人类从自然的枷锁和奴役中解放出来，人类社会也正在经历“自发”到“自觉”的转变。同时新科技的推广也导致了各种危险的泛滥与无限制的扩张，人们无奈地面对着各种诸如核泄漏、水污染、交通事故、矿难、食品安全等前所未有的“人为性灾难”，因为在本质上这些风险是归属到人的主体性实践活动中的，并主要体现为风险的社会性和集团性。当代社会学的研究表明，工业社会经由其本身系统制造的危险而身不由己地突变为风险社会，在晚期的现代生活中，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地伴随着风险的社会生产，短缺社会中的财富分配逻辑完成了向发达现代社会中的风险分配逻辑的转变。［1］

所谓风险社会，最先是由德国学者贝克所提出的，他指出：风险社会指的是在20世纪中期以后，以经济、社会技术等工业化为中心的高度变迁过程中，社会系统失序、紊乱的一种社会形态。在风险社会中，人类的高度科技化、工业化制造了大批的财富，财富制造的同时危险也被一并地生产出来，固然人类的生活周围一直存在着危险，但是这种危险是一种大量的、危害严重的可能性危险。因此，贝克对风险社会的形态解读为：（1）风险社会是一种虚拟的现实；（2）人为制造出来的不确定性暴露了国家———政府控制风险能力的匮乏与缺失，而且各种未知的风险可能会导致全球性、世界性的灾难；（3）风险直接地或间接地与文化定义和生活是否可容忍的标准相联系；（4）它涉及到价值性判断的问题———“我们应该怎样生活？”。贝克对风险社会的整体性诠释还是比较独到和深刻的，因为风险社会不是历史的某一发展阶段或某一国家所处的时段，而是当代人类社会所处的时代特征的形象描述。［2］

其实，除了环境污染事故、工业事故之外，风险社会还交织着其他生存方式的变革：包括工作危险度的提高，职业模式的转换，传统家庭模式的衰落和个人关系的民主化等，风险社会所影响的是整个人类社会系统，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无一例外。因此，有学者指出：随着科技的发展，现代社会正面临着不仅在质和量上的前所未有的威胁，人类社会的危险还在原来可以被正向评价的追求某种目的的过程中，伴随产生了无从预见的反向效果。［3］

也许就如同贝克所言：“在风险时代，知识和科技的进步是一种‘毁灭性’进步，因为社会成了试验室，而试验的结果却无人承担。”［4］

二、困惑与无力：危险驾驶行为引发的刑法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