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思想范文10篇

摘要：是举世公认的杰出外交家，他的外交思想博大精深。深邃的外交思想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外交学说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而且还折射出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火花。从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角度进一步探究的外交思想可以给我们更多的启示。

关键词：中国传统哲学文化外交思想

从小受到了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他的思想中处处可以找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打下的烙印。外交思想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的外交思想当中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影子。曾提出：外交行动要“见机行动”，要抓住时机，“守如处子、动如脱兔”；对待外交矛盾时要“恪守后发制人的原则”，“决不开第一枪”，“退避三舍，“有来不往非礼也”，“要礼尚往来”；要善于根据不同的外交问题，分别采取“针锋相对”，“外松内紧，引而不发”，“有备无患”，“细水长流”，“见缝插针”等方法区别对待处理。在外交场合曾公开承认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对其外交风格的影响。他在1963年会见埃及客人时就阐发过中国办外交的思想：“我们中国人办外事有这样一些哲学思想。要等待，不要强加于人………这些优秀的哲学思想来自我们优秀的民族，不完全是马列主义的教育”。因此，我们可以从中国优秀传统哲学文化的角度去进一步研读外交思想。

一、和平共处与中国传统“和为贵”的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和为贵”、“尚和合”的哲学思想。这种和合不是异质事物简单相加堆砌，而是各种不同性质的事物相互对立、冲突继而融合趋同的一个辩证过程。《国语》中就有“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肢以卫体，和六律以充耳”、“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之论；《庄子》中也提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中庸》的作者写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里体现了中为本，和为道的思想。《易传》则强调“天人合一”，靠“和”来协调融合。《易传》中有“夫大人者，与天地和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之说。以上这些都反映出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中“天人合一”、“和为贵”的思想内核。这些论述着重强调了异质事物对立斗争，再而融合再生的过程。这更是一种和谐共生共存之道。在外交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的精髓。“和合之道”成了其和平外交思想的重要一“元”。

外交思想的重要方面就是和平共处。在经历的众多外交事件中都体现着他追求和平共处，互不侵犯的外交理念。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被任命为总理兼共和国的首任外交部长。新中国成立伊始，外交政策、方针和外交任务究竟是怎样?中国的外交往何处去?这不仅是外界所关心的，更是新中国外交事业不容回避的问题。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一开始就坚决执行和平外交政策，将“和平共处”“革命不能输出”的思想贯彻始终。

摘要：同志在外交领域工作了近十个春秋，在实践工作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外交思想。外交思想的形成大致经历了准备、形成、进一步发展完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外交思想形成的准备阶段（1950年初—1954年底），这一阶段为外交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二阶段：外交思想的形成阶段（1955年初——1956年底），《关于执行我国和平外交政策中的一些问题》和《论和平共处》两份文件的完成标志着外交思想已经形成。第三阶段：外交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完善阶段（1957年初——庐山会议前），外交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

关键词：；外交思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是我党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是中国共产党在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新中国成立后，他转入外交战线工作，先后担任过驻苏大使、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等职，深入研究外交政策和国际问题，取得了卓越成就。在外交领域工作了近十个春秋，在实践工作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外交思想。本文拟就外交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一初步探讨，以期更好地认识的外交思想。

笔者认为，外交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

第一阶段：外交思想形成的准备阶段（1950年初—1954年底）。开始认真研究国际问题和外交政策，尤其细心体会我国的外交路线、方针和政策，特别是深入研究了驻外使馆工作，并对驻外使馆工作提出了纲领性意见。这一阶段为外交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摘要：、邓小平是当代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设计者，他们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形成的外交思想有许多异同。比较两者的外交思想，总结经验教训，不仅可以充分认识当代中国外交政策的发展，而且将为21世纪的中国外交工作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

关键词：；邓小平；外交思想

Abstract:BeingthemainarchitectofChineseforeignpolicy,parethesimilaritiesanddifferencestosumuptheexperiencesandlessonswhichnotonlycanhelpustofullyunderstandthedevelopmentofourforeignpolicybutalsocanoffersometheorydirectionforour21Stcenturydiplomatism.

KeyWords:MaoZedong;DengXiaoping;diplomatismthought

研究外交思想，首先应明确何谓外交？外交的定义众说纷纭，简言之，外交是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交涉，是国家用和平方式进行的对外行使主权活动的总称。外交活动的进行不是盲目的，需要以外交思想作为指导。而外交思想是指一个国家的政治家、外交家、思想家关于国家对外活动的想法、意见、观点的总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外交活动取得了可喜的成就，这离不开和邓小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对两种思想进行比较，提炼共性的规律对当代中国外交的发展不无裨益。

一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外交思想相关概述

1、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外交思想概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化、民族化、本土化的一大亮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践运用中，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特色思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外交思想，是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优秀共产党人将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在外交事务中不断实践而形成的特色化理论体系。

2、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外交思想基本特征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外交思想具有继承性。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外交思想将马克思主义外交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有选择性的吸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思想理论。在理论品质和内容体系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始终贯穿其中，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外交思想体系更具连贯性，也充分体现了其深刻的继承性。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外交思想具有科学性。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外交思想充分的展现出了外交的规律性，要求外交政策制定时要深入考虑国内外形势和时代要求，保证外交工作的灵活性。抓住外交实际，由近代屈辱外交转向现今和平外交，并构建了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思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外交思想是在我国外交实践中被证明、确认符合我国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的，具备科学性的外交思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外交思想具有创新性。时代的进步使中国外交面临着众多新挑战和新任务，探索和创新成为外交思想建设的重点。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外交思想，正是结合中国国情，对马克思主义外交思想的继承和创新。它能够跟随时代的脚步，面对新问题积极研究解决，以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坚持开拓创新，探索外交规律，不断将中国外交思想提升到新的高度。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外交思想主要内容

邓小平是当代世界伟大的政治家和战略家，他高瞻远瞩，运筹帷幄，对于国际形势的重要变化，始终洞若观火，应付自如，善于从战略高度和理论高度把国际关系的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比较全面、系统、丰富、深刻的外交战略理论和思想。邓小平的外交战略思想作为邓小平理论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外交政策和原则，是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和理论财富。

和平与发展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的理论依据

对时代主题的认识是最高层次的战略判断，是国家制定对外政策的重要依据之一。十年动乱期间，由于我们党对当时的国际形势总体认识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把战争与革命作为时代的基本特征，认为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这就夸大了战争的危险性，高估了世界革命形势。根据这种时代观，我们党的工作重心是准备打仗，立足于大打、早打、打核战争。当时，我国面临苏联霸权主义的严重威胁，采取加强战备的若干举措，这是无可非议的。问题是我们过分夸大战争危险性。邓小平说：“我们过去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的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山、散、洞’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26-127页。）由此而采取的一系列内政外交方针政策，不仅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也恶化了我国的国际环境，甚至干扰影响了我国发展战略方向的决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开展，邓小平用实事求是的思想对20世纪以来世界的变化作了通盘审视，得出了“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27页。）的科学论断，从而形成了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的崭新的时代观。邓小平从80年代以来，对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命题曾经集中作出多次的精辟论述，对当今世界基本态势作了科学的高度的概括。早在1984年5月邓小平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就指出：“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二是南北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56页。）1989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强调了他的主题思想：和平问题和发展问题“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96页。）1985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友人时进一步阐述了和平与发展的思想：“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05页。）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国际形势发生了二战以来最激烈、最复杂和最深刻的变化，世界处于天翻地覆的历史大动荡时期，中国亟需对世界局势及时作出正确的判断。在这种的剧变背景下，邓小平的判断并未过时，因为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83页。）这一思想既总结了此前国际局势演变的状况，又预测了此后国际局势进一步发展的态势。深刻揭示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预见性地指明了世界局势的发展方向。

邓小平的上述观点的提出，标志着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我国对时代主题认识有了很大的突破，它改变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观，树立了“和平与发展”这个崭新的时代观，是对国际局势作了具体、深入的观察分析之后形成的一个重要思想。它为党和国家的战略方针的调整，工作重心的转移，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为我国正确判断国际形势和进行科学外交决策提供了思想理论武器。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的新论断的提出完成了我国外交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按照这一指导思想，我国政府逐步调整了国家的对外战略，即改变了“一条线”的战略，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和外交政策。邓小平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变化，对外政策也有变化，这是两个重要的转变。”（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26页。）

通观邓小平以上论述，邓小平把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的主要特征，是当作历史目前提供给中国可以发展经济的“机会”来看待。因此邓小平反复告诫全党：“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75页。）邓小平这些分析和判断是我国调整战略方针，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的重要前提和依据，是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的。另一方面，邓小平又提醒我们，战争的根源并未消除，世界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天下并不太平，防止我们产生麻痹思想。他多次强调“当今世界不安宁来源于霸权主义的争夺”，“现在威胁世界和平的主要是霸权主义，霸权主义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是危害世界和平、稳定的根源。”（注：《人民日报》1984年5月31日，5月18日，1987年3月12日。）邓小平对国际形势的基本估计是：“总起来说，世界和平的力量在发展，战争的危险还存在。”（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05页。）邓小平还告诫我们，“国际形势有一个战争问题。美苏两家打不起来，就没有世界大战。小的战争不可避免，现在不发达国家之间的战争，实际上是发达国家的需要。发达国家欺侮落后国家的政策没有变。”（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19页。）为此他特别强调：“我们自己要保持警惕，放松不得。”面对敌对势力的进攻，“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绝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19—320页。）此时我们回想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及对我驻南联盟使馆的野蛮行径，深感邓小平的这些至理名言是何等深刻。邓小平作为杰出的战略家用高度的政治敏感性，能够站在历史的高度准确地把握时代的脉搏。

摘要：国家利益是决定国家外交政策和对外行为的根本因素。邓小平是第一个明确提出以国家利益作为中国外交出发点的中国领导人。在邓小平的战略视野中，将国家利益作为外交的出发点，将国家主权和安全作为国家利益的根本内容，突出中国外交的国家经济利益，实现中国的国家利益与世界和平与发展利益的一致。实现中国国家利益的外交战略是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关键词：邓小平外交思想国家利益和平与发展主权与安全

邓小平是第一个明确提出以国家利益作为中国外交出发点的中国领导人。他在1989年l0月同尼克松的谈话中指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己长远的战略利益，也尊重对方的利益……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玛国家利益观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和立足点。

在国际关系与国家外交中谈论的国家利益，可定义为：一切满足民族国家全体人民物质和精神需要的东西。“政治家们是以国家利益来思考和行动的”，国家的内外政策归根到底是由本国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地位所决定的。

一、将国家利益作为中国外交的出发点

将国家利益作为中国外交的出发点，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的国家利益观的基本点。1980年，他在《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中指出：“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在1989年5月与戈尔巴乔夫和尼克松的交谈中，都提到国家交往要互相尊重和理解国家利益。

摘要：天下思想是中国外交哲学中的重要内容，这一思想随着历史的演变而不断更新与进步。它始于先秦时期，是中国古代大一统思想的反映；它发展于近现代，随着世界格局的转变，“天下”与“国家”的关系逐渐受到学界关注。此后，在新世纪呈现出中国外交哲学的新态势。经过几千年的演进和发展，天下思想代表着中国自古以来的理解自身以及世界的思维方式。

关键词：天下观；新天下主义；天下思想；命运共同体

“天下”是东方语境中的独有词语，字面意思是“溥天之下”，最初的理解是所有人进行一切生产生活活动的地理区域。由于古时受地缘限制，古人仅认为所见所知即为全部，不知在未知的地域还有其他人类文明的存在，故而最初的“天下”虽指中国，但其认知区域也相当于如今的世界，因此中国的天下思想也是一种世界观。中国社会科学院赵汀阳对“天下”的解释为“地理、心理和社会制度三者合一的‘世界’”：一是“地理学意义上的‘天底下所有的土地’”；二是“所有土地上生活的所有人的心思，即‘民心’”；三是“它的伦理学/政治学意义，它指向一种世界一家的理想或乌托邦（所谓四海一家）”①。天下思想并不仅仅是某一个实体或地理概念，它存在于空间、制度、思想以及文化等多个层面。经过几千年的演进和发展，它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对外交往、国民生活等各方面起到独特的作用，可以说是中国自古以来的理解自身以及世界的思维方式。

一、天下思想在先秦时期的形成

我国的天下思想起源于古人对“天”的认识，并随着这种认识的发展而不断更新和演变。至上神的观念自商朝起便已产生，起初称“帝”，后来称为“上帝”，大约在商周之际又称为“天”，周朝因沿袭了商朝关于“天”的思想，对“天”赋予了政治性和宗教性。为便于统治，周人借助“受命于天”的权威来增强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天下观自此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和社会哲学的基本理念。《诗经•小雅•北山》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体现出王土与王臣的观念，所有地区都在天下范围之内，所有人都应该服从于天子。天下秩序的维持，主要依靠政治上的君臣关系和宗法上的父子关系。同时，天下观念又强调人的主观作用，将“德”引入“天”的思想中，贤人治世、德者为王成为王权的依据，维护了统治阶级的政治合法性，使原本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统治集团与被统治集团之间的对立关系，变为从四周向中心、从臣民向君王的自觉归顺的关系。“天命有德”“以德配天”的“德政”，成为王权政治的核心理念和根本原则。春秋战国时期，“天”作为至上神的权威地位逐渐弱化，儒、墨、道等各派思想家对于“天道”各有主张，各家互相攻击，同时也相互影响。天下观念产生于先秦时期，又经百家争鸣内涵得以丰富，逐渐被思想家建构为一种意识形态。孔子强调自然规律，如《论语》中的“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墨子强调“天志”，如《墨子》中的“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老子、庄子强调“天道”，如《道德经》中的“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廖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一”，《庄子》中的“有天道，有人道。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与人道也，相去远矣，不可不察也”。荀子强调自然天道和人的主观能动性，如《荀子》中的“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制天命而用之”“列星随旋，日月递照，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

二、天下思想在近现代的发展

[论文关键词]和平与发展；和平共处；独立自主；共同开发

[论文摘要]邓小平外交思想是当代中国外交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方针。这一思想在继承马列主义、思想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大胆创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拓展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适用范围；发展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思想；创造性地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等思想，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新时期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对我国的外交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形成了成熟的邓小平外交思想。这一思想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新时期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的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

众所周知，在帝国主义时代，列宁通过对资本主义的考察，曾得出了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的论断，两次世界大战证实了列宁关于战争与革命问题的论断。斯大林进一步发展了列宁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必将随时导致新的世界大战。“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观深刻地影响了我国的外交思想，我国长期处于战备状态，严重影响了国内经济建设和外交工作。20世纪80年代以后，邓小平在客观分析新的世界形势和国际政治力量对比的基础上认为：“世界和平的力量在发展，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邓小平实事求是地对时代特征和国际形势进行了科学分析，改变了世界战争不可避免的看法，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论断，揭示世界已经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新时期。他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一方面，和平是当代世界的主题。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发展战略转向维护世界和平，促进经济发展，国际竞争转向以经济科技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使国家间在利益关系上息息相通，相互依存度不断加深，成为影响国际政治和制约战争的主要因素。世界人民反对战争、保卫和平的强烈要求，以及为此而作出的巨大努力，这一切都使维护世界和平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发展也是当代世界的主题。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着发展民族经济的任务，发达国家也面临着再发展的问题。世界主题已经从战争与和平转变为和平与发展，这一科学论断突破了我党长期以来关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观，反映了当今世界发展变化的本质特征，体现了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内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为我国制定新时期的外交政策和对外开放方针提供了科学依据。

二、全方位的和平共处是对列宁和平共处思想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摘要]邓小平外交思想对人类社会是一种建设性外交思想。这一外交思想对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人类和谐发展，建设和谐世界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邓小平；外交思想；和谐世界

进入新世纪，以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冷静观察当前国际政治现实，深刻分析国际关系失序、国际制度缺失和国际行为失范根源的基础上。从全人类共同利益和本国人民根本利益出发，提出了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强调全球化时代各国人民相互依存关系，坚决摒弃国际关系中的实力政治，倡导通过合作对话方式化解相互之间的矛盾，努力增强国际秩序的合理性和国际关系的稳定性。“和谐世界”其核心思想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世界各国“和谐共处”。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和平发展进入新时期的外交理念新突破，它高度概括了中国外交的理想追求与全球战略的核心内涵，是对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今天，我们重温邓小平外交思想，对建设和谐世界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

一、“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两大主题”

建设和谐世界的首要前提是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时代主题是一国制定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的依据。当明确了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是和平与发展时，全世界各个国家才能从战争阴云中走出来、从冷战思维中解脱出来，从而制定与之相适应的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在小平同志的积极倡导和实践下，这一理论被国际社会普遍承认，为建设和谐世界作出了巨大贡献。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在经历原始时代、奴隶时代、封建时代、资本主义时代，最终要进入共产主义时代。人类社会发展的每一时代都需要经历几个世纪甚至千年以上的漫长历程。在每一个大时代长河中，若干历史阶段性特征和主题是不一样的。20世纪初，基于帝国主义国家内外矛盾的激化。列宁认为，帝国主义存在着“矛盾的深刻性”和“生产危机的必然性”，因此提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这一深刻论断，并亲自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十月革命，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它鼓舞了被压迫民族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桎梏下争取独立的斗争，促进了二战后社会主义运动的壮大、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及殖民体系的瓦解。概括地讲，20世纪初期和中期的时代主题和特征是战争和革命。历史的车轮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形势发生了转折性变化，广大新独立国家要生存、图发展；帝国主义国家也要保生存、图发展。于是，“东西南北”各方从对抗转向对话，国际关系由紧张转向缓和，进而推进时代主题发生新变化。1984年小平同志两次会见外宾时都指出，当今世界有两个主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

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创外交工作新局面，是外交部的头等大事。外交部机关党委认真落实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和部党委的要求，牢牢把握这个大局，紧密联系外交工作和干部队伍的实际，科学规划，精心组织，有力推动学习热潮的形成，围绕外交服务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总体战略目标，积极促进各项工作的开展。

加强对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规划和指导，分阶段、分层次、分类别地把学习向广度拓展，向深度推进。从党的十七大闭幕到现在，我部的学习分为两个阶段。春节前，我们要求全部党员干部原原本本认真研读十七大报告，从总体上全面领会、准确把握十七大精神。这个阶段我们不要求大家急于联系具体业务工作，而是集中精力，吃透精神，打好基础。在此基础上，我们在春节后安排大家分专题学习，重点思考外交工作如何学习贯彻好十七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样安排利于理论学习循序渐进，联系实际由浅入深。我们注意以点带面，重点抓好各司局中心组学习。部党委和机关党委都明确要求各司局中心组学在前面，学以致用。为促进学习深化，今年3月，机关党委专门组织了有基层总支、支部正副书记（即各单位一把手和主管政工的司领导）参加的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脱产培训班和交流会。在去年普学的基础上，今年上半年，各司局中心组多次召开专题学习会，司领导们深入思考、研讨业务工作和队伍建设问题，写出许多学习心得。一些司局还以中心组名义推出了集体学习成果，机关党委及时通过《政工简报》予以通报。

在推动外交部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热潮中，我们有以下三点体会：第一，紧紧依靠部党委的指导和带动作用。外交部党委对全部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高度重视。部领导无论是到国外还是地方出差，都要结合形势为使领馆和地方的同志宣讲十七大精神，介绍自己的学习体会，并主动征求地方同志对外交部工作的意见和建议。部领导们还下到主管司局，参加司局中心组的学习讨论，对主管司局学习进行具体指导和督促。与此同时，部党委中心组加大自身学习力度，在外事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发扬“挤”和“钻”的精神，利用周末进行集中讨论。部领导在学习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结合思考外交工作，研讨重大问题，提出许多新思路，写出许多体会文章，有的还被《求是》杂志和工委的《学习参考资料》刊登或转载。

第二，要想大事，谋大局，紧扣外交中心工作，抓好外交队伍这个主体，充分调动基层党组织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联系实际是大家深入学习理论的兴趣点、结合点。在组织学习中，我们关注外交重大课题，把主要精力放在联系外交工作和外交队伍建设上，并注意引导干部职工把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转化为做好外交工作的使命感和创造性。我们坚持以促进本单位业务工作和加强队伍建设为标准，检查和评价各单位的学习，努力调动基层党组织的积极性。

第三，机关党委不仅要抓好指导、检查，更要搞好服务和交流。一是我们充分发挥闭路电视和互联网的宣传功能，精选并复制了大量的专题辅导报告录像，供各司学习借阅，并通过闭路电视定期向全部播放。在部内联网上开通“视频点播”，将各类辅导录像和业务知识讲座光盘的内容上载到网络，以方便大家随时选阅。二是通过《政工简报》，促进学习和交流。编发“学习贯彻十七大专刊”，及时报道各司局的学习进展情况、好的做法、学习成果和收获。三是有针对性地做好学习中的释疑解惑工作。转发工委《学习参考资料》和其他刊物上的好文章，帮助解答大家关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