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犯罪人范文10篇

【内容提要】基于未成年罪犯所具有的特点，对未成年罪犯执行自由刑的方式与内容也有别于成年罪犯的自由刑，在美国未成年犯罪人的释放安置是指只在监禁期后在社区里监督未成年人。释放安置是未成年人被关进行刑机关（原始刑罚）的最后成分，而不是由法官判处的刑罚，它的最基本功能是在社区里监督未成年人。紧随具有严格时间表的监禁刑之后，设计释放安置是要帮助未成年人过渡到“真正的世界”。

【关键词】自由刑/释放安置/未成年罪犯/监狱

未成年人释放安置是指只在监禁期后在社区里监督未成年人。释放安置是未成年人被关进行刑机关（原始刑罚）的最后成分，而不是由法官判处的刑罚，它的最基本功能是在社区里监督未成年人。紧随具有严格时间表的监禁刑之后，设计释放安置是要帮助未成年人过渡到“真正的世界”。

未成年人释放安置不是一个新概念，其渊源可追溯到十八世纪，通常认为它类似于未成年人缓刑和成年人假释。最近十年来，为了反映刑事司法制度现在采取的更加严厉惩罚的态度，未成年人释放安置已经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这个词条回放了历史场景，把未成年人释放安置与未成年人缓刑和成年人假释联系起来，并且深入阐述了释放安置的问题。

一、历史回顾

在十八世纪，未成年人大约8岁时就要被送去当学徒，去学习技术、承担责任和接受训练。在十八世纪后半期，这个做法开始衰退了，导致了未成年人监督的崩溃。其结果是，目无法纪的未成年人有时间投身于反社会的课外活动——犯罪。

一、历史回顾

在十八世纪，未成年人大约8岁时就要被送去当学徒，去学习技术、承担责任和接受训练。在十八世纪后半期，这个做法开始衰退了，导致了未成年人监督的崩溃。其结果是，目无法纪的未成年人有时间投身于反社会的课外活动——犯罪。

由于不受监督和不守规矩的未成年人人数日益增加，被拘留的个体未成年人人数和类型也就随之增多了。因此，十九世纪早期出现了把被拘留的儿童与被拘留的成人分开关押的举措，专为儿童设置的第一个拘留设施于1825年开启。纽约收容所收留流浪儿、弃儿，并且关押犯罪未成年人，希望给他们提供较为积极的环境。在他们被关押期间，要求儿童学习文化知识和职业技能，关押时期持续一到三年。根据在收容所期间他或她的行为表现，一个评估委员会决定对未成年人的关押期限，该委员会必须为未成年人释放回归社区做准备。

在监禁期限届满之后，把未成年人释放到一个家庭作为契约雇工在私人住所劳动工作。这已经被视为现行未成年人释放安置运动的起始阶段。契约期间的目的是在社区中监督未成年人并且教导归档儿童学习工作技能。此外，这个措施也给未成年人提供了一个养育环境，以便努力减少可能引诱她或他实施不法行为的因素。从十九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起先批准了释放的契约约定的委员会，要求一个官方机关检查未成年人的进步情况。

在十九世纪末，收容所的契约成分消失了，因为它不再被视为有利可图了。然而，许多人认为，它没有真正消失；而是工作名称改变了（Pisciotia，1993年）。契约约定变成了释放安置或假释，而且检察机关变成了假释机关。唯一的不同是，契约约定程序把未成年人释放给“主人”，而释放安置／假释方法把未成年人释放给他们的家庭或监护人。

二、未成年人释放安置与未成年人缓刑及成人假释的比较

近年来，青少年犯罪成为我国刑事犯罪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未成年犯作为一个特殊的犯罪群体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未成年犯（以下统称未成年犯罪人）的合法权利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这种形势下，目前，一套旨在在刑事司法领域保护未成年犯罪人的法律制度正在逐步建立起来。经过多年的总结和完善，“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无疑是当前保护未成年犯罪人的最有力的法律保障。因此，能否正确地理解、适用并不断完善“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直接关系到能否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真正有效地保护未成年犯罪人的合法权利，实现教育和挽救未成年犯罪人的立法目的。

一、“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的法律地位

“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是当前我国司法领域矫治未成年犯罪人的一项最重要的法律原则，是对未成年犯罪人进行司法保护的基本指导思想。“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的提出并经过司法实践的不断充实、完善，最后发展成为一项重要的刑事法律原则，应该说是我国法制建设过程中不断摸索、总结而取得的一个重大成果。

1979年刑法规定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可以说是“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的一个雏形。1991年《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从而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了“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同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发了《关于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关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建立互相配套工作体系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教育委员会、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联合下发《关于审理少年刑事案件聘请特邀陪审员的联合通知》。这“一规定、两通知”都充分体现了“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的主要思想，为“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的提出及其法律地位的巩固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199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审查起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试行细则》的相继出台，进一步将“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具体化，为公检法三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过程中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作了详细的规定；另一方面，也在立法上为未成年犯罪人提供了强有力的司法保护。1997年刑法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删除，代之以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两条重要刑事原则，即“从宽处罚原则”和“不适用死刑原则”，体现了新刑法在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处理上与“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的一致性。1999年颁布实施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再次将“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纳入其中，为“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充入了新的功能，使之更全面、更完善。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为人民法院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作了更加详细的规定，并再次强调了审判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必须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至此，从我国目前的刑事法律体系来看，“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作为一项重要的刑事法律原则的地位已经是不容置疑的了，关键是如何在司法实践中正确理解、适用和完善。

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的主要内容

所谓“教育为主”，就是要求司法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要充分考虑到未成年人特有的年龄特征及生理、心理特征，在办案过程中对未成年人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以达到“感化和教育”的目的。所谓“惩罚为辅”，不等于不惩罚，但惩罚的目的是为了使未成年犯罪人吸取教训，改过自新。惩罚只是辅助手段，教育和挽救才是根本的目的。值得强调的是，“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里边还蕴涵着一个重要的立法思想，那就是：在刑事司法领域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首先，未成年人在生理和心理上都还发育不成熟，辨认和控制能力都比较差，加上法律意识淡薄，很容易因受到外界的影响或受到不良的诱惑而走上犯罪的道路。未成年人犯罪的自然治愈论认为，未成年人特有的年龄特征及生理、心理特征决定了他们在躁动的青春期容易犯罪具有一定的必然性，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个性的沉稳，许多原有的容易犯错的冲动会自然消失。许多未成年人犯罪后都悔恨不已，都有强烈的痛改前非的决心。从这一角度来看，未成年犯罪人具有很大的可塑造性，易于接受教育和改造。其次，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是民族的希望，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进行教育改造，使他们成为服务社会、建设国家的有用之才，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有利于国家的富强和社会的安定。同时，也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未成年人的关爱，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正因为如此，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必须注重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所以，在贯彻“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时，应当充分考虑到“保护未成年犯罪人”这一本质性的内涵，不能只是为了教育而教育，为了惩罚而惩罚，而全然忽略了对未成年犯罪人的保护。总之，“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是一项比较灵活的法律原则，其所蕴涵的思想、内容不是僵化不变的，而是随着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法律制度的不断健全而不断得到充实和完善。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充分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利，通过教育来感化和挽救未成年犯罪人，是“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的最核心的内容。

在我国，法律意义上的未成年人，是指已满14岁、不满18岁者。处在这个年龄段上的人，实施了危害社会、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即未成年犯罪人。很多情况下，我们又习惯把未成年犯罪人称为“少年犯”。我们通常说的青少年犯罪，既包括了青年，也包括了少年，年龄跨度大于未成年。严格说来，青少年犯罪不是刑法上的概念，更接近于犯罪学与犯罪心理学的范畴。世界上，也只是个别国家在法律中明确规定了青年与少年的年龄界限。

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呈逐年上升趋势，犯罪低龄化，农村未成年人犯罪上升幅度较快，初犯率较高，财产型犯罪和暴力犯罪仍呈上升趋势，团伙案件增加，教育保护未成年人已经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而且，可以预见，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入，西方文化、思想的不断涌入，青少年的成长环境也会变得更为复杂。如果不加大对青少年犯罪的预防力度，对走上犯罪道路的青少年进行教育和挽救，就很有可能发展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特别是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有机配合。我们党和国家历来非常关怀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我国宪法规定：“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颁布实施了一系列保护青少年的法律、法规，如《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法》以及《未成年人保护法》等。

在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要承担起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犯罪人的责任，这也是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需要。各级人民法院，特别是基层法院及其派出法庭，对未成年人犯罪都给予了足够的重视。有的成立了少年法庭，条件不具备的，也成立了少年犯合议庭。还派出人员担任中小学法制副校长。下面，笔者着重谈谈我们在未成年人案件刑事诉讼程序中，如何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原则。

未成年人案件与成年人案件是两类不尽相同的案件。在诉讼中，要把握这种不同，就应当掌握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未成年人受其心理、生理条件的支配，其犯罪动机、行为方式等特点突出。表现在：1、犯罪动机比较简单，有预谋的比较少；2、行为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容易感情冲动，突然犯罪；3、胆大妄为，不计后果；4、法制观念淡薄，甚至藐视法律，不惜以身试法；5、未成年人犯罪诱发快、蔓延广、网络性强，很容易形成团伙。

针对上述特点，在刑事诉讼中，要注意强化程序的教育功能。虽然对成年的犯罪人，也不能采取单纯刑罚的观点，也要注意发挥程序的教育功能，但由未成年犯罪人的特殊性所决定，在刑事诉讼中，则更要强化对他们的教育、感化和挽救。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日趋上升，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人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另一方面，由于未成年人智力发育尚未成熟，思想不稳定，对外界事物重新认识的可能性较成年人要大得多，有较强的可塑性，因此，挽救的可能性也较大。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的内容主要包括：道德教育、集体主义教育、人生观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特别是结合一些典型案件对未成年犯罪人进行法制教育，以矫正其在法制观念方面的缺陷，帮助未成年犯罪人对自身行为作出正确的评价。

教育、感化、挽救的原则，对未成年人案件刑事诉讼起着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要求我们在诉讼的每个阶段，都应不失时机地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具体包括：帮助其认清自己所犯罪行的严重性，唤醒他们的悔罪意识，使其认罪服法。此外，还应包括对少年犯进行接受处罚和投入劳动改造的心理承受能力的教育，使他们有充分的思想准备，适应漫长的劳改生活。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是一种感化教育，要和未成年人进行情感上的交流。有的未成年被告人，看上去很冷漠，甚至麻木不仁，这可能是由于被指控犯罪而产生的恐惧、戒备心理，表现为消极、抵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抓住以下四个环节：一是庭前教育。在初步了解其犯罪事实、犯罪原因、家庭环境、性格爱好和学习工作等情况的基础上，采取座谈、聊天的方式，减轻少年犯的心理压力，使其消除思想顾虑，让其暴露真实思想，以便有针对性地帮助少年犯解决思想认识问题。二是庭审教育。在开庭查清事实的基础上，着重询问少年犯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分析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引导他们对犯罪有较深刻的认识。开庭时，审判人员、公诉人、辩护人都要注意语言的分寸感，避免讽刺、挖苦等过激言辞的出现。三是宣判教育。宣判时，审判人员要给少年犯详细讲解判决的理由和根据，耐心听取他们对判决的意见。四是延伸教育。对投入劳改的少年犯，公诉人、法官还要不定期地进行回访，配合劳改部门，帮助少年犯安心改造，争取早日回归社会。

刑法的修正是对社会转型的动态适应。刑法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基本法，其修正一方面反映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新问题、出现的新形势，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对相应的社会管理提出的新挑战和新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是历次修订动作最大的，已强势地影响到监狱工作原有的稳定结构。未成年犯管教所作为唯一关押未成年犯的监狱机关，面对这种特定的历史语境，应做出自身独特视角下的解读和应对，以提升改造和执法工作的科学化水平。

一、《刑法修正案（八）》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保护性精神

新的刑法修正案主要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保护与宽容的主旨和精神。

（一）未成年人犯罪不构成累犯

刑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修改为：“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和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除外。”原规定只有过失犯罪一种除外情形。通过这一修订，未成年人犯罪将不再构成累犯，这意味着对于未成年犯从刑事角度给予了更多的包容。

（二）未成年人缓刑的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

摘要：未成年人犯罪在当前刑事案件中占据一定的比例，但是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在刑事责任的认定和刑罚的适用上有着明显的区别。作者对未成年人犯罪在刑法规定的不同年龄阶段应当负何种刑事责任作了初步的探讨；认为根据刑法的基本原则和未成年人的特点，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不能适用死刑、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和没收财产。

关键词：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刑罚

未成年人是指未满18周岁的公民（《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条）。我国刑法理论中所说的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所实施的危害社会、触犯刑律并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未成年人犯罪在当前刑事案件中占据一定的比例，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在刑事责任的认定和刑罚的适用上有着明显的区别，本文试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探讨未成年人犯罪与刑罚的特点。

一、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的认定

（一）我国刑法对刑事责任年龄阶段的划分

刑事责任年龄在古今中外的刑事立法中都有所规定。近现代世界各国刑事立法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虽各有不同，但一般都是根据本国少年儿童成长的实际情况以及同犯罪作斗争的需要，根据一个人从完全不具备到部分具备、完全具备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的逐步发展过程，把刑事责任年龄划分为几个阶段，划分的方法也不完全相同。我国刑法根据国家对少年儿童的危害行为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政策为指导，从我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状况、少年儿童的成长过程以及各类犯罪情况的实际出发，并适当借鉴别国的立法经验，在刑法第17条中把刑事责任年龄划分为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与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三个阶段。

摘要：未成年人犯罪在当前刑事案件中占据一定的比例，但是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在刑事责任的认定和刑罚的适用上有着明显的区别。作者对未成年人犯罪在刑法规定的不同年龄阶段应当负何种刑事责任作了初步的探讨；认为根据刑法的基本原则和未成年人的特点，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不能适用死刑、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和没收财产。

关键词：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刑罚

未成年人是指未满18周岁的公民（《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条）。我国刑法理论中所说的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所实施的危害社会、触犯刑律并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未成年人犯罪在当前刑事案件中占据一定的比例，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在刑事责任的认定和刑罚的适用上有着明显的区别，本文试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探讨未成年人犯罪与刑罚的特点。

一、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的认定

（一）我国刑法对刑事责任年龄阶段的划分

刑事责任年龄在古今中外的刑事立法中都有所规定。近现代世界各国刑事立法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虽各有不同，但一般都是根据本国少年儿童成长的实际情况以及同犯罪作斗争的需要，根据一个人从完全不具备到部分具备、完全具备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的逐步发展过程，把刑事责任年龄划分为几个阶段，划分的方法也不完全相同。我国刑法根据国家对少年儿童的危害行为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政策为指导，从我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状况、少年儿童的成长过程以及各类犯罪情况的实际出发，并适当借鉴别国的立法经验，在刑法第17条中把刑事责任年龄划分为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与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三个阶段。

【摘要】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矫正教育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与讨论，其不仅仅关乎一个家庭的未来，也可能影响到社会安定。下面将从未成年犯罪的矫正社区的概念和重要性说起，指出犯罪社区矫正制度的存在的问题，根据这些问题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关键词】未成年人犯罪；矫正；建设与优化

社区矫正从本质上说是对未成年人犯的一种保护和对其犯罪的轻缓化处理，为其能顺利回归社会提供教育和帮助，同时预防其再次做出违法犯罪的事情。对其家庭发展和维持社会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社区矫正的概念和重要性

社区矫正其实是一个“外来语”，它是一些西方国家首先实行的一种刑事处罚方式，它的理念是受十九世纪末的行刑社会化思想的影响而产生的，当时的社会化思想是近代学派的思想。不同于监禁矫正，社区矫正可以让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与外界社会的联系，使其不至于与外界社会脱节，获得一定的活动自由性，在一定程度上不脱离生活，在社会上的爱心人士以及亲人的帮助下矫正他们的思想行为，改进犯罪人的社会观、价值观和社会观。尤其对于未成年人来说，三观暂未成形，或者还不够坚定，具有改正的可行性与可能性。社区矫正的重点在于对犯人的改造和完善，使他们能改正自己，服务社会，而不是注重处罚和报复，一切的行为都是为了约束和改造，使犯人向着更好的方面改变，使犯人的人格完整化，使犯人能够实现再社会化。这种行刑方式，能够使犯罪人的生活更加接近实际生活，使犯罪人收监环境变的和谐、友好，对于未成年来说，一个良好的环境对其生长的正确化有重要意义。换句话说，社区矫正模式弱化了传统的监狱的概念，放宽了传统监狱的封闭性教育，以塑造犯罪人新的、正常的人格为理念，最终促使他们能成功回归社会，摆脱在自己身上写着的犯罪“标签”的影响，同时也达到了预防其再次犯罪的作用，实现了犯罪者的自我发展。

二、未成年人犯罪的概念和影响

关键词:社区矫正/社区服务令/教育令/恢复性司法

内容提要:荷兰的社区矫正与恢复性司法实践活动，类型多样，效果显著。而社区矫正与恢复性司法的结合，对保障社会安全很有助益，将是未来发展的方向。

一、荷兰社区矫正的法律框架

“社区矫正”是指处以具有非拘禁性质的处罚措施，在英美法系国家，包括缓刑令、社区服务令、附条件不起诉以及附条件不执行监禁刑判决。犯罪人留在社会上，受一定期限的监督，并有义务遵守判决所附条件。判处犯罪人遵守一定条件，往往是为了治疗和矫正犯罪人的缺陷，如药物或酒精成瘾、无家可归、没有工作等。在荷兰刑事司法制度中，社区矫正既可对成年人判处，也可对未成年人判处。

（一）对成年人的社区矫正

2001年以来，对成年人可以判处的社区矫正有两种类型：为社区提供无偿劳动与教育刑。“为社区提供无偿劳动”，即社区服务令；教育刑始用于未成年人，后出现主要为成年人设计的教育刑项目，如“酒后驾驶课程”。但对成年人判处的社区矫正类型主要还是社区服务令。

本文作者：柴玮工作单位：辽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法学院

未成年人犯罪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严重社会问题,在我国刑事犯罪案件和犯罪人数量上占据着较大比例。由于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在犯罪形成的原因、刑事责任的认定及刑罚的适用上有着明显区别,预防、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和制裁、改造未成年犯罪人就成为刑事立法、司法和刑法理论研究共同面对的特殊刑事法律问题。一直以来,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法律制度精神最为典型的特征就是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宽容与关怀。但是,这一制度精神并未达到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目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引发了未成年人犯罪状况的恶化趋向。加之我国现行未成年人刑事法律制度与现实之间、制度与制度之间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比如,现行未成年人刑事法律制度与未成年人犯罪日益严重化和复杂化现实之间的矛盾,现行未成年人刑事法律制度与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罪刑相当等刑法基本原则之间的矛盾,未成年人刑法制度与树立刑法权威之间的矛盾等等。我们认为,我国现行未成年人刑事法律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和所处的馗尬局面,只有通过实现未成年人刑事法律制度“科学化”之后才能从根本上得以解决。笔者认为:

(一)应加强对独立的未成年人刑法学和犯罪学的理论研究

形成独立的未成年人刑法学和犯罪学已经而且也应该成为当前以及今后一个时期极为重要的法学课题。为此,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就显得尤为必要:第一,在现有法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形成未成年人法学框架,特别是未成年人刑法学和犯罪学的理论框架。对未成年人刑法的基本原则、适用范围、犯罪界定和构成、刑罚的适用和刑种、量刑的情节、犯罪的类型和具体可行的罪名等等都要作不同于现有刑法学和犯罪学的专门性研究,形成一个既与成年人刑法学和犯罪学有密切联系和相互统一、又具有符合未成年人年龄和心理实际以及符合当代中国实际的科学合理并带有开放性的刑法学分支。第二,形成一支较高素质的未成年人法学研究队伍。尽管未成年人犯罪已经成为仅次于环境污染和之后的第三大公害,但学者们并没有从“未成年人刑事法律研究‘小儿科”,的观念中解放出来,从而没有对这一复杂的刑事法律问题引起应有的重视。国家应该承担起责任并在社会参与下采取具体措施,鼓励和支持成立更多的未成年人刑法理论研究机构和从事未成年违法犯罪研究的人员,包括鼓励和支持学校教师和其他以未成年人为帮教和服务对象的工作者从事兼职的未成年人法学研究。第三,高度重视青少年特别是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数据统计工作,为未成年人刑法学和犯罪学研究提供科学的实证基础。第四、大力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同时不能照抄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少年刑法制度,而应紧扣中国实际特别是物质条件。

(二)应加速制定未成年人刑法和刑事诉讼法

当代刑事法制研究包括未成年人刑事法制研究已取得了较多的成果。同时,与未成年人有关的权益保护、刑事办案制度相继出台,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实际情况的掌握包括数据统计也逐步靠近科学。这就为制定未成年人刑法和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法做了思想、理论和规范上的准备,立法条件已经成熟。在考虑近年来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严峻现实和借鉴发达国家较为完善的少年司法制度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应该着手制定这两部专门法律。未成年人刑法应该是一部全面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制裁未成年人犯罪和维护社会秩序的特别法。在立法指导思想上,它具有双重目的,一是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二是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而且必须实现两者的均衡,既不能为了保护未成年人权益之目的而以牺牲社会良好秩序为代价,也不能为了维护社会秩序而牺牲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当前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和指导思想恰恰是强化了前者而忽视了后者,由此而生产的严重社会问题已经向我们敲响了警钟。因此,在制度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时,应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刑事责任年龄问题。我国‘•七九”刑法和“九七”刑法一直都把犯罪的刑事责任起点定为14周岁,在“九七”刑法修订的时候,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要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起点。但并没有被采纳-原因在于,我国刑法学界的主流思想是:世界刑罚日趋轻缓化、非刑罚化、刑法要体现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认为主张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是迷信刑罚万能的陈旧观念,等等。可以说,这些观点都有它存在的道理,但是主张这些观点从而不主张降低刑事责任起点年龄的学者们忽视一系列的重要事实,即中国未成年人犯罪日益严重的事实,大量的未满14周岁的人实施严重危害社会行为给社会带来严重后果的事实,中国教育水平和矫正措施及设施水平低下的事实,无以处罚未成年“犯罪人”而给其他未成年人形成准“交叉感染”的事实,以及危害行为给受害人及其家属带来巨大灾难的事实。我们认为,综合分析中国物质的、环境的和未成年人个体的因素,刑事责任年龄的起点应定在十到十二岁之间。这一年龄段的未成年人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作案意识和作案能力,同时也就具备了一定的承担刑事责任的能力,在这一年龄段的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者亦大量存在。这既与发达国家的刑事责任起点年龄相吻合,也与我国开创法律部门如民法部门的责任能力规定相吻合。第二,刑罚及其适用问题。未成年人刑法既然是有别于成年人刑法的专门法律,在刑罚的设里上和适用上当然也应当有别于成年人刑法口我们认为,根据未成年人的客观情况和现有刑法精神,在刑罚种类上只能部分采纳,现有刑罚的主刑当中,死刑可以取消,管制、拘役可以较多地采用,三大附加刑都不适合于未成年犯罪人的实际情况而都应该取消。在这个基础上,再增设一些专门适用于未成年犯罪人的刑种,比如在严格区分管制刑的基础上,可以增设类似于西方国家的“保安处分”之类的刑种,形成完全符合未成年犯罪人的刑罚体系。第三,罪名的确定。一方面要有针对性地吸收现有刑法罪名,剔除与只有成年人才具备条件的各种犯罪名称,增设一些新的未成年人犯罪罪名;另一方面,也是比较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增设针对未成年人而实施的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及其他合法权益的犯罪罪名。第四,推行暂缓起诉制度,改变刑事单一化的现状,突破审判单一化的局限,重新确定法官评价体系、法官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