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范文10篇

一、活动目地

为了丰富校园生活，在“湖北省第二届自考生艺术节”到到来之际，继教院团委和公关礼仪社团特联合举办“继教院首届外交外事礼仪大赛”，本次活动的目的在于使文明风尚深入人心，使我校拥有更多的更高水准的从事外事工作的人员，同时也为了推动北京“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的开展和高校校园精神文明的建设。

二、活动主题

唱响人文奥运，树立文明新风

三、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继续教育学院

【内容摘要】传媒外交，作为外交概念和传媒概念的交叉，被媒体和外交界广泛应用，但对其准确的含义，仍众说纷纾本文借用传播学理论，从传者、传播渠道、传媒效果三个方面对传媒外交展开探讨。

【关键词】传媒；外交；传媒外交

有学者指出，现代的政治外交经常借舆论传播来进行，政治立场的表明、政策主张的提出等都必须借助舆论传播，当代国际政治可以说是实力政治与传媒价值判断的双重结合物。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传媒外交”这一术语的出现，并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可说是顺理成章。

外交和传媒分属于两种不同类别的部门和社会科学。英国外交家欧内斯特·萨道义在《外交实践指南》一书中说：“外交是运用智力和机智处理各独立国家的政府之间的官方关系”，“是指以和平手段处理国与国之间的事务”。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认为：“传媒就是插入传播过程之中，用以扩大并延伸信息传送的工具。”①通俗地说，传媒即是专门进行大众传播的机构。

但就作为外交概念和传媒概念交叉的传媒外交而言，其定义不一，有学者认为运用信息传播媒介来阐述和推进对外政策即传媒外交，有的认为传媒外交是新闻界在外交实践中所扮演的角色。本文认为，传媒外交就是传媒通过参与外交决策、报道外交活动等手段，对外交施加影响以达到某种效果。下面从传媒为何影响外交、传媒影响外交的渠道、传媒影响外交的效果三个方面对传媒外交展开探讨。

传媒为何影响外交

摘要：是举世公认的杰出外交家，他的外交思想博大精深。深邃的外交思想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外交学说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而且还折射出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火花。从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角度进一步探究的外交思想可以给我们更多的启示。

关键词：中国传统哲学文化外交思想

从小受到了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他的思想中处处可以找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打下的烙印。外交思想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的外交思想当中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影子。曾提出：外交行动要“见机行动”，要抓住时机，“守如处子、动如脱兔”；对待外交矛盾时要“恪守后发制人的原则”，“决不开第一枪”，“退避三舍，“有来不往非礼也”，“要礼尚往来”；要善于根据不同的外交问题，分别采取“针锋相对”，“外松内紧，引而不发”，“有备无患”，“细水长流”，“见缝插针”等方法区别对待处理。在外交场合曾公开承认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对其外交风格的影响。他在1963年会见埃及客人时就阐发过中国办外交的思想：“我们中国人办外事有这样一些哲学思想。要等待，不要强加于人………这些优秀的哲学思想来自我们优秀的民族，不完全是马列主义的教育”。因此，我们可以从中国优秀传统哲学文化的角度去进一步研读外交思想。

一、和平共处与中国传统“和为贵”的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和为贵”、“尚和合”的哲学思想。这种和合不是异质事物简单相加堆砌，而是各种不同性质的事物相互对立、冲突继而融合趋同的一个辩证过程。《国语》中就有“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肢以卫体，和六律以充耳”、“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之论；《庄子》中也提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中庸》的作者写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里体现了中为本，和为道的思想。《易传》则强调“天人合一”，靠“和”来协调融合。《易传》中有“夫大人者，与天地和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之说。以上这些都反映出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中“天人合一”、“和为贵”的思想内核。这些论述着重强调了异质事物对立斗争，再而融合再生的过程。这更是一种和谐共生共存之道。在外交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的精髓。“和合之道”成了其和平外交思想的重要一“元”。

外交思想的重要方面就是和平共处。在经历的众多外交事件中都体现着他追求和平共处，互不侵犯的外交理念。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被任命为总理兼共和国的首任外交部长。新中国成立伊始，外交政策、方针和外交任务究竟是怎样?中国的外交往何处去?这不仅是外界所关心的，更是新中国外交事业不容回避的问题。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一开始就坚决执行和平外交政策，将“和平共处”“革命不能输出”的思想贯彻始终。

——动漫外交对中国大学生对日情结的影响

【内容提要】

日本前外相麻生太郎于2006年4月28日在东京数码大学发表了题为《文化外交新设想》的演讲。他建议日本应当积极开展“动漫外交”，通过推广日本的漫画书和动画片，赢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民众的心。而在2008年03月，现任外相高村正彦正式任命哆啦A梦为“动漫文化大使”，此举无疑是在延续麻生太郎的外交政策。日本外务省希望通过“POP文化”，特别是动漫文化，推销日本，大打文化外交牌的举动引起中国国内的激烈争议。不少人认为由于目前日本动漫一统市场，如不制止日本动漫潮在中国学生间的泛滥，中国下一代必然会“日本化”，形成浓烈的日本情结，从而影响对日政治态度。然而不少动漫爱好者认为，日本动漫并不能改变他们对日态度。那么真相究竟如何？本文希望通过调研与解读相关资料，探求：

一、中国当代大学生热爱日本动漫的行为与其日本情结，对日政治态度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如果存在，相关程度如何；

二、日本动漫外交的效用以及收益率；

三、日本动漫外交对中国外交的启示。

2002年开始，美国重要非营利研究机构“艺术文化中心”开展了“艺术、文化与国家对策”的重大项目的研究。该项目着重研究美国国家在艺术及文化决策方面面临的重大难题。

《美国政府的文化外交》是其向美国政府提交的研究成果的一部分，是一项阶段性的研究成果。该中心为一家独立的智囊机构，致力扩展和加深国家对文化的理解。中心董事会由詹姆斯•艾伦•史密斯任主席，基吉•布来伏德任执行主席，成员包括霍普金斯大学、鲁特吉尔大学、德克萨斯大学等学校和研究机构的教授或学者，受罗伯特斯特林克拉克基金会、纳坦卡明斯基金会等数家基金会的赞助。《美国政府的文化外交》项目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弥尔顿•C•卡明斯博士主笔，前不久（2003年）刚刚完成。该项目对美国70余年来的文化外交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并简要地总结了美国政府文化外交的深层模式或发展趋势，笔者对此做一些简要的介绍，相信对于我国文化发展与文化体制改革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战后美国文化外交的基本情况

二战结束，冷战相继而至，美国政府开始了新一轮的教育和文化斡旋。在由美国人占领的前纳粹德国地区，美国着手实施了大量的教育和文化计划，对德国人进行民主制度方面的改造教育。教育和文化交流是这一广泛的教育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从1945年到1954年，有12，000多德国人和2，000多美国人参与了美国政府在两国间发起的交流活动。1945年8月份太平洋地区的战事结束，其后美国占领日本并推行了类似计划。

1945年，杜鲁门总统将两个战时机构??战争新闻办公室和美洲事务协调办公室的国际新闻职能转交至国务院行使。它们的职能与文化关系司的职能合并，形成了国际新闻和文化事务办事处。一年后，这一机构被重新命名为国际新闻和教育交流办事处。这个办事处负责向助理国务卿汇报公共事务。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负责管理美国文化外交事务的政府机构发生了更多的变动和重组。

1946年，美国开始实施一项也许是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教育和文化交流计划。阿肯色州的参议员J•廉•布莱特，曾作为一名领罗氏奖学金的研究生，通过非政府奖学金计划的资助在英格兰学习。他发起和协助通过了79-584号公共法案——富布莱特法案。根据这个法案，美国国务院有权与外国政府签订行政协议，而且可以利用通过销售美国作战剩余物资所得的外国货币为学院和文化交流活动提供经费。后来，美国联邦政府每年都提供年度拨款，用以维持和继续这项开始被称作富布莱特法案基金的计划。1996年，在富布莱特法案实施达50周年之际，美国国家人文中心建立了一个由学者和商界人士组成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私人赞助，对富布莱特法案基金进行了评估。该委员会注意到，从1946年至1996年，约有250，000人次受益于富布莱特奖学金。委员会还申明了一个文化交流计划的潜在原理，它为富布莱特法案基金的支持者们一再推进：

【内容提要】

外交职能的实现与国际法的演变存在内在的联系，中国和平发展中外交职能的变化与国际法规范的实施息息相关。中国在和平发展中应该注意外交职能所调整的相关法律问题，尤其是驻外使团及其人员的安全、外交保护、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国家安全和国际合作问题，在工作重心转移的新形势下、特别是在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应充分利用现行的国际法规范并促使新的更加合理、公正的国际法规范的产生，以实现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

作为调整国家之间关系的外交，是国家解决国际争端、进行国际合作的手段，是国家以和平方式实现其国家利益和对外政策的重要工具。其主要职能，概括来讲，在于和平、文明、理性地维持、促进国家利益和国家对外战略目标及对外政策，发展国家间关系，弥合国际社会裂痕，加强和促进国际合作。其具体职能体现为沟通职能、信息情报收集与评估职能、调节职能、影响职能、象征职能和法律职能等等。这些具体职能，借用《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中的表述，就是“代表”、“保护”、“谈判”、“调查与报告”和“促进”。其目的在于国家之间就国际争端与合作事项进行合乎逻辑的交涉、谈判和磋商，交流彼此的观点和思想，消除分歧，达成共识。这种交流可以直接通过首脑外交，或以书面的形式，或通过直接接触予以实现；但更多地还需要以间接方式即通过互派驻外使团进行。外交关系是在实现外交职能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关系，它是国家为处理外交事务，在由国家中央外交关系机关、外交代表机关等通过访问、谈判、交涉、缔结条约、参加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互派驻外使团等对外活动中所形成的与他国或国际组织的关系。从广义上讲，政府间国际组织在一定条件下依上述方式在对外活动中形成的关系也属于外交关系的范畴。这种关系是通过法律的形式服务于国际法主体的利益。

外交职能的实现与国际法规范的演变之间存在着内在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国际法是国家为实现外交职能进行对外交往而产生的国际关系的产物，“众多主权国家同时并存、且彼此进行交往与协作而形成的各种国际关系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存在”是国际法产生和发展的特定社会基础。另一方面，作为调整外交职能的国际法规范在古代已出现雏形并在近代开始系统化。作为现代国际法发展的一个重要源头和近代国际法产生标志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对近现代国际关系和欧洲的经典外交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它所建构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由于逐渐形成的欧洲民族国家将国家利益至上及势力均衡两个观念作为反正统的理论基础并进而规范彼此的关系，完成了欧洲国际关系从大一统到势力均衡的转变。国家利益取代了中世纪的世界道德观，均势则取代了对大统一的向往。国家利益至上不仅意味着为促进国家福祉，用任何手段（尽管这种手段随着国际关系的演变而逐渐受到限制）均是合法的，而且趋向于表明国家主权的存在和主权国家享有潜在的平等原则。主权原则的确立与常驻外交使团的建立对于实现国家外交职能、规范外交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实践证明，国际习惯法和包括1815年维也纳会议尤其是1945年以后联合国主持下召开的若干国际会议所编纂的国际协定法规法反过来又促进了国际关系的发展和国家外交职能的实现。

和平发展中的中国，其外交职能无疑处于变化之中。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和复杂的变化。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但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有所增加。实现人类社会的持久和平与普遍发展既有难得的机遇，也面临严峻的挑战。中国在和平发展过程中，在求同存异、互谅互让、进退有度的基础上，在加强经贸交流、注重长远战略、坚持和平发展的前提下，既要“遵守和维护国际法准则，又要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为国际法的完善和发展继续作出努力，推动国际法朝着有利于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方向前进。”因此，研究中国和平发展中外交职能调整的前沿法律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从通过对现行法的分析当有助于把握国际法的未来发展趋势的观点出发，本文拟通过分析评价《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中提及的五项外交职能及其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试图对中国和平发展中外交职能调整的若干前沿法律问题进行探讨。

一、“代表”职能与驻外使团及其人员的安全问题

本文作者：胡振良

外交涉及广泛的法律问题:一方面外交作为国际关系主体间的关系适用国际法;另一方面各国外交政策都有国内法源。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规定外交活动的根本原则。因此,从法学方面研究宪法原则对认识一国外交活动具有重要意义。瑞士现行的联邦宪法于1848年制定生效,后经过局部修改一直适用至今。它与19世纪其他国家的宪法类似,其有关外交方面的内容并不冗长,但很重要。瑞士外交活动有哪些指导原则,在一个联邦制的国家中,联邦与组成联邦的各州在外交方面有何职权划分,有哪些权力机关参与外交政策和外交活动,又经过哪些法定程序,签订国际条约呢?以下我们结合瑞士的外交实践对瑞士外交政策所依据的宪法原则进行初步研究。

一、瑞士外交政策的目标和指导原则

瑞士联邦宪法没有专门的章节规定外交活动,宪法序论表达了联邦加强同盟,维护和增进各族团结、力量与荣誉的愿望。如果说荣誉是就世界范围而言的,那么,维护和发展其荣誉便是瑞士外交之第一条指导原则。接着宪法在有关建立联邦目的的第2条中写道:“联邦的目的为对外保障本国独立,对内维护和平、秩序、保护各州的自由权利并促进共同的繁荣。’,¹这就明确规定了瑞士外交政策的唯一目标—保障国家独立。这里值得指出的是国家独立是瑞士外交政策的唯一目的,而中立不在目的之列。1815年的联邦条例、1832年和1833年宪法草案都曾把维护独立和中立作为外交目的。但1848年的制宪者没有把中立作为外交政策的目的之一,其理由是“中立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维护国家独立的措施”,º并且认为“一旦出现特定情况,为了主权可以放弃中立”。1874年的宪法继承了1848年宪法的这一精神。然而,1848年和1874年的制宪者并没有忽视中立问题。他们在宪法有关议会和联邦委员会的职责的第85条和102条中都写上了维护独立和中立的内容。联邦外交文件也曾多次明确指出,“中立是瑞士百年来国际地位的基础”,是“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1977年瑞士还通过了第89条第5款的宪法修正案,规定凡涉及瑞士加入国际安全组织和超国家共同体的决定须经强制性全民复决。除上面两种情况外,其他条约如有放弃或损害中立的内容,联邦两院应决定将其诉诸非强制性全民复决。可见随着历史的发展维护中立已成为瑞士一条重要的宪法原则。然而中立的含义是什么,宪法规定的又是哪种中立原则呢?中立首先是某个国家超脱于某一特定武装冲突的立场。这种情况下的权利和义务由国际法规定,其内容载入1907年规范陆战与海战中诸列强权利和义务的第5和第13号海牙公约¼。第二种是永久中立,即以各列强签订的公约为基础.并逐渐为习惯法承认的一种国际地位。中立负有在任何一地,任何一方参加的武装冲突中悟守永久中立,不卷入战争,不介入冲突的义务。1815年以来瑞士的中立是第二种中立。从字面上推论,格守中立义务会导致瑞士采取某种收缩和孤立的对外政策,但这不完全符合实际。自建立联邦之后,瑞士一直实行与其国家的中立地位和实际可能相适应的积极的外交政策。由于其资源匾乏,依赖世界市场和资源,瑞士在经济上采取开放的政策;在政治上,瑞士很早就开展某种称之为“善意调停”的活动。所谓善意调停是和平地解决国家冲突的一种手段,也就是第三方经过友好的活动使冲突双方找到妥协的方法。比如在法国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瑞士不仅积极促进双方的接触,并在埃维昂谈判期间为阿尔及利亚代表团提供住所。从中可以了解瑞士主张的广义善意调停的含义,就是在国际冲突中主动或应某国要求由联邦、个人或国际组织,提供各种服务,以便维护和恢复和平。瑞士实行的广义的善意调停体现在一系列外交实践中,有些活动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这些活动涉及许多领域:例如参与红十字运动,代表中断了外交关系的国家的国家利益,在冲突双方完全脱离接触无外交代表的情况下,保护战俘,促进和解决国际争端,发展国际仲裁,接受有关的国际委托,欢迎在瑞士的国土上举行国际会议,设立国际组织等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瑞士处在新的形势下,冷战和东西方对立使中立国在国际事务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但瑞士不是联合国的成员,需要找出新的方式加强与国际社会的联系,以便尽义务,图发展。为此,瑞士在官方文件中明确提出“休戚与共,提供方便和普建邦交”的三项外交准则气普建邦交是中立固有的要求,它反映了中立国家在战时保持同交战各国发展关系的权利。休戚与共是中立的结果和自然补充。它强调瑞士与国际社会的紧密联系和对国际事务的积极态度,成为它利用中立地位从事各种和平使命的根据。提供方便是积极中立政策的又一个方面,它表明联邦准备提供各种善意的帮助。在这方面瑞士的外交实践颇丰。可见,瑞士的中立概念经历了发展和演变。它是积极的,富有生命力的。总之,维护联邦独立是外交活动的最高目标,中立是瑞士外交活动的宪法性原则。后者是对前者的补充,中立是实现独立目标的手段。

二、联邦与州之间外交职权的划分

瑞士的正式名称为瑞士邦联,但她却是一个联邦制国家。瑞士联邦宪法不仅规定了联邦议会和联邦委员会的外交职能及其权能划分,而且也规定了联邦和州在对外交往方面的职权划分。宪法第八条规定,“只有联邦政府有宣战烤和以及与外国缔结同盟及条约的权利,特别是有关规定关税与商务条约的权利。”但这里规定的联邦缔约权不是绝对的,宪法第九条指出“关于公共经济与睦邻关系以及警察事项,各州特别保留与外国缔结条约的权利。但该项条约不得有违反联邦或其他州的利益的规定。”作为补充,宪法第十条还规定,“凡各州与外国政府或代表有正式交往时,须通过联邦委员会的介绍。但关于第九条所列的事项,各州得与低级衙署及其官员联系。”从上述条款的限定词“唯有联邦有权”,“特殊情况下州亦可”,不难看出宪法第二条有关州的权利及与联邦关系的一般原则(凡未委任于联邦政府的权利概由各州行使)不适用于外交领域。但各州可依据宪法与联邦共享一定的外事权。以下拟分别说明联邦和各州的有关外交职能。(一)联邦的外交职能1.联邦缔约权宪法赋予联邦以三项特权:宣战、烤和、缔约。宣战靖和的内容似有悖于中立国义务。但这里讲的宣战烤和显然是对外来侵略而言的。至于缔约,宪法第八条做了明确的规定。联邦不仅可以缔结政治性条约,还可以缔结非政治性条约。第一类条约包括烤和和结盟,但在保持中立的情况下结盟是被禁止的。在瑞士长期的外交实践中,联邦缔约权被赋予了广泛的含义。缔约对象可以是国家、国际组织及教会等任何国际法主体;条约指一切协议,不论其名称、缔约方数量和缔约方式;联邦可缔约的领域也包括法定应由各州行使立法权的领域。但缔约必须符合宪法并出自实际需要。可见缔约方面瑞士实行的是相对集中的体制。2.联邦外交方面的其他权力瑞士联邦宪法第8条以及第85和1()2条的有关条款赋予联邦广泛的外交职能。首先,联邦有对外交往权,负责处理瑞士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如承认国家、建立外交和领事关系、设立外交和领事代表团、提善意调停、参加国际组织、促进国际法的发展和国际法典的编撰。其次,联邦有权推行有关的对外政策.如与国际组织合作提供共同发展和人道主义的国际主义援助、提供自然灾害援助、促进人权的保护和发展。再次,联邦有权规范和处理一些与对外政策或多或少有联系的问题.如给外国留学生提供奖学金.参加国际博览会和参与其他方面的国际合作。最后联邦负责对外保护国家的经济、社会利益和文化民族传统。为此,联邦可就一系列广泛的问题进行立法,如限制外国人介入房地产法,限制外国人移民和防止外来文化控制法。可见,瑞士联邦外交政策不仅涉及国家间关系.而且也处理与外国人的关系。(二)瑞士各州的对外职能上面已淡到宪法中涉及州的对外职权的两个条款,即有关签约的第9条和有关对外交往的第l。条。其他一些条款也涉及州在对外关系中的一些问题。宪法第8、9条规定各州有条约复决权,24条13款提出州的外事咨询权等。1.州的缔约权据不完全统计,自联邦建立至今,各州签订了大约140个国际条约,其中40个是二战后签订的,20个是1973年以来签订的。可见由州签订的条约是十分有限的,但宪法赋予各州的缔约权迄今仍然有效。根据宪法,各州有权与他国签订某些条约。签约和条约的含义是丁L一泛的,但州的缔约权是限制性的。这种限制首先是范围上的限制。原则上,州只能在一定领域即公共经济、睦邻关系以及警察事项方一面行使缔约权;对州缔约权的第二个限制是内容方面的。宪法指出,无论是国际协议(7条2款),还是第9条规定的条约,都“不得有违反联邦或其他州利益的规定”。这里指出的是不得违反联邦或其他州的利益,而不仅仅是与宪法、联邦法或其他州的法律是否相冲突。宪法102条第7款规定联邦委员会负责审查各州的有关条约是否符合上述要大州如对宙查结果不服,可上诉到联邦议会如果另一州对某一条约提出异议也要照此程序办理(见85条5款);对州缔约权的第三个限制是程序上的限制。宪法第10条规定禁_1l=各州与外国政府发生直接关系,原则上,是由联邦淡半lJ、签汀、批准有关州的条约。一般是州作为有关谈判代表团的成员参加有关活动,由联邦以一州或多州的名义签约。然而联邦却可以授权各州自行签订某些条约。例如联邦建立之初,联邦议会曾同意保留瓦莱和佛里堡州宪法中关于该州同罗马教会的关系由双方协议规定的条款。此外,联邦还在联邦签订的某些框架性协议或联邦立法中附带授权条款,如防止水污染法,国际援助法都有授权各州与外国签订某种协议的条款。此外,宪法102条7款规定这类条约一旦缔结还要由联邦委员会批准。这条规定形式上有些重复和多佘,但在特定情况下是有意义的,是瑞士联邦外交的又一个安全阀。2.各州其他外交职权宪法第10条1款中有关禁止各州与外国政府发展官方关系的内容主要是指州不得与外国建立外交和领事关系,不得与外国政府谈判签约。但在瑞士的领事人员可直接与州政府接触,后者有权在其职权范围内与之做答。在瑞士的外交人员、外国政府首脑和成员也可应邀对各州进行礼节性访问。宪法第10条2款还允许各州发展与外国相邻的地方政府之间的各种经常性的接触和关系,以处理一些共同的问题。例如为环保、运输、领土整治、自然规划等目的,各州可建立各种地区性混合委员会,进行跨国界合作。近来,瑞士各州这方面的活动相当活跃。此外,应该指出的是虽然各州外交活动受到各种限制,但各州在联邦对外关系中仍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根据惯例,各州参与联邦进行的涉及该州权益的国际谈判。此外,许多法律都明文规定,联邦在采取外交措施或签约承担某种国际义务之前,要首先向各州咨询。

全球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土地荒漠化、臭氧层破坏、水资源紧张等生态环境问题影响范围广，并且遍及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严重化和全球化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各国的政治、经济、科技甚至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1992年里约环发大会以来，气候变化、水环境危机、贸易与环境等方面折射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各国和各利益集团之间矛盾与冲突。生态环境问题已经由一般的环境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并成为各利益集团和国家间的政治、经济、科技和外交实力的较量的焦点。

美国作为冷战后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它面对生态环境问题全球化和严重化这一趋势，而作出的环境外交政策将会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1996年4月9日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在斯但福大学发表了题为《美国外交与2l世纪全球环境的挑战》的讲话。全面阐述环境与美国全球政策的关系，认为：“美国全球政策目标同美国如何处理地球的自然资源问题方面开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1997年，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年度环境外交报告，报告中宣称环境外交已经成为美国外交中的一个长期性、重要性的工作。环境问题开始与美国的对外政策紧密相连。本文将对生态环境问题对美国的影响以及美国的环境外交政策作一个粗浅的分析。

一、生态环境问题的凸现是美国制定环境外交政策时代背景

生态环境问题是指由于人类在工业化进程中处置不当，尤其是不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造成的全球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所构成的种种现实威胁。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从60年代末开始，以罗马俱乐部发表著名的《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在转折点》两份报告为标志，尤其是在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大会”之后，许多国家的专家和学者开始从生态环境角度研究国际关系和权利斗争。1979年，勃兰特委员会曾指出：“过去人们常常是从军事冲突，甚至是从毁灭角度来理解战争，但是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环境灾难、大规模饥谨等造成的混乱也可能同样危险。”[2]1992年，一百多个国家的政府首脑会聚在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召开了历史上第一次关于环境与发展问题的全球性首脑会议。会议发表了《21世纪议程》、《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文件，生态环境问题自此成为新的国际政治热点问题而进入越来越多政治家和学者的研究领域。克林顿总统1997年10月在发达国家地理学会上曾表示,“把一个美好的家园交给下一代是我们的神圣职责。”在当今的国际舞台中，日益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使国际政治问题变的尤为错综复杂起来。目前生态环境问题的凸现已经成为美国制定环境外交政策重要背景。

(一)生态环境问题的政治化

人类很早就注意到环境对政治的影响。但传统的政治地理学只研究人、国家或领土等

【内容提要】外交职能的实现与国际法的演变存在内在的联系，中国和平发展中外交职能的变化与国际法规范的实施息息相关。中国在和平发展中应该注意外交职能所调整的相关法律问题，尤其是驻外使团及其人员的安全、外交保护、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国家安全和国际合作问题，在工作重心转移的新形势下、特别是在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应充分利用现行的国际法规范并促使新的更加合理、公正的国际法规范的产生，以实现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

【摘要题】理论探讨

【关键词】中国和平发展/外交职能/国际法

【正文】

作为调整国家之间关系的外交，是国家解决国际争端、进行国际合作的手段，是国家以和平方式实现其国家利益和对外政策的重要工具。其主要职能，概括来讲，在于和平、文明、理性地维持、促进国家利益和国家对外战略目标及对外政策，发展国家间关系，弥合国际社会裂痕，加强和促进国际合作。其具体职能体现为沟通职能、信息情报收集与评估职能、调节职能、影响职能、象征职能和法律职能等等。①这些具体职能，借用《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中的表述，就是“代表”、“保护”、“谈判”、“调查与报告”和“促进”。其目的在于国家之间就国际争端与合作事项进行合乎逻辑的交涉、谈判和磋商，交流彼此的观点和思想，消除分歧，达成共识。这种交流可以直接通过首脑外交，或以书面的形式，或通过直接接触予以实现；但更多地还需要以间接方式即通过互派驻外使团进行。②外交关系是在实现外交职能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关系，它是国家为处理外交事务，在由国家中央外交关系机关、外交代表机关等通过访问、谈判、交涉、缔结条约、参加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互派驻外使团等对外活动中所形成的与他国或国际组织的关系。从广义上讲，政府间国际组织在一定条件下依上述方式在对外活动中形成的关系也属于外交关系的范畴。③这种关系是通过法律的形式服务于国际法主体的利益。

外交职能的实现与国际法规范的演变之间存在着内在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国际法是国家为实现外交职能进行对外交往而产生的国际关系的产物，“众多主权国家同时并存、且彼此进行交往与协作而形成的各种国际关系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存在”是国际法产生和发展的特定社会基础。④另一方面，作为调整外交职能的国际法规范在古代已出现雏形并在近代开始系统化。作为现代国际法发展的一个重要源头和近代国际法产生标志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对近现代国际关系和欧洲的经典外交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它所建构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由于逐渐形成的欧洲民族国家将国家利益至上及势力均衡两个观念作为反正统的理论基础并进而规范彼此的关系，完成了欧洲国际关系从大一统到势力均衡的转变。国家利益取代了中世纪的世界道德观，均势则取代了对大统一的向往。国家利益至上不仅意味着为促进国家福祉，用任何手段（尽管这种手段随着国际关系的演变而逐渐受到限制）均是合法的，⑤而且趋向于表明国家主权的存在和主权国家享有潜在的平等原则。主权原则的确立与常驻外交使团的建立对于实现国家外交职能、规范外交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实践证明，国际习惯法和包括1815年维也纳会议尤其是1945年以后联合国主持下召开的若干国际会议所编纂的国际协定法规法反过来又促进了国际关系的发展和国家外交职能的实现。

[摘要]中国的睦邻友好外交政策在国际风云变幻中经受住了考验，成为中国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睦邻、安邻、富邻”是现阶段中国睦邻外交政策的集中表述，是对近年来中国周边外交实践的经典总结。20世纪90年代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国一如既往地坚持睦邻外交政策，努力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地推进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与周边国家的政治互信、经济交融、安全对话等进一步加深，中国的睦邻外交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关键词]中国睦邻外交；成果；深化

冷战结束以来，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更加突出，总体趋于缓和的国际环境为中国稳定周边提供了良好机遇。中国的周边外交历来在整个中国外交战略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中国的国家安全、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乃至国际地位的改善都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历史表明，中国的睦邻友好外交政策在国际风云变幻中经受住了考验，成为中国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取得了更加丰硕的成果。

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睦邻外交政策

中国是礼仪之邦，自古以来就有睦邻友好、亲仁善邻的民族传统美德。新中国成立后积极开展周边外交，将“安定四邦”作为其指导原则，奠定了中国睦邻友好外交政策的基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首先针对周边国家提出的国际关系原则，构成了中国睦邻外交政策的核心，已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此后，“求同存异”、“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等主张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共同构成中国睦邻友好外交政策的基本内容。

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继续坚持睦邻外交政策，从周边人手，排除干扰，打破西方发达国家的制裁，与周边国家增强政治互信，深化经济合作，使睦邻外交政策不断深化。1992年党的十四大与1997年十五大重申并发展了我国一贯坚持的睦邻外交政策，把坚持睦邻友好放在重要位置。十四大报告认为，我们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处于建国以来的最好时期；十五大报告坚持睦邻友好不改变，对中国与邻国之间存在的争议问题，着眼于维护和平与稳定的大局，通过友好协商和谈判解决，一时解决不了，暂时搁置，求同存异。进入21世纪，中国的周边政策更为全面和成熟。2002年十六大提出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睦邻外交政策；十七大报告则强调指出：“我们将继续贯彻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加强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和务实合作，积极开展区域合作，共同营造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地区环境。”“与邻为善，以邻为伴”这一方针继承了中国几千年来传统的睦邻思想，顺应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深化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睦邻外交政策，为新世纪中国周边外交确定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