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害性范文10篇

1、火灾会造成惨重的直接财产损失

1993年8月5日，深圳市安贸危险品储运公司清水河仓库，因化学危险物品混存而发生反应，引起火灾爆炸事故，大火燃烧了16小时，有15人死亡，8人失踪，873人受伤，在抢险中仅公安干警就有54人伤亡，2名公安局副局长殉职，烧毁建筑面积39000平方米，火灾直接财产损失15.2亿元，每天有460万元财产被烧毁。

2、火灾造成的间接财产损失更为严重

现代社会各行各业密切联系，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旦发生重、特大火灾，造成的间接财产损失之大，往往是直接财产损失的数十倍。

1990年7月3日，四川省梨子园铁路隧道因油罐车外溢的油气遇到电火花导致爆炸起火。参加灭火抢险战斗的有解放军第13集团军、二炮集团、成都军区、达县军分区预备师以及武警达县支队、四支队、四川省消防总队。这起火灾直接财产损失仅500万元，但致使铁路运输中断23天，26日全线通车，造成成千上万旅客滞留和许多单位停工待料，间接财产损失难以估算。

3、火灾会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

在社会生活中，火灾是威胁公共安全，危害人们生命财产的灾害之一。俗话说：“水火无情”；“贼偷一半，火烧全光”。当今，火灾是世界各国人民所面临的一个共同的灾难性问题。它给人类社会造成过不少生命、财产的严重损失。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财富日益增加，火灾损失上升及火灾危害范围扩大的总趋势是客观规律。据联合国“世界火灾统计中心”提供的资料介绍，发生火灾的损失，美国不到7年翻一番，日本平均16年翻一番，中国平均12年翻一番。全世界每天发生火灾1万多起，造成数百人死亡。近几年来，我国每年发生火灾约4万起，死2000多人，伤3000—4000人，每年火灾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失10多亿元，尤其是造成几十人、几百人死亡的特大恶性火灾时有发生，给国家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严峻的现实证明，火灾是当今世界上多发性灾害中发生频率较高的一种灾害，也是时空跨度最大的一种灾害。火灾的危害性具体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火灾会造成惨重的直接财产损失

1993年8月5日，深圳市安贸危险品储运公司清水河仓库，因化学危险物品混存而发生反应，引起火灾爆炸事故，大火燃烧了16小时，有15人死亡，8人失踪，873人受伤，在抢险中仅公安干警就有54人伤亡，2名公安局副局长殉职，烧毁建筑面积39000平方米，火灾直接财产损失15.2亿元，每天有460万元财产被烧毁。

2、火灾造成的间接财产损失更为严重

现代社会各行各业密切联系，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旦发生重、特大火灾，造成的间接财产损失之大，往往是直接财产损失的数十倍。

1990年7月3日，四川省梨子园铁路隧道因油罐车外溢的油气遇到电火花导致爆炸起火。参加灭火抢险战斗的有解放军第13集团军、二炮集团、成都军区、达县军分区预备师以及武警达县支队、四支队、四川省消防总队。这起火灾直接财产损失仅500万元，但致使铁路运输中断23天，26日全线通车，造成成千上万旅客滞留和许多单位停工待料，间接财产损失难以估算。

3、火灾会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

摘要：我国刑法以综合式定义模式确立了刑事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中犯罪概念的坚实地位，并且建构了二者的内在统一。然而，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开始陆续质疑刑事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的关系，认为二者是冲突不可调和的，并认为应当将社会危害性驱逐出注释刑法学领域。在刑事一体化视域中，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之关系进程是行为事实与价值评价相统一的进程，其关系则演绎为经由初始的紧张走向一体的和谐。

关键词：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初始紧张；一体和谐

一、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关系之缘起与时下的论争

对于犯罪的定义，大陆法系国家素来有形式定义与实质定义两种方式。形式的犯罪定义是从法规范本身出发，旨在解答“犯罪是什么”的定义方式，而实质的犯罪定义则是从政治的功利的角度出发，阐释“为什么是犯罪”的定义方式。此二者各自有其闪光之处，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片面性。鉴于此，犯罪的综合定义方式作为对前述二者的修正得以产生并为大部分学者所推崇。在我国，集中体现为1997年《刑法》第13条有关犯罪的定义立法上:“一切危害国家主权……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可以看出，我国现行刑法对犯罪所下的定义是一种典型的综合式的犯罪定义，即分别对犯罪从法律特征和本质特征两方面下了定义，并且将犯罪的法律特征(主要指刑事违法性，至于是否包含应受刑罚处罚性理论界尚存争议，因而为了便于论述下文无特殊注明仅指刑事违法性。)与实质特征(即社会危害性)予以有机统一。依此定义，犯罪的法律特征(刑事违法性)与犯罪的实质特征(社会危害性)关系可以作此理解:“某些行为侵犯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或公民的利益，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时，立法者从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将这些行为在刑事法律中规定为犯罪和相应的刑罚，犯罪就是具有刑事违法的性质。由此可见，首先由于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然后才将这种行为在刑法上规定为犯罪，才有刑事违法性。因而可以说，行为的严重危害性是刑事违法性的前提，刑事违法性是行为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在刑事法律上的表现。”

我国1997年《刑法》第13条以综合式定义模式确立了刑事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在犯罪概念中的坚实地位，并且建构了二者的内在统一。然而，近年来，在倡导“法学研究(特别是刑法学研究)的主体意识”的思潮下，国内一些学者开始陆续质疑刑事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的关系:如有学者从概念的属性角度出发，结合罪刑法定原则，提出了罪刑法定原则与社会危害性相冲突的命题，并据此对社会危害性提出质疑，认为社会危害性是一个社会政治的评估，而非一个法律上的概念。作为近来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关系论争的发起人—陈兴良教授运用韦伯的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为分析工具，认为，“在刑法中，主要是在刑事司法中，我们经常面临这种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的冲突，传统的以社会危害性为中心的刑法观念是以实质合理性为取舍标准的，但罪刑法定所确立的刑事法治原则却要求将形式合理性置于优先地位。因此，形式合理性是法治社会的公法的根本标志。”从司法角度论证了在犯罪概念中应当消解社会危害性并用刑事违法性来取代它，使之成为犯罪的唯一特征。换言之，论者力挺刑事违法性而竭力否定社会危害性。这样看来，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的关系似乎是紧张而对峙的。传统观点所建构的理想图景在主张“刑法知识去苏俄化”的一些学者那里遭受严重的“创击”。那么，刑事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之间的关系究竟是诚如传统观点所言之统一抑或是倡导刑法学研究主体意识学者所指责之紧张乃至冲突，在笔者看来，这似有详细考究之必要。

二、刑事法一体化视域下的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关系新解

摘要:在法学界，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以及应收刑法处罚性被誉为犯罪行为的三大性征。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毋庸置疑，理想的状况是这样的：立法者在制定刑法的时候尽善尽美地把所有社会危害性达到一定程度的行为都列入刑法规范之中。而司法者则严格按照制定好的刑法来执行，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刑事违法性作为法律评价和司法考量，与作为社会评价和立法考量的社会危害性无法相互替代，因而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冲突和矛盾。所以如何在立法和司法中正确处理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的矛盾关系，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为此，本文将这一话题进行探讨，以期解析与调和两者的关系，并为完善我国刑法体系建言献策。

关键词: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刑事犯罪;刑法

一、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的理论研究

（一）社会危害性的概念与特征。社会危害性，是指行为给社会带来一定不利后果的属性，通俗意义上来说就是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所有的刑事犯罪都有社会危害性。社会危害性是我国刑法规定犯罪行为的基本特征之一，是惩治犯罪行为的重要依据。通说认为，行为的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条指明了犯罪行为概念的社会危害性特征，而且明确了犯罪行为对社会危害结果量的规定性，是认定犯罪行为实质危害性的法定根据。社会危害性主要有以下特征：1．易变性。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社会危害的界定也在发生着变化，这便是社会危害性的易变性，其包括量变和质变。首先，就质变而言，在古代，并不是一个罪名，因为当时的人们并不认为它有什么社会危害性。但在民主法治的当代社会，不仅被认为有社会危害性，同时其社会危害性还是相当巨大的，所以现在将列入刑事犯罪的罪名当中——这是质变的表现。至于量变，笔者以危险驾驶为例。在2008年以前，危险驾驶只是被列入《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一项行政违法行为。但在今天，危险驾驶被列入了《刑法》当中，足见立法者对其社会危害性的重视。2．模糊性。社会危害有两个评判标准：客观实际和主观个性。大众在判断一个行为是否具备社会危害性时依据的不仅是法律规范，还有道德规范。不同人对于社会危害性的评价有较大的分歧性和不确定性。（二）刑事违法性的概念与特征。刑事违法性是指行为违反刑法规范的属性。在该说内部又有规范违反说和禁止规范违反说之分。规范违反说学者认为，刑事违法性是指行为违反刑法规范性，也可以说是行为符合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禁止规范违反说学者则认为，刑事违法性是指刑法禁止性，即犯罪行为是刑法所禁止的行为，具体来说是指行为违反通过犯罪构成所体现出来的禁止规范的属性。刑事违法性具有以下特征：1．稳定性。所谓稳定性，就是刑事违法性在一段时间内的相对稳定性及不易变性。相对于社会危害性来说，刑事违法性的承载物，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是稳定的，为了让其有更大的社会公信力，刑法是不易变的。这直接决定了刑事违法性的稳定性。2．明确性。顾名思义，便是触犯刑事违法性以后判断标准的确定性。我国是一个依宪治国、依法治国的国家，任何侵害到人民利益的行为在刑法中都应有明确的定罪和量刑标准。这便是刑事违法性确定性的一个重要表现。

二、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之间的关系

（一）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之间的统一关系。学界内普遍认为社会危害性决定刑事违法性，社会危害性是第一性，刑事违法性是第二性，社会危害性是本质。但有学者就这一观点提出质疑。他们认为：第一，社会危害性是人们的社会评价，不具有规范性。第二，犯罪社会危害性的性质不足以区别于其他行为。一般的违法行为也具有社会危害性，只是相比犯罪行为来说，程度不同。第三，若单以社会危害性会作为判断的标准，会造成刑事类推的泛滥，加重个体负担，侵犯人权。笔者认为该学者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有也有漏洞。首先，他们只批判了社会危害性，未论证刑事违法性的优越性，单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是无法论证刑事违法性系犯罪的本质，进而作为犯罪本质的。其次，若是规定一切被刑法规制的行为叫犯罪的话，那么势必会使得立法权被无限制扩大，造成社会问题。而刑事违法性是社会危害性的表现形式。一般的犯罪量刑过程是某一个体的行为造成了一定的社会危害性，构成了犯罪，法院依据其社会危害性量刑与判刑。所以说刑事违法性是社会危害性的表现形式，二者相辅相成。（二）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之间的对立关系。首先，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一些个体行为虽有刑事违法性，却无社会危害性。前一段时间，天津大妈非法持有枪支案在网上掀起了热潮。天津大妈用玩具枪摆摊射气球，而所谓的玩具枪已达到国家规定的枪支标准。相对于其他非法持有枪支的罪名，大妈的行为不具备同等的社会危害性，但依然被判刑了。在我国，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的规定，如果枪支所发射金属弹丸或其他物质的枪口比动能小于1.8焦耳/平方厘米（不含本数）、大于0.16焦耳/平方厘米（不含本数），便达到了国家规定的枪支标准。大妈的玩具枪已然达到了这个标准，可在深入探讨时，我们却发现她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性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也体现了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之间的矛盾。笔者认为，造成这种矛盾的原因有：一是立法水平具有局限性。世间万物，无奇不有，无法将所有情况很好地考虑在内，从而造成这种局面。二是时代在变化，但是相关的法律没有相应的变化，导致了当前的情况不适用于过去的法律的情况。其次，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着一些个体行为虽符合社会危害性，却并未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制。这是一个比较显著的社会问题。比如说，醉酒驾驶在刑法中有相应的量刑规定，但是吸毒驾驶却无相关的量刑规定。实际两者的危害后果是非常相似的，驾车人在吸毒后可能产生与饮酒后强度相似的幻觉，精神状态被麻痹甚至失常，进而成为威胁道路交通安全的重大隐患。由于吸毒驾驶并未被我国刑法体系吸纳，因此相关部门在面对此类案件时，仅能依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九条、二十二条之规定，以驾驶人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为由，对其进行罚款的行政处罚。但这样的处罚相对于醉酒驾驶而言，显然是过轻的，不足以起到震慑违法者的作用。综上所述，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之间的相辅相成只是存在于一种理想状态当中。在实际生活中，二者依然有着显著的冲突与矛盾，这是我们的立法部门与司法部门，还有我们每一个公民应该重视的问题。

摘要：我国刑法以综合式定义模式确立了刑事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中犯罪概念的坚实地位，并且建构了二者的内在统一。然而，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开始陆续质疑刑事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的关系，认为二者是冲突不可调和的，并认为应当将社会危害性驱逐出注释刑法学领域。在刑事一体化视域中，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之关系进程是行为事实与价值评价相统一的进程，其关系则演绎为经由初始的紧张走向一体的和谐。

关键词：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初始紧张；一体和谐

一、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关系之缘起与时下的论争

对于犯罪的定义，大陆法系国家素来有形式定义与实质定义两种方式。形式的犯罪定义是从法规范本身出发，旨在解答“犯罪是什么”的定义方式，而实质的犯罪定义则是从政治的功利的角度出发，阐释“为什么是犯罪”的定义方式。此二者各自有其闪光之处，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片面性。鉴于此，犯罪的综合定义方式作为对前述二者的修正得以产生并为大部分学者所推崇。在我国，集中体现为1997年《刑法》第13条有关犯罪的定义立法上:“一切危害国家主权……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可以看出，我国现行刑法对犯罪所下的定义是一种典型的综合式的犯罪定义，即分别对犯罪从法律特征和本质特征两方面下了定义，并且将犯罪的法律特征(主要指刑事违法性，至于是否包含应受刑罚处罚性理论界尚存争议，因而为了便于论述下文无特殊注明仅指刑事违法性。)与实质特征(即社会危害性)予以有机统一。依此定义，犯罪的法律特征(刑事违法性)与犯罪的实质特征(社会危害性)关系可以作此理解:“某些行为侵犯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或公民的利益，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时，立法者从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将这些行为在刑事法律中规定为犯罪和相应的刑罚，犯罪就是具有刑事违法的性质。由此可见，首先由于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然后才将这种行为在刑法上规定为犯罪，才有刑事违法性。因而可以说，行为的严重危害性是刑事违法性的前提，刑事违法性是行为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在刑事法律上的表现。”

我国1997年《刑法》第13条以综合式定义模式确立了刑事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在犯罪概念中的坚实地位，并且建构了二者的内在统一。然而，近年来，在倡导“法学研究(特别是刑法学研究)的主体意识”的思潮下，国内一些学者开始陆续质疑刑事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的关系:如有学者从概念的属性角度出发，结合罪刑法定原则，提出了罪刑法定原则与社会危害性相冲突的命题，并据此对社会危害性提出质疑，认为社会危害性是一个社会政治的评估，而非一个法律上的概念。作为近来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关系论争的发起人—陈兴良教授运用韦伯的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为分析工具，认为，“在刑法中，主要是在刑事司法中，我们经常面临这种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的冲突，传统的以社会危害性为中心的刑法观念是以实质合理性为取舍标准的，但罪刑法定所确立的刑事法治原则却要求将形式合理性置于优先地位。因此，形式合理性是法治社会的公法的根本标志。”从司法角度论证了在犯罪概念中应当消解社会危害性并用刑事违法性来取代它，使之成为犯罪的唯一特征。换言之，论者力挺刑事违法性而竭力否定社会危害性。这样看来，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的关系似乎是紧张而对峙的。传统观点所建构的理想图景在主张“刑法知识去苏俄化”的一些学者那里遭受严重的“创击”。那么，刑事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之间的关系究竟是诚如传统观点所言之统一抑或是倡导刑法学研究主体意识学者所指责之紧张乃至冲突，在笔者看来，这似有详细考究之必要。

二、刑事法一体化视域下的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关系新解

摘要：我国刑法以综合式定义模式确立了刑事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中犯罪概念的坚实地位，并且建构了二者的内在统一。然而，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开始陆续质疑刑事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的关系，认为二者是冲突不可调和的，并认为应当将社会危害性驱逐出注释刑法学领域。在刑事一体化视域中，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之关系进程是行为事实与价值评价相统一的进程，其关系则演绎为经由初始的紧张走向一体的和谐。

关键词：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初始紧张；一体和谐

一、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关系之缘起与时下的论争

对于犯罪的定义，大陆法系国家素来有形式定义与实质定义两种方式。形式的犯罪定义是从法规范本身出发，旨在解答“犯罪是什么”的定义方式，而实质的犯罪定义则是从政治的功利的角度出发，阐释“为什么是犯罪”的定义方式。此二者各自有其闪光之处，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片面性。鉴于此，犯罪的综合定义方式作为对前述二者的修正得以产生并为大部分学者所推崇。在我国，集中体现为1997年《刑法》第13条有关犯罪的定义立法上：“一切危害国家主权……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可以看出，我国现行刑法对犯罪所下的定义是一种典型的综合式的犯罪定义，即分别对犯罪从法律特征和本质特征两方面下了定义，并且将犯罪的法律特征(主要指刑事违法性，至于是否包含应受刑罚处罚性理论界尚存争议，因而为了便于论述下文无特殊注明仅指刑事违法性。)与实质特征(即社会危害性)予以有机统一。依此定义，犯罪的法律特征(刑事违法性)与犯罪的实质特征(社会危害性)关系可以作此理解：“某些行为侵犯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或公民的利益，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时，立法者从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将这些行为在刑事法律中规定为犯罪和相应的刑罚，犯罪就是具有刑事违法的性质。由此可见，首先由于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然后才将这种行为在刑法上规定为犯罪，才有刑事违法性。因而可以说，行为的严重危害性是刑事违法性的前提，刑事违法性是行为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在刑事法律上的表现。”

我国1997年《刑法》第13条以综合式定义模式确立了刑事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在犯罪概念中的坚实地位，并且建构了二者的内在统一。然而，近年来，在倡导“法学研究(特别是刑法学研究)的主体意识”的思潮下，国内一些学者开始陆续质疑刑事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的关系：如有学者从概念的属性角度出发，结合罪刑法定原则，提出了罪刑法定原则与社会危害性相冲突的命题，并据此对社会危害性提出质疑，认为社会危害性是一个社会政治的评估，而非一个法律上的概念。作为近来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关系论争的发起人—陈兴良教授运用韦伯的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为分析工具，认为，“在刑法中，主要是在刑事司法中，我们经常面临这种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的冲突，传统的以社会危害性为中心的刑法观念是以实质合理性为取舍标准的，但罪刑法定所确立的刑事法治原则却要求将形式合理性置于优先地位。因此，形式合理性是法治社会的公法的根本标志。”从司法角度论证了在犯罪概念中应当消解社会危害性并用刑事违法性来取代它，使之成为犯罪的唯一特征。换言之，论者力挺刑事违法性而竭力否定社会危害性。这样看来，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的关系似乎是紧张而对峙的。传统观点所建构的理想图景在主张“刑法知识去苏俄化”的一些学者那里遭受严重的“创击”。那么，刑事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之间的关系究竟是诚如传统观点所言之统一抑或是倡导刑法学研究主体意识学者所指责之紧张乃至冲突，在笔者看来，这似有详细考究之必要。

二、刑事法一体化视域下的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关系新解

摘要：我国刑法以综合式定义模式确立了刑事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中犯罪概念的坚实地位，并且建构了二者的内在统一。然而，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开始陆续质疑刑事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的关系，认为二者是冲突不可调和的，并认为应当将社会危害性驱逐出注释刑法学领域。在刑事一体化视域中，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之关系进程是行为事实与价值评价相统一的进程，其关系则演绎为经由初始的紧张走向一体的和谐。

关键词：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初始紧张；一体和谐

一、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关系之缘起与时下的论争

对于犯罪的定义，大陆法系国家素来有形式定义与实质定义两种方式。形式的犯罪定义是从法规范本身出发，旨在解答“犯罪是什么”的定义方式，而实质的犯罪定义则是从政治的功利的角度出发，阐释“为什么是犯罪”的定义方式。此二者各自有其闪光之处，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片面性。鉴于此，犯罪的综合定义方式作为对前述二者的修正得以产生并为大部分学者所推崇。在我国，集中体现为1997年《刑法》第13条有关犯罪的定义立法上:“一切危害国家主权……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可以看出，我国现行刑法对犯罪所下的定义是一种典型的综合式的犯罪定义，即分别对犯罪从法律特征和本质特征两方面下了定义，并且将犯罪的法律特征(主要指刑事违法性，至于是否包含应受刑罚处罚性理论界尚存争议，因而为了便于论述下文无特殊注明仅指刑事违法性。)与实质特征(即社会危害性)予以有机统一。依此定义，犯罪的法律特征(刑事违法性)与犯罪的实质特征(社会危害性)关系可以作此理解:“某些行为侵犯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或公民的利益，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时，立法者从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将这些行为在刑事法律中规定为犯罪和相应的刑罚，犯罪就是具有刑事违法的性质。由此可见，首先由于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然后才将这种行为在刑法上规定为犯罪，才有刑事违法性。因而可以说，行为的严重危害性是刑事违法性的前提，刑事违法性是行为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在刑事法律上的表现。”

我国1997年《刑法》第13条以综合式定义模式确立了刑事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在犯罪概念中的坚实地位，并且建构了二者的内在统一。然而，近年来，在倡导“法学研究(特别是刑法学研究)的主体意识”的思潮下，国内一些学者开始陆续质疑刑事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的关系:如有学者从概念的属性角度出发，结合罪刑法定原则，提出了罪刑法定原则与社会危害性相冲突的命题，并据此对社会危害性提出质疑，认为社会危害性是一个社会政治的评估，而非一个法律上的概念。作为近来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关系论争的发起人—陈兴良教授运用韦伯的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为分析工具，认为，“在刑法中，主要是在刑事司法中，我们经常面临这种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的冲突，传统的以社会危害性为中心的刑法观念是以实质合理性为取舍标准的，但罪刑法定所确立的刑事法治原则却要求将形式合理性置于优先地位。因此，形式合理性是法治社会的公法的根本标志。”从司法角度论证了在犯罪概念中应当消解社会危害性并用刑事违法性来取代它，使之成为犯罪的唯一特征。换言之，论者力挺刑事违法性而竭力否定社会危害性。这样看来，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的关系似乎是紧张而对峙的。传统观点所建构的理想图景在主张“刑法知识去苏俄化”的一些学者那里遭受严重的“创击”。那么，刑事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之间的关系究竟是诚如传统观点所言之统一抑或是倡导刑法学研究主体意识学者所指责之紧张乃至冲突，在笔者看来，这似有详细考究之必要。

二、刑事法一体化视域下的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关系新解

摘要:在我国刑法中，社会危害性理论不仅是最为基础的理论，同时其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犯罪及刑罚间的关系也需要进行重视。但直到目前为止，我国的法律研究者们仍旧对社会危害性理论有着较大的争议性，当前还未出现一致性的意见。因此，在这种背景下，就需要能够以更加辩证的态度关注此理论，通过对于社会危害性理论的多种争议观点进行分析，促进我国刑法社会危害性理论解释的完善。

关键词:刑法;社会危害性理论;研究

自1997年正式颁布《刑法》以后，有关社会危害性理论的相关问题就长久处于争议中，刑法学界对其的讨论从未中断。但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社会危害性理论有一定的弊端问题存在，但绝对不能对其刑法地位进行完全的否定，还需要以辩证的思维看待相关问题，从而了解社会危害性理论在中国刑法环境中实际的应用价值。

一、刑法中社会危害性理论的争论及辨析

(一)社会危害性属于事实说或属性说

目前，我国刑法学者在对社会危害性概念进行理解主要分为事实说及属性说两个方面。其中，事实说认为社会危害性指的是行为对社会产生不利结果的客观事实。主要的表述方式有:影响了我国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破坏了刑法保护下的社会关系、侵犯了一定的刑法保护的固定的社会关系，还有就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关系产生了实际的损害。而属性说则认为，社会危害性指的是某些行为对社会产生了不利的后果。其具体的表述方式则为:行为对于刑法保护下的社会关系可能造成一定损害的具体特性;或由于行为人对刑事法律规范进行的侵犯使得法律所保护的一定社会关系产生了危害的具体行为属性。再者指的是，对于国家及人民利益造成危害。但本文认为，与事实说相比，属性说具有较强的合理性。社会危害作为社会危害性的直接体现，事实说的理论将社会危害性与社会危害画上了等号。首先，社会危害性作为行为的客观属性，其同时是进行评价的客观对象。此外，其也是作为主体进行行为评价的主要标准，行为主体则对危害行为开展了定性、定量的分析工作。因此，也能够说社会危害性不仅是评价的对象也有着评价的标准双重属性。所以，社会危害性主要表述为某些行为对于刑法保护下的社会关系产生一定的损害的特性是较为合理的。

近年来，某些不良房地产开发商售卖楼盘房屋后，为牟取更大的不法商业利益，利用置业者信息不足的弱点和维权力量不易形成合力及维权的时间、金钱成本较高的客观现实，精心为买家置业者设置了诱人的陷阱，请君入瓮，让部份蒙在鼓里的买家置业者自以为得到实惠，玩起了侵权谋利的把戏。

一、美丽的谎言

不良的房地产开发商往往在楼盘验收或入伙后，倚借其拥有楼盘的前期物业管理及委托关联物业管理公司行使楼盘物业管理的权利，为减少日后移交物业管理用房的数量或拖延物业管理用房移交给全体业主的时间，往往乘买家置业者入伙忙于房屋装修而疏于关注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活动之际，擅自将住宅小区的架空层或公用空间改建为物业管理公司的办公用房、保安员和职员宿舍、仓库等。

当有买家置业者对房地产开发商的上述擅自改建行为提出怀疑和异议时，不良房地产开发商往往会大言不惭地说：“改建住宅小区架空层或公共空间结构和用途的行为，符合全体买家置业者的共同利益，是住宅小区物业管理的需要，是降低或减少买家置业者应付的物业管理费用的有效手段，其改建行为合法、合情、合理”。对此，个别买家置业者对此信以为真，对改建行为视而不见，不闻不问，无意间纵恿了不良房地产开发商的违法改建行为。

殊不知，房地产开发商擅自将住宅小区的架空层或公用空间改建为物业管理公司的办公用房、保安员和职员宿舍、仓库等行为，改变了住宅小区原有的科学规划和设计，破坏了住宅小区的人居环境，并直接导住住宅小区楼盘房屋价值的贬值，损害的买家置业者的合法权益。

从购房置业消费的经济学角度看，消费者购房置业，通常希望实现和满足二个基本目标，一是安居，住宅小区楼房良好的工程质量、合理的小区环境是安居的必要条件。二是保值，消费者往往倾注毕生的一大笔积蓄用于购房置业，所购楼房将会成为家庭保值和抵御经济风险的最重要物业。据深圳地区的楼盘个案估算，同一地段中，住宅小区楼盘环境规划是否科学合理与楼房价格有约0.1至0.25的相关度。如果房地产开发商擅自将住宅小区的架空层或公用空间改建为物业管理公司的办公用房、保安员和职员宿舍、仓库等场所，无疑将会导致住宅小区人居环境质量的降低和楼房应有价格的贬值。

摘要：赌博是一种沿袭千年，它以其特有的亚文化习俗的穿透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非罪性的小额赌博现象在乡村更是数不胜数，小额赌博现象的蔓延，已经成为巫待解决的农村社会问题，而以往赌博治理的思路偏重于强制性的法律、治安手段，忽视了农村文化建设对赌博治理的意义和作用。本文通过对乡村小额赌博危害性的深入剖析，提出“以文治赌”的思路，为乡村小额赌博现象的遏制提供一条可持续的路径。

关键词：赌博危害性文化建设

一、乡村赌博:一个不可小觑的农村社会问题

赌博自古以来就是一种严重的社会腐蚀剂和犯罪滋生源。1997年我国修订的《刑法》载明，“赌博是指用斗牌、掷般子等形式，靠机运和侥幸拿钱财作注比输赢的行为”。其中，“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开设赌场或者以赌博为业”的属赌博罪。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又出台了《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其中规定“不以营利为目的，进行带有少量财物输赢的活动，不以赌博罪论处”。《解释》的出台，一方面有利于集中焦点打击赌博犯罪，划清了罪与非罪的界限。另一方面，由于许多农村群众特别是基层干部对《解释》中小额赌博活动(即群众日常所说的“小赌，，)的理解不够全面、准确，忽视了小额赌博活动的危害性。以至近年来，乡村赌博在小赌“合法化”的影响下呈蔓延之势，并成为新的犯罪滋生源。鉴于此，本文所研究的乡村赌博即指非罪性的小额赌博现象。毋庸置疑，对于赌博犯罪活动，必须依靠法律手段严厉打击。但也应看到，赌博作为一种有着悠久历史积淀的社会亚文化现象，对人们的心理与行为有着特殊的渗透力和影响力。面对当前乡村大量存在的非罪性的小赌现象，单纯的法律手段往往难以奏效，需要寻找切实可行的治理与疏导之策。

二、乡村赌博:新农村建设的绊脚石

乡村赌风的盛行无疑是新农村建设的绊脚石，赌风的蔓延不利于现代农业的发展，不利于农村社会的稳定发展，不利于乡风文明的建设，也不利于新型农民的培养。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大背景下，乡村赌风蔓延对个人和家庭产生的负面影响，极易成为影响整个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腐蚀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