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出体制范文10篇

由于市场上收购方比较少，经常会导致公司价值被低估，因此通过这种方式退出的收益率明显偏低，通常只有IPO的1/4左右。兼收并购出于投资者自身考虑，有时候投资者和企业家也可能把风险企业完全出售给另一个企业，也就是被另一家企业兼并收购。这种方式不但可以使风险投资机构收回投资资金并退出风险企业，还能让风险企业家收获高额的风险投资利润。我国2003~2011年通过兼并收购退出风险投资的比例从44.4%下降到30%左右，有明显的下降趋势。兼收并购退出方式的吸引力在于风险投资机构在收回风险资本时，操作程序复杂性较低，花费的时间也较少，风险资本可以迅速撤出。但与IPO相比较，其收益率更低，只有IPO的1/5左右，因此很多风险投资机构并不喜欢以这种方式退出。

破产清算风险企业最大的特点就是高风险，也注定了大部分风险企业并不能达到其预期的目标，并以失败告终。破产清算方式是指当风险企业经营状况不好且无法扭转时，为了避免出现更大的损失而进行破产清算以收回部分投资资金。我国2003~2011年通过股份回购退出风险投资的比例从14.9%下降到3.2%左右，有明显的下降趋势。一般情况下，当风险企业出现无法达成预期经营目标、财务情况恶化、无法偿还到期债务、无法获得新的投资、市场反应冷淡等严重情况时，一般不能通过IPO或者股权转让的方式退出风险投资，风险企业只能选择清算，同时也就标志着风险投资的失败，但是很多公司不得不选择清算退出，因为这是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的最佳选择。

我国风险投资退出所面临的问题

我国风险投资自上世纪80年代才开始，至今不过20多年的时间，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相比较，无论是在投资的模式上还是相关法律法规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我国风险投资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有收获的同时也遭遇到不少挫折。但是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高新技术产业高速发展，现行的法律法规已经跟不上我国经济发展的步伐，风险投资行业缺乏大量的专业人才，与风险投资相关的其他的中介机构发展不成熟，这些都严重阻碍了我国风险投资行业的发展，因此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风险投资退出机制对我国风险投资行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尚未做好法律上的充分准备由于发展时间短，我国在风险投资退出机制方面,还缺乏一套系统的法律法规，目前阻碍我国风险投资的法律障碍主要是缺乏股份流通和转让方面的法律法规。我国相关法律主要包括:《企业破产法》、《民事诉讼法》、《证券法》、《公司法》等。《企业破产法》和《民事诉讼法》主要涉及的是企业破产程序,且相关条款不利于风险企业破产清算。《公司法》中诸多条款也不利于风险企业的发展和股权流动,如“对外投资不得超过净资产的50%”的规定限制了风险投资采用回购退出方式；再如“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的股票，但为减少公司资本而注销股份或者与持有公司股票的其它公司合并时除外”，如果按照这项规定，风险投资人无法要求被投资企业回购其持有股份。相关法律法规的滞后严重阻碍了我国风险投资的发展，所以为了建立规范的风险投资退出机制，政府必须修改当前的一些法律条文或出台新的法律，使之能跟上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2.缺乏高素质风险投资人才风险投资是一个跨越金融和科技两大领域的经济活动，对人才的要求很高，要求相关人员具备多方面的知识，如风险投资、相关行业专业知识、评估、审计等。现阶段,无论是在投资理念还是在实际操作能力方面,我国风险投资从业人员的总体能力在逐年的提高,但并没有达到理想的要求。特别是在风险投资的退出过程中,需要专业知识与实践经验兼具的人才。在我国同时兼具管理、学术理论、资本运作等多方面知识的专业投资人才远远赶不上我国风险投资业的需要。

目前，我国关于证券公司的破产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1986年《破产法（试行）》仅适用于全民所有制企业，并且其中没有任何有关证券公司乃至金融机构的专门规定。《民事诉讼法》中“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部分的规定也极为简略和概括。由于缺乏依据，我国迄今尚无证券公司破产清算的实践，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近年来由于频频出现证券公司违规操作导致经营状况恶化，已有在监管部门干预下强制退出市场的案例，但一来现有的强制退出主要是作为一种处罚手段，适用范围有限，二来多数强制退出措施本身就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三来与强制退出相伴的往往是资不抵债，却没有破产清算程序“善后”。这些都增加了客户资产保护中的不确定性。

目前的证券公司强制退出措施中，有明确法律或规章依据的主要是责令关闭和停业整顿，实践中还有吊销证券经营资格、撤销、托管、行政接管等作法。总的来看，我国目前的证券公司市场退出机制比较混乱，概念的运用随意性较强，缺乏必要的界定，各种措施之间的关系也缺少梳理。更大的问题在于，这些机制缺少《证券法》或者至少是行政法规的权威认定，同时又没有专门的破产清算程序予以配合，难以形成系统化的制度。

由于没有专门的证券公司破产清算法律制度，甚至也没有更宽泛意义上的金融机构破产清算法律制度，当下对于经营状况恶化的高危证券公司主要采取由监管机构主导的、以责令关闭、债权收购/登记和业务托管/转让相结合的行政性退出方式。这种方式被形象的概括为“行政破产”，其基本内容和步骤是：（1）由证监会宣布对问题券商行政关闭或撤销；（2）对个人债权由人民银行再贷款，同时地方财政做担保，予以收购；（3）对机构债权包括银行贷款登记在册，由新设的实业公司或另一家券商承担，或者等待清算偿付；（4）分割业务与牌照，把问题券商的业务、客户及牌照分别转给其他券商。

这种行政主导的退出方式主要着眼于压缩系统风险，防止危机扩散。但是，这种退出方式是以中央银行的大量再贷款为基础的。在鞍山证券、新华证券、南方证券被陆续撤销、接管时，为弥补客户交易结算资金漏洞，中央银行分别提供了15亿、14.5亿和80亿再贷款；而根据人民银行、财政部、银监会和证监会联合的《个人债权及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收购意见》，中央银行的再贷款将系统性的用于补偿问题金融机构包括证券公司的个人债权人和客户，预计用于收购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的再贷款就将达到600亿元。在尚未建立存款保险和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的情况下，这实质上是把券商对个人的负债转变成券商对中央银行的负债，债务风险从个人转移到中央银行身上。尽管从短期看，这有助于压缩系统风险和保护个人投资者的资产安全，但终非治本之策。在本质上，这种方式只是暂时缓解风险，不断转移与积累矛盾，而不是在化解风险。无论是行政接管还是中央银行再贷款，证券公司现有或潜在的不良资产并未得到彻底核销，它们仍需挂在账上等待偿还，所不同的只是坏账从一个帐薄转到另一个帐薄，其后果是中央政府的财政负担越积越重，整个金融系统的风险也越积越高。从长远来看，证券公司危机中的客户资产安全不可能一直依赖中央银行或中央财政来保障，而只能通过合理的证券公司破产清算机制和相应的投资者保护基金制度来实现。

在一定程度上，国务院制定的《金融机构撤销条例》为证券公司破产清算机制的建立提供了蓝本。该条例在现有破产程序之外确立了一套针对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行政清算程序。所谓撤销是指人民银行对经其批准设立的具有法人资格的金融机构依法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终止其经营活动，并予以解散。在金融机构有违法违规经营、经营管理不善等情形，不予撤销将严重危害金融秩序、损害社会公众利益时，应予撤销。金融机构被撤销时，由人民银行、财政、审计等有关部门、地方人民政府的代表和被撤销的金融机构股东的代表及有关专业人员组成清算组，清算组向人民银行负责并报告工作。清算组的职责主要包括：（1）保管、清理被撤销的金融机构财产，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2）通知、公告存款人及其他债权人，确认债权；（3）处理与清算被撤销的金融机构有关的未了结业务；（4）清理债权、债务，崔收债权，处置资产；（5）制作清算方案，按照经批准的清算方案清偿债务；（6）清缴所欠税款；（7）处理被撤销的金融机构清偿债务后的剩余财产；（8）代表被撤销的金融机构参加诉讼、仲裁活动；（9）提请有关部门追究对金融机构被撤销负有直接责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10）办理其他清算事务。在清算期间，清算组可以将清算事务委托给人民银行指定的金融机构（托管机构）办理，托管费用列入被撤销的金融机构清算费用。金融机构的清算财产首先用于支付个人储蓄存款的本金和合法利息，剩余财产用于清偿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债务。

事实上，目前的证券公司退出程序，基本上是《金融机构撤销条例》的框架下进行的。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金融机构撤销条例》明确规定只适用于人民银行（现在是银监会）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证券公司被排除在外，证监会对证券公司的关闭/撤销程序虽然可以比照或者类推，但毕竟缺乏依据，亟需正名。第二，既然是“撤销”，那么这套程序只能由监管机构启动，证券公司、客户或其他债权人均无权启动，因此需要更广泛意义上的破产清算程序。

[摘要]建立运动员退出机制是解决运动员退役问题对运动员进行人文关怀的根本途径。从经济学视角以补偿!机会成本为关键点建立运动员退出机制，灵活运用货币补偿退出、安置工作退出、学习补偿退出和自我补偿退出的形式，重点为运动员提供学习机会和途径，对运动员进行就业培训，可从根本上提高运动员的就业能力。

[关键词]运动员;运动员退役;退出机制

竞技运动员是竞技体育的主体和基本单元，在我国专业运动员管理体制下，国家不仅应高度关注成长中和辉煌中的运动员，对于那些即将退出竞技体育舞台的运动员也应该予以重视，通过适当的政策形式体现竞技体育的公平与和谐。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来看，竞技运动员的管理机制不仅要有正向的进入机制，即选拔运动员，使其进入到竞技体育领域的机制;还必须有反向的退出机制，为竞技运动员开辟一条退出通道。!流水不腐，户枢不蠹，通过进入机制与退出机制的合理衔接，使竞技体育人力资源成为流动的活水，防止竞技体育人力资源的淤积沉淀，为竞技体育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目前，在政策指令性退役安置向自主择业转变的形势下，运动员如何退出原来的竞赛和训练状态，怎样退出以及选择什么方式退出，运动员退役安置政策是否合理等等这些问题既是关系运动员发展的关键，又是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所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在此背景下，研究中国竞技运动员的退出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一、构建竞技运动员退出机制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竞技体育机制不仅进入机制要合理，退出机制亦要合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建立的以!全国一盘棋、国内练兵、一致对外为精髓的举国体制为竞技体育腾飞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成为我国竞技体育发展中的制胜法宝。多年来，在举国体制下以国家专业队为龙头，以省、区、市专业队为中坚力量的一条龙式运动员培养模式选拔了数以万计的青少年进入到竞技体育领域接受专门培养成为专业运动员;同时，每年又有为数众多的运动员，因为年龄、伤病、运动成绩上不去、主观放弃等等原因而终止训练，退出原来所从事的竞技体育领域。随着退役运动员的逐年增多以及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当初国家包分配的指令性政策安置之路已经越走越窄，越来越多的运动员退役下来后得不到安置，找不到工作，成为了运动队的包袱。邹春兰、才力这样的前世界冠军、全国冠军们退役后迫于生活压力干起了搓澡工、门卫，而类似这样的退役运动员还大有人在。这些由于不合理的退出所带来的不良社会问题为我国竞技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构建合理的竞技运动员退出机制将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以下简称农发行）是我国的三大政策性银行之一，成立于1994年。农发行的主要任务是为粮棉油收购提供资金。但近几年来，农发行呈现出业务萎缩的趋势。尤其在2002年，随着信贷政策的调整，主销区农发行新发放贷款与贷款规模和往年同期相比急剧减少。这种情况使人们不禁产生了对农发行存在必要性的质疑，在农发行职工中也产生了不小的思想波动。笔者认为，农业政策性金融是大有前途的，农发行不仅有存在的必要，而且我们要继续办好农发行。

一、政策回顾及所取得的成绩

信贷工作是农发行业务工作的中心，信贷政策的调整准确地反映出农发行在执行粮改和购销政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从1994年农发行建行以来，信贷政策就在不断调整。1998年4月前，国家对粮棉收购资金供应实行政府领导下的财政、企业和农发行分级分部门负责制。1998年，国务院实施以“三项政策、一项改革”为主要内容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农发行确立了“收一斤粮（棉）、给一斤粮（棉）的款，销一斤粮（棉）、收回一斤粮（棉）贷款本息”的信贷政策。2000年，国务院决定对棉花和部分地区的一些粮食品种退出保护价收购范围，农发行对非保护价粮棉的收购明确了“以销定贷、以效定贷”的信贷政策。2001年国务院决定实行“放开销区、保护产区、省长负责、宏观调控”的粮改政策，农发行制定了“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的信贷原则。2001年7月全国棉花工作会议后，农发行对棉花收购资金供应政策做出了重大调整，对开户企业重新进行贷款资格认定。农发行坚决贯彻国家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政策，主动适应粮棉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的需要，及时调整、完善、细化信贷政策，认真做好以收购资金封闭管理为中心的各项工作，保证了粮棉流通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主要取得了如下成效：一是保证了收购资金及时足额供应，从根本上解决了困扰多年的“打白条”问题，促进了国家粮棉收购政策的贯彻落实；保护了农民利益，支持了农业发展；二是扭转了1998年4月前收购资金被挤占挪用问题突出的局面，实现和保持了当期收购资金封闭管理的目标，大大减少了粮食企业财务挂账损失，减轻了财政压力；三是明显提高了信贷资金使用效益，与前几年相比，按可比口径，企业收购等量的粮棉，农发行新投放的收购贷款明显减少，节约了信贷资金，减少了向中央银行的再贷款，缓解了基础货币发行压力；四是促进了粮棉企业的体制改革、机制转换，以及经营效益的提高。目前，我国粮棉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正在不断深入，粮棉购销政策进入了较大调整和变化时期，粮棉收购资金供应与管理的对象、条件和环境正在或已经发生深刻变化。

二、农发行存在的必要性

（一）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

我国重视和保护农业，强化农业基础地位，这对农发行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头等重要的问题。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安天下”的产业；而粮棉生产，又是基础产业中的基础。努力增加农民收入，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建设符合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安全体系，完善粮食保护价收购、粮食储备和风险基金制度，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是一个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确立一个粮食安全体系，不可能在短期内就把粮食流通全部推向市场，这是我们的国情所决定的。第一，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始终是头等大事。第二，农民增加收入目前主要还是来自粮食。第三，保持社会稳定主要还是靠农村。同时农业又是个弱质产业，客观上需要国家政策给予一定的保护。国家放开粮棉购销市场主要是针对流通领域，流通领域放开并不等于对粮棉生产不予保护。相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对粮棉产业进行保护。现在因为这个产业很重要，同时比较效益低，要发展就得有政策上的必要扶持，要扶持就得有相应的手段，包括政策性金融手段。现在国家对粮食流通体制的“三项政策、一项改革”仍然是一个完善的问题，是一个继续坚持的问题，是一个逐步调整的问题。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阶段。

行政体制改革精简了机构，但公务员总人数却呈增加趋势，平均每次机构改革，财政都要增加15%的开支。中国公务员正以每年20%的速度增加，只进不出，公务员在未来几年中将严重超编。

严重超编的公务员队伍

据报道，随着中国改革的一路推进，很多人的工作都成了泥饭碗，只有公务员还稳稳当当捧着铁饭碗。而经过几次加薪，公务员现在的待遇也算优渥。福利待遇更是一流，按照公务员法，公务员的生老病死基本上由国家包下来。隐性福利更是多多。

虽然近几年行政体制改革也一直在推进，但公务员并没有受到根本的冲击。有关数据显示，过去几次机构改革，机构似乎精简了，但官员总人数却呈增加趋势，平均每次机构改革，财政都要增加15%的开支。中国公务员正以每年20%的速度增加，只进不出，公务员在未来几年中将严重超编。

行政体制改革一路推进却总是治标不治本，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没有建立公务员正常退出机制。

今年3月31日，国家公务员局低调挂牌，直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是《公务员法》的具体实施机构，将集中考虑国家公务员管理的问题，是对公务员录用、培训、考核、奖励、监督、惩戒的专门机构，因为它的职能单一，便于对公务员的管理。这为公务员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奠定了基础。

我县的干部宏观管理主要实行以县委组织部牵头负责，组织、人事、编办分工负责、各行其职的管理体制。干部的宏观管理工作开展比较规范，取得了较好成效，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和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行政机关编制超编，机关工作人员补充困难；领导超职数配备问题；受单位行政级别的限制，职务晋升路径短以及无权设置非领导职务问题；机关工作人员老化而带来的人员混岗引发的管理、交流困难；垂直管理单位干部的任职时间、职级待遇与县管干部的不一致易挫伤地方干部的积极性。

加强干部宏观管理，必须坚持扩大干部工作中的民主，建立和完善干部能上能下的有效机制，把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进一步引向深入。

一、改革现有干部管理体制，实行领导干部和业务干部的分类管理。

在学习借鉴中国历史上实行的“官”与“吏”分类管理、西方国家实行政务官和事务官分类管理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干部分类管理体制的改革。一是进一步健全党政干部、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分类管理体制。二是对党政干部队伍的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实现领导类干部和业务类干部的法制化的分类管理。

二、科学设定各级领导班子结构标准，合理设置领导职数。

根据各级领导班子应具备的职能和承担的任务，对领导班子结构标准进行科学设定。要根据领导班子应有的功能，对不同级别、类别的领导班子提出不同的任职能力要求；要根据领导班子各自不同的性质和任务，来组建各种不同结构类型的领导班子，特别是要对党委领导班子和政府领导班子的结构类型作出清晰界定；要针对承担任务的阶段性变化，对领导班子结构适时作出相应调整，进行结构转型；要根据行政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研究制定系统完备的领导干部职位规范，明确职务所需的任职条件，加强职数管理，减少职数设定随意性和职位角色的模糊性。

信贷退出机制的建立，意味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国家专业银行转变成了国有商业银行，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信贷退出机制的建立，落实了宏观经济发展战略的需要，有利于中国银行应对加入WTO后的各种挑战。与此同时，信贷退出机制的建立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着许多的难点问题。

一、银行实施信贷退出的难点分析

1、地方行政干预及保护主义使银行信贷资金难以退出在政府客户方面，有些地方政府因缺乏全局观念而只顾地方利益，不积极配合银行实施的信贷退出政策；还有一些新上任的官员不愿理睬旧账，对于银行的债务问题往往采取推卸和逃避的态度；而有些政府插手的历史遗留债务，由于其背景复杂、牵涉的人及利益大，在企业重组时，政府往往愿意站在企业的那一边，甚至还帮助企业逃债；学校、医院等公益事业单位在筹建项目时向银行贷款，可在项目建成后却以各种理由占用信贷资金不愿归还。这些都是导致银行在实施信贷退出机制过程中出现难点的重要因素。

2、缺乏良好的经济环境使银行信贷资金难以退出在企业客户方面，目前企业的运作资金大部分都是贷款而来的，一些企业的负债率高达80%，其中银行负债占全部负债的85%,一部分企业将信贷资金作为其垫底的流动资金，企业对银行的依赖性较强，银行是难以将这部分资金收回的；当有些企业有其他投资想法时，，企业为了逃避银行的监控，往往会采取隐瞒的方式，然后以虚假的财务信息继续取得银行的信贷资金，用以投资其新项目，保证新项目的正常运行，这样一来，银行的信贷资金也不容易收回了；还有一些企业本身还贷能力就较差，一直靠“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在还债，实际上债务越积越多，在银行要求信贷退出时，便找各种借口推辞或者找各种理由申请继续贷款，这使得银行的退出计划难以继续进行。

3、缺乏良好的信用环境使银行信贷资金难以退出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在中国的实际经济生活中，经常会发生不讲诚信、逃避银行债务的情况。有些企业缺乏诚信观念，在借款后不按时归还贷款，甚至想长期性地占用银行信贷资金，在企业最初稳定发展的阶段，与银行还能保持正常的借贷关系，一旦企业遇到风险，便转移资金，拖欠银行的贷款迟迟不肯归还；良好的信用环境，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前提条件。然而我国目前的社会信用制度尚未完善，亦缺乏健全的法律法规来约束银行与企业的借贷关系，这样就使得一些诚信观念和道德意识淡薄的企业有机可趁，拖欠甚至逃避银行的债务。

4、缺乏良好的政策和法制环境使银行信贷资金难以退出在银行的贷款中，有部分是政策性的贷款，其缺乏完整的贷款资料和档案资料，甚至连当事人都难以找到，致使银行的信贷资金退出非常困难；缺乏良好的法制环境导致地方法院在受理银行起诉企业的案件时，往往会倾向企业那一方，使银行难以打赢官司，即使赢了官司也难以依法完成收贷的工作。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国民经济的“心脏”，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一旦金融出现问题，对国民经济的破坏是致命的。亚洲金融危机已经给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留下深刻的教训。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和中国开放脚步的加快，中国的金融机构之间市场竞争日趋激烈，部分经营管理不善，经多种措施救助无效的金融机构退出市场将不可避免。近几年，我国金融体系风险日益显现，自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接管中银信托投资公司以来，金融机构资不抵债退出市场的事件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这不仅符合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经济规律，而且也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举措。然而，我国现已建立的金融机构市场退出制度缺乏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目标定位和处理方式，在运作中带有明显的行政随意性。为此，构建基于市场原则之上的金融机构市场退出制度，以实现我国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规范化、制度化、法律化，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一、我国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状况

我国金融业基本上是一种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垄断性行业，政府一直以国家信用为后盾，充当金融机构的“护航者”。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我国金融业基本上不存在市场退出问题。依托计划经济体制进入市场的各金融机构长期生存于竞争和淘汰压力不足的舒适环境之中。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我国金融业的竞争日趋激烈，金融机构经营体制和经营方式的缺陷不断暴露，致使金融风险迅速积累并逐步显现出来。在此背景下，政府放弃了对金融机构一味予以保护的政策。1995年9月人民银行接管中银信托投资公司标志着我国金融机构“无倒闭之虞”的神话从此终结，之后金融机构市场退出问题迅速扩散到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信托业等各个金融领域。

然而，真正意义上的破产对于金融机构而言仍是一个难于触及的话题。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局长谢平指出：迄今为止，只有1家金融机构真正通过司法程序进行了破产，那就是1998年的广东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通过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由于资不抵债而实行破产。此外，还没有哪家金融机构是通过依法破产而退出金融市场。自从1998年央行对信托业、城市信用社和农信社以及农村“三会一部”等非法金融机构进行清理整顿以来，已经有很多中小金融机构退出了市场，但是它们并不是通过破产的形式退出，央行往往对它们采取了“关闭”而非让它们“破产”。1998年，海南发展银行因为严重资不抵债和积聚了巨大的金融风险而被央行关闭，但是它并没有被宣布破产。时隔6年，对海发行的清理结果至今还没有公布，它的债权债务关系如何处理也没有见到官方的公开说法。破产以前，海发行接收了海南省一些严重资不抵债、濒临破产的城市信用社，结果不但没有改变它们的状况，反而被它们拖累而“关门”大吉。始于1998年的信托业第五次清理整顿，到2003年已经基本完成。清理整顿前的239家信托投资公司只有60家左右得以保留，实现了重新登记。尽管清理整顿前几乎所有信托公司都处于倒闭的边缘，尽管中国光大信托、中国经济技术开发公司等众多信托公司先后被关闭，但是除了广东国投以外，并没有一家通过法律程序实行破产。目前全国110多家城市商业银行中有许多家所以包袱沉重，就是因为这些城商行大多是由一些经营困难、事实上已濒临倒闭的城市信用社合并而成，通过合并很多城市信用社避免了破产的命运。

二、我国金融机构退出机制存在的问题和缺陷

1.法律法规的缺失。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无专门的金融机构破产法。1986年颁布的《破产法》已不能适应金融机构破产的实际需要。我国《破产法》、《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的程序，但没有考虑到金融企业的特殊性质，很难将其直接适用于金融机构的破产。《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金融法律虽然规定了人民银行可对已经或可能发生信用危机的商业银行实施接管，也规定了商业银行合并、解散、被撤销和被依法宣告破产的市场退出的法定形式，但大多仅为原则规定，缺乏可操作性，并且《商业银行法》并不适用于非银行金融机构。《金融机构撤消条例》则没有解决在行政清算下的债务问题，既不还债，也不破产，所以，它既不能解决现实问题，也不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使清算陷入死胡同。而且，现有的法律体系对商业银行市场退出的有关规则缺乏详细准确的表达，法律条文过于简单、粗糙和分散，导致政府处理金融机构市场退出随意性较强，缺乏一种有效的约束机制来制约其行为和权力。

内容提要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国有企业存在的市场退出障碍及其负面影响，指出建立和完善国有企业市场退出机制的必要性；然后针对目前国企市场退出机制存在的问题，阐述了在各方面如何完善国有企业市场退出机制，从而逐渐建立起一整套易于规范操作的、全方位的国有企业市场退出机制。

关键词国有企业市场退出障碍市场退出机制国企改革

国有企业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坚持有进有退，有所有所不为，要建立企业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我们在研究中也发现，国有企业存在着较多市场退出障碍，直接影响国有企业改革战略目标的实现。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也明确提出要完善企业的市场退出机制，对长期亏损、资不抵债、扭亏无望的企业实施破产。本文以中央有关精神为指导，沿着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对这一问题作以探讨。

一.国有企业市场退出障碍的存在及其影响

1.国有企业市场退出障碍是客观的存在

我国国有企业存在市场退出障碍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观念的问题。在亏损国企摆脱困境过程中，政府力求扭转亏损国企的局面，对很多应退出市场的国企仍是增加贷款和政策扶持，“死马当活马医”，有些政府官员和国企领导层等既得利益者也不愿让该退出市场的国企退出。二是机制的问题。因为缺乏一个完善的退出通道，国企中积淀下来的许多历史问题，还有国企退出市场后人员安置和不良债务的处理等问题很难解决。强制性退出只能造成很多社会问题，有较大的政治风险。大面积退出要受国家财力的限制。

按照立昌书记和相龙市长指示，市政府召开这次会议，部署三类企业妥善安置职工和依法退出市场工作。机电集团、一轻集团介绍的工作做法、基本经验和今后打算，反映了各集团公司和各区县政府做好这项工作的成果，值得各部门和各区县学习和借鉴。长起同志通报了前一段工作情况，介绍了主要政策和实施办

法，提出了具体工作要求。现在我讲三点意见。

一、组织三类企业妥善安置职工和依法退出市场的主要政策精神

我市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我市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从**年至20**年，市属国有企业改制面达到76．6％，包括嫁接改造调整企业823户，组建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1480户等。全市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由6622户减少到3757户，企业资产总额由1387亿元增加到6422亿元，增长了3．6倍。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企业体制机制不断完善，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国有资产总量成倍增加。

建立国有困难企业帮扶制度。我市十分重视解决困难企业的问题，在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建立了困难企业帮扶制度。市财政局、市劳动保障局、市国资委会每两年评审一次困难企业，以保障职工生活、支持就业再就业和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等为重点，对困难企业及其职工给予免税、工资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等照顾。各方面在加大帮扶困难企业工作力度的同时，采用嫁接调整改造和破产重组改制等方式，帮助部分困难企业找到了解困和发展的新路子。经有关部门评审的困难企业，由**年的1750户减少到20**年的1018户。

积极探索困难企业退出市场的新渠道。**年以来，我市有55户企业按照国家下达的指标实施计划内破产，有65户企业实施依法破产，共安置离退休人员和在册职工15．5万人。企业实施计划内破产要有国家下达的指标，企业实施依法破产要具备破产的条件，而大部分困难企业没有国家下达的破产指标或不具备依法破产条件，因此难以通过破产渠道退出市场。这些企业无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但要支付职工工资等费用，拖欠职工的债务无法解决，可变现的资产不断消耗，维护职工基本权益的条件越来越差；所有企业都是长期亏损，每户年均亏损126万元，企业亏损面居高不下。为了有效保护职工权益，使不具备破产条件的企业退出市场，市政府于20**年了《关于困难企业整体分流安置职工和退出市场的意见》，（津政发〔20**〕108号）。由此，我市建立了企业退出市场的第三条渠道。两年多来，有201户企业按照上述文件的政策退出了市场，7．8万名职工全部得到妥善安置，其中5．2万名职工进入托管中心，企业拖欠职工的8．6亿元债务得到了彻底解决，职工生活和社会保险有了长期稳定有效的保障；企业亏损户数相应减少，机电总公司有59户困难企业退出市场，总公司整体由亏损转为盈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