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空间范文10篇

摘要：目前我国互联网快速发展，信息安全成为社会的关注焦点，对于个人来说，信息安全有利于个人隐私的保护。因此维护网络空间及信息安全是至关重要的，通过运用多重不同的技术操控网络，以更好的服务社会，服务人民。本文将针对网络空间以及网络信息的安全性展开讨论，通过分析二者的区别和联系，更好的发挥网络的优势，实现最大化价值。

关键词：网络信息；网络空间；安全

目前信息网络逐渐代替传统通讯技术成为传播信息的主要媒介，日常生活中网络的利用扩大了网络的应用领域。近年来新闻媒体上不断播出有关网络安全、保护隐私的案例，这使大部分的人民群众对信息安全更加注重，这些案例发生的原因大部分相同，因此给民众造成了一定的认知偏差，对信息安全与空间安全的概念有所混淆。现代社会中信息网络被大范围的普及，想要确保网络信息的安全就需要技术操作人员采取多种手段进行维护和保障。

一、信息安全的概念

信息安全的概念首次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其主要是指保护隐私和防止未经授权进入信息系统。网络空间就是信息的生存环境，是将所有信息进行整合的环境，因此网络空间的安全既有效保证人生产生活安全，有保证了信息安全，其是一个巨大的复杂的系统，人与信息相互影响构成了影响网络空间安全的重要因素。网络空间的安全问题综合了所有信息、系统，显得更加庞大，一旦出现问题，将更加难以治理。网络空间安全相对于信息安全更具体化、专业化，其主要用于培养“互联网+”技术，以促进社会紧跟时展共同进步，引领国家网络领域的安全，同时还可以利用网络空间进行管理与规划，开发与网络相关的软件，更新硬件设备，逐步促进国家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不管是信息安全还是网络空间安全都需要具有创新思维和探索能力的高级网络工程人才进行维护，网络空间是继陆、海、空之后的又一新型战略空间，其不仅影响国家经济安全和文化的传播，还会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的社会发展与国民信息的安全，容易造成财产损失与综合国力下降等的问题。因此为了应对网络空间在信息交流各环节面临的危机，需要对其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和保护机制，有效保证信息的产生、传导、存储、再现。同时对传统信息安全所研究的内容进行高度保密，确保信息的完整性和有效性，还涉及到对网络空间的各项基础设施进行安全检查与备份。信息安全与网络空间安全都属于非传统意义上的安全，其核心目标就是为了保证信息安全，网络空间安全更侧重对设备与服务的监督。目前大多数人早已离不开网络，使其成为娱乐和工作中的一种不可或缺的工具，群众的生活方式与工作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朋友圈、观看视频或者网络购物时会进行实名制，如不注意信息安全就会使不法分子利用民众的个人信息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导致个人名誉受损。

二、对信息安全、网络空间安全有效保护的建议

网络空间是在人类面前敞开的一个全新的生活空间，对于网络空间的理解应基于对网际生活现象的描述和分析，网络空间的伦理反思也不例外。其原因是显见的，先有伦理，后有生活，伦理是对生活现象进行思考的结果。尽管网络空间中的生活缤纷斑斓，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对网络空间中的交往方式和身份认同等生活形式的描述和分析，从文化和哲学层面把握其要领，并以此作为网络伦理反思的现实前提。

一、网络空间简释

网络空间（cyberspace）一词，又译为电脑空间、赛博空间等，最早由加拿大科学幻想小说家吉布森（WilliamGibson）（1984）所造，本意是一种能够与人的神经系统相连接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所产生的虚拟空间。10多年来，计算机网络技术迅猛发展，网络空间逐渐变成现实，网络空间的概念也不断得到新的拓展。为了廓清网络空间这一核心概念，本节将简要叙说网络空间的缘起、网络空间的诸定义、网络空间的技术背景和网络文化现象及其理论研究，冀图以此获得关于网络空间及其技术文化背景的唯像认识。

1．网络空间的缘起

在科幻小说领域，吉布森和斯特林（B.Sterling）等人于1980年代中期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赛博朋克"（cyberpunk）运动。1984年，吉布森发表了赛博朋克小说《神经浪游者》（Neuromancer），首次提出了网络空间的概念。吉布森的网络空间的基础是全球电脑网络，他称之为基质（matrix，又译为点阵、矩阵，吉布森赋予它的新意涵为电子交感幻觉世界），人可以通过电极使神经系统与之相连，用意念控制其他事物，并产生各种脱离躯体的交感幻觉。吉布森认为：

"网络空间是成千上万接入网络的人产生的交感幻像……这些幻像是来自每个计算机数据库的数据在人体中再现的结果。"5

“世上唯一美德为有知，唯一邪恶为无知”——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时代已经过去将近2500年了。自那个时代以来我们已经创造了装备火箭的舰船、生物技术、基因工程、激光、射电天文学、非线性数学、混沌理论、人造卫星、超级计算机、脱口秀（talk-showtelevision）和人工智能。这些东西我们大都可以称之为进步。

但是教育方面的进步是什么呢？在2500年后，我们仍旧是把学生安排在一间教室里，让一个权威性的人物按规定的时间给他们讲课。我们和苏格拉底及其所使用的教育范例相差无几，没有什么进步。高等院校现在的教育像是判处监禁：我们上耗时每小时3学分的课程，教师像是典狱长，而教室像是牢房。教育变成惩罚。然而，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一把打开牢房，释放犯人——学生——让他们进行终身学习的技术钥匙。应该承认，改革、改善和把保证质量的教育与培训推广到全球人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全球进行教育改革，克服传统教育模式的种种限制是比阿波罗登月计划、中国的长城和埃及的字塔加在一起还要更加艰巨的任务。但是，现在已经有了可供在世界各地进行教育的新的强有力的技术。它表明这个任务不仅能完成，而且要完成。如果大学不迅速改革，它们将很快衰退到失去用途。本文将提出在21世纪改革和复兴高等教育的10步计划。这个蓝图能让我们对当前世界上受到很少教育的20亿人口进行教育。它通过释放每一个人的学习能力以及开发集体协作的才能和互相促进的判断思维，使我们可以作到对更多的人进行更加有效的教育。令人感到惊异的是，所有这一切可以在比现在花费更少的情况下完成。

改革1：放松对教育的控制和引进竞争机制

新的学习模式特别是在远程教育方面的突破、网络空间的相互促进、终生学习和自适应或实验性教育很少是来自一流的教学中心。对于一些教育界的精华，如著名的以研究为目的的大学来说，要他们重新彻底改造自己或是改变他们的教学体系促进因素太少、抑制因素太多了。所以无怪乎新的教学模式和范例不是来自名流大学，而是来自像国立科技大学（NationalTehnologicalUniversity）、开放大学（TheOpenUniversity）、欧洲进度（EUROPACE）、安大略电视大学（TVOntario）、西方认知网络（TheKnowNetworkOfTheWest）、琼斯网上大学（TheMind-ExtensionUniversityOfJonesIntercable），甚至于凤凰大学（TheUniversityOfPhoenix）和以因特网为基础的许多教学计划这一类教学团体。这些教育界的竞争者最终将使高等院校的教学与研究方法产生根本变化。如果传统的名流大学在竞争的挑战下不更快地进行革新的话，那么建立在过时的、以个人的成就和竞争为基础的教学观念就可能妨碍这些学校学生的进步。

改革2：重新定义学习

我们应该给学生灌输集体协作、判断思维和终生学习的观念。今天多数的教育体系有碍于以集体协作为基础的学习，然而，对于现代工业和服务业来说，要想获得成功，集体协作是至关重要的。今天的全面质量管理和建立在时间基础上的管理都强调集体协作和交流，所以学生需要一种能够培养他们加强交流、相互学习和进行判断分析的教育。不论在教室中或是在相互影响的网络上这些方面的根本是集体协作。但是传统的教育却正相反，它鼓励独自工作而不是互相协作的学生之间的竞争。简言之，未来的教育必须着重教会怎样学习。在一个信息的增长是人口增长20万倍的环境中，自适应学习和判断思维是对人进行教育的关键。世界上最好的教育工作者需用新的计算机软件、新的光盘只读存储器和以互联网络为基础的体系，开发出新的交互式系统，以培养学生判断思维、终生学习和协作的能力。这些技能需要通过课堂练习、人际活动和电脑网络来加强。

摘要：大数据促成了一次重大的时代转型，改变了我们的价值体系、知识体系和生活生产方式。中国的刑法学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尤为突出的是数据时代产生的网络空间犯罪，其自身的价值属性增加了网络空间受到侵害的刑事风险，对传统刑法网络犯罪与计算机犯罪的规范体系造成了严重冲击，这就使得在风险刑法的思维引导下，对数据时代制裁网络空间犯罪的路径作出选择显得尤为重要，以充分增强刑法在数据时代的生命力。

关键词：数据时代；网络空间犯罪；路径选择

一、两种路径选择

（一）路径一：网络空间立法。我国现行刑法中与制裁网络犯罪的罪名相关的共有四个条文，涉及8个罪名，分别为二百八十五条、二百八十六条、二百八十六条之一、二百八十七条、二百八十七条之一和之二规定的：（1）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2）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3）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4）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5）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6）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7）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8）帮助信息网络犯罪。其中，前五个罪名主要制裁的是以网络为犯罪对象、犯罪工具的传统网络犯罪，而后三个罪名是2015年颁布的《刑法修正案九》增设的，体现了刑法对网络空间秩序的高度关注。可以说，《刑法修正案九》顺应了数据时代网络空间的发展要求，将刑法调整的范围扩展至网络空间，这是刑事法律惩治网络犯罪的一大进步，但是目前我国刑法没有单独的罪名规制网络空间犯罪，面对网络空间犯罪手段的多样化，以及网络空间出现的新事物，我国现有的刑法罪名不足以回应网络空间犯罪的危害。大数据，大挑战，为司法实践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法。贯彻网络安全法的有关精神，扩大立法范围，增设网络空间犯罪罪名，防止漏罪出现，是制裁网络空间犯罪可选择的路径之一。我国现有刑法对网络空间犯罪的规制仅见于扰乱公共秩序罪一节，这样的规定明显不够全面，也不足以制裁数据时代复杂多变的网络空间犯罪，应当进一步扩大立法范围，单独设立网络犯罪方面的罪名。这有其迫切性和必要性，具体步骤如下：（1）将网络犯罪罪名集中化，对网络犯罪专章规定、集中化设置、体系化整合；（2）网络犯罪类型化，将网络犯罪罪名类型化为主观恶性较重的网络犯罪与普通网络犯罪，并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划分，这不仅是现代各国的通行做法，也符合当代世界刑法发展的潮流；（3）将网络犯罪罪名阶梯化，在集中化、类型化整合的基础上，应对网络犯罪从定罪阶段到量刑阶段进行阶梯化排列，对不同类型网络犯罪罪名进行归纳整理，区分主观恶性与社会危害性较重的网络犯罪和主观恶性较轻与社会危害性轻的网络犯罪，并设置分级、阶梯化的规定，体现一定的幅度，然后在此基础上再对各类网络犯罪做出量刑上的阶梯化排列。根据上述三点立法思维，可将我国现有的及今后增设的网络犯罪设计为：（1）网上危害国家安全犯罪；（2）网上危害公共安全犯罪；（3）网上破坏经济秩序犯罪；（4）网上侵犯财产权利犯罪；（5）网上侵犯人身权利犯罪；（6）网上扰乱社会秩序犯罪。打造一个全新的用于网络社会的罪名体系，使罪名设置逐步由“系统、软件思维”转向“网络思维”，安全防护由“数据思维”转向“空间思维”，逐渐与数据时代网络空间变迁相契合，抵御数据时代网络空间风险，严厉打击侵害网络空间法益的犯罪行为。完善立法，增设制裁网络空间犯罪罪名是应对网络空间犯罪的路径之一，但网络空间立法不是简单的事情，立法模式还直接影响着网民生活、网络空间建设和国家法治建设。为此，网络空间立法既要考虑法治建设问题，又要考虑网民权益问题［1］（P47）。（二）路径二：扩大解释现有刑法分则条文。扩大解释刑法分则条文，使现行的条文体系和罪名体系适用于网络空间犯罪，以充分增强我国刑法在数据时代的生命力和适用的可能性及延续性。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网络赌博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将“赌博网站”与现实生活中实际的场地（物理场地），即“虚拟赌博网站”与“物理场地”同作为赌博场地；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则明确规定网络空间、网络秩序具有公共场所、公共秩序的属性，这两个解释的基本方向就是将现实的物理空间扩展至网络空间，进行了扩大解释。中国政法大学于志刚教授认为，对“公共秩序”“公共安全”“财产”等关键词内涵和外延的解释往往会影响对特定罪名的选择和适用，甚至有可能成为确定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基本依据。因此，如何解释这些“关键词”就成为决定传统刑法的罪名体系能否延伸适用于网络空间的关键［2］。数据时代网络空间犯罪映射出的“场所”（包括公共秩序、公共安全、财产）是传统犯罪的延伸，将现有的刑法分则条文作扩大解释可以满足网络空间犯罪，使传统刑法中诸如“公共秩序”“公共安全”“财产”“个人信息”“他人信件”等刑法所保护的对象在适用于网络空间犯罪时能够被民众所接受，且不违背民众的预测可能性，从而在观念上达成共识，使生活现实与法律术语在语言表达上实现一致，最终使扩大解释的现有刑法分则条文在现实社会与网络空间有效地贯通。扩大解释现有刑法分则条文是制裁网络空间犯罪的路径选择之一，但解释应抓住重点，不能全覆盖，应根据现阶段网络犯罪的基本类型划分定位指向方向，重点关注某一网络犯罪类型的代表性刑法保护的对象，并逐步推进产生于农业社会、成熟于工业社会的刑法条文和罪名体系［3］（P51）能通过对刑法保护对象的扩大解释而得以在数据时代准确、有效地适用。

二、两种路径之评析

网络空间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网络空间犯罪制裁力度的不足，两种路径到底哪一种才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是我国刑法应该选择的，能有效制裁网络空间犯罪的路径呢？网络空间不是法外空间，所以其无疑应适用我国现行刑法，但网络空间毕竟又不同于现实空间，其具有不同于现实空间的构造与利益。因此，如何识别和保护网络空间中的法益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4］，以便找到适合的路径回应司法实践难题，解决我国网络空间犯罪问题，推动网络空间法治化，建设网络强国。（一）路径一评析。网络空间立法能够及时适应现阶段网络空间犯罪问题，适应现阶段的刑事政策，有利于打击犯罪，保证网络空间犯罪制裁有法可依，从而实现网络空间秩序的制度化、法律化，主动适应网络空间犯罪，填补网络空间相关法律的空白，以网络空间立法回应社会关切，向民众传递政府维护信息网络安全，确保社会安全的信号。但从以往的实践来看，网络犯罪立法欠缺实质效果，网络犯罪罪名在我国司法实务中的适用情况很不乐观，1997年至今，我国网络犯罪罪名的使用率极低。所以，一味地进行网络立法会导致网络犯罪罪名的扩大，从而产生由网络空间风险引起的象征性立法对刑法功能的损害。东南大学的刘艳红教授认为象征性立法对刑法功能的损害有三点：（1）象征性刑事立法服务于安全的目的损害了刑法的法益保护功能；（2）象征性刑事立法因谦抑不足而损害法的人权保障功能；（3）象征性刑事立法因执行不足损害了刑法的实用主义功能［5］。笔者认为，刘艳红教授的观点非常正确，在网络空间发展初期“匆忙出台”的网络法律规则通常不成体系，流于形式，无法产生实效，如立法层次较低、宣言性的东西较多、内容尚未形成体系，甚至可能会给社会带来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二）路径二评析。扩大解释作为一种解释方法，虽然具有较强的维护刑法适应性的功能，但也面临着违背罪刑法定原则、超出国民的预测可能性、侵犯国民自由的风险［6］（P95）。在中国现行的刑事法治条件下是否应该对现有刑法分则条文做扩大解释去适应数据时代网络空间犯罪问题，应该从扩大解释本身去探究，刑法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持否定说者认为，刑法不能进行扩大解释。因为扩大解释是对刑法规定的内容范围扩大解释，扩大范围的内容不是刑法规定的内容。因此，最高司法机关不能对刑法规定的原本内容作扩大的司法解释［7］。也有学者认为，司法解释只能对法律条文作限定性的解释，不能对法律条文的含义作扩大范围的解释，对法律条文含义作扩大范围的解释，是一种造法行为，它违背了立法权与司法权分离的基本原则［8］。所以按照否定说，不可以对现有刑法分则条文做扩大解释去适应数据时代网络空间犯罪问题。持肯定说者认为，刑法能进行扩大解释，具体又包括以下几种观点。（1）法官适用刑法解释必须遵循立法原意，这是法律适用的原则要求，但也不否认，在少数情况下，如果立法原意明显存在缺陷或难以适应社会需要时，法官可以对立法原意进行扩大解释［9］（P17-18）［10］；（2）原则上讲扩大解释不是严格解释，法官有义务严格禁止不利于被告人规定的扩大解释，但对于有利于被告人的规定，根据有利于被告原则，法官可以做出宽松的、扩大的解释［11］；（3）禁止扩大解释是不现实的，其实质上是对绝对罪刑法定主义的又一个翻版，只要能坚持自律原则和可预测原则，扩大解释是有现实意义的［12］。所以按照肯定说，可以对现有刑法分则条文做扩大解释去适应数据时代网络空间犯罪问题，但不能机械地适用罪行法定原则，应通过解释发挥刑法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三）我国制裁网络空间犯罪应选择的路径。上述两种路径各有其合理与不合理之处，基于我国目前的刑事法治现状，我国应该选择哪种路径，就笔者而言更倾向于路径二，即扩大解释现有刑法分则条文。理由在于现行刑法分则条文经过十个《刑法修正案》，不断调整与完善，截至目前我国总共有469个罪名和452个条文，共涉及10个种类，包括（1）危害国家安全罪；（2）危害公共安全罪；（3）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4）侵犯公民人生权利、民主权利罪；（5）侵犯财产罪；（6）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7）贪污贿赂犯罪；（8）渎职罪；（9）危害国防利益罪；（10）违反军人职责罪。无论是刑法条文数量还是罪名种类，对数据时代出现的网上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网上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网上破坏经济秩序犯罪、网上侵犯财产权利犯罪、网上侵犯人身权利犯罪、网上扰乱社会秩序犯罪等侵害不同网络空间法益的犯罪问题，完全可以通过扩大解释现有刑法分则条文进行制裁，不必再进行网络空间立法。近年来，网络犯罪持续上升，约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但网络罪名在司法实务中的适用率极低，被寻性滋事罪，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罪，破坏生产经营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非法集资罪等罪名所取代，使得被寄予厚望的刑事法安全体系在维护网络安全中发挥的作用并不明显。法律得不到适用就等于没有法律，对法律权威性无疑是一种折损，所以通过扩大解释去释放现有刑法分则条文还未用尽的“内存”，让现有刑法分则条文继续发挥作用满足网络空间犯罪，实现数据时代制裁网络空间犯罪是有据可循的。通过时代性的扩大解释去拉长分则条文的打击半径，让整个刑法分则条文体系和罪名既正常使用于现实社会，也能够延伸用于网络社会，似乎成为了唯一的选择［13］。也有学者认为，回顾网络犯罪的立法回应历程，我国刑法的立法指向主要以增设罪名以应对网络犯罪的反应模式为主，这在以往的网络作为犯罪工具、犯罪对象的网络犯罪阶段是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选择，但在数据时代，网络成为犯罪空间后，通过扩大解释补充罪名体系去适应网络空间，不失为一条可选性较高的路径，对严密法网也具有积极意义［14］。无论是路径一还是路径二都是数据时代制裁网络空间犯罪的方法，但是路径二较路径一更有效，如果采用路径一，即网络空间立法，不仅会导致我国刑法罪名膨胀以至于损害刑法应有的功能，而且会产生很多新的罪名，立而不用成为“僵尸罪名”，进而折损其刑法应有的权威性，同时，这些罪名的存在主要是发挥宣誓作用，与社会实际需要相脱离，不能解决现实问题，没有实质意义；如果采用路径二，即扩大解释现有刑法分则条文，不仅能抑制数据时代由于网络空间风险引起的不必要的象征性立法，而且可使传统刑法分则条文体系和罪名焕发新的生命力，防止出现僵尸条文和罪名，使立而不用的刑法分则条文重焕生机，发挥起应有的作用。制裁网络空间犯罪，并不仅仅是因为网络资源信息本身具有重要的价值，更因为它们背后隐含着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关系国家安全，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所以要选择最科学的制裁路径。

网络空间是在人类面前敞开的一个全新的生活空间，对于网络空间的理解应基于对网际生活现象的描述和分析，网络空间的伦理反思也不例外。其原因是显见的，先有伦理，后有生活，伦理是对生活现象进行思考的结果。尽管网络空间中的生活缤纷斑斓，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对网络空间中的交往方式和身份认同等生活形式的描述和分析，从文化和哲学层面把握其要领，并以此作为网络伦理反思的现实前提。

一、网络空间简释

网络空间（cyberspace）一词，又译为电脑空间、赛博空间等，最早由加拿大科学幻想小说家吉布森（WilliamGibson）（1984）所造，本意是一种能够与人的神经系统相连接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所产生的虚拟空间。10多年来，计算机网络技术迅猛发展，网络空间逐渐变成现实，网络空间的概念也不断得到新的拓展。为了廓清网络空间这一核心概念，本节将简要叙说网络空间的缘起、网络空间的诸定义、网络空间的技术背景和网络文化现象及其理论研究，冀图以此获得关于网络空间及其技术文化背景的唯像认识。

1．网络空间的缘起

在科幻小说领域，吉布森和斯特林（B.Sterling）等人于1980年代中期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赛博朋克"（cyberpunk）运动。1984年，吉布森发表了赛博朋克小说《神经浪游者》（Neuromancer），首次提出了网络空间的概念。吉布森的网络空间的基础是全球电脑网络，他称之为基质（matrix，又译为点阵、矩阵，吉布森赋予它的新意涵为电子交感幻觉世界），人可以通过电极使神经系统与之相连，用意念控制其他事物，并产生各种脱离躯体的交感幻觉。吉布森认为：

"网络空间是成千上万接入网络的人产生的交感幻像……这些幻像是来自每个计算机数据库的数据在人体中再现的结果。"5

网络信息空间（亦称网络空间）不仅提供了丰富和多样化的信息资源以及方便、快捷的检索工具，也为用户与网络空间的交流互动及用户认知潜能的发挥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可是，由于网络空间结构的多维复杂性和无限扩展性，导致用户处理和理解信息的活动受到越来越大的影响。笔者认为，在影响网络空间信息利用的诸多因素中，信息表征方式以及由此引致的用户在网络中的地位、认知投入程度、信息接收和认知加工等信息行为的变化是需要引起更多关注的问题。有关此方面问题的研究，不仅可以从“用户体验”角度提供网络信息空间构建的认知维度基础，也可为网络信息组织中的关键性技术——智能导航的开发和设计提供一定的依据。

1、网络信息空间的信息表征及其用户认知模式

1.1网络信息空间信息表征方式及特点

目前，网络信息空间最核心的信息表征方式是超媒体方式，即通过链接方式将离散的信息单元或信息结点连接在一起来表征信息的一种非线性方式[1]。超媒体中，信息实体可被分割成小的信息片断，其形式可以是文本、图形、音频、视频、动画、图像和可执行文档等。各片断以结点的形式表示出来，各个信息结点之间又依据其意义联系建立起非线性链接（超链接），形成网状结构，用以表示不同结点信息间的关系。概括地说，超媒体信息表征方式具有如下显著特点：

1.1.1多样性和集成性超媒体系统通过以计算机为核心的数字化技术手段集成了多种媒体手段，实现了文本、图形、图像、音频、视频和动画等多种信息表征方式的有机结合，可以提供多感觉通道的刺激，能更精确地呈现真实世界的物体、过程、任务情景等[2]。

1.1.2灵活性和联想性超媒体信息表征方式将基本信息单元作为结点进行非线性链接，信息结点之间不是按照预设的路径线性排列，而是依照人们的“联想”关系表示概念间的联系，灵活建立不同的通达路径。用户可以按照自己的思维路线在网络空间中较为自由地访问有关信息。

【摘要】网络空间思想政治工作已成为当前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重点和难点。而网络空间思想政治工作是一种特殊的传播行为，具有主客体身份的双重性、介体的开放性、场域的虚拟性等传播学特点。必须高度重视网络空间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突出问题，通过深入研究教育客体，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整合传播渠道，净化传播环境等，切实提升网络空间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

【关键词】网络空间；思想政治工作；传播学；意识形态

指出，要“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1]。互联网信息传播技术的运用和普及对当前思想政治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网络空间思想政治工作成为当前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重点和难点。

一、网络空间思想政治工作的传播学分析

CNNIC第45次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民规模已高达9.04亿。这也就意味着网络化生存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必须切实加强网络空间思想政治工作。“传播学与思想政治工作有着密切的关系”[2]，传播是人的社会本质的体现，没有传播，人们难以发生一定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在于提升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有效的传播是提升人们思想交流和认识水平的重要途径。只有充分把握网络空间思想政治工作的传播学特点，才能更好地推进网络空间的治理。（一）网络空间思想政治工作主客体身份的双重性。网络空间思想政治工作是指政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道德规范和政治观点等，对广大网民进行有目的的引导，使其形成一定符合社会要求的社会实践活动。因此，网络空间思想政治工作是相关信息在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这种信息相互作用的过程就是一种信息传播活动。而网络空间思想政治工作相互作用的主客体之间的关系相较于传统媒体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传统媒体理论认为，“受众完全是消极的，媒体传播什么，受众就接受什么，没有任何主体性”[3]。也就是说，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信息传播主体到客体的单向传播行为。而互联网的兴起，打破了这种单向的思想政治工作模式，网络空间中的主客体之间实现互动，信息传播主体由传统的“灌输者”变为“对话者”，信息接受的客体由被动接收变为互动的主体。互联网使主体与客体都成为信息发送与接受的基站，人人都是信息的生产者、接受者、传播者。互联网使主客体之间实现信息共享，“互联网与传统媒体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信息传播结构的平等性和信息关联无中心化”[4]。因此，网络空间中主客体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共同参与网络空间的话语建设，打破了现实社会传播的身份限制。而这种互动性决定了网络空间思想政治工作主客体身份的双重性，也增加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难度。（二）网络空间思想政治工作介体的开放性。互联网像一台时空压缩机，打破了信息传播的时空限制，可以全天候、跨区域地随时交流，地球成为一个“村落”。人们不分种族、国家、职业、社会地位等，都可以在网络空间自由交流。网络空间的信息具有无限的丰富性，互联网宣告“人人都有麦克风”时代的到来，决定了网络空间信息准入门槛极低，海量的信息和多元观点充斥在网络空间中。互联网传播的开放性也使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客体之间都获得了空前的能动性，使网络空间思想政治工作充满互动性和沟通性。（三）网络空间思想政治工作场域的虚拟性。相较于传统媒体环境下的思想政治工作，互联网营造了一个虚拟的信息传播场域，即“特指当代的数字化的表达方式、构成方式和超越方式，是现时代数字化的存在方式、发展方式和创造方式”[5]。互联网信息传播场域是由“比特”构成的数字化的电子虚拟空间，与现实的物理空间具有本质性的不同。在现实的伦理秩序中，人们的交流、交往都是以较为真实可靠的特定身份出现。而在虚拟的网络空间里，信息传播的主客体形象、身份及行为都被数字化了，信息传播的全过程成为一种符号化的活动，网络空间的信息交流成为符号之间的互动。网络空间的符号代替特征使之失去了现实空间的确定性与稳定性，人们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文本、图片、音视频等来塑造自己（2020•9）XINWENAIHAOZHE的形象和身份。这种虚拟性为网络空间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巨大的张力，同时也增添了不确定性。

二、互联网信息传播存在的主要问题

摘要：智媒时代，随着互联网对公众生活的全面渗透，在线化、云端化、海量化信息集成的互联网渠道成为公共政策传播的主要端口，并形成了公共政策网络传播的新特性。互联网传播的多元性、双向性、高交叉性等特点，一方面，带动多圈层发声、私域空间高频互动、虚拟空间意见领袖平民化，从而深刻影响了公众政策议题设置和公众舆情走向；另一方面，公众政策传播与大众接收存在错位，公众舆论对政策传播本意的偏差误解，这种集体选择也为监管带来隐忧。本文通过分析网络公共政策传播的特征，试图为网络公共政策传播提供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公共政策传播；网络空间；特征变化；优化策略

互联网对公众生活的全面渗透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今，传统的以广播、电视、报刊为主导的公共政策传播体系面临结构性挑战，并且传媒业态与受众的接收方式和阅读习惯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网络空间成为公众沟通乃至公共政策传播的重要阵地。随着中国政府在国家治理方面的迅速提效，强化对政策传播舆论治理的高度重视，有效管理网络空间传播特征的变化，充分发挥网络媒体的积极作用、有效提高公众的国民自信心、有效控制政策传播风险、准确阐释与解读政策并快速获得共识与反馈都极为必要。

一、公共政策网络传播的新特性

互联网从根本上改变了公共政策的传播环境，由原来单一定向的传播体系转向了多向、多元化、高交叉的交流新特征。从核心要素上存在以下重要变化。1．多圈层发声成为常态，影响力持续分散和外扩。大量的自媒体和互联网群组平台使社会各类圈层都有了即时发声的优势，这让每个公民都可以成为信息者，并在群组内和群组间产生交流互动。这意味着对特定事件，如公共政策从政策的制定到执行、反馈、完善的整个流程更加多元和复杂，个性化的诉求可能产生快速叠加的巨量信息，并获得即时的放量传播，甚至影响其他群组以及个体的判断。这一方面引起了管理难度的增加，另一方面促使社会群组与圈层之间的沟通变得更为迅速，更年轻圈层的态度更生动、更完整地出现在公众传播的主体视野中。2．私域空间成为政策传播关键的“最后一公里”。随着网络平台的不断融合发展，公众信息接收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虚拟社群广泛崛起，使信息传播关键的“最后一公里”往往在私域空间内完成，公共政策由于公众较高的关注度而表现尤为明显。特别是新的公共政策，因新鲜度以及敏感度的高企，使其在私域空间内的传播、解读和公众反馈中处于“高频复杂”状态。这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政策制定者及执行者准确捕捉分析政策的难度，政策解读阐述的反馈度、全面性均面临着新环境的挑战。3．意见领袖的边界特征发生转变。传统公共政策的解读者和意见领袖具有文化精英和体制内身份双重特征，自媒体时代意见领袖的组成中增加了更多的平民视角，甚至娱乐化特点。虚拟社区的活跃分子、专业人员甚至娱乐明星都可能成为某项公共政策的“解读者”，其影响力的根本特征可能来自于公众对其专业度的认可，但这一专业度与其解读公共政策的维度是否一致则没有本质关系，而是与其影响力的本体，如其所拥有粉丝量，以及粉丝的盲从和弱分辨力有关。但意见领袖是否有足够的影响力，不能仅根据粉丝转发行为和传播量来看，还需要根据影响力产生的要素以及对该意见领袖行为的专业度评价多维度控制要件来辨别。以上所述传播环境三个方面的变化，是政策制定者所必须面对的现实，也对高效的控制系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公共政策网络传播中的问题表征与机遇

目录

一、言论自由及其法律界限

二、网络与言论自由传统法律界限的冲突

三、美国的经验

四、总结

美国历来是一个重视言论自由的国度，它不仅将言论自由规定在宪法修正案的第一条，而且一直致力于探索言论自由的法律界限，并先后形成了“危险倾向原则”、“煽动原则”、“明显且即刻的危险原则”等一系列适用原则。随着人类进入网络时代，网络技术与传统的言论自由的法律界限之间的冲突也日益凸现出来。那么，究竟应该在网络世界中对言论自由施以什么样的法律限制呢？美国作为网络的发祥地和世界上在网络立法上起步最早的国家之一，早在1996年就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1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无论是在网络基础设施还是在网络立法上都还处于起步阶段的国家而言，美国在网络言论自由的保护方面取得的经验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论文。

摘要：互联网让世界变成一个地球村，国际社会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强化网络空间治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然而，人们对于如何在国际法上界定网络空间的性质有较大分歧，这直接影响到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治理主体、治理规范以及治理机制的确立。国家治理和国际问题的治理都离不开法治，网络空间治理也不例外，要确保网络安全，促进网络发展，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必须实现法治化。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法治化是由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的法律和政策来共同保障的。从国际层面来看，需要在联合国主导下制定有关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的国际法律体系；从国内层面来看，需要在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引领网络安全立法的方向，并确保国家网络安全政策的落实。

关键词：网络空间治理；法治化；全球治理；网络空间主权；命运共同体

一、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法治化问题的缘起

互联网及相关技术的不断革新，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但也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强化网络空间治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由于网络空间具有虚拟性和跨国界性特征，单靠一个国家不可能凭借一己之力完全解决这些问题，正因如此，网络空间必须通过国际合作而实现全球治理。[1]但是，网络空间治理的国际合作在实践层面往往难以有效推进，根本原因是人们对于如何在国际法上界定网络空间的性质有较大分歧：网络空间是“全球公域”，还是国家主权管辖的范围？这一问题的回答对于明确网络空间治理主体、制定网络空间治理规范以及确立网络空间治理机制是极为必要的。解决网络空间治理的上述问题，首先要准确界定网络空间赖以存在的信息环境，其次要正确认识网络空间的技术特征与社会特征。信息环境由基础层、逻辑层和信息层构成。网络空间不能简单理解为物理基础设施按照一定的逻辑结构和规则组建起来的系统，也包括众多用户的网络行为。从技术层面和社会层面来看，网络空间的特征如下：第一，虚拟性和现实性的统一。从技术层面来看，网络空间是一种立体网状结构，这种结构打破了信息传输的时空限制，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是没有边界的虚拟存在。然而，网络不可能完全脱离真实世界而存在，比如，网络空间是由客观存在的光缆、服务器、交换机、计算机等网络设备构成的，而且，不管虚拟空间的形象多么美好，人们都得回归到现实的生活。也就是说，网络空间本质上是现实社会的反映。第二，开放性。网络的无界性源于其开放性这一社会特征。在全球化的条件下，互联网使整个世界联结为一个整体，从而成为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全球经济、文化和社会借助互联网获得了全新的特质。互联网在本质上是一种信息传播工具，但是，“互联网+”却具有神奇的力量。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任何国家或地区都必须接入互联网。因此，互联网的开放性是全球化的必然要求。第三，网络用户自治的传统。尽管互联网是受到美国用于军事目的阿帕网启发的，但是之后互联网则获得了相当大的自主性，比如，网络协议及其他网络标准是由非政府行为体来制定的，互联网在某种意义上摆脱了国家力量的控制。目前，网络空间的国际法地位存在较大争议。关于网络空间的法律性质，主要有以下四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网络自治说。这种观点认为，网络是没有边界的，即便一个国家能够管辖其国内的每一个网络节点，但是，互联网协议地址作为逻辑地址，是可以更改的，而网络设备的物理地址是固定的、不可更改的，这就给政府依据互联网协议地址进行管理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基于计算机的全球性互联网络超越了国界，营造了全新的人类活动空间，基于地理边界的传统法律能否适用于网络空间受到质疑。因此，网络空间超出了传统国家的主权管辖范围。这种观点还认为，开放性和多元性是网络空间的重要特质，因此对网络空间进行规范的是用户而不是政府。互联网发展的实践也证明，在相关规则的基础上，网民能够自主地管理网络空间。然而，网络空间的“法律真空”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持。因为，信息基础设施都位于特定国家的境内，网民也无法摆脱国家的管辖权。网络技术先驱者所设计的网络技术的基本框架主要考虑的是信息交换和传输效率方面的问题，但是这种便利性却带来了很大的不安全因素，甚至已经影响到国家安全。网络自治只能理解为权宜之计，而非互联网发展的常态。第二，全球公域说。这种观点认为网络空间与公海、外太空、南极等一样属于全球公域，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的管辖范围。尽管从理论上讲，一国政府能够控制信息终端（如计算机、手机等），从而管理和控制信息，但是网络标准化协议却使得信息传输难以有效管控，而且由于几乎所有国家均已经接入全球互联网，一个国家很难将其网络空间与全球网络分开。故而，全球网络空间是一个难以分割的整体，无论哪一个国家都没有权力对其提出主权要求。全球公域并非一种单纯的自然状态，而是需要由国际法来认定。对于网络空间来说，即使各国尚未就网络空间主权问题达成共识，也可以将其看作尚未完全明确权属的共同财产。第三，混合场域说。一些学者提议，我们可以参考公海和南极洲等的治理经验，把网络空间分成全球公域和国家管辖两部分。其中，支持整体互联网运转的信息基础设施和规则层可以看作联合国管理的全球公域，而各个国家接入互联网的各种设备和内容层可以划分为本国政府管辖的范围。确实，网络空间的存在依赖于物理基础设施，但网络空间更是一个基于物理基础设施的虚拟空间。如果将物理基础设施、代码和规则与信息内容进行割裂，也就不存在所谓网络空间了。因此，混合场域说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第四，国家空间主权说。俄罗斯、中国等国主张网络空间主权是存在的。2011年，中国、俄罗斯、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在第66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将四国起草的《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作为大会正式文件散发，这份文件多处提及国家网络空间主权。2016年11月，我国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将维护网络空间主权列为立法宗旨之一。从网络运行的实践层面来看，虚拟的网络空间不可能摆脱支持其运作的物质基础设施，后者属于国家主权管辖范围，所以，网络空间主权实质上是国家在网络空间行使主权的表现。网络空间的国际法属性的争议反映在网络空间治理方面，形成了三种治理模式：第一，网民自主治理模式。这种模式主张，网络用户就是网络主权者，网络应该由用户自主治理，而不需要国家公共权力的干预。但是，从互联网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如果没有国家公共权力对网络空间的介入，网络空间就会处于完全失序的原始丛林状态，网络安全完全得不到保障。3第二，多主体共同治理模式。以美国为首的网络发达国家强调网络空间的全球公域属性，认为对网络空间治理应当实行多主体共同治理模式。这一模式的支持者认为，自网络产生之初就由政府、商业部门、学者、技术专家、网民等各方共同努力制定出了相应的网络标准和规则，多主体共同治理模式能够更好地代表诸多网络行为体的不同利益。其实，互联网是否全球公域是存在很大争议的，所以，网络空间多主体共同治理模式缺少充分的理论支持。第三，多边治理模式。中国、俄罗斯等国认为网络空间应当根据国家主权原则，置于国家单独或联合管控之下。在此前提下，应秉持政府主导、多边参与、民主决策、透明有效的原则，通过国际条约确认各国的权利和义务。当前，在网络空间治理中存在着严重的权力不对称现象，网络欠发达国家没有足够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在此背景下，多边治理模式极为必要。更为重要的是，网络空间中的许多问题只有在主权国家参与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有效治理。比如，域名所有权问题、网络隐私权保护问题、网络犯罪问题等，这些问题只有政府权力介入才能得到解决。[2]

二、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法治化的目标指向

进入新世纪以来，网络通信技术的发展，拓展了人类的生存空间，也变革了社会生产方式，但是并未根本改变国际政治秩序。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比如东西矛盾和南北差距，这迫切要求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面对。在网络空间治理理念上，东西方国家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中国、俄罗斯等国倡导在维护各国网络主权的前提下开展网络空间治理的国际合作，而以美国为首的国家则强调网络空间治理的多利益攸关方模式，认为国家不应当对互联网实施干预。另一方面，南北国家因经济水平不同，而在网络发展方面形成较大差距。相应地，形成了不同的网络空间治理理念。网络发达国家因其拥有技术方面的优势，故而强调技术规范的重要性；而网络欠发达国家则更多依赖法律规范来治理网络。[3]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处理国际关系，解决国际问题，必须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出发点。[4]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子集，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的重要目标，国家治理和国际问题的治理都离不开法治，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法治化是实现网络安全和发展目标的重要手段。[5]法治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提升治理能力，实现治理现代化，必须依赖法治。网络空间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其法治化是毋容置疑的。[6]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法治化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体现在：第一，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法治化可以解决网络发展不合理所带来的问题。互联网是人类的共同生存空间，互联网的发展体现了一个国家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当然，全球互联网发展存在着国家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差距。这种差距即为“数字鸿沟”。网络发达国家利用其技术先发优势，把握了互联网的规则制定权和网络话语权。网络发展中国家无法平等参与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的各项事务，技术上受制于人，经济上受到遏制和盘剥。这反映了网络空间存在着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法治化有助于在全球网络空间建立公正合理的规则和机制，有助于维护发展中国家平等参与全球网络空间事务的权利。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实现网络空间可持续发展。第二，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法治化有助于解决网络规则不合理所带来的问题。在信息时代，信息安全尤其网络安全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网络空间也已经成为国家竞争的战略空间。为了占据网络空间的制高点，美国奉行网络霸权主义，将本国有关网络空间方面的司法判例，通过各种措施对国际法律体系施加影响。美国甚至调整其核武政策，降低核武器使用的门槛，提出只要其信息关键基础设施受到严重攻击，就运用核武器进行反击。对此，只有实现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法治化，依法规范网络空间各行为主体的行为，保障各个国家的网络安全，而不是只保障某一个国家的个体安全，才能实现网络空间的共享共治和互联网的繁荣发展。第三，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法治化可以解决网络空间秩序不合理的问题。如果没有法治的约束和规范，网络空间秩序不合理现象就在所难免。比如，一些西方国家利用网络军队对其他国家进行网络攻击、对网民实施网络监控、运用各种网络传播手段搞所谓“颜色革命”等，这些行为对全球网络安全和他国网络主权构成了严重威胁。此外，网络恐怖主义在网络空间肆意蔓延，越来越呈现出智能化、跨国性、线上线下互动等特征。与此同时，传统刑事犯罪网络化也呈现高发的态势。可以预见，大数据、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出现和大面积推广，会使得网络安全问题更加突出，甚至可能成为困扰全人类的难题。只有建立普遍适用于网络空间的行为规范，才能将网络犯罪问题纳入法治化的轨道，各国之间也才能依据国际法统力合作，建立公正、民主、法治的网络秩序，保障网络行为主体的合法权益。[5]第四，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法治化是应对风险社会挑战的必然选择。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呈现出高度复杂的状态，所面临的不确定因素也越来越多，核扩散、经济动荡、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等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信息化加剧了社会风险因素所可能造成的后果，在此背景下，风险社会理论受到推崇。这一理论认为，现代社会，人类生存的环境变得十分脆弱，社会存在着大量不安全因素，社会对个体的控制难度大大增加，工业社会之前那种超稳定的状态已经不复存在，现代社会比传统社会对于安全的需要大幅度增加，风险管理和风险控制成为重要的应对措施。相比较现实社会，网络空间充斥着更多的风险因素，网络安全甚至被提升至国家战略的高度。[7]在此背景下，社会治理模式需要公民参与，政府也需要更加注重法治化和制度建设。在国际层面，面对风险，绝非哪一个国家可以独立应对，需要各国携手共治，实现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法治化。第五，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法治化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在网络空间中，要实现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必须有相应的保障措施，法治化无疑是这些保障措施中最为有效的。与行政、经济、道德等相比，以法治维护网络安全，成本较低而且效率较高。当前，非传统安全是国家安全领域最主要的矛盾，特别是网络时代使得间谍活动迎来了“黄金时代”。“棱镜门事件”暴露了网络空间所面临的严峻的安全问题。由于美国拥有信息技术的优势，同时掌握着互联网关键资源，因此，它完全可以对其他国家实施网络监控。这样一来，其他国家的网络安全乃至国家安全完全无法得到保障。为此，推动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法治化，反对美国的网络霸权主义，有助于保障包括我国在内的网络发展中国家的网络安全。第六，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法治化有助于保障公民权益。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大数据作为信息资源的重要性被人们所认识。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大数据也不例外。大数据技术可用于分析和处理相关事务，防范和打击威胁国家安全和网络安全的各种犯罪行为。但是，由于手机、传感器、监控器等大数据收集和传输设备的普遍运用，公民的个人信息经常被随意收集和超范围使用。比如，运用数据挖掘技术甚至能够从海量信息中获取某个人的各方面信息，从而预测其未来的行为或者向其推送有针对性的广告。公民个人隐私泄露，会造成财产、人身等方面的安全风险大大增加。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法治化，可以依法惩处侵犯公民个人隐私权的行为，从而更好地保障公民权益。[5]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法治化必须遵循如下基本原则：第一，主权平等原则。主权是一个国家以自己的意志处理本国事务的最高权力。主权平等意味着，在国际关系中，各国不论大小、强弱、贫富，均有权平等地参与国际事务。互联网构建了一个跨越国界的全球虚拟空间，可以称为网络世界。网络空间是一个全球性的虚拟世界，并不存在明确的国家边界。而且，网络空间的行为不同于现实世界，很可能是跨越国家边界的，网民的身份也不同于公民，因此，无论按照属地还是属人原则，一国都很难完全对网络行为主体及其行为实施管辖。尽管主权平等原则在网络空间的实现遇到困难，但是网络空间得以运行的信息基础设施和基本规则都与现实世界紧密相关。网络行为主体与现实世界的法律主体是一致的。网络空5间活动也应受所在国政府管辖，并遵守当地法律。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来看，网络空间治理必须遵循国际法所确立的主权平等原则。[8]在全球网络事务方面，世界各国都能够平等参与。各国有权利确立适合自身的网络空间治理模式，合法行使网络管理权，同时也有义务尊重他国网络空间主权，互不干涉内政，不对他国发动网络侵略。第二，和平安全原则。联合国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而成立的国家间组织，它所倡导的和平安全原则是世界各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必然涉及国家之间的利益均衡，因此必须依靠国际法来维护网络空间的基本秩序，确保网络空间安全目标的实现。各国应坚持以和平手段来处理国家之间有关网络事务的分歧和冲突，摒弃冷战思维，反对将自身意志强加于他国的网络霸权主义，以及片面强调自身安全而以牺牲他国网络安全为代价的自私自利行径。[5]第三，国际合作原则。互联网是人类共同智慧的产物，也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对世界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理应为全人类共享共治。当前，防范和打击网络犯罪要求各国携起手来，加强国际合作，实现网络法治，推动互联网健康有序的发展。[9]在国际合作中，由于社会、经济、技术等方面发展的差异，各个国家在网络空间治理中发挥的作用有所不同，但世界已经借助互联网结成了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网络发达国家应担负起更大的责任，积极引导制定有助于网络空间合作治理的规则，确保互联网发展利益由各国共享、互联网事务由各国共同参与、网络安全由各国共同维护，并最终推进互联网稳定、持续、协调、有序的发展。第四，共管共治原则。美国凭借在网络信息技术方面的先发优势，将本国的网络治理理念强行推销给其他国家，引发国际社会的不满。美国刻意突出网络空间的全球公域属性，反对其他国家在网络空间行使主权，以利于其利用互联网推行其价值观并对他国实施“颜色革命”。同时，美国宣扬所谓“网络自由”，在全球网络空间不愿意接受任何约束，为实现美国利用互联网控制全球的目的奠定法律基础。但是，当国际社会提出要求美国向联合国相关机构转交互联网管理权时，美国又公然提出互联网是美国发明的，否认互联网的公共属性，拒绝交出互联网的实际管控权。美国网络安全战略实质上是其所奉行的霸权主义在网络空间中的典型表现，目的在于将美国的主权扩展至全球网络空间。针对全球网络空间治理共识匮乏的情况，最为有效的解决分歧的措施就是在联合国框架下制定国际网络空间规则，并将其纳入公认的国际法体系，实现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法治化。[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