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行范文10篇

上司和下属的关系从来都是欲说还休的，理想的上司大概也需要“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就像所有的上司对我们的要求一样，如果上司在业务或专业上是一个外行，或者水平根本不如你，你会怎么办？看看以下白领有些什么见解?

我认为遇到这种情况最主要还是看上司的人品。如果遇到一个上司，虽然他对你的业务是外行，但是他对你的工作是信任的，他只是在原则上提一些意见，而在具体操作上能让你放手干，不横加指责，瞎指挥；这样对我们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此类上司的“极品”就是：他知道他外行不懂，所以对下属做出的业绩，他一点都不居功，还能在适当的时候替你请命，遇到这种“极品”上司，我们只应高唱“外行”是福。

怕就怕遇到一个“下下品”，他明明不懂，但又自以为是内行，甚至硬是要横加指挥以维持他的权威；或他虽然不出声，却总是暗里像老鼠样贼眉鼠眼地在你身边晃来晃去，监视你（惨啦，人身自由都没有了！）；或者对你的业绩明里不说，在暗里却将你的报表、策划交给一个他自以为是内行的人去印证，然后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又来“指责”你，做出一副“你不要仗着你有才，实际上你的鬼把戏我全知道”的神情。所以遇到这种人，我们再怎么表忠心也没有用，溜之大吉吧！

FANNY某文化机构秘书

我的上司是一个外行，他在以前的公司只是一个部门的主管，到我们公司后担任副总经理，要管理几十人好像有点力不从心，对各部门的业务也是似懂非懂，但是他又特别不相信下属，总是担心别人看出他是外行瞧不起他，于是就摆出一副内行的样子。业务素质不高，管理水平也很低，对一些业务较强的同事看不顺眼就老是用公司纪律来压制他们，光会抓住迟到早退的小事情不放，好像只有在他眼皮底下的人才在做正经事。所以很多同事都不喜欢他。

不过我挺佩服我的同事ERIC，他是业务能力很强的一个人，按理说他也瞧不起我的上司，但他从来都是一副不卑不亢的样子，对上司的意见也不反驳，所谓“批评接受，性格依旧”，我行我素，他说没必要和这样的上司过不去，只要他不“害”你就行了，把关系弄僵对自己的工作没有好处。我觉得他讲得也有道理，看在薪水的份上啦！

上司和下属的关系从来都是欲说还休的，理想的上司大概也需要“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就像所有的上司对我们的要求一样，如果上司在业务或专业上是一个外行，或者水平根本不如你，你会怎么办？看看以下白领有些什么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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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家行政学院对全国122位县教育局长任职前的身份做了一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41%的县教育局长来自政府其他管理部门，有19.7%来自乡镇干部，只有18.9%的教育局长来自学校校长，15.8%来自教育局中层管理人员、教师及其他竞争上岗者。也就是说，在目前推动社会发展的最基本动力的基础教育领域，在作为区域教育发展第一责任人的县教育局长中，还有60%强的“外行领导”。如果对目前全国各地级市所建的高校的一把手任职前的身份再做一个调查，看属于“非内行领导”出身者又有多少？从笔者在局部了解到的情况看，局面并不乐观。

为什么至今仍是这种局面呢？这是一种思维定式、思维惯性造成的。前些日子，我在报上看到的一篇报道披露，一位科学家在接受采访时说，外行领导内行是普遍真理，当年的聂荣臻元帅就是一个外行的好领导。应该承认，确实，在一定条件下，外行是可以领导内行，甚至能领导好内行的；这条件就是：这“外行”要很开明、能虚怀若谷，又能刻苦努力学习文化科学知识，迅速由“外行”转变为“内行”。无疑，聂帅就是这样可敬的领导者。但是否所有“外行”都有这种品质和素质，因而，“外行领导内行”就是普遍规律、普遍真理呢？恐怕未必。

要知道，“外行领导内行”是在我国特定历史条件下，适应特定形势而提出来的。因为我国民主革命经历了一条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由农村包围城市，再夺取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革命长期在农村进行，参加革命的大批工农干部，长期忙于对敌斗争，无暇学习文化知识，所以存在着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状况。全国解放后，他们大批走上领导岗位，鉴于文化水平和专业知识的限制，大多数不能适应“内行领导”的需要；但由于他们长期经受革命斗争的锻炼与考验，立场坚定，革命经验丰富，是党的十分宝贵的财富。在解放初期，必须把他们作为革命领导骨干力量使用，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们党为实现对各项事业的领导，舍此没有其他办法。而在1957年有部分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以“外行领导”为由，曾向这些干部发出诘难，这在当时是不利于党的领导的；因此，为维护党的领导地位，当时以“外行领导内行是规律”作为回答，不失为那个时期的一种需要。在当时的一定阶段内，“外行领导内行”是有其某种必要性的。这是为了维护党的领导的需要，也是要为广大工农干部赢得一个学习文化、增长知识的机会，应该允许他们有一个文化成长的过程。总之，这是要为党的干部争得领导各项事业的正当权利。

但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前历史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经过革命前严酷革命锻炼、解放后担任领导工作的绝大多数老同志，经过文化科学知识的学习和提高，大都胜任工作并在建功立业之后，大多都在现阶段退了下来。而目前在各级领导岗位上任职的，几乎都是解放后受过较好教育而走上工作岗位的。而且多是按照党关于“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要求的干部政策，在最近20—30年的改革开放年代选拔上来的。因此，对于目前各级在岗任职的这一代干部，应该而且有条件用“内行领导”的标准来要求他们；在当前历史条件下，如果仍然沿用过去那种“外行领导内行”的思维成规，就显然不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况且，当代世界发展的大势，信息化、高科技和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都提出了实行“专业化”领导的问题。“专业化”领导，实际上就是“内行领导”；党对选拔干部所提出的“专业化”要求，就包含着“内行领导”的应有之义，否则，实施科学决策、贯彻科学发展观，就容易流于形式而无法落到实处。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在教育、科学、文化和卫生医疗等专业性要求极强的行业和部门，实行“内行领导”具有特别的迫切性和必要性。这里，每一部门和领域都有自己的专业性要求，都有自己本行业的专深知识和工作规律，如果缺乏相应部门和领域的必要专门知识，在当今科学知识“大爆炸”、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以“门外汉”的身份去指导工作，那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仍然用过去的思维模式，普遍实行“外行领导”，那就必然会出现失误和偏差。

1行政问责的内涵及其应用

行政问责是指行政人员有义务就与其工作职责有关的工作绩效及社会效果接受责任授权人的质询并承担相应的处理结果。其内涵涵盖三个方面:从功能和作用上看,行政问责是行政监控机制的一种表现,主要是为实现行政本身所带来的社会效益；从问责对象和主体来看,主要表现为一种由政治理念、法律、规章所规定的对应的责任关系,这种关系往往使得行政问责过程表现为强制性执行过程;从问责内容及实现机制上看,行政问责一般表现为法律问责、政治问责、等级管理问责和职业道德问责等方面。

“行政问责制”的重点是“问责”。在法治社会，权力意味着责任，职权意味着职责，有多少职权就要承担相应的职责。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职能部门有多大的权力就意味着对民众应有多大的责任担当，对权力的规范和约束就必须实现责任追究的程序化、制度化和日常化。这既是公权力本质属性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基本原则。

我国在行政问责制度建设方面起步较晚，在改革开放之前，行政问责基本上不存在于我国的政治制度当中。改革开放后，中央和地方陆续在行政问责方面展开了一些探索，在2003年非典事件之后，中央和地方政府陆续出台了一些行政问责的制度性文件。

2003年5月12日，中央颁布《公共卫生突发条例》，明确了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社会有关组织和公民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及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2003年8月27日通过的《行政许可法》，规定了政府的行政许可行为，也明确规定了违反本法应承担的法律责任；2004年2月18日，《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专门规定了对有失职、渎职行为的党员干部给予相应处分；2004年4月，《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提出“权责统一”是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对决策责任追究、行政执法责任制以及完善行政复议责任追究制度等作了明确的规定。2006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对公务员向上级承担责任的条件和公务员辞职辞退作了明确规定，并进一步将行政问责法制化和规范化。

2当前行政问责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随着科学的发展，各学科之间的联系越来越交叉和融合，学科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这一趋势体现了科学向综合性发展的趋势，极大地推动了科学进步。而打破各学科之间的“疆域”，却不是内行人，而是“外行人”。

一、内行怪圈

科学研究的发展过程，往往出现这样一种现象：由于每一学科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就限定了其特定的研究领域，领域就是“疆域”，就是界限，此学科与彼学科之间相对被孤立了。当某一学科发展到一定程度，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之后，似乎该学科完善了，圆满了，也就不用再发展了，余下的工作仅仅是细枝末节的修修剪剪了。科学的尽头是哲学，而当某一理论就成为了哲学的时候，也就开始教条了，僵化了。而作为研究者，在这一行里待得越久，越是对“行规”熟了、透了、把握了，就越是“内行”了，越是“权威”了，也就越难以跨出内行的“门槛”，师传弟承的思维定势，决定其及其传承者只能在圈圈里转。领域的孤立、研究者的思维定势和顶礼崇拜的权威，最终使某一领域的研究被僵化成“死水一潭”。

爱因斯坦说过，宇宙是简单的、和谐的、统一的。宇宙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此领域与彼领域一定存在着某种联系性。世界的统一性决定了某一领域的认识，某一领域的理论不可能成为“终极理论”，而不与其他任何领域发生关系。

问题的关键在于，打破这种孤立，建立此孤岛与彼孤岛之间联系的“诺亚方舟”在哪里？

二、外行突破

一、西方国家行政改革实践

（一）英国的行政改革实践

1.私有化。

私有化是英国政府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其直接的表现方式就是将国有企业出售给私人，让私人拥有经营。撒切尔夫人上台执政时，英国的财政赤字已相当严重，从1949—1976年的二十八年间，英国就有二十三年处于财政赤字的状态，仅1976年的财政赤字就高达65亿多英镑。究其原因，除了较大的军费开支、政府的日常支出和社会福利支出之外，对国有企业的巨额补贴也是不可忽视因素。据统计，从战后初期到1974年，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已达到180亿美元。因此，在效率小组对政府的财政支出进行审查之后，私有化就以改革方案的形式被提了出来。在撒切尔当政的11年中，英国的私有化改革取得了显著效果，“政府出售了40多家大型国有企业，包括英国石油公司、英国天然气公司、美洲豹汽车公司、英国电讯公司、英国钢铁公司、英国航空公司和劳斯莱斯公司以及其他许多小型公司和价值1.25亿英镑的公共住房单位。到1987年，出售这些公有资产每年能够收回5万亿英镑的资金，这些资金帮助撒切尔夫人平衡了她任期后四年的财政预算（到1994年，累计总额达到75万亿美元）。此外，这场私有化改革涉及到的领域和部门也较多，不仅政府服务部门，如教育卫生部门，也涉及到尖端技术部门，如英国宇航工业公司；还涉及到处于垄断地位的重要国家能源领域，如英国石油公司。

2.公共服务市场化。

私有化运动和政府再造方案的实施，让撒切尔和她的团队看到了市场竞争机制对于改善公共服务质量的可行性和紧迫性。于是，在1991年，英国政府发表了《竞争以求质量》的白皮书，宣布将竞争机制引入到公共服务的提供系统之中。白皮书规定，政府部门每隔三年（现在是五年）对执行机构的运行状况加以审验，以确定是否整个执行机构和某些部门予以撤销或出售。如果决定让工作部门继续运作，政府部门会告知该执行机构多少业务必须参加竞争性投标，让政府内部机构或私人公司来完成公共服务的提供。1995年9月，英国政府称，通过执行机构通过竞标的业务已达到26亿英镑，每年为政府节约5亿多英镑的资金。

摘要：比例原则被誉为行政法的“皇冠原则”，是行政权运行的一条重要原理，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在制定一些行政法律时却往往疏于对此原则的应用或者关注，导致许多行政行为虽然是有法可依，但却无“度”可适，以致公众常抱怨显失比例的自由裁量无异于“无法可依”。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我们在此引介国外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以期达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效果。

Abstract：Theprincipleofproportionalityiswellknownas“theprincipleofcrown”inadministrativelaws，andalsoisoneimportantoperationtheoryofadministrativepower.However，foralongtimeweoftenignoredthisprinciplewhenmakingadministrativelaws.Therefore，administrativeactionswerecarriedoutaccordingtothelawsconcerned，yettheycouldn‘tbeadjustedtotheproperlimits.There’snodoubtthatcomplainsabouttheIMPROPERadministrativeactionsoccurred.Underthecircumstancesit‘shelpfultointroducetheprincipleofproportionalityinforeignadministrativelaws.

Keywords：administrativelaws；administrativepower；theprincipleofproportionality；policepower

德国行政法学鼻祖奥托。麦耶在其著名的《德国行政法》一书中，揭示了行政权运行的一条重要原理，即行政权追求公益应有凌越私益的优越性，但行政权力对人民的侵权必须符合目的性，并采行最小侵害之方法。这就是所谓的“比例原则”（亦称“适当原则”、“禁止过分原则”、“最小损害原则”等等）。比例原则是宪法与行政法的核心原则，它是通过考察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尤其是考察目标价值的实现不能过分损害公民的基本人身财产权利这一方面，来防止超限度地破坏利益与价值的均衡。比例原则源于正义的请求，它要求在保护与平衡的意义上对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仔细进行斟酌，以得到较为合理的结果，避免过分的和错误的立法与行政决定，尤其是要具体斟酌国家与公民利益在冲突状况下的失衡度。比例原则就其功能是体现了平衡的正义，即用平衡目的与手段来体现法的正义。原则上说比例原则所包含的原则成分在许多法律领域，尤其在有法律限定条款的及立法者留有空间的范围均能发挥其平衡与保护作用。奥托。麦耶自己曾将比例原则誉为行政法的“皇冠原则”。我国台湾著名行政法学者陈新民教授认为：“比例原则是拘束行政权力违法最有效的原则，其在行政法学中所扮演的角色，可比拟‘诚信原则’在民法居于‘帝王条款’之地位，所以，吾人称比例原则是行政法中之‘帝王条款’，当不为过。”［1］

行政法意义上的比例原则，是指行政权力的行使除了有法律依据这一前提外，行政主体还必须选择对人民侵害最小的方式来进行。行政法学中的比例原则具有实体和程序两方面的涵义。就实体而言，比例原则是指行政主体行政权力的行使，不可给予相对人超过行政目的之价值的侵害，否则就不合比例。实体合比例主要是从价值取向上来规范行政权与相对人之间的合理关系。就程序而言，比例原则是指行政主体所采取的措施与要达到的行政目的之间必须具有合理的对应关系。由于任何实体性的结果都必须经过一定的程序而达到，所以，程序合比例是实体合比例的保障，实体合比例是程序合比例的最终体现。

传统地讲，比例原则具有以下三层含义：

现代法对于行政机关侵犯公共利益的救济，一般由行政权之外的公力机关代表国家进行维护。但是公共利益种类和数量繁多，仅依靠检察官等力量来实现受侵害后的保护是不够的，这就为公民个体等私力介入提供了必要。诉权本身属于民众，这也是授权市民代表社会集体直接起诉违法行政行为以补救公力不足的法理渊源。国外由公民个体提起的行政公益诉讼中，比较典型的有美国的“私人检察长”制度，法国的越权之诉和日本的民众诉讼。美国的“私人检察长”制度是自由主义思潮下公民基本人权张扬的结果，反映出公民对于行政权扩张的忧虑并对此要求加以规制的渴望，尤其在美国20世纪60年代公民人权极大发展的背景下得到强化并进一步完善。法国的越权之诉体现出司法权对于行政权的牵制，专设的行政法院是越权之诉的现实支撑。而日本的民众诉讼尽管是日本行政诉讼法明文规定的诉讼类型之一，但是其范围明显偏狭，即使到今天，日本对于可诉事项的探索一直也未停止。通过对外国典型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考察，可以从中思考这些制度背后的发展规律。

1.美国的“私人检察长”制度

美国是最早实行行政公益诉讼的国家之一，其行政公益诉讼脱胎于民众提起的行政诉讼，通过一系列案例把起诉条件由“权力损害”调整为“利益影响”，并且建立了公民个人、非政府组织以“私人检察长”身份起诉无利害关系的行政行为的制度后，才正式形成。受传统当事人适格理论影响，美国对于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限制一开始是非常严格的，当事人也只有在法定的权利受到侵害时才有起诉资格，否则即使由行政机关的行为遭受重大的非法律错误的损害，当事人也没有起诉的权利。称之为“直接利害关系”原则。直到1940年桑德斯兄弟无线电广播站控诉美国联邦电讯委员会一案，美国法院承认了竞争者的起诉资格，把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从“权利损害”逐步调整为“利益影响”之后，美国的行政公益诉讼才开始得以确立。在该案判决中，法院认为竞争者的合法权利虽然没有受到损害，但其利益受到影响，应当具有原告资格。同时指出：“侵犯法定权利的规定对司法审查设置了不必要的障碍。……原告资格问题的核心是，请求救济的当事人所主张的是否是有关个人利益的争执，以使人相信导致起诉的实际损害是法院所应当解决的。……如果原告与他所请求复审的行政行为有直接的个人利害关系，这个标准就算达到了，而不必追究这种行政行为是侵犯了他的法定权利还是对他造成了其他利益（不属于法定权利的利益）损害。”[1]对于那些并不属于行政行为的直接、明显当事人，其权利未受到行政行为的直接影响，但其利益受到侵犯的利害关系人的保护正式进入美国司法审查的视野。此后，法院通过一系列的具体判例，逐步肯定了竞争者、消费者以及环境消费者等非直接相对人的原告资格。法院认为，如果不承认竞争者或消费者对行政违法行为具有起诉资格，则其他人更不会对行政机关的不法决定请求司法审查。[2]

在三年以后的纽约州工业联合会诉伊克斯案件中，第二上诉法院首倡了“私人检察长理论”。该理论认为“在出现官吏的违法行为时，为了制止这种违法行为，国会可以授权一个公共官吏，例如检察总长，主张公共利益提起诉讼，这时就产生了一个实际存在的争端。同时，国会也可以不授权一个官吏提起诉讼，而制定法律授权私人团体提起诉讼，制止官吏的违法行为。这时，象检察总长的情况一样，也有一个实际的争端存在。宪法不禁止国会授权任何人，不论是官吏或非官吏提起这类争端的诉讼，即使这个诉讼的唯一目的是主张公共利益也可以。得到这样授权的人可以说是一个私人检察总长。”[3]为适应判例中原告资格限制越来越宽松的趋势，美国立法也相应地作出调整。对起诉资格作出普遍性规定的是1946年《行政程序法》，该法第702条就“复审权”作如是规定，“因行政机关致使其法定权利受到侵害的人，或受到有关法律规定内的机关行为不利影响或损害的人，均有权诉诸司法审查。”有些州在法律中明文确认了个人代表公众提起旨在禁止或取缔公益妨害的诉讼资格。以环境诉讼为例，密执安州《1970年环境保护法》是美国首次确认公民对构成公益妨害的污染行为可以个人身份提起诉讼的资格的法律。70年代后的主要联邦法规也都规定了公民的起诉资格，从而在各自调整范围内取消了传统法律关于起诉资格的障碍。在联邦法律中，《清洁空气法》第304条a款首创了“公民诉讼条款”，其中规定，任何人都可以自己的名义对任何人（包括美国政府、政府机关、公司和个人等）就该法规定的事项提起诉讼。该法还详尽列举了可予司法审查的行政立法行为，为公民或公众团体就环境公益提起行政诉讼提供了有力保障。[4]

为了倡导民众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弥补检察总长关注民众利益的不足，美国设立了相应的激励机制。一是建立风险报酬制度。如果公益诉讼胜诉，律师的报酬是赔偿数额的一定百分比。此机制为很多本来无法支付诉讼费的人提供了私人律师，但同时也阻碍了一些诉讼标的小却很有意义、或救济方式非金钱补偿的公益诉讼案件。二是颁布费用转移法规。1976年民权律师费补偿法案规定，国家为金钱补偿较少、被告通常是政府机关的公益诉讼诉讼提供合理的律师费。这些法规使一系列以前不会被考虑的案件有机会接受审理。三是奖励告发人诉讼。这是联邦民事欺诈索赔法案中的一项条款，该条款允许个人代表美国政府起诉任何收到或使用政府资金并从中获利的个人或实体（包括州和地方政府）的欺诈行为。在所谓的“吹哨人”（即告发人）进行投诉、告发案件书面存档受理之后，司法部需要在60天内对告发的信息进行调查，确定是否参与该案件的诉讼，司法部也可以要求延期。如果司法部决定参与诉讼，则将承担起案件起诉的主要责任，并且告发人可以获得赔偿的15%至25%；如果司法部决定不参与案件，告发人可以自行调查并提起诉讼，如果成功，将能获得赔偿的25%至30%以及补偿预先支付的律师费和其他合理费用。告发人诉讼是政府法律救济私人化现象的一个例子，它允许个人担当“私人检察长”以打击腐败行为。告发人诉讼赔偿金额在美国累计达80亿美元，告发人从中获得的金额达到了10亿美元。[5]

2.法国的越权之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