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政策范文10篇

全球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土地荒漠化、臭氧层破坏、水资源紧张等生态环境问题影响范围广，并且遍及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严重化和全球化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各国的政治、经济、科技甚至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1992年里约环发大会以来，气候变化、水环境危机、贸易与环境等方面折射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各国和各利益集团之间矛盾与冲突。生态环境问题已经由一般的环境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并成为各利益集团和国家间的政治、经济、科技和外交实力的较量的焦点。

美国作为冷战后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它面对生态环境问题全球化和严重化这一趋势，而作出的环境外交政策将会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1996年4月9日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在斯但福大学发表了题为《美国外交与2l世纪全球环境的挑战》的讲话。全面阐述环境与美国全球政策的关系，认为：“美国全球政策目标同美国如何处理地球的自然资源问题方面开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1997年，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年度环境外交报告，报告中宣称环境外交已经成为美国外交中的一个长期性、重要性的工作。环境问题开始与美国的对外政策紧密相连。本文将对生态环境问题对美国的影响以及美国的环境外交政策作一个粗浅的分析。

一、生态环境问题的凸现是美国制定环境外交政策时代背景

生态环境问题是指由于人类在工业化进程中处置不当，尤其是不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造成的全球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所构成的种种现实威胁。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从60年代末开始，以罗马俱乐部发表著名的《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在转折点》两份报告为标志，尤其是在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大会”之后，许多国家的专家和学者开始从生态环境角度研究国际关系和权利斗争。1979年，勃兰特委员会曾指出：“过去人们常常是从军事冲突，甚至是从毁灭角度来理解战争，但是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环境灾难、大规模饥谨等造成的混乱也可能同样危险。”[2]1992年，一百多个国家的政府首脑会聚在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召开了历史上第一次关于环境与发展问题的全球性首脑会议。会议发表了《21世纪议程》、《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文件，生态环境问题自此成为新的国际政治热点问题而进入越来越多政治家和学者的研究领域。克林顿总统1997年10月在发达国家地理学会上曾表示,“把一个美好的家园交给下一代是我们的神圣职责。”在当今的国际舞台中，日益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使国际政治问题变的尤为错综复杂起来。目前生态环境问题的凸现已经成为美国制定环境外交政策重要背景。

(一)生态环境问题的政治化

人类很早就注意到环境对政治的影响。但传统的政治地理学只研究人、国家或领土等

本文作者：胡振良

外交涉及广泛的法律问题:一方面外交作为国际关系主体间的关系适用国际法;另一方面各国外交政策都有国内法源。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规定外交活动的根本原则。因此,从法学方面研究宪法原则对认识一国外交活动具有重要意义。瑞士现行的联邦宪法于1848年制定生效,后经过局部修改一直适用至今。它与19世纪其他国家的宪法类似,其有关外交方面的内容并不冗长,但很重要。瑞士外交活动有哪些指导原则,在一个联邦制的国家中,联邦与组成联邦的各州在外交方面有何职权划分,有哪些权力机关参与外交政策和外交活动,又经过哪些法定程序,签订国际条约呢?以下我们结合瑞士的外交实践对瑞士外交政策所依据的宪法原则进行初步研究。

一、瑞士外交政策的目标和指导原则

瑞士联邦宪法没有专门的章节规定外交活动,宪法序论表达了联邦加强同盟,维护和增进各族团结、力量与荣誉的愿望。如果说荣誉是就世界范围而言的,那么,维护和发展其荣誉便是瑞士外交之第一条指导原则。接着宪法在有关建立联邦目的的第2条中写道:“联邦的目的为对外保障本国独立,对内维护和平、秩序、保护各州的自由权利并促进共同的繁荣。’,¹这就明确规定了瑞士外交政策的唯一目标—保障国家独立。这里值得指出的是国家独立是瑞士外交政策的唯一目的,而中立不在目的之列。1815年的联邦条例、1832年和1833年宪法草案都曾把维护独立和中立作为外交目的。但1848年的制宪者没有把中立作为外交政策的目的之一,其理由是“中立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维护国家独立的措施”,º并且认为“一旦出现特定情况,为了主权可以放弃中立”。1874年的宪法继承了1848年宪法的这一精神。然而,1848年和1874年的制宪者并没有忽视中立问题。他们在宪法有关议会和联邦委员会的职责的第85条和102条中都写上了维护独立和中立的内容。联邦外交文件也曾多次明确指出,“中立是瑞士百年来国际地位的基础”,是“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1977年瑞士还通过了第89条第5款的宪法修正案,规定凡涉及瑞士加入国际安全组织和超国家共同体的决定须经强制性全民复决。除上面两种情况外,其他条约如有放弃或损害中立的内容,联邦两院应决定将其诉诸非强制性全民复决。可见随着历史的发展维护中立已成为瑞士一条重要的宪法原则。然而中立的含义是什么,宪法规定的又是哪种中立原则呢?中立首先是某个国家超脱于某一特定武装冲突的立场。这种情况下的权利和义务由国际法规定,其内容载入1907年规范陆战与海战中诸列强权利和义务的第5和第13号海牙公约¼。第二种是永久中立,即以各列强签订的公约为基础.并逐渐为习惯法承认的一种国际地位。中立负有在任何一地,任何一方参加的武装冲突中悟守永久中立,不卷入战争,不介入冲突的义务。1815年以来瑞士的中立是第二种中立。从字面上推论,格守中立义务会导致瑞士采取某种收缩和孤立的对外政策,但这不完全符合实际。自建立联邦之后,瑞士一直实行与其国家的中立地位和实际可能相适应的积极的外交政策。由于其资源匾乏,依赖世界市场和资源,瑞士在经济上采取开放的政策;在政治上,瑞士很早就开展某种称之为“善意调停”的活动。所谓善意调停是和平地解决国家冲突的一种手段,也就是第三方经过友好的活动使冲突双方找到妥协的方法。比如在法国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瑞士不仅积极促进双方的接触,并在埃维昂谈判期间为阿尔及利亚代表团提供住所。从中可以了解瑞士主张的广义善意调停的含义,就是在国际冲突中主动或应某国要求由联邦、个人或国际组织,提供各种服务,以便维护和恢复和平。瑞士实行的广义的善意调停体现在一系列外交实践中,有些活动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这些活动涉及许多领域:例如参与红十字运动,代表中断了外交关系的国家的国家利益,在冲突双方完全脱离接触无外交代表的情况下,保护战俘,促进和解决国际争端,发展国际仲裁,接受有关的国际委托,欢迎在瑞士的国土上举行国际会议,设立国际组织等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瑞士处在新的形势下,冷战和东西方对立使中立国在国际事务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但瑞士不是联合国的成员,需要找出新的方式加强与国际社会的联系,以便尽义务,图发展。为此,瑞士在官方文件中明确提出“休戚与共,提供方便和普建邦交”的三项外交准则气普建邦交是中立固有的要求,它反映了中立国家在战时保持同交战各国发展关系的权利。休戚与共是中立的结果和自然补充。它强调瑞士与国际社会的紧密联系和对国际事务的积极态度,成为它利用中立地位从事各种和平使命的根据。提供方便是积极中立政策的又一个方面,它表明联邦准备提供各种善意的帮助。在这方面瑞士的外交实践颇丰。可见,瑞士的中立概念经历了发展和演变。它是积极的,富有生命力的。总之,维护联邦独立是外交活动的最高目标,中立是瑞士外交活动的宪法性原则。后者是对前者的补充,中立是实现独立目标的手段。

二、联邦与州之间外交职权的划分

瑞士的正式名称为瑞士邦联,但她却是一个联邦制国家。瑞士联邦宪法不仅规定了联邦议会和联邦委员会的外交职能及其权能划分,而且也规定了联邦和州在对外交往方面的职权划分。宪法第八条规定,“只有联邦政府有宣战烤和以及与外国缔结同盟及条约的权利,特别是有关规定关税与商务条约的权利。”但这里规定的联邦缔约权不是绝对的,宪法第九条指出“关于公共经济与睦邻关系以及警察事项,各州特别保留与外国缔结条约的权利。但该项条约不得有违反联邦或其他州的利益的规定。”作为补充,宪法第十条还规定,“凡各州与外国政府或代表有正式交往时,须通过联邦委员会的介绍。但关于第九条所列的事项,各州得与低级衙署及其官员联系。”从上述条款的限定词“唯有联邦有权”,“特殊情况下州亦可”,不难看出宪法第二条有关州的权利及与联邦关系的一般原则(凡未委任于联邦政府的权利概由各州行使)不适用于外交领域。但各州可依据宪法与联邦共享一定的外事权。以下拟分别说明联邦和各州的有关外交职能。(一)联邦的外交职能1.联邦缔约权宪法赋予联邦以三项特权:宣战、烤和、缔约。宣战靖和的内容似有悖于中立国义务。但这里讲的宣战烤和显然是对外来侵略而言的。至于缔约,宪法第八条做了明确的规定。联邦不仅可以缔结政治性条约,还可以缔结非政治性条约。第一类条约包括烤和和结盟,但在保持中立的情况下结盟是被禁止的。在瑞士长期的外交实践中,联邦缔约权被赋予了广泛的含义。缔约对象可以是国家、国际组织及教会等任何国际法主体;条约指一切协议,不论其名称、缔约方数量和缔约方式;联邦可缔约的领域也包括法定应由各州行使立法权的领域。但缔约必须符合宪法并出自实际需要。可见缔约方面瑞士实行的是相对集中的体制。2.联邦外交方面的其他权力瑞士联邦宪法第8条以及第85和1()2条的有关条款赋予联邦广泛的外交职能。首先,联邦有对外交往权,负责处理瑞士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如承认国家、建立外交和领事关系、设立外交和领事代表团、提善意调停、参加国际组织、促进国际法的发展和国际法典的编撰。其次,联邦有权推行有关的对外政策.如与国际组织合作提供共同发展和人道主义的国际主义援助、提供自然灾害援助、促进人权的保护和发展。再次,联邦有权规范和处理一些与对外政策或多或少有联系的问题.如给外国留学生提供奖学金.参加国际博览会和参与其他方面的国际合作。最后联邦负责对外保护国家的经济、社会利益和文化民族传统。为此,联邦可就一系列广泛的问题进行立法,如限制外国人介入房地产法,限制外国人移民和防止外来文化控制法。可见,瑞士联邦外交政策不仅涉及国家间关系.而且也处理与外国人的关系。(二)瑞士各州的对外职能上面已淡到宪法中涉及州的对外职权的两个条款,即有关签约的第9条和有关对外交往的第l。条。其他一些条款也涉及州在对外关系中的一些问题。宪法第8、9条规定各州有条约复决权,24条13款提出州的外事咨询权等。1.州的缔约权据不完全统计,自联邦建立至今,各州签订了大约140个国际条约,其中40个是二战后签订的,20个是1973年以来签订的。可见由州签订的条约是十分有限的,但宪法赋予各州的缔约权迄今仍然有效。根据宪法,各州有权与他国签订某些条约。签约和条约的含义是丁L一泛的,但州的缔约权是限制性的。这种限制首先是范围上的限制。原则上,州只能在一定领域即公共经济、睦邻关系以及警察事项方一面行使缔约权;对州缔约权的第二个限制是内容方面的。宪法指出,无论是国际协议(7条2款),还是第9条规定的条约,都“不得有违反联邦或其他州利益的规定”。这里指出的是不得违反联邦或其他州的利益,而不仅仅是与宪法、联邦法或其他州的法律是否相冲突。宪法102条第7款规定联邦委员会负责审查各州的有关条约是否符合上述要大州如对宙查结果不服,可上诉到联邦议会如果另一州对某一条约提出异议也要照此程序办理(见85条5款);对州缔约权的第三个限制是程序上的限制。宪法第10条规定禁_1l=各州与外国政府发生直接关系,原则上,是由联邦淡半lJ、签汀、批准有关州的条约。一般是州作为有关谈判代表团的成员参加有关活动,由联邦以一州或多州的名义签约。然而联邦却可以授权各州自行签订某些条约。例如联邦建立之初,联邦议会曾同意保留瓦莱和佛里堡州宪法中关于该州同罗马教会的关系由双方协议规定的条款。此外,联邦还在联邦签订的某些框架性协议或联邦立法中附带授权条款,如防止水污染法,国际援助法都有授权各州与外国签订某种协议的条款。此外,宪法102条7款规定这类条约一旦缔结还要由联邦委员会批准。这条规定形式上有些重复和多佘,但在特定情况下是有意义的,是瑞士联邦外交的又一个安全阀。2.各州其他外交职权宪法第10条1款中有关禁止各州与外国政府发展官方关系的内容主要是指州不得与外国建立外交和领事关系,不得与外国政府谈判签约。但在瑞士的领事人员可直接与州政府接触,后者有权在其职权范围内与之做答。在瑞士的外交人员、外国政府首脑和成员也可应邀对各州进行礼节性访问。宪法第10条2款还允许各州发展与外国相邻的地方政府之间的各种经常性的接触和关系,以处理一些共同的问题。例如为环保、运输、领土整治、自然规划等目的,各州可建立各种地区性混合委员会,进行跨国界合作。近来,瑞士各州这方面的活动相当活跃。此外,应该指出的是虽然各州外交活动受到各种限制,但各州在联邦对外关系中仍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根据惯例,各州参与联邦进行的涉及该州权益的国际谈判。此外,许多法律都明文规定,联邦在采取外交措施或签约承担某种国际义务之前,要首先向各州咨询。

一、外交政策分析认知视角的出发点

冷战期间占国际关系理论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认为外交决策过程是一个理性的选择过程，政府或者其主要的领导者在追求国家利益时是一个理性的行为者，在决策的过程中能够获得所有决策(选择)所需要的信息，对形势的判断是准确的，通过一个开放的过程选择能给国家带来最大利益的政策选择。这些学者认为，国际体系制约和影响政策的选择，个人很难对外交政策的结果有任何影响，不同个性的人在同样条件下会做出同样的决定，“名字和面孔可能改变，但(国家)利益和政策则不会改变。”用官僚政治模式研究外交政策决策过程的学者则认为，外交政策是在复杂的官僚机构中制定的，政策制定过程对效率的追求要求彻底摆脱个人的私心杂念，感情好恶，因此决策机制和过程限制和制约了个性发挥作用，过于强调个人的作用往往陷入唯心主义的陷阱。

辩证唯物主义在强调人的一切心理现象都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的前提下，也认为人的心理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并非死板的、机械的反映，并不像镜子映照物体那样。人对现实事物的反映是同他长期形成的个人特点、知识经验、世界观等密切相联系的。人对客观现实世界进行认知的过程不仅受到认知对象(客观因素)的影响，而且也受到主观因素，如信仰、需要、兴趣、知识经验以及知觉对象对生活和实践的意义等的影响。外交政策分析的认知视角是与这样的辩证思维相一致的。这种视角因个人在冷战结束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冷战结束的方式而变得更为引人注目。这种认知(个人，个性层次)的视角(理论、方法或模式)通过对决策者及其信仰和认知过程的研究来理解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在西方，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方面来理解和研究外交决策者与外交决策结果的关系。有的侧重于对决策者信仰系统的研究，有的侧重于对决策者认识过程的研究，有的则侧重于对决策者的信息处理方式的研究，也有的学者则将精力放在对外交决策者个性的研究上。概括起来，这些学者认为决策者或者受到自己信仰的影响，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不一样的；或受到决策者信息处理方法的影响，一般是比较封闭和保守的(close-minded)，对外界的变化适应是缓慢的，或者对外界的变化有一种抵制态度，拒绝接受这些变化；或者认为决策者对形势的判断有时候是不准确的，决策者在对外政策的决策过程中往往受到错误认识的影响，或者是根据对现实世界的错误认识制定外交政策。这种方法强调对外交决策者及其认知过程的研究，认为不同的决策者参与外交决策可能会有不同的外交政策结果。

从认知角度对国际政治的研究开始于1930年代。当时一些学者将一些心理学的基本概念和方法运用于对外交决策的研究。他们中的大部分主要研究国家的特点，对战争的态度，公众感情对外交政策的影响等。如所谓的“战争开始于头脑之中”，就是说从发动战争者头脑中一产生发动战争的这种想法以后，战争的机器就开动了，而不是在战场上。但是由于这些学者缺乏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的背景，而现代含义上对国际关系的研究则刚刚开始，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缺乏对心理学的了解，因此这些研究并没有得到国际政治学者的接受。

尽管如此，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理论一产生，就有不少学者将个人层次和认知的因素作为影响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变量进行研究，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日益引人关注。如沃尔兹在其经典的《人、国家和战争》一书中在分析战争的根源时提出的第一个意象(image)就是人。这种意象认为，“人的邪恶，他们错误行为导致了战争，如果个人的美德能够被普及，就会有和平。”(注：KennethWaltz,MantheSateandWar(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59),p.39.)他在阐述这一意象时提出，“如果不理解人的本性就不可能有政治学的理论，”“世界历史的发展离不开创造历史的人。”(注：Ibid.,p.28.)同一时期的另一位国际关系理论大家赖特也以同样的笔调指出，“国际关系不能仅仅局限于政府间的关系，结论不能建立在认为它们(心理学)不能提供足够的预测和控制的假设的基础上。”(注：QuencyWright,TheStud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NewYork:Appleton,1955),p.433.)博丁也指出，“我们必须认识到决定、影响国家政策和行为的人并不是对‘客观’实际环境的反应。决定我们行为的是我们认知的世界，而不是现实的世界。”(注：QuotedinJerelRasati,“ThePowerofHumanCognitionandPolicymakerBeliefsinForeignPolicyandWorld

Politics,”manuscript.)罗森诺在呼吁建立比较外交政策的理论时提出了影响外交政策的五个层次的自变量，其中一个就是个人，也就是决策者。(注：JamesRosenau,“Pre-TheoryandTheoryofForeignPolicy,”inApproachestoComparative andInternationalPolitics,R.BarryFarrelled.,(Evanston:NorthwesternUniversityPress,1966),pp.97—100.)但系统研究人与环境的关系，并将这种方法运用到对国际政治的研究，而且引起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学界关注的是斯布罗特夫妇(HaroldandMargaretSprout)。

全球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土地荒漠化、臭氧层破坏、水资源紧张等生态环境问题影响范围广，并且遍及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严重化和全球化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各国的政治、经济、科技甚至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1992年里约环发大会以来，气候变化、水环境危机、贸易与环境等方面折射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各国和各利益集团之间矛盾与冲突。生态环境问题已经由一般的环境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并成为各利益集团和国家间的政治、经济、科技和外交实力的较量的焦点。

美国作为冷战后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它面对生态环境问题全球化和严重化这一趋势，而作出的环境外交政策将会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1996年4月9日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在斯但福大学发表了题为《美国外交与2l世纪全球环境的挑战》的讲话。全面阐述环境与美国全球政策的关系，认为：“美国全球政策目标同美国如何处理地球的自然资源问题方面开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1997年，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年度环境外交报告，报告中宣称环境外交已经成为美国外交中的一个长期性、重要性的工作。环境问题开始与美国的对外政策紧密相连。本文将对生态环境问题对美国的影响以及美国的环境外交政策作一个粗浅的分析。

一、生态环境问题的凸现是美国制定环境外交政策时代背景

生态环境问题是指由于人类在工业化进程中处置不当，尤其是不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造成的全球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所构成的种种现实威胁。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从60年代末开始，以罗马俱乐部发表著名的《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在转折点》两份报告为标志，尤其是在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大会”之后，许多国家的专家和学者开始从生态环境角度研究国际关系和权利斗争。1979年，勃兰特委员会曾指出：“过去人们常常是从军事冲突，甚至是从毁灭角度来理解战争，但是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环境灾难、大规模饥谨等造成的混乱也可能同样危险。”[2]1992年，一百多个国家的政府首脑会聚在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召开了历史上第一次关于环境与发展问题的全球性首脑会议。会议发表了《21世纪议程》、《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文件，生态环境问题自此成为新的国际政治热点问题而进入越来越多政治家和学者的研究领域。克林顿总统1997年10月在发达国家地理学会上曾表示,“把一个美好的家园交给下一代是我们的神圣职责。”在当今的国际舞台中，日益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使国际政治问题变的尤为错综复杂起来。目前生态环境问题的凸现已经成为美国制定环境外交政策重要背景。

(一)生态环境问题的政治化

人类很早就注意到环境对政治的影响。但传统的政治地理学只研究人、国家或领土等

全球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土地荒漠化、臭氧层破坏、水资源紧张等生态环境问题影响范围广，并且遍及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严重化和全球化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各国的政治、经济、科技甚至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1992年里约环发大会以来，气候变化、水环境危机、贸易与环境等方面折射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各国和各利益集团之间矛盾与冲突。生态环境问题已经由一般的环境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并成为各利益集团和国家间的政治、经济、科技和外交实力的较量的焦点。

美国作为冷战后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它面对生态环境问题全球化和严重化这一趋势，而作出的环境外交政策将会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1996年4月9日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在斯但福大学发表了题为《美国外交与2l世纪全球环境的挑战》的讲话。全面阐述环境与美国全球政策的关系，认为：“美国全球政策目标同美国如何处理地球的自然资源问题方面开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1997年，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年度环境外交报告，报告中宣称环境外交已经成为美国外交中的一个长期性、重要性的工作。环境问题开始与美国的对外政策紧密相连。本文将对生态环境问题对美国的影响以及美国的环境外交政策作一个粗浅的分析。

一、生态环境问题的凸现是美国制定环境外交政策时代背景

生态环境问题是指由于人类在工业化进程中处置不当，尤其是不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造成的全球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所构成的种种现实威胁。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从60年代末开始，以罗马俱乐部发表著名的《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在转折点》两份报告为标志，尤其是在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大会”之后，许多国家的专家和学者开始从生态环境角度研究国际关系和权利斗争。1979年，勃兰特委员会曾指出：“过去人们常常是从军事冲突，甚至是从毁灭角度来理解战争，但是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环境灾难、大规模饥谨等造成的混乱也可能同样危险。”[2]1992年，一百多个国家的政府首脑会聚在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召开了历史上第一次关于环境与发展问题的全球性首脑会议。会议发表了《21世纪议程》、《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文件，生态环境问题自此成为新的国际政治热点问题而进入越来越多政治家和学者的研究领域。克林顿总统1997年10月在发达国家地理学会上曾表示,“把一个美好的家园交给下一代是我们的神圣职责。”在当今的国际舞台中，日益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使国际政治问题变的尤为错综复杂起来。目前生态环境问题的凸现已经成为美国制定环境外交政策重要背景。

(一)生态环境问题的政治化

人类很早就注意到环境对政治的影响。但传统的政治地理学只研究人、国家或领土等

全球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土地荒漠化、臭氧层破坏、水资源紧张等生态环境问题影响范围广，并且遍及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严重化和全球化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各国的政治、经济、科技甚至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1992年里约环发大会以来，气候变化、水环境危机、贸易与环境等方面折射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各国和各利益集团之间矛盾与冲突。生态环境问题已经由一般的环境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并成为各利益集团和国家间的政治、经济、科技和外交实力的较量的焦点。

美国作为冷战后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它面对生态环境问题全球化和严重化这一趋势，而作出的环境外交政策将会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1996年4月9日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在斯但福大学发表了题为《美国外交与2l世纪全球环境的挑战》的讲话。全面阐述环境与美国全球政策的关系，认为：“美国全球政策目标同美国如何处理地球的自然资源问题方面开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1997年，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年度环境外交报告，报告中宣称环境外交已经成为美国外交中的一个长期性、重要性的工作。环境问题开始与美国的对外政策紧密相连。本文将对生态环境问题对美国的影响以及美国的环境外交政策作一个粗浅的分析。

一、生态环境问题的凸现是美国制定环境外交政策时代背景

生态环境问题是指由于人类在工业化进程中处置不当，尤其是不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造成的全球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所构成的种种现实威胁。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从60年代末开始，以罗马俱乐部发表著名的《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在转折点》两份报告为标志，尤其是在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大会”之后，许多国家的专家和学者开始从生态环境角度研究国际关系和权利斗争。1979年，勃兰特委员会曾指出：“过去人们常常是从军事冲突，甚至是从毁灭角度来理解战争，但是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环境灾难、大规模饥谨等造成的混乱也可能同样危险。”[2]1992年，一百多个国家的政府首脑会聚在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召开了历史上第一次关于环境与发展问题的全球性首脑会议。会议发表了《21世纪议程》、《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文件，生态环境问题自此成为新的国际政治热点问题而进入越来越多政治家和学者的研究领域。克林顿总统1997年10月在发达国家地理学会上曾表示,“把一个美好的家园交给下一代是我们的神圣职责。”在当今的国际舞台中，日益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使国际政治问题变的尤为错综复杂起来。目前生态环境问题的凸现已经成为美国制定环境外交政策重要背景。

(一)生态环境问题的政治化

人类很早就注意到环境对政治的影响。但传统的政治地理学只研究人、国家或领土等

当两国政治关系处于低潮阶段，两国之间的政治与经济交流中断，体育赛事往往能够成为打破僵局的利器。相比严肃刻板的政治活动，体育赛事具有非官方性、轻松灵活性、亲和力强等特点，却能解决一些国际社会问题。过去的十年，朝鲜不间断进行核试验，各方会谈也是反反复复重启多次，2017年之际朝鲜多次进行导弹试验，韩国则安置美国萨德系统以应对，双边关系处于僵局阶段;但2018年年初朝鲜领导人高调宣布有意派代表团参加韩国平昌冬奥会，随后几日双方恢复高级别的会谈，商讨朝鲜参加平昌冬奥会的事宜;届时双边紧张多年的僵局又一次打破，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得到缓解，这是朝鲜成功核试验之后以一种自信的政治姿态主动对韩体育外交政治外交，以体育外交为契机朝韩两国关系将会进入新一轮的缓和与对话阶段。在国际历史上很多国家通过体育外交完成双边关系的政治外交破冰，改善双边关系。1954年印巴“板球外交”为双方恢复对话、降低双边紧张局势提供契机;1971年中美“乒乓球”外交开启新中国与美国的外交巨轮，极具划时代的意义;2008年土耳其与亚美尼亚“足球外交”对消除双方长达一世纪的恩怨消除起着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国内学者郝雅烨子在《体育外交在解决国际争端中的辅助作用研究》一文分析了和平时期运用体育外交辅助解决国际性矛盾的可行性，研究显示体育外交有助于缓解国际争端的氛围，对于解决国际矛盾起着一定的辅助作用;本文认为该文客观分析了体育外交的意义所在，体育外交在国际事务中起着“药引”的作用，完全寄希望体育外交是不成熟的政治行为表现。新时期总书记再报告中指出:新时期是我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为世界做更大贡献的时期，因此如何通过体育外交这柔性“润滑剂”助力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体育快速发展是具有重要的意义的;本文认为新时期体育外交更多的是主动出击，柔性与灵活的表达政治态度，以体育外交为窗口在国际制造舆论宣传、宣扬包括中国体育文化在内的中国文化，是展示中国大国责任、提升中国人道主义号召力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构建新时期构建体育强国的重要举措之一;当然不排除谋求寻找合适的契机采用体育外交解决诸如当下美国挑起的对中国的贸易战等相对棘手的时政问题［1］。

1新时期中国大国外交思维

中共之际总书记在一次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义思想确立为我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执政思想，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事业的建设提供思想指南。政治外交、体育外交也是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范畴，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下，我国外交工作的新型大国外交理论体系也基本成型。客观判断国际环境，顺势为之;就中国目前发展来看，解决中国安全合作短板，多角度在全球扩大影响力，提升国际事务的话语权是中国外交任务重点和难点所在。明确目标，内外联动效应趋于明显;报告指出，新时期中国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两个构建，实现中国与国际实现共赢的局面，促进中国梦与世界梦的联通。新时代新型外交理念更加灵活，不拘一格，与世界呈现共振性，协调性、互惠性;共振性、协调性，表明中国在外交过程中不寻求单方面的利益，而是要实现荣辱与共。由此可以看出，新时代中国外交政策主要是向世界表达出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以不拘一格的灵活政策实现中国与世界的共赢，传扬中国几千年的优秀文化。中国体育外交属于中国外交的范畴，遵循中国外交宏观目标是必然［2］。

2体育外交表达国际政治关系、展示政治态度

体育外交可以作为国家之间表达政治态度的一种工具，主要是分为友好和抵制两种不同的政治态度。国际历史中，以体育外交表达政治态度的案例不在少数;1948年法西斯战败国拒绝参加伦敦奥运会，1956年新中国因奥委会邀请台湾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参加而拒绝参加本届奥运会。2014年，国家主席应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邀请于2月6日至8日参加索契冬奥会的开幕式，但开幕式之前俄罗斯传来出现恐怖袭击的报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俄罗斯是否能够安全举行索契冬奥会持怀疑态度，相比西方国家对待此次冬奥会的冷遇，中国国家主席应邀参加索契冬奥会对俄罗斯可谓是雪中送炭，表达对普京、俄罗斯强有力的支持。值得令人深思的是，参加俄罗斯索契冬奥会，是国家主席执政新年之初首次外出访问的国家，也是他首次出席境外国际大型体育赛事。两个第一次，直接明了地向普京和俄罗斯表达出中方对中俄关系、对索契冬奥会的重视，显示出中国和俄罗斯在重大国际关系如“反恐”问题上意见的高度契合，也显示着中俄两国追求世界和平的决心［3］。在索契冬奥会上中俄两国国家元首对国际重大问题表达出独立与共识的意见，两国元首共同与参加叙利亚化学武器海运联合护航的中俄军舰舰长视频通话，展示中俄两国为维护国际和地区安全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彰显中俄双方今后就重大国际问题继续磋商与合作，共同维护世界及地区和平、安全、稳定的决心。冬奥会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一致意见:2015年共同举办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活动。这完全符合新时期中国外交政策理念，和平是时代主体，既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俄罗斯的利益，更符合全世界热爱和平人群的利益。国家主席应邀参加索契冬奥会一行，体现着新时期中国外交的务实性、灵活性，也体现着中国外交的独立自主性、不人云亦云的外交路线。一场成功的体育外交，加深主席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之间的友谊、加强两国民族之间的情感，深化两国之间的双边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

3体育外交助力中国体育文化

全球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土地荒漠化、臭氧层破坏、水资源紧张等生态环境问题影响范围广，并且遍及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严重化和全球化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各国的政治、经济、科技甚至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1992年里约环发大会以来，气候变化、水环境危机、贸易与环境等方面折射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各国和各利益集团之间矛盾与冲突。生态环境问题已经由一般的环境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并成为各利益集团和国家间的政治、经济、科技和外交实力的较量的焦点。

美国作为冷战后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它面对生态环境问题全球化和严重化这一趋势，而作出的环境外交政策将会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1996年4月9日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在斯但福大学发表了题为《美国外交与2l世纪全球环境的挑战》的讲话。全面阐述环境与美国全球政策的关系，认为：“美国全球政策目标同美国如何处理地球的自然资源问题方面开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1997年，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年度环境外交报告，报告中宣称环境外交已经成为美国外交中的一个长期性、重要性的工作。环境问题开始与美国的对外政策紧密相连。本文将对生态环境问题对美国的影响以及美国的环境外交政策作一个粗浅的分析。

一、生态环境问题的凸现是美国制定环境外交政策时代背景

生态环境问题是指由于人类在工业化进程中处置不当，尤其是不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造成的全球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所构成的种种现实威胁。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从60年代末开始，以罗马俱乐部发表著名的《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在转折点》两份报告为标志，尤其是在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大会”之后，许多国家的专家和学者开始从生态环境角度研究国际关系和权利斗争。1979年，勃兰特委员会曾指出：“过去人们常常是从军事冲突，甚至是从毁灭角度来理解战争，但是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环境灾难、大规模饥谨等造成的混乱也可能同样危险。”[2]1992年，一百多个国家的政府首脑会聚在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召开了历史上第一次关于环境与发展问题的全球性首脑会议。会议发表了《21世纪议程》、《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文件，生态环境问题自此成为新的国际政治热点问题而进入越来越多政治家和学者的研究领域。克林顿总统1997年10月在发达国家地理学会上曾表示,“把一个美好的家园交给下一代是我们的神圣职责。”在当今的国际舞台中，日益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使国际政治问题变的尤为错综复杂起来。目前生态环境问题的凸现已经成为美国制定环境外交政策重要背景。

(一)生态环境问题的政治化

人类很早就注意到环境对政治的影响。但传统的政治地理学只研究人、国家或领土等

瑞士是以永久中立而闻名于世。瑞士永久中立除了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重要的地理因素之外，与其人民长期来为捍卫和平中立的努力和奋斗是分不开的。瑞士的中立外交政策不仅给瑞士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其他各方面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并使之成为世界几百年来从未发生过战争的国度之一，同时也为世界和平做出了重要贡献。永久中立政策使蕞尔之国瑞士变成了举世瞩目的“大国”，成为世界各国心目中的“伊甸园”和学习的楷模。永久中立的外交政策，为瑞士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和世界和平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中立的起源和发展

LaNeutralitè“中立”一词起源于拉丁语，1536年才第一次使用。关于中立的功能含义，在海尔维第(瑞士的别称)国家最古老的文献中是用“静坐不动”来阐述的。瑞士现行联邦宪法第173条明确规定联邦议会有权“采取必要措施保护瑞士外部安全、独立和中立”（注：参见瑞士《联邦新宪法》，伯尔尼1999年出版，第42页。）。这个基本宪法的规定使得瑞士在对外关系上奉行四项原则。第一，永久中立原则。即瑞士必须避免战争危险，不能卷入争端，不结盟，它依靠自己“武装中立”，常备不懈。第二，普遍建交，不分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普遍与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第三，休戚与共。中立不等于袖手旁观，瑞士也对发展中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与合作，对遭受重大自然灾害的国家给予支援。第四，提供方便。遇有国际冲突，瑞士时常出面斡旋，使双方互相接触联系。[1](P220)“广结善缘，淡交如水”是瑞士外交政策的一个显著特点。

瑞士中立地位的确立是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通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用鲜血赢得的。瑞士位于西欧中心，周边强国大国林立，它的西南部是法国，东南是意大利，西北是德国，东北是奥地利，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从中世纪以来，欧洲许多国家就力图控制这块战略要地。1291年，施维茨、乌里、下瓦尔登三州结成永久同盟，以便共同对付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扩张，维护自身的安全。到了1513年已拥有13个州成员，这就是瑞士中立的开始。1515年，瑞士军队在马里尼昂(Marignan)被法军打败，1516年、1521年瑞士和法国签定永久和约，保证永不向法国开战，同时也拒绝法国的敌人通过其各道隘口。这样处于强国夹缝之中的瑞士，吃一堑，长一智，及时应变采取了高明的外交政策——恪守中立，中庸自保。可以说马里尼昂战役是瑞士全面执行中立政策的转折点。1618年欧洲爆发30年战争，瑞士已经奉行了中立外交政策，但仍有大批的瑞士人充当雇佣兵。此时瑞士的雇佣军不是为了帮助哪个国家战斗，而是为了他们自己和为国家赚钱，雇佣兵制成为瑞士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来源。瑞士首次尝到中立给它带来的益处。1674年中立政策成为瑞士国家行为准则，当时的瑞士经历了宗教改革的动乱，目睹了欧洲30年战争给邻国造成的苦难，感受与强国为邻的压力，终于在当年“国会”上宣布作为中立国行事，不再以任何方式参加战争，第一次向欧洲提出自己的对外中立政策。瑞士的中立政策在法国大革命时才得到欧洲主要国家的认可和尊重，使瑞士没有卷入该世纪的欧洲战争之中，为瑞士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贡献。1814—1815年欧洲召开维也纳会议，东道主奥地利外相梅特涅(后成为首相)同意英、俄使瑞士变成缓冲国的意见。列强们承认“瑞士的中立和完整及其脱离任何外国势力而独立，是符合整个欧洲政治的真正利益的”。[2](P436)1815年11月20日列强在巴黎签定了《承认瑞士永久中立的巴黎条约》(TraitedeParis:NeutraliteperpetuelledelaSuisse)。至此，无论在欧洲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瑞士的永久中立逐渐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3](P280)

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瑞士都保持了中立。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按照“武装中立”的原则，瑞士动员部队巡守国境。联邦政府任命维勒统帅全军，但瑞士法语区的人民认为他是亲德分子，造成德、法语区的人民对立情绪非常严重。尽管如此，瑞士政府和人民仍然对交战国的人民提供人道主义的援助，减少他们所遭受的痛苦。二战期间，瑞士遭遇南北二个法西斯专制国家的夹击，形势十分严峻。在这种情况下，瑞士各阶层、各民族捐弃前嫌，团结一致，以中立为原则，屏弃法西斯主义，加强边境守卫，终于使瑞士幸免陷入战争，维护了其领土完整与国家独立。二战初期，瑞士实施了“内堡计划”，在全国重要的交通要道、桥梁、隧道、山口等都安放了炸药，随时引爆。瑞士是一个山国，桥梁隧道炸毁之后即与外界失去了联系，“内堡计划”是最坏的打算。在法西斯陈兵边境之际，为了防止德、意法西斯的侵略，瑞士军队进行了二战以来的第三次总动员，人员达到40万。[2](P639)瑞士就是这样度过了二次世界大战的危机。武装中立使瑞士成为一块难啃的骨头和一只刺猬；如果没有武装中立，富裕的瑞士也许早就成为法西斯德国的囊中之物。

冷战时期瑞士又由于它特殊的地位，起到了两大阵营之间的避风港作用。瑞士与东西方国家普遍建立起外交关系，将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经济模式的不同等因素置之于外。在经济上实行自由经济政策，大力发展本国经济。战后以来，世界局势一直不安定，美苏全方位冷战，北约华约疯狂军备竞赛，亚非拉众多矛盾与热战。但是瑞士对于这些问题在政治上采取“两耳不闻窗外事”和“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策略；在经济上采取“铁公鸡一毛不拔”的政策，瑞士认为它的每一分财富都来之不易应当珍惜，援助国外反而会使受援国产生依赖思想，同时也会使官员滋生腐败现象。但在人道主义援助方面瑞士却显得十分慷慨。瑞士的这种相对中立的态度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尊重和理解。许多国际组织机构和国际会议纷纷落户瑞士，对于各种各样的国际会议，瑞士不愿意提出也不提出任何解决的办法与建议，只提供几张桌子、几把椅子、几间房子、几个厨子，然后大赚银子。瑞士的这种方式，各国都乐于接受。如前美国总统里根和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日内瓦举行过多次会晤，达成了多个协议。1991年前后东欧苏联崩溃瓦解，但西方国家并未享受苏东欧巨变后带来的“和平红利”，经济反而陷入持续衰退，汇率不稳，人心浮动，导致大量的东西欧资金涌入瑞士，瑞士法郎一枝独秀，成为“避难货币”。

摘要：同志在外交领域工作了近十个春秋，在实践工作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外交思想。外交思想的形成大致经历了准备、形成、进一步发展完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外交思想形成的准备阶段（1950年初—1954年底），这一阶段为外交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二阶段：外交思想的形成阶段（1955年初——1956年底），《关于执行我国和平外交政策中的一些问题》和《论和平共处》两份文件的完成标志着外交思想已经形成。第三阶段：外交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完善阶段（1957年初——庐山会议前），外交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

关键词：；外交思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是我党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是中国共产党在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新中国成立后，他转入外交战线工作，先后担任过驻苏大使、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等职，深入研究外交政策和国际问题，取得了卓越成就。在外交领域工作了近十个春秋，在实践工作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外交思想。本文拟就外交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一初步探讨，以期更好地认识的外交思想。

笔者认为，外交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

第一阶段：外交思想形成的准备阶段（1950年初—1954年底）。开始认真研究国际问题和外交政策，尤其细心体会我国的外交路线、方针和政策，特别是深入研究了驻外使馆工作，并对驻外使馆工作提出了纲领性意见。这一阶段为外交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