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展望范文10篇

作为近几年来新兴的一个行业,国内人力资源服务业正经历着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随着客观联系的变化与矛盾演变的发展,中国人力资源服务在时代的浪潮里也逐渐体现出了自身发展的鲜明特征。这些特征随主客观的发展而不断成熟,也给了人们展望的理由与热情,这条牵动人心的虚线轨迹便时常被人称作“趋势”。随着人力资源服务业的发展愈发瞩目,国内对其的研究也随之增多。在此,本文把中国HR服务的未来发展趋势略为总结如下。

一、市场规模不断扩大

《2007中国人力资源服务产业白皮书》(下称《白皮书》)的相关数据预测,2007年全球人力资源服务市场营收将超过1000亿美元。而中国人力资源服务业经过20多年的发展,服务产品已经从最初的人才派遣发展到现在的九个大类产品系列,涵盖猎头及人才中介、多渠道招聘、人才(劳务)派遣、人才测评、培训、管理服务、信息调查服务、数据处理服务和人力资源管理咨询,形成了完整的人力资源服务价值链。

据上海市人才中介行业协会的数据,2005年上海人才服务行业总营业额已经达到近105亿元。协会相关负责人认为,事实上这个数据还比较保守,HR服务行业的市场蛋糕正处在高速膨胀中。目前,网络招聘、人力资源外包、培训等人力资源服务业中的细分领域均处在高速扩容中。仅以网络招聘为例,艾瑞市场咨询的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网络招聘的市场规模大约8亿元人民币,但2006年网络招聘的市场规模就将达到11.5亿元,年增长率43.8%。进一步的预测表示,中国的网络招聘市场会在近几年继续保持至少每年40%的增长,并在2010年达到46亿元人民币的市场规模。外资开始大举进入、市场格局不断演变、行业规模大幅提升,使得人力资源服务业愈来愈备受瞩目。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人力资源服务的政策环境日益完善,市场需求不断提高,服务机构数量和规模不断增长,服务范围迅速扩大,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在整个服务业中的比重逐年加大。同时,越来越多的组织和个人从观念上、行动上对人力资源服务产业有了更深层次的认同和接纳。

随着市场的扩大,中国的人力资源市场正经历着一场从保守到开放、从不健全到健全的进化过程,蓬勃兴起的现代服务业则为人力资源行业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在这种“群雄逐鹿”的情况下,唯有抓住机遇谋求自身优势发展才是“立足”的根本。盲目的发展战略、一盘散沙似的管理已不能应对时代的“浪淘”,做好自身的优势分析以及相关的市场分析,并制定正确的战略指引,将是HR服务企业“突出重围”的关键。

经过全省各界的共同努力，“四五”普法取得了较好的阶段性成果，“两个转变、两个提高”的目标正在逐步实现。即将开始的“四五”普法验收如何进行？未来的“五五”普法工作如何开展？结合安徽的具体实际，我们试将点滴思考行文奉出，以求教诸方。

1.1准确定位“四五”普法的检查评估标准

我们以为，“四五”普法验收标准与“四五”普法的目标（实现“两个转变，两个提高”）不应是同一概念。从抽象的意义上看，目标是前进的方向，具有明确的导向性；实现“两个转变，两个提高”，是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总体努力方向和目标。“四五”普法的验收评估标准则应当是检验普法规划的目标在实施过程中所达到的阶段性成效的评价体系。验收评估标准应以规划目标为基准，在规划目标的大框架之下，根据规划的任务和要求来确定。我们不能脱离规划目标另外制定验收标准，以避免检查验收工作脱离实际；更不能用目标来代替验收标准，以避免过分地拔高，无法对普法成效做出准确客观地评价。

为此，应正确认识验收评估标准的作用。标准即尺度，普法的验收评估标准是通过一系列的考核指标来全面衡量普法工作客观状况，以便准确评价其成败得失，从而为下一步普法目标的制定提供科学的依据。那么，作为尺度，不能把标准等同于实际工作已取得的成效，从而失去检验的意义。这就要求我们在制定检查评估标准时合理设置考评内容，力求完整系统；科学细化评估标准，增强可操作性，真正发挥标准的客观、公正的尺度作用。

在制订“四五”普法的验收评估标准时，还应当注意原则标准与地域差异的实际情况。就全国而言，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基本国情，各省以及地区之间同样存在不平衡问题，这是客观存在。我们应当承认普法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受经济因素的制约。因此，在制定具体标准时，应当考虑这一因素，本着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原则，避免完全地套用同一标准，才能对普法工作做出客观的评价，为今后普法的继续深入提供科学参照。

1.2科学的验收评估方式是做好“四五”普法验收工作的关键

1计算机的发展历程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计算机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和工作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而对比计算机刚开始研制出来的时候，现代计算机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不妨根据计算机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展望一下未来人们的生活状态。1946年2月14日，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世界上第一台电子数字计算机ENIAC诞生，从此开启了计算机技术的缤纷发展史。自第一台计算机ENIAC诞生至今，计算机已经经历了几代的发展，不管是体积、功能还是性能，都发生了翻天覆地般的变化，简单介绍如下：第一代，电子管计算机（1946-1957），这一阶段计算机的主要特征是采用电子管元件作基本器件，体积大、耗电量大、速度慢、存储容量小、可靠性差、维护困难且价格昂贵，这一代的计算机主要用于科学计算。第二代，晶体管计算机（1958-1964）这一阶段是由晶体管代替电子管作为计算机的基础器件，在整体性能上，比第一代计算机有了很大的提高。同时程序语言也相应的出现了，这一代计算机被用于科学计算的同时，也开始在数据处理、过程控制方面得到应用。第三代，中小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1965-1971）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小规模集成电路成为计算机的主要部件，计算机的体积更小，功耗更低，可靠性更高。在软件方面，有了标准化的程序设计语言和人机会话式的Basic语言，其应用领域也进一步扩大。第四代，大规模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1971-2015）随着大规模集成电路的成功制作并用于计算机硬件生产过程，计算机的体积进一步缩小，性能进一步提高。微型计算机在社会上的应用范围进一步扩大，几乎所有领域都能看到计算机的“身影”。现阶段，计算机已经基本普及到我们生活和工作的各个角落，而且目前计算机技术基本能满足大众的日常应用需要，但不可反驳的是，计算机技术仍然在以极高的速度进行着更新和发展。

2现在及未来高新技术

从计算机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到，当每次电子科技出现重大发展的时候，计算机都会出现跨时代的进步，而现阶段科技在电子技术、生物技术、计算机软件技术的带领下，拥有极快速的发展。可以预料，计算机技术将持续处于一种高速发展的状态。相信在不久的未来，计算机在性能更加可靠、运算更加快速、携带更加方便的基础上，将逐渐向人性化和智能化发展。目前，可以对计算机技术产生影响的技术主要有以下几个：

2.1微电子技术

微电子技术在半导体技术和纳米技术、集成电路技术等的推动下，又掀起了新一轮的发展浪潮，其主要趋势为器件尺寸不断缩小、集成度不断提高和新材料的试验及运用等，每个方面都会带给计算机很大的成长空间。

近期，美国的债务问题尤为引人注目。2011年4月18日，标准普尔将美国主权信用的前景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1年4月11日的《世界经济展望》中警告称，美国的债务问题可能削弱全球金融体系稳定性。美国财政部称，到2011年5月16日，美国已经达到法定的14.29万亿美元债务上限。若国会在8月2日之前不提高举债上限，美国可能出现债务违约。美国债务危机似乎到了一触即发的时刻。美国是否真的会爆发债务危机，美国债务问题的前景究竟如何，我们还需要进行仔细的梳理。

一、美国公共债务现状概览

经济危机爆发后，为了使美国经济尽快地从危机中恢复，美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刺激计划，导致美国政府公共债务快速攀升。根据美国财政部数据，2009财年美国财政赤字1.42万亿美元，为GDP的9.9%；国债余额超过12万亿美元，为GDP的84%。2010财年美国财政赤字达到1.29万亿美元，占GDP的8.9%，国债余额超过13.4万亿美元，占GDP的92%。2011财年美国财政赤字预计将达1.65万亿美元，债务总额早在5月16日就已经达到14.29万亿美元上限。图1显示从2000年开始，美国国债的GDP占比不断攀升，至今已经突破二战以来的最高点，且仍有加速上涨之势。

与此同时，投资者对于美国政府主权债务违约的担忧也在升温。在信用衍生产品市场，美国信用违约掉期合同的价格近期在不断攀升。图2是美国政府债的一年、五年、十年期CDS的交易价格曲线。2011年5月以来，美国一年、五年和十年期的CDS价格均呈快速上升趋势，特别是一年期CDS，价格已经翻了一番。

二、美国债务问题前景分析

尽管美国已经触及债务“天花板”，美国国会至今尚未就提高债务上限问题达成一致，但目前美国发生债务违约的可能性较小。其原因可从经济和政治角度分别加以考虑：

摘要：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金融行业中的私募股权投资得到了企业家的一致认可，私募股权投资是除过上市融资之外，很好的金融投资方式。本文主要分析一下目前我国私募股权投资的发展趋势和未来展望。

关键词：私募股权；金融投资；发展趋势；未来展望

引言

私募股权投资从金融投资的角度进行分析，主要就是没有上市的企业利用私募的方式进行一种权益性的投资。企业在第一次发行私募股权的时候，不同阶段的权益被称为广义的PE，而对应的企业后期投资的形成的私募权益被称为狭义的PE。目前，我国的大多数PE都是指企业投资后期形成的私募股权投资。

一、私募股权投资的概念

私募股权投资也被人们简称为PE，主要是非上市的企业进行定向的权益投资，来获得等同于上市、并购、管理层回购等经营效果，最终通过出售股权来收取相应的经济效益。PE从广义的角度分析，主要是对处于孵化期、创业期、壮大期、成熟期，以及PRE—IPO不同时期企业对应的投资和企业在第一次公开发行的权益投资，该企业利用投资阶段的不同，将投资的相关资本可以划分为并购基金、夹层资本、发展资金、重振资金、创业投资和PRE—IPO资金，其中还包括了企业上市之后的私募投资、不良债权和对应的企业不动产资本等等。在我国金融行业的规定中私募股权投资可以分为，直接投资到目标企业的私募方式和利用在海外设立的公司开展对应的红筹私募。而PE从狭义的角度进行分析，主要就是指已经具有一定市场竞争力的企业，根据企业的发展规划和市场的变化，进行对应的私募股权投资。在我国的PE主要是指企业在创业投资之后，形成的私募股权方面，而该部分的资金主要存在于并购基金和夹层资金之间。

摘要：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是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推进的三十年,是建设特色市场经济体制的三十年,是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相结合、改革与开放相结合的三十年。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举世瞩目,系统回顾三十年来的历程并总结历史经验,对于更好的推进改革开放进一步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中,我们主要从对外开放的角度完成这一工作。

一、对外开放的历程

1、以改革促开放阶段。

(1)先看1978—1992年的第一个小阶段。197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优惠措施。1980年,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设立经济特区,这是中国对外开放全面启航的标志。国家对经济特区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和经营管理体制,对特区的外商投资给予较大优惠和方便。1984年5月,开放大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这是实现十二大对外开放目标的重大举措。1985年2月,分两步开放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和辽东半岛、胶东半岛。1988年4月,设立海南省,同时兴建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经济特区,并给予了较大的政策倾斜。1990年4月,决定开发和开放上海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政策。1991年,开放满洲里等4个北部口岸。同年,国务院批准在沿海重要港口设立保税区,发展保税仓储、保税加工和转口贸易。

另外,在这一阶段,国家明确提出,沿海开放地带特别是沿海各大开放城市,应当着重发展外向型经济,并逐步转到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轨道上来。为此,国家加快了对外贸易体制改革,例如全面推行对外贸易承包经营责任制,由地方政府向国家承包出口创汇任务和上交外汇额度,财政对外贸的补贴实行自负盈亏,超额创汇实行中央与地方二八分成,从而推动外贸企业和出口生产企业的承包,从根本上解决吃“大锅饭”问题(田纪云,2008)。在外贸体制改革中,最为核心和最为重要的是不断下放外贸经营权(贸易权)。1985年国务院决定将从事外贸经营许可的审批权限从中央下放到地方审批。此外,为了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以吸收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十三大提出要“使外国企业家能够按国际惯例在我国经营企业”,并对一些陈旧的规章制度和行政法规进行了清理。

(2)再看1992—2001年的第二个小阶段。党的十四大以后,在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实行的一系列开放措施和优惠政策,逐步推广到广大内陆省份,对外开放进一步向纵深发展。1992年,扩大开放上海浦东等6个沿江城市和三峡库区,同时,开放哈尔滨等4个边境和沿海地区省会城市。开放珲春等13个沿边城市,鼓励沿边城市发展边境贸易和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1996年,开放太原等11个内陆省会城市。随后几年,又陆续开放了一大批符合条件的内陆县市。2000年,伴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至此,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

摘要:关系营销导向是企业对关系营销理念的执行,是其获得可持续竞争优势和卓越绩效的关键因素。从关系营销导向的内涵、关系营销导向的测量及关系营销导向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三个方面,对国内外的相关文献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回顾和评述,在此基础上对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关系营销导向;测量;企业绩效

关系营销导向是对关系营销理念的执行[1-2],它强调企业要与其交易伙伴以及其他重要的相关群体建立一种互惠互利、相互信赖、相互忠诚、共同成长、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1],是一种独特的营销理念,被认为是能为企业带来可持续竞争优势和卓越绩效的战略导向,受到了理论界和实践界的广泛关注,是国内外营销理论研究的热点之一[1-3]。国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关系营销导向的概念、测量及其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得到了一些对企业实践有重要指导意义的结论。在我国,关系营销导向虽然得到了部分学者的关注,但对其研究才刚刚起步,仅限于较浅层次,缺乏对关系营销导向理论框架的系统阐述。本文将从关系营销导向的内涵、关系营销导向的测量、关系营销导向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等三个方面,对现有文献进行全面回顾,据此来明确今后研究关系营销导向的主要方向。

一、关系营销导向的涵义

在早期,尽管有很多学者对关系营销导向进行了诸多的理论探索,但都局限于一般性的讨论,而没有将关系营销导向的概念具体化,明晰其具体的构成[3]。直到21世纪,Yau&Sin等(2000;2005)和Camarero(2007)才分别从组织文化和关系投资的角度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关系营销导向定义。

(一)组织文化角度

摘要：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得我国的信息技术以及移动通信技术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而在市场需求的同时，对于未来移动通信技术的趋势在于网络业务的数据化、移动互联性与分组化以及网络设备的小型与智能化等。本文就未来移动通信的特点以及网络构建进行了简要的分析与研究。

关键词：未来；移动通信；研究开发

移动通信指的是移动用户之间或者移动用户与固定用户之间的通信技术，随着我国计算机网络技术以及电子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其移动通信技术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进步，并且成了现阶段人们必不可少的一种通信方式。我国现阶段所使用的普遍是4G移动通信模式，其能够为用户在不同的固定以及无线平台的网络中提供无线服务，并且拥有者定位定时、数据采集以及远程控制等诸多功能，这也使得4G移动通信技术成为了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项技术。

一、未来移动通信的网络体系构造

在未来网络通信系统中具备非对称性，并且超过了2Mbit/s的数据传输能力以及自适应的诗句切换能力，并且是一种具有多功能的移动通信系统。在未来的移动通信技术中应当还具有了无线服务功能，并且能够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直接连入到互联网中，此外，这种移动通信技术还能够为用户提供通信信息以外的数据采集、定位定时以及远程控制等诸多业务功能。未来的移动通信技术其网络体系应当分为三个层次，即物理层、网络层以及应用层。物理层给予用户提供一定的接入与选路功能，网络层可以作为桥接层来对用户提供QOS映射以及开放式IP接口等诸多服务。而在应用层上面所运用的也多是开放性的接口，并且可以应用于第三方的开放以及相关新业务的提供。此外，未来的移动通信系统还应当具备以下几个特征：①高速率与高容量，对于一些高速移动的用户其数据传输的速率也应当保持在2Mbit/s以上，中速移动的用户其速率则需要达到20Mbit/s，对于一些低俗移动或者静止的用户，其数据的传输速率甚至要达到100Mbit/s这一水平。②该类移动通信系统的兼容性应当更加的平滑，并能够与各种网络进行互联，以及可以在不同的系统之间进行无缝切换的功能。③具备更强的灵活性，并可以借助于相应的智能技术，来进行网络资料的合理性分配。④拥有良好的用户共存性，比如可以根据网络的实际状况以及通信信道的情况来进行相应的自适应处理，并可以使得各种用户设备能够得以共存，从而充分满足各类型用户的具体需求。⑤拥有者高度自治的自适应网络，并且能够对其网络结构进行自适应的管理，这样才能够有效满足相关用户在容量以及互联网业务上面的需求。

二、未来的移动通信关键技术

[摘要]中美经贸关系如何走向成为摆在两国面前的重大议题。从1949年到2019年，中美贸易关系经历了冰冻隔绝期、解冻破冰期、成长蜜月期、波动上升期、入世黄金期和正面对抗期。回顾梳理七十年历史，中美贸易虽然呈现出“长期政治化”“长期摩擦”“非对称性”“互补性竞争”等特点，但中美经贸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是发展两国关系的基础和驱动力。当前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美国企图推行另一种全球化，因而中美贸易战具有必然性和长期性，中国应该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马尔萨斯陷阱”等四大困境，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关键词]中美经贸关系；中美贸易战；陷阱；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全球化不断发展，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中美经贸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是发展两国关系的基础和驱动力。中美经贸关系如何走向是摆在两国面前的重大议题。每一次中美经贸关系的突破，都推动两国关系迈上一个新台阶，每一次中美关系的回转，都离不开经贸关系的“稳定器”作用。可以说，构建积极的中美经贸关系，不仅事关两国的根本利益，也事关世界经济的繁荣与稳定。回顾中美经贸七十年的历史，有助于两国摒弃政治考量和意识形态冲突，回归竞争合作、互利共赢的经济逻辑。

一、中美经贸关系的六个阶段

（一）中美经贸关系的冰冻隔绝期（1949—1970年）。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美苏冷战的加剧，美国利用政治上打击、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和外交上不承认的手段，企图把新中国扼杀于摇篮中。根据国内外形势，实行“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三大外交决策。1949年美国制定二战后第一部出口管制法，规定任何军事和政治上具有战略意义的物资禁止出口到社会主义国家。美国对中国实行严格的出口管制。1950年12月，美国宣布中国为“敌对国家”，下令禁止进出口中国，中美两国从此开始了二十一年的贸易隔绝期。1951年2月，美国确定了对中国经济遏制的总体战略，出台一系列制裁措施。1951年5月，美国通过操纵第五届联合国大会，会议作出了对中国实行禁运的决议。1951年8月，美国国会通过《巴特尔法》，迫使接受美国援助的国家必须禁止与中国贸易。1952年美国成立禁运执行机构“巴统中国委员会”，对中国的禁单项目比苏联多500余种。从1949年到1970年中美经贸关系基本处于“老死不相往来”的冰冻隔绝期。（二）中美经贸关系的解冻破冰期（1971—1978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美国深陷越南战争泥潭，国内反战声音此起彼伏，美苏争霸处于僵持胶着状态。美国开始转变对中国的外交政策，缓和同中国的外交关系，希望借助中国对抗苏联。1969年中苏发生珍宝岛事件后，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中国也希望联合美国施压苏联。因此，从1969年起美国宣布了一系列决定：放宽美国人民到中国的旅行限制；允许美国公司的国外子公司向中国出售非战略物资；允许国外的美国石油公司给装载非战略物资运往中国的船舶加油，诸如此类突破中美经济往来的内容[1]7-8。1971年4月，在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期间，尼克松发表声明，美国将发给从中国到美国来访问的个人或团体签证；对在中国使用美元将逐步放宽限制；对美国石油公司供应往来中国的船舶或飞机的燃料将不再限制；取消对在非中国的港口之间运输中国货物的美国船舶的限制；列出可以向中国出口的非战略性物资的清单[2]。1971年6月，美国公布了对中国非战略性项目贸易货单，长达二十一年的贸易禁令从此成为过去。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后，当年中美贸易额就达到近500万美元。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应总理邀请访问中国，双方于1972年2月28日在上海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标志着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当年中美贸易额立刻接近1亿美元，实现了1949年以来的历史性突破。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同时发表了《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并于1979年1月1日起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美两国结束了长期的对抗，为发展经贸关系奠定了良好基础。随着两国关系的解冻破冰，中美经贸往来不断增多，中美贸易额从1971年的490万美元飞跃至1978年的11.477亿美元，增长234倍；其中出口额从1971年的490万美元增加到1978年的3.241亿美元，增长66倍；进口额从1971年美元增加到1978年的8.236亿美元。美国成为中国的第三进口国和第三出口国，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整个七十年代，中国贸易额基本处于逆差地位，1976年和1977年处于顺差地位，但中美贸易额有所下降。随着中美贸易额的增大，中国对美贸易逆差也在不断增加。由于中美经贸关系刚刚重建，在需求结构和市场容量尚需磨合，因此未形成比较稳定的贸易格局。（三）中美经贸关系的成长蜜月期（1979—1988年）。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进程，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中美经贸关系迅速上升双边关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1979年3月，中美建立联合经济委员会，并于1980年9月在华盛顿举行第一次会议，签署民航协定、海运协定、纺织品协议和领事条约。1979年7月中美两国签订《中美贸易关系协定》，协定于1980年2月1日生效，两国的经贸合作框架逐步开始建立。1979年8月，美国副总统蒙代尔访问中国，中美签署文化交流协议和水利发电合作议定书，商定在广州和上海开设领事馆，扩大了两国之间的经贸合作。1980年中美贸易额第一次超过美苏贸易额，这刺激美国进一步采取一系列有利于双边经贸发展的政策。1983年中美成立商贸联合委员会，它被称为中美贸易摩擦的“灭火器”，是促进经贸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平台。1984年4月，美国总统里根访问中国，他是中美建交后首位来中国访问的美国总统，双方签订了一系列合作协定。1985年7月，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签署了中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文化协定、教育合作交流协定和渔业协定，促进了中美经贸的进一步发展。1987年中美在北京召开史上规模最大的中美投资贸易法律讨论会，被称为中美经贸关系新的里程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美关系的重心转向发展经贸关系，贸易和投资成为中美双边主要议题，中美贸易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进入了快速成长的蜜月期。中美贸易额从1979年的24.5亿元增加到1988年的100亿美元，增长4倍，年均增长率达16.9%，1982—1983年因台湾问题中美政治关系变得紧张导致贸易额有所回落，其中进口额从1979年的18.6亿美元增长到1988年的66.31亿美元，增长3.5倍，年均增长率15.2%；出口额从1979年的5.95亿美元增长到1988年的33.8亿美元，增长5.7倍，年均增长率21.3%。中国在中美双边贸易中一直处于逆差，美国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成为美国第十三大出口贸易伙伴和第九大进口贸易伙伴。（四）中美经贸关系的波动上升期（1989—2000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中国失去了制衡苏联的价值，加上1989年中国发生政治风波，美国用人权指责中国，取消一系列拟签协议，宣布一系列制裁措施，使中美关系从巅峰上跌到1972年以来的最低点。中美双方经历了1993年银河号事件、“中巴导弹”风波、1996年台湾海峡危机以及1999年南斯拉夫炸馆事件，使得中美关系一波三折。同时中美就最惠国待遇、市场准入和知识产权问题进行了长时间谈判，双方在谈判过程中都做出了相应的让步和妥协。以最惠国待遇为例，根据1980年2月1日生效的《中美贸易关系协定》，中美两国互相给予最惠国待遇，但是根据美国法律，美国总统要在年中对关于是否延长这一待遇做出决定，然后提交国会进行审议。中美从1989年到1993年进行了激烈地较量，最终美国继续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1993年克林顿首次把贸易问题政治化，将人权问题与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挂钩。1994年克林顿在内外压力下，最终宣布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人权问题不再作为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的附加政治条件。1996年中美就中国的“入世”问题进行多轮双边磋商，同年美国国会通过将“最惠国待遇”更名为“正常贸易关系”的议案。1998年7月，克林顿将“最惠国待遇”更名为“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1999年11月，中美经过谈判在北京签署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双边协议。2000年10月，克林顿签署对华永久正常贸易法案。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同年12月27日，美国正式宣布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至此贯穿九十年代的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终于解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美经贸关系最显著的特点是中美矛盾争端不断，合作领域不断拓宽；中美政治关系热度下降，经贸往来持续加温，这得益于中美经贸关系的“压舱石”作用发挥着重要作用，双方有着巨大的经济合作空间。中美贸易额从1989年的122.5亿美元增加到2000年744.7亿美元，增长6倍，年均增长率17.8%；其中中国进口额迅速增长，从1989年的78.60亿美元到2000年的223.6亿美元，增长2.8倍，年均增长率达10%；对美出口额从1989年的43.9亿美元到2000年的521.0亿美元，增长11.9倍，年均增长率23.3%。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逆差从1993年起开始转为顺差，并且呈不断扩大的趋势。这段时期美国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成为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五）中美经贸关系的入世黄金期（2001—2016年）。从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到2017年特朗普上台全面挑起贸易战之前，中美经贸关系处于竞争与合作同在、摩擦与对话并存局面。从2001年到2006年2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美中贸易关系全面评估报告，是中美经贸摩擦不断加剧期。从2005年8月到2016年6月，中美进入战略对话期。2005年8月到2008年12月进行六次中美战略对话，2006年12月到2008年12月进行五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2009年7月中美战略对话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合并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至2016年6月中间进行了八轮谈判。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美双边贸易进入了黄金期，贸易规模大幅度提升。中美双边贸易总额从2001年的804.8亿美元增加到2016年的5196.1亿美元，增长6.4倍，年均增长率13.2%；出口额从2001年的524.8亿美元增加到2016年的3852亿美元，增长7.3倍，年均增长率14%；进口额从2001年的262亿美元增加到2016年的1344.1亿美元，增长5.1倍，年均增长率11.5%。美国对中国逆差从2001年的280.8亿美元上升到2016年的2507.9亿美元，增加近9倍，年均增长率15.7%，由此导致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美国采取各种法律措施来规制中美贸易，扭转美国对中国贸易的不利局面。2003年中美贸易总额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2005年中美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2007年中美贸易额突破3000亿美元，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对中美贸易造成了负面影响，中美贸易总额在2008—2009年明显下降，2011年中美贸易总额超过4000亿美元，2013年中美贸易总额超过5000亿美元。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出，中美贸易总额每隔几年就翻一番，2015年中国超越加拿大首次成为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是美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和第三大出口市场，美国是中国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五大进口来源地。（六）中美经贸关系的正面对抗期（2017至今）。2016年中国入世十五年缓冲期结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入世进行全面评估，认为中国没有完全兑现承诺，并否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地位。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奉行“美国优先”政策，对外开始采取一系列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措施，相继退出各种国际机构，并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明确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为遏制中国的崛起，启用第六次“301调查”，并进行反补贴反倾销和“201调查”“232调查”“337调查”等各种调查，对中国挑起贸易战并不断升级，中美经贸关系进入了正面对抗期。美国不断扩大加征关税和极限施压，中国被迫应对反击，也对美进口产品加征关税。从2018年2月到2019年10月，中美双方共进行了十三轮经贸磋商谈判，几经波折，至今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美国发起贸易战声称是为了改变中美贸易严重失衡的局面，但实际上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产生的原因在于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美国过度消费的低储蓄模式、全球价值链分工以及美国对华高新技术出口限制等[3]。2018年美国通过关税战，导致美国企业在关税执行期间加大订单，从而激增了中美贸易总额和逆差，2018年中美贸易额突破6000亿美元，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达3222亿美元；美国又通过投资战、技术战、汇率战、金融战等综合打压，阻滞了对华订单从而造成了2019年中美贸易额暴跌，2019年上半年中美贸易额跌至2583.3亿美元，远低于2017年和2018年同期贸易额，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降到1404.8亿美元。尽管如此，就国家而言，美国仍是中国最大的贸易对象国，就关区而言，仅次于欧盟和东盟。美国重新将贸易政治化，已经引起了美国有识之士的反对，逾600家公司和100多名美国名人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中美关系应该着眼于两国人民的经济利益，中美关系要真正以经贸作为“压舱石”，回归到理性的经济逻辑轨道。

二、中美经贸关系的基本特点

当前全球的供需格局正在发生着重大调整，围绕市场、资源、人才、技术、标准的国际竞争将更加激烈。

客观认识未来十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

未来十年，尽管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依然明显、世界经济复苏的步履依然艰难，局部地区的武装冲突和各国的军备竞赛有可能会不断升级等，但我们坚信和平、发展、合作仍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如何积极应对未来十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外部挑战，我认为应主要包括以下四大方面：

第一，世界经济复苏艰难而曲折、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后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发展的冲击和影响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除。尽管2010年以来世界经济复苏好于预期，但是美国、日本、欧盟等国家失业率居高不下，消费信心恢复迟缓、房地产市场和私营经济尚未全面启动，库存调整放慢。由此看来，世界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明显不足，大多数发达国家遭受国际金融危机重创，经济深度衰退、信贷增长乏力、财政状况恶化，运用信贷和财政扩张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的能力受到制约，所以新的经济增长点要形成规模还需要一个较长过程。

第二，国际产能过剩凸显、各种形式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全球供需格局正在发生变化，对我国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稳住外需、扩大内需的政策实施造成新的冲击。为应对后国际金融危机，一些主要发达国家近来纷纷推出扩大出口和振兴本国制造业的政策，力图引领技术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以促进制造业升级；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也在加快发展具有自身比较优势的产业和技术。可见，当前全球的供需格局正在发生着重大调整，围绕市场、资源、人才、技术、标准的国际竞争将更加激烈。

第三，全球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等全球性问题将更加突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环境代价、能源困境等压力将越来越大。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如今已受到世界各国普遍关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也成为国际政治博弈和经济科技竞争的焦点之一。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国际金融危机和传统能源价格上涨，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纷纷作出先导性战略安排，大幅增加科技投入，力求在新能源技术、节能减排技术等与低碳经济相关领域占得先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