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权政体范文10篇

一、对东亚威权政体的分析。

对“威权主义”这一概念，中外学者有过不少论述。美国学者珀尔马特将其称之为“现代威权主义”，阿根廷学者奥唐奈尔称其为“官僚威权主义”。中国学者有的称是“精英威权主义”，有的称为“过渡性威权主义”，还有的称之为“新威权主义”。根据亨廷顿的解释，威权主义是“几乎没有政治争论和竞争，但政府对社会中其他群众经济的控制是有限的”。中国著名学者罗荣渠教授认为，所谓威权主义政权是指二次大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出现的军人政权或由非军人统治（一般是一党执政）的具有高度压制性的政权。按现代政治学的说法，威权主义是指统治者将他们的意愿强加给社会成员并不顾及后者意愿的一种权威，是超出有效法律规则之上和人们法定权力之上的权威，包括专制主义（个人能够不受限制地进行专制统治）和官僚权威主义（政治领导的自由裁量权）。“威权主义”是对传统专制主义的扬弃，其所以在当前中国有较大的市场，原因之一是东亚道路的诱惑，特别是威权主义者对东亚道路的理解，甚至是曲解，使得给人一种感觉，认为东亚道路对中国来说是一条现实可行的现代化道路，事实是否如此，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下面是对东亚威权政体的简单分析：

1，威权加发展的政体形式。东亚威权主义政权既具有旧传统极权政治体制的特征，如权力高度集中、一党政治、军人干政，又实行一系列具有适应现代化要求的新型政权的某些政策，如议会民主政权形式、专家治国、重视法治、反对腐败等。因此，东亚威权主义政权，既不同于封建传统的专制极权和法西斯主义的极权，也不同于西方议会民主制，而是有其自身独立的特征。这种政体实际上是一种过渡政治形式，是一种威权加发展的模式。它由一个集权的行政机构强加在政治之上，具有浓厚的实用主义取向和发展取向，因此也有人称其为发展型专制。在东亚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这些国家和地区一方面吸收西方工业文明和自由经济的某些合理因素，全力发展民族经济，不断改善国家的汲取能力和再分配能力；另一方面又从各自文化传统中摄取凝聚国家的力量，在保留原有的政治建制和文化结构的基础上，开始了晚工业化的过程。这种既不放弃自己的传统体制，又不排斥现代工业文明的社会发展模式，意味着威权政治与市场经济的相互结合。在政治上模仿现代文明建立新型政治权威，以对付各种形式的外部干扰；在经济上则采取有限的自由经济的方式，确保国家资本大于民间资本的前提下，建构市场体制，并逐渐步入大众参与和社会福利普及的环境。

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威权加发展”模式反应了东亚国家要求改变落后面貌的愿望，在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推动下取得的经济成就异常显著。另一方面，由于政府过多地介入经济发展过程，因而造成亦官亦商、官商勾结、贪污受贿、“金权政治”等恶劣现象，其消极后果是非常明显的。通过威权政治和政府的干预，驾驭市场，加速经济发展，虽可取得经济快速增长的效果，但始终存在一些干预过度的风险和放松某些方面监管的问题。政府干预一旦过度，极易滑向专制统治的误区，尤其在当代民主形式影响下，这种过度干预极易使人们产生反感。

2，东亚国家对政权采取强制型稳定。这些国家和地区无论是军人集权政府，半军事集权政府，还是文人集权政府，基本上属于强制型稳定政权。正是这种强制型稳定才保持了东亚的政局相对稳定。由于长期饱受贫困之苦，东亚人民有要求发展的强烈愿望，在自由与发展之间，他们宁愿牺牲部分政治自由和民主权利，而明显地倾向于发展。只有发展才能改变落后，只有稳定才能促进发展。因此在政治体制的选择上他们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威权政治。威权领导人出于巩固权力需要，又强化了威权体制。然而政治稳定并不意味着社会矛盾和对抗的消除，只要对抗和矛盾没有突破政治秩序和法律制度的范围，或者政府对对抗和矛盾采取果断措施，转危为安，使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能够有秩序地进行，均可称政局稳定。这种强制性稳定，“具有一定的暂时性、不可靠性、甚至极大的危险性”，但在当时却是必要的做法。

3，东亚的大多数国家没有形成像西方那样力量强大的中产阶级，民间的力量也十分有限，因此在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中只有政府才能发挥组织者与推动者的作用。政府的作用相当强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东方国家中的中产阶级是一个先天不足的早产儿，他们或依附于某些权势者，或依附于某种势力，根本不能独立自主的发挥作用，甚至可以说他们根本没有这个能力。如果他们身后没有背景，那么就很难在生意场上生存。这一具有东方特点的发展取向与威权政治相结合以后，又被进一步强化。

摘要：东亚“威权政治加经济发展”模式形成东亚威权主义国家的共同特征，在东亚国家内部威权的合法性逐渐削弱，经济发展和市民社会壮大的内在民主化动力和外在国际民主化趋势的影响下，东亚威权政体向现代民主政治转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应该推动经济与政治的适当分离，推动市民社会健康发展，政治社会化以及政治文化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威权政体政治社会化民主政治

一、对东亚威权政体的分析。

对“威权主义”这一概念，中外学者有过不少论述。美国学者珀尔马特将其称之为“现代威权主义”，阿根廷学者奥唐奈尔称其为“官僚威权主义”。中国学者有的称是“精英威权主义”，有的称为“过渡性威权主义”，还有的称之为“新威权主义”。根据亨廷顿的解释，威权主义是“几乎没有政治争论和竞争，但政府对社会中其他群众经济的控制是有限的”。中国著名学者罗荣渠教授认为，所谓威权主义政权是指二次大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出现的军人政权或由非军人统治（一般是一党执政）的具有高度压制性的政权。按现代政治学的说法，威权主义是指统治者将他们的意愿强加给社会成员并不顾及后者意愿的一种权威，是超出有效法律规则之上和人们法定权力之上的权威，包括专制主义（个人能够不受限制地进行专制统治）和官僚权威主义（政治领导的自由裁量权）。“威权主义”是对传统专制主义的扬弃，其所以在当前中国有较大的市场，原因之一是东亚道路的诱惑，特别是威权主义者对东亚道路的理解，甚至是曲解，使得给人一种感觉，认为东亚道路对中国来说是一条现实可行的现代化道路，事实是否如此，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下面是对东亚威权政体的简单分析：

1，威权加发展的政体形式。东亚威权主义政权既具有旧传统极权政治体制的特征，如权力高度集中、一党政治、军人干政，又实行一系列具有适应现代化要求的新型政权的某些政策，如议会民主政权形式、专家治国、重视法治、反对腐败等。因此，东亚威权主义政权，既不同于封建传统的专制极权和法西斯主义的极权，也不同于西方议会民主制，而是有其自身独立的特征。这种政体实际上是一种过渡政治形式，是一种威权加发展的模式。它由一个集权的行政机构强加在政治之上，具有浓厚的实用主义取向和发展取向，因此也有人称其为发展型专制。在东亚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这些国家和地区一方面吸收西方工业文明和自由经济的某些合理因素，全力发展民族经济，不断改善国家的汲取能力和再分配能力；另一方面又从各自文化传统中摄取凝聚国家的力量，在保留原有的政治建制和文化结构的基础上，开始了晚工业化的过程。这种既不放弃自己的传统体制，又不排斥现代工业文明的社会发展模式，意味着威权政治与市场经济的相互结合。在政治上模仿现代文明建立新型政治权威，以对付各种形式的外部干扰；在经济上则采取有限的自由经济的方式，确保国家资本大于民间资本的前提下，建构市场体制，并逐渐步入大众参与和社会福利普及的环境。

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威权加发展”模式反应了东亚国家要求改变落后面貌的愿望，在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推动下取得的经济成就异常显著。另一方面，由于政府过多地介入经济发展过程，因而造成亦官亦商、官商勾结、贪污受贿、“金权政治”等恶劣现象，其消极后果是非常明显的。通过威权政治和政府的干预，驾驭市场，加速经济发展，虽可取得经济快速增长的效果，但始终存在一些干预过度的风险和放松某些方面监管的问题。政府干预一旦过度，极易滑向专制统治的误区，尤其在当代民主形式影响下，这种过度干预极易使人们产生反感。

摘要：东亚“威权政治加经济发展”模式形成东亚威权主义国家的共同特征，在东亚国家内部威权的合法性逐渐削弱，经济发展和市民社会壮大的内在民主化动力和外在国际民主化趋势的影响下，东亚威权政体向现代民主政治转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应该推动经济与政治的适当分离，推动市民社会健康发展，政治社会化以及政治文化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威权政体政治社会化民主政治

一、对东亚威权政体的分析。

对“威权主义”这一概念，中外学者有过不少论述。美国学者珀尔马特将其称之为“现代威权主义”，阿根廷学者奥唐奈尔称其为“官僚威权主义”。中国学者有的称是“精英威权主义”，有的称为“过渡性威权主义”，还有的称之为“新威权主义”。根据亨廷顿的解释，威权主义是“几乎没有政治争论和竞争，但政府对社会中其他群众经济的控制是有限的”。中国著名学者罗荣渠教授认为，所谓威权主义政权是指二次大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出现的军人政权或由非军人统治（一般是一党执政）的具有高度压制性的政权。按现代政治学的说法，威权主义是指统治者将他们的意愿强加给社会成员并不顾及后者意愿的一种权威，是超出有效法律规则之上和人们法定权力之上的权威，包括专制主义（个人能够不受限制地进行专制统治）和官僚权威主义（政治领导的自由裁量权）。“威权主义”是对传统专制主义的扬弃，其所以在当前中国有较大的市场，原因之一是东亚道路的诱惑，特别是威权主义者对东亚道路的理解，甚至是曲解，使得给人一种感觉，认为东亚道路对中国来说是一条现实可行的现代化道路，事实是否如此，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下面是对东亚威权政体的简单分析：

1，威权加发展的政体形式。东亚威权主义政权既具有旧传统极权政治体制的特征，如权力高度集中、一党政治、军人干政，又实行一系列具有适应现代化要求的新型政权的某些政策，如议会民主政权形式、专家治国、重视法治、反对腐败等。因此，东亚威权主义政权，既不同于封建传统的专制极权和法西斯主义的极权，也不同于西方议会民主制，而是有其自身独立的特征。这种政体实际上是一种过渡政治形式，是一种威权加发展的模式。它由一个集权的行政机构强加在政治之上，具有浓厚的实用主义取向和发展取向，因此也有人称其为发展型专制。在东亚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这些国家和地区一方面吸收西方工业文明和自由经济的某些合理因素，全力发展民族经济，不断改善国家的汲取能力和再分配能力；另一方面又从各自文化传统中摄取凝聚国家的力量，在保留原有的政治建制和文化结构的基础上，开始了晚工业化的过程。这种既不放弃自己的传统体制，又不排斥现代工业文明的社会发展模式，意味着威权政治与市场经济的相互结合。在政治上模仿现代文明建立新型政治权威，以对付各种形式的外部干扰；在经济上则采取有限的自由经济的方式，确保国家资本大于民间资本的前提下，建构市场体制，并逐渐步入大众参与和社会福利普及的环境。

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威权加发展”模式反应了东亚国家要求改变落后面貌的愿望，在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推动下取得的经济成就异常显著。另一方面，由于政府过多地介入经济发展过程，因而造成亦官亦商、官商勾结、贪污受贿、“金权政治”等恶劣现象，其消极后果是非常明显的。通过威权政治和政府的干预，驾驭市场，加速经济发展，虽可取得经济快速增长的效果，但始终存在一些干预过度的风险和放松某些方面监管的问题。政府干预一旦过度，极易滑向专制统治的误区，尤其在当代民主形式影响下，这种过度干预极易使人们产生反感。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现代韩国政治变迁的历史进程；市民社会的兴起与韩国政治变迁；韩国政治变迁中外部因素的介入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第一共和国可以说在各方面都深受美国影响、三权分立遏制不了行政权力的日益膨胀、执政党派系分裂、争权夺利、政府权能相对于民众间爆发的政治能量和参与要求较为虚弱、韩国的民主化经历了一个曲折反复中前进的过程、社会的经济发展是政治变迁的基础，二者存在高度相关性、韩国是当时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韩国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使大企业、大财团攫取了经济发展的主要成果、经济发展对政治变迁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传统政治文化和宗教因素也对政治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市民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类精英的成熟、朝鲜半岛南北对峙问题也是韩国的政治变迁的外环境之一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关键词：韩国概论波士顿环球报纽约时报韩国政治变迁

1987年6月29日，当时韩国执政的民主正义党代表委员卢泰愚，为突破内外交困局面，扭转政治危机，发表了著名的八点民主化宣言。该宣言的核心是承诺修改总统选举法，变间接选举总统制为直接选举总统制。"六o二九"民主化宣言是韩国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韩国政治实现重大突破，从此开辟了结束威权体制，创建和巩固民主政治体制的新阶段。

表面看来，韩国的这次政治变迁是威权政府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顺应民主化潮流，主动与反对派合作，实行政治改革的结果。塞缪尔·亨廷顿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一书中把政治转型分为三种模式：1、变革，即由执政的政治精英领导改革实现民主；2、置换，在反对派团体的领导下实现民主，，同时威权政府垮台或被推翻；3、移转，政府和反对派团体采取联合的行动而实现民主化。⑴韩国的转型模式可归属于第三种--"移转"，本文将主要着眼于韩国市民社会兴起的历史背景来探析这次政治变迁的原因。

一、现代韩国政治变迁的历史进程

二战以后，美国扶植李承晚在朝鲜半岛南部成立了大韩民国,也即历史上的第一共和国。第一共和国可以说在各方面都深受美国影响，总统李承晚本人甚至曾长年在美国学习生活，接受过美式民主的熏陶，但是美式的民主宪政体制移植到韩国却难获成功。形式上的三权分立遏制不了行政权力的日益膨胀，宪政体制的稳定性极度缺乏，而李承晚为了谋求连任甚至还两次推动修宪。最终，第一共和国走回了权威主义的老路。

摘要]公共选择原理的三大基本视角包括：选举机制失灵视角、政府失灵视角和财政正义视角。我国财政制度应由“威权型财政体制”转向“公共财政体制”进而向“民主财政体制”的制度演进。

一、公共选择原理的基本视角

由詹姆斯·布坎南（J.M.Buchanan）和戈登·图洛克（GordonTullock）创立的公共选择学派开辟了“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社会秩序”的理性视野，他们将经济学的若干分析范式应用于政治科学、尤其是政治决策方面，提出三条评价政府公共决策水平的原则：（1）选举机制失灵原则：没有一种理想的机制能够将所有的个人偏好综合为社会选择；（2）政府失灵原则：政府干预不能提高经济效率或导致相对公平的收入再分配；（3）财政正义原则：正义的财政制度应该是使从个人偏好推导出来的“效率”标准和从外部来源（外部价值尺度）推导出来的“平等”标准想结合的制度，即对个人来说“有效率的财政制度也是公平的，或公平的财政制度也是有效率的”[1].本文首先从政府失灵原则视角考察制度因素对我国现行财政政策和财政风险的影响；其次从财政正义视角分析当前基层财政体制的缺陷以及由此带来的财政非正义现象；最后，从选举机制失灵的视角探讨我国财政制度的演进思路和方向，得出的结论是：我国的财政制度应该遵循由“威权型财政体制”向“公共财政体制”进而“民主财政体制”的制度演进方向，其中，选举机制失灵原则对财政制度演进的分析具有总揽的意义。

二、政府失灵视角下的财政政策与财政风险

政府失灵本质上是制度缺失、不均衡和不完善造成的。当前财政政策运用失当和财政风险的不断聚积则是由现行财政制度的不合理安排造成的。具体地讲，由于财政分权、财政预算、收支与担保、转移支付等制度的缺失、不均衡或不完善，不但造成政府财政决策过程中的随意性、片面性以及由此带来的财政政策运用失当，而且也加剧了财政风险的聚积。

（一）、财政政策运用失当的制度性因素

中国在推进经济改革的同时，也应进行相应的政治改革，这业已成为体制内外大多数人士的共识。但是，究竟什么是政治改革的总体目标，人们的理念就不尽相同了。中共十五大的提法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而一些知识界人士则提出了“建立民主政治”或“实现政治民主化”。笔者认为，兹事体大，丝毫含糊不得；放眼今日之世界潮流，中国政治改革的总体目标应该定位在建立宪政民主体制上。下面从三个方面加以论述。

一、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

自结束、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谁也无法否认，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没有多少共同之处了。如果用现代化理论和社会进化理论来考察中国社会的变迁，可以看出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是，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从封闭社会转向开放社会、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专制政治转向民主政治（准确地说是宪政民主政治）。笔者试从经济、社会、文化、政治这四维角度，来分析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些特点。

经济上的三大趋势：非国有化、市场化、国际化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方面最突出的变化首推非国有化。改革之初，工业产值里国有工业占77.6％，其余部分均为准公有的集体工业，基本上不存在个体或私营工业。而到了1996年，工业产值里国有工业仅占28.8％，集体工业占40.4％，个体、私营及合资、外资等工业则占30.8％。显然，非国有经济的增长大大超过了国有经济。1996年，全国注册的个体工商户达2，700多万户，私营企业81万多户；个体、私营经济注册资金达5，900多亿元；个体、私营经济从业人员达6，100多万人；个体、私营经济的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30％以上；它们向国家交纳的税金占全国工商税收的7％左右。这些数据从侧面反映出经济非国有化的趋势。

另一变化是市场化趋势，它出现于八十年代、在九十年代明显加快成形。目前在商品市场上，90％以上的生产资料和95％以上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已由市场决定；资金、劳动力等要素市场已开始出现；技术、产权、房地产、期货等市场交易也都陆续形成了规模。可以说，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已经市场化了。改革前国有企业95％的经济活动是依据国家指令性计划安排的，现在这一比例已降到5％以下；今天，国有企业主要是面向市场组织其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经济活动的，再也不是完成国家计划的“机器”了。而那些在计划体制之外生长起来的非国有企业，则一向是按照市场规则运行的，随着市场化趋势的出现，它们的活力也越来越强。

20世纪80年代前后，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其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转型模式被誉为“东亚模式”或“东亚经验”。进入90年代，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政治结构开始发生变化，在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发生了令人瞩目的政治转型及民主化浪潮。与英美是以社会自由、经济放任发展为主轴的常态宪政国家相比，东南亚的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和宪政改革经验有着自己的路径与发展模式，其宪政的路径源于国际化与国内政治的互动，国内政治变迁深受国际化因素的影响，已经显示的路径、图景与西方古典宪政模式具有一些不同的特征。值得探讨的是:东南亚宪政主义具有哪些特质?其生成路径有何独特之处?其宪政发展实践是否能够构成一个有别于古典宪政发展的稳定模式?本文试图就此做出若干浅析。

一、东南亚宪政主义的特征及生成路径分析

迄今为止，东南亚宪政主义成功发展的国家或地区都开始有了自由民主的某些特点，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尼基本上都有了政治自由和竞争性的选举，以及广泛的公民权；公民的私生活一般不受政府的干涉和监督；新闻传媒也相对比较自由；多党竞争型政治体制初步形成；利益集团和压力集团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市民社会开始发育成长。比较东南亚宪政主义和西方古典宪政模式的特征，可以看到它具有的某些鲜明特质，而这些特质，又是与东南亚宪政主义生成路径有莫大的关系，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时空的短暂与窘迫

近现代宪政是西方文明的产物。300年前，整个地球上几乎都是君主制国家，西方宪政主义的兴起和普及，则打破并改变了这一政治格局。和西方古典宪政模式耗时200多年的发展史相比，东南亚宪政主义的发展历程都比较短暂，除了菲律宾在战后成功移植美国的宪政制度并发展出形式上的宪政民主体制外，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宪政改革历时都比较短暂。

总体观之，东南亚宪政主义的发展缺乏自然缓慢的演变过程，不够均衡和不易稳定。例如泰国的宪政改革经历了民主抗争的喋血街头、血雨腥风政治动荡不定的过程，而菲律宾的民主转型虽然相对和平、成本不高，但仍然十分稚嫩，在后马科斯时代，菲律宾虽然实现了民主化进程的回归，但由于西方民主并没有在菲律宾政治土壤里茁壮成长，相反，由于长期以来的封建因素导致经济发展缓慢，国内政治动荡不定，未来菲律宾的民主化进程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迄今为止，在东南亚形式上完成了民主化转型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其社会运行机制的深处和现实政治生活中，都还存在着一些盘根错节的裙带关系、法团主义、既得利益集团联盟，传统的崇尚权力、官尊民卑等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仍有一定市场，使得宪政改革为适应社会变化而进行的调整步履维艰，似乎不依赖政治强人或右倾就难以实现裂变。

摘要:近年来，人们对公民社会在全球民主化进程中的角色予以了极大的关注，公民社会被认为在民主转型和民主巩固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被认为是民主化的必要条件。但是，迄今为止公民社会与民主化之间的关系并未得到深入的分析。本文通过对拉美、东欧、非洲等转型国家中公民社会角色的分析认为，公民社会的脆弱性决定了公民社会在全球民主化进程中有限的作用。

关键词:民主转型/民主巩固/公民社会/脆弱性

在近年来的民主化研究文献中，公民社会受到的关注不亚于对政治竞争、民主选举、多党体制等民主化策略的分析，研究者被公民社会作为民主化的推动力及其在转型后民主发展中的作用所吸引。人们理所当然地想象公民社会的民主功能，主要是因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东欧、拉美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中，社会运动、、公民组织以及其他各种非政府组织在推动威权政权解体、支持竞争性选举、展开民主实践等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许多研究者看来，强大的公民社会是创造一个从独裁到民主的通道的前提，公民社会的存在和运行是实现政治民主的必要条件。然而，公民社会与民主化之间关系的这一假设存在明显的缺陷。本文从理论和现实的角度分别剖析公民社会在全球民主化进程中的角色，以揭示公民社会与民主发展的真正联系。

一、公民社会的民主功能：理论的假设

关于公民社会对民主发展的贡献的观点，建立在人们对公民社会某种特定理解的基础上，即将公民社会看作是一种独立于国家之外积极的、健康向上的、充满活力且内部民主气氛浓厚的自治领域。这一理解来源于民主思想中对公民社会的理想描绘，与托克维尔、帕特南等民主思想家对公民社会的大力推崇不无关系。

在谈到公民社会时，人们往往联想到西欧历史上城市生活中的沙龙、咖啡馆、报纸、广场、集会等公共领域。体现在公民社会概念中的是一种有利于异于国家的社会空间发展的组织原则，正如波齐指出的，“特定的社会集团——主要是资产阶级，有时也混进了贵族和下层教士——有利地将自己推进到一个有资格对国家活动进行批评的听众的地位。他们阐述了关于国家事务的公共舆论，并使它对国家机构的活动产生影响。他们试图利用由超越了个人利益的公民社会成员所形成的“公共领域”来补充自上而下建立的政府部门。”[1]82公民社会往往被认为是人们之间一种自愿结成的、自我支持的、由一套合法的秩序和共同价值所凝结在一起的有组织的社会生活领域。[2]221具体地讲，公民社会是一个公民共同体，其中人们聚集和联合在一个既不同于个2010年第2期陈尧全球民主化进程中公民社会的脆弱性人、家庭和朋友圈子，也不同于国家和市场的公共领域，这一领域通常是由正式建立的、法律保护的、自主管理的、公民自愿加入的中间团体、组织和协会所组成。

民主机制下的威权政治

新加坡的成功并不在于人民行动党一党执政的权威体制，而在于它充满着深深的忧患意识和发愤图强的精神，特别是人民行动党在民主制的框架下，全心全意为民服务，以争取人民支持的结果。

人民行动党不是一个以劳动者为基础的政党，而是一个精英分子政党，早期有些普通劳动者入党后被请出了人民行动党。它是个以共产党为对手、主要与共产党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政党。它是一个议会制政党，而不是一个革命党。它是通过多党竞选上台的，并且必须赢得五年一次的国会选举才能执政，政府官员必须通过像西方议员一样的竞选过程。

尽管反对党非常弱小，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无法挑战人民行动党，尽管执政党可以利用行政、司法和媒体各种手段打压反对党。但是，反对党对人民行动党仍然有很大的压力，人民行动党对待选举的认真态度，与西方多党制国家政党竞选有相同之处。由于人民行动党最早是靠议会民主制上台的，尽管长期由它一党执政，它可以利用各种民主的手段保证自己的地位，但它不能废除民主制形式。它虽然有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但它一直保持着党内民主、党内的开放思想和不同观点。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执政党是通过议会和政府等政权的形式执政，而不是通过党直接执政。竞选国会议员，国会议员在联系人民群众与政府方面起着支撑整个政权的作用，这点与西方民主的国家没有区别。

所以，由上述而判断，新加坡基本是个民主政体，但实行权威统治。人民行动党以“为民服务”为宗旨，通过议会选举途径和国会议员大量、深入、细致地做选民工作，争取选民支持而取得执政，使“为民服务”通过议会制度和国会议员的活动，落实在行动上。

如果只讲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权威统治一面，不讲它时刻为民办事，为争取人民支持和选票的民主基础，只讲严刑峻法的管理，不讲它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和娴熟的法治水平，就是对新加坡经验的极大误解。

一、政治改革：避免权力合法性危机的必由之路

众所周知，自从1997年夏天的泰铢暴跌，一连串的金融危机终于导致亚洲许多国家的权力结构发生分化、解体和改组，各国威权主义体制的信誉都纷纷贬值乃至宣告破产。尽管有些国家（例如印度尼西亚）在独裁者下台之后出现了社会秩序崩溃和民族分裂的征兆，增加了政治改革的难度和复杂性，但民主化的进程并没有因此而中断。在另一些国家（例如韩国、泰国、菲律宾）和地区（例如台湾），通过改宪、制宪以及选举程序比较顺利地实现了一轮乃至多轮的和平移交政权的目标，逐步确立起了新的多党制反复游戏的规则，民主主义的政治框架虽然还不很完善，但却正在逐步走向稳定和成熟。这种新的格局对中国目前进一步加强政治控制的状况构成了极其严峻的挑战。

的确，在中国从来没有人公开反对过民主主义，但在反驳各种批判性政见之际，强调推行政治改革的制度成本、条件欠缺以及渐进过程、强调政治本土特色的还是不乏其人，特别是在1990年代俄罗斯以及东欧各国发生巨变之后，「亚洲价值」和「亚洲经济发展模式」也一度被歪曲，成为抵制政治改革诉求的借口。然而，当亚洲多数国家也都先后采取国际公认的民主程序时，这样一些威权指向的话语和借口就变得难以使人信服了。环视周边大大小小、或贫或富的国家和地区的选举运动都开展得那么如火如荼，人们不禁要扪心自问，中国政治改革的停滞究竟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还是「非不能也、是不为也」？一个继续称孤道寡的国家怎么能够在二十一世纪的亚洲新格局中维持其传统上和道义上的感召力？一群没有经历过竞选运动洗礼的政要们，在全球化和民主化的条件下何以正确地把握本国的基本政策在境外的社会效果，又何以展开有效的民间外交？虽然国际关系中的地缘政治、实力外交等因素有可能在某个时期、某些条件下掩盖乃至缓和这种挑战，但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民主化方面的「先进」与「后进」之间的鸿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深，最终势必导致中国在境内境外都陷入领导权的合法性危机。

两年前，我曾经以东欧各国的「宪法革命」以及西欧社会批判理论的宗师哈贝马斯（JürgenHabermas）转向维护「民主的法治国家」、提倡「宪法爱国主义」（Verfassungspatriotismus）的立场变化为引子，探讨了在中国推动宪政主义的必要性和出发点。现在，本文根据亚洲邻邦立宪行宪的经验，进一步考察中国政治改革的现实条件以及迫切性。

二、宪政如何防止「多数派专制」和「多数人无能」

民主的本意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按照平等的原则，由人民来直接掌握国家权力；第二、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由人民通过公共选择来作出政治决定。但对于这种民主体制一直存在着各种疑虑，其中最重要的是托克维尔（AlexisdeTocqueville）提出的关于「多数派专制」的问题，以及沃拉斯（GrahamWallas）和黎普曼（WalterLippman）先后提出的在群体思考和舆论的非合理性这一层面所反映出来的「多数人无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