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学报范文10篇

摘要：回首中国高校图书馆近百年的发展史，记录了其地位发生的转变，采用层次分析法从不同视角来解析高校图书馆的各种地位处境。对高校图书馆发挥的各种积极作用进行了分类分析。对高校图书馆的未来发展进行了合理展望，给出了复兴图书馆事业的可行性方案。

关键词：高校图书馆；地位；作用

前不久，笔者路上偶遇一名教授，交谈中对方得知笔者调入图书馆任职，便脱口而出道：“怎么去了那个鬼地方？”从而引发了笔者对于高校图书馆地位与作用的思考。

一、高校图书馆地位

（一）高校图书馆的行政地位。笔者对中国从民国时期以来的图书馆的行政地位进行了相应研究，发现在民国时期，公共图书馆行政级别都比较高，往往是隶属于各级的教育主管部门。国立图书馆由教育部直接来管辖，省立图书馆归省教育厅管理，市立图书馆则属市教育局。相比较之下，高校图书馆的行政地位比较多变。民国初期，高校图书馆往往是直接隶属于校长来管辖。随后，开始逐渐出现高校图书馆归教务处管辖的情况，相应地高校图书馆的行政地位也随之出现了下滑[1]。解放后，中国高校又向前高速发展了几十年，当代中国高校行政系统对图书馆的定位依旧存在诸多不同的态度。北京大学将图书馆定位为直属机构，目前中国一流大学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高校也大多把图书馆定位为直属机构。有一些高校把图书馆定位为教学辅助部门，比如厦门大学。还有一些高校则把图书馆定位为业务部门，比如景德镇陶瓷大学。综合来看，站在历史的角度，高校图书馆的行政地位今不如昔；而站在高校本身水平的角度，越是好的大学越重视图书馆。（二）高校图书馆的学科地位。图书馆学作为一门学科，发展至今已经有两百年的历史。主要涉及图书馆服务与理论、文献分类与编目、文献信息检索、图书情报、文献数字化等方向的研究。目前图书馆学科的发展遇到了一个比较大的瓶颈，最近一段时间，一直没有突破性的发展从而表现得有些停滞不前。目前，国内高校当中一流大学图书馆学的研究还是值得肯定的，比如，在科研产出与学术影响上，武汉大学颇具影响力；而在图书馆机构的设置方面，北京大学有了尝试与突破，其专门成立了信息管理系，来支撑与发展图书馆学的各个研究方向，下属的教研室或研究室有：图书馆学教研室、情报学教研室、图书馆发展教研室、信息系统教研室、信息组织与信息设计教研室、情报分析教研室、信息行为研究室。整个学科的设计与定位给人以高屋建瓴之感[2]。而有些地方性高校图书馆的学科地位则比较尴尬了，以景德镇陶瓷大学为例，建制上仅有一个信息检索教研室，负责给大学一年级新生进行信息检索培训的教学任务。综合来看，中国高校图书馆的学科地位普遍不高，实力普遍不强，发展状况令人堪忧。（三）高校图书馆的馆员地位。说到图书馆的馆员地位，就不得不讲一位曾经担任过北京大学图书馆馆员的传奇伟人。回忆起1918年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员时期的经历，说：“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3]。从的话中，高校图书馆馆员的地位可见一斑。当代中国高校图书馆的馆员地位也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由于高校图书馆学科发展处于较弱地位、高校领导普遍对图书馆发展的理念不够理解、不够重视等，目前，高校图书馆有点像“收容所”。在高校教师队伍中有不听话的刺头“发配”去图书馆工作，高校各级领导的家属“安排”去图书馆工作，高校引进博士等人才时的博士夫人“照顾”去图书馆工作。领导家属与博士夫人现象造成了高校图书馆馆员的结构比例出现严重失调。一是男女比例的严重失调，高校图书馆长期处于男少女多的情况；二是学历结构的严重失调，高校图书馆大专与本科学历比例明显多于高校的院系与行政部门；三是专业背景方向的严重失调，高校图书馆当中图书馆学专业背景的馆员少之又少[4]。综合来看，高校图书馆馆员结构比例失调的状况短时间内无法改善。

二、高校图书馆的作用

1、引言

所谓技术理性，是指人类追求技术合理性、规范性、有效性和理想性的抽象思维活动、智慧和能力，是一种扎根于人类物质需求及人对自然界永恒依赖的实践理性和技术精神。技术理性作为人类理性特殊的和典型的形式，是人类多种理性的某种合取，它贯穿于人类实践活动的始终[1]。技术理性并不追求单纯的手段或目的，而是把科学合理性、社会合意性整合到技术原理的可行性和技术规范的有效性中，既追求功效又内含目的，基于自然又面向社会，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

科学技术具有两面性，使得图书馆学需要技术理性的支撑。现代科学技术已全面渗透到图书馆学的发展之中，成为图书馆学的催长剂，导致图书馆学技术研究和学科建设存在技术评价缺失规范、技术至上、技术误导等问题的出现。特别是在全球科技浪潮和信息化、知识化的时代背景下，图书馆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图书馆学的发展与科技也有着解不开的情缘。面对科学技术的全面渗透，图书馆学应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符合技术理性的发展之路。

2、科学主义与图书馆学技术理性的缺失

19世纪30—40年代，科学主义产生于法国和英国，其创始人——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历史沿革，先后演绎出马赫主义、逻辑实证主义等众多的哲学派别，成为一股在世界影响力很大的哲学思潮。科学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强调用实证科学方法研究自然、社会的各种问题，崇拜科学，技术至上。从科学主义的本质和特征来看，不难发现科学主义本身具有一系列危害性，包括：压制科学精神和人文理性；盲目应用科学技术，忽视科学技术应用的负面效应；扭曲人文社会科学，将自然科学方法和技术方法机械地应用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中[2]。

科学主义思潮对图书馆学界也颇有影响，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不同时期、不同形式的技术论。在西方图书馆学发展史中，先后产生了图书馆学技术论的两大流派——传统技术学派和新技术学派。20世纪末期以来，网络信息技术高度发展，国内外图书馆学界再度兴起技术热，图书馆学的不少研究都反映了科学主义的学术思想。

【内容提要】分析了图书馆学学术批评的性质、类型、特征和功能，制定了学术批评规范。认为，欲促进图书馆学的繁荣并推动图书馆学的可持续发展，图书馆学人必须恪守学术批评规范，并营造良好的批评环境，充分发挥学术批评的积极作用。

【摘要题】专题探讨

1学术批评本质论

1.1学术批评的性质

1.1.1学术批评的涵义

“学术”指“较为专门，有系统的学问”[1]。“图书馆学学术”泛指有关图书馆学的一切方面，如图书馆学思想、理论、观点、学派、方法以及图书馆学风等。“批评”一词，一是“指出优点和缺点，评论好坏”；二是“专指对缺点和错误提出意见”[2]。图书馆学学术批评是指对一切图书馆学现象进行评论，指出其优点和缺点，并对其缺点和错误提出意见。

【正文】

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过我国几代图书馆学家的艰苦奋斗和不懈努力，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不断发展，图书馆学理论体系逐步健全，一大批具有一定影响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论著不断出版，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如火如荼，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研究者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新概念和新理论，大大地促进了我国图书馆学的发展。使我国图书馆学学科具有了时代气息，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不断得到拓展；对图书馆学中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关系的研究进一步拓展和加深了人们对图书馆学的理性把握等等。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所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不仅为我国图书馆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和导向作用，同时也为我国的各级各类图书馆改革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有力支持和思想解放前提。没有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发展，我国的图书馆改革特别是图书馆观念的转变和更新，要取得目前的成绩是不可想象的。但我们也似乎意识到，目前仍有一些人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缺乏了解和认识甚至抱有某种偏见，从而导致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成果无辜地背上了“玄”、“虚”、“空”等罪名，对此我们不能熟视无睹。

1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特点

1.1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抽象性

所谓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就是对图书馆实践和图书馆学领域的基本问题进行高度的分析、概括，是普遍性、规律性的总结和归纳。而不是对图书馆实践和图书馆学现象的简单描述或复制。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对图书馆实践和其他图书馆学分支学科的发展应起到根本性的、深层次的和普遍性的指导作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学科性质和所应发挥的功能，要求它必须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从现状来看，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抽象程度还明显不够，理论层次还明显偏低。现在图书馆界存在这样一种偏见，认为图书馆学理论越抽象，就会越脱离实际，变得虚无缥缈。其实，科学的抽象只是高于实际而不是脱离实际。不高于实际的认识就不是理论，尤其不是基础理论。理论的抽象有不同的层次，但是基础理论必须是高层次的抽象。因此，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作为图书馆学体系的一个分支，应将其定为高度抽象高度概括的学科。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它的抽象性，抽象性可以说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最具代表性的特征之一。

1.2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超前性

［摘要］从基层图书馆工作的需要的角度，分析了我国图书馆学本科教育存在的问题，从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师资建设、教学方法等方面对图书馆学本科教育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图书馆学教育；本科教育；课程设置

我国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已形成了由专科教育，本科教育，硕士、博士教育组成的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1］随着信息经济时代的到来，图书馆工作重心发生了转移，图书馆自动化、数字图书馆建设、特色资源数据库建设、参考咨询服务等工作已成为基层图书馆工作的核心内容。由于条件的限制，基层图书馆对图书馆学硕士、博士毕业生是可望不可即的，但是他们对于图书馆学本科毕业生还是寄予了厚望。他们理想中的本科毕业生是能很快适应图书馆工作，具有较强的敬业精神和扎实的专业知识，能给图书馆工作带来技术上、理论上的指导，并且具有一定的图书馆管理知识的人才。然而，事实上基层图书馆盼来的相当一部分本科毕业生却并不能给图书馆工作带来预期的变化，于是他们便对图书馆学本科教育提出了质疑。

1图书馆学部分本科毕业生的工作表现

1．1不愿从事流通、阅览服务第一线的工作

图书馆行业没有准入制，基层图书馆员文化、业务素质都偏低，图书馆学本科生有一种优越感。其实流通阅览工作是熟悉馆藏和干好采访、编目、参考咨询工作的基础，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又由于缺乏正确的职业价值观，他们轻视流通、阅览工作，不能正确认识到这些基础性服务工作的重要性，大多不愿从事第一线服务工作。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是关于图书馆现象的一般理论知识。它是由关于图书馆现象的一般性认识问题的理性知识和关于图书馆学各个分支学科的共性问题的理性知识等构成的思想体系。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在我国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图书馆定义问题的讨论。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教材和专著的不断问世，大大推进了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但是，应当承认：在建设和发展我国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方面，我们尚有许多问题需要讨论和解决。

1关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中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对立统一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图书馆学的研究领域出现了一种声音，即认为对以描述客观规律为已任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而言，不应该有各国自己的特色，因为特色太多不一定是件好事，图书馆学的理论、原则，特别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只是用于本国，不适用于大多数国家，就不是真正的科学理论。对于这种认识，我们应当辨证地加以分析。一方面，基础理论不同于应用理论，它主要用于解决人们在从事图书馆事业的活动中所遇到的各种基本认识问题和具有共性的基本理论问题，所以，就应当充分认识到一个基本的事实：即由于人们认识有关问题的角度和深度的不同，思考问题的情境不同，解决问题的宗旨不同，掌握相关信息素材的齐全程度不同，思考和解决问题所采用的思维方式不同等，因而自然会出现认识结果的不统一性和多样性；同时由于图书馆现象本身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变化性等因素的影响，也造成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成果的多样性和不统一性。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通过各种学派和相关问题的理论争鸣，在一定时期，图书馆学界对某些基础理论的理性认识会出现暂时的统一现象。但是，应当看到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过程中的这种统一的现象只是相对的，而且通常的情况是，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进一步深化，所掌握的信息素材的进一步丰富，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方法的某些局部的统一和平衡往往会被人们所突破。

回顾一下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历史，从其建设和发展的基本轨迹中，我们不难看出理论建设中的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的基本规律。例如，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展的图书馆定义问题的讨论，使人们对图书馆本质问题的认识基本上达成了共识；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由于世界性的图书馆学知识横向交流的发展，以及人们认识的深化，所以又出现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学术争鸣，在这次争鸣过程中，人们的一些认识又一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统一。再如，20世纪80年代其中较有代表性，统称为“交流说”问题的讨论，也使人们对“交流说”问题的认识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并且通过学术争鸣，形成了一些颇具代表性的理论观点，拓展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范围，深化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理论内容。这种打破原有平衡状态并出现不平衡状态的现象，其实是图书馆学不断成长和发育的一种正常表现，我们决不能将其看成是反常现象而加以责难。

我们在建设与发展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道路上，必须充分认识到关于某些问题或某个方面问题的理性认识的统一只是相对的，即理论研究中的平衡状态是相对而言的，而理论研究中对有关问题的认识的不统一性、多样性，从历史的发展的角度来说，则是绝对的。如果我们只是认识到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统一性，而对其建设性和发展性认识不足，那么就会出现自觉或不自觉地限制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思想倾向性。同样，如果只是承认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发展性和多样性，而不承认在某个时期的某些问题的理性认识方面的相对统一现象，则会给实际工作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所以，正确的做法是：承认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建设和发展是一个动态性与静态性的统一的过程，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是一个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对立统一的过程。

2关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中有无至善的理论

【【内容提要】我国的图书馆哲学研究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到80、90年代形成研究局面。目前，对图书馆哲学概念和内容结构的认识还很不一致。图书馆哲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把握图书馆现象本质，培育人的图书馆精神，为图书馆实践提供哲学指导。图书馆哲学的一些理论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参考文献63。

【摘要题】理论纵横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W.Hegel，

1770～1831）指出，“哲学认识本质”[1]。哲学历来是人们认识自然、社会和思维现象本质的思想武器。图书馆现象是一种社会现象，对图书馆现象本质的把握自然也离不开哲学思维。为了认识和把握图书馆现象的本质，我国图书馆学研究者们也进行了长期的图书馆哲学研究，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图书馆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高潮期，形成了一股持续的“图书馆哲学研究热”。本文就是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状况的综合述评。

1关于图书馆哲学研究的起源及其发展

是谁在什么时间第一个提出“图书馆哲学”这一命题，这是一个很难考证的问题。张广钦认为，“图书馆哲学”这一提法至迟在1934年就出现，其根据是丹顿（J.PeriamDanton）于1934年就著有《呼唤图书馆哲学》一文[2]。据台湾胡述兆先生在《印度图书馆学之父——阮冈纳赞》一文介绍，阮冈纳赞于20世纪30年代就著有《图书馆分类哲学》一文[3]。据台湾沈宝环教授《在“图书馆哲学”的竹篱外徘徊》一文介绍，英国的包得菲（A.Broadfield）于1949年著有《图书馆哲学》（APhilosophyofLibrarianship）一书[4]。这说明，图书馆哲学研究至少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

【内容提要】从认识论的角度探讨了图书馆学研究中怀疑的发生机理、特点、类型、地位和功能以及怀疑的实施方略，指出了实施怀疑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摘要题】理论纵横

【【关键词】图书馆学/研究/科学怀疑

【正文】

图书馆学研究始于图书馆学问题，问题是图书馆学认识发生机制的核心，而怀疑则是提出问题的一个必要前提。纵观图书馆学发展史，许多图书馆学理论、方法和技术的重大突破，都是同怀疑密切相关的。只要人们对图书馆学的探索不停止，科学怀疑也就不会停止。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图书馆学（研究）史，就是一部图书馆学的科学怀疑史。因此，我们从认识论的角度深入探讨图书馆学研究中怀疑的发生机理、特点、类型、地位和功能等，对于人们有效地进行图书馆学研究，推动图书馆学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怀疑”释义

学术期刊(以下简称“期刊冶)在促进科学知识的创新、科技成果的转化以及社会科技的进步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一定时间内某期刊所出版的学术论文对后续某段时间内相关领域知识创新的促进能力被称之为期刊影响力[1]。期刊排序分区是衡量期刊影响力的重要指标,通常由某种或某些文献计量学指标(又称“期刊表征因素冶)来度量,对总体评估期刊的学术质量、宏观考量期刊的办刊定位与出版策略、学术绩效短期评价、图书机构期刊采购等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意义。特别地,从科研管理实践来看,期刊排序分区是对于以数量胜质量、赚取奖金和应付考核投机行为的低成本有效对策[2]。最常见的期刊影响力度量指标是影响因子。普遍认为,影响因子越大,期刊影响力就越大。因此,期刊排序分区方法通常与影响因子有关。例如,适用于SCI英文期刊的排序分区方法主要包括:科睿唯安公司的期刊引用报告分区方法(简称“JCR分区冶)[3]和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的分区方法(简称“中科院分区冶)[4]。在JCR分区方法中,将某一个学科的所有期刊都按照上一年的影响因子降序排列后,依据学科内期刊总数目,平均将这些期刊分为4个区,每个所占期刊数目比例为25%。在中科院分区方法中,采用期刊的前3年影响因子均值进行降序排位,然后将这些期刊以固定但非平均的方式划分为四个区,期刊的区分位分别是5%,6%~20%,21%~50%,51%~100%。然而,随着各个学科知识创新日渐加速、跨学科研究日趋普遍、文献出版方式日呈多样化,仅仅使用影响因子来进行期刊分区存在一定的缺陷。研究工作者试图开发一个更为合理的期刊影响力度量指标,探索可以较为全面反映学术期刊质量和影响力的新型期刊分区方法。在影响因子基础上,人们已经研究了多种新的指数,如h指数[5,6]、及其改进g指数[7]、特征因子[8-9]、f(x)指数[10]、PR8指数[11]以及学术期刊影响力指数(AcademicJournalCloutIndex,CI)[12]等。特别地,中国科学文献评价研究中心的期刊影响力指数CI,目前已经成为了国内中文期刊文献分区的重要依据。该指标是一种依赖于将“总被引频次冶和“影响因子冶的非线性综合指标[12]。CI分区方法首先将期刊的CI值作为排序度量值对特定学科的所有期刊进行降序排位,然后采用与JCR分区相似的方式,依据某个学科内所有期刊的数量来平均分割成四个分区。尽管影响因子是衡量期刊影响力的重要指标,但是期刊影响力是多个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结果,其影响因素指标体系是由一系列具有内在关联的评价指标所构成[13]。显然,综合各种指标的期刊影响力评价方法能够从多个层面反映出期刊影响力的真实水平。然而,当前分区方法没有反映出其它多种期刊因素(如即年指标、半衰期、互引指数等)。近年来,不少研究趋向于利用采用相关系数[14]、线性回归[15]、因子分析[16-17]等线性分析方法综合多种期刊表征因素,进行期刊影响力综合评价并排序。尽管文献[14]中同时也使用TOPSIS来捕获期刊表征因素之间非线性关系,但仅限于因素之间的二次关系。总的来说,当前方法难以捕获多个期刊表征因素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而且难以描述特定学科内期刊的全局和局部关系。另外,诸多期刊因素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关系会干扰期刊影响力评价。因此,针对目前的分区方法不足,本文利用相关系数矩阵和方差膨胀因子挑选高独立性的若干重要期刊表征因素,并利用深度自编码器的高维非线性刻画能力,综合集成这些因素,从而生成一种新的期刊排序度量指标并基于此进行期刊分区。

1方法

1.1实证数据选取与预处理。本文数据来源于2017年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人文社会科学)[12],总共选择“图书馆学;情报学冶(以下简称“图情冶)、“法律冶和“体育冶三个学科中的学术期刊为实证研究样本,其中“图情冶学科包含43种期刊,“法律冶学科包含94种期刊,“体育冶包含41种期刊。每一种期刊包含学术期刊影响力指数(AcademicJournalCloutIndex,简称CI)和期刊分区(Q),以及35项学术期刊计量指标或表征因素(简称“因素冶)。例如,复合类指标、综合类指标、人文社科影响因子指标、出版指标、引证指标、网络传播指标等。因为少量期刊缺失个别因素的数据,需要对数据进行筛选。本文采用如下筛选方案:(1)剔除存在较多缺失因素数据的期刊:“图情冶期刊中的英文期刊《JournalofDataandInformationScience》,“法律冶期刊中的《中国法律评论》、《交大法学》、《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国际法研究》、《医学与法学》、《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河南警察学院学报》、《中国律师》、《新疆警察学院学报》、《广州市公安管理干部学院学报》、《辽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中国刑警学院学报》,“体育冶期刊中的英文期刊《JournalofSportandHealthScience》和《当代体育科技》;(2)存在缺失单个因素数据的期刊,采用该学科内其它期刊该因素值的平均值作为其估计值,如《情报学报》的“web即年下载率冶;(3)用边界值代替非确切数值,如“>20冶的数值均以“20冶替代;(4)删除不必要的冗余因素和分区无关因素,如“影响因子排序冶是与“影响因子冶的冗余,“研究层次冶是与分区无关的因素。最终选用42种“图情冶期刊,82种“法律冶期刊和39种“体育冶期刊为研究对象,每一种期刊均包含33个因素,如表1所示。根据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的方法,这些因素分为三组,分别是:“上年期刊主要影响因子冶,“其它各类计量指标冶和“人文社科类影响因子、被引频次及可被引文献量冶,详细信息如表1所示。因为所有期刊影响力因素的取值范围差异很大,比如“复合总被引冶的数值量级可达上万,而“复合影响因子冶的数值量级只有10左右,所以本文采用数据标准化来减少计算误差。标准化的定义为:z(i)=x(i)-滋(i)滓(i)(1)其中为x(i)为期刊x的第i个因素的原始数值,滋(i)和滓(i)分别为数据中所有期刊的该因素的均值和标准差,z(i)为标准化之后该因素的数值。1.2深度自编码器。深度自编码器(以下简称自编码器)作为深度学习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无监督的深度神经网络[18]。它不仅能够表达高维非线性变量关系,而且能够将其压缩为低维关系,从而为衡量期刊的排序分区提供一个可视化的表达和分析。在实际应用当中,自编码器具有重建过程简单、可堆叠多层等优点,通常由输入层、编码解码隐含层和输出层组成。其中,输入层和输出层维度(神经元数目)相等,输入层和隐含层之间构成编码器,输入信号x沂Rd通过编码过程在编码隐含层产生含数据特征的激励a沂Rm,解码隐含层和输出层之间构成解码器,a通过解码过程得到重构信号y沂Rd,解码是编码的逆向运算。在本文中,x代表期刊,用d个期刊因素表示,y表示重构之后的期刊。自编码器的训练目标是使原始输入y抑x,从而捕获数据中最重要的信息。如图1所示,本文采用L层自编码器,其过程可用如下公式表示:输入层-编码隐含层:a(1)=f(Wx+b)(2)编码隐含层:a(i+1)=f(W(i)a(i)+b(i)),i=1,…,L(3)其中,W和b分别为各层的权值矩阵和偏置项,L为编码隐含层的数目,f(誗)为激活函数,本文中采用sigmoid函数,其定义为f(z)=11+e-z,值域为[0,1]。在本文的自编码器实现中,输入层包含神经元数目对应于期刊因素的数目。同时,也设计了包含不同隐层数目的自编码器构架,用来调查特定学科内期刊的全局和局部关系以及期刊排序分区。在可视化当中,最后一个编码隐含层的神经元输出值分别作为期刊的坐标值。该值又称为隐空间主元值,简称隐元值。

2实证分析

2.1期刊因素分析与选择。尽管期刊拥有多达33个因素,然而有的因素与其它因素密切相关,相互之间存在较高的相关性,导致因素之间存在共线性问题。比如在2017年的“图情冶期刊中,第2个因素“复合影响因子冶与第3个因素“复合他引影响因子冶之间的相关性高达0.9969,它与第4个“复合5年影响因子冶之间的相关性为0.9768。再如,第11个因素“可被引文献量冶与第33个因素“可被引文献量2016冶的相关系数等于1,其中的原因在于数据来源于2017年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所以这两个因素包含相同的数据。指导期刊发展的首要任务是明确重要的因素、并剔除冗余的因素。以“图情冶期刊为例,我们首先计算了方差膨胀因子(简称VIF)。结果表明,“可被引文献比冶(15.279)、“基金论文比冶(22.645)、“平均引文数冶(24.273)、“引用半衰期冶(20.735)和“被引半衰期冶(15.520)这五个因素的VIF在15和25之间,存在较严重的共线性现象,括号中数值为对应的VIF值;更为严重的是,其它因素的VIF远大于25,甚至高达10的7次方,存在极度共线性现象。由此可见,“图情冶期刊的因素之间存在非常严重的多重共线性现象。其次,按照表1里面的因素编号顺序,我们计算了建立因素之间的两两相关系数矩阵,从而挑选共线性程度较低的期刊因素。因为我们不关注相关性的正负,而是关注相关性的大小,所以相关系数矩阵包含的是相关系数的绝对值。为了进一步分析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我们应用非负矩阵分解算法对该矩阵实施聚类。经观察发现,这些因素可以形成4个聚类。其中,第1个聚类包含11个因素,包括10种综合类、复合类以及社科统计源期刊引用的影响因子和即年指标、以及“web即年下载率冶,其内部的平均相关系数高达0.935。第2个聚类包含10个因素,包括8种复合类、综合类总被引和各种统计源引用、“被引期刊数冶和“总下载量(万次)冶,其内部的平均相关系数为0.841。第3个聚类包含7个因素,包括4种可被引文献量、2种半衰期和“引用期刊数冶,其内部的平均相关系数为0.545。第4个聚类包含5个因素,分别是“可被引文献比冶、“基金论文比冶、“平均引文数冶、“他引总引比冶、“互引指数冶,其内部的平均相关系数较低,仅为0.229。图2(a)显示了因素相关系数图,其中节点表示期刊因素,连边表示因素之间的相关系数,粗连边表示高相关性,细连边表示低相关性;为了突显聚类,因素聚类用虚线框和对应的序号进行标定。最后,针对相关系数很高的聚类,只选择其中第一个因素作为该聚类的代表因素。对于相关系数较低的聚类,选择全部的因素。总共获得了8个因素,包括“复合总被引冶、“复合影响因子冶、“可被引文献量冶、“可被引文献比冶、“基金论文比冶、“平均引文数冶、“他引总引比冶和“互引指数冶。在重新计算它们的VIF之后,我们发现由于“可被引文献量冶的VIF值(4.314)相对其它的因素而言数值较大,而且与其他因素的相关性超过了0.600,因此为了降低共线性程度进一步剔除了该因素。最终采用其它7个因素进行期刊影响力分析。如图2(b)所示,这些因素的VIF值均小于2.500,平均VIF值为1.693,“基金论文比冶具有最大的VIF值2.207。同时,我们也统计了它们之间的相关系数。如图2(c)表示,其相关性绝对值总体较低,平均相关系数仅为0.250;最大的相关性发生在“基金论文比冶因素,它分别与“平均引文数冶和“复合影响因子冶之间的相关系数值为0.557和0.520;最小的相关性发生在“复合影响因子冶和“他引总引比冶之间,两者几乎完全独立。这些结果表明,所选因素之间具有很低的共线性程度,可以用来进行下一步的期刊排序,从而可以用来指导期刊发展和提高期刊影响力。2.2基于深度自编码器的期刊排序。在实证分析中,根据隐层数目与神经元数目,设计了不同构架的自编码器,以将上一节选出的期刊因素拼接在一起作为自编码器的输入。采用了四种不同层数的自编码器构架,其隐层数目分别为1,2,3,4,并分别调查了每一种构架对应的隐层神经元数目。通常隐层数目在3及以上的自编码器被称为深度自编码器。为了描述方便,这里采用{A,B,C,D}的格式来表示自编码器构架,其中字母数目表示层数,字母本身表示该层的神经元数目。以“图情冶期刊为例,我们设计了渐进式的构架设计策略,即先调查隐层数目为1时对应的神经元数目,然后在此基础上调查隐层数目为2时对应的神经元数目,以此类推,直至确定最后一个自编码器构架中的神经元数目。具体过程如下:(1)当采用一个隐层{L}的时候,我们分别调查了L分别等于2~10、15、20、30、40、50和60条件下自编码器的隐空间输出结果。由于CI是目前最好的期刊影响力度量指标之一,我们计算了第一个隐元与CI的相关系数,并期望第一隐元能够正向衡量期刊影响力,所以选择这个相关系数为正且数值最大时对应的神经元数目作为该隐层的最佳神经元数目。我们发现,L=3对应最好结果。同时,该值也可为多个期刊的影响力分布提供了一种可视化手段。因此我们选择3作为自编码器{L}的隐层神经元数目,同时也是自编码器{L,3}中第二个隐层的神经元数目。(2)当自编码器采用{L,3}构架时,我们分别调查了L在同样条件下自编码器的隐空间输出结果。通过与上一步类似的方法,确立隐层神经元数目L=5。(3)当自编码器采用{L,5,3}构架时,确立隐层神经元数目L=50。(4)当自编码器采用{L,50,5,3}构架时,确定隐层神经元数目L=30。虽然可以继续增加层数时,但是采用更多隐层构架的自编码所产生的隐元数值却越来越小,趋向于过拟合。最终,我们最多只考虑采用四层的深度自编码器构架。此外,尽管最终获得了三个维度的隐变量,但结果表明只取前两个隐元来显示期刊分布就足够了。图3(a)、(b)、(c)、(d)分别显示了“图情冶期刊由四种自编码器生成的隐空间分布。为了方便可视化,使用CI分区作为期刊的标记,其中圆点、方块、三角和浅蓝菱形分布表示1、2、3、4区期刊。由四个不同构架自编码器生成的期刊分布结果如下:(1)当采用第1个自编码构架时:对比CI分区结果,第一个隐元与CI值的Spearman相关系数等于0.7582。其中,CI值排名前三的1区期刊《中国图书馆学报》、《图书情报工作》、《情报杂志》与其它1区期刊相对分散;有两个1区期刊《大学图书馆学报》《图书馆论坛》与2区期刊靠近;大多数2区期刊与1区期刊邻近,但《医学信息学杂志》远离其它2区期刊;隶属于3区的期刊与4区期刊和2区期刊均呈现较大重叠混杂。(2)当采用第2个自编码构架时:第一个隐元与CI值的Spearman相关系数等于0.8028。期刊分布更加突显了1区期刊与其它期刊的不同,大部分1区期刊保持与其它期刊分离的状态;两个2区期刊《情报学报》和《现代图书情报技术》靠近1区期刊;此外,在2区期刊当中,除了《医学信息学杂志》之外,《现代情报》也略远离其它同分区期刊;4区期刊《图书情报导刊》远离其它的同分区期刊。(3)当采用第3个自编码构架时:期刊的分布范围进一步缩小,期刊分区边界初步显现,呈现出与第一个隐元相关的趋势,其与CI值的spearman相关系数为0.826;CI值排名第一和第二的1区期刊《中国图书馆学报》《图书情报工作》突显出了与其它期刊不同,而其他两个2区期刊《情报学报》和《现代图书情报技术》呈现靠近1区期刊的趋势,分别与《情报杂志》、《情报理论与实践》和《情报科学》相近。(4)当使用第4个自编码构架时,所有期刊被映射成一条近似单调直线,能够使用第一个隐元对期刊进行排序和分区,其中第一个隐元与CI值的Spearman相关系数为0.8503;1区期刊可分为三组,第一组包括《中国图书馆学报》和《图书情报工作》;第二组包括《情报杂志》《情报理论与实践》《情报资料工作》《情报科学》《图书情报知识》《图书与情报》,但是2区期刊《情报学报》和《现代图书情报技术》位于其中;第三组包括《大学图书馆学报》《图书馆论坛》,但是它们与其他分区的期刊混杂在一起。此外,其它分区期刊存在不同程度的混杂重叠。总的来说,自编码器能够一个以非线性方式综合了多个高独立性期刊因素的期刊排序度量,其第一个隐元可以用来作为期刊排序度量值(排序得分)。另外,也应用深度自编码器在“法律冶期刊和“体育冶期刊。由于篇幅限制,只选用了采用一个隐层和四个隐层这两种自编码器构架的期刊排序结果,如图4所示。期刊排序结果表明,这两大类期刊表现为与“图情冶期刊相似的规律。当采用一个隐层时,期刊较为分散,第一个隐元与CI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748和0.501,但是该构架利于发现离群期刊,如“法律冶期刊里面的《法制与社会》和《武汉公安干部学院学报》,“体育冶期刊中的《冰雪运动》。当采用四个隐层时,期刊分布呈现规律性,第一个隐元与CI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796和0.838。再次说明,第一个隐元可以用来作为分区得分。2.3分区方法对比。现有分区方法均根据期刊顺序和数量来实施,可分为基于平均划分的方法和基于固定非平均划分的方法。前者的代表方法包括JCR分区方法和CI分区方法,后者的代表方法有中科院分区。基于现有的划分策略,本节对应地设计了深度学习平均分区方法(简称DL平均分区)和深度学习非平均方法(简称DL非平均分区),并以“图情冶期刊为例进行对比分析。JCR分区和中科院分区分别使用影响因子作为期刊排序度量,而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简称“年报冶)提供的两大类影响因子:复合类和综合类。为了实施后续的期刊分区方法对比,首先调查了复合类影响因子与综合类影响因子在JCR分区和中科院分区中的差异。对比结果表明,两者无论是对于JCR分区还是对于中科院分区而言,结果非常接近,在42个“图情冶期刊中只有2个期刊的分区不同。因此,在后续的分区方法对比当中,只采用“复合影响因子冶(简称“影响因子冶)来分析JCR分区和中科院分区结果。对应于期刊分区策略,分区方法对比分为两个部分。首先,以CI分区为基准,对比了采用平均划分的JCR分区方法和DL平均分区方法。主要对比结果如下:(1)在CI的1区期刊列表中,JCR分区将《情报科学》和《图书馆论坛》分为2区,DL平均分区将《大学图书馆学报》和《图书馆论坛》分为2区;(2)在CI的2区期刊列表中,JCR分区将《图书馆杂志》《国家图书馆学刊》分为1区,将《图书馆理论与实践》和《医学信息学杂志》为3区;DL平均分区将《情报学报》和《现代图书情报技术》分为1区,将《图书馆杂志》、《图书馆工作与研究》和《图书馆理论与实践》为3区;(3)在CI的3区期刊列表中,JCR分区和DL平均分区同时将《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分为2区、将《农业图书情报学刊》和《农业网络信息》分为4区;此外,JCR分区将《文献》为4区,而DL平均分区却将其分为2区,将《图书馆学刊》和《四川图书馆学报》分为4区;(4)在CI的4区期刊列表中,JCR分区将《大学图书情报学刊》《图书馆界》为3区,DL平均分区将《古籍整理研究学刊》《图书馆界》《数字图书馆论坛》《中国典籍与文化》分为3区。其次,以采用非平均划分的中科院分区为基准,对照CI值和CI分区,设计了一个CI非平均分区,并对比了DL非平均分区。主要对比结果如下:(1)中科院分区的两个1区期刊中,CI和DL非平均分区将《大学图书馆学报》分别分为2区和3区;(2)在中科院分区的六个2区期刊中,CI和DL非平均分区都将《图书情报工作》分为1区,将《情报杂志》分为2区;前者将《情报资料工作》《现代图书情报技术》分为3区;后者将《图书情报知识》《图书与情报》分为3区;(3)在中科院分区的十三个3区期刊中,CI和DL非平均分区都将《情报理论与实践》《情报科学》分为2区;前者将《信息资源管理学报》分为4区;后者将《情报学报》分为2区,将《图书馆杂志》《图书馆工作与研究》分为4区;(4)在中科院分区的二十一个4区期刊中,CI非平均分区将《图书馆理论与实践》分为3区,DL非平均分区将《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和《文献》分为3区。综上所述,在给定平均划分条件下,三种分区方法在1区和4区的分区结果差异不大;在给定非平均划分条件下,由于非平均划分条件下1区和2区期刊数目较小,三种分区方法的结果差异稍大;少量期刊主要表现为分区差值临近,没有出现跨越一个及以上分区的差异情况;此外,《中国图书馆学报》在所有分区结果中均排名第一。详细对比结果如表2和表3所示。

3结论

1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困惑.

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是什么，“许多人，包括图书馆界内和图书馆界外的人们，都毫不迟疑地断言：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馆工作”[1]。这似乎是不言自明的道理。“然而，在事实上，从图书馆学诞生之日起，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就成为人们长期争论的问题，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1]依时间顺序，我们可以把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粗略分为如下几种：

一是图书整理说。“图书馆学”这一名称首先是由德国人施雷廷格在1807年提出来的，因此，他被誉为现代图书馆学的奠基人。施氏认为图书馆学研究内容应为符合图书馆目的的整理方面所必要的一切命题的总和。施雷廷还认为图书馆工作的核心是目录的编制。他不仅编制出12个大类、200个小类的分类表，而且编制过主题目录和字顺目录。另一位德国图书馆学家艾伯·特发展了施雷廷格的观点。他明确地指出“图书馆学应当研究图书馆工作中的实际技术。”这与美国图书馆学家杜威的观点十分相似。把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定义为“图书整理”或“图书馆工作中的技术经验”，是早期图书馆学家的主要观点，也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学派之一。

二是图书馆管理说。“图书馆管理说”也是早期图书馆学思想之一。1821年艾伯·特首次提出“图书馆管理学”之词。法国人海塞(1893)认为图书馆学的宗旨是解决如何最有效地管理图书馆。英国人爱德华兹和帕尼兹也致力于图书馆管理思想的研究。并对17世纪-19世纪以来的图书馆管理经验进行了全面总结。杜威的图书馆学思想在本质上也是提高图书馆管理和成本效益。我国第一代图书馆学人的学术思想也是源出此。

三是知识信息交流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科技信息的交流日趋频繁，边缘学科、交叉学科、横断学科纷纷问世，情报学也从图书馆学这个母体中剥离出来。20世纪40年代-70年代，国外一些图书馆学者对知识、信息、情报的交流问题给予了很大关注。如美国图书馆学家谢拉在《图书馆学教育基础》一书中提出，“交流是社会结构的胶粘剂”、“图书馆是社会交流链中的一环。”“图书馆具有教育作用和传递情报的作用。它是人们与文字记录知识之间的中介，是促使记录知识最大限度地为社会利用的交流系统”。前苏联学者米哈依诺夫、丘巴梁也认为情报交流是信息部门的主要任务。20世纪80年代，“交流说”引入图书馆学领域。“知识交流说”在理论形态上自称是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实际上它是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一种新解。它摆脱了从图书馆实体出发确定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封闭思维模式，以新的视角、新的方法探讨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

四是信息资源说。20世纪80年代，欧美国家兴起了一个新的专业术语“信息资源管理”（InformationResourcesManagement，简称IRM）。IRM理论形成后不久就渗入图书情报学领域。80年代末，IRM传入我国，并引起强烈的反映。如90年代初，国内图书情报学系纷纷更名为信息管理或相关系名。并在教学中加大了信息资源管理课程的比重。1999年，徐引篪、霍国庆的《现代图书馆学理论》一书出版，该书明确提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动态的信息资源体系”。信息资源说将图书馆视为动态的、有机的信息资源体系，力图揭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本质。“信息资源说”虽挟西风而传布，但是也有不少“本土化”的成果，如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信息资源管理方向硕士点博士点，以及一些信息管理学专著的问世都有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