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范文10篇

【正文】

［中图分类号］A75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801（2000）04-0024-09

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者。的理论与实践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是中华民族的杰出代表，空前的民族英雄。因此，对的评价，如邓小平所说，“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一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很大的政治问题。”［1］我们只能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站在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上，研究与评价的理论与实践。

我国理论界、学术界有关研究、思想的文章和著作不计其数。近十年来，研究者们研究的重点明显移向建国以后的理论与实践。因为这是研究中最为切近现实、最有意义的，当然也是最难的。本文主要是针对学术界争论的热点，阐述建国后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一、客观地、全面地评价建国后的功过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决议对一生所作的评价是客观的、公正的，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是我们研究应遵循的原则之一。

一、依据:压抑与创新

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马克思主义者，阅读其原著，特别是他独特诙谐的即席讲演和信手拈来的卷头眉批，其思想逻辑的真实脉络就会立即凸现在读者眼前。细查的著作，我们感觉他并没有对“人民”和“群众”这些其最常用的政治概念做出过严格的学理性定义，但在的政治词典中，这些词汇则总是能透露出一股“颠覆权威”和“拯救小人”的明显信息。

20世纪50年代末，读王勃《秋日楚州郝司饯崔使君序》一文时，信笔写下了以下批语：“青年人比老年人强，贫人、贱人、被人看不起的人，地位低下的人，大部分发明创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们干的。百分之三十的中老年而有干劲的，也有发明创造。这种三七开的比例，为何如此，值得大家深深地想一想。结论就是因为他们贫贱低微，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4](pp10-13)

类似这样的思想不仅反映在他的卷头眉批中，就是在许多公开的会议上他也直言不讳。1958年5月8日下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破除迷信”问题，鼓励人们不要怕“教授”，不要怕“孔夫子”，不要怕“外国人”，甚至也不要怕“马克思”。他兴致昂然，旁征博引，一连举出春秋的颜渊、秦国的甘罗、汉朝的刘邦、项羽、韩信、贾谊、三国的周瑜和孔明、晋朝的王弼和荀灌娘、南北朝的兰陵王、唐末诗人李贺、唐太宗李世民、宋朝名将岳飞，以及释迦牟尼、达尔文、马克思、列宁、李政道、杨振宁、安眠药的发明者、青霉素的发明者、全国人大代表郝建秀、西游记中的哪吒，等数十位古今、中外、历史、神话和现代人物，用以证明“自古以来，发明家、创立新学派的人，开始的时候都是年轻人，学问比较少的，被别人看不起的，被压迫的。”还特意以中国传统“第一圣人”孔子和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举例，认为：“孔夫子当初也没有什么地位。他当过吹鼓手，帮人家喊礼，后来才教书。他虽然做过官，在鲁国当过司法部长，但时间很短，鲁国当时只有几十万人口，和我们现在的一个县差不多，他那个司法部长相当于我们县政府的司法部长。他还当过会计，做过管仓库的小官。可是，他就学会了很多本领。……释迦牟尼创立佛教的时候，也只有十几岁、二十岁。他的民族在印度是一个被压迫的民族。”[5](pp207-208)几天以后的5月18日，就在同一个会议上，又在一份关于科学家、发明家小史的文件上批示：“请中央各工业交通部门各自收集材料，编印一本近三百年来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科学家、技术发明家的通俗简明小传（小册子）。看一看是否能够证明：科学、技术发明大都出于被压迫阶级，即是说，出于那些社会地位较低、学问较少、条件较差、在开始时总是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击、受折磨、受刑戮的那些人。……如果能够有系统地证明这一点，那就将鼓舞很多小知识分子、很多工人和农民、很多新老干部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卞和献璞，两刖其足；‘函关月落听鸡度’，出于鸡鸣狗盗之辈。自古已然，于今为烈。难道不是的吗？”[5](p236)在同一时期他还多次说过，司马迁不受辱刑写不出《史记》，左丘明不被流放体验不到生活，而曹雪芹家境不衰也就没有《红楼梦》了，等等。

勿庸赘言，的“话语”是独特的。上述论点是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极有意义的现象，在进化论、心理学、人类学和政治学角度上看，颇值得深入研究。而且也他的政治经历存有关联，元帅就曾说过：“是一个……受过污辱、冤枉和虐待的人……他被撤过职，受过党内审查，被宣布为机会主义者，蒙受耻辱，被送往后方休养。没有人去看望他，因为谁也不敢接近他。”[6]（p24）但这里我们所关注的问题则是，借此现象并不是要说明人类进化的一般轨迹，更不是为自己喊冤叫屈，而是借助历史事例对“人”进行“身份”的区分，是在建立政治推论的基础假设。换言之，的语义重心是在突出地强调“贫贱低微”与“生力旺盛”之间的内在联系，自觉地把二者视为因果转化的必然过程。在看来，凡是被压抑的主体，必然内聚着天然的实现欲望，而压抑别人的主体，又必然本能地产生堕性。二者之中，前者是活泼的,具有生命的活力，后者则是呆滞的，形成历史的阻力；前者是弱小的，但却孕育着生机，后者虽然实力雄厚，但却意味着走向衰亡。这样，辩证法所提示的命题沉淀在的观念中，就形成了他的那句众所周知的名言：“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5](p236)

笔者曾经一般地把上述论断归结为心理学意义上的“压抑-创新”情结，认为这是“出身于普通农家的，不自觉地以自己个人经历的发展格局为模式，以此建构他观念中的理想主义大厦”。[7]（）现在看来，这样的概括并未能完全体现出问题的要害。其实，在的政治思想体系中，“压抑-创新”的基础假设具有非常关键的意义，在此前提下，我们对他的“阶级观”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才能得到充分和真实的理解。在看来，在政治层面上，人类社会发展、前行的合理化途径，似乎就是通过释放压抑去冲破堕性，作为一种内生的能量，它将必然地成为推动历史前进和促进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这种政治心理能量可能转化为一种强烈的政治伦理诉求，表现出鲜明的意识形态上的价值取向，这就是：“无产阶级”之所以最有前途、最有资格在政治和历史舞台上担当主角，关键的是由于他们“一无所有”。这种“一无所有”与其说表现在经济收入方面的微薄，不如说更重要地体现为政治身份上的卑贱。二者相比，后者之中蕴藏着更为深厚的革命欲动和翻身渴望。简而言之，处以“被人瞧不起”的人，才最富于创造性（革命性只是创造性的表现形式之一），因为“压迫越深，反抗越烈”。与此相反，压抑别人的权威拥有者，其强悍的外表所掩盖着的恰恰是其虚弱的本质。正是在这种二元对立的认知过滤网的作用下，才产生了识别善-恶、正-邪、美-丑等政治评价结构的准则，由此才可推论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一革命理论的规范性命题。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晚年思想；研究成果；分歧

论文摘要：我国学界对马克思晚年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一是关于马克思晚年思想的时间界定；二是关于研究马克思晚年思想的文本依据；三是马克思晚年手稿和书信的写作缘由；四是马克思晚年思想的主要内容及理论主旨；五是关于马克思晚年思想的理论价值和历史地位。在上述五个问题的研究上成果颇丰，但也存在分歧。

1972年，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由美国人类学家劳伦斯·克拉德编纂、整理、注释，并写有长篇绪论，在荷兰出版，引发了国外学者的晚年马克思研究热潮，涌现不少专著、专论。我国学者对马克思晚年思想的系统研究起步较晚，他们一方面借鉴国外研究成果中的合理结论，另一方面在某些领域的研究又独辟蹊径，对马克思的晚年思想作出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凝炼，成果颇丰，但也存在分歧。笔者拟就其中一些问题的研究加以枚举和综述，以期推动国内对这一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一、马克思晚年思想的时间界定

与国外学者蓄意制造的所谓“晚年马克思”不同，我国绝大部分学者对马克思一生不同时期的思想发展脉络加以区分，是以整体马克思为基点的。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对马克思晚年思想的时间界定趋于清晰，但也凸现分歧。

如有学者对马克思晚年时间作出了大致界定，指出：就马克思一生的理论研究来说，一般分为三个主要阶段，以唯物史观理论的制定、发展和完善来说，它被分为早期的制定阶段；中期的《资本论》写作的唯物史观从假设变为科学的中期阶段；《资本论》之后的研究，可以说是马克思为这一历史观理论的进一步完善的研究阶段，即晚年笔记，表现为《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和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有关文献。[1]

建设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是一个长期探索过程。20世纪的社会主义探索主要有四次；列宁时期，斯大林时期，时期，邓小平时期。邓小平在总结本世纪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深刻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页）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邓小平是比较肯定列宁晚年那一段探索的。列宁是在1924年1月过早逝世的，当时只有54岁。因此，列宁没有年龄意义上的晚年，只有思想发展阶段意义上的晚年。他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在1921年3月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社会主义思想有一个飞跃和升华，这是列宁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高峰。列宁晚年的社会主义思想有三重涵义，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即：新经济政策；建设社会主义的构想；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

新经济政策

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的第一个层次内容体现为政策，实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布哈林和俄共（布）其他领导人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反思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从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为标志实行的新政策。所以强调“新”，是针对旧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所以突出“经济”，出台的政策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

1.用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粮食税的税额比余粮征集制低得多。税额在春耕前公布，以刺激农民提高农业产量。农民有权支配纳税后的余粮，用来交换必要的工业品和其它物资。列宁指出，余粮征集制是单纯从国家方面着眼，而现在的实物税则是“不但要从保证国家方面着眼，而且要从保证小农户方面着眼。”（《列宁全集》第41卷第22页）粮食税的实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并从经济上巩固了工农联盟。

2.工业企业非国有化。在所有制方面，新经济政策改变了国内战争时期关于工业企业普遍国有化的做法，允许私人经营企业，并且将一部分国有化了的企业退还给原企业主，由私人经营。国家还采取了租赁制等措施，将一部分企业出租给私人经营。在农业方面，国家允许并支持小农经济发展。在商业方面，国家支持和鼓励私人经营中小型商业企业。在实践中，列宁阐述了多种经济成份存在的思想。

3.大力发展商业，包括国营商业机构和私商，建立工业和农业的结合点。列宁坚持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认为社会主义是没有商品和货币关系的社会，并试图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取消商品和货币。但是在实践中碰了壁，于是转而采取灵活措施，主张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充分利用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促进工农业生产品的流通，以满足城乡居民的生活需要。列宁指出：“在1921—1922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过渡形式中，商业正是我们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我们居于领导地位的共产党‘必须全力抓住的环节’。如果我们现在能紧紧‘抓住’这个环节，那么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一定能够掌握整个链条。否则我们就掌握不了整个链条，建不成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列宁选集》第4卷第614页）为此，列宁号召共产党人要学会管理经济，学会文明经商。

党的十六大报告，是全面深刻、振奋人心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是新世纪的政治宣言，把“三个代表”思想确立为党的长期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是新阶段的进军号令，吹响了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号角。我是个年愈古稀的老党员，晚年赶上我国最好历史时期的盛世，赶上全面奔小康的新阶段，赶上首都在全国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幸福时光，亲眼看到我们终生奋斗的夙愿变成现实，听到现代化的脚步声，真是感到越活越年轻。

党的在十六大报告庄严宣告：“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并具体提出了四个新目标。这使我对“全面”和“更高水平”的目标的丰富内涵有了深入的了解，对我国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的发展路子怎么走，有了清晰的认识。所谓“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是从人均水平低标准的总体小康向较高标准的全面小康发展；从偏重生存性物质消费的总体小康向追求物质、政治、精神和生态文明共同发展的全面小康发展；从发展不均衡的总体小康向缩小地区、城乡、各阶层的收入差距，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体现共同富裕原则的全面小康社会发展。所谓“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就是紧紧抓住“新三步”的前一、二十年的战略机遇期，使我国GDP比2000年翻两番，达到4万亿元，由人均800美元提高到3000美元，相当于当时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这个数字和发达国家比起来确实不高，但从我国的国情看，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走的共同富裕路，如果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的中国人民真正达到宽裕的小康社会，对世界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同时，我国基本实现工业化，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我国整个社会将走上生产发展、民主法制完备、生活富足、生态环境改善的文明道路。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

通过学习，也使我清醒地认识到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任重而道远。我国现在还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没有完成工业化的任务，人均不到1000美元，在这个基础上实现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的宏伟蓝图，是一个艰巨的历史任务。我们从总体小康发展到全面小康的主要困难，是在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基础上起步的，重点在西部地区，难点在农村和城市中将长期存在的相当一部分下岗失业群体，如何缩小地区、城乡和各阶层的收入差距，逐步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要充分估计这个难度是很大的。同时，也要充分看到有利条件：一是我们有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的指引，总结了13年必须坚持的十条基本经验，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二是我们党建设了一支从中央到地方高素质的领导层，有能力领导全国人民实现宏伟蓝图；三是我国经历了20多年持续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为今后的发展积累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四是我国建立并正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低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有12亿人口的广阔市场；五是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对外开放“引进来”、“走出去”迈入新的阶段；六是我国外交工作，创造了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因此，我坚信：全党在“三个代表”思想指导下，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各项工作要有新举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一定能实现。我作为一个老党员，愿为实现宏伟蓝图奋斗终生。

【内容提要】在对马克思晚年的跨越论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具体理解上，仍有许多问题值得推敲。落后国家率先进入社会主义再次验证了社会革命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具有必然性，落后国家的率先跨越本身是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自我否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落后国家不仅能跨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且也能跨越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

【英文摘要】TheglobalismandorientalsocialdevelopmenttheoryinMarx’slateyearscanbefurtherprobed.Thefactthatthebackwardcountriestooktheleadinenteringsocialismprovedagainthegenerallawofsocialrevolution,henceinevitable.ThebackwardCountries’takingtheleadinenteringsocialismitselfdeniestheworldcapitalistsystem.Undercertainhistoricconditions,thebackwardcountriescanstrideacrossnotonlythecapitalistproductionrelationshipbutalsoitsproductiveforces.

【关键词】东方社会发展道路/跨越/资本主义体系/生产力developmentalapproachoforientalsociety/strideacross/worldcapitalistsystem/productiveforces

关于马克思晚年提出的跨越论（即东方社会理论），理论界、学术界有过不少论述，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在对东方落后国家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及其发展道路的具体理解上，仍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究。本文拟从四个方面进入深入分析，以期给世纪之交现实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新的方法论。

一、马克思晚年的跨越论及其东方落后国家率先进入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验证了人类社会的一条普遍规律：社会革命总是首先发生在落后地区

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认为：经济落后的东方国家由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享用资本主义的肯定成果，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理论界在阐析这一理论时，总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普遍性与不排除个别地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首先发生社会革命，跨越一个或几个社会形态作为立论依据。这虽然是有道理的，但还不能从根本上令人信服。其实，要说明东方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率先进入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只要我们把目光转向更加久远的人类历史长河，便会发现一个基本的事实，社会形态的变革总是首先发生在落后的国家。

【内容提要】列宁晚年的社会主义思想，凝聚着对社会主义道路艰辛探索的心血和汗水，是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学习研究列宁晚年的社会主义思想，对于正确理解和把握邓小平理论的精神实质，坚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从分析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的特点入手，概述了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在此基础上提出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关键词】列宁/社会主义/新经济政策

【正文】

有没有列宁晚年思想？这个问题在学术界已经没有争议。列宁逝世时只有54岁，应该说不存在一个从年龄意义上讲的晚年，但从列宁自身思想发展的阶段看，确实存在着一个不同于早、中期的思想发展阶段。问题是这一思想阶段应从何时算起？学术界多有不同意见。作者的看法是，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应从1921年春算起。纵观列宁一生的思想发展过程，他的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917年十月革命前为第一阶段，集中反映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成果和巴黎公社经验所进行的高度的理论概括。十月革命胜利后到1920年国内战争结束为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里，列宁试图把马恩的设想和巴黎公社的原则直接运用到俄国的社会生活中去，即“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0页。），结果在实践中碰了壁。从1921年春到列宁逝世为第三阶段。这一阶段，列宁从俄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实际情况出发，重新审查以往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适合俄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构想，以及为实现这一战略构想而制定的一系列相应的政策。正是这些具有俄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战略构想和政策，构成了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的特点

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思想以及列宁本人早中期社会主义思想相比，列宁晚年的社会主义思想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正文】

中图分类号：A8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242（2000）05-0099-05

重新认识和把握俄国的基本国情，是引起列宁晚年关于社会主义思想发生突变的根源，也是列宁晚年探索俄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出发点。正如列宁所说：“在纲领中，我们应当以现实的东西为出发点，我们应当以确切的东西为出发点。”［1］（P302）

一、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对俄国国情和俄国革命道路的基本看法

为了深入考察列宁晚年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简单地回顾一下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对俄国国情和俄国革命道路的探索是必要的。

1905年革命爆发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确立了布尔什维克对于革命的策略和路线。列宁随后写了《社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对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和路线作了深入全面的阐述。列宁明确地指出了这场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他说：“那些对俄国来说是势在必行的政治制度方面的民主改革和社会经济方面的改革，就其本身来说，不仅不会摧毁资本主义，不仅不会摧毁资产阶级的统治，反而会第一次为资本主义的广阔、迅速的发展，即欧洲式的而不是亚洲式的发展，真正扫清基地，第一次使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统治成为可能。”［2］（P539）列宁把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明确地区分开来，但他反对割断二者之间的联系，反对“否认前后两种革命的个别枝节成分在历史上互相交错的事实”。［2］（P576）他说：无产阶级应该积极参加并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争取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然后，“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并且恰恰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2］（P634）

建设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是一个长期探索过程。20世纪的社会主义探索主要有四次；列宁时期，斯大林时期，时期，邓小平时期。邓小平在总结本世纪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深刻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页）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邓小平是比较肯定列宁晚年那一段探索的。列宁是在1924年1月过早逝世的，当时只有54岁。因此，列宁没有年龄意义上的晚年，只有思想发展阶段意义上的晚年。他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在1921年3月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社会主义思想有一个飞跃和升华，这是列宁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高峰。列宁晚年的社会主义思想有三重涵义，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即：新经济政策；建设社会主义的构想；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

新经济政策

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的第一个层次内容体现为政策，实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布哈林和俄共（布）其他领导人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反思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从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为标志实行的新政策。所以强调“新”，是针对旧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所以突出“经济”，出台的政策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

1.用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粮食税的税额比余粮征集制低得多。税额在春耕前公布，以刺激农民提高农业产量。农民有权支配纳税后的余粮，用来交换必要的工业品和其它物资。列宁指出，余粮征集制是单纯从国家方面着眼，而现在的实物税则是“不但要从保证国家方面着眼，而且要从保证小农户方面着眼。”（《列宁全集》第41卷第22页）粮食税的实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并从经济上巩固了工农联盟。

2.工业企业非国有化。在所有制方面，新经济政策改变了国内战争时期关于工业企业普遍国有化的做法，允许私人经营企业，并且将一部分国有化了的企业退还给原企业主，由私人经营。国家还采取了租赁制等措施，将一部分企业出租给私人经营。在农业方面，国家允许并支持小农经济发展。在商业方面，国家支持和鼓励私人经营中小型商业企业。在实践中，列宁阐述了多种经济成份存在的思想。

3.大力发展商业，包括国营商业机构和私商，建立工业和农业的结合点。列宁坚持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认为社会主义是没有商品和货币关系的社会，并试图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取消商品和货币。但是在实践中碰了壁，于是转而采取灵活措施，主张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充分利用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促进工农业生产品的流通，以满足城乡居民的生活需要。列宁指出：“在1921—1922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过渡形式中，商业正是我们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我们居于领导地位的共产党‘必须全力抓住的环节’。如果我们现在能紧紧‘抓住’这个环节，那么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一定能够掌握整个链条。否则我们就掌握不了整个链条，建不成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列宁选集》第4卷第614页）为此，列宁号召共产党人要学会管理经济，学会文明经商。

摘要：现代中国是一个伦理价值急剧转型的社会，其中“政治身份”又成为伦理价值转型的重要内容。作为新中国主要缔造者的，试图颠覆中国传统差序格局所构成的社会政治“身份”体系，以前所未有的激进方式，通过重建政治“身份”的途径，执著推进现代中国政治发展的进程，这对现代中国的结构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本文认为，晚年政治伦理观的结构，成为其强化“阶级斗争”道德依据。对这一问题展开探讨是解释现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有意义的视角。

目前，中外学术界一般都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作为晚年政治思想的重大失误之一。在总体和原则上，事实的确如此。但是，同时我们也遇到了一个困惑，那就是：作为一生谨慎，且灵活有度的政治家，为什么会在其晚年不顾中国的现实和自己的声誉，而如此执著地顽强坚持他的这一信念？为什么在他晚年的观念中，“阶级斗争”不仅向知识阶层扩散，而且甚至直接指向他所亲自缔造的中国共产党内部的上层？把这一政治结果归结于晚年患有“老年多疑症”[1]显然与史实不符，而认为这是由于“恋母情结”而导致“报复心理”的潜意识泄露[2]，也需要深入的甄别探讨，即使说这是由于成功的经验使其“骄傲自大”的解释，[3](p13-14)也显得过于简单化，因为在逻辑上“骄傲”的确与“失智”有关，但与“执著”则没有紧密关联。所以，晚年顽强坚持“阶级斗争”信念，并使之不断地扩大化，必有其它的深层原因。

笔者认为，在晚年“阶级斗争”理论的背后，实际上还潜藏着一整套政治伦理的基础假设和道义关怀。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政治伦理逻辑，成为坚信他晚年之所思之所为，体现出的是一个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正当性（justification）诉求；而不惜冒险将这种理念诉求付诸于政治实践，则又表现出其“民粹主义”政治责任意识的重要一面。

本文只是对这一思想历史的现象描述，而深入的批评性分析将另文探讨。

一、依据:压抑与创新

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马克思主义者，阅读其原著，特别是他独特诙谐的即席讲演和信手拈来的卷头眉批，其思想逻辑的真实脉络就会立即凸现在读者眼前。细查的著作，我们感觉他并没有对“人民”和“群众”这些其最常用的政治概念做出过严格的学理性定义，但在的政治词典中，这些词汇则总是能透露出一股“颠覆权威”和“拯救小人”的明显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