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国公报范文10篇

[摘要]《万国公报》是晚清时期一份颇具影响的刊物。它的出名，既与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密不可分，又与供职于其间的华人编辑息息相关。文章详细论述了这一群体，并分析了这批华人编辑在供职《万国公报》时期的活动和言论。

[关键词]《万国公报》；华人编辑；贡献；基督教；思想转变

《万国公报》是美国监理会寓华传教士林乐知创办并主持的一份刊物，以内容多、时间长、影响大而彰名于晚清时期。近年来，随着研究领域的拓展与深入，《万国公报》在西学东渐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以及中国近代化运动中的作用和影响，愈益受到中外史学界的重视。不过，一般研究《万国公报》的学者，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万国公报》的创办人与主持人林乐知身上，而很少关注甚至忽视了这份刊物不同时期“襄理笔政”的几位华人知识分子。诚然，林乐知的名字是与《万国公报》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林乐知也就没有《万国公报》。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林乐知藉《万国公报》而获得的赫赫声誉，以及《万国公报》在晚清时期产生的轰动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一批华人知识分子的默默辛劳。因此，探讨华人编辑与《万国公报》的关系，分析并评论他们在襄办《万国公报》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方面有助于对《万国公报》研究的拓展，另一方面也可为如下几个问题的考察提供有价值的借鉴：第一，西方社会福音派(或称自由派)传教士在华兴办文化事业时如何依靠华人知识分子；第二，华人知识分子在晚清西学东渐史上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第三，晚清时期，一批处于“边际人”地位的华人知识分子在中西方文化交融与冲突的过程中如何重塑他们的价值理念和信仰。

《万国公报》的前身是1868年9月5日创刊于上海的《教会新报》。1874年9月5日，《教会新报》在出满第300卷后，改名为《万国公报》。1883年7月28日，因林乐知忙于监理会在华的教会事务及创建中西书院，《万国公报》暂时休刊。1889年2月，《万国公报》作为广学会的喉舌和机关报得以复刊，直至1907年12月停刊。在《万国公报》刊行长达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一批华人知识分子曾先后应林乐知或广学会之聘，襄理《万国公报》的笔政，其中较为知名的有沈毓桂、蔡尔康、任廷旭以及范祎等人。

沈毓桂(1807—1907)，字寿康，号赘翁、匏隐氏、平江赘叟、古吴困学居士等，江苏吴江人。他“少负才名，壮年走马金台，宦游滇省”。1859年为避战乱，到了上海，起初以课授生徒、卖文卖字为生，曾在传教士办的英华书馆任教，又曾助英国伦敦会传教士艾约瑟等人翻译西书。大约在1860年，结识了刚到中国不久的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并于1867年接受林乐知的“奉币致聘”，出任林氏的“记室”，协助林乐知办理《教会新报》，自此开始了充当华人编辑的生涯，直至1894年辞去《万国公报》的“主笔”之职。在长达二十余年的编辑生涯中，沈毓桂协助林乐知、陆佩、慕维廉、李提摩太等西方传教士共编辑《万国公报》450卷又61册，成为在《万国公报》馆任职时间最长、编辑《万国公报》卷数最多的一名华人编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办理《万国公报》已使其“心血久竭”。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一名华人编辑，沈毓桂在《万国公报》馆中的地位前后有所变化。在自1874年9月5日《教会新报》更名为《万国公报》至1878年3月林乐知返美的一段时间里，沈毓桂在《万国公报》馆仅是一名普通的华人编辑，其主要职责在于处理《万国公报》的文字事务，并对林乐知的文章加以润色和笔述。此即其所谓的“襄理报牍”时期。自1878年3月林乐知返美至1883年7月28日《万国公报》的暂时休刊，沈毓桂已由一般的编辑一变而成为《万国公报》的“主笔”，开始全面负责《万国公报》的组稿、选稿、编辑和主持评论等工作。此即其所谓的“主张《公报》”时期。1889年2月《万国公报》复刊后，由于林乐知的主要职责在于“专司拟题乞文”及“收卷、编辑”工作，故而沈毓桂在《万国公报》馆中的“主笔”地位仍然没有变化，直至1894年2月。此即其所谓的“仍主报务”时期。也就是说，沈毓桂在《万国公报》馆充当一般华人编辑的生涯只有四年多，而出任《万国公报》的“主笔”则长达十余年。由此可以概见沈毓桂在襄办《万国公报》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摘要]《万国公报》是晚清时期一份颇具影响的刊物。它的出名，既与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密不可分，又与供职于其间的华人编辑息息相关。文章详细论述了这一群体，并分析了这批华人编辑在供职《万国公报》时期的活动和言论。

[关键词]《万国公报》；华人编辑；贡献；基督教；思想转变

《万国公报》是美国监理会寓华传教士林乐知创办并主持的一份刊物，以内容多、时间长、影响大而彰名于晚清时期。近年来，随着研究领域的拓展与深入，《万国公报》在西学东渐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以及中国近代化运动中的作用和影响，愈益受到中外史学界的重视。不过，一般研究《万国公报》的学者，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万国公报》的创办人与主持人林乐知身上，而很少关注甚至忽视了这份刊物不同时期“襄理笔政”的几位华人知识分子。诚然，林乐知的名字是与《万国公报》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林乐知也就没有《万国公报》。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林乐知藉《万国公报》而获得的赫赫声誉，以及《万国公报》在晚清时期产生的轰动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一批华人知识分子的默默辛劳。因此，探讨华人编辑与《万国公报》的关系，分析并评论他们在襄办《万国公报》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方面有助于对《万国公报》研究的拓展，另一方面也可为如下几个问题的考察提供有价值的借鉴：第一，西方社会福音派(或称自由派)传教士在华兴办文化事业时如何依靠华人知识分子；第二，华人知识分子在晚清西学东渐史上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第三，晚清时期，一批处于“边际人”地位的华人知识分子在中西方文化交融与冲突的过程中如何重塑他们的价值理念和信仰。

《万国公报》的前身是1868年9月5日创刊于上海的《教会新报》。1874年9月5日，《教会新报》在出满第300卷后，改名为《万国公报》。1883年7月28日，因林乐知忙于监理会在华的教会事务及创建中西书院，《万国公报》暂时休刊。1889年2月，《万国公报》作为广学会的喉舌和机关报得以复刊，直至1907年12月停刊。在《万国公报》刊行长达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一批华人知识分子曾先后应林乐知或广学会之聘，襄理《万国公报》的笔政，其中较为知名的有沈毓桂、蔡尔康、任廷旭以及范祎等人。

沈毓桂(1807—1907)，字寿康，号赘翁、匏隐氏、平江赘叟、古吴困学居士等，江苏吴江人。他“少负才名，壮年走马金台，宦游滇省”。1859年为避战乱，到了上海，起初以课授生徒、卖文卖字为生，曾在传教士办的英华书馆任教，又曾助英国伦敦会传教士艾约瑟等人翻译西书。大约在1860年，结识了刚到中国不久的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并于1867年接受林乐知的“奉币致聘”，出任林氏的“记室”，协助林乐知办理《教会新报》，自此开始了充当华人编辑的生涯，直至1894年辞去《万国公报》的“主笔”之职。在长达二十余年的编辑生涯中，沈毓桂协助林乐知、陆佩、慕维廉、李提摩太等西方传教士共编辑《万国公报》450卷又61册，成为在《万国公报》馆任职时间最长、编辑《万国公报》卷数最多的一名华人编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办理《万国公报》已使其“心血久竭”。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一名华人编辑，沈毓桂在《万国公报》馆中的地位前后有所变化。在自1874年9月5日《教会新报》更名为《万国公报》至1878年3月林乐知返美的一段时间里，沈毓桂在《万国公报》馆仅是一名普通的华人编辑，其主要职责在于处理《万国公报》的文字事务，并对林乐知的文章加以润色和笔述。此即其所谓的“襄理报牍”时期。自1878年3月林乐知返美至1883年7月28日《万国公报》的暂时休刊，沈毓桂已由一般的编辑一变而成为《万国公报》的“主笔”，开始全面负责《万国公报》的组稿、选稿、编辑和主持评论等工作。此即其所谓的“主张《公报》”时期。1889年2月《万国公报》复刊后，由于林乐知的主要职责在于“专司拟题乞文”及“收卷、编辑”工作，故而沈毓桂在《万国公报》馆中的“主笔”地位仍然没有变化，直至1894年2月。此即其所谓的“仍主报务”时期。也就是说，沈毓桂在《万国公报》馆充当一般华人编辑的生涯只有四年多，而出任《万国公报》的“主笔”则长达十余年。由此可以概见沈毓桂在襄办《万国公报》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西方理念东来

西方的报业起步、成熟都早于中国，它的办报理念，曾通过两个渠道影响了中国的近代报纸，一者，传教士东来传播，二者，中国人西去取经。

前者，即要联系到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着非常复杂的角色的西方传教士，一方面，是侵略者，一方面又带来了西方先进的文明。他们到中国后，为了实现其文化侵略目的，在中国在沿海通商城市进行大量的办报活动，客观上带来了西方近代民主自由的观念，影响了一批中国的改良知识分子，对中国的新闻事业来说也有着开榛辟莱之功，对民国报业“文人论政”传统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据后世研究，在清朝咸丰同治年间，通都大邑的报纸大约有七十六种，其中教会创办的占十份之六。①传教士中办报取得成功的有马礼逊（RobertMorriosn）、林乐知（YoungJ.Allen）、丁韪良（W.A.P.Matin）、（TimothyRichard）等人。

马礼逊于1815年8月在马六甲创办了第一家中文报纸《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他倡导报纸的意义在于“首在灌输智识，阐扬宗教，砥砺道德，而国家大事之足以唤醒吾人之迷惘，激发吾人之志气者，亦兼收而并蓄焉……智识科学之与宗教，本相辅而行，足以促进人类之道德，又安可忽视之哉。……中国人民之智力，受政治之束缚，而呻吟憔悴无以自拔者相沿迄今，二千余载，一旦唤起其潜伏之本能，而使之发扬蹈厉，夫其易事？惟有抉择适当之方法，奋其全力，竭其热忱，始终不懈，庶几能挽回于万一耳。”②他还曾在《论印刷自由》一文中声称，上帝赋予人类有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因此人类有写作和印刷的自由。此文被中国新闻学界称作“出现在东方报刊上第一篇介绍西方出版自由观念及天赋人权学说的文章”，③马礼逊文中宣扬的观点，如天赋人权、言论出版自由……尤其强调的政府没有权力干涉和压制，对几千年来臣服于皇权统治下的中国人来说有着不寻常的意义。

1868年在上海创办的《万国公报》在传教士所办的诸报中影响尤大，发行量最高时达3.8万多份，创下了传教士在华报刊最高发行记录。创办人中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oungJ.Allen）丁韪良（W.A.P.Matin），后来又分别成为《上海新报》和《字林西报》的编辑。之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Richard）对《万国公报》着手改革，李提摩太希望能通过报纸来变革这个老大帝国。同样的，林乐知也希望通过报纸传播西方文明，进而影响中国自身的内部改革——洋务运动。④这个人群，在中国传播西方理念的同时，内心固然持有殖民的意愿，但历史的结局却背离了初衷：“他们都以虔诚的宗教家心理，希望东方这个老大帝国的新生。”⑤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上的许多观点、建议对中国的改良知识分子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康有为1882年第一次接触被该报就被深深吸引，在万木草堂把《万国公报》作为弟子的自学材料，进一步启迪了梁启超等弟子。可以这么认为，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中的新闻观点本于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上发表的诸多论说，梁启超的一些变法主张也能在《万国公报》中找到根源。

一、西方理念东来

西方的报业起步、成熟都早于中国，它的办报理念，曾通过两个渠道影响了中国的近代报纸，一者，传教士东来传播，二者，中国人西去取经。

前者，即要联系到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着非常复杂的角色的西方传教士，一方面，是侵略者，一方面又带来了西方先进的文明。他们到中国后，为了实现其文化侵略目的，在中国在沿海通商城市进行大量的办报活动，客观上带来了西方近代民主自由的观念，影响了一批中国的改良知识分子，对中国的新闻事业来说也有着开榛辟莱之功，对民国报业“文人论政”传统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据后世研究，在清朝咸丰同治年间，通都大邑的报纸大约有七十六种，其中教会创办的占十份之六。①传教士中办报取得成功的有马礼逊（RobertMorriosn）、林乐知（YoungJ.Allen）、丁韪良（W.A.P.Matin）、（TimothyRichard）等人。

马礼逊于1815年8月在马六甲创办了第一家中文报纸《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他倡导报纸的意义在于“首在灌输智识，阐扬宗教，砥砺道德，而国家大事之足以唤醒吾人之迷惘，激发吾人之志气者，亦兼收而并蓄焉……智识科学之与宗教，本相辅而行，足以促进人类之道德，又安可忽视之哉。……中国人民之智力，受政治之束缚，而呻吟憔悴无以自拔者相沿迄今，二千余载，一旦唤起其潜伏之本能，而使之发扬蹈厉，夫其易事？惟有抉择适当之方法，奋其全力，竭其热忱，始终不懈，庶几能挽回于万一耳。”②他还曾在《论印刷自由》一文中声称，上帝赋予人类有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因此人类有写作和印刷的自由。此文被中国新闻学界称作“出现在东方报刊上第一篇介绍西方出版自由观念及天赋人权学说的文章”，③马礼逊文中宣扬的观点，如天赋人权、言论出版自由……尤其强调的政府没有权力干涉和压制，对几千年来臣服于皇权统治下的中国人来说有着不寻常的意义。

1868年在上海创办的《万国公报》在传教士所办的诸报中影响尤大，发行量最高时达3.8万多份，创下了传教士在华报刊最高发行记录。创办人中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oungJ.Allen）丁韪良（W.A.P.Matin），后来又分别成为《上海新报》和《字林西报》的编辑。之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Richard）对《万国公报》着手改革，李提摩太希望能通过报纸来变革这个老大帝国。同样的，林乐知也希望通过报纸传播西方文明，进而影响中国自身的内部改革——洋务运动。④这个人群，在中国传播西方理念的同时，内心固然持有殖民的意愿，但历史的结局却背离了初衷：“他们都以虔诚的宗教家心理，希望东方这个老大帝国的新生。”⑤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上的许多观点、建议对中国的改良知识分子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康有为1882年第一次接触被该报就被深深吸引，在万木草堂把《万国公报》作为弟子的自学材料，进一步启迪了梁启超等弟子。可以这么认为，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中的新闻观点本于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上发表的诸多论说，梁启超的一些变法主张也能在《万国公报》中找到根源。

李提摩太逝世已经90周年了。1870年，他受英国浸理会派遣，远涉重洋，来到风云变幻的乱世中国，并在这里度过了45年。在山东、山西两省发生“丁戊奇荒”的历史上罕见的中，他融进基层社会，亲身感受到晚清统治下的中国社会和百姓的困苦生活，以自己的努力拯救了成千上万的生命。为了根除灾难所造成的损失，他把西方行之有效的开矿、修路等措施向当局进行宣传，得到了清朝官员的承认和支持，也由此打开了结交权贵进入清朝权力上层的大门，从丁宝桢、曾国荃、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到翁同龢、恭亲王、庆亲王，都与他建立了不同程度的友情。他主持广学会工作长达25年之久，利用掌握的巨大媒体资源传播西学，鼓吹变法维新，致力于社会文化教育改革，赢得了知识分子的信任和好感。最为典型的是维新派的领袖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都从他那里得到了启发和教益，就连孙中山也与他打过交道。他除了用言语影响人们的思想而外，还用参与的实践，提出具体的改革方案和建议，作出了常人难以比拟的贡献，因此受到了光绪帝的赏识，被聘请为皇帝的私人顾问，后因慈禧提早发动的政变，而未能就职。晚年他还经手筹办了一所中西结合的山西大学，分为中、西两斋，为深处内陆的山西省洞开了一个通向世界的窗口。李提摩太活着的时候，因为他为中国历史进程所作出的贡献，人们都给予了肯定的评价，清朝的高官大吏们把他看作“豪杰之士”，洋务派称他为“中华良友”，广学会同仁颂之为“道德伟人，博爱君子”，大清皇帝赐予他头品顶戴、二等双龙宝星并诰封三代的殊荣［1］(372)。在他的故乡英国，威尔士大学授予他法律和逻辑学博士，美国佐治亚大学授予他神学博士学位，美国布朗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这些都说明当时在中国、英国、美国对他的成就是认可的［2］(305—306)。可是在他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从建国到80年代，他在中国的评价，归入了反面教员一类，被认定为一个典型的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传教士，甚至诋毁为“一只狡黠的带着面具的狐狸”、“一个披着羊皮的狼”。这显然带有当时社会和政治的情绪化色彩，脱离了历史的客观事实，是站不住脚的。我们走向现代化的今天有条件有可能对他在中国最为需要的时刻，依靠自己的辛劳，及时地大量地引进、传播西方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知识，以及他认为能治理中国社会的方法和技术，开启民智、推动社会进步、促进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交流的历史地位和积极影响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这是十分应该的和非常必要的。

一、大量翻译介绍西方国家的文化知识有益于中国人开阔眼界，启迪心智，促进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化转型

“西学东渐”，首先碰到的是文化与语言的差异，其中必然会有一个同化的过程，这就是翻译。北京大学金克木教授曾就古印度最早期文献《奥义书》的翻译，谈到其困难以及翻译在文化传播中的重要意义。他说;“从原文看，翻译很难，几乎不可能，但从功能或作用看，翻译却又有意想不到的效力。若没有翻译，世界各民族各地区以至各时代的文化的交流以及矛盾冲突会合缺了文献这个层次，都不可能完全，作为整体的‘世界文化’也没有高层了。”［3］李提摩太在他的一生中用去了大部分的精力和心血投入了翻译和著作事业，其成果卓著，是同时代同类人中很少有人能与之比肩的。他涉及的面很广，有宗教的、教育的、西学的、经济的、科技的、时局的、史志的等等。他不仅将西学介绍到中国，而且还将中国的佛经和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传向西方，真正起到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和枢纽的作用。李提摩太最早翻译的是美国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爱德华•贝拉米(E•Bellamy)的小说。1891年12月至1892年4月的《万国公报》刊登了《回顾》(LookingBackwand)的节译，译名为《回头看纪略》，1894年广学会将其易名为《百年一觉》，以单行本出版发行。原小说1888年在美国初次发行，小说中描绘了一个波士顿的青年人，从1887年沉睡到2000年，当他醒来时，看到整个世界翻天覆地的变化，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已被消灭，由国家管理一切生产和分配，产品由全体社员共同享有，社会实现了完全平等。此书在世界各地的社会主义思潮传播过程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国康有为的《大同学》(原名《人类公理》)和谭嗣同的《仁学》都受其影响。康有为直言不讳地承认:“美国人所著《百年一觉》是‘大同’的影子。”谭嗣同也说:“若西书《百年一觉》者，殆仿佛《礼运》大同之象焉”。［4］李提摩太之所以选择这部作品进行翻译当然有他的目的，因为原作的核心是描述未来社会理想的经济架构，以此来影响预期接受者，这当然主要是晚清思想开明的高层官吏与思想文化界的精英。李提摩太除选择作品下一番工夫外，在翻译手法上更见他的独具匠心。1898年，他与任延旭合译了18世纪英国诗人亚历山大•薄柏的名诗《天伦诗》(AnEssayonMan)，为适合普通知识阶层和信仰基督教的民众的阅读水平和兴趣，他采用了浅显的语言和四言古诗形式，竭力使译文的形式和内容贴近中国文化的传统，消解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促使读者在熟悉的语境中无意识地接受译者的思想和意图。从《天伦诗》的结尾，我们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我咏天伦，作此诗歌。后人咏之，当知此诗，非由己意，乃宴汝情。以汝圣人，为我师友。我明汝道，以著我诗，非讲诗学，乃讲实学。非悦人心，乃化人心。人心如镜，不平者多。以心烛物，不得真形。天心照人，面目始真，故知万事，当效天心。人心不平，往往怨天。岂知天定，天理人欲，殊途同归，皆能益人。世人当知，当自爱者，必真爱人。理无二致，惟有德者，为能福人。人生学问，第一功夫，全在知己，万事顺天。［5］很显然，李提摩太采用如此直白的语言抒发的是他要传达给人的“因文见道，同心救世”的胸臆，并且纳入到了他的宣传基督教的文化策略之中。

李提摩太对于近代西方人文、哲学、社会科学的译介就更为重视。他1899年9月发表的由他与蔡尔康合作的《性理学列传》，介绍了从古希腊到19世纪西方主要哲学家的生平和思想，例如，他称康透(康德)是“德国大名士”，“传康氏之学者，厥有高足弟子三人，一曰费德(费希特)，一曰鲜麟(谢林)，一曰海格(黑格尔)，皆卓然有声于时，泰西各国人士，无不读其书，亦无不服其说理之精”。［6］(657)如果摒除他的神学说教之外，把这些西方哲人及其学说介绍到我国来，对于国人来说还是闻所未闻，十分新鲜的。应该说，生物进化论应用到人类社会，就彻底否定了传教士坚信的上帝的存在。但是李提摩太在蔡尔康的协助下，还是把英国社会学家、进化论者本杰明•基德(B•Kidd)的《社会进化》(SocialEvo-lution)，翻译成《大同学》介绍到中国。英文原书1894年出版，1899年2月至5月《万国公报》发表了前4章译文，后来广学会将全书10章全部校刊出版。值得一提的是该文首次在中国出现了马克思和《资本论》的介绍，当然那时的译法与我们现在通常译的不尽相同，可这是我们目前所知国内刊物上第一次提到的。他把社会主义称为“安民新学”，马克思是工人运动的领导人，称为“百工领袖著名者”，《资本论》为“主于资本者也”。文中还引述了马克思的一段话:“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实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吾侪若不早为之所，任其蔓延日广，诚恐总地球之财币，必将尽入其手。然万一到此时势，当即系富家权尽之时，何也?穷黎既至其时，实已计无复之，不得不出其自有之人权，用以安民而救世。”［6］(614)不难看出此段文字实际上阐述的是马克思关于垄断资本理论和资本主义发展最终会引起人民革命思想的要点。在李提摩太译作中影响最为广泛的还要数历史方面的《泰西新史揽要》。该书的原作者麦垦西(当时译为马垦西)，书名原为《十九世纪史》，1889年在伦敦出版，1894年3月至1894年9月在《万国公报》上以《泰西近百年来大事记》为题首次刊行，1895年由广学会出版，取名为《泰西新史揽要》，译本序和译本后序也在《万国公报》上推出。此书以国别为经，以史实为纬，详细分卷论述英法等国家的现代史。全书24卷，共8册，正文23卷，附记1卷，每卷分为若干节。出版后风行一时，官私盗印本很多。此书叙述了19世纪欧美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而且以英法历史为最多，这对中国人了解资本主义的改革和发展历程，具有一定的启蒙作用，对长期闭关锁国的中国来说，确实起到了开阔眼界、启迪心智的作用。当然不会如译者所标榜的那种程度:“此书为暗室之孤灯，迷津之片筏，详而译之，质而言之，实救民之良药，保国之坚壁，家贫之宝玉，而中华新世界之初桄也，非精兵亿万，战舰什百，所可比而拟也。”［7］(219)不过著名学者梁启超还是做了客观评价，他在《读西学书法》中称赞该书:“述百年以来欧美各国变法自强之迹，西史中最佳之书也。”［8］恭亲王回答俄国公使提问时，也说该书“对中国来说，是一本有用的书”。尤其值得肯定的是李提摩太用19世纪的欧美和印度等国的发展史实，归纳出的近代化程度是决定竞争成败的关键，让中国人“知今日兴国之道，有断不可少者四大端:道德一也，学校二也，安民三也，养民四也。凡精于四法者，其国自出人头地，不精或不全者，不免瞠乎其后，毫不究心者则更在后矣”。［9］1895年光绪的师傅孙家鼐，用了两个月的时间给皇帝讲论了这部著作。光绪这样有兴趣，也从某个侧面说明，此书对他了解世界，参照已经见效了的其他国度的改革，对他所决心从事实现现代化的变法是有所作用的。综上所述，李提摩太作为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他长期生活在中国，宗教的目标驱使他要用基督教文化改造中国文化，他不但从事了文化传播，而且参与了中西文化融合和中国文化的改造工作，这就是针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意识地把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基本体系引入到中国，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了中西文化的涵化过程，这对开阔中国人的眼界，启迪民智，促成中国向现代化的转变还是起到了积极的向前进的作用的。

二、为出谋划策，影响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面貌和进程

19世纪90年代中期，正好是中国处于历史的转折点上，中法安南之战和中日甲午战争失败的教训，强烈地刺激了中国人要求改变现状的迫切愿望和决心，士绅文人又从传教士那里接受西方的知识和价值标准。李提摩太也以自己不懈的努力和官场内外的改革派领导人物建立了密切的私人关系，这种良好的人际关系对尝试改革是很有效的。因为他所接触的这些人物比中国当时的任何其他社会阶级成员都更加深刻地与中国的文化密切相关，并更加能影响中国的发展方向。李提摩太最早与官场内接触的人物是李鸿章，那是1875年，李鸿章到烟台准备签署中英《烟台条约》。为了治疗李鸿章的很多士兵患的热病和痢疾，李提摩太将奎宁丸和止痛药作为礼物送给这位将军。1880年9月，李鸿章在天津接见了路过的李提摩太。也是在这次会见中李鸿章说过“在全国，受过教育的阶层里没有一个基督徒”，由此使李提摩太深刻认识到对中国领导阶层施加影响的重要性。他之所以写《从史实看基督教的益处》(出版时改为《救世教益》)，决定性的因素还是李鸿章问了“基督教到底能给一个国家带来什么好处?”正是在这本书中，李提摩太和盘托出他的改革理念:“今之五洲中西大事有四要焉。一曰养民，一曰安民，一曰新民，一曰教民。”［6］(108)也正因为有如此友好的交往，所以1890年7月通过担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等人推荐，李提摩太获任《时报》的主笔，从此他利用这一传媒就中国改革的许多课题发表了大量文章，1894年结集名为《时世评论》出版，李鸿章和曾纪泽还以《西学的重要性》为题作序。［1］(204)李提摩太就是这样通过结交权贵而进入了清朝权力上层的。除李鸿章外，他还与丁宝桢、曾国荃、左宗棠、张之洞、翁同龢、袁世凯、恭亲王、庆亲王等打过交道。在官场外，李提摩太给予康有为、梁启超的影响就更为具体和直接，甚至为他们的变革方案提供了蓝本。“1895—1896年冬天，李提摩太访问北京时，结交了康有为、梁启超(他曾短时间担任过李提摩太的秘书)和短命的强学会的其他成员，也经常在强学会的集会上发表演说”［10］这是历史学家的客观叙述。据李提摩太本人的回忆，他是1895年10月7日与康有为第一次见面，协助他在京期间工作的，除自告奋勇，表示愿为其服务的梁启超而外，尚有文廷式、谭嗣同和陈炽等。［1］(234—235)这些都说明李提摩太与改革派的关键人物的人际关系的密切程度，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之间的观点和思想的一致性。面对甲午战争后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康有为等人寻觅救国之路，李提摩太的言论和著作，给他提供了值得参考和借鉴的良方。这些我们从康的“公车上书”中提出的变法纲领和李氏的言论和文章对比的相似性中可以一目了然。康有为上书中指出清廷应“及时变法，富国养民，教士治兵，求人才而慎左右，通下情而图自强”。［7］(246)李提摩太看了康有为写给皇帝的请愿书后，曾给他妻子写信时说道:“我惊奇地发现，我曾提出的各项建议几乎都揉进了请愿书中，并被浓缩在一个绝妙的小小‘指南针’中。无怪乎他来拜访我，因为我们有这么多共同观点。”［2］(205)1895年10月12日翁同龢口头提出要他写一份“改革计划”，以便呈献给光绪帝，［11］现在我们看到的发表在《万国公报》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三月)上的《新政策并序》就是那份改革计划的详细内容。由此也可以进一步证明李提摩太的说法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再有，从光绪皇帝在变法期间颁布的一系列新政诏令中，决定采取“广开言路”，“给民众一定的政治参与和言论自由”，仿效西方“兴民权”，“设议院”，［12］“除外国人加入内阁一条外，李提摩太的建议在‘百日维新’期间确实得到了实施”。［7］(243)由此也可以看出李提摩太著书立说、奔波劳碌所取得的效果。变法最终还是失败了，康有为、梁启超流亡到日本，仍然写信给李提摩太，请他予以关注和帮助。梁启超在信中说:“惟东方之局日急，若贵邦与美、日两国不早为计，他日俄人羽翼既成，无复可望耳!望足下与贵邦诸君子急留意也。”康有为则请李氏:“转求贵国公使电达贵政府主持公道，保我皇上圣躬，全我皇上权力，施我大德，感且不朽”。［7］(254)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康梁对李的信任程度和把保卫变法成果的希望寄托于他。综上所述，在中国风云激荡的19世纪90年代中期发生的那场维新变法运动，是由国内外出现的多种矛盾而造成的。李提摩太在这当中发挥了不同于他人的带有个性特征的作用，他结交官场内外的士绅文人，以人际交往独特的魅力和除旧革新的理念，影响着与他接触过的人的思想和行动。他把西方进步的强势文化引进中国来，不可否认，由于他传教士的身份，贯穿使中国基督教化的意图，以及掺杂了为他们的国家服务的想法，这些又必然受到当时客观实际的限制。我们对其积极的方面给予的肯定，只是表明与过去形而上学猖獗之时的全盘否定相区别而已。

关键词：在华外报传教士报刊商业性外报政治性外报

[摘要]：中国近代的报刊是在外国传教士和外国商人的办报风潮中逐渐发展起来的。许多早期外国人报纸对以后的办报理念和业务发展都起到了效仿作用，如《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及后来的《万国公报》等。许多外报在后来的中国近代报刊发展史中都占据了重要的作用，并直接推动了国人办报的开展，如《申报》、《新闻报》、《字林西报》等。本文尝试从前人研究资料的基础上，横向考察外报的报纸形态、宗旨定位乃至新闻专业主义等问题。大致思路是理出脉络，并做简单之比较。更多的具体问题，有待更深入的探究。

外国人在华报纸是近代中国报业史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伴随封建清王朝国门被动开放和中国社会半殖民地过程的一个重要现象。外国人在华报刊（外报）活动始自《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创办，19世纪50年代后“渐行于中土”；1872年《申报》创办，外报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同时传教士报纸、商业报纸、纯粹办给外国人看的外文报纸也并行不悖的发展着，共同演绎出近代中国报刊的一段特殊时期。

我们将20世纪前的外报区分为传教士报刊、商业报刊和政治性报刊，这是就某一类型外报的总体报纸定位而论。通过这样的划分，我们希望能够管窥外报的发展脉络，并适当结合同时期西方报刊发展做新闻专业主义和理念简单的对比。

作为一种广泛社会过程的大众传播，媒介是一种关系的中介。与社会以及文化问题相关的一个中心前提是：媒介机构从本质上是有关最广义的知识的制作和传播。[1]近代中国“最广义的知识”对于当时的先知先觉的中国人而言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这种思想在外报对后来中国人的办报经历中亦有所反映。而同时期西方新闻事业正在进行着里程碑式的发展，新闻作为一个职业其合法性正不断建构，新闻专业主义也成为当时西方新闻工作者建构和探索的中心话题。借鉴这一时期在华外国人所办报纸的三种形态，或可得一二媒介社会功能观的新认识。

传教士报刊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初步发展情况。“公车上书”是怎么回事？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创办报刊、组织学会、开办学堂宣传变法的情况。

通过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初步发展的教学，使学生初步了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的背景和方式；初步理解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民族资产阶级参与政治活动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公车上书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要求变法的活动的学习，使学生认识到变法的必要性、进步性以及他们对维新变法运动的贡献。

通过本节课的学习，使学生认识到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是历史进步的现象，以康有为等人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民族危机严重的时刻，积极宣传变法，要求发展资本主义、救亡图强是符合历史潮流和中华民族利益的，他们在历史上的活动是爱国和进步的，应该学习他们关心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爱国主义精神。

教学建议

本课地位分析

维新变法运动是在19世纪末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而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情况下兴起的。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发动了一场变法图强，挽救民族危机的维新变法运动，从而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维新变法运动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人民探索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一次重要尝试。

一、基础知识目标：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19世纪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情况。“公车上书”是怎么回事。康有为、梁启超创办《中外纪闻》和组织强学会的情况。领导南北舆论界的《时务报》《国闻报》。

二、思想教育目标：

1.维新变法运动是在甲午中日战争后，中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的情况下产生的。

2.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的变法活动，宣传了要求民权、发展资本主义、救国图强的思想，开阔了部分知识分子的眼界，为作了必要的准备。

三、能力培养目标：

[学习背景]

19世纪末，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英、法，美，德、意、日、俄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因此加紧对落后国家和地区进行侵略，中国边疆地区出现了新危机;《马关条约》的签订，中国再次遭受割地、赔款，以及大量主权进、—步丧失的厄运。

如何摆脱被瓜分的民族危机和发展资本主义成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两大历史任务。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承担起这两大任务，掀起了一场维新变法运动，是先进的中国人对救国道路的又一次探索。

同学们，你知道吗?──

《马关条约》是清政府何时、与哪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一介书生康有为、梁启超为什么能发起这么一场在我国历史卜具有重要地位的变法运动?

摘要：近代民营新式出版是在社会外力及技术、经济力量的促动下逐渐发展起来的，晚于教会出版40年，晚于洋务出版10多年。以技术革新为特征的石印书局、点石斋书局拉开了民营出版序幕，同文书局、拜石山房开启了民营出版之江河。民营出版以出版变法维新的报刊、书籍，出版翻译著作、教科书以及小说为其主要内容，以获得丰厚利润为最终根本。民营出版的迅速崛起，使之成为清末三足鼎立之出版主体之一；这是社会转型在出版业中的反映，是出版业自然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时代文化的感应物，是近代文化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清末民营出版；新式出版；教会出版；洋务出版

出版作为古已有之的行业，它在近代时期的转型，与近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过程同步，是社会文化转型大过程中的小过程，并在与社会文化的互动中，不断形塑出新的产业形态和新的文化功能。近代出版新质，通常称之为“新式出版”。新式出版有几种不同形态，民营出版业稍晚于教会出版、洋务出版，自有其原因。

一、民营出版在“新式出版”初期的滞后

从历史上看，中国新式出版的起步，不是源于传统出版内部条件的自身成熟，而是来自于外力的强力推动。新式出版最初发轫于外国传教士的出版活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出于自强目的，被迫开展洋务运动，京师同文馆译书处、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等国人办的新式出版机构，因之而起。而民营新式出版则迟至19世纪70年代，才逐渐登上历史舞台。这比教会出版至少要晚40年，比洋务出版要晚10多年。民办商业出版机构，作为古已有之的出版主体类型，在新的出版生产形态面前，如此长时间的缺席不与，值得后人探究。而民营出版的民营性和商业性特征，是我们应着力考察的关节点。

首先，从社会大背景来说，鸦片战争的失败，虽然彻底粉碎了国人“天朝大国”的美梦，也有极少数先觉分子在此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前，惊而醒之，开始“睁眼看世界”，但大多数人，仍然昏睡如故，继续摇头晃脑地诵读经书。国民对西学及其主要载体形式新出版物的接受，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个大家都不看好并极力排斥的东西，是难以卖出去的。洋务人士办新出版，并非因为此举可以赢利，而是出于洋务运动本身的需要，甚至从很大程度上说，带有公益性质。一个公益性的事业，要求民营出版企业来承担，是一种不现实的奢望，至少，在近代初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