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逃范文10篇

一、关于资本外逃的主要渠道

（一）通过贸易渠道。

主要方式有：

1.伪造贸易凭证，制作货到付款、信用证及托收项下的假合同和假进出口单据，以进口付汇、出口收汇的名义进行骗汇套汇，或伪造贸易凭证骗取国家退税资金，致使资本外逃。

2.虚报进出口商品价格。伪造进出口商品的发票价格，使其偏离贸易的实际合同价格。表现为高报进口，低报出口。或将高价进口、低价出口的差价以佣金、折扣的形式留存于境外。

3.提前或推迟贸易结算时间。本国出口商将交易结算时间推后，而进口商将结算时间提前，把资金滞留于境外，导致实际的资本外逃。

一、我国民间资本外逃现状分析

资本外逃(CapitalFlight)是指由于国内政治、经济、制度等因素引发的投资者出于安全动机、避税动机、投机动机或者其他动机以各种非法的或表面合法化的方式将本国资本流出国境的现象。资本外逃的异常情况与我国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优惠政策是一个博弈悖论，一方面我国政府不遗余力地吸引外资，另一方面国内又有大量资本外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从1989年到1995年中国资本外逃的总额可能超过1000亿美元，其中约有500亿美元是未经政府批准外流的。国家外汇管理局也做了一项专题调查，估计1997年至1999年累计资本外逃530多亿美元，平均每年177亿美元。经济学家樊纲教授分析认为，2000年中国资本外逃总额已达480亿美元，超过了当年外商对华投资的407亿美元。其中，民间资本外逃数量也相当大，按中国目前46万名留学生的正常学费、杂费消费推算，其民间教育资本的流失也至少突破了100亿元人民币。但留学生产生的民间资本外逃远远不止这些，事实上，还有很大部分资金是通过境外旅游和消费外流的，2000年中国公民出境总人数为1047.26万人次，比1999年同期增长13.43%。其中，因公出境人数为484.18万人次，比1999年同期下降2.51%，占出境总人数的46.23%；因私出境人数为563.09万人次，比1999年同期增长31.99%，占出境总人数的53.77%。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外国资本大量流入，“九五”时期，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国家和企业借用外债、国内企业到境外股票市场筹资等多种形式，我国共利用外资2900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金额达2135亿美元，是“八五”时期的1.87倍。从1993年起，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已连续八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2001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468亿元，比2000年增长14.9%。同时也伴随着国内资本的大规模流出。截至2001年底，中国投向海外的直接投资总额约为150亿美元，高于墨西哥的120亿美元和俄罗斯的140亿美元。我国资本外逃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国有资产大量化公为私，许多非法资产拥有者出于安全的考虑将资产转移至国外（李扬，1998；宋文兵，1999）。按照卡廷顿法、世界银行法等不同的统计口径和方法，我国资本外逃规模有不同的结论，但都呈上升趋势。资本外逃作为一种地下或者灰色经济，在以前并没有对中国的宏观经济产生太大影响，但若资本外逃的情况愈演愈烈，对资本原本就相对短缺的中国经济将产生较大影响，一是不必要地加大中国融资成本，甚至还会造成中国就业机会的减少。二是弱化了我国为引进外资举借外债而制定的政策绩效，导致国有资产流失，成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

二、我国资本外逃的动因和方式分析

1.资本外逃的主要动因

(1)规避外汇风险。我国的汇率政策一开始是为了配合进口导向的贸易发展战略，汇率长期被高估，由于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外币以及本币实际汇率高估造成外汇风险增大，使国内居民产生保值的动机，从而采取行动利用资本外逃将资产转移到国外，规避人民币汇率下跌造成的损失。另一方面，我国实行的数量控制型的外汇管制是为了保证外汇的供给，由于缺乏可以自由出入的即期和远期外汇市场，使国内企业和金融机构不能进行套期保值等活动以抵补汇率风险，反而刺激了资本外逃，这就是所谓的“老鼠夹子效应”(MouseTrapEffect)，即为了不丧失用汇的灵活性，居民不愿将外汇汇回或留在国内。同时，一些投资者对国内金融体系信心不足，在预期上缺乏对政府稳定人民币汇率的信心。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为了规避外汇风险，不少企业和机构将其在国外收入的外汇留在了境外，造成资本逃避外汇管制而外逃。

(2)居民与非居民资本具有风险不对称性。在发展中国家，居民与非居民资本面临的风险具有不对称性。西方学者Edwards和Cuddington研究发现，居民要承担通货膨胀和汇率贬值的风险，而非居民只承受拒付的风险，由于拒付风险很容易通过一定方法加以控制，因而比通货膨胀和汇率贬值的风险小得多。而在我国目前的经济转轨时期，由于巨大的改革成本需要财政和社会负担，居民会由此产生通货膨胀和汇率贬值的预期。在资本项目尚未开放和人们转移资本能力有限时，居民只好选择资本外逃的套利行为来化解双重风险。这种风险的不对称性导致了资本外逃。

摘要：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是预防职务犯罪的重要措施。本文针对新形势下外逃职务犯罪人的情况,提出了建立联合机制、创新打击手段、运用民事诉讼、灵活对待死刑、增设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加强国际合作等举措,以更好的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

关键词：外逃职务犯罪人国际合作民事诉讼

开辟打击职务犯罪的“第二战场”,缉拿惩处外逃职务犯罪人,是探讨职务犯罪的重要课题。笔者认为扫除职务犯罪人最后一根“稻草”,摧毁职务犯罪人在国外的“天堂”,彻底打击职务犯罪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协调联动,建立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联合机制

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需要多部门协同作战。目前我国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主要是单兵作战方式。职务犯罪人外逃案发后,通常是以一部门为主,其他部门配合,临时组合,没有正式的联合打击模式。由于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涉及多部门,单个部门能力有限,孤军奋战,造成打击效果不佳,效率不高,致使一些职务犯罪人得不到及时打击惩罚,社会影响不好。为了更好的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笔者建议,国家尽快建立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联合机制。其主要思路和内容如下:一是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联合机制可以参照防范职务犯罪人外逃联合机制的成功做法,在其基础上继续建立打击职务犯罪人追逃联合机制,整合资源,优化配置,形成合力。二是联合机制以两级联合制为主,三级联合制为辅。即联合机制层级主要为国家和省级两级。一般是建立中央和省级联合机制,在需要的情况下可以建立三级联合机制,加上地市级。三是联合机制部门主要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外交部、公安部、中央纪委等部门组成。四是联合机制管辖是属地管辖和中央管辖相结合。即案发后,由外逃职务犯罪人犯罪地的省级部门管辖,国家级机关指挥领导,省级联合部门中具体管辖职务犯罪人的部门承办。通过建立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联合机制,形成规范稳定的专门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的机构主体。

二、创新打击手段,主动及时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

如同一把双刃剑，我国入世既能带来经济发展，又将带来压力和严峻挑战。面对入世一周年之际，政府部门如何改进对经济，尤其是开放式经济的管理，如何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增强管理经济的能力，如何在世界范围内对各种资源进行有利于我国发展的优化配置，这些新课题过去不曾碰到过。

曾记得，在2000年岁末，为了参加“亚太工业发展论坛——上海2000”大会开幕式而匆匆来沪的龙永图着重指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将逐步放宽对外资进入的条件，扩大外资进入的领域，并逐步改善我国法律体制的‘软环境’。”但他认为进入中国的外资增加，并不是以进入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外资减少为条件的。

2001年11月10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法律文件，它标志着经过15年的艰苦努力，我国终于成为世贸组织新成员，我国对外开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自由化进程带来了大量的外资流入，然而同时发生的是一部分资本又重新流出中国，形成了资本外逃。1997年以后，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引发了更大规模的资本外逃。由于资本外逃引起不必要的外债增加、国内税基的减少甚至会引起生产性资源的净流出，因此它已引起了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前所长秦池江分析认为，如此巨大金额的外汇“不知去向”，其中有一些正常的因素，如和泰国、印尼等国贷款用汇、部分出口贸易对象国延缓付汇等。此外，也有一些不正常因素，如逃、骗汇及资本外逃。

资本外逃暗流涌动

一、我国民间资本外逃现状分析

资本外逃(CapitalFlight)是指由于国内政治、经济、制度等因素引发的投资者出于安全动机、避税动机、投机动机或者其他动机以各种非法的或表面合法化的方式将本国资本流出国境的现象。资本外逃的异常情况与我国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优惠政策是一个博弈悖论，一方面我国政府不遗余力地吸引外资，另一方面国内又有大量资本外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从1989年到1995年中国资本外逃的总额可能超过1000亿美元，其中约有500亿美元是未经政府批准外流的。国家外汇管理局也做了一项专题调查，估计1997年至1999年累计资本外逃530多亿美元，平均每年177亿美元。经济学家樊纲教授分析认为，2000年中国资本外逃总额已达480亿美元，超过了当年外商对华投资的407亿美元。其中，民间资本外逃数量也相当大，按中国目前46万名留学生的正常学费、杂费消费推算，其民间教育资本的流失也至少突破了100亿元人民币。但留学生产生的民间资本外逃远远不止这些，事实上，还有很大部分资金是通过境外旅游和消费外流的，2000年中国公民出境总人数为1047.26万人次，比1999年同期增长13.43%。其中，因公出境人数为484.18万人次，比1999年同期下降2.51%，占出境总人数的46.23%；因私出境人数为563.09万人次，比1999年同期增长31.99%，占出境总人数的53.77%。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外国资本大量流入，“九五”时期，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国家和企业借用外债、国内企业到境外股票市场筹资等多种形式，我国共利用外资2900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金额达2135亿美元，是“八五”时期的1.87倍。从1993年起，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已连续八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2001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468亿元，比2000年增长14.9%。同时也伴随着国内资本的大规模流出。截至2001年底，中国投向海外的直接投资总额约为150亿美元，高于墨西哥的120亿美元和俄罗斯的140亿美元。我国资本外逃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国有资产大量化公为私，许多非法资产拥有者出于安全的考虑将资产转移至国外（李扬，1998；宋文兵，1999）。按照卡廷顿法、世界银行法等不同的统计口径和方法，我国资本外逃规模有不同的结论，但都呈上升趋势。资本外逃作为一种地下或者灰色经济，在以前并没有对中国的宏观经济产生太大影响，但若资本外逃的情况愈演愈烈，对资本原本就相对短缺的中国经济将产生较大影响，一是不必要地加大中国融资成本，甚至还会造成中国就业机会的减少。二是弱化了我国为引进外资举借外债而制定的政策绩效，导致国有资产流失，成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

二、我国资本外逃的动因和方式分析

1.资本外逃的主要动因

(1)规避外汇风险。我国的汇率政策一开始是为了配合进口导向的贸易发展战略，汇率长期被高估，由于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外币以及本币实际汇率高估造成外汇风险增大，使国内居民产生保值的动机，从而采取行动利用资本外逃将资产转移到国外，规避人民币汇率下跌造成的损失。另一方面，我国实行的数量控制型的外汇管制是为了保证外汇的供给，由于缺乏可以自由出入的即期和远期外汇市场，使国内企业和金融机构不能进行套期保值等活动以抵补汇率风险，反而刺激了资本外逃，这就是所谓的“老鼠夹子效应”(MouseTrapEffect)，即为了不丧失用汇的灵活性，居民不愿将外汇汇回或留在国内。同时，一些投资者对国内金融体系信心不足，在预期上缺乏对政府稳定人民币汇率的信心。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为了规避外汇风险，不少企业和机构将其在国外收入的外汇留在了境外，造成资本逃避外汇管制而外逃。

(2)居民与非居民资本具有风险不对称性。在发展中国家，居民与非居民资本面临的风险具有不对称性。西方学者Edwards和Cuddington研究发现，居民要承担通货膨胀和汇率贬值的风险，而非居民只承受拒付的风险，由于拒付风险很容易通过一定方法加以控制，因而比通货膨胀和汇率贬值的风险小得多。而在我国目前的经济转轨时期，由于巨大的改革成本需要财政和社会负担，居民会由此产生通货膨胀和汇率贬值的预期。在资本项目尚未开放和人们转移资本能力有限时，居民只好选择资本外逃的套利行为来化解双重风险。这种风险的不对称性导致了资本外逃。

一、我国民间资本外逃现状分析

资本外逃(CapitalFlight)是指由于国内政治、经济、制度等因素引发的投资者出于安全动机、避税动机、投机动机或者其他动机以各种非法的或表面合法化的方式将本国资本流出国境的现象。资本外逃的异常情况与我国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优惠政策是一个博弈悖论，一方面我国政府不遗余力地吸引外资，另一方面国内又有大量资本外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从1989年到1995年中国资本外逃的总额可能超过1000亿美元，其中约有500亿美元是未经政府批准外流的。国家外汇管理局也做了一项专题调查，估计1997年至1999年累计资本外逃530多亿美元，平均每年177亿美元。经济学家樊纲教授分析认为，2000年中国资本外逃总额已达480亿美元，超过了当年外商对华投资的407亿美元。其中，民间资本外逃数量也相当大，按中国目前46万名留学生的正常学费、杂费消费推算，其民间教育资本的流失也至少突破了100亿元人民币。但留学生产生的民间资本外逃远远不止这些，事实上，还有很大部分资金是通过境外旅游和消费外流的，2000年中国公民出境总人数为1047.26万人次，比1999年同期增长13.43%。其中，因公出境人数为484.18万人次，比1999年同期下降2.51%，占出境总人数的46.23%；因私出境人数为563.09万人次，比1999年同期增长31.99%，占出境总人数的53.77%。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外国资本大量流入，“九五”时期，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国家和企业借用外债、国内企业到境外股票市场筹资等多种形式，我国共利用外资2900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金额达2135亿美元，是“八五”时期的1.87倍。从1993年起，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已连续八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2001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468亿元，比2000年增长14.9%。同时也伴随着国内资本的大规模流出。截至2001年底，中国投向海外的直接投资总额约为150亿美元，高于墨西哥的120亿美元和俄罗斯的140亿美元。我国资本外逃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国有资产大量化公为私，许多非法资产拥有者出于安全的考虑将资产转移至国外（李扬，1998；宋文兵，1999）。按照卡廷顿法、世界银行法等不同的统计口径和方法，我国资本外逃规模有不同的结论，但都呈上升趋势。资本外逃作为一种地下或者灰色经济，在以前并没有对中国的宏观经济产生太大影响，但若资本外逃的情况愈演愈烈，对资本原本就相对短缺的中国经济将产生较大影响，一是不必要地加大中国融资成本，甚至还会造成中国就业机会的减少。二是弱化了我国为引进外资举借外债而制定的政策绩效，导致国有资产流失，成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

二、我国资本外逃的动因和方式分析

1.资本外逃的主要动因

(1)规避外汇风险。我国的汇率政策一开始是为了配合进口导向的贸易发展战略，汇率长期被高估，由于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外币以及本币实际汇率高估造成外汇风险增大，使国内居民产生保值的动机，从而采取行动利用资本外逃将资产转移到国外，规避人民币汇率下跌造成的损失。另一方面，我国实行的数量控制型的外汇管制是为了保证外汇的供给，由于缺乏可以自由出入的即期和远期外汇市场，使国内企业和金融机构不能进行套期保值等活动以抵补汇率风险，反而刺激了资本外逃，这就是所谓的“老鼠夹子效应”(MouseTrapEffect)，即为了不丧失用汇的灵活性，居民不愿将外汇汇回或留在国内。同时，一些投资者对国内金融体系信心不足，在预期上缺乏对政府稳定人民币汇率的信心。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为了规避外汇风险，不少企业和机构将其在国外收入的外汇留在了境外，造成资本逃避外汇管制而外逃。

(2)居民与非居民资本具有风险不对称性。在发展中国家，居民与非居民资本面临的风险具有不对称性。西方学者Edwards和Cuddington研究发现，居民要承担通货膨胀和汇率贬值的风险，而非居民只承受拒付的风险，由于拒付风险很容易通过一定方法加以控制，因而比通货膨胀和汇率贬值的风险小得多。而在我国目前的经济转轨时期，由于巨大的改革成本需要财政和社会负担，居民会由此产生通货膨胀和汇率贬值的预期。在资本项目尚未开放和人们转移资本能力有限时，居民只好选择资本外逃的套利行为来化解双重风险。这种风险的不对称性导致了资本外逃。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中国资本外逃现状；资本外逃对中国的影响；面对资本外逃的策略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资本外逃问题的日趋严重、金融业逐渐由高度集中统一的体制逐渐向市场经济的体制演变、大量资本流入而导致了人民币的不断增值、破坏资本的正常形成,降低经济增长的潜力、削弱政府的税基,减少政府的财政收入、降低了外逃国利用外资的效果,加重债务负担、形成紧缩效果、恶化收入分配状况、恶化收入分配状况、改善宏观基本面、继续推行利率市场化改革、完善监管体系,规范检查制度、严处“外汇黑市”和“地下钱庄”、取消金融抑制,深化市场改革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自中国加入WTO以来,资本外逃问题也随之凸现出来,本文运用举例论证的方法对资本外逃引发的现实问题进行研究,报告了当前正处在转型期的中国的现状。

关键词:资本外逃定义影响因素监管

一、中国资本外逃现状

从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到90年代的墨西哥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和俄罗斯金融危机,其显示出的是资本外逃问题的日趋严重,而对于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一直被誉为“对全球资金最具吸引力”的目的地——中国,引起得现实问题受到了愈来愈多的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关注和研究。

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进入金融体制改革推进期,再到21世纪金融体制全面改革、深化并加入WTO,中国的经济正一步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金融体制框架并沿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发展,金融业逐渐由高度集中统一的体制逐渐向市场经济的体制演变。

一、我国资本外逃的现实考察

1.我国资本外逃的现状

资本外逃（capitalflight）又称为资本逃避，资本非法转移等，是资金跨国界的一种异常流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资本外逃现象。有分析显示，我国曾经成为继委内瑞拉、墨西哥、阿根廷之后的世界第4大资本外逃国，资本外逃额占gdp的比重仅小于俄罗斯。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我国已成为全球资本输出大国，在输出资本的结构当中，只有一小部分属于政府批准的对外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其余均属各种形式的资本外逃。由于资本外逃具有违规性与隐蔽性的特点，因此其规模很难被准确衡量。最近的研究成果显示，我国资本外逃额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围绕着100亿美元总体呈上升趋势，分别在1992年、1994-1995年、1997-1998年形成三个峰顶，于1998年达到最大值，当年超过了400亿美元；15年间，我国资本外逃累计达到1531亿美元，年均102亿美元。

（1）通过经常项目的资本外逃

经常项目包括货物和服务、收益和经常性转移。货物项是资本外逃的重要渠道。当事人一方面低报贸易外汇收入，违反国家规定将外汇擅自自存境外，或者干脆隐瞒贸易活动中的外汇收入；另一方面，高报贸易外汇支出，向国家外汇指定银行骗购外汇汇往国外。类似子这样的“进出口谎报”（mis-invoicing）还有其它形式。值得注意的是，“进出口谎报”中的某些内容如伪造单据所造成的虚假进口货值会反映在“错误与遗漏”项目中，但假报货值包括进口高报、出口低报所导致的资本外逃并未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得到反映。

服务类项目包括运输、旅游、通讯、建筑、保险、金融服务、计算机与信息服务专有权使用费和特许费、各种商业服务、个人文化娱乐服务以及政府服务。单位和个人都可通过服务项目外逃资本，如单位以各种对外支付的名义向银行购汇或从其外汇账户中支出以实现资本外逃，个人也可因私出境购汇。对频繁出入境的人员来说，多次合法携带或违规超额携带现钞累计起来也是较大的数目。

1.趋利避险。当存在利差、汇差、收益差的情况下，为获取高收益，也会引起违规资本外流。(1)汇率因素：主要是指汇率高估，使人们产生对未来汇率贬值的预期，促使人们将本币资产转化为外币资产导致资本外逃。(2)利差：金融压制环境中资本的相对价格差异将产生套利的机会，特别是在汇率机制缺乏灵活性的情况下，会引发短期资本在国际间的无风险套利。(3)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财政赤字靠印发货币弥补，等于向国内居民征收了一笔“通货膨胀税”，赤字即使靠发行债券或借外债来维持，也使居民产生政府将债务货币化或增加税收还债的预期，从而减少其持有的本币资产。

2.逃避管制。比较突出的是规避投资管理和外汇管理。如对境外投资实行严格的审批制，一些企业或个人将资金未经批准转移或截留境外，企图投资获益；实施数量控制型的外汇管制意味着居民会丧失用汇的灵活性，使居民不愿将外汇汇回或留在国内；国内金融资产的交易成本高于国际交易成本，居民有强烈的动机将资产转移到国外。

3.非法收入、灰色收入和私人资本安全转移的需要。(1)转移从事走私、贩毒、诈骗、偷漏税等非法所得，或贪污、受贿、寻租形成的“灰色收入”。(2)实现化公为私。一些处于体制转轨时期的国家，国有企业约束和内部监控机制不健全，企业和个人通过各种方式将国有资产转移到境外的私人账户。(3)转移个人财产。出于安全性和保密性，拥有巨额财产者为避免引起社会的非议，一些私营企业主担心私人合法资本被侵占，将资本转向所谓“避风港”国家。

（二）从宏观经济角度考察。

从宏观角度看，资本外逃主要表现为不同经济变量之间相互作用以及宏观政策与微观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结果。

1.宏观经济的失衡。80年代资本外逃严重的拉美国家普遍存在严重的宏观失衡，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误导致的严重经济衰退、汇率高估、通货膨胀和财政赤字并存，使国内投资风险加大，形成资本外逃、举昔外债、宏观失衡的互相刺激和不断强化的恶性循不。转轨时期的俄罗斯也是陷入“全面的综合危机”之中，经济严重衰退，在财政巨额赤字、债台高筑、通胀严重的情况下出现了大量的资本外逃。资本外逃与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性，那些主要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自然也会影响到资本外逃的规模和方向。

一、我黎民间资本外逃现状阐发

资本外逃(CapitalFlight)是指由于国内政治、经济、制度等因素引发的投资者出于清静动机、避税动机、谋利动机大概其他动机以种种非法的或外貌正当化的要领将本国资本流出国境的征象。资本外逃的异常情况与我国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优惠政策是一个博弈悖论，一方面我国政府全力以赴地吸引外资，另一方面国内又有大量资本外逃。经济相助与生长构造(OECD)的一份研究陈诉指出：从1989年到1995年中国资本外逃的总额大概凌驾1000亿美元，其中约有500亿美元是未经政府答应外流的。国家外汇管理局也做了一项专题视察，预计1997年至1999年累计资本外逃530多亿美元，匀称每年177亿美元。经济学家樊纲教授阐发以为，2000年中国资本外逃总额已达480亿美元，凌驾了当年外商对华投资的407亿美元。其中，民间资本外逃数目也相当大，按中国现在46万名留门生的正常学费、杂费斲丧推算，其民间教诲资本的流失也至少突破了100亿元人民币。但留门生孕育发生的民间资本外逃远远不止这些，真相上，还有很大部门资金是议决境外旅游和斲丧外流的，2000年中国黎民出境总人数为1047.26万人次，比1999年同期增长13.43%。其中，因公出境人数为484.18万人次，比1999年同期降落2.51%，占出境总人数的46.23%；因私出境人数为563.09万人次，比1999年同期增长31.99%，占出境总人数的53.77%。进入20世纪90年月以来，我国接纳种种优惠政策，吸引外国资本大量流入，“九五”时期，议决外商直接投资、国家和企业借用外债、国内企业到境外股票市场筹资等多种情势，我国共使用外资2900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金额达2135亿美元，是“八五”时期的1.87倍。从1993年起，我国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已连续八年居生长中国家首位。2001年现实使用外商直接投资468亿元，比2000年增长14.9%。同时也陪同着国内资本的大范围流出。制止2001年末，中国投向外洋的直接投资总额约为150亿美元，高于墨西哥的120亿美元和俄罗斯的140亿美元。我国资本外逃的缘故原由之一是由于国有资产大量化公为私，许多非法资产拥有者出于清静的思量将资产转移至外洋（李扬，1998；宋文兵，1999）。凭据卡廷顿法、天下银行法等差异的统计口径和要领，我国资本外逃范围有差异的结论，但都呈上升趋向。资本外逃作为一种地下大概灰色经济，在曩昔并没有对中国的宏观经济孕育发生太大影响，但若资本外逃的情况愈演愈烈，对资本原来就相对短缺的中国经济将孕育发生较大影响，一是不须要地加大中国融资资本，乃至还会造成中国就业时机的淘汰。二是弱化了我国为引进外资举借外债而拟订的政策绩效，导致国有资产流失，成为我国经济配置和社会稳固的重大隐患。

二、我国资本外逃的动因和要领阐发

1.资本外逃的主要动因

(1)躲避外汇危害。我国的汇率政策一开始是为了配合入口导向的商业生长战略，汇率恒久被高估，由于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外币以及本币现实汇率高估造成外汇危害增大，使国内住民孕育发生保值的动机，从而接纳举措使用资本外逃将资产转移到外洋，躲避人民币汇率下跌造成的丧失。另一方面，我国实验的数目控制型的外汇管制是为了保证外汇的提供，由于缺乏可以自由收支的即期和远期外汇市场，使国内企业和金融机构不能举行套期保值等活动以抵补汇率危害，反而刺激了资本外逃，这即是所谓的“老鼠夹子效应”(MouseTrapEffect)，即为了不丧失用汇的机动性，住民不愿将外汇汇回或留在国内。同时，一些投资者对国内金融体系信心不够，在预期上缺乏对政府稳固人民币汇率的信心。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为了躲避外汇危害，不少企业和机构将其在外洋收入的外汇留在了境外，造成资本躲避外汇管制而外逃。

(2)住民与非住民资本具有危害分歧错误称性。在生长中国家，住民与非住民资本面临的危害具有分歧错误称性。西方学者Edwards和Cuddington研究发明，住民要负担通货膨胀和汇率贬值的危害，而非住民只遭受拒付的危害，由于拒付危害很容易议决肯定要领加以控制，因而比通货膨胀和汇率贬值的危害小得多。而在我国现在的经济转轨时期，由于巨大的革新资本须要财政和社会包袱，住民会由此孕育发生通货膨胀和汇率贬值的预期。在资本项目尚未开放和人们转移资本本事有限时，住民只好选择资本外逃的套利举动来化解双重危害。这种危害的分歧错误称性导致了资本外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