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范文10篇

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在《中国思想通史》中就说：“一千年来王安石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好像一个谜似的，为人们所不理解”。封建的学者把他看做‘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异端，而资产阶级学者则把他捧到天上，好像在千年前他就是一个为资本主义世界设计的大人物。王安石变法之所以引来了如此天壤之别的评论，不仅同王安石其人及其变法措施所带来的争议有关，更同时代的发展，历史的演绎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里暂且抛开王安石其人、其事不谈，只就王安石变法之历史演绎及其原因作一个简单剖析。

一、历史上对王安石变法的几次演绎

（一）南宋至晚清，绝大多数史学家认为王安石变法“祸国殃民”，是北宋亡国的元凶晚清前800年多年中，对王安石变法的主流评价散见于各种有关宋神宗朝史实的记述中，例如范冲等人修定的《神宗实录》；宋孝宗朝由李焘、洪迈等人修撰的《四朝国史》：元朝史臣编修的《宋史》。这三部官修史书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议不论是史实还是观点都是一脉相承的，即认为王安石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最终导致北宋亡国，把王安石的诸项新法称作聚敛之术，“聚敛害民”，把王安石的理财思想则视为兴利之道“弱民兴利”。这些观点的出笼是和当时的政治斗争绾结在一起。北宋末年，女真族贵族建立的金政权灭辽之后，又发动了北宋战争，宋徽宗不敢承担历史的责任，匆忙让位于宋钦宗。宋钦宗为了挽救安危，争取人心，首先贬窜祸国殃民的蔡京集团。因为蔡京不仅营私舞弊，贪污腐化，残害忠良，而且还自称是王安石的弟子，打着王安石的改革旗号继续进行所谓的“改革”，所有后来人们在检讨北宋危亡的原因，以确定由谁来承担造成国破家亡的历史罪责时，自然而然的把责任推到了王安石身上，认为王安石是历史的罪人。

（二）20世纪前半叶，梁启超为王安石变法翻案，称“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对王安石变法评价的转机出现在近代，当时国人面对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急欲变法而“富国强兵”，遂使商鞅、王安石等都得到肯定的评价。对王安石评价最高者莫过于梁启超的《王安石传》。梁启超称王安石：“其德量汪然若干顷之陂，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弊，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其见废者，又大率皆有合于政治之原理，至今东西诸国行之而有效者也。呜呼，皋夔伊周，遐哉邈乎，其详不可得闻，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他把王安石变法中的青苗法和市易法看作近代“文明国家”的银行，把免役法视作“与今世各文明国收所得税之法正同”，“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还认为保甲法“与今世所谓警察者正相类。”一言以蔽之，梁启超用社会主义学说类比王安石新法措施，把王安石称为社会主义学说的先行者。梁启超如此拔高古人，究其缘由，在于梁启超在政治上的改良主义主张。

（三）1949年—1978年，当时的主流看法称“王安石是中国11世纪时的改革家”，是法家杰出的代表人物49年以后，历史研究要为政治服务，阶级斗争学说占据了整个学术界。于是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局面也为之大变，一路的水涨船高。一是有了列宁的那一句“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的评价在前，对王安石的评价就只能高不能低，否则就是研究者犯了路线方向性错误。其中标志性的作品有宋学大师邓广铭先生写《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和漆侠先生的《王安石变法》。两位先生的研究基本奠定了当时对荆公研究的基调。其后，随着轰轰烈烈的时代到来，根据上意，一部中国古代史，就是儒法斗争的历史，法家代表进步、革新，儒家代表落后、保守，王安石主张变革，自然是法家代表，于是对其人及变法运动更是不得有丝毫批判。荆公被奉为“尊法反儒”的典范，在“批林批孔”一批“”的宣传班子，专门为“”篡党夺权制造舆论，藉此攻击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而一些专家、学者也因经受不住强大的政治压力，违心地跟着撰写了一些著作和文章。总之，中的王安石如同坐上了莲花宝座，俨然成为中国历史上“正确路线的代表人物”。

二、不同历史演绎的原因分析

摘要本文从“改革策略”、“改革步骤”、“改革者的地位与权限”、“和同僚的关系”、“改革者信念和毅力”等五个方面,论述了王安石变法与张居正改革成效之不同的原因。

关键词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成效

北宋和明朝进入中叶后,都面临着“积贫积弱”的局面。王安石和张居正就是在这种相近的背景下各自进行了变法与改革。但是,将王安石的变法与张居正的改革进行比较,则王安石变法的成就不能与张居正的改革相提并论。

王安石变法之时就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反对,以失败而告终。后世学者对王安石变法也褒贬不一,可作为王氏变法不如人意的佐证。①

与王安石变法不同,张居正任相之时改革却得以全面推行。虽然张居正身亡之后,其改革措施(除“一条鞭法”外)被明神宗废而不用,他本人也遭诬劾而被削官夺爵;但到万历末年,人们认识到改革的益处。因此,他的文集问世后,为其作序跋的文人、士大夫无不对其改革称许有加,认为在他执政的“十余年间,海宇清晏,蛮夷宾服”,②并把他誉为“救时宰相”。③天启朝,廷臣开始为居正鸣冤。于是熹宗下诏“复(居正)故官,予葬祭”;到崇祯朝,居正父子官复原职,尚书李日宣等更称:“故辅居正……肩劳任怨,举废饬驰,弼成万历初年之治。其时中外义安,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④可见张居正以他的改革精神赢得后世对他的追思与怀念。这是王安石变法失败后所没有的。

尽管王安石和张居正都是为了救弊图兴而进行的改革,他们的改革却产生了迥异的社会效果。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借“名言”导名家变法

课堂导学是一门艺术，一个好的导入，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求知欲。正如有人说“：好的导学等于教学成功了一半。”选修课的导学有其特殊性。由于选修教材各专题各章节的内容相对独立，前后没有必然联系。因此在设计《王安石变法》一课导学时，为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突出教学重点，本人选择了紧抓变法的精髓所在。本人引用了2008年“首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年会”开幕式上总理回答“关于全球性的领导者最应该具备什么样素质？”时的回答。他说“：5年前，我曾面对大家立过誓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今天我还想加上一句话，就是‘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他引经据典的提到了王安石“三不足”论断，非常巧妙地讲出了作为领导要有改革精神。所谓“天变不足畏”指的是对自然界的灾害不必畏惧；“人言不足恤”指的是对流言蜚语无须顾忌；“祖宗之法不足守”指的是前人制定的法度若不适应当前需要甚至阻碍社会进步，就要修改甚至废除，不能盲目继承效法。“三不足”既是王安石变法的精神支柱，也是他的思想武器，人们常引用这句话来表达一种不断革新的精神。温总理认为，未来的中国只要一如既往地沿着王安石所提倡的这种不畏、不恤、不守的改革精神走下去，中国一定会再次崛起，让全世界刮目相看。由温总理借名家名言谈改革导入北宋的王安石变法，自然、贴切。它既关注到时政热点与政治学科的紧密联系，又能借鉴岳麓版教材的优点，弥补人民版教材的不足，实现了不同版本教材内容的取长补短，从而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

二、引“诗词”知变法艰辛

在教学中，本人尝试从王安石的诗词中去寻找变法的踪迹，从其不同时期创作的《北民》《元日》《商鞅》和《梅花》四首诗入手，再现变法的艰辛历程。首先，引用变法前王安石所作的《北民》一诗：“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老小相携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悲愁白日天地昏，路旁过者无颜色。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教师引导学生从诗中了解变法前北宋社会和人民生活的现状，由学生回答、教师补充，得知河北民的六苦：养家苦、赋税苦、边患苦、灾害苦、徭役苦、南逃苦。接着让学生结合所学知识思考当时社会存在的主要问题。学生可以从北宋中期的“三冗”问题入手，知道由于官僚机构的膨胀和军队数量的庞大，造成了“冗官”、“冗兵”，“冗官”、“冗兵”又导致财政赤字，从而出现了“冗费”。“三冗”问题导致国家的“积贫”和军队战斗力的“积弱”，于是北宋中期统治危机四伏。《北民》一诗恰能充分体现作者的忧患意识，也为其日后改革提出了一条思路：解决农民负担，增加财政收入，增强军事力量，稳定社会局面。接着，引入王安石的另一首诗《元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元日》写于改革开始，诗句轻松明快，让人误以为诗句写的只是春之喜庆。此时教师要引导学生思考，诗中“新桃”暗喻什么？“旧符”又指什么？诗中的“新桃”实指新的改革，“旧符”则是旧局面的比喻。王安石既是政治家，又是诗人，他的不少描景绘物诗都寓有强烈的政治内容。《元日》就是通过对新年元旦新气象的描写，抒发作者执政变法、除旧布新、强国富民的抱负和乐观自信的情绪。在介绍王安石变法措施时，教师可以设计若干小问题，如变法内容中哪些措施能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哪些措施能减轻农民负担？哪些措施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哪些措施触犯了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让学生讨论，逐一分析，得出回答。紧接着，又引用《商鞅》一诗：“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这首诗给人凝重感，让人压抑。本人着重以最能兼顾国家和民众利益的青苗法为例，让学生思考该法实施的最初设想，是否达到预期效果及其原因。王安石变法规定：在青黄不接时，国家借贷农民利息的标准是年息两分，即贷款一万，借期一年，利息两千。王安石最初设想是通过青苗法来减轻农民负担，既可以保证农时，又可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然而在实施过程中，由于地方政府层层加码，原本给农民的低息贷款，变成了一种官府垄断的高利贷，有些地方借贷利息竟高达原来的35倍！利息高不说，手续还麻烦，每道程序都要受到贪官污吏的敲诈盘剥，结果老百姓的负担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正如司马光所言，“不取诸民，将焉取之？”由于变法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触犯了许多官僚、大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他们强烈反对，变法阻力重重。面对压力，王安石没有退缩，而是自我激励，要以商鞅为师。这充分体现了王安石的“三不足”精神，体现了他的政治改革勇气和不屈精神。最后，再引出王安石晚年的诗作《梅花》：“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梅花》一词是作者心境的写照，这时王安石已从政坛上下来，不问政事，也不能问政事，于是醉心于风景之中。外人称其高雅超脱，其实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不过是无奈的人生装饰。“凌寒独自开”，恰是作者远离政治，晚年独处的真实写照。而“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却反映出作者在处境最艰难最无奈时，仍没有改变自己的政治主张，保持“孤芳不变”，保持着政治家应有的一种高尚节操。

三、拟“评说”思变法得失

对于王安石变法的评价，历来都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是晚清以前近800年，人们评价王安石变法是“祸国殃民”，认为各项新法是聚敛之术；二是梁启超在20世纪初为王安石及其变法彻底翻案。他把青苗法和市易法看作近代“文明国家”的银行，把免役法视作“与今世各文明国收所得税之法正同”，还认为保甲法“与今世所谓警察者正相类”。本人拟用前人对变法的不同观点来突破本节课难点，可以让学生联系实际，结合所学知识，寻找到一把解惑的“钥匙”。关于人物评价，本人注重学法指导，先让学生回顾必修Ⅰ中学过评价历史事件的方法，如太平天国运动的评价、辛亥革命的评价等，指出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评价的主要标准：一是看是否顺应历史潮流的发展；二是看是否符合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愿望；三是看是否推动生产力（或经济）的发展。对照三条评价标准，让学生做到有理有据，触类旁通、举一反三。从王安石变法的背景来看，当时的主要问题并不是生产关系能否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问题，而是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的问题，这就决定了王安石变法的性质不可能是生产关系的调整，而只能是社会关系的调整。从材料可知，长期以来前人对王安石变法都是否定的，认为他是“祸国殃民”，而到了近代，梁启超一改数百年对变法的否定，充分肯定了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保甲法等措施，认为“今世欧洲诸国，其所设施，往往与荆公不谋同符”。梁启超对王安石变法的肯定，是因为梁启超等人主张变法、改良图强的思想是与王安石富国强兵的思想一脉相承的，这已成为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要求改变屈辱现状，学界形成的一种共识，也成为20世纪前半叶的主流观点。因此对人物事件评价，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客观地评价。

摘要:在社会矛盾日趋激化的北宋中期,变法图强是当时士大夫的共识。然而,变法图强的理想却由于当时儒学内部存在的“学术不一”的现象而破灭,由此引发了北宋新旧党的对立。围绕王安石变法而进行的“义利之辨”,凸现了新旧两党在伦理道德与功利关系问题上存在的具体分歧,也显示出“学术不一”给北宋中后期政局带来的恶果。

关键词:义利之辨;北宋新旧党争;学术不一

论史者恒以宋之党祸比于汉唐,实则其性质不相同。新旧两党各有政见,皆主于救国,而行其道。特以方法不同,主张各异,遂致各走极端。纵其末流,不免于倾轧报复,未可纯以政争目之。其党派分立之始,则固纯洁为国,初无私憾及利禄之见羼杂其间,此则士大夫与士大夫分党以争政权,实吾国历史仅有之事也。①在古代中国历史上,北宋新旧党争有着其独有的特点。新旧两党指的是因王安石变法而分裂成的两大阵营:以王安石为代表的主张变法图强的所谓新党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反对王安石新法的所谓旧党。上述所引柳诒徵先生的一番论述揭示了北宋新旧党争区别于专制社会中以往历代朋党之争的不同之处,其关键在于“各有政见”,“盖汉之党人,徒以反对宦官,自树名节为目的,固无政策之关系。其与之为难之宦官,更不成为敌党。唐之牛僧孺,李德裕虽似两党之魁,然所争者官位,所报者私怨,亦无政策可言。固虽号为党,而皆非政党也。”②则北宋新旧党争本于“政见之争”也。这一点,身处其中的宋人也是有所觉察的。《文献通考•选举四》曾引王安石之语云:“今人材乏少,且学术不一,一人一义,十人十义,朝廷欲有所为,异论纷然,莫肯承听。”③徽宗即位之初,大臣李朴在总结熙宁以来朋党之争的原因时就说:“熙宁、元丰以来,政体屡变,始出一二大臣所学不同,后乃更执圆方,互相排击。”④那么,新旧两党政见不同在何?全面回答这个问题,不是本文所能负担。本文仅试图以王安石变法中的“义利之辩”为中心,从“学术不一”的角度来分析北宋新旧两党的对立。⑤

一

义利之辨由来已久,它是中国思想史上关于伦理道德与功利关系问题的论辩。所谓义,一般指与礼制紧密相关的封建道德规范。所谓利,泛指利益,主要是人们的物质经济利益。儒家传统的义利观是“重义轻利”。孔子在《论语•宪问》中首先提出:“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要求人们“见利思义”,“义然后取”。此后,孟子发挥了孔子的重义轻利思想,《孟子•梁惠王上》云:“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荀子则认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

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⑥至董仲舒“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⑦的观点出现后,儒家“重义轻利”的“义利观”基本奠定。可见,儒家传统的义利思想有两个层次,一方面主张义利两有,承认人们求利欲望的合理性;另一方面,祟尚重义轻利,给生财取利的行为进行道德评价;其中,后者是其强调的重点。因此,儒家是“讳言利”的,非常重视经济利益的道德价值,赋予经济活动道德评判的标准。执政者能否正确处理义、利关系,历来被儒者认为事关国家的治乱安危。

在中国古代的知识体系中，有一些关于自然的特殊知识，被称为“天文”和“灾异”。“天文”大多是指各种奇异的天象，如日月食、彗星流星、客星新星、五星会聚之类，也包括一些古人误认为是天文现象的大气现象。古人以为，这些天象的发生，常常预示着人世间将要发生变故，因而往往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因此，“天文”实际上就是一种占星术。除了奇异天象之外，自然界还有许多发生在大气中或地上的奇异现象，如雷电、风暴、水旱、地震、潮汐、瘟疫、蝗灾之类。这些现象大都带有灾害的性质，所以被称作“灾异”。同样，“灾异”的发生，也常常被视为是反映了国家治理上的得失，所以“灾异”现象在中国古代也受到非常的重视。既然重视，中国古代就特别注意对“天文”和“灾异”现象的观察，留下了许多记录，保存在历史、类书、占星术、博物志、皇朝实录、笔记小说等各种各样的古代文献中。例如，中国最早的编年史《春秋》中就记有32次日食；历代的“正史”大多有专门的“天文志”或“五行志”，记录奇异天象和其它“灾异”现象，并记述有关的事应。

中国古代关于“天文”“灾异”的记录，不仅源远流长，而且数量大、可靠性强，具有系列长、连续性好、内容多样等特点，因而为当代的自然科学的一些学科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数据。最有名的例子在天文学上，席泽宗等人对中国古代“客星”记录的整理与研究，为现代天体物理学上恒星演化理论提供了极有力的证据。另外还有日月食、五星掩犯、流星雨等记录也引起了现代天文学上的兴趣。在气象学上研究气候长期变化、在地震学上预报地震、在医学上研究环境与流行病的关系等等，都可能从这些记录中发现有用的证据，所以有人提出“历史自然学”的概念，就是指这种利用历史上关于“天文”“灾异”等自然现象的记录来进行相关自然科学的研究。[1]

尽管这样的研究很有意义，但它不是本文的研究目的。本文的兴趣还是在于“天文”“灾异”之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古人记录观察和记录这些现象，其目的肯定有别于现代相关的自然科学，也不是为后人所谓的“历史自然学”提供数据。就算是提供了有用的数据，也是在古人意料之外，不应被看作是古人从事这种知识活动的目的。本文要探讨的问题是：中国古代为什么对“天文灾异”这种知识这么重视？古代对“天文灾异”有什么样的论说？这种知识活动与社会政治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这些并不是全新的问题，其实在中国天文学史的研究中，这样的问题早就提了出来。李约瑟(JosephNeedham)早就提出中国古代天文学具有“官方”性质，因而在儒家政治统治力极强的官僚社会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席文(NathanSivin)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就强调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政治学目的。后来有更多的学者，如古克礼(ChristopherCullen)、黄一农、江晓原等都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天文学”有所研究，其中江晓原的《天学真原》一书，是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阐述的尝试，着重讨论“天学”[2]与社会、文化的关系。这些研究为我们研究“天文灾异”之学提供了一些思路，本文将进一步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对历史的真实情境做一点具体的、经验性的研究。

本文将探讨北宋时期关于“天文灾异”的论说。北宋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重大的经济与政治改革，社会思想发生着重要的变化。北宋重文轻武，文人得到重视，可以通过科举进入统治阶层。士大夫对国家盛衰安危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希望通过革新政治来改变国家“积弱积弊”的局面。为了推动改革，北宋的士大夫们想到了从当时的主要学问“经学”中去找思想依据，提出了“通经致用”的学术理想。“天文灾异”学说也是传统经学中的一部分，因而在新的学术思潮下必有新的表现。北宋时期的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斗争，主要表现在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权力斗争，这在王安石新政时期表现尤为突出。改革派支持改革，保守派反对改革，双方都要在思想学术中为自己的主张找到依据。其中一种表现是，他们都对“天文灾异”进行论说，都在特殊的政治形势下利用特殊的“天文灾异”现象为其政治行动服务。本文将首先讨论“天文灾异”之学在古代知识体系中的位置，说明为什么这种知识活动会被认为是一项重要的学术活动。其次，本文要讨论在北宋的思想运动中，经学风气的变化，人文世界观的变化，使“天文灾异”论说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最后，我们要通过王安石变革过程中一次彗星天象所引起的关于新法的种种非难和辩护，讨论“天文灾异”之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

一、天文灾异的学术传统

考点指南

1.北宋的建立与中央集权制度的加强

识记北宋的建立和五代十国分裂局面的结束;从目的、措施(军事、行政、财政、司法、科举制等)、影响(正面积极作用和负面消极作用))等方面掌握、理解北宋中央集权制度的加强。

2.北宋中期的社会危机和改革

分析北宋中期出现社会危机的原因、表现;掌握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措施(内容)、结果;理解王安石变法的影响与失败的原因。

重点和难点精析

随着新课改在陕西省展开，教学内容和方式都进入全面改革时期。新课改对学生的学习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历史学科而言，改变传统的作业形式很必要。过去采用的作业模式像“死记硬背”、“题海战术”都无法满足新的要求；教师强制性布置作业，学生机械完成任务的状况也对学生学习能力的提高不利。因此，探索一种历史作业的新模式成为新课改背景下的必然需求。

手抄报是一种内容更丰富、表现形式更加多样化的作业形式，用手抄报的形式来总结一个专题的内容，能够使学生对所学知识进行总体认识并深化他们的认识，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并培养自己独立的学习概括能力、畅所欲言发表看法和评价。此外，相对于传统的作业形式，手抄报这种新形式可以提高学生多方面的综合能力。在制作手抄报的过程中，对学生收集和整理信息、合作解决问题、版面设计、书画能力都有着很高的要求。以学生制作《王安石变法》的手抄报为例，全班同学进行分组学习研究，此法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合作能力和竞争意识，也能够让每一位同学都有机会均等参与其中，展示才能。

首先，要对本组制作的手抄报有个整体的规划。同学们要在对所学内容进行概括整理的基础之上，拟出框架，并合理的进行拓展延伸，利用课外的资料包括历史背景、历史故事、图片等，丰富和充实历史事件、深化主题。在此过程中，教师要给予学生必要的指导，帮助学生对知识进行总结提炼，理清思路，突出重点，指明研究的方向。例如王安石变法这一历史事件大致可以划分出以下几个部分：变法的历史背景、变法的措施、变法的结果，以及结果出现的原因、对变法的评价、变法对于今天的意义等。学生可参考这样的思路，对知识自主地进行梳理，确立好手抄报的总体格局。

其次，即是“按图纸施工”，将规划付诸行动，在此过程中，同学们可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用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来阐述历史史实，并发表具有个性化独到见解。学生在这一过程中，探索出了不同的方式，既完整清晰地表达了观点，又不乏生动有趣的气息，能让他们对所学的内容记忆深刻。例如学生制作的一份关于王安石变法的手抄报，用“朝廷宣传标语”的方式，展现变法的措施，如关于理财的农田水利法“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农田增产福泽百代”，关于强兵的保甲法“兵农合一齐护治安，兵将互助共御外敌”，关于取士的改革“改科举、整太学、聚敛人才；求发展、倡务实、惟才用人”形象生动地说明变法内容，且展现了学生们不俗的语言功底和概括能力；他们引用王安石的诗句来说明变法成果：变法前“悲秋白日天地昏，路旁过者无颜色”，变法后“麦行千里不见土，连山没去皆种黍”，肯定了变法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果；他们还引用“两宫太后向神宗控诉变法图”来揭示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守旧势力的阻挠。

再如学生制作的另一份手抄报，将变法的历程用“时事新闻”（变法措施）、“人物访谈”（王安石谈话录—展示变法的起因和变法中遇到的种种阻力）、“深入剖析”（提示变法失败的原因），“历史纵横”（王安石变法与商鞅变法的比较）、“明镜之鉴”（变法带来的启示）几个模块组合起来，完整地展示了变法的历史事件和框架，生动而准确。这些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充分表现了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和熟练程度，同时对他们深化认识提供了良好舞台。在这一过程中，合理地分配任务与充分地集合民智尤为重要。

最后的任务就是合作汇总，修改补充，并通过学生们的书画能力丰富片面内容。张贴各小组的成果，进行交流讨论和完善总结。手抄报的作业形式，是在新课改理念下，为转变学生学习观念和学习方式的一种作业形式的尝试，在学生们几次实践的过程中，它再现出了超越传统作业的新优势。手抄报的形式，改变了以往学生作业的“题海战术”，大大增加了学习的趣味性，不仅如此，它还抛开了枯燥的问答形式，以一种生动的模式对学生的学习状况进行考察，包括对知识的掌握和熟练程度、组织和概括能力、准确把握知识重心的能力、提出自我观点和作出个性评价的能力等，并且更容易让学生在“做作业”的过程中查漏补缺，对知识的了解和掌握更加深刻和牢固。这些优势都是传统的作业形式无法达到的。此外，它对学生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符合新课改的理念，值得进行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

一、熙丰兴修水利的劳力问题

在兴修水利上，最棘手的问题是资金与劳力。这几乎是所有水利建设都要遇到的难题。正如曾巩所说：“至于修水土之利，则又费材动众，从古所难。”[1](卷13《越州签湖图序》)先看劳力问题。水利建设，一般工程比较浩大，历时较长，需要劳力多。据史载：堵塞黄河小吴口，计役314．4万工；[2](P7634)开漳河用700万工日、滹沱河八九百万工日。[2](p6275)如此浩大的工程，自然需大批劳动者。郏亶筹划苏州一项水利工程，需历时三年，预计用20万劳力。[2](P5960)①修二段河，“所聚人夫十余万”。[2](p5576)元丰六年(1083)，治理洪泽河，预“计工二頁五十九万七千，役民夫九万二千一月，兵夫二千九百两月”。[3](《方域》”之10)水利建设常常受到自然条件和生产条件的制约，需要避开汛期和农忙季节。故兴修水利通常要集中劳动力、集中劳动时间，在当时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其难度与劳动强度可想而知。如何因民所利而兴利，是摆在宋神宗、王安石面前的一件大事。

王安石变法时期，采用了募役、差调并重，有偿劳动、无偿摊派相结合的办法，鸠集农田水利建设劳动力。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种情况：

1．利用军队号称宋代募兵之一的厢军，是代民充任杂役的各种专业兵的总称。章如愚说：“古者，凡国之役；皆调于民。宋有天下，悉役厢军，凡役作营缮，民无与焉。”[4](后集卷41《兵制门·州兵》[5](p4639)一般无征战的厢军，“名额猥多，自骑射至牢城，其名凡二百二十三”。[5](p6466)其中番号为“堤防”、“堰埭”的厢军，应属于专门兴修水利的专业兵。据《宋史·兵志》载：建隆以后的200多个厢军番号中，驻扎于成都的防河兵、杭州的“捍江都”兵、通州、泰州的“捍海”兵，[5](p4658,4664)从字面上看应属于水利兵。宋仁宗景祐(1034～1038)中，浙江“置捍江兵士五指挥，专采石修塘”，“每指挥以四百人为额”，至南宋理宗宝祐三年(1255)尚有300人。[5](p2396、2397)在宋神宗熙宁以后的厢军中，“关河”、“广济”、“堰军”、“捍江”(3指挥)、“防河”等番号也都是水利兵。[5](P4672,4680,4684,4690)在熙丰时期，上述专业水利兵当然要参与水利建设。熙宁三年(1070)八月，宋神宗批示：天下水利兴修所役过“若干兵功”，岁终应呈报司农寺。[2](p5224)次年，开修漳河，“役兵万人”。[5](p2351)熙宁六年，枢密院诬奏：“淤田兵多死，每一指挥，仅存军员数人”。经查，“死事者数不及三厘”。[5](p2371)熙宁九年，修御河用厢军“一千七百余人”。[5](p2356)熙宁十年七月，据文彦博报告：曹村护理黄河的埽兵士多在“别处占使”，“见在只有兵十七人实役”。[2](p6942)参与兴修水利的厢兵，除了专业水利兵外，应当包括临时调遣的非专业厢军。元丰二年(1079)，调发壮役兵2000，京东厢军1000，滨、棣二州修城拣中崇胜兵5指挥，共约5000人，赴洛口兴工役。[2](p7220)次年，岁调“客军”(即非专业兵)9000人，专门修治黄河、汴河等。[2](p7425)元丰六年春，堵塞曹村黄河口，有20万兵参加。[6](卷15《塞曹村决河》)是役，当包括不少临时抽调的非专业兵。

厢军是宋代募兵的一种，是职业兵、雇佣兵，有薪水，靠国家供给养。因此，无论专设的水利兵或临时差调的厢军，都属于召募性质。不过，由于史载不详，无法知道熙丰时期有多少水利兵、有多少兵参与水利建设，成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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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导人是高中历史教学的环节之一，其主要作用在于集中学生注意力，激发学生兴趣，引出新课内容，对于实现有效教学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对于髙中历史教师而言，课堂导入的方法及理念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值得深入探讨。如何让课堂导人更加高效是中学历史教师必须掌握的教学技能之一。

一、巧用多媒体导入历史教学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高速发展，多媒体技术因其在呈现图像、音频、视频资料等方面的巨大优势已经在基础教育中得以普及。历史课堂导人环节巧用多媒体呈现多元素材，可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髙效达成教学目标。如教学河姆渡与大汶口等远古时期的文化时，可借助多媒体呈现相关遗址复原图或文物图导人教学，学生可以更直观、形象地理解相关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教学开辟新航路时，可通过多媒体展示航路图让学生对航路图和地缘关系进行分析、讨论，再引人相关内容教学；教学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的变迁时，教师可搜集并播放如交通工具的百年演变等相关影像资料，这样的导人不仅可以增加趣味性，同时可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二、构建学习情塊导入历史教学

分布式认知理论认为，认知不是个体头脑内部的事情，知识的建构需要社会情境的支持，可见构建学习情境对高中历史教学的重要作用。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是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改变其中的一个或几个条件，历史事件可能呈现出不一样的发展趋势。因此，课堂导入中，可针对历史事件构建虚拟的趣味情境，让学生融人学习情境思考问题，随之展开交流讨论，实现对话教学视域下的及时反馈。如教学王安石变法时，可从变法内容引入变法失败的结果，以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为背景向学生提出问题：如果你是王安石，会采取哪些措施来应对变法中出现的问题？这样的情境导入，既融人了教学内容，也让学生从反面（避免失败）思考，有助于学生增进对王安石变法相关内容的理解。学生思考之后，教师可以将意见相近的学生分为一组，分组展开辩论。在讨论辩论的过程中，教师可以逐步渗透王安石变法的相关史实和历史背景，如此一来可以让学生在历史情境中学习思辨，达到有效教学的目的。

三、借助辅助元索导入历史教学

署名蔡琰的《胡笳十八拍》是中国古代一首重要的诗歌，在后世引发了一系列的模拟作品，如唐刘商，宋王安石、李纲、文天祥等人都有拟古诗《胡笳十八拍》流传到今天。在这一系列作品中，只有蔡琰的《胡笳十八拍》受到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其余几种都很少甚至还没有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在把握蔡琰《胡笳十八拍》的基础上，对这些同题拟作进行研究，不仅是对《胡笳十八拍》研究领域的拓展，而且有利于揭示《胡笳十八拍》系列作品的发展特点和规律，以便把相关问题的研究推向深入。

1蔡琰《胡笳十八拍》的文学价值

蔡琰是汉末著名学者蔡邕之女，博学多才，又妙于音律，但生逢乱世，颇为不幸。经历了亡夫、丧父的遭遇后，又在汉末战乱中被匈奴掳去，被迫嫁与左贤王，在那里痛苦地生活了十二年，并且生有二子。被曹操赎回后，她实现了重归故里的夙愿，却陷入骨肉分离的极度悲痛之中。蔡文姬命运多舛，作品也大多佚失。流传至今署名蔡琰的作品仅有3首:五言、骚体《悲愤诗》各一首，琴曲歌辞《胡笳十八拍》一首。琴歌《胡笳十八拍》是一首长达1297字的叙事诗，叙述的正是蔡琰战乱中被掳、胡地思乡、忍痛别子归汉的悲惨遭遇。最早收录于郭茂倩《乐府诗集》，注明作者为蔡琰，朱熹将其收入《楚辞后语》。从唐代开始，蔡琰的《胡笳十八拍》就逐渐受到关注，至现当代甚至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产生了很多的研究成果。仅笔者所见，就有文学研究讨论专集一本，其余期刊论文约160篇。这些成果涉及的范围很广，如关于作品真伪的讨论、关于其与音乐关系的讨论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成绩。虽然关于《胡笳十八拍》的真伪尚存有争议，但该作品的内容、价值、影响都是不容忽视的。其文学价值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1真实反映了蔡琰身陷匈奴的苦难经历和丰富复杂的思想世界

蔡琰《胡笳十八拍》叙写汉末战乱中其被掠、没胡、归汉的悲惨经历，抒发了难以遏止的悲愤。“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对殊俗兮非我宜，遭恶辱兮当告谁”﹙第一拍﹚。其诗“通过个人不幸反映了时代人民的苦难，见证了个人与时代所共同经历的巨大创伤”［1］，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生活。“十有二拍兮哀乐均，去住两情兮谁具陈”﹙第十二拍﹚，蔡诗凸现了其“别子归汉”时的两难抉择和心中的悲痛苦楚，在返回故国和母子团聚的矛盾中，她万般无奈割舍母爱，选择了回归故国的道路。“抚抱胡儿兮泣下沾衣……一步一远兮足难移”﹙第十三拍﹚，从母亲的角度以第一人称描写非常情境中的母爱，真切再现了母子生离死别的悲惨境况和对亲生骨肉难以割舍的母性情怀。“文姬归汉”这一千古佳话是其“爱国的赤子之心终于战胜了母子间的私情……闪耀着崇高的民族精神的光芒”［2］。蔡琰忍痛别子归汉的爱国之心和民族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爱国诗人杜甫、李纲、文天祥都深受其影响，其诗在饱经战乱、充满国仇家恨的宋代得到了空前的认同和接受。此外，蔡诗反映女性主题，以女性心理和女性视角叙述亲历事件，表现战争给妇女带来的苦难，充满强烈的女性意识和独特的女性情感体验，是女性文学中的不朽诗篇。总之，蔡诗内涵丰厚而深刻，沉痛描述了蔡琰苦难的人生经历，道出了其心灵的声音。

1．2开创了《胡笳十八拍》这样新奇独特的诗歌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