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股权范文10篇
时间：2024-03-23 03:2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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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东退股权管理论文
【摘要】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退股权事关股东利益保护问题，我国公司法对此规定有疏漏之处，不利于公司的发展。作者就退股权的权利属性、行使条件等问题进行了探索，提出了保护小股东利益的立法建议。
笔者在近几年的公司法教学和法律实践活动中较为关注公司企业的小股东的利益保护问题。常常在公司的本质、资本制度的刚性与弹性、股权平等的真谛与价值、股权保护与债权保护的冲突与平衡、股权的界限、公司运行中的司法介入、公司法的现代化等问题上陷入长久的思考与探索而难以得到要领。无论是讲课还是著文，惟恐强调一面而损伤其余，因此对问题的探讨受到矛盾心态的支配往往不能深入。以有限责任公司小股东利益保护为例，作者一方面考虑资本多数决原则的合理价值，考虑国有股权的支配地位的现实性，考虑中国公司法贯彻传统的大陆法系中严格的法定资本制以巩固公司的独立地位和信用的必要性，因此自然而然的接受并维护股东不得撤回其投资的固有规则。但是，冷静而审慎地观察中国公司法在有限责任公司小股东利益保护方面的消极作为，小股东面对大股东的骄横跋扈的专权行为没有任何的救济手段可用，作者开始意识到我国公司法在资本制度上奉行的原则已经或正在造成债权保护与股权保护的失衡。股东向有限公司投资就意味着步入了有进无出的单行线，当大股东在公司中滥权时，小股东无法维权，无法转让其出资，不能申请公司解散，更不能撤回投资。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留给小股东的选择只有三种途径：一是自行否决其股东的地位和尊严，俯首向大股东称臣；二是忍气吞声，任由大股东欺压而长期处于无奈和无力反抗的境况；三是胆大者采取私力救济的方式，抢公司印章、财产，甚至武力相向。
反思这些现象，我们不能不责怪我国的公司法在有限公司小股东利益保护方面的严重疏漏。公司法的立法者、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各地受理小股东不公平妨碍诉讼的法院、公司法理论资源的专业提供者都应当作些什么，以改变目前的这种局面，使有限责任公司小股东利益的保护如同股份有限公司小股东利益的保护那样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正是基于这一现实的考虑，笔者提出股东退股权的命题，并进而作出理论上的初步探讨，以对支配我国公司法体系的严格资本制度提出检讨，期望公司法能够借鉴国外制度发展变化的成功经验，把对小股东利益的保护作为立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吸收确定，使公司法本身更具现代化，也使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同小股东利益的保护受到公平的对待。
一、退股权的权利属性
公司法的主流理论往往将股东权利分为自益权和共益权，股东凭借其自身的行为就可行使的权利称为自益权，如红利的分配权、公司增资时的优先认购权、公司解散时的剩余财产分配权等；股东需和其他股东共同合作一起行使的权利称为共益权，如会议出席权、讨论权、意见发表权、提案权、财务帐目查阅权、特别股东会召集权、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股东的权利源自于股东向公司的投资行为,并受公司法的直接保护。公司以其名义开展经营活动,股东在完成投资后以有限责任割断了与债权人之间的联系，债权人与公司进行交易时已明白其利益实现的全部基础仅仅在于以公司的资本为中心形成的公司的净资产。因此，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的公司法十分注重公司资本的完整性，限制公司的股东权的行使可能对公司资本的任何损伤，股东的个人资产与公司的资产划定明确的法律界限，未经债权人的同意股东不可以将投入到公司中的资金撤出，因为它们是债权人利益实现的基本保障。法律的设计者给公司的股东预留了两个通道以供完成投资的股东重新将股份转变成资金：一是公司减资，二是股东转让其所持股份。公司减资意味着公司的股东先于公司的债权人而取得公司财产，公司资产的减少会使债权人利益的实现负载上更大的风险，而这些资产本来是债权人利益实现的期望所在。有鉴于此，公司法确立了资本不变原则和资本维持原则，确定在公司减资时应当经过债权人认可的法定程序，非经通知债权人并征询其意见的程序公司不得减资。有限公司的股东转让其所持股份，仍属于股东自益权的范畴，尽管转让应经其他股东的同意（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认购权）。股东转让其所持股份，只是改变了公司的持股股东，并不损伤公司资本的完整性，当然无必要征求债权人之意见。股东通过股份的转让，将股份转换成资金，实现了其权利。然而，无论是减资，还是转让股份，往往是在公司运营中不存在大股东挤压小股东的气氛中进行的，一旦公司中发生对小股东不公平妨碍的行为，大股东如果反对小股东转让其股份，则其他的人一般不敢接受转让，也就不可能产生公司法强制大股东购买该转让的股份的法律条件；而通过公司减资使小股东撤回投资需要公司的股东会作出决议，掌控公司大权的大股东是否同意减资当然存在疑问。此外，即使大股东同意通过减资让小股东撤出资金，但减资不仅仅面临债权人的质疑，而且还受到法定最低资本金和股东人数不得低于二人的限制。险关重重，小股东在公司内部倍受欺凌，“走为上计”，但是“走”又是何等的困难。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退股权
一、退股权的权利属性
公司法的主流理论往往将股东权利分为自益权和共益权，股东凭借其自身的行为就可行使的权利称为自益权，如红利的分配权、公司增资时的优先认购权、公司解散时的剩余财产分配权等；股东需和其他股东共同合作一起行使的权利称为共益权，如会议出席权、讨论权、意见发表权、提案权、财务帐目查阅权、特别股东会召集权、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股东的权利源自于股东向公司的投资行为,并受公司法的直接保护。公司以其名义开展经营活动,股东在完成投资后以有限责任割断了与债权人之间的联系，债权人与公司进行交易时已明白其利益实现的全部基础仅仅在于以公司的资本为中心形成的公司的净资产。因此，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的公司法十分注重公司资本的完整性，限制公司的股东权的行使可能对公司资本的任何损伤，股东的个人资产与公司的资产划定明确的法律界限，未经债权人的同意股东不可以将投入到公司中的资金撤出，因为它们是债权人利益实现的基本保障。法律的设计者给公司的股东预留了两个通道以供完成投资的股东重新将股份转变成资金：一是公司减资，二是股东转让其所持股份。公司减资意味着公司的股东先于公司的债权人而取得公司财产，公司资产的减少会使债权人利益的实现负载上更大的风险，而这些资产本来是债权人利益实现的期望所在。有鉴于此，公司法确立了资本不变原则和资本维持原则，确定在公司减资时应当经过债权人认可的法定程序，非经通知债权人并征询其意见的程序公司不得减资。有限公司的股东转让其所持股份，仍属于股东自益权的范畴，尽管转让应经其他股东的同意（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认购权）。股东转让其所持股份，只是改变了公司的持股股东，并不损伤公司资本的完整性，当然无必要征求债权人之意见。股东通过股份的转让，将股份转换成资金，实现了其权利。然而，无论是减资，还是转让股份，往往是在公司运营中不存在大股东挤压小股东的气氛中进行的，一旦公司中发生对小股东不公平妨碍的行为，大股东如果反对小股东转让其股份，则其他的人一般不敢接受转让，也就不可能产生公司法强制大股东购买该转让的股份的法律条件；而通过公司减资使小股东撤回投资需要公司的股东会作出决议，掌控公司大权的大股东是否同意减资当然存在疑问。此外，即使大股东同意通过减资让小股东撤出资金，但减资不仅仅面临债权人的质疑，而且还受到法定最低资本金和股东人数不得低于二人的限制。险关重重，小股东在公司内部倍受欺凌，“走为上计”，但是“走”又是何等的困难。
在19世纪中叶的英国，当时不公平妨碍诉讼制度尚未确立，英国公司法依据公司的合同属性对受害股东赋予了向法庭申请“公正合理清盘令”的保护手段，小股东在不能忍受大股东的各种不公平挤压行为时可径直向法庭申请颁令解散公司，结束公司的生命并依据投资比例分配公司的剩余财产。这一方式是当时小股东保护其利益的唯一方式，如果股东间无法继续维持公平的合作，不失为一种温和的解决办法。但清盘的后果本身是公司的扼杀，因而法庭很不愿意简单采用，往往在诉讼进行中在法官的安排下大股东承诺消除不公平的行为并给受害股东一定的损失补偿后，小股东自动撤回申请,使案件得以了结。为了弥补公正合理清盘令的不足，不公平妨碍诉讼体制才得以引入。但是，公正合理清盘令的诉讼方式在英国仍是小股东维权的必要保留制度，并且取得了成文法的形式，英国1986年破产法第122条、124条规定,小股东可以请求法院解散公司，如法院认为解散公司是正当与公平的,便可颁发公正合理清盘令。实践中，法官颁发公正合理清盘令的判断的事实依据有：（1）公司行为违反小股东的基本权利和合法期望；（2）公司经营超越章程大纲和章程细则所定之范围或公司设立的目的已无法实现：（3）公司实际上仅仅是大股东、董事或经理人实现个人利益的“工具”和“外衣”；（4）公司被人利用进行诈骗或其他非法活动。英国公司法上的公正合理清盘令制度为其他国家后来的立法所效仿，如美国《示范公司法》第十四章第三分章规定了公司的司法解散，确认法院可以解散一家公司，如果公司的股东向法院提起了解散公司的请求，并且证明以下事实中的任一一项：（1）董事在经营公司事务时陷于僵局，股东没有能力打破这一僵局，并且不可补救的损害正威胁着公司或公司正遭受着这一损害，或者正因为这一僵局。公司的业务或事务不能再像通常那样为股东有利地经营：（2）董事们或者那些支配着公司的人们的行为方式曾经是，正在是或将会是非法的、压制性的或欺诈的；（3）在投票力量上股东们陷入僵局，它们在至少两次年会的会期内不能选出任期已满的董事的继任者；（4）公司的资产正在被滥用或浪费。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61条、日本《有限公司法》第71条之二分别规定，持有相当于资本的十分之一以上的出资股份的股东有不得已之事由时，当然包括不能容忍大股东滥权的情况，可向法院请求解散公司。我国公司法对公司的司法解散未作规定，公司法第190条第二项规定的所谓“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时”可以解散的情况，无论如何不可能解读为是出于对小股东利益保护的考虑。具有浓厚的国家强制主义色彩、奉行资本多数决原则和严厉的法定资本制原则、未体现丝毫以人为本精神的我国公司法对小股东的保护几乎是空白的。在司法实践中，凡小股东在不能忍受大股东压制的情况下向法院提出解散公司的，法院或是不受理，或是以“诉请无法律依据”为由驳回起诉，概莫能外。我们当然可以通过赋予小股东向法院申请“公正合理清盘令”的权利的方式维护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也可以设计其他的维权方式诸如限制大股东的表决权，不公平妨碍诉讼权，表决权排除制度等以适应矫正大股东滥权行为的现实要求。但是，大股东对小股东侵权的行为及结果千差万别，小股东行使的权利如果过分单一，比如公司有数个股东的情况下，某一小股东申请公正合理清盘令就不十分恰当。当小股东不堪继续忍受大股东的挤压，而公司仍有延续的价值，无法通过转让股份、减资的途径实现小股东退出投资关系的愿望时，让小股东向法院请求退股不失为一种最佳的选择。退股权属于股东自益权的衍生权利，只是这一权利的行使存在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大股东的滥权行为严重侵害小股东的合法权益,通过其他的救济方式无法弥补小股东的损失，无法弥补大、小股东之间的信任裂痕,采取申请公正合理清盘令的方式其后果又过于严苛；二是权利的行使须得经诉讼途径。退股权对小股东来讲，是一种救济权。
二、股东退股权的公司法理探讨
权力制衡是现代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政治经济基础。在20世纪，强者依赖于弱者而存在和发展，强者须承担关照弱者利益的责任的法律理念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上以制度形式得以体现，公司企业概莫能外。渊源于英美法系国家的大股东对小股东负有的诚信义务和勤勉义务被世界多数国家的法律制度所接受，其所追求的公司管治目标是大股东在支配公司控制权时得维护公司的利益和小股东的利益，并不得将大股东的利益置于同公司利益相冲突的位置。这是公司法的时代特色之一。贯彻这样的法律理念，仅有原则性的价值性规范是不够的，法律还从立法和司法两个环节上设计出若干运行规则以使小股东对大股东行权形成有效的监督，毕竟大股东对小股东所负的义务已经获得了法律的认可。没有监督和制约，仅靠大股东的自律是不能实现这种制度设计目的的。一百多年来，在现代公司法发展的过程中，小股东制约大股东的法律理论和实践不断被创新和丰富，从早期的申请“公正合理清盘令”到“不公平妨碍诉讼”，再到股东“派生诉讼”，以及大股东投票权回避行使制度、累计投票制度、大股东表决权限制制度等，小股东的利益分配请求权、知情权、参与权被法官的判决不断地加以确认，日渐对发展中国家的公司法的现代化产生积极的诱导和影响。
英美国家的公司法律制度每每先于大陆法系国家而进行改革。在一百多年前，大陆法系国家坚守“资本三原则”时，英国《合股公司法》就已废除公司最低资本金制度和资本实缴制度，代之以授权资本制度。授权资本制度既然已大大地淡化了资本对债权人偿债的担保作用，就为在公司中受到压迫的小股东行使退股权以对抗大股东、保护其利益提供了不受债权人干涉的空间。当然，法律对于上市公司和封闭式公司采取了不同的制度安排：对于上市公司来讲，受不公平待遇的小股东可直接向公司请求退股，表现为公司暂时购回自己的股份，公司可将其作为库存股安排他用，也可择机另行发行；对于封闭式公司来讲，小股东请求行使退股权如果由公司直接退还资金，就会降低公司的偿债能力，因此小股东退股权的实现是以请求法院判令实施损害小股东利益的大股东购买小股东股份的方式完成的。从法理上说，股东之间基于相互信任创办公司，一旦大股东把受其支配的公司当作谋求自身利益的工具，就意味着对原已存在的信任的背弃，小股东当然有权选择退出投资关系；当小股东退股权得以实现时，对债权人利益可能造成损害的后果的预防责任直接转嫁给大股东是完全公平合理的。如此，就能在债权人和小股东利益保护方面实现平衡，而且对大股东也并未增加任何负担。按照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司法之规定，公司的股份因各种原因集中于一位股东手中时，该股东有六个月的时间对此予以调整，该股东可以将价值一港币的一股转让与他人,公司的地位就不受任何影响。否则，该股东须对公司的负债承担无限责任。这样的制度安排显然为受害的小股东申请将其持股强制卖给大股东架设了过渡的浮桥。
公司股东退股权研究论文
【摘要】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退股权事关股东利益保护问题，我国公司法对此规定有疏漏之处，不利于公司的发展。作者就退股权的权利属性、行使条件等问题进行了探索，提出了保护小股东利益的立法建议。
笔者在近几年的公司法教学和法律实践活动中较为关注公司企业的小股东的利益保护问题。常常在公司的本质、资本制度的刚性与弹性、股权平等的真谛与价值、股权保护与债权保护的冲突与平衡、股权的界限、公司运行中的司法介入、公司法的现代化等问题上陷入长久的思考与探索而难以得到要领。无论是讲课还是著文，惟恐强调一面而损伤其余，因此对问题的探讨受到矛盾心态的支配往往不能深入。以有限责任公司小股东利益保护为例，作者一方面考虑资本多数决原则的合理价值，考虑国有股权的支配地位的现实性，考虑中国公司法贯彻传统的大陆法系中严格的法定资本制以巩固公司的独立地位和信用的必要性，因此自然而然的接受并维护股东不得撤回其投资的固有规则。但是，冷静而审慎地观察中国公司法在有限责任公司小股东利益保护方面的消极作为，小股东面对大股东的骄横跋扈的专权行为没有任何的救济手段可用，作者开始意识到我国公司法在资本制度上奉行的原则已经或正在造成债权保护与股权保护的失衡。股东向有限公司投资就意味着步入了有进无出的单行线，当大股东在公司中滥权时，小股东无法维权，无法转让其出资，不能申请公司解散，更不能撤回投资。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留给小股东的选择只有三种途径：一是自行否决其股东的地位和尊严，俯首向大股东称臣；二是忍气吞声，任由大股东欺压而长期处于无奈和无力反抗的境况；三是胆大者采取私力救济的方式，抢公司印章、财产，甚至武力相向。
反思这些现象，我们不能不责怪我国的公司法在有限公司小股东利益保护方面的严重疏漏。公司法的立法者、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各地受理小股东不公平妨碍诉讼的法院、公司法理论资源的专业提供者都应当作些什么，以改变目前的这种局面，使有限责任公司小股东利益的保护如同股份有限公司小股东利益的保护那样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正是基于这一现实的考虑，笔者提出股东退股权的命题，并进而作出理论上的初步探讨，以对支配我国公司法体系的严格资本制度提出检讨，期望公司法能够借鉴国外制度发展变化的成功经验，把对小股东利益的保护作为立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吸收确定，使公司法本身更具现代化，也使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同小股东利益的保护受到公平的对待。
一、退股权的权利属性
公司法的主流理论往往将股东权利分为自益权和共益权，股东凭借其自身的行为就可行使的权利称为自益权，如红利的分配权、公司增资时的优先认购权、公司解散时的剩余财产分配权等；股东需和其他股东共同合作一起行使的权利称为共益权，如会议出席权、讨论权、意见发表权、提案权、财务帐目查阅权、特别股东会召集权、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股东的权利源自于股东向公司的投资行为,并受公司法的直接保护。公司以其名义开展经营活动,股东在完成投资后以有限责任割断了与债权人之间的联系，债权人与公司进行交易时已明白其利益实现的全部基础仅仅在于以公司的资本为中心形成的公司的净资产。因此，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的公司法十分注重公司资本的完整性，限制公司的股东权的行使可能对公司资本的任何损伤，股东的个人资产与公司的资产划定明确的法律界限，未经债权人的同意股东不可以将投入到公司中的资金撤出，因为它们是债权人利益实现的基本保障。法律的设计者给公司的股东预留了两个通道以供完成投资的股东重新将股份转变成资金：一是公司减资，二是股东转让其所持股份。公司减资意味着公司的股东先于公司的债权人而取得公司财产，公司资产的减少会使债权人利益的实现负载上更大的风险，而这些资产本来是债权人利益实现的期望所在。有鉴于此，公司法确立了资本不变原则和资本维持原则，确定在公司减资时应当经过债权人认可的法定程序，非经通知债权人并征询其意见的程序公司不得减资。有限公司的股东转让其所持股份，仍属于股东自益权的范畴，尽管转让应经其他股东的同意（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认购权）。股东转让其所持股份，只是改变了公司的持股股东，并不损伤公司资本的完整性，当然无必要征求债权人之意见。股东通过股份的转让，将股份转换成资金，实现了其权利。然而，无论是减资，还是转让股份，往往是在公司运营中不存在大股东挤压小股东的气氛中进行的，一旦公司中发生对小股东不公平妨碍的行为，大股东如果反对小股东转让其股份，则其他的人一般不敢接受转让，也就不可能产生公司法强制大股东购买该转让的股份的法律条件；而通过公司减资使小股东撤回投资需要公司的股东会作出决议，掌控公司大权的大股东是否同意减资当然存在疑问。此外，即使大股东同意通过减资让小股东撤出资金，但减资不仅仅面临债权人的质疑，而且还受到法定最低资本金和股东人数不得低于二人的限制。险关重重，小股东在公司内部倍受欺凌，“走为上计”，但是“走”又是何等的困难。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退股权研究论文
【摘要】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退股权事关股东利益保护问题，我国公司法对此规定有疏漏之处，不利于公司的发展。作者就退股权的权利属性、行使条件等问题进行了探索，提出了保护小股东利益的立法建议。
笔者在近几年的公司法教学和法律实践活动中较为关注公司企业的小股东的利益保护问题。常常在公司的本质、资本制度的刚性与弹性、股权平等的真谛与价值、股权保护与债权保护的冲突与平衡、股权的界限、公司运行中的司法介入、公司法的现代化等问题上陷入长久的思考与探索而难以得到要领。无论是讲课还是著文，惟恐强调一面而损伤其余，因此对问题的探讨受到矛盾心态的支配往往不能深入。以有限责任公司小股东利益保护为例，作者一方面考虑资本多数决原则的合理价值，考虑国有股权的支配地位的现实性，考虑中国公司法贯彻传统的大陆法系中严格的法定资本制以巩固公司的独立地位和信用的必要性，因此自然而然的接受并维护股东不得撤回其投资的固有规则。但是，冷静而审慎地观察中国公司法在有限责任公司小股东利益保护方面的消极作为，小股东面对大股东的骄横跋扈的专权行为没有任何的救济手段可用，作者开始意识到我国公司法在资本制度上奉行的原则已经或正在造成债权保护与股权保护的失衡。股东向有限公司投资就意味着步入了有进无出的单行线，当大股东在公司中滥权时，小股东无法维权，无法转让其出资，不能申请公司解散，更不能撤回投资。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留给小股东的选择只有三种途径：一是自行否决其股东的地位和尊严，俯首向大股东称臣；二是忍气吞声，任由大股东欺压而长期处于无奈和无力反抗的境况；三是胆大者采取私力救济的方式，抢公司印章、财产，甚至武力相向。
反思这些现象，我们不能不责怪我国的公司法在有限公司小股东利益保护方面的严重疏漏。公司法的立法者、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各地受理小股东不公平妨碍诉讼的法院、公司法理论资源的专业提供者都应当作些什么，以改变目前的这种局面，使有限责任公司小股东利益的保护如同股份有限公司小股东利益的保护那样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正是基于这一现实的考虑，笔者提出股东退股权的命题，并进而作出理论上的初步探讨，以对支配我国公司法体系的严格资本制度提出检讨，期望公司法能够借鉴国外制度发展变化的成功经验，把对小股东利益的保护作为立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吸收确定，使公司法本身更具现代化，也使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同小股东利益的保护受到公平的对待。
一、退股权的权利属性
公司法的主流理论往往将股东权利分为自益权和共益权，股东凭借其自身的行为就可行使的权利称为自益权，如红利的分配权、公司增资时的优先认购权、公司解散时的剩余财产分配权等；股东需和其他股东共同合作一起行使的权利称为共益权，如会议出席权、讨论权、意见发表权、提案权、财务帐目查阅权、特别股东会召集权、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股东的权利源自于股东向公司的投资行为,并受公司法的直接保护。公司以其名义开展经营活动,股东在完成投资后以有限责任割断了与债权人之间的联系，债权人与公司进行交易时已明白其利益实现的全部基础仅仅在于以公司的资本为中心形成的公司的净资产。因此，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的公司法十分注重公司资本的完整性，限制公司的股东权的行使可能对公司资本的任何损伤，股东的个人资产与公司的资产划定明确的法律界限，未经债权人的同意股东不可以将投入到公司中的资金撤出，因为它们是债权人利益实现的基本保障。法律的设计者给公司的股东预留了两个通道以供完成投资的股东重新将股份转变成资金：一是公司减资，二是股东转让其所持股份。公司减资意味着公司的股东先于公司的债权人而取得公司财产，公司资产的减少会使债权人利益的实现负载上更大的风险，而这些资产本来是债权人利益实现的期望所在。有鉴于此，公司法确立了资本不变原则和资本维持原则，确定在公司减资时应当经过债权人认可的法定程序，非经通知债权人并征询其意见的程序公司不得减资。有限公司的股东转让其所持股份，仍属于股东自益权的范畴，尽管转让应经其他股东的同意（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认购权）。股东转让其所持股份，只是改变了公司的持股股东，并不损伤公司资本的完整性，当然无必要征求债权人之意见。股东通过股份的转让，将股份转换成资金，实现了其权利。然而，无论是减资，还是转让股份，往往是在公司运营中不存在大股东挤压小股东的气氛中进行的，一旦公司中发生对小股东不公平妨碍的行为，大股东如果反对小股东转让其股份，则其他的人一般不敢接受转让，也就不可能产生公司法强制大股东购买该转让的股份的法律条件；而通过公司减资使小股东撤回投资需要公司的股东会作出决议，掌控公司大权的大股东是否同意减资当然存在疑问。此外，即使大股东同意通过减资让小股东撤出资金，但减资不仅仅面临债权人的质疑，而且还受到法定最低资本金和股东人数不得低于二人的限制。险关重重，小股东在公司内部倍受欺凌，“走为上计”，但是“走”又是何等的困难。
规范退股制有效实施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理论上的剖析；现实中的需要；对退股制度的必要规范；小结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股东退股制度是指在允许股东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退出原来的公司的制度、契约自由原则、股东的合意往往是建立在对自身利益或共同目的的可预见性的基础上、信任、忠实之义务、股东的固有权利、保护中小股东利益、化解公司僵局、经济效益的考量、对于债权人的利益保护来说更是一大不稳定因素、释明建立的意义的同时还要做好相关法律制度的配套、内部救济为前置、事项的规定、路径的运用、章程的规定是在应对解决时的一个重要路径选择等，具体请详见。
论文摘要：有限责任公司设立股东的退股制度有其理论的依据像契约自由、意思自治、固有权利和现实的需要如避免挤压、解除僵局和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等，通过对其的分析得出了这一制度设立的合理性与必要性的缘由。在阐明立论依据的同时还要注意对退股制度的规范以防止运行中的异化，使得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退股制度在严格控制与法律设定的模式下，保障制度价值功效的实现。
论文关键词：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退股
股东退股制度是指在允许股东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退出原来的公司的制度，确立股东退股制度对于像我们这样固守“资本三原则”的大陆法系国家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冲击。我国新公司法第36条“股东在公司登记后，不得抽逃出资”与旧的第34条相比“股东在公司登记后，不得抽回出资”虽只是改变了一个字却有不同的价值意义。在面对这一条文变化的时候，笔者虽没有像部分学者过于乐观认为是我国设立了股东退股制度，但却认同这一规定上以及其他条文的增设，间接的认可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退股制度，为以后正式确立这一制度开启了“法律之门”，奠定了基础。在此笔者希望通过对设立这一制度理论依据和现实需要进行分析和阐明，使人们能够了解确立的股东退股制度的重要意义，以求为以后公司法的相关内容的修善提供些许理论探讨。
一、理论上的剖析
契约自由原则。按照公司契约论的原理，我们现行的公司设立于股东的约定，是全体股东合意的产物，并遵照另一重要的股东契约之表现形式的章程来具体运作，在有限责任公司中无处不体现股东共同意志的重要性。在许多时候需要全体股东意思表现的一致性，而股东的合意往往是建立在对自身利益或共同目的的可预见性的基础上，当公司在遇到重大变化时，像公司章程的变更、公司经营方针的改变等可能会超出股东在设立公司，订立契约的期望，造成对股东之间持续性法律关系的破坏。也就是“当事人做出某种意思表示总是以其对当时基本情势的认识和对未来基本情势的合理预见为基础的，一旦当事人赖以决策的基本情势发生变化，或出现新的情势导致原有情势不能作为当事人决策之基础时，当事人则有权重新做出选择。”既然法律允许契约当事人具有创设、开始这种法律关系的权利，自然也应当赋予解除这种关系的存续的自由。因为公司的成立或解散应当取决于股东的意志，当股东在公司中的权益被侵犯，公司又不能就恢复股东权益或解散公司形成合意时，权益遭受侵害的股东就应当有权通过各种救济方式维护自身权利。既便是法律与契约没有现实规定，基于诚实信用考虑，在遇到股东不能维持此种关系时是应当允许“缔约当事人”解除这种关系的。
股东退股制度确立意义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理论上的剖析；现实中的需要；对退股制度的必要规范；小结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股东退股制度是指在允许股东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退出原来的公司的制度、契约自由原则、公司的成立或解散应当取决于股东的意志、信任、忠实之义务、股东的固有权利、保护中小股东利益、在相应的情形下退出原有法律关系并且突破大股东阻止小股东而制造的种种阻碍、化解公司僵局、经济效益的考量、释明建立的意义的同时还要做好相关法律制度的配套、内部救济为前置、事项的规定、路径的运用、其他人利益等，具体请详见。
论文摘要：有限责任公司设立股东的退股制度有其理论的依据像契约自由、意思自治、固有权利和现实的需要如避免挤压、解除僵局和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等，通过对其的分析得出了这一制度设立的合理性与必要性的缘由。在阐明立论依据的同时还要注意对退股制度的规范以防止运行中的异化，使得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退股制度在严格控制与法律设定的模式下，保障制度价值功效的实现。
论文关键词：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退股
股东退股制度是指在允许股东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退出原来的公司的制度，确立股东退股制度对于像我们这样固守“资本三原则”的大陆法系国家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冲击。我国新公司法第36条“股东在公司登记后，不得抽逃出资”与旧的第34条相比“股东在公司登记后，不得抽回出资”虽只是改变了一个字却有不同的价值意义。在面对这一条文变化的时候，笔者虽没有像部分学者过于乐观认为是我国设立了股东退股制度，但却认同这一规定上以及其他条文的增设，间接的认可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退股制度，为以后正式确立这一制度开启了“法律之门”，奠定了基础。在此笔者希望通过对设立这一制度理论依据和现实需要进行分析和阐明，使人们能够了解确立的股东退股制度的重要意义，以求为以后公司法的相关内容的修善提供些许理论探讨。
一、理论上的剖析
契约自由原则。按照公司契约论的原理，我们现行的公司设立于股东的约定，是全体股东合意的产物，并遵照另一重要的股东契约之表现形式的章程来具体运作，在有限责任公司中无处不体现股东共同意志的重要性。在许多时候需要全体股东意思表现的一致性，而股东的合意往往是建立在对自身利益或共同目的的可预见性的基础上，当公司在遇到重大变化时，像公司章程的变更、公司经营方针的改变等可能会超出股东在设立公司，订立契约的期望，造成对股东之间持续性法律关系的破坏。也就是“当事人做出某种意思表示总是以其对当时基本情势的认识和对未来基本情势的合理预见为基础的，一旦当事人赖以决策的基本情势发生变化，或出现新的情势导致原有情势不能作为当事人决策之基础时，当事人则有权重新做出选择。”既然法律允许契约当事人具有创设、开始这种法律关系的权利，自然也应当赋予解除这种关系的存续的自由。因为公司的成立或解散应当取决于股东的意志，当股东在公司中的权益被侵犯，公司又不能就恢复股东权益或解散公司形成合意时，权益遭受侵害的股东就应当有权通过各种救济方式维护自身权利。既便是法律与契约没有现实规定，基于诚实信用考虑，在遇到股东不能维持此种关系时是应当允许“缔约当事人”解除这种关系的。
农村“三变”改革法律问题分析
摘要:近年来，随着我国“精准扶贫”、“”等一系列政策的稳步推进和实施，我国农村经济建设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传统的依靠农村固有资源来促进农村发展的道路虽然也对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随着我国面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目标的提出，传统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不能够保证这一目标的顺利实现。贵州省在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为了促进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快速发展、改善贵州省本地年农村贫困人口的生活现状，贵州省在农村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因地制宜地提出了“三变”政策。这一政策在实施的过程中，虽然对农村经济的发展、贫困地区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其中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如股权、土地、企业经营主体等一系列法律问题则值得分析。明确了“三变”政策所反映的具体法律问题后，这一政策才能更好地指导农村经济的建设和发展，从而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经济的发展方式，促进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关键词:三变;土地流转;问题;对策
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目标的提出以及进一步落实，农村经济发展成为了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一旦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得到相应的改善，那么势必会进一步促进我国整体经济的发展，从而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目标。贵州省自身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因地制宜地提出了“三变”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一、“三变”政策概述及推进情况
(一)“三变”政策概述。三变政策是贵州省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而提出并落实的一项政策，简而言之，“三变”政策是指资源变股权、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具体而言，资源变股权是指以农村的闲置自然性资产和其他经营性从财产入股本村的经营主体，将本村的优势资源集中于该经营主体，保证该经营主体的快速发展;资金变股金是指在政府的引导下，将投入农村经济建设的资金通过合理的整合，转化为农村集体组织或者是农民持有的资金，农村集体或农民作为该经营性主体的股东;农民变股民是指，如果农民以其自身的土地使用权入股，该农民会取得一定的分红;如果该农民在经营主体中务工，则会取得劳动收入。由此可以看出，“三变”政策是充分利用了农村自身所具有的资源优势和人力资源优势，将农村的自然优势、人力资源优势、国家的政策优势以及广大农民整合的资金优势整合在一起，在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促进农民收入的提高，最终保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伟大目标的实现。(二)“三变”政策在贵州省实施概况。在2015年中央文件将农村改革放在突出位置这一要求提出之后，全国各地均充分贯彻落实中央文件的基本精神。贵州省也是如此，并且在2015年中央文件的要求之前，2013年贵州省六盘水市已经因地制宜地提出了“三变”政策。改革的实质就是将国家、农民、社会等多方扶贫资源整合起来，集中力量精准扶贫，有效解决贵州偏远山区“三农”问题。①在“三变”政策的指导下所成立的企业大多数是属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形式，在我国，尤其是贵州省农村集体合作社发展起步时间较晚，正因为如此，贵州省在“三变”政策实施过程中，可以直接总结外国及发达地区的先进成功经验，同时结合贵州本地的实际状况，制定合理的发展方向和发展策略。在贵州省，六盘水市从2013年就实施了三变政策。在“三变”政策的指引下，六盘水市的农村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提高，如六盘水市舍烹村，从2012年－2016年，在资源总量不变的情况下，该村的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具体而言，该村具有1326亩耕地、897．3亩水田、3970亩山地和林地，并且该村也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②在资源总量不变的情况下，由传统种植业发展出来了山地特色农业和乡村旅游产业，这些产业的融合，促进了该村经济的发展，并且创造了较多的就业机会，加速了农村劳动力资源的整合;此外，在2012年之前，该村的集体资产较少，但是“三变”政策实施后，该村集体资产已经增加到60万资金和部分集体合作社股权，大大提高了农村集体资产的数量;同时在资源整合后，该村也发展了4A级旅游景区，同时该村也成为了“三变”改革的发源地，具有较大的实地考察和旅游价值;此外在该村也成立了普古银湖中止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贵州娘娘山高原湿地生态农业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等一系列合作社。③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三变”政策实施后，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在六盘水市“三变”政策取得一定的成果后，贵州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在全省开展农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改革试点工作方案(试行)》，在这一方案中，省委省政府要求在贵州省全省内推广六盘水市“三变”的改革经验，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充分发挥农村的资源资源优势，促进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确保2020年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④目前贵州省“三变”政策已经在全省范围内推开实施，在实施的过程中也有诸多的法律问题存在，笔者将对贵州省“三变”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法律问题进行分析。
二、“三变”政策落实过程中存在的法律问题
农信社股本金调研报告
为确保我县增资扩股的合法合规，促进我县农村信用社改革的稳步推进和农村信用社的健康发展，根据省银监局的要求，我县联社在国庆期间及时组织人员，对全县信用社股本金情况以及增资扩股和股金管理情况进行了专题调查。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增资扩股和股金结构情况
为了进一步明晰产权关系，充实资本金，增强农村信用社的经营实力和抵御风险能力，联社把增资扩股工作作为一项首要任务来抓，层层分解任务，加大对股金扩充的考核力度。一是加强了对增资扩股工作的组织领导工作，成立了以联社主任为组长，联社副主任为副组长，各科室负责人和信用社主任为成员的增资扩股领导小组，加大了对增资扩股的领导、管理、协调和监督；二是根据产权制度改革要求制定了20****年××××万元的增资扩股计划，并确保在6月底前完成，要求资格股达××××万元，投资股达××××万元，具体增资扩股来源为辖内农户入股××××万元，个体工商户入股××××万元，企业法人入股×××万元，其它入股×××万元；三是做好宣传发动工作，通过报刊、电视等媒体，利用标语、宣传材料等方式重点宣传信用社为农服务的办社宗旨，以及信用社的发展前景和各类股权的权利，提高信用社的知名度，增强社会公众的信心；四是规范了原有老股金，对已达到入股起点的，按1：1比例转为资格股，对达不到起点的，动员入股者补足差额，对不愿补足差额又确不需信用社服务的，按1：1比例给予退股。目前，对达不到100元起点的自然人股通过补足或清退的方式，已全部清理完毕，金额达××××元。通过以上措施，广泛吸收了辖内各类资本入股，大幅度提高了资本充足率，增强了抵御风险的能力。
截止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全县股本金总额达××××元，人数达××××人。具体股本金结构情况为：
1．按入股对象分：自然人股××××人，金额××××元，占股本总额的××%，其中：职工股×××人，金额××××元，占股本总额的××%。单个自然人最大持股金额为××××元，占股本总额的××%，单个法人最大持股金额××××元，占股本总额的××%。
农村“三变”改革法律问题研究
〔摘要〕“三变”改革为探索农村集体经济新的实现形式和运作机制提供了一个窗口，也为脱贫攻坚、实现全面小康社会提供了有力的动力。六盘水市在全国最先进行三变改革，其成功的实践经验为其他地区的改革提供了有益参考，但也最先显现出改革过程中的诸多问题。文章以六盘水市为例，介绍六盘水市“三变”改革的背景与具体措施，对六盘水市“三变”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进而提出完善的建议。以期为贵州省“三变”改革的稳定进行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三变”改革;脱贫攻坚;全面小康
一、六盘水市推进“三变”改革的背景与做法
(一)改革背景。六盘水全市辖4个县级行政区，其中3个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1个省定扶贫开发重点县。按照2300元的贫困标准，2011年全市农村贫困人口97．52万人、贫困发生率高达38．30%，脱贫攻坚与同步全面小康任务十分艰巨。六盘水市农村集体经济十分薄弱，农村资源闲置、资金分散等问题日益突出，农民发展经济日益困难，农村生活条件未得到实质性改变。2011年，六盘水市针对农村资源利用低效、农业规模受限、农民收入方式单一等现实问题，六盘水市开始了“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农村“三变”改革探索。经过不断的探索与实践，六盘水市农村经济的发展日益加快，农民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在试点成功的基础上，于2014年在六盘水市全面推开“三变”改革，2016年在全省推开改革。在2017年2月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将贵州“三变”改革经验作为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鼓励性政策向全国推广，“三变”改革的效应正在逐步扩大。(二)“三变”改革的措施。1．资源变资产。一时要推动农村土地经营权等自然资源入股。农村资源十分丰富，但是大部分资源长期处于闲置状态。包括耕地、林地、草地、“四荒地”等自然资源。二是推动集体经营性资产入股，对集体房屋、建设用地(物)、基础设施等经营性资产使用权进行有效盘活，入股到经营主体，获得资产收益。三是通过推动技术技艺等资源入股，即将个人的技术记忆、劳动力、知识产权等协商折价为技术股、管理股等入股到经营主体，按股获得分红。六盘水市为了发挥农村闲置资源的最大价值，通过资源变资产，实现资源优势和生态优势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转化，让群众的收入来源多元化，使六盘水市实施“三变”的一大特点。如六盘水市将原本处于劣势条件的山地通过努力转化为本地的优势条件，乡镇、村集体不断探索具有本地特色的产业，将集体的资源转变为具有较大经济价值的资产，进行现代化农业生产，不少地区因地制宜，大力开发当地的旅游业。2．资金变股金。农村中的资金包括各级财政投入到农村的各类资金，以及获得的信贷资金等，但是这些资金特别是财政资金一般具有项目多，额度小等特点，在农村很难发挥出最大效益。因此，不仅仅要加大资金投入的力度，更要加大资金整合的力度。正如习在2015年11月27日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加大扶贫资金整合力度”。如果可以将这些资金整合，有利于形成更大的经济效益。如六枝特区郎岱镇将产业扶贫项目资金3000万元入股企业，建设猕猴桃基地4000亩，以镇政府名义占股20%，获利后按股份分红利润注入政府设立的基金专户，从而使得农村集体的资金成为农民可持续的收入。3．农民变股东。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全面推行，增加了农民的积极性，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但是家庭经营却存在农地效益低、农民收入增长困难等问题，要尽快全面实现小康，需要在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六盘水市引导农民自愿将个人资源(包括土地)、资产、资金、技术，入股到经营主体获得股权，参与分红。对于较为贫困的群众，采取主动发方法帮助和引导他们参与“三变”，农民成为股东从而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拓宽了农民收入的来源，有助于农民财富不断稳步增长。
二、改革过程中主要的法律问题
(一)资源资产确权登记问题。农村集体资产量化确权是社会发展的趋势。不仅可以使得农村集体成员对自己的经济利益明晰化，减少交易成本，防止财产纠纷问题的发生，同时，也可以推动城市化进程，城市化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土地，如果农村集体资源不能有效的确权登记，那么会对城市化进程造成一定的阻碍。农村“三变”改革的实质是通过股权纽带连接农村各类具有价值的资源，发挥出农村资源的最大效益，提高农民的经济条件。在各种资源进行整合的过程中，农村集体资源资产进行界定和量化，是“三变”改革的基础性工作。但是农村资源的量化确权存在立法和政策的缺失以及实践中的现实困境。在立法上，我国目前实行的是土地承包政策，即土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承包权为承包户所有。这种情况下，如果将农村集体资产量化确权，就与《宪法》的相关内容互有冲突。在政策方面，目前我国尚未出台关于农村集体资产量化确权的标准，这样很可能会使得地方政府的行为没有强有力的支撑，即使在一些地区进行了创新性的实践，但是这种探索也是在《物权法》《土地承包法》等法律框架中进行，实践中可能不能达到预期效果。现实中，地方政府在进行农村资产确权登记的探索中可能出现急功近利、确权方式方法存在问题、资产分配不明而导致矛盾的出现。故而在进行农村资源确权的过程中，不但要有勇于创新的干劲，还要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出台相配套的政策文件，同时，在改革中要稳打稳扎，步步为营，防止出现错误的倾向。(二)农村土地价格评估机制缺失问题。“三变”改革中农村土地的价值评估是重中之重的问题。农民将自己的耕地、林地的承包经营权等入股公司时，其土地的价值是确定股份的重要依据。在实践中土地定价主要是由土地流转的双方或者三方进行协商，通过出租、转让等方式进行交易。以入股方式进行土地流转，土地作价入股涉及农民的股份以及公司的总资产，故而在法律上对此作了强制性规定。《公司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评估财产，核实财产。科学合理的价格评估对于农民、公司、债权人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不论评估过高或者过低，都将会不同程度损害到一方或者两方的合法权益。但是农村土地评估机制的建立在实践中存在一些难题:(1)农村地区缺少专业的土地流转价格评估机构以及专业技术人才。在六盘水“三变”改革中，运用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方式进行土地评估仍然是大部分人的首选。(2)尚未统一评估标准且因全国各地实际情况不同也没有可以参考的模板。一般来讲流转土地的价格是按照收益法来进行计算，但是这种评估模式忽视了改变土地经营方式后潜在的财富，很可能损害到农民的利益。(3)土地评估产业的监管力度有待加强，部分地区存在专业机构评估费用过高问题，如果双方面对高额的评估费用均不愿承担，那么即使由专业的评估机构也等于形同虚设，最后只能根据近几年该土地的产出价值进行共同协商。(4)当前我国土地评估人员的综合素质仍需提高，在教育、培养土地评估人员的综合素质上，我国尚未形成专业、针对性的教育模式，导致部分地区的评估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同时，我国目前尚未形成科学合理的评估人员的考核机制，在进行筛选合适的专业人员时，可能会使得评估人员的专业水准、综合素质产生一定的随意性，直接会影响到土地评估工作的整体质量。(三)退股机制相关问题。马克思曾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农民自愿入股是为了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如果入股后农民自身的条件无法得到良好的改善，农民当然可以进行退股。退出机制要考虑多个层面:一是个别性退出。农民如果富裕了想要单干或者所入股企业内部出现损害部分农民利益的69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9年3月问题时怎么退出?二是地区性退出，农民所入股的企业一般都与农业息息相关，如果遇到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风险，农民所入股的企业将会在一段时间内无法或者直接导致公司解散，这时农民如何进行退股?三是政策性退出。当农民群众整体实现脱贫，国家进入全面小康社会轨道。那么原有的农村土地模式就需要进行更改，在新一轮的改革中，农民如何退股?综上所述，农民在入股后可能会遇到各种复杂的情况，鉴于农村土地实施上的社会保障功能，有必要在不损害公司利益和其他股东利益的前提下，对农民股东退股的方法进行科学合理的设立。(四)公司破产清算后债权人利益保护。土地承包经营权无法变现，债权人债务清偿难以实现。根据《农村专业合作社法》第四十八条规定，专业合作社可以使用企业破产法的有关规定。依《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农民股东在以土地入股时，应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使用权依照法定程序转移给公司，在公司破产时，根据有限责任原则农民股东应以入股的土地使用权为限承担有限责任。也有学者认为“入股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可以退回原承包方并非取决于“入股”的性质，而是取决于立法者基于法政策目的而作出的制度安排。”但基于农村土地本身具有社会保障功能，如果用土地承包经营权清场债务，农民将丧失土地以及依赖于土地是生存保障功能，反之，债权人的利益将遭到侵犯。那么如果公司进行破产清算，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应如何处理。(五)其他法律问题。随着农村三变改革的不断推进，许多问题将会暴露出来，各个地区可能会遇到不同的问题。如“增人不赠地，减人不减地”制度导致土地分配及收益分配不均问题，农民股东保底分红模式如何设立的问题，农村流转市场尚未健全，流转农民的权益如何进行保障问题等。这些问题将在以后进行研究分析后进行合理的建议，在本文中暂不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