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婚姻范文10篇

网络婚姻源于21世纪初我国台湾一家网站推出的“同居理想国”游戏，传入内地受到了网络用户的大力追捧，并以非常之快的速度传播开来。据业内人士称，目前约有几十家国内网站，如“联众游戏网络”、“九天之城”等都陆续开通了网络婚姻的社区游戏。同时，据《中国妇女报》统计，目前参加网络婚姻的中国人已超过十万。网络婚姻已逐渐成为人们在网络时代不容忽视的一个新课题。

一、网络婚姻的性质

对网络婚姻的定义，众说纷纭，有的认为网络婚姻，就是男女双方在网上发喜帖、办喜宴、拜天地、闹洞房，在网上“结婚”，在一个虚拟的图文环境中,体验男欢女爱的婚姻生活，操持家务、挣钱养家，过“小日子”，甚至虚拟“生儿育女”。有的认为网络婚姻，指的是男女双方用虚拟身份借助网络这个互动平台，在虚拟的图文环境里体验两情相悦、男婚女嫁、家务操持，甚至“生儿育女”。笔者认为，网络婚姻其实就是指双方依靠网络图标和象征符号作为交往媒介，虚拟现实中的婚姻家庭生活。它避开了“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琐事，只充斥着甜言蜜语和海誓山盟。概括来说，网络婚姻具有以下特性：

（一）虚拟隐蔽性

由于网络的虚拟，使得网络的另一端变的神秘而隐蔽。网络婚姻中的双方无须见面，而是通过（）网络相连的两台电脑互诉衷肠。双方的“男欢女爱”、“生儿育女”都只建立在一堆图文之上，彼此看不见对方的缺点，完全生活在想象的空间里。这就增添了网络主体的个人魅力，使双方都能体验到现实生活中不曾有刺激。但由于网络双方过于隐蔽，往往会使网络婚姻趋于戏剧性。

（二）戏剧性

摘要近年来，一种风靡于网络的虚拟婚姻形式——网络婚姻正受到越来越多人的亲睐，由此引发夫妻感情破裂而导致离婚的案件在逐年增多。因此，采用法律手段来规制这个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势在必行。本文通过阐明网络婚姻的性质，比较网络婚姻与现实婚姻的区别，分析网络婚姻所涉及的法律问题，从而提出了一系列调整网络婚姻的立法构思。

关键词网络婚姻重婚过错损害赔偿

网络婚姻源于21世纪初我国台湾一家网站推出的“同居理想国”游戏，传入内地受到了网络用户的大力追捧，并以非常之快的速度传播开来。据业内人士称，目前约有几十家国内网站，如“联众游戏网络”、“九天之城”等都陆续开通了网络婚姻的社区游戏。同时，据《中国妇女报》统计，目前参加网络婚姻的中国人已超过十万。网络婚姻已逐渐成为人们在网络时代不容忽视的一个新课题。

一、网络婚姻的性质

对网络婚姻的定义，众说纷纭，有的认为网络婚姻，就是男女双方在网上发喜帖、办喜宴、拜天地、闹洞房，在网上“结婚”，在一个虚拟的图文环境中,体验男欢女爱的婚姻生活，操持家务、挣钱养家，过“小日子”，甚至虚拟“生儿育女”。有的认为网络婚姻，指的是男女双方用虚拟身份借助网络这个互动平台，在虚拟的图文环境里体验两情相悦、男婚女嫁、家务操持，甚至“生儿育女”。笔者认为，网络婚姻其实就是指双方依靠网络图标和象征符号作为交往媒介，虚拟现实中的婚姻家庭生活。它避开了“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琐事，只充斥着甜言蜜语和海誓山盟。概括来说，网络婚姻具有以下特性：

（一）虚拟隐蔽性

一、“网婚”的概念及特征

网络婚姻缘起于21世纪初台湾一家女性网站推出的“同居理想国”游戏,对于网婚没有学者给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众说纷纭。本文所要讨论的“网婚”,实际就是男女双方通过网络这个互动平台,在虚拟的图文环境中体验男欢女爱的婚姻生活和毫无顾忌地谈情说爱,甚至过所谓的“夫妻生活”和虚拟“生儿育女”。它避开了交织着锅碗瓢盆与生存感悟的现实婚姻生活,靠网络图标和象征符号虚拟现实,追求寄托,不说是游戏人生,也是游戏婚姻。“网婚”的特征如下:(1)“网婚”的符号互动性和无性化。(2)“网婚”的虚拟性。(3)“网婚”中夫妻关系的非对偶性。(4)“网婚”的高科技性和便利性。

二、“网婚”的成因

1.客观原因

(1)社会转型时期家庭的弱化。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随着人们主体意识的觉醒,个人主义思想有了新的发展势头,传统道德的约束相对松弛,在婚姻观念、性行为、家庭生活方式上出现了种种越轨和失范现象。这意味着,婚姻的缔结、维系或解体,外部条件的制约大大减弱,重要的是夫妻本身的精神、文化和心理情感等因素。(2)网络的高速发展。互联网作为新的传播媒介,扩大了网婚主体的参与性。现实世界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更为容易和迅捷成为了网婚兴盛的客观原因。另外,网络所具有的开放性、距离感,方便当事人掩饰自己的身份,更进一步加剧了网婚参与主体的扩大。

2.主观原因

摘要：清水江流域因其独特的文化生态环境，展现出多样的婚姻习俗。新中国成立以来，众多学者对清水江流域民族的婚姻习俗内容以及产生原因、婚姻变迁及其变迁原因和婚姻习俗对社会生活的影响都进行了深入研究。清水江流域婚姻习俗的独特之处主要体现在其文化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对清水江流域婚姻习俗做进一步梳理，可为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思路。

关键词：婚姻习俗；婚姻圈；清水江流域；文化变迁

清水江是沅江的主源，发源于贵州省都匀市贵定县谷江乡西北的斗篷山南麓青杠坡。干流全长459公里,流域面积14883平方公里，其流域面积覆盖了今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主体行政区［1］。清水江流域主要位于今贵州和湖南少数民族地区，流域内居住着苗族、侗族、水族、布依族、土家族、汉族等众多民族。各民族从古至今不间断地互动，使得清水江流域的婚俗既有各民族的特色，又相互融合，呈现出婚俗文化的传统与渐变的特性。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术界对清水江流域的婚姻习俗研究很多，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关于传统婚姻习俗内容及其产生原因的研究

（一）传统婚姻习俗内容研究。一是对姑舅表婚习俗的研究。姑舅表婚是清水江流域比较典型的一种传统婚俗形式，即“姑姑家的女儿优先嫁给舅舅家的儿子为妻”［2］。据《古州厅志》卷一地理部分记载：“苗俗，姑之女，须还舅家，名曰转亲，”“舅之子娶姑之女，此俗谓之骨血还家。”除苗族外，清水江流域一带的侗族也有姑舅表婚的传统。罗康智认为传统婚俗是以个人为媒介建立起来的个体、家族或村寨之间的互惠关系，而这种互惠关系的制度性保障就是姑舅表婚和不落夫家的传统婚俗［3］。因此居住在清水江流域和榕江流域的民族传统婚俗中“姑舅表婚”是一种常被研究的对象。二是对开亲习俗或婚姻圈建构的研究。在清水江流域流传的《开亲歌》主要演唱于结婚典礼场合，它不仅是重要的婚姻仪式，也揭示出清水江流域传统的开亲婚俗。开亲歌主要叙述了清水江流域苗族开亲的艰难历程与婚俗改革。开亲与婚姻圈的建构密不可分，并且有很多规则，如清水江流域的苗族就在《开亲歌》中强调婚姻应该排斥经济行为的干扰，着重强化亲缘，更不应以财富的多寡来替代姻亲关系的亲疏远近，而是以“礼的社会亲缘网络替代物的财富资本霸权”［4］。三是对“姑娘林”习俗的研究。“姑娘林”在当地也叫“十八杉”，为了给出嫁女儿置办“姑娘林”，从女儿出生时便开始种植一片杉林，而在女儿出嫁时作为嫁妆赠予女儿。在清水江流域当地的社会生活中，赠送姑娘林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为婚姻而种植林木可以成为一种传统婚俗行为，并且陶金华认为姑娘林的实质是对新婚家庭的生活资助［5］67-76。因此，“姑娘林”在婚姻缔结中是社会价值、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的统一。四是对婚姻礼物交换习俗的研究。清水江流域婚姻礼物交换都是以实物交换为主，在举行婚礼之前，双方家庭各请人进入重要的磋商环节，一般是男方请“关亲”与女方请陪亲婆进行磋商，这里所磋商的主要内容是婚姻举办中相关彩礼或其他礼物的多少［5］67-76。而在婚姻缔结双方的实物交换中，主要包括：婚礼用品和个人之间的实物交换。除此之外，举办婚礼的主家与前来祝贺的亲朋好友也有交换。如清水江流域苗族的婚姻仪式十分隆重，通常一家有人结婚，整个房族亲属都会前来帮忙，并且会送稻谷表示祝贺，来的亲朋好友会送谷子、红布、钱、酒等，依亲戚家的经济条件而定［6］。待到另一家亲朋好友结婚时又会送礼还情，并且只多不少。五是对主婚习俗的研究。传统社会中一般是以父权为中心的，父亲主婚是主婚习俗最普遍的形式。在清水江流域，若男方家父亲在世，一般由男方家父亲主婚，此时女方家父亲可以发表弃权声明；而未成年子女婚姻，则由双方父亲主事。由兄弟等男性主婚主要表现在为寡嫂主婚、为弟媳求亲、兄长为姐妹主婚等方面，此外还存在由前夫主婚、由叔父主婚等情况。女方父亲也有为自己女儿说话的权利，但女儿在婚姻中的地位及受娘家保护是建立在遵从夫教的基础之上［7］77-82。六是对结婚过程中讨吉利习俗的研究。一般在嫁女时,父母在给女儿的嫁妆里一定要配给一个红色油漆的子孙桶,在子孙桶里要放上蒸熟染红的喜蛋,还配上许多红色包装的喜糖,甚至红色染就的坚果。嫁妆抬到男家安顿后,久婚不育的女人就会向主人讨要子孙桶里的“喜蛋”和“果子”,据说这种讨吉利的行为可以使久婚不孕之女很快受孕。不仅如此，在清水江流域还有婚后小孩诞生来讨吉利的传统，第三天给婴儿洗澡时,周边亲友都会来“添盆”,即是在婴儿洗澡盆里放入红蛋,久婚不育之女便讨来吃,据说也会让多年不孕的妇女受孕生子［8］。（二）婚姻规则的研究。婚姻规则的建构是保证婚姻有序的重要手段，曹端波教授认为许多婚姻规则和习惯法都是在迁徙途中制定的［9］。傅慧平、张金成则认为对婚姻之亲及其社交本质的认识是清水江苗家各种婚姻规则产生的观念基础，亦即其婚姻圈形成的基础［10］。婚姻的缔结是在民族迁徙中注重社会关系的建构，增强家族势力而最终走出困境的重要法宝，所以清水江流域婚姻规则源于当地居民对姻亲网络和社会交往本质的充分认识而产生的。首先是对开亲规则的探讨。在清水江流域同姓不婚在很多地方已经得到证实，但这并不能完全否定同姓开亲的存在。在一个狭小区域内同姓开亲现象十分常见并具有一定的社会文化规则［11］。马静、纳日碧力戈通过调查发现同姓开亲规则有：血缘家族不婚、结拜兄弟不婚、巫蛊信仰的禁忌通婚。因为血亲和族亲在清水江流域是明确被禁止在婚姻圈之外的，所以无论世居民族和移民，都严格遵循同姓不婚的制度，不能开亲［12］。因清水江流域认识到社交的本质，把结拜兄弟关系与血缘关系都看得很重要，所以结拜兄弟之间也不能开亲，如果结拜兄弟之间开亲，会视为不尊重对方，将会失去两个集团联盟。此外，清水江流域“河边苗”的姻亲网络则以“酒堂”为单位，对于清水江流域的河边苗来说，“鼓社”等同于酒堂，酒堂内部严禁通婚，而各酒堂之间可以开亲［13］。除了上述开亲禁忌之外，其他关系一般都可以开亲。其次是对婚姻圈的认识及其建构规则的研究。陶金华认为在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中婚姻圈是一个叠加着文化、经济、地理等多重概念的研究范畴，而地理环境和交通状况等是决定婚姻圈伸缩的重要因素［5］67-76。清水江流域在明清时期得到进一步开发，由于木材贸易的影响，外来文化的进入开始对传统社会形成巨大冲击。清水江流域的人为了巩固社会，因而强调家、家族、村寨以及姻亲网络，而这种固定化的姻亲网络就是构建婚姻圈的基础［14］。曹端波教授同样从姻亲网络视角来看婚姻圈的构建，认为清水江流域的苗族社会是建立在“家”及其姻亲网络基础上的社会共同体。婚姻是清水江流域苗人联盟和交换的重要社会关系，因此，各个“鼓社”之间构成了一个给妻者与讨妻者的姻亲网络，此婚姻网络又逐渐成为一个物资交换网络［15］。基于对婚姻圈的认识，可以把婚姻圈的建构方式概括为以下几种：首先以传统文化来构建婚姻圈，破姓开婚和姑舅表婚是清水江流域构建婚姻圈的最传统方式，且婚姻圈较为稳定［13］122-131。其次以服饰圈的特征来建构婚姻圈，清水江流域有一种现象：不同服饰不能开亲，同一婚姻圈的人一定属于同一服饰圈［13］122-131。第三是以地理区域为界构建婚姻圈，清水江流域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一些自然区域的聚落与附近的村寨天然具有婚姻关系，从而构建一个完整的婚姻圈［9］72-81。第四以文化活动来构建婚姻圈，因清水江流域某些族群每到一定的时间就举行文化活动，文化活动圈便成为划定婚姻圈的标准。如苗族的芦笙节，每个芦笙场就是一个较稳定的婚姻圈。在此，曹端波教授也认为在迁徙以前，芦笙主要是为了联结婚姻集团［9］72-81。除此之外，清水江下游盛行以资源互动形式建构婚姻圈，如当人们把林木资源当作嫁妆，极大地促进了婚姻的缔结，人们对生态资源的占有、认识和争夺等行为也重构了当地人的婚姻圈［5］67-76。除此之外，对其特点也进行了总结归纳。婚姻圈的建构规则具有独特性，使得婚姻圈具有自己的特征，马静、韦秀勋通过清水江流域苗族婚姻的个案将苗族婚姻圈划分为三级：以村内婚和邻近婚为一级婚姻圈；省内婚属于二级婚姻圈；省外婚属于新的三级婚姻圈［16］。付慧平、张金成认为清水江流域苗族婚姻圈具有以下特征：基于服饰、语言、礼物等传统习俗影响下的支系性特征，基于地理位置及市场影响下的地域性特征，基于鬼蛊类信仰习俗影响下的封闭性特征［17］。（三）婚姻习俗产生原因的研究。清水江流域的独特婚姻习俗是当地民族对于该地文化生态的适应，是当地人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相互调适。关于清水江流域婚姻习俗产生的原因研究，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历史社会遗留因素。如苗族姑舅表婚的特点是舅舅家的儿子对姑姑家的女儿享有优先权，而且舅舅对姑姑家女儿还具有婚姻嫁娶的决定权和成长监护义务，而舅权之权威是母系社会的历史遗留。陶金华认为，舅权对婚姻的影响较大直接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舅权对当地传统婚姻占据主导作用，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另一方面直接体现为其对社会秩序之维护，因舅权既可以协调夫妻关系，而且当夫妻关系破裂时可以帮助女方挽回婚姻或者保证财产安全［5］67-76。清水江和榕江流域虽盛行姑舅表婚，但禁止姨表通婚。舅权本身也是一种母系氏族社会的残留，姑舅表婚应属于古代氏族内婚制的一种文化遗留。二是宗教信仰因素。清水江流域普遍存在有鬼蛊信仰，而信仰规训着人们的行为。傅慧平、张金成通过鬼蛊禁忌形式来研究清水江流域苗侗婚姻，认为鬼蛊通过划分不同的联姻群体使地方婚姻和亲属关系呈现出层级状态,以禁忌形式深刻影响着区域内婚姻选择。如婚姻观、婚姻行为以及联姻范围等，成为清水江流域内苗侗婚姻选择中的一种制度性规则［10］50-54。三是社会交往因素。受社会交往因素最大的清水江流域婚姻圈的建构，这种社会因素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交往需求不断增加而产生的。如清水江流域苗族具有自己特有的婚姻圈层，他们的婚姻圈是伴随着社会的交往方式而形成的，诸如礼物的交换、市场的形成、文化的浸染等［10］50-53。四是宗族因素。婚姻原本是男女双方之间的事情，但清水江流域的民族更加注重宗族因素，因其分属于不同的宗族，故婚姻之事当为宗族之事，故婚书中常出现“凭亲族、房族人等称谓”。如王凤梅以婚书为突破口考察了清水江流域宗族对婚姻关系的作用，既从婚书中妇女冠名和书写、婚书书写纸张与当事双方宗族关系、婚书宗族性称谓表达方式等方面彰显宗族的特性，也从由长辈或男性主婚方面凸显宗族性。此外，在婚书用纸的形式上，用颜色区分性别，潜在地表达男方宗族的主导地位［7］77-82。这些都表明宗族对婚姻习俗产生深刻影响。

二、关于清水江流域婚姻习俗变迁及其原因研究

一、2011年工作总结

2011年，社会事务处围绕全局中心，突出“依法登记、便民服务”主题，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依法办理三项登记。

认真执行婚姻、收养相关政策法规，严格依法办理国内婚姻、涉外婚姻和收养登记。全市共办理结婚登记对，离婚登记对，补领婚姻证书件，出具无婚姻登记记录证明件，出具婚姻登记记录证明件；办理涉外、涉港澳台、华侨婚姻登记对（结1510对，离89对）；办理收养登记件。

（二）开展了两项便民服务。

1、开展了情人、七夕、圣诞等节日和特殊日期结婚预约登记服务。为了满足婚姻当事人选择特殊日期结婚登记的愿望，我们组织城区婚姻登记机关，分别在西方的情人节、圣诞节和中国的“七夕节”以及2011年11月11日等特殊日期开展了结婚预约登记服务，采取全天候预约、当天分时颁证、现场登记的方式和提前上班、延时下班、取消午休的办法办理预约和登记，平均每个特殊登记日受理预约登记456对，当天颁证1207对，使婚姻当事人都达到了如愿以偿。

网络的飞速发展，给公民的自由与言论拓宽了不少空间，也给许多商家带来了无限的商机。然而，在一片利好的消息中也是泥沙俱下，诸多犯罪也搬到网上来，网络自身也催生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法律问题，使得人们有时无所适从。诸如侵犯著作权的法律问题，大多还是将传统的侵权形式移植到网上来，这些运用传统的法律规则可以解决，但是，一些仅仅是网络带来的新的法律问题，却是传统的法律规则没有涉及，也无法解决，那么，我们该怎么办？

虚拟财产是什么玩意？

网络游戏中的装备、QQ号等等，我们称之为“虚拟财产”，这些所谓的财产却不是物质意义上的财产，也不同知识产权，它无状无形，以电脑数据形式存在，但却有使用价值与价值，玩家有时为获得某一套游戏装备，不惜花费数千、数万元钱购买。那么，它在法律上能被承认为财产吗？

司法上承认虚拟财产开先河的是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这个案件发生在2003年，为李宏晨诉北京北极冰科技公司案。2002年1月，还在读大学的李宏晨，在学校旁边的网吧里买了一张《红月》点卡，成为一个网络游戏玩家。2003年初，他的主ID（游戏中用户的账号）已达934级的高级别。然而，2003年2月17日，李宏晨突然发现自己一个ID里的虚拟武器全部不见了，他立即给游戏公司的客户服务部打电话。2月19日，李宏晨得知自己的武器被转移到了另一个ID上。他要求客服查封这个ID，但对方告诉他，他无权要求游戏公司这么做，除非有公安机关的公函。而承德市公安机关和北京公安机关给出的答复都是：“虚拟物品无法估价，我们无法就此立案”。6月20日，李宏晨在《红月》中另一个ID的所有装备都被删除，游戏公司次日发出公告称删除原因是“该ID拥有大量复制装备”。在多次交涉未果的情形下，李宏晨以游戏运营商侵犯了他的私人财产为由起诉了北极冰公司，要求恢复丢失的游戏装备，升级他的游戏角色，给予经济、精神赔偿1万余元。但北极冰公司认为，虚拟装备没有价值，而且公司与玩家签订过“玩家账号被盗用期间发生之损失由玩家自行负责”的服务协议，况且公司已尽到了保护义务，所以不应承担责任。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玩家玩游戏时，获得游戏时间和装备的游戏卡均要用货币购买，所以这些虚拟的“武器装备”是有价值的无形财产。由于运营商没对这些虚拟物品尽到保护义务，所以应恢复李宏晨所丢物品，并赔偿经济损失1560元。

但是，这只是个别的法院对于游戏装备有限度地承认，其他法院呢？对于其他类型的游戏装备是否承认呢？可能就不容乐观了。在深圳，就发生过一起盗窃QQ号的案件，结果就有些出乎意料。

一、县民政工作基本情况

县属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县民政局机关内设办公室、救灾股、优抚安置股、社会事务股、基层政权股、社会救助股、婚姻登记处等股室，下属7个事业单位，县革命烈士纪念馆、县福利院、县救助管理站、县老龄办、地名办等。全局在职干部职工47人。乡镇设有19个民政所，全县有28所农村敬老院。

二、县民政工作信息化情况

目前，县民政局承担着救灾救济、优抚安置、社会福利、基层政权、行政区划和地名管理、社团管理、婚姻登记管理、殡葬管理、救助管理、城乡社区建设等工作职能。局机关设办公室、财务股、社会救助股、婚姻登记处、优抚安置股、社会福利股、救灾股、社会事务股、基层政权股、募委办等股室，下属老龄办、地名办、烈士馆、福利院、救助站、慈善会和19个乡镇民政所、28所乡镇敬老院。现有在职职工47人，其中局机关工作人员23人，下属事业单位人员24。全县乡镇民政所有工作人员36人，敬老院工作人员56人。一直以来，我局致力于加强民政信息化建设，但由于专业人员和资金缺乏，目前我县民政信息化工作相对滞后，民政工作只实现了最低层次的网上文件传输和排版打印，民政信息化建设明显成了我县民政工作中的一个薄弱环节。

（一）硬件情况：目前，县民政局共有电脑33台，打印设备11台，各业务股室均配备了1-3台电脑（仅2012年民政局购置办公电脑8台，一体打印机2台），使用路由器共享2条宽带网络；19个乡镇民政所有工作电脑19台，打印设备19台，均开通了宽带网络，县还建立了县乡文件加密网，文件传输通过县乡加密网进行。各社区、村硬件设施状况相差较大，除个别外，有的没有微型计算机，有的不具备连接网络条件，硬件环境还不健全。敬老院普遍没有电脑。县民政局及基层民政所也无专项的信息化工作经费和人员。

（二）软件情况：局机关各股室办公软件婚姻登记、救灾、儿童福利、流浪乞讨救助、收养登记、民间组织管理以及综合统计等使用的是部委下发的办公软件，低保、五保、优抚使用的是省厅下发的软件。其中优抚信息管理系统、综合统计分析系统、民间组织管理系统属单机版，省社会救助业务系统、省婚姻登记管理系统、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信息系统、收养登记管理信息系统、儿童福利信息系统、殡葬管理信息系统是网络版。居民家庭收入核对平台尚未建立。

摘要：目的调查病毒肺炎（CoronavirusDisease2019，COVID-19）疫情爆发初期，我国网民的焦虑情况及其影响因素。方法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于2019年1月28日至2月4日期间，在问卷星平台针对我国网民采用滚雪球抽样进行网络问卷调查，内容包括一般资料和GAD-7广泛焦虑障碍量表。采用SPSS24.0的统计学软件，进行单因素分析，Pearson相关检验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确定焦虑情况影响因素。结果有效收集3111份网络问卷，其中焦虑人数1210人，占总人数38.89%，GAD-7评分均值为9.04±4.231。GAD-7量表得分在婚姻状况、信息不实程度等方面有统计学差异（P<0.05），在学历程度、身体状况、疫情关注频率、信息负面程度等方面有显著差异（P<0.01），在性别、年龄、工作所在地等方面无统计学差异。Pearson相关性检验和多元线性回归证明，学历程度与GAD-7量表得分成负相关（b=-0.795），疫情关注度、信息负面程度、身体状况、信息不实程度、婚姻状况都与GAD-7量表得分成正相关。（b=0.733，0.554，0.414，0.362，0.450，P<0.05）结论病毒肺炎疫情早期，大部分人群存在轻度焦虑情绪。学历程度、婚姻状况、身体状况、疫情关注频率、信息负面程度、信息不实程度是其影响因素。

关键词：病毒肺炎;心理状况;焦虑;网络调查问卷

2019年12月以来，中国武汉爆发的病毒肺炎（CoronavirusDisease2019，COVID-19）疫情漫布全国[1]，此后，累计确诊病例数迅速增加[2-3]。为严防武汉病毒疫情扩散，从2020年1月23日10时起，武汉市和周边市区等相继宣布暂停运营公共交通，进行“封城”[4]，其余省市的政府，教育部门等也纷纷开展并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5]。此次疫情波及范围广，传染性强，对我国民众的安全造成威胁，部分民众可能会因此而产生一定的心理问题。此次疫情的信息多由网络传播，网络中信息混杂，其中包含的不实信息、负面信息也有可能对网民造成心理应激从而导致焦虑等心理疾病[6]。为深入了解疫情早期，网民的心理状况及导致焦虑的因素，本课题组开展了此次网络问卷调查，以期为之后的心理援助提供一定的理论帮助。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本研究采用网络问卷方式，于2020年1月28日到2月4日，对我国34个省份的网民进行调查，问卷共回收3157份，人为筛除“问卷响应时间少于等于90秒”的46份问卷，共计回收3111份，有效回收率98.5%。1.2方法。1.2.1调查工具。问卷内容包括一般资料和GAD-7广泛焦虑障碍量表（7-itemGeneralizedAnxietyDisorderscale），一般资料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学历、工作所在地、身体状况、疫情关注频率、信息负面程度及信息不实程度等。GAD-7广泛焦虑障碍量表是2006年由Spitzer[7]等开发的7个症状条目的广泛性焦虑量表，其信效度较好，Cronbach􀆳sα系数是0.90，重测信度系数为0.76。量表每个条目按照0-3四级评分，总分21分，分数越高，自我感知焦虑程度越高。根据焦虑评分总分，分为四个焦虑等级：0-4分为无焦虑；4-9分为轻度焦虑；10-14分为中度焦虑；15-21分为重度焦虑。1.2.2调查方法。本问卷由研究者依托问卷星平台录入问卷星，经过多次预调查，修改完善问卷条目，以保证问卷简洁易懂。问卷前说明此次调查目的，问卷内容和承办单位。问卷承诺：本次调查为匿名回答，其内容仅用于科研所用且严格保密，请填写者积极参与并如实填写，如我国网民获得链接（二维码）并自愿填写，则默认为已获取其知情同意。除单选题外，特殊题型会在题干中说明填写方式，本问卷在微信、微博以及朋友圈中采用滚雪球的方法进行调查。1.2.3质量控制。相同的IP地址只能作答一次，每个条目均需要填写完全后才能提交，填写问卷响应时间需大于等于90秒方为有效问卷，以确保调查问卷所获得数据真实可靠。1.2.4统计方法。本研究采用SPSS24.0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用N（%）表示，计量资料用M±SD表示，两组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多组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采用Pearson相关验证人口学特征、信息关注度、信息内容与焦虑的相关性，选择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用多元线性回归进行分析。统计学检验均为双尾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我区辖个街道、个居村，纳入计生信息网络管理的机关、企事业单位个，总人口万人，其中，已婚育龄妇女万人。流入育龄妇女万人。某年，被省确定为综合统计体系项目试点单位后，我们坚持把项目试点作为提高全区计生整体工作水平的重要契机来抓，采取切实措施，加大实施工作的力度，取得了初步成效。项目实施进展情况汇报如下：

一、项目实施背景和方案制定

现阶段我国正处于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全面转型的时期。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人口呈现高流动性、高聚集性和高异质性；户籍制度、住房制度改革和城市动迁，造成了大量的人户分离；企业职工离岗下岗、用工制度的改革和人们自主择业，使许多“单位人”变为“社会人”；婚姻登记办法改革和人们价值取向的改变，离婚再婚、非法同居现象增多，是城市计划生育工作面临新的挑战。原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构建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控制手段，已难以应对庞杂无序的城市育龄群体，特别是传统的被动式、滞后型的统计模式已难以掌握动态多变的人口与计划生育信息，必须建立与新形势相适应综合统计体系，运用现代信息手段，改进信息采集、传递、利用的方式，进一步强化对育龄人口的管控手段，势在必行。

某年月，我们根据省计生委项目文本要求，本着突出重点、突出特色的原则，确定综合统计体系改革的总体思路是：适应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和户籍制度、婚姻登记制度改革的新形势，以统计法律法规为准则，以省育龄妇女信息管理系统为依托，以信息网络交换平台为支持，以部门信息共享为突破口，以规范基层管理服务为目标，突出城区计生管理服务特点，调整统计口径，拓宽统计渠道，改进统计办法，革新统计台帐，提高统计质量和水平，在统计管理模式、方法和手段上实现新突破。根据上述思路，结合中区实际，制定了《实施方案》，以区人口与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文件实施。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为确保顺利完成试点任务，区委、区政府成立了以区委分管副书记为组长，区政府副区长为副组长，计生、民政、卫生、公安、工商、统计等部门为成员的改革项目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各部门明确了专门工作人员，为项目实施工作奠定了组织基础。区政府把综合统计体系项目列入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专题召开了全区计划生育改革项目实施动员会议，与各街道、相关部门和□□区、□□区婚姻登记机关、城区家医院签订了《计划生育综合统计体系项目实施责任书》，落实了各自承担的任务和责任，确保了项目的顺利实施。

二、精心抓好项目实施

［论文关键词］性别失衡；风险；社会稳定；社会放大

［论文摘要］本文首先描述性别失衡的风险如何由人口放大到公共安全、由个体放大到社会的过程，并分析性别失衡风险与社会转型风险间的作用机制；其次，进一步扩展性别失衡背景下社会风险放大框架，构建了中国性别失衡风险的多维交叉社会放大模型并利用二手数据对模型进行了局部验证，揭示出性别失衡风险的社会放大路径。最后，提出政府基于风险四级放大途径的危机应对措施。基于中国社会转型和性别失衡共存的情景，及现有研究特别是风险放大理论和模型的局限。

对性别失衡风险如何从个体风险放大为社会风险，如何从人口风险放大为安全风险的路径与机制缺乏研究，更少有研究将性别失衡风险放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立体化地分析社会转型风险和性别失衡风险如何在积聚、互动中实现风险的加剧和放大。根本原因可能在于迄今相关的指导理论和风险模型仍然缺失。

卡斯帕森等人曾将风险的技术评估、风险感知和风险相关行为的心理学、社会学研究以及文化视角系统地联系起来，提出了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TheoryfortheSocialAmplificationofRisk），试图解释“为什么有些相对较小的风险或风险事件，却会引起公众广泛的关注，并对社会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3］该理论从建构主义层面描述自然灾害风险放大的社会系统，巧妙地结合了社会风险扩散的主观与客观要素、微观与宏观环境变量，对危机风险放大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为研究社会风险的放大奠定了很好地起点，因此在该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但该理论更关注对构成要素的描述，强调信息传递和公众反应在风险放大中的关键作用，忽视对风险放大深层因素和机制的挖掘，无法形成有预测力的假设。［4］

作者曾基于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结合中国社会、人口转型特点，构建了性别失衡背景下的社会风险放大框架，以更好地解释中国社会人口转型时期，群体性暴力事件的频频爆发和规模升级现象。［5］但该框架从信息强化、公众反应、政府危机应对、性别结构失衡强化分析了社会风险的四级放大机制，侧重转型社会风险如何在性别结构失衡的背景下，从个体风险放大为群体性风险的过程，忽视了性别结构失衡本身也存在一个风险放大的过程，而且该框架也无法解释在社会转型和性别失衡并轨的社会环境中，两类风险如何在互动中从个体放大到社会，从人口领域放大到公共安全领域。为此，有必要将性别失衡背景下的社会风险放大框架深化为机制模型，并从转型社会的单边风险放大扩展为社会转型和性别失衡的多维风险放大，探讨两类风险如何在互动中实现风险放大的独特路径与机理，为研究转型社会性别失衡风险的社会放大路径和治理策略提供理论依据。

一、社会转型与性别失衡互动中的风险形态与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