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化范文10篇

提要定义了土壤退化的概念，分析了全球及我国土壤退化概况，总结了土壤退化的研究进展，最后提出了土壤退化科学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土壤退化；概况；进展；方向

中图分类号S15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037(2000)03－0280－05

鉴于土壤及土地退化对全球食物安全、环境质量及人畜健康的负面影响日益严重的现实，从土壤圈与地圈—生物圈系统及其它圈层间的相互作用的角度研究土壤退化，特别是人为因素诱导的土壤退化的发生机制与演变动态、时空分布规律及未来变化预测与恢复重建对策，已成为研究全球变化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并将继续成为21世纪国际土壤学、农学及环境科学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但是，迄今为止，有关土壤退化的许多理论问题及过程机理尚不清楚，还没有公认的或统一的土壤退化指标和定量化评价方法[1]。因此，及时了解国际土壤退化研究的最新动向，并结合我国实际创造性地开展该领域的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生产意义。

摘要：格尔木市地区种植的紫皮大蒜由于品种单一，长期种植，蒜种没有提纯复壮，发生了严重的种性退化的问题。根据退化原因，提出了相应的栽培技术、提纯复壮技术及其预防措施。

关键词：退化：栽培技术：提纯复壮：大蒜

格尔木紫皮大蒜品种为晚熟品种，春季播种，晚秋收获蒜头，亩产可达1500-1800公斤，紫皮大蒜具有很好的生物药用价值，有防癌抗癌的作用。大蒜是通过蒜头进行无性繁殖的，长期以来蒜农都是采取农家自留种，这样年复一年的种植，蒜种得不到提纯复壮，存在着严重的种性退化的问题。具体表现为：植株矮小，假茎变细瘦弱，抗逆性和抗病虫害的能力降低，蒜瓣小，独头蒜，面包蒜，葱叶蒜等增多，产量降低品质低劣。这是大蒜生产效益低，市场竞争力弱的首要障碍。

1种性退化的主要原因：

长期进行无性繁殖,导致病毒的积累，种性变异，其次不良的载培条件也对大蒜的种性产生了不良影响，如农药的长期使用，也导致了种性的变异。

1.1是栽培管理不当，如早播，偏施、重施速效氮肥，加重二次生长和面包蒜的发生程度；高度密植，采苔过迟或快速生产蒜苔而致使假茎功能叶受伤，造成头小，瓣瘦弱；

1土壤退化的概念

现在一般认为，土壤退化（soildegradation）是指在各种自然和人为因素影响下，导致土壤生产力、环境调控潜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下降甚至完全丧失的过程。简言之，土壤（地）退化是指土壤数量减少和质量降低。数量减少表现为表土丧失、或整个土体毁坏、或被非农业占用。质量降低表现为物理、化学、生物方面的质量下降。

为了正确理解土壤退化的概念，可从以下方面进行认识：土壤退化的原因：土壤退化虽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引起其退化的原因是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自然因素包括破坏性自然灾害和异常的成土因素（如气候、地形等），它是引起土壤自然退化过程(侵蚀、沙化、盐化、酸化等)的基础原因。而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不和谐即人为因素是加剧土壤退化的根本原因；土壤退化的本质：就是土壤资源的数量减少和质量降低。土壤资源在数量上是有限的，而不是无限的。随着土壤退化的不断加剧，土壤数量逐渐减少，土壤质量也在不断的降低。

2城市园林绿地的分布

城市园林绿地的土壤呈斑块状不连续分布，散布于公园、花园、庭院、道路两旁等地域上。这些地域并存着不同时代类型的土壤，具有较大的时空变异性，相邻的土壤在发生上可能毫无联系，因此城市园林绿地土壤往往呈现地带性微域分布。其分布范围是人为主观划分出来的，包括公园绿地土壤、隔离带绿地土壤、街道绿地土壤、居民区绿地土壤、单位环境绿地土壤等。

3城市园林绿地退化的特点

论文关键词：草原退化；生态系统

论文摘要：针对草原生态系统日益恶化的趋势，提出了实现草原生态建设和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措施和建议。

草原畜牧业主要是以天然牧草和采取放牧方式经营的畜牧业，因此天然草原的优劣和丰欠程度决定着草原畜牧业的兴衰。建国初期，我省牧区草原状况相对良好。60年代末牧区开始发生草原退化现象，随后愈演愈烈，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近年来甘肃省90%的天然草原有不同程度的退化，其中30%的严重退化，导致牧草产量、品质下降，载畜能力降低。如何解决日益尖锐的草畜矛盾，保护生态环境，直接关系到草地资源的永续利用，直接关系到牧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生态问题和社会问题。

1草原退化原因

草原退化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但主要是人类对草原生态系统长期的严重干扰，导致草原植被遭到破坏，生态环境逐渐恶化，最终失去平衡。

1.1超载过牧超载过牧是不顾草原第一性生产的能力，盲目加大畜群规模和放牧频率，使牲畜的采食量长期超过牧草再生量，实行掠夺式经营所造成的。在草原退化的情况下继续增加牲畜数量，形成了牲畜增加→草原退化→牲畜继续增加→草原加剧退化的恶性循环。据调查天祝县的牲畜数量由60年代的17.40万头（只）发展到目前的64万头（只），增长了2.70倍，畜均占有鲜草产量由7622.90kg下降到2081.04kg，超载23.85%，所以，没有不良的草原，只有不合理的利用制度和方式。

辽东山区包括抚顺、本溪、丹东、大连、铁岭、辽阳、营口七市及鞍山东部(除台安县外)的山地、丘陵区，总面积达7．08万km2，占辽宁省总面积的48．5%。辽东山区特有的温暖、多雨气候条件，使坡耕地粮食、经济林、中草药等得到广泛开发，形成了省内闻名的山区特色产业。在长期高强度资源开发的同时，受特殊的地貌、降雨和各种不合理的人为因素影响，该区存在着严重的水土流失，侵蚀形式以面蚀和沟蚀为主，沟壑密度达到1．4km/km2。严重的水土流失造成森林植被生态功能下降、河流水库淤积、旱涝灾害频繁等，同时引起水资源短缺、土地资源破坏及土地生产力下降，致使生态失调，区域生态系统严重退化，对当地生产发展带来了不利的影响。研究该区水土流失多元生物防治技术和途径，因地制宜、因害设防，治理与开发措施相结合，对位配置各项生物治理开发措施，建立水土保持生物措施对位配置模式，提高土地资源治理开发的质量与效益，对促进辽宁省五大农业优势产业区之一的辽东山区优势特色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保护生态环境，持久发挥对辽宁中部地区的绿色屏障作用，保障辽东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意义重大。

1水土流失治理模式

1．1陡坡板栗经济林地生物治理模式。1．1．1板栗套(补)种红松治理模式。板栗是辽东山区特有的经济林，多年的经营使板栗园生态系统严重退化，缺株、树体老化越来越严重，生产力水平逐渐降低，水土流失剧烈，生态环境恶化。此种情况可通过补植红松提高植被覆盖度，并逐步更新成人工红松林。红松是辽东山区地带性经济林优势树种，不仅是水土保持、水源涵养的最佳树种，还是优良的用材树种和经济树种，一直是该区板栗经济林更新替代、套种和老板栗园改造的主要树种，深受当地政府和农民的欢迎。按株行距2．0m×2．0m补植红松，采取鱼鳞坑整地。鱼鳞坑断面为半圆形，断面尺寸根据径流量计算公式W=F•C•h(W为单位面积径流量，m3/m2;F为集雨面积，m2;C为径流系数;h为鱼鳞坑深度，m)确定，设计标准按照10年一遇最大3～6h暴雨标准设计，根据当地降雨特征值计算出鱼鳞坑短半径r=0．75m，深度h=0．5m。鱼鳞坑密度即为红松的造林密度，上下行品字形排列。鱼鳞坑具体规格见图1。1．1．2紫穗槐穿带生物治理模式。紫穗槐是多年生小灌木，根系发达，并有大量的根瘤菌，栽植当年即可形成茂密的生物带，起到拦蓄地表径流和控制泥沙下泄的作用，因此选择紫穗槐在板栗林中营造穿带植物篱。(1)带间距确定。坡地植物篱带间距需要根据植物种类的搭配及土层厚度、坡度、气候条件等来合理确定。假设植物篱全部拦蓄带间泥沙，仅考虑土层厚度和坡度因素，则不允许有基岩出露并且有最大田面宽度的带间距为L=4H/sin2α〔L为植物篱带间距，m;α为地面坡度，(°);H为土层厚度，m〕，由此计算出地面坡度为3．5°、5°、10°、15°时相应的植物篱带间距分别为29．4、21．0、10．5、7．0m。在实际应用中可以此为依据，考虑板栗树分布，对带间距理论值进行调整。(2)植物篱结构和株距。植物篱结构一般分单排植物篱和多排植物篱两种。单排植物篱省工省时，占地较少，但篱带的强度和密度不如多排结构，且篱带本身的经济效益不易提高;多排植物篱水土保持效果好，篱带本身效益也较高，但占田面宽度较大，对地力消耗较大。结合试验区坡地的坡度、水土流失情况及带间距，确定采用双排植物篱。株距的确定充分考虑所选植物的特性及拦截水土能力，保证植物正常生长，定为0．1m，双排品字形排列。(3)整地栽植。在板栗园中沿等高线筑高0．25m、宽0．25m的单行栽植埂，按品字形将紫穗槐苗栽在埂上，覆土踩实即可。坡地植物篱纵剖面见图2。1．2缓坡耕地植物地(护)埂治理模式。梯田埂植物带和地埂植物带能有效改善该系统的水热条件，抑制杂草生长，拦蓄沙土，加强降水入渗，减少地表径流，达到减少坡耕地土壤侵蚀的效果，在控制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等方面有良好的标本兼治的作用，因而被广泛应用。1．2．1紫穗槐护埂治理模式。辽东山区降雨量大，对裸露的土质埂冲刷强烈。根据我们的调查，新修土质埂梯田当年雨季后细沟侵蚀达1～2条/m2，第二年雨季后即有局部土质埂小面积塌落，春季常发生小面积的压苗现象，虽然有野生杂草的防护，但随着修筑时间的延长，土质埂田坎在雨水的冲刷下，坡度变缓，占地面积增加，防护效果降低。为延长土质埂水平梯田的使用年限，提高梯田质量，本研究设计采用在土质埂上栽植紫穗槐护埂(见图3)。具体做法是在已修筑的水平梯田土质埂上，撒播紫穗槐种子，覆土厚度3～5cm，或栽植2年生紫穗槐苗，株行距0．5m×0．5m。紫穗槐每年平茬2次。1．2．2经济植物穿带技术。辽东山区坡耕地坡度陡、土层薄、地表支离破碎，很大一部分坡耕地不适宜修筑水平梯田，但这部分坡耕地既是生产潜力最大的土地资源，也是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区域，一旦地表浅薄的土层被冲蚀，耕地将不复存在。多年来，人们探索出了坡耕地紫穗槐植物篱控制水土流失技术，以此稳定耕地面积，改善耕地环境，提高耕地肥力水平和综合生产能力。紫穗槐地埂植物带虽然对坡耕地水土流失防治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由于埂带占用耕地，而且紫穗槐生长茂密、根蘖能力强，对埂带两侧农作物生长有一定的影响，加之紫穗槐没有经济效益，不受老百姓欢迎，因此无法大面积推广应用。本研究在注重控制坡耕地水土流失的同时，充分考虑农民的收入问题，根据当地气候、土壤条件和农民种植习惯，选择刺五加、楤木(刺嫩芽)营建植物埂带，具体设计见表1和图4。1．3沟道生态经济林植物封沟治理模式。辽东沟道类型主要是短促型，上游多直通山脊，沟底比降大，土层薄，支沟相对较少;中下游相对较平缓，土层较厚。沟道是水沙的汇集地，遇强降雨水土流失相当严重，导致脆弱的生态系统不断退化并呈现逐年加重的趋势。结合沟道上游修筑谷坊工程，在中下游采取特色经济林植物封沟措施，可在加速沟道生态系统修复与重建，恢复、提高生态系统功能的同时，获得经济效益，达到治理与开发利用相结合，生态、经济效益同步的目的。核桃是根系发达的深根性树种，根系垂直分布深，水平扩展范围大，肉质根粗大，有菌根，根际萌蘖力强，生长速度中等，喜温暖湿润气候，在深厚、疏松、排水良好、腐殖质丰富的沙壤土中生长良好、寿命长。野生山核桃主要生长在山区河谷两旁，适合在辽东山区沟道中下游栽植。为防止沟岸向外扩张和沟底下切，常在沟壁、沟底同时栽植山核桃恢复植被。根据辽东山区雨量大、土层薄的特点，采取穴状整地，整地规格为0．3m×0．3m×0．3m，雨季前栽植。详见表2。1．4小河道植物护岸(堤)绿堤治理模式。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河道治理日益受到重视，但往往片面考虑河岸的实用耐久性，多采用硬化措施护岸，河岸带植物群落的生态功能及其生态作用被忽视，常造成河流的自净能力降低、水质污染加剧。辽东山区小河道多，断面不规则，河道比降大，流速快，汇流时间短，洪峰峰值大，洪水暴涨暴落，水流摆动性大。工程防洪标准低，一般有堤河段为5～20年一遇防洪标准，无堤河段低于5年一遇防洪标准，洪水破坏性大。为控制洪水，恢复河道生态功能和景观，充分利用当地乔木树种枫杨耐淹、主根明显、侧根发达、生长快、根蘖强、固土防风能力强的特点，植物护岸措施采取以枫杨为主，工程措施与植物措施相结合的方法，加快山区中小河道整治。1．4．1自然原型河道枫杨护岸治理模式。自然原型护岸是指单纯种植枫杨保护河岸，利用枫杨的根、茎、叶来固持河道，保持自然河岸特性，有效促进林下植被复层结构的形成，以充分利用空间和营养，增加河岸的生物多样性。枫杨固坡护岸，有助于水陆过渡带的生态功能和生物多样性的恢复。此护岸类型主要应用于小河道的中、下游河段，此类河段一般地势较平坦，河床两侧地势较高，下切河床较稳定，河流流速较缓。为防止河流在大洪水时改道，在河道两侧栽枫杨2～4行，株行距一般设计为1．0m×1．0m或0．5m×1．0m。1．4．2石砌河堤枫杨护脚治理模式。在传统河道工程措施治理模式中，土堤以干砌石或浆砌石护堤为主，但工程投资大、维护费用高，经年累月后，冲刷严重部位堤脚被淘空，堤坝损毁严重。同时，工程措施是硬性覆盖，与周围环境不相协调，不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为提高工程措施效果，提高石砌堤坝的耐久性，采取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相结合的办法，在堤脚栽植1～2行枫杨，株行距1．0m×1．0m，可达到根系加筋、茎叶防冲蚀的目的，增加土体的抗剪强度，减小孔隙水压力和土体自重力，大幅度提高岸坡的稳定性和抗冲刷能力。1．4．3土筑河堤枫杨绿堤治理模式。在无护坡措施的土筑河道堤坝坡面采取枫杨绿堤措施，既以生物措施保护堤坝，又能提高河道生态景观功能，实现固堤、美堤的目标。栽植分两种形式:一是坡面栽枫杨，株行距为1．0m×1．0m或0．5m×1．0m;二是堤脚、坡面同时栽植枫杨，株行距为1．0m×1．0m或0．5m×1．0m。

2治理效果

2．1山地板栗园植物穿带、红松镶嵌补植模式效果。本研究通过对老板栗园采取板栗套(补)种红松防治技术、中幼板栗园紫穗槐穿带生物防治技术进行育补结合的生态修复，快速恢复了植被，建立了中幼板栗园“带式”、老板栗园“镶嵌式”退化生态系统修复模式，有效提高了板栗园的生物多样性和水文功能，改善了土壤理化性质，土壤侵蚀量减少50%以上，板栗园生态系统功能得到改善和提高，生态系统向良性循环转变。2．2坡耕地刺五加、楤木(刺嫩芽)特色植物资源穿带护埂模式效果。针对坡耕地水土流失严重的特点，采取紫穗槐生物护埂和刺五加、刺嫩芽经济植物穿带技术，建立“宽带式”水平梯田生物护埂模式和“窄条式”特色经济植物穿带模式，植物地埂绿期可以达到180天左右，覆盖率达90%以上，0～40cm土层植物根系密集，有效阻滞、拦蓄地表径流，拦截泥沙，每年形成7～11cm高的土坎，地面坡度降低0．5°～1°，减缓了地表径流流速，控制了土壤侵蚀，改善了农作物立地环境，提高了作物产量，坡耕地生态系统逆向发展得到遏制。2．3沟道山核桃特色经济林全方位治理开发模式效果。辽东山区沟壑密度较大，侵蚀剧烈。本项目在沟道上游工程措施治理基础上，从沟头到沟口，从毛沟到干沟，从沟坡到沟底，全方位布设山核桃经济林治理开发措施，组成一个上下纵横、多层次、多防线、多功能、立体型特色经济林综合治理开发体系，山核桃经济林形成规模，林下植被群落基本稳定，土壤结构逐步改善，土壤抗冲性增强，防止了沟岸扩张和沟底下切，有效地控制了沟道侵蚀的发展，为山核桃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立地条件，促进了山核桃和林下植物的生长，形成了良性循环的沟道生态系统。2．4小河道“枫杨护岸锁龙”式综合防护体系效果通过对小河道中下游河段采取自然原型河道枫杨护岸技术、上游石砌堤坝段枫杨护脚技术、土质堤坝枫杨绿堤技术，充分利用枫杨耐淹、主根明显侧根发达、生长快、根蘖强、固土防风能力强的特点，修建枫杨防洪护岸工程2474km，形成了较完整的植物护岸防洪体系，体现了生态治理河道的科学理念，促进了河道动植物生态平衡，恢复和美化了河道生态景观，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持续发展。

3结论

论文关键词：草原退化；生态系统

论文摘要：针对草原生态系统日益恶化的趋势，提出了实现草原生态建设和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措施和建议。

草原畜牧业主要是以天然牧草和采取放牧方式经营的畜牧业，因此天然草原的优劣和丰欠程度决定着草原畜牧业的兴衰。建国初期，我省牧区草原状况相对良好。60年代末牧区开始发生草原退化现象，随后愈演愈烈，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近年来甘肃省90%的天然草原有不同程度的退化，其中30%的严重退化，导致牧草产量、品质下降，载畜能力降低。如何解决日益尖锐的草畜矛盾，保护生态环境，直接关系到草地资源的永续利用，直接关系到牧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生态问题和社会问题。

1草原退化原因

草原退化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但主要是人类对草原生态系统长期的严重干扰，导致草原植被遭到破坏，生态环境逐渐恶化，最终失去平衡。

1.1超载过牧超载过牧是不顾草原第一性生产的能力，盲目加大畜群规模和放牧频率，使牲畜的采食量长期超过牧草再生量，实行掠夺式经营所造成的。在草原退化的情况下继续增加牲畜数量，形成了牲畜增加→草原退化→牲畜继续增加→草原加剧退化的恶性循环。据调查天祝县的牲畜数量由60年代的17.40万头（只）发展到目前的64万头（只），增长了2.70倍，畜均占有鲜草产量由7622.90kg下降到2081.04kg，超载23.85%，所以，没有不良的草原，只有不合理的利用制度和方式。

【摘要】我国是全球陆地生态最多的国家，基本囊括了全部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这些生态系统是我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但是，目前我国的生态系统都在处于不同程度的退化之中，形势不容乐观。退化生态系统的治理必须认清造成生态系统退化的原因和存在的关键问题，其中西部是重点。生态治理应当从基础的科学问题入手，减少人为压力，释放自然恢复潜力。国外成功的经验是利用自然力，国内外一些大型的生态工程之所以不能成功，正是因为违背了自然规律与经济规律。为此，我们建议对于我国的退化生态系统治理应当“以人为本”，将退化生态系统治理与正在发展的城镇化集合起来考虑，实施人口城市化、生态自然化；先易后难，分类治理；保障经费使用的有效性，并形成生态治理产业，促进我国各类退化生态系统的全面治理。

全球共有十大陆地生态系统类型，我国占其中九类，分别是热带雨林、常绿阔叶林、温带落叶阔叶林、寒带针叶林、红树林、草原、高寒草甸、荒漠、苔原。我国唯一缺乏典型的非洲萨王那群落(稀树疏林草地生态系统)，但是中国的四大沙地(浑善达克、科尔沁、毛乌素、呼伦贝尔)在健康状态下其结构与功能恰恰是“萨王那”类型的。这样，我国不仅是全球生态系统类型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唯一能够囊括全部陆地生态系统类型的国度。然后，非常不幸的是，我们这些生态系统都处在不同程度的退化过程中(刘国华等,2000)。除了众所周知的森林锐减、荒漠化扩大外，那些过去较少受到破坏或轻度破坏的高寒草甸、温带草原也出现了严重退化。中国退化生态系统的现实异常严峻，如果控制不住，将会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甚至国家安全。由生态系统退化的诱发各种生态灾难，业已使国家蒙受了重大损失，如1998年仅长江和松嫩流域特大洪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超过2000亿人民币！(,1998)。生态破坏还加剧贫困，影响社会安定。在我国一些沙化严重的地区，当地农民被迫远走他乡，成为生态灾民。因此，我国退化生态系统的治理应当列为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能力建设的头等大事情来抓。

一、国内外的经验与教训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从过去100多年来，人类与自然冲突中的几个严重事件中，我们能否总结出一些经验教训，避免那种“先破坏、后治理”、“先污染、后治理”或者“先引进、后消除”（往往很难除掉）的惨痛的教训呢？

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开始大规模移民南部大草原。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在开垦地土壤地力耗尽后马上撂荒，转而开垦新的土地。但是，草地的严重扰动诱发了大规模的沙尘暴：1932年爆发14次，1933年高达38次，1934年春季的沙尘暴，扫荡了中西部大平原，使全国小麦减产1/3。1935年5月，起源于堪萨斯、阿克拉荷马、科罗拉多三州黑风暴，裹挟着大量耕地表层黑土，形成了东西长2400km、南北宽1440km、高约3km的“黑龙”，3天中横扫2/3个美国,3亿吨肥沃表土被吹进大西洋，16万农民受灾。后来，据美国土壤保持局统计，1935-1975年的40年间，大平原地区被沙尘暴破坏的面积高达4000-6000km2a-1。为控制土地荒漠化和沙尘暴，美国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生态保卫战。其主要的做法是，推行“农场法案”，鼓励弃耕，政府采取补偿制度，建立自然保护区，恢复天然草原，休牧返林还草。在不到5年的时间内，返林返草面积达150000km2，约占全国耕地总数的10%，在此基础上建立自然保护区144个。由此看来，美国主要是利用了人退的办法成功遏制了困惑该国几十年的“黑风暴”问题。

前苏联自1954年起在哈萨克、西伯利亚、乌拉尔、伏尔加河沿岸和高加索部分地区大量开垦草地，至1963年累计垦荒600000km2。由于缺乏防护措施，加之气候干旱，造成新垦荒地风蚀严重，春季疏松的表土被大风刮起，形成沙尘暴。1960年3月和4月的沙尘暴席卷了俄罗斯南部广大平原，使春季作物受灾面积达40000km2以上。1963年沙尘暴受灾面积高达200000km2，新垦区农耕系统几乎瘫痪。沙尘暴同时殃及罗马尼亚、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等国。比黑风暴危害更大、持续更长的是，同时发生并绵延至今的白风暴:前苏联在土库曼斯坦卡拉库姆沙漠中修建卡拉库姆运河，每年可从亚洲第三大湖咸海的主要水源——阿姆河调水灌溉1000km2的农田和草场。这种“创造性地再造自然”带来的生态灾难是异常沉重的：阿姆河被截断使下游咸海水位急剧下降，30年间湖岸线后退了10-20km，咸海湖底盐碱裸露,“白风暴”(含盐尘的风暴)接踵而至，毁灭了60%的新垦区，并使其成为生命禁区。当年斯大林提出了规模超过美国“罗斯福工程的”的“斯大林改造大自然计划”，倡导在草原区植树，同时继续发展灌溉农业。1949-1953年，该工程营建防护林近30000km2，但到60年代末，保存下来的防护林面积只有2%而已。

一、卖空机制的相关研究

卖空机制对投资者行为影响的系统研究始于Miller。Miller(1977)认为，由于禁止共同基金卖空股票(市场仅允许有限卖空)，在股票上升超过基本价值时，市场力量较强的一方不能通过卖空充分套利，股票价格仅反映了市场上最乐观的投资者对股票价值的评价。Miller还认为，市场对股票走势看法的分歧越大，市场缺乏向下卖压的力量，股票价格越有可能上升至偏离基本价值的水平，由此造成股票未来预期回报率下降和回报率分布的肥尾(skewness)现象。Scherbina(2000)的实证研究证实了Miller的结论：高分散度的投资组合(代表对市场看法的分歧大)比低分散度的投资组合的平均收益率低。Miller认为，市场看法的分歧越大，基金不能卖空，就要减持某一种股票，这种股票的价格就会被乐观的投资者的交易行为推高，同时未来预期回报率就会降低。Chen，Hong和Stein(2000)的实证研究证明：基金持有份额较低的股票，平均回报率较低；反之亦然。Mong和Stein(1999)分析了卖空限制和买卖订单高峰时投资者对后市看法的分歧，证明卖空限制导致肥尾现象——股价向上波动的幅度大于向下波动的幅度。投资者在不同制度背景下的行为差异是导致股市不均衡波动的主要原因。在西方，市场存在卖空机制，但同时对卖空又有很多限制。我国的情况则是截至2006年8月1日之前，股票市场禁止卖空行为，而同期我国股票市场的波动性则比西方成熟市场更大。

二、卖空机制对投资者行为影响的数理分析

假设一个股票市场的投资者，期初拥有一笔财富w，分散地投资于市场。投资者不持有现金，不进行透支投资。市场上有两种资产：无风险资产，其固定收益率为rf；风险资产(股票)，其收益率为两部分，即资本利得R和红利d。我们假设投资者的投资期限为一期，比如一年。为了计算方便，略去资本红利，风险资产的收益率用月代表。锻资者的资产组合由无风险资产和风险资产(股票)两部分组成，风险资产的组合用市场组合或指数组合来表示，投资者面对的只有系统性风险。投资者的资产组合在市场的有效前沿上(efficientfrontier)，即这个组合是投资者风险态度既定下的效用最大化的最佳组合。投资者投资股票市场的比率用a表示，无风险资产的比率为(1-a)。投资者的市场风险贝占现因子为δ，0<δ<1。δ越接近1，表示风险越小；δ越接近0，表示风险越大。

1.允许卖空机制条件下投资者的行为模型(此处的卖空指无限制的完全卖空机制)。投资者的期初财富为w0，无风险资产的收益率为rf。假设在允许卖空的条件下，投资者投资风险资产的比例为a1，风险贴现因子为δ1，期末财富为wp。在允许卖空的条件下，投资者可以通过股票上涨和卖空两个途径获取收益，投资者的资本收益率由两部分构成：股票上升时的资本收益率(用R1表示)，以及卖空时的收益率。假设在有卖空机制的条件下，投资者的操作策略是每一次在股票指数上涨到一个高点时，卖出所有股票，并借来相同数量的股票卖空；在一个低点时买回当初卖出的股票组合，同时买人同样数量的股票还给其他投资者。进一步假设有卖空机制的市场是一个成熟、完美且有效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上，股票走势不可测，一年内股票指数上涨和下跌的概率相等，即投资者卖空的资本收益率和买卖股票的资本收益率相等，也为R1。于是，我们有：

2.禁止卖空机制条件下投资者的行为模型(禁止任何形式的卖空)。投资者的期初财富和无风险资产的收益率与允许卖空机制条件下相同，仍为w0和rf。假设在禁止卖空条件下，投资者投资股票的比例为a2，风险贴现因子为δ2，期末财富为wf。在禁止卖空的条件下，投资者只能通过股票上涨一条途径获取收益。假设在禁止卖空机制条件下，投资者的交易策略是在股票上涨的时候买进股票，在股票下跌的时候卖出股票——即典型的追涨杀跌。假设其资本收益率为R2，于是有：

由UniversityofManchester（曼彻斯特大学）的SvenModell完成的论文“IsInstitutionalResearchonManagementAccountingDegeneratingorProgressing?ALakatosianAnalysis”（《管理会计的制度研究是退化还是进步?一项拉卡托斯分析》），刊发在2022年ContemporaryAccountingResearch期刊上。这篇论文基于拉卡托斯的分析方法，对采用制度理论的管理会计研究是退化还是进步展开分析。在过去的40年里，以制度理论为基础的研究已经成为会计研究文献中社会学思想的主要分支之一。这一思路在管理会计研究中特别有影响力。然而近年来，一些制度理论研究贡献者开始对会计学者在推进对会计在组织和社会中作用的努力中以不加批判和过度折中的方式应用制度理论的倾向提出担忧。批评者认为，人们更多地关注重新包装制度论点，而不是提供对组织行为的实质性新颖见解。援引拉卡托斯关于科学进步的观点（Lakatos，1970），一些批评者甚至认为制度理论现在出现了一个退化的研究趋势，在很大程度上不再对组织研究做出进步的贡献（Reedetal.，2019；Aksometal.，2020）。当制度理论被应用到其他研究领域（如会计）时，这种退化趋势可能会被放大。例如，有人担心在当代会计研究中广泛借鉴相关研究领域的理论并不一定有助于提高我们对管理会计作为一种组织现象的认识。也有人担心会计学者并不总是根据他们研究领域的独特见解，对借鉴理论的领域做出贡献（Lukkaetal.，2014）。文章采用了拉卡托斯分析方法，作者对该分析方法进行了概述。拉卡托斯的科学进步模型建立在理论发展的进化观之上，适用于任何解释目的具有明确阐述的学者。

Lakatos(1970)提出了一种关于科学进步的观点，即科学进步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些相关的理论构成了一个更大的研究体系，这样的研究体系是进步的，因为每个新理论都对特定现象提供了进一步的解释，而不与同一体系中的现有理论相矛盾。寻找这种进一步的解释通常是由经验上可观察到的异常触发的，现有理论尚未解释，但那些新理论能够解释。在此基础上，作者探讨制度理论是在退化还是在进步。将有关科学进步的拉卡托斯模型应用于随时间推移而演变的制度理论的许多变化形式，我们首先需要指定可能被视为这个更大研究体系的硬核，然后确定这个硬核是否随着时间的推移保持相对稳定。作者通过分析发现，尽管制度研究体系已经演变成一个异质的学术体系，其硬核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直保持相对稳定。从一开始，制度理论研究学者就把组织看作是社会建构的实体，组织的生存取决于它们实现和维持社会合法性的能力，并认识到制度是一种受社会制约的现象，而不能被灌输无限制的理性。即使在制度理论研究学者试图更加强调代理和变革的领域，比如对制度创业与战略代理的研究，他们也没有对这一硬核提出挑战。由于制度理论研究学者不愿使支撑这一硬核的假设接受严格检验，同时齐心协力地推进嵌入代理的概念，硬核被挑战的倾向也降低了。这些努力催生了许多制度理论的变化形式，它们都对（去）制度化过程如何展开提供了进一步的解释。然而，从制度运行和制度逻辑观点的概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变化形式中出现的研究并不总是设法避免将代理行为和现存制度的作用归为一类，并改进对（去）制度化的现存解释。除非坚持对代理和制度的平衡，否则制度研究就有退化的风险。因为它既可能导致研究人员重新回到与制度同构研究相关的决定论，又可能导致过度的自愿主义、以行为者为中心的（去）制度化的解释。

作者将这种对退化和进步趋势的分析扩展到管理会计领域，绘制了1980—2021年基于不同制度理论演变的管理会计研究的累计数量图（见图1）以展现管理会计制度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出现到现在的演变过程。为了在控制出版渠道质量的同时，将研究样本保持在具有代表性的规模，对相关研究的搜索限于11个主要会计期刊，这些期刊定期发表基于制度理论的管理会计研究。文献检索基于一组反映上述制度理论演变的关键术语，有163项使用制度理论作为其唯一分析视角或与其他理论一起使用的研究被纳入分析。与之前的制度理论框架和拉卡托斯的观点一致，即研究体系由一组相关且经常共存的理论组成。这些研究分为五个集群（见图1）：①制度同构与脱钩；②制度创业与战略代理；③嵌入代理与制度冲突；④制度运行；⑤制度逻辑与复杂性。图1证实了拉卡托斯的观点，即构成研究体系的理论不会中断也不会相互替换，而是在较长时间内继续共存（Lakatos，1970）。此外，尽管组成研究体系的研究数量没有告诉我们这些研究方向是在退化还是在进步，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五个研究集群中除了一个之外，所有研究集群仍在增长。在过去的20年里，由制度同构和脱钩以及嵌入代理和制度冲突的概念所属的集群都在稳步增长。最近，关于制度运行、制度逻辑和复杂性的研究迅速发展。唯一看起来停止增长的是制度创业与战略代理。最后，作者总结了本文的关键发现，研究人员在（去）制度化过程中倾向于将代理行为或现存制度的角色归为一类，从而低估了嵌入代理，这确实是管理会计制度研究中出现退化趋势的主要原因之一。一方面，这种倾向在制度创业与战略代理的研究中最为明显，尽管制度理论研究者对这种概念进行了广泛的批判，但这些研究仍然把代理行为设想为一种基本的非嵌图11980—2021年基于不同制度理论变化形式的管理会计入现象。另一方面，它也继续困扰着部分从制度运行和制度逻辑角度出发的研究，这些研究最初是为了解决制度分析中缺乏对嵌入代理的关注而设计的。

虽然这些倾向并不是管理会计文献所独有的，可以在更广泛的制度研究文献中找到，但管理会计学者也产生了一些退化的倾向，这在研究文献中没有得到广泛记录。将功能主义和制度理论相结合的相对广泛和日益增长的做法，导致一些研究人员将功能主义假设移花接木到制度分析中，威胁到制度研究体系的硬核。在某种程度上，对制度研究体系硬核的明确威胁，也因为到目前为止管理会计学者不愿意放弃制度理论研究方法而得到缓解。与制度理论在组织研究中的总体发展相似，很少有人直截了当地否定制度理论，用功能主义对会计在组织中如何运作的描述来取代它。然而，将功能主义假设带入制度分析的趋势可以说是一种更隐蔽的威胁，可能会慢慢侵蚀制度研究体系的硬核，破坏其独特的内涵。这篇文章对未来研究的影响和贡献在于：首先，强调了对嵌入代理的高度重视，同时突出了代理行为和现存制度解释（去）制度化过程的中心地位。其次，此类研究不仅可以使会计学者能够基于会计研究独有的见解为更广泛的制度研究体系做出贡献，而且可以构成强大的堡垒，防止任何将功能主义带入制度分析的趋势。再次，为了推进如上所述的研究进程，建议管理会计学者采用比较分析方法来进行理论研究，对比不同背景下特定制度和会计之间的关系，有必要密切关注会计与组织实践的（去）制度化相关的过程，以追踪它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社会。然而，为了让研究人员深刻了解参与这类过程的代理行为是如何受到现存的，或是长期存在的制度制约，研究人员需要认真对待社会发展历史（Mutch，2018）。此类研究在管理会计文献中仍然很少，但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单个组织的会计实践如何影响行业层面动态和组织周围制度环境形成的理解。这篇文章所用的拉卡托斯科学进步模型也存在局限，对学术研究的有用性概念相对狭窄。相比现有关于组织研究中理论有用性的讨论和其他管理会计文献，这篇文章的重点是科学性而不是实际有用性。然而，在考虑制度理论的有用性时，重要的是不要过于狭隘地界定会计从业人员的概念，要认识到制度理论使会计与更广泛的受众面相关联的意义，否则可能意味着根据对组织绩效狭隘的管理主义关注来构建制度论点，从而增加将功能主义假设带入制度理论的诱惑。

作者：张川 刘立霞 单位：上海海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上海电力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上海电机学院商学院 上海海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当今世界，以荒漠化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土地退化，已经成为危及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大生态问题。中国是世界上荒漠化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尤其是西部地区，荒漠化面积占全国的90％以上，水土流失面积占全国的80％以上。土地退化已经成为制约中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主要因素。因此，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中国西部地区探索土地退化防治的综合生态系统管理新途径，是顺利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迫切需要。

中国西部地区土地退化成因与防治现状

1.土地退化成因

西部地区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历史上的西部地区曾经是水草丰美、森林茂密的地方，从众多的地名可以得到验证。如，呼和浩特是蒙古语“青色的城市”，包头是“有鹿的地方”，乌鲁木齐是“美丽的牧场”，罗布泊为“汇入多水之湖”。但由于自然环境变迁，特别是人类不合理的经济活动破坏了原生植被，我国西部出现了严重的土地退化。可以认为，近几十年来，不合理的人为活动激发和加速了退化的进程，成为土地退化的主要原因。不合理的人为活动，归纳起来主要是“五滥”——滥垦、滥伐、滥牧、滥采、滥用水资源。

深究土地退化的人为因素根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人口急剧增加。我国一些荒漠绿洲区的人口密度超过每平方公里500人，而联合国提出干旱区和半干旱区人口密度不应超过每平方公里7人和20人；二是政策误导和决策失误。50—70年代末，我国出现4次大的农业开发，仅草原开垦就达2亿亩，其中1亿多亩被撂荒成为沙地；三是草原管理制度滞后，超载严重，实际载畜量比草场理论载畜量超一倍以上；四是经济利益驱动，滥挖发菜、虫草、干草，破坏植被；五是生产技术和生活方式落后，水资源无序利用，农业生产广种薄收。

土地退化与荒漠化给我国的工农牧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影响，极大地制约着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