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范文10篇

在国际贸易中，如果一国以低于国内“正常价值”（美国称为“公平价值”）的价格出口商品到另一国，并对进口国同类产品生产部门造成损害的，被视为有倾销倾向。通常是通过比较正常价值与出口价格来确定反倾销对象的倾销幅度。由于在国际上倾销被认为是一种非公平竞争的贸易措施，国际社会和许多国家通过公约或立法形式对此加以限制。

我国遭受外国反倾销指控与改革开放的进程相伴相生。据统计，20世纪70年代（以下均指20世纪）仅2起，80年代平均每年6起，90年代平均每年高达29起之多，我国实际上已成为当今国际反倾销的最大受害者[1]。面对汹涌而来的反倾销浪潮，扯掉外国对华反倾销的“幌子”，尽快制定具体的应对策略已成为我国当前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一、外国对华反倾销的主要特征

（一）对华实施反倾销的国家增多，欧盟位居多国之首

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对我国商品提出反倾销调查的国家和地区也日益增多。80年代，对我国实施反倾销的国家基本上集中在欧共体、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其中欧共体26起，美国18起，澳大利亚7起。进入90年代以来，外国对华反倾销的势头愈发猛烈，许多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墨西哥、伊朗、智利等也纷纷加入到对华反倾销调查的行列。据最新资料显示，截止到2000年底，共有29个国家和地区对我国出口商品提出反倾销调查，涉案数412起，涉案金额高达数百亿美元。其中欧盟99起，美国78起，两地合计占总数的43%；印度更是后来居上，对华反倾销指控达38起，名列第3位；澳大利亚、阿根廷、南非、墨西哥4国对华反倾销投诉也均超过20起。另据统计，仅2000年我国出口商品遭受反倾销案件就达38件，占当年世界总数的15%，与前几年一样高居全球榜首[2]。

自1979年6月欧共体对我国出口的糖精钠首次投诉倾销以来，无论是在立案数还是调查数上，欧盟始终居于各国之首。据统计，从1979年至1998年的20年间，欧盟对其他国家的反倾销数总体上呈下降趋势，立案数从前10年的年均42起降至后10年的33起。与此同时，欧盟对华反倾销数却逐年攀升，由前10年的26起增至后10年45起，同期占欧盟反倾销立案总数的比重也由前10年的5.5%上升至后10年的13.8%，列第1位。1999年欧盟对华反倾销更是变本加厉，仅在前10个月就立案12起，超出历年立案数量，我国名副其实成为欧盟首要的反倾销打击对象[3]。

不少国家的政党将实施决策民主化、提升党员整体素质作为提高执政效率和巩固执政地位的重要途径。

执政效率是执政党执政能力的体现，而执政效率的高低取决于决策的科学性和贯彻决策的人。因而，各国执政党都十分重视党内外决策民主化问题和干部队伍建设。

----广泛借用外脑，扩大党员参与决策范围，提高党内外决策民主化程度，形成民主决策机制，这是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前提。随着世界局势越来越复杂，决策所需参考和依据的广度与深度已经大大超出了党的领袖或者核心组织的认知范围。为此，很多政党逐渐认识到党外政策研究机构的重要性。据有关资料表明，美国共和党十分重视党外“智库”的作用，经常采纳像传统基金会、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等的政策建议。除了加强党外决策机构外，国外政党更多的是从扩大党员参与决策的范围，让更多的党员享有组织决策的权利，以提高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例如，法国社会党2002年参加总统和立法选举受挫后，在党内组织了约5000场各种形式的座谈会、讨论会，动员各级领导和基层广大党员深入反思败选的原因。在公开、广泛讨论的基础上，该党就其未来的政策主张提出五种方案，在2003年5月的党代会前交由全体党员表决，最后达成党内共识。

----提高党员干部队伍整体素质，加强人才工作制度化建设是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保障。对于政党而言，民主决策机制在党内的成功确立，为提高执政效率提供了前提条件。同时，大多数执政党也意识到，贯彻民主决策需要高素质的党员干部队伍。干部队伍建设成为执政党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选拔干部方面形成了一套规范化、程序化的工作制度。每次大选后，该党都通过种种渠道，从全国各行业中挑选出200－300名具有潜能的候选人，然后通过笔试、一般性考察、面试、中执委考察、心理测试、中执委裁决等程序，遴选出合格的候选人。通过这种机制，人民行动党广纳贤才，为其长期执政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现在，社会主义国家也非常重视人才工作。去年，古巴、朝鲜进行了大规模的人事调整，将一批年轻的具有专业素质、懂得现代管理的党员充实到领导岗位上。

----拉近与民众的关系，妥善处理与媒体的关系，是执政党巩固执政地位的重要保障。

----尽管各国政党的政治基础有所差别，但是执政党只有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才能巩固政党的执政地位。为此，多数国外政党都十分注意与民众的沟通与交流，同时重视现代媒体对自身的宣传作用，力争在民众心目中保持一个良好的政党形象。

中联部研究室

不少国家的政党将实施决策民主化、提升党员整体素质作为提高执政效率和巩固执政地位的重要途径。

执政效率是执政党执政能力的体现，而执政效率的高低取决于决策的科学性和贯彻决策的人。因而，各国执政党都十分重视党内外决策民主化问题和干部队伍建设。

----广泛借用外脑，扩大党员参与决策范围，提高党内外决策民主化程度，形成民主决策机制，这是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前提。随着世界局势越来越复杂，决策所需参考和依据的广度与深度已经大大超出了党的领袖或者核心组织的认知范围。为此，很多政党逐渐认识到党外政策研究机构的重要性。据有关资料表明，美国共和党十分重视党外“智库”的作用，经常采纳像传统基金会、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等的政策建议。除了加强党外决策机构外，国外政党更多的是从扩大党员参与决策的范围，让更多的党员享有组织决策的权利，以提高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例如，法国社会党2002年参加总统和立法选举受挫后，在党内组织了约5000场各种形式的座谈会、讨论会，动员各级领导和基层广大党员深入反思败选的原因。在公开、广泛讨论的基础上，该党就其未来的政策主张提出五种方案，在2003年5月的党代会前交由全体党员表决，最后达成党内共识。

----提高党员干部队伍整体素质，加强人才工作制度化建设是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保障。对于政党而言，民主决策机制在党内的成功确立，为提高执政效率提供了前提条件。同时，大多数执政党也意识到，贯彻民主决策需要高素质的党员干部队伍。干部队伍建设成为执政党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选拔干部方面形成了一套规范化、程序化的工作制度。每次大选后，该党都通过种种渠道，从全国各行业中挑选出200－300名具有潜能的候选人，然后通过笔试、一般性考察、面试、中执委考察、心理测试、中执委裁决等程序，遴选出合格的候选人。通过这种机制，人民行动党广纳贤才，为其长期执政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现在，社会主义国家也非常重视人才工作。去年，古巴、朝鲜进行了大规模的人事调整，将一批年轻的具有专业素质、懂得现代管理的党员充实到领导岗位上。

----拉近与民众的关系，妥善处理与媒体的关系，是执政党巩固执政地位的重要保障。

苏曼殊是近代作家、翻译家，其创作的作品多带有浪漫主义文学色彩，在诗风上受李商隐的影响，幽怨凄恻的风格多与自身身世相关。他是第一个将浪漫主义文学带进中国的人，也是我国第一个翻译拜伦和雪莱作品的人，在翻译界的历史上记录着他不菲的成就。他翻译的作品对我国文学的进步有着重要的作用，他热爱文学艺术，一生洒脱不羁，有着浪漫多情的气质，是个性情中人，他的翻译促进了浪漫主义文学在我国的发展。苏曼殊通晓日文、英文、梵文等多种文字，足迹遍布于苏格兰、日本、意大利等多个国家，多年的游历经验让他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对各个国家的文学都有所了解。特别是英国文学。他崇尚浪漫主义，因此，翻译的作品中大多数都是英国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文学作品，这些文学已经深深地烙进了他的思想，因此在他的创作和评判中都包含了浓郁的浪漫主义。在诗歌创作中，以抒情为主，讲究情感的真实自然，同时强烈的情感也在斥责社会的腐朽，借用英国文学的浪漫主义来呼吁，期盼新社会的到来;在小说的创作中，他丝毫不避讳自己的身世，勇敢地把自己内心的秘密和遭遇融入小说，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注重外貌描写和心理活动的描写，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

一、红色革命主题色彩

苏曼殊自小在冷漠的环境长大，很少感受到家庭温暖，小小年纪便看破了红尘剃度出家，时代的变革和中西文化的冲击，让他终日生活在痛苦、压抑的边缘，最后他满怀着对国家的热情投身于革命组织。《惨世界》是苏曼殊翻译《悲惨世界》中一部分创作出来的小说，这部小说也不能完全算是翻译雨果的作品，其中还包含着他自身对这部作品的思考和理解。在翻译浪潮兴盛的20世纪，这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对《惨世界》这部小说进行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作者本想翻译这部作品，可在他自身思想的影响下，他对雨果的《悲惨世界》进行了增添、删除和修改，这对翻译工作来说是违背了原著的意愿的。对他的小说进行研究后，分析出了两个修改的原因:首先是他的年龄问题，在翻译这部著作时他年仅20，一个如此年轻的人在各方面的阅历都尚浅，对于翻译的标准和手法都不甚了解，因此，我们无法去评论他的对错;其次，苏曼殊处于新旧文化变更的时代，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强烈冲击让处于那个时代的人思想都较为复杂，梁启超掀起的新民说和文学引发了社会的思想革命浪潮。思想的复杂和时代的动荡，对苏曼殊的创作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使得他翻译的作品烙上了时代的印迹。《惨世界》中最明显的改编就是汉字谐音的运用，如将饭桶的谐音“范桶”、无耻的谐音“吴齿”、难得的谐音“男德”等作为人物名字，这不仅增加了文学作品的趣味性，同时还讽刺了社会的腐朽。如小说的第八回有这样一段描述，男德收到一封来自尚海志士的信，要求与男德见面，虽然尚海出过很多爱国志士，但那些志士并非真的把国家放在心上，都是只说不做的主。整天就知道吃好、喝好和穿好，国家的忧患从来不曾出现在他们心中。拿着救助的钱往自己腰包里塞，这种口是心非的人实在是罪大恶极，对于他的见面请求，男德不屑一顾。这是曼殊翻译的作品，如此强愤的情感和口气正是在抒发自身对社会的不满和厌恶。《娑罗海滨遁迹记》也是苏曼殊翻译的作品之一，这部小说来自印度笔记，主要描述了英帝国主义的残暴和血腥以及生活在这种统治下印度人民。

文中有描写到英国人对印度人实施的各种残忍的酷刑，如用刀割肠，在肠中塞满破布棉絮，看他们痛苦地扭曲而死。用针刺瞎双眼，扔进海里看尸体漂浮。将人绑在树上，用子弹射击，看他们如何躲避。在这种变态的屠杀下，印度的领土上到处都是白骨、骷髅，如此残忍的暴行，让人发指。除用暴力使他们屈服，还宣传大爱精神，民众则以毒蛇、暴虎和凶狮等来比喻英国统治者的凶残。《乐苑》也是苏曼殊翻译的作品，该作品来自印度诗人陀露哆，这首诗主要是为了哀悼国家而作，诗的内涵较深，语言方面通常都是使用反语。从苏曼殊翻译选择的题材就可看出，他翻译的作品大多都是救国警民的，他希望能用这种方法来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了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况，改良主义的局限性造成进退两难的局面，各个阶级的斗争和动荡不安的体制，导致了中国的混乱。在民主革命的影响下，苏曼殊认识到救国之路唯有革命，于是他就提起手中的笔从思想上开始革命，他借助多部英国文学作品的翻译来表明对革命的支持，同时翻译作品中的思想也表明了他对国家的热爱。苏曼殊翻译了拜伦的大部分作品，其中以《赞大海》《哀希腊》和《去国行》这三首最为出名。其中《赞大海》和《去国行》这两首都是译自拜伦的同一篇诗作《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这是一篇以游览为主的诗作，该诗作描绘了诗人在游览途中的所见所闻，其中包括了各地风土人情、异域风光等描写，还包括了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压榨和统治，苏曼殊将哈罗尔德塑造成一个有才华但对人生很悲观的形象。这篇诗中还存在另一个主人公“我”，“我”的形象与哈罗尔德完全相反，他对生活充满乐观的态度，喜欢生活，喜欢自由，注重精神方面的建设。整篇诗中都充满了反抗精神，这可以激励人们奋起反抗，点燃对国家的热爱之情。《赞大海》是曼殊翻译拜伦作品《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中的一节，“雄国几许”“苍颜不皲”等词，气势磅礴，字字铿锵，面对大海感慨昔日的雄风不在，唯有叹息声声。《哀希腊》是来自拜伦的《唐璜》的一章，《唐璜》是一首长篇抒情诗，它主要是描写一位游历诗人回国后的见闻，面对“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场景，诗人不禁黯然的流下了眼泪，这种爱国情感的表达正是苏曼殊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写照。

二、永不磨灭的爱情主题色彩

受自身身世、经历和性格的影响，苏曼殊对英国浪漫主义文学情有独钟，因此他翻译的作品中包含了大量的英国文学，同时这也跟时代、社会政治存在一定的关联。通过对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作品进行研究发现，这些诗人们存在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感情用事，这些人都喜欢直接抒发自身的情感，不喜欢隐藏和压抑情绪，比如面对理想充满激情、乐观向上的态度，而遭遇到现实的摧残时他们悲观低落，颓废消极，对俗世的无奈和不满全都书写在诗篇当中。而苏曼殊也是性情中人，这就是他对浪漫主义文学情有独钟的原因之一。苏曼殊对英国文学的喜爱也包括了对浪漫主义诗人的崇敬，其中拜伦和雪莱是他最喜欢的诗人。而在雪莱和拜伦之间，苏曼殊又尤为喜欢拜伦，这从他翻译的作品数量就可以看出，拜伦和苏曼殊是好友更是知己，他们对诗歌的喜爱，对浪漫主义的崇拜跨越了国界。苏曼殊对拜伦的欣赏和赞扬从他的作品就可以体现出来，他把拜伦比作中国的李白，他的诗有魅力、有真实、有亢奋、有激情，让人沉溺其中欲罢不能。曼殊和拜伦之间有个很大的共同点，那就是身世经历，曼殊是个私生子，还是个混血儿，这样的身份让他从小生活在冷漠的环境下，家庭温暖之于他是陌生的、遥远的，因此，他对家庭只有恨，直至他父亲临终都没有去见一面。拜伦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父亲的挥霍和抛弃致使拜伦养成了孤傲、叛逆的性格。他们俩的命运是如此相似，以致张定璜说只有曼殊才能翻译出拜伦的诗作，这多少与他们相似的命运有关。张定璜的话抓住了拜伦和曼殊的共同点，他们之间的命运确实存在交集，曼殊对拜伦这种情感的体会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取代的，因此，他可以将拜伦的诗翻译出来，却不丧失它本身的特色。雪莱的诗充满着对自由和理想的追求，对现实的反抗。他的首部作品《麦布女王》就很好地体现了他的反抗精神，他希望男女平等，可以自由地追求理想和爱情，他反对宗教的束缚，反对暴力和压榨。雪莱和拜伦都是支持民主派的代表，都对社会存在不满，都崇尚浪漫主义文学，都在青年时期离去，他们主张的自由、平等都是苏曼殊所追求的，而他们对自由和爱情的追求都深深地影响着曼殊，所以苏曼殊借助英国的文学对现实社会进行抨击。苏曼殊翻译的作品除了这两位诗人还包括了彭斯和豪易特等人，《赤墙靡》是苏曼殊翻译了苏格兰诗人彭斯的作品。彭斯是个崇尚自由的人，他虽然出身于农家，但却热爱唱歌和写诗，也是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之一。《赤墙靡》写的是关于爱情的故事，表达了诗人对爱情的忠贞和追求。而豪易特的代表作《去燕》，诗人借燕子这个意象来抒发对自由的追求。总之，从苏曼殊翻译的作品来看，他始终对自由和爱情充满向往。

如今，各个发展中国家在吸引外资方面都采取了积极的改革态度，大幅度提高市场准入程度并辅以优惠措施，同时改善投资环境，可以预见未来几年发展中国家吸引外来直接投资仍将继续增长。引进外资的竟争加剧，并对我国的外资政策提出挑战。印度与中国之间在历史、地域、社会发展水平上，存在着很多的相似性。印度作为WTO创始成员国之一，早在1947年已经是关贸总协定成员，研究印度有关外国直接投资(FDI)政策的新变化，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尤其是我国作为WTO新成员，学习借鉴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政策，更具有现实意义。

一、印度直接投资政策的演变

印度自独立后从没中断过利用外国直接投资(FDI)，但政府对外资利用也一直没放弃过引导。印度政府依据不同需要并结合时代背景采取相应的外资政策。印度从1991年开始实行的“新经济政策”，放宽限制和引进外资政策，这是印度直接投资大飞跃的开端。此后，印度一直实施旨在推行市场自由化，与世界经济接轨的经济改革，进一步放宽限制和引进外资。这种与国际接轨的市场取向的改革为直接投资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促使了FDI的大飞跃，为印度经济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1、改革以前的外国直接投资政策

从1947年独立到1991年实行经济改革，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政策经过了多次演变。(1)1947-1956年。独立后，由于殖民统治的烙印以及尼赫鲁经济思想的影响，印度政府对外资的引进带有矛盾的感情色彩。印度政府表面是对直接投资采取开放的态度，但实际上存在疑虑和不满。一方面，印度政府承认，为了引进先进技术，促进印度工业化，引进外资是必要的，但另一方面，它又在1948年4月的《工业政策决议》中明确指出：“作为法规，为了达到有效控制的目的，主要股权应控制在印度手里，而且始终坚持培训旨在最终取代外国专家的合格印度人员。”

(2)1956-1967年。1956年4月，印度颁布了第二个《工业政策决议》，尽管印度政府在经济上开始逐步自由化，但其对外资的态度与1948年的《工业政策决议》相同。由于印度政府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提出要实现工业化的目标，这需要大规模投资，而国内资金不足，再者印度政府意识到利用外资不至于耗尽本国外汇储备，因此印度政府针对不同行业有选择的利用外资，其中制造业利用外资最多。

一、危机后的第二轮金融开放

(一)金融开放并不是摆脱危机的良方

——使韩国摆脱危机的是政府的强力干预而不是金融开放

第二轮金融开放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对外国投资者完全开放金融市场，包括允许外资股权参与和对银行部门投资。在危机前，外国投资者个人拥有的韩国公司的股权不能超过7%，韩国公司外国股权合计不能超过26%。在1997年12月3日韩国政府将这两个股权比例限制提高到50%。1998年5月韩国政府超出IMF的要求取消了对外资股权的全部上限规定，甚至允许外资的恶意收购。此外，金融开放的范围还包括外汇交易、建立投资基金、允许外国人购买公共和公司债券、允许外资进入保险公司等广泛的领域。1998年6月，韩国政府宣布分两步实施外汇交易自由化。第一步，1999年4月1日，实行外汇交易法案。取消经常帐户交易的兑换限制，并建立资本帐户交易的否定清单。凡是清单没有明确禁止的项目都是合法；第二步，2002年1月1日，实行外汇交易自由化。2002年4月，政府宣布韩国外汇市场发展规划，到2011年将韩国建成东北亚的区域商务中心。目前，韩国汇率制度被IMF归为通货膨胀目标的独立浮动的汇率制度。

第二轮金融开放的经济政治背景与第一轮开放的完全不同，1997年11月韩国被迫放弃固定汇率，12月韩元兑美元贬值70%，1998年韩国经济衰退6.9%，失业率接近7%。由于相信金融危机爆发主要源于外国投资者的信心危机，IMF作为债权人要求韩国调整对外国投资者的政策，取消外国投资者进入的障碍、提高利率、减少国家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可见，第二轮的金融开放的目标是通过吸引外资达到稳定金融体系和摆脱危机困境的目的。

尽管政府希望通过提高利率和金融开放获取外部资金支持，但事与愿违，外国投资者并没有因为利率的提高和市场的开放而进入韩国。1998年，尽管韩国市场完全开放，而且利率很高，但是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净外流分别为10.5亿和92亿美元，只有直接投资表现净流入5.1亿美元。而且，多数资本流入主要依靠政府从IMF的借款和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发行债券，外国对私人部门的投资是负的。直到1999年中期，当韩国金融和货币市场趋于稳定，外汇储备在6月达到620亿美元以后，证券投资和直接投资才有所增加。从1997年12月到2000年底，储备增加的主要来源是出口，占95%，而净资本流入仅占5%。为了稳定金融市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为阻止存款外流，政府宣布为所有银行存款提供担保，这与IMF所主张的取消直接和间接的政府担保相反。尽管危机期间，很多国家如印尼和泰国政府也提出了为存款担保，但只有韩国国民相信他们的政府。韩国人不仅没有取走存款，而且拿出自己的黄金储备与政府共闯难关，这一举措增加20亿的储备，比1997年12月到1999年6月的净外商直接投资还多。可见，让韩国摆脱危机困境的是韩国政府的有力干预，而不是IMF所推崇的金融开放和放弃干预。

一、文献回顾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的影响是围绕着对外直接投资对就业的替代效应和促进效应以及对就业规模、结构和区位分布的影响来进行的。杨建清(2004)认为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就业替论、就业补充理论、就业结构优化论、公司战略论。目前来看，有关流出FDI对母国就业影响的经验证据比较有限。Chen和Ku等人(2003)的研究表明，台湾地区对所有国家流出FDI而创造的技术和管理岗位的工作超过了1993－2000年技术和管理工作数量的总和。Wu、Heng和Ho(2003)的研究认为，新加坡1996年到2000年期间流出的FDI在制造部门创造了33600个工作岗位。而EllingsenGaute和Win－fliedLikumahuwa等人(2006)的研究也得出了近似的结论，即没有发现流出FDI对新加坡劳动市场造成负面的影响，尤其是不存在流出FDI替代母国出口的证据。戴翔(2006)通过对新加坡的研究表明，FDI对国内就业的影响是积极的，FDI型企业对不同的劳动群产生不同的影响，科技人员就业增长从FDI的发展中受益最多，其次为管理人员和体力劳动者，随着对外直接投资的开展，公司内部的劳动分工会进行重新配置，从国内生产型向技术密集型和管理密集型方向转变。王峰和王博(2007)运用协整方法对台湾地区失业率上升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台商对大陆的投资活动并非是造成台湾失业率升高的主要原因；而且长期来看，对大陆的投资改善了岛内劳动力就业质量，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同时指出，岛内失业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产业结构升级和宏观经济环境低迷，加强两岸经贸合作是台湾改善经济环境和降低失业率的明智选择。

国内外专门探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本国就业水平影响的文献较少，多数是在探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日本经济影响及产业空心化的研究中略有提及。随着日本90年代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以及国内产业向国外的转移，日本就业人数逐步减少，因而一些日本学者认为本国出现了产业空心化问题，如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丰田章一郎就对日本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而导致的产业“空心化”表示忧虑(张国成，1994)。庞德良(1998)、中村吉明(2002)把产业空心化定义为一种外部性现象，跨国企业把生产基地转移到海外后，由于其自身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矛盾，造成国内制造业生产下降、就业减少、产业衰退，进而对本国经济增长和发展产生不良影响。90年代以来，由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增加以及国内制造业产业的大规模转移，恶化了日本国内的就业状况尤其是制造业的就业状况，有关日本产业空心化的问题便自然而然地与“中国因素”联系在了一起。然而，国内学者就日本产业空心化问题对日本国内就业水平影响这一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伞锋、曾浪(2005)通过分析日本直接投资的增长与日本进出口和就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7期业的关系得知，“中国因素”不仅不是日本产业空洞化的祸首，反而是新一轮景气回升的重要动力。“中国因素”加快了日本逆工业化进程，尽管使日本制造业失业人数增加，但导致日本产业空心化的真正原因是服务业过多的规制和劳动力市场缺乏弹性，使逆工业化过程中制造业释放出的失业人员不能向服务业进行有效转移。王晓枫、郭远芳、袁绍锋(2006)采用格兰杰因果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基于中日数据分析了FDI、产业转移与母国就业之间的关系。实证检验表明当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时，转移了其国内的制造业产业，输出了制造业就业岗位，但是由于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替代弹性大于1，使得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在总量上增加了就业机会，在结构上促进了日本国内就业结构优化。

二、日本就业变动与对华投资之间的关系——描述与分析

正如前文所述，在上世纪90年代日本对中国投资快速增长的同时日本国内的就业状况迅速恶化。如图1所示：在1990年以前很长时间内，日本的失业率基本上在2-3％之间波动，但在1991年以后其失业率却迅速增加。根据2003年日本统计年鉴上的资料，日本的完全失业人数在1990年仅为134万人，1995年已增至210万人，2000年再增至320万人，2002年3月最多时曾达379万人。其完全失业率在1990年仅为2.1％，1995年升至3.2％，2000年再升至4.7％，2001年7月突破5.0％大关，截至2003年初仍在5.5％的水平上居高不下(江瑞平，2003)。再从作为对外投资主体的制造业来看，1992年以前就业水平一直呈上升趋势，但此后发生了逆转，1993年比1992年就业人数减少了39万人，1994年比1993年减少了34万人，1995年再比1994年减少了40万人。尤其是海外投资率高的产业就业减少的现象最为明显，其中纺织和电器机械产业最为严重(庞德良，1998)。1991至1994年，电器机械产业的就业人数减少18万人，服装和纺织产业减少10万人。除此之外，一般机械产业减少了8.1万人，金属制品产业减少了6.9万人，汽车及附属产业减少了4.6万人。就制造业与服务业就业人数对比来看，1992至2002年间，制造业失业者增加了347万人，服务业就业者增加了322万人(吉田惠美里，2006；日本总务省，2003)。由此可见，日本国内就业问题的日趋恶化确是事实，大量对外投资的产业就业问题较为严重也是事实。然而据此认为对外投资是日本国内就业状况恶化的根本原因，进而说明对中国投资是这种原因的核心，理由并不充分。

首先的疑问来自于下面的比较。从纵向比较来看，上世纪8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中后期日本对中国投资同样是迅速增长，但此期间日本的国内失业率却很低。在此我们还可以做一个横向比较。韩国同样是一个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对中国投资保持迅速发展态势的东亚国家。韩国对华投资始于1992年，虽起步较晚但增长十分迅速，从1992年的1.19亿美元到1997年的21.42亿美元，年均增长78％。从1993年到2000年，投资项目和投资金额分别占其对外投资总量的48.2％和18.3％。尤其是2005年上半年，韩国对华直接投资较上年同期增长了54.4％，在投资规模方面超过了日本和美国。然而资料表明，韩国在同一时期内的国内就业状况却呈现日益改善的趋势。在1993至2002年期间，韩国的平均失业率为3.6％，低于日本0.3个百分点，而且考虑到此前韩国失业率长期大大高于日本，这种转变更是十分显著。尤其是进入本世纪以来，在日本失业率一再上升的情况下，韩国失业率却连续下降，其中2000年、2001年和2002年的失业率分别为4.1％、4.0％和3.5％。

一、兰州交通大学兹聘请籍(外文姓名)(译名)女士(先生)为外国籍教师/外国籍专家。双方本着友好合作精神，自愿签订本合同并保证认真履行合同中约定的各项义务。

二、合同期自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

三、受聘方的月薪为人民币(大写)元，其中30%/70%可按月兑换外汇。

薪金自到职之日起至合同期满之日止，按月发给。不足整月的按日计发。日薪为月薪的三十分之一（二月份同）。

四、聘方的义务:

1、向受聘方介绍中国有关法律、法规和聘方有关工作制度以及有关外国专家的管理规定。

法国现已成为国际游客到达的主要目的地,仅次于美国。近十五年来,每年的游客量和收入都有急骤的增长。没有人会预测到法国能成功地保持这样的势头。令人吃惊的是，在许多外国人来看旅游在法国是最不流行的，这是因为法国人对游客的过于自信的态度，好在法国政府全面展开了“微笑”运动，现在法国人对境外游客已友好多了。

在过去的几年中,法国开展了一系列活动,促进了法国的“入境”旅游。1992年法国举行了冬季奥运会，同年4月巴黎迪斯尼乐园开张，D-Day（二次大战盟军发起进攻日）五十周年纪念，也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海外，尤其是来自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的游客增多。由于英吉利海峡海底隧道的开通，进一步促进了英国市场。不利的是，1994年年底欧洲星际列车才开通；厢式和梭式列车也延迟开通。据1994年头八个月的初步结果表明，去年又是一个破记录的年份。法国旅游业的收支余额略有下降,预计为595亿法郎。这是由于法国在国外支出的急剧上升超过了国际收入的增长。法国1994年的旅游国际收入为1375亿法郎,增长率为3．8％。同时，国际到客和过夜率增长约3％，分别达63．1百万和443百万,所有的主要海外市场除西班牙外，在1994年都显示了增长趋势，许多增长率都在2位数。

旅游的经济效益

法国的国际旅游收入1993年总计1325亿法郎，1994年超过1375亿法郎，比过去十年翻了一番。

1993年法国旅游收支平衡顺差增长，达600亿法郎，1994年的初步目标为640亿法郎。然而，法国境外旅游率比预计的增长的快，在国外旅游的支出的增长高于国际收入。

考虑到在近几年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发展，诸如1991年的海湾战争，和随之而来的世界性的经济衰退,法国旅游业的运行一直是相当好的。举例,1991年和1992年的增长率平均约10％，尽管这个增长伺后就急骤下降。

外国文学翻译和外国文学翻译评论有着密切的关系，没有翻译，何来评论？翻译是评论的依据。没有评论，翻译便难于健康地发展，可能会长期存在"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不良局面，因此，评论对外国文学翻译起着一种净化和提高的作用。

我国老一辈作家、翻译家，尤其是作家兼翻译家，不仅给我们留下宝贵的文学遗产，而已在外国文学翻译评论方面，也为我们树立了永远值得学习的光辉榜样。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着郑振铎是怎样实事求是客观公允地评论中国第一个外国文学翻译大师林纾（琴南）的功过：

我们看了这个统计（指林纾所译外国文学作品的统计），一方面自然是非常的感谢林琴南凭外，因为他介绍了这许多重要的世界名著给我们，但一方面却不免可惜他的劳力之大半归于虚耗，因为在他所译的一百五十六种作品中，仅有这六七十种是著名的（其中尚杂有哈葛德及科南道尔二人的第二等的小说二十匕种，所以在一百五十六种中，重要的作品尚占不到三分之一），其他的书却都是第二、三流的作品，可以不必译的，这大概不能十分归咎于林先生，因为他是个懂得任何外国文字的，选择原本之权全操了与他合作的口译者之身上。

还有一件事，也是林先生为他的口译者所误的：小说与戏剧，性质本大不同，但林先生却把许多极好的剧本、译成了小说--添进了许多叙事，删减了许多对话，简直变成与原本完全不同的一部书了。如莎士比亚的剧本《亨利第四》、《雷差得纪》、《亨利第六》、《凯撒遗事》以及易卜生的《群鬼》（梅孽）都是被他译得变成了另外一部书了--原文的美与风格及重要的对话完全消灭不见，这简直是在步武却尔斯·兰在做莎士乐府本事，又何必写上了"原著者莎士比亚"及"原著者易卜生"呢？

林先生的翻译，还有一点不见得好，便是任意删节原文。如法国雨果的《九三年》，林先生译之为《双雄义死录》，拿原文来一对不知减少了多少。我们很惊异，为什么原文是很厚的一本，译成了中文却变了一本薄薄的了。

然而无论如何，我们统计林先生的翻译，其可以称得较完善者已有四十余种。在中国，恐怕译了四十余种名著的，除了林先生外，到现在还不曾有过一个人呀。所以我们对于林先生这种劳苦的工作是应该十二分的感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