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思想范文10篇

一、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大问题是三位伟人的共识

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家，农民占据中国人口的绝大部分，是所有政治家和革命家必须争取和动员的巨大社会力量，而与农民问题密切联系的则是土地问题。三代伟人都深刻地认识到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大问题。

1.对农村和农民疾苦的了解是三位伟人重视农民问题的重要原因

孙中山出身于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从6岁就开始参加劳动，这使他十分了解农民的疾苦。他曾对梁启超讲过：“今之耕者，率贡其所或之半于租主而未有已，农民之困也。”[1](p.583)旧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占据统治地位，地主和富农占据土地的70%到80%，农民占人口的八九成，但“现在的农民都不是耕自己的田，都是替地主来耕田，所有生产的产品大半被地主夺去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2](p.339)若是长此以往，农民便“不高兴去耕田，许多田地便渐成荒芜，不能生产了”。[2](p.340)从经济的角度考虑，农民土地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民生主义的实现程度，因此孙中山先生多次说道：“土地问题能够解决，民生问题便解决一半了。[3](p.800)

也出身于一个农民家庭，很早便参加农业劳动，因而对农民的疾苦体会很深。他说：“人人都有手脚，可是农民的手脚一年到头不停地劳动，却缺衣少吃，地主有手不劳动，有脚还坐轿子，却吃大鱼大肉，穿绫罗绸缎。”[4](p.110)历来注重对社会实际状况进行切实的调查研究，1927年1月，他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书，对农民和农村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孙中山和对土地问题的认识基于民主革命时期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状况，当封建土地所有制被废除后，土地问题是不是不重要了呢？解放后至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村的生产力水平低下，邓小平对此有充分的认识。邓小平早年一直生活在乡村，他很小的时候就帮母亲干农活，对中国农村的情况十分了解，他曾多次强调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他说：“大多数农民是处在非常贫困的状况，衣食住行都非常困难。”[5](p.238)“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连温饱都没有保障，怎么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呢？”[5](p.117)

【内容提要】20世纪以来，中国的三位伟人孙中山、和邓小平都认识到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大问题，他们都重视对土地问题的研究和实践。孙中山、和邓小平土地思想在土地的所有制和实现的途径上各不相同。孙中山主张实现土地的资本主义国家所有，分配给农民使用。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实现了农民土地所有制，解放初期，他引导中国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实现了土地的集体所有制。邓小平土地思想的核心是社会主义土地集体所有制为前提的家庭承包责任制。三位伟人的土地思想各具时代特色，他们对土地问题的探索，犹如一根主线，贯穿了中国人民百年奋斗的历程。

【摘要题】比较研究

【关键词】孙中山//邓小平/土地思想

【正文】

20世纪以来，中国三位历史巨人，从孙中山、到邓小平都对农民最为关心的土地问题进行了积极探索，他们的土地思想有着各自的内涵和时代特征，他们对土地问题的积极探索，犹如一根主线，贯穿了中国人民百年奋斗的历程。

一、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大问题是三位伟人的共识

【内容提要】20世纪以来，中国的三位伟人孙中山、和邓小平都认识到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大问题，他们都重视对土地问题的研究和实践。孙中山、和邓小平土地思想在土地的所有制和实现的途径上各不相同。孙中山主张实现土地的资本主义国家所有，分配给农民使用。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实现了农民土地所有制，解放初期，他引导中国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实现了土地的集体所有制。邓小平土地思想的核心是社会主义土地集体所有制为前提的家庭承包责任制。三位伟人的土地思想各具时代特色，他们对土地问题的探索，犹如一根主线，贯穿了中国人民百年奋斗的历程。

【摘要题】比较研究

【关键词】孙中山//邓小平/土地思想

【正文】

20世纪以来，中国三位历史巨人，从孙中山、到邓小平都对农民最为关心的土地问题进行了积极探索，他们的土地思想有着各自的内涵和时代特征，他们对土地问题的积极探索，犹如一根主线，贯穿了中国人民百年奋斗的历程。

一、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大问题是三位伟人的共识

一、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大问题是三位伟人的共识

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家，农民占据中国人口的绝大部分，是所有政治家和革命家必须争取和动员的巨大社会力量，而与农民问题密切联系的则是土地问题。三代伟人都深刻地认识到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大问题。

1.对农村和农民疾苦的了解是三位伟人重视农民问题的重要原因

孙中山出身于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从6岁就开始参加劳动，这使他十分了解农民的疾苦。他曾对梁启超讲过：“今之耕者，率贡其所或之半于租主而未有已，农民之困也。”[1](p.583)旧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占据统治地位，地主和富农占据土地的70%到80%，农民占人口的八九成，但“现在的农民都不是耕自己的田，都是替地主来耕田，所有生产的产品大半被地主夺去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2](p.339)若是长此以往，农民便“不高兴去耕田，许多田地便渐成荒芜，不能生产了”。[2](p.340)从经济的角度考虑，农民土地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民生主义的实现程度，因此孙中山先生多次说道：“土地问题能够解决，民生问题便解决一半了。[3](p.800)

也出身于一个农民家庭，很早便参加农业劳动，因而对农民的疾苦体会很深。他说：“人人都有手脚，可是农民的手脚一年到头不停地劳动，却缺衣少吃，地主有手不劳动，有脚还坐轿子，却吃大鱼大肉，穿绫罗绸缎。”[4](p.110)历来注重对社会实际状况进行切实的调查研究，1927年1月，他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书，对农民和农村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孙中山和对土地问题的认识基于民主革命时期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状况，当封建土地所有制被废除后，土地问题是不是不重要了呢？解放后至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村的生产力水平低下，邓小平对此有充分的认识。邓小平早年一直生活在乡村，他很小的时候就帮母亲干农活，对中国农村的情况十分了解，他曾多次强调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他说：“大多数农民是处在非常贫困的状况，衣食住行都非常困难。”[5](p.238)“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连温饱都没有保障，怎么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呢？”[5](p.117)

一、红色货币思想的依据与动因

红色货币思想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的货币学说，这是从成立伊始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探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红色货币思想，自当以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在中国的传播为逻辑的起点与前提。马克思关于货币学说的论述，主要集中在《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两部著作中。从1919年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这两部著作的内容也已开始在中国陆续得到译介。1919年6月至11月，北京《晨报》连载了陈溥贤(陈博生)以“渊泉”为笔名翻译的柯祖基(考茨基)著《马氏资本论释义》(1920年6月商务印书馆以《马克思经济学说》为书名出版)，其第1编第2章即为“货币”，介绍了“价值尺度之货币”、“价格标准的货币”、“货币的流动”、顾及。然而，在1927年8月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之后，党对于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货币学说有了比较迫切的诉求，其中的重要动因，就在于在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认识到了红色政权的巩固离不开国民经济的发展，根据地的社会经济生活离不开货币，为此就须有科学的货币理论来指导经济工作。正是有了这种诉求的动因，党领导下的理论工作者经过辛勤耕耘，取得了全面译介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的丰硕成果，具体表现在:第一，完整翻译并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货币学说的两部原著。其中，刘曼在1930年3月翻译出版的《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1个中文全译本。同月，陈启修翻译出版了《资本论》第1卷第1分册，是该书的第1个单行本，内容为《资本论》第1卷第1篇“商品和货币”，包含了马克思关于货币学说的主要论述。之后，这两部著作均有多种译本出版，其中《资本论》到1933年出齐了三卷的全译本。第二，翻译并出版了一批国外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的著作，其中1929年5月陈豹隐(陈启修)译的日本河上肇《经济学大纲》，1930年朱镜我译的苏联米哈列夫斯基《经济学入门》，1931年季陶达译的苏联拉比杜斯《政治经济学》等著作，都有详细阐述马克思货币学说的专门篇章，拉比杜斯的《政治经济学》中还有关于“苏联经济中的商品与货币”的论述。第三，撰写并出版了一批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其中对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有所论述的著作有1930年出版的王学文著《近世欧洲经济思想史》，1931年出版的马哲民著《社会经济概论》，1933年和1934年相继出版的沈志远著《计划经济学大纲》和《新经济学大纲》，1935年出版的李达著《经济学大纲》以及狄超白著《通俗经济学讲话》等。党的理论工作者在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和中期所取得的这些成果，基本涵盖了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的全部内容，并且具有系统性和通俗性，为中国共产党人完整地学习和把握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提供了文本依据和学理基础。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红色货币思想，就是在运用这一学说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完善起来的。

二、红色货币思想的内容和实践

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八七会议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发动了100多次武装起义，并在这些起义的基础上陆续建立起了大小十多块农村革命根据地。1927年10月，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9年又和率领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后来发展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在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安徽、浙江、河南、四川、陕西、甘肃以及海南等10多个省份创建了革命根据地和红色政权。这些根据地大都设立了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发行了红色政权的货币。红色货币思想，就是党在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为依据，并结合革命根据地的具体情况而形成的开展金融工作的指导思想。这些思想相对集中在当时党的领导人的一些报告和文章中，更多的则散见于党在这一时期的决议、法规、公告、布告、命令等文献中。(一)实行商品经济和利用货币关系的思想。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建立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就内部而言，还是处在以小农经济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状态，即说的:“现在苏区国民经济的发展，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与私人的事业，这三个方面同时进行的”①。这种不同利益主体互相之间的物品交换，必然要依靠商品交换的形式。就外部而言，是处在全国整体上的商品经济状态中，根据地为了打破白色政权的经济封锁，开展赤白两区之间的物品交流，也必须要采取商业贸易的形式。因此，党在根据地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即发展商品经济，不但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如在《论苏维埃经济发展的前途》中说的:“苏维埃政府，不但不禁止贸易的自由，而且鼓励商品的流通”，并且“苏维埃政府特别鼓励对外贸易的发展……使赤白的贸易，更能流通起来，使白区的商品大批的廉价的运入，赤区的商品则大批的高价的卖出”②。实行和发展商品经济，必然离不开以货币为媒介形式。因此，各个根据地几乎都是从一开始无一例外地沿用了货币制度。例如，在土地革命战争前期的1928－1930年，革命根据地的红色货币就有1928年2月、领导湘南起义后发行的耒阳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劳动券，同月海陆丰苏维埃政府加盖印章的银票，1928年5月开始使用的井冈山根据地“工”字银元，1929年8月开始流通于东固根据地的平民银行铜元票，1930年开始流通于赣西南根据地的东古银行铜元票、闽西根据地的工农银行银元票、赣南地区的江西工农银行铜币券，以及赣东北特区贫民银行银元票、监利县苏维埃信用券、沔阳县苏维埃信用券、石首农业银行信用券、鄂西农民银行信用券、鄂豫皖特区苏维埃银行银币券等等③。说明各根据地对利用货币关系的必要性是有共同认识的。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货币的存在有其客观必然性。因为“货币结晶是交换过程的必然产物”，是“商品流通的中介”，“在商品世界起一般等价物的作用”④。列宁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过程中，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也恢复了货币金融关系，指出:“我们没有做到一下子废除货币。我们说，目前货币还保留着，而且在从资本主义旧社会向社会主义新社会过渡的时期，还要保留一个相当长的时间”⑤。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在夺取政权之后在根据地发展商品经济和利用货币关系的思想，不但符合根据地的实际情况，而且也符合马克思关于货币是商品交换媒介的观点和列宁关于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制度下仍应保留货币的思想。(二)摧毁旧货币机构和建立新货币机构的思想。利用货币关系来发展根据地的商品经济，必然要有相应的经营和管理机构作为依托。在资本主义社会，“银行家成了货币资本的总管理人”⑥。而在工农掌权的革命根据地内，这种具有货币资金“总管理人”职能的银行仍然是必要的，不过前提是要改变其阶级性质。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在建立政治统治之后，必须“取消一切私人银行和银行家”⑦。他们还认为，巴黎公社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没有把“银行掌握在公社手中”⑧。正是根据这种理论，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根据地的金融工作中，确立起了摧毁旧银行和建立工农银行的指导思想。不过，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毕竟在性质上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其斗争对象是反帝反封建而不是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因此，在对待旧的货币机构的政策上，也是有所区别的。其中，对于外国在中国开办的银行，党实行的是没收政策。1928年7月中共六大通过的“十大政纲”明确宣布:“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①。对于封建性质的金融机构，如高利贷的典当行铺，党采取的是严格取缔政策。而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银行，则允许其继续存在，但要进行限制和监督。1931年11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规定:“城市与乡村贫民被典当的一切物品，完全无代价的归还原主，当铺应交给苏维埃”;“对各土著及大私人银行与钱庄，苏维埃机关应派代表监督其行动”②。在摧毁和限制旧银行的同时，各根据地都把建立新银行作为经济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例如1929年9月闽西根据地在取缔高利贷之后，马上决定“由县政府设法开办农民银行，区政府设立借贷所，办理低利借与农民”③。1930年5月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通过的十大政纲，其中之一就是:“由政府设立农民银行，借给农民资本以消灭高利贷资本的剥削”④。由于各根据地的创建时间有先有后，且都处于被分割包围、各自为政的状态，因此所建立的银行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名称上，都不够划一。尽管如此，新银行在性质上则是基本相同的，即都是为工农群众服务的银行。例如，1927年10月广东海陆丰根据地建立之后，在1928年2月即成立了“海陆丰劳动银行”，并通令宣布，此银行是为了“使工农贫民在推翻资产阶级革命进程中有此借贷机关，得以从事生产，发展社会经济”⑤。此后，各根据地的银行相继建立，并随着根据地的扩大而扩大。例如，在湘鄂赣地区，相继建立了东固平民银行、江西工农银行、平江工农银行、万载工农兵银行、宜春工农兵银行、浏阳工农兵银行等。其他如湘鄂西根据地、闽赣根据地和陕甘宁根据地等，也都先后建立了工农银行或苏维埃银行。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同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指出:“为着实行统一货币制度并帮助全体劳苦群众，苏维埃应开办工农银行，并在各苏维埃区域内设立分行”⑥。根据这一精神，1932年2月在中央根据地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这种统一性的货币机构为推动各革命根据地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奠定了组织上的保证。(三)清查旧货币和通行新货币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革命人民在推翻旧政权和建立新政权之后，必须“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⑦。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观点，同时也根据中国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中国共产党在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提出了清查旧货币、通行新货币的思想。革命根据地建立之前的旧币有硬币和纸币两种形式，苏维埃政权对这两种货币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对于旧币中的硬币即银币和铜币，由于它们是用一定重量和面额价值的贵金属铸成的通货，所以仍然允许其在根据地内继续使用，如闽西苏维埃政府在1930年6月的布告规定:“金融为市面流通之物，无论时洋杂洋自应一体流通”，以便把“银色好的杂洋集中至赤色区域的市面来”①。这样，苏维埃政府就可以通过回笼这些货币，筹措到更多到白区去贸易的资金。但是，对于旧货币中的纸币，则采取通过清查加以区别对待的措施。闽西根据地最初的规定是清除旧货币，“禁止劣币及白区纸币的使用”②;“国民党军阀、资本家的纸币应排除出苏区去”③。但很快认识到，这些纸币可以用来到白区去购买货物，于是不再禁止旧币的使用，而是用折价的方式，既允许旧纸币在根据地流通，“但它的价一定要照大洋价减低四分”④。鄂豫皖根据地则从一开始就采取了允许流通折价使用的政策，如该根据地的皖西北地区最初规定:“对于反动的国民党政府中央票不用，但交通银行和中国银行的票子可以通用”，但是要“打八折”⑤。后来，则把中央银行的纸币也包括在可以流通的范围之内，提出“国民党‘交通’、‘中央’等纸钞在苏区一概九六折扣”⑥。对于鄂豫皖根据地的这种做法，中共中央在关于鄂豫皖根据地的决议中予以了肯定，说:“暂时可不必废除旧的货币，它与苏维埃银行或工农银行所发行的货币可有同样的价值”⑦。也有的根据地采取的是对旧纸币加盖红色印章后允许流通的办法，如海陆丰苏维埃政府“暂借南丰织造厂附设劳动银行，并将该厂定制银票贰万元，加盖该行印章发出行使”⑧。江西根据地是“将吉安临时辅助货币一角价值的加盖我‘江西工农银行暂借发行券’与盖五角形赤区通用的图印，后面并加盖‘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方印以昭信用”⑨。上述这些措施和方法，都体现了清查旧货币和通行新货币思想的具体运用。到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正式成立时，这一思想作为原则正式确定下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明确规定:“苏维埃区域内旧的货币在目前得在苏维埃区域通行”，但“苏维埃须对于这些货币加以清查以资监督”，同时规定“苏维埃应发行苏维埃货币，并兑换旧的货币”瑏瑠。不过，对于在旧货币上加盖苏维埃印记的做法，则由于考虑到加盖之后再也无法拿到白区去购买根据地所需要的物品，而将其修改为“对于旧的货币开始亦可采用，加盖图记通用。外来之货币须一律兑换已盖苏维埃图记之货币，或苏维埃自己发行之货币”瑏瑡。这就既可以使加盖图记的旧纸币在根据地内流通，又回笼了新流入根据地的外来货币，使白区货币不致浪费而为红色政权所利用。(四)独占货币发行和统一货币制度的思想。实行货币的独占发行，既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后要对银行和货币“独享垄断权”①的应有之义，也是革命根据地通行新货币思想的逻辑延伸。因为，如果新货币与其他货币同时并行而不是独占发行，那么必然的后果就是货币市场的严重失序及其新生政权经济基础的动摇。因此，中共中央要求各个根据地，必须“把发行纸币的权统一在苏维埃政府银行手里”②。据此，各个革命根据地在发行新货币的同时，都把拥有独占发行货币的特权作为一项原则规定下来。例如闽浙赣根据地规定:“严禁私人银行发行纸币，只有苏维埃银行才能发行纸币”③。鄂豫皖根据地也是“发行根据地货币，确立根据地货币为法定货币地位”，“以根据地货币为各项税收、结算、交换流通的唯一法定货币”④。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明确指出:苏维埃国家银行“有发行货币之特权”⑤。根据这一精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于1932年2月1日正式开业，在同时颁布的国家银行暂行章程第二章第八条中规定:“本行由中央政府授予发行钞票之特权，得发行各种之纸币”⑥。这个货币独占发行的思想后来成为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长期坚持的一项重要原则。为了使货币独占发行的原则在操作层面上有所依托，实行统一的货币制度是必然的要求。然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村革命根据地都是通过“工农武装割据”，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和从少到多而逐渐建立起来的，不但时间不一，地域分散，而且长期处于被敌人分割包围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各根据地在初期往往由各县或区苏维埃政府自办银行和自发货币。然而，随着根据地逐渐扩大到多个县区的境域之后，这种各自为政的办法显然是需要改变的。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之后，适时地提出了“实行统一货币制度”⑦的思想。为此，根据地的党和政府主要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建立相对统一的货币体系。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武装起义和武装割据，建立起了“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⑧。到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原来一小块一小块的红色区域已经相对集中地连接成为了若干大块的根据地。在这种形势下，各大根据地在各自的区域内实行了相对统一的货币制度。在中央革命根据地，1932年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正式成立后，统一了已经连成一片的赣南和闽西两个地区的货币制度。在鄂豫皖根据地，于1932年1月成立了鄂豫皖苏维埃银行，将原来分属于皖西北、豫东南和鄂豫边的银行统一为一体，建立起了在整个区域内相对统一的货币体系。在湘鄂西根据地，于1932年成立了苏维埃国家银行湘鄂西分行，统一了原来分属于鄂西、鄂北和湘鄂边三个地区的货币制度。在闽浙赣根据地，1932年12月成立了苏维埃国家银行闽浙赣省分行，将原来赣东北和闽北两地的货币统一到一个体系中来。在湘赣根据地，于1932年1月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赣省工农银行，1933年1月改名为苏维埃国家银行湘赣省分行，在该地区实行统一的货币制度。在湘鄂赣根据地，1931年10月成立了鄂东南工农银行，将原来分属于平江、修水、大冶、铜鼓、万载、宜春、阳新等县的货币制度纳入到一个相对统一的体系之中。这种分区域相对统一的货币制度，起到了巩固政权和发展经济的重要作用。二是实施完全统一的货币政策，即各大根据地可以建立相对独立的货币体系，可以独立发行各自的货币种类，但是在货币政策上则必须是一致的。1932年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成立之后，虽然在货币体系的范围上还只能限于中央根据地，但是它所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暂行章程》却是具有货币立法性质的文件，其中所规定的各项条例，在各个根据地都是必须要遵行的。(五)控制纸币发行数量和保证纸币流通信用的思想。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论述货币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五大职能，其中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又是货币的基本职能。对于根据地建设的实践来说，最具有理论和现实双重指导意义的是货币职能理论中的货币流通规律，即:“就一定时间的流通过程来说是:商品价格总额/同名货币的流通次数=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量。这个规律是普遍适用的”①。而在纸币流通的条件下，具有直接指导意义的又是纸币流通规律，即:“纸币流通的特殊规律只能从纸币是金的代表这种关系中产生。这一规律简单说来就是:纸币的发行只限于它所象征地代表金(或银)的实际流通的数量”②。根据马克思的这一论述，同时考虑到农村根据地的现实条件和革命战争的实际需要，党在领导开展根据地金融工作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控制纸币发行数量和保证纸币流通信用的思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所发行的货币既有金属货币，也有纸币和布币，其中纸币是主要的流通货币。在这种情况下，各根据地大都是以一定数量的黄金、白银等贵金属及铸币作为纸币发行的保证基金。例如，闽西第一次工农兵大会通过的决议规定以现金即银元作为基金，说:“信用合作社要有五千元以上的现金，请求闽西政府批准者，才准发行纸币，但不得超过现金之半数”③。湘赣根据地以“群众集股二万元”银元并“收了三万多两银器”为基金，“发行一万至二万纸币”④。湘鄂西根据地作出决议案，要求必须“在有充分基金准备才发行纸币”⑤。中央苏区国家银行成立后，在章程的第三章第十条中明确规定说:“发行纸币，至少须有十分之三之现金，或贵重金属，或外国货币为现金准备，其余应以易于变售之货物或短期汇票，或他种证券为保证准备。”⑥后来，大多数根据地基本都是按照国家银行的这种30%的比例来控制纸币的发行数量，并且在发现纸币发行量超过这一比例后，都相应地采取减少纸币发行、增加准备基金及回收纸币等措施，来确保把纸币的发行数量控制在适当的限度之内。控制纸币的发行数量，目的在于稳定纸币的币值和保证纸币的流通信用。而这一目的能否实现，则取决于纸币能否与金属货币的充分兑换。为此，各根据地都作出了纸币与金属货币自由兑换的规定。在各个根据地发行的纸币票面上，均印有“驳兑现洋”、“凭票即付银元”、“一律通用随时兑现”等字样，例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的一元券就印有“凭票即付银币一元”。1930年9月闽西苏维埃政府在建立工农银行时即规定:“在目前为提高信用起见，凡各级政府以及合作社一律负责兑现这种纸币”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的命令要求，在各地设立“国家银行钞票兑换处”，“对持钞票要求兑换者，须尽量兑付现洋，不得拒绝”②。由于苏维埃的纸币可以随时兑换银元，在人民群众中很快赢得了较高的信用。在鄂豫皖根据地，“银行当时能兑银元，群众拿苏维埃票子，随时可以到新集银行兑换成银元”，群众甚为方便，因此“都愿意要苏维埃的票子”③。苏区刊物《斗争报》报道川陕根据地纸币流通的情况说:“苏维埃钞票，境内畅行无阻，且信用极高，群众多自愿以银元存入银行，以其兑现充足故也”④。(六)坚持经济发行货币和积极组织回笼货币的思想。货币是商品经济的产物，货币的流通必须与商品的流通相适应，币值才能稳定，这是货币流通规律的客观要求。因此，货币的发行必须要坚持经济发行的原则。但是，革命根据地毕竟是在战争环境中建立起来的，并且在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过程中始终与战争相伴随，“在长期国内战争的条件之下，增发纸币常常是弥补财政收支不敷的一个办法”⑤。财政性支出除了军费之外，还包括各级政府的行政经费。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好经济发展需要和财政性支出这两个方面的货币投向，成为摆在苏维埃政府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在各根据地初创的时期，各地苏维埃政府还都能够按照国民经济的发展需要来组织货币的发行，而把单纯的财政支出放在次要的地位。例如闽西苏维埃政府规定工农银行资金投向的比例是:“存库不动的现金30%;投入闽西政府及各级政府10%，投入各种合作社25%;社会市面流通13%;投入苏维埃商店和土地生产15%”⑥。除了作为准备金的30%之外，一半以上的资金都投向了商品流通和生产领域，而财政性用款只占到10%。按照这种比例，基本能够保持红色货币的币值，是比较审慎和合理的。然而，以比较低的货币投入来支持比较大的政府和军需供给，显然是不能满足的。在这种情况下，红军的军事经费从何而来呢?早在领导创建井冈山根据地时，就确定把“打土豪筹款子”⑦作为红军的三大任务之一，不但红军的军费主要靠自身筹款来解决，即便是苏维埃政府拨付给军队的钱物，也主要靠打土豪所得。1930年10月至1931年9月红一方面军连续取得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其中一个重要经验就是战争给养“完全靠红军自己来筹”⑧。然而，到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时期，由于“左”倾错误的干扰，提出了实行财政统一，以逐渐解除正式红军的筹款任务而专一进行革命战争的思想。1932年9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人民委员部发出训令，要“转变过去依靠红军筹款的路线，做到政府供给红军战费，使前方部队解除筹款任务，迅速进攻敌人”⑨。从这时起，“前后方红军给养已经是中央财政部负责支付了”瑏瑠。据时任国家银行副行长曹菊如的回忆，由于军政费用开支浩大，“日渐增多地依靠发行纸币”，到了1933年“纸币发行达到约二百万元”①。超量增发纸币必然引起纸币贬值，导致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为了扭转这种局面，1934年1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苏维埃经济建设的决议》指出:“苏维埃政府对于纸币的发行应该极端的审慎。纸币的发行如超过市场所需要的定额之外，必然会使纸币跌价，会使物价腾贵，使工农生活恶化起来，以致影响到工农的联合”②。在大会的工作报告中，更是明确提出了发行纸币首先要按照经济发展需要、其次再考虑财政性支出的思想，说:“国家银行发行纸票的原则，应该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财政的需要只能放在次要的地方，这一方面的充分注意是绝对必需的”③。为了稳定币值，中国共产党人还提出了积极组织纸币回笼的思想。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关于苏维埃经济建设的决议》要求超量发行纸币的苏维埃地方政府，要“采取一切方法收回他们过去滥发的纸币”，并具体指出纸币回笼的渠道，一是“尽量在苏维埃经济的发展中增加各种税收的收入”;二是“必须更注意于对外对内贸易的发展”;三是“尽量输入现金与限制现金的输出”;四是“使苏维埃金融在经济建设的发展中极大的活泼起来”。通过这些措施，来“增加市场吸收纸币的容纳量”，“免去苏维埃纸币跌价的危险”，“维持苏维埃纸币的信用”④。这一积极组织货币回笼的思想，后来成为党领导金融工作的一个长期指导思想。(七)努力吸收储蓄存款和贷款投放生产事业的思想。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论述货币具有“贮藏职能”的基础上，又进一步论述了银行通过吸纳处于贮藏阶段的货币，而形成为货币借贷资本的过程。他指出:“自从银行对存款支付利息以来，一切阶级的货币积蓄和暂时不用的货币，都会存入银行”⑤。而银行把这些闲散货币集中起来的目的，则在于生成借贷货币，即“当这一货币在一个地方作为存款沉淀下来时，它在另一个地方就会立即再作为贷款发放出去”⑥。正是基于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概括出了“吸收群众的存款，贷款给有利的生产事业”⑦的思想。在土地革命时期，各根据地苏维埃政府在建立银行之后，都很快确立起了要努力吸收存款的思想。湘赣根据地在1931年12月的工农银行简章中规定:“凡属各级政府及各革命团体与革命群众，如有余裕金钱愿储蓄在本行者，均一律收储”⑧。闽浙赣根据地在1933年3月的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提出:“应该鼓励群众向银行入股与储蓄”⑨。在中央苏区，不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暂行章程》中列有“收受各种存款”瑏瑠的业务条款，而且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还专门发表《发展与参加储蓄运动》的文章，指出储蓄的意义在于:“可以鼓励广大工农群众在日常生活中从事节省，将所节省的零钱存入银行，使得聚少成多，化零为整。而银行普遍地集中与灵活地运用这些社会余资，投放到各种合作社，尤其是信用合作社，以及工农群众中各个人所经营的生产事业上，大大发展苏区生产，扩大对外贸易”①。在贷款投放方面，苏维埃政府确立了重点扶植农业生产、兼顾工业生产和商业贸易的思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定期信用放款暂行规则》第一条即明确规定:“本规则专为各种合作社和贫苦工农群众，用途确系有利于发展社会经济之放款而定。”并列出具体的借款项目为:“凡工农群众借款用途为下列之一者，均得向本行要求借款。(1)购置农具或肥料;(2)耕种用费;(3)开辟荒田和整顿水利;(4)其他有关于发展社会经济之用途”②。湘赣根据地工农银行简章中规定:“凡革命的工人农民兵士小商人劳动贫民，如遇在发展各种生产事业的需要上得到当地苏维埃政府的保证，而在本银行财力可能时，亦得借贷应用”③。闽浙赣根据地《财政与经济问题的决议案》规定:“银行的资本，最大部分是要用于帮助各种合作事业的建立发展;并贷款于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帮助他们制办工具、购买耕牛、耕具和肥料”④。为了扶持农业生产，各根据地都实行了低利借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关于借贷暂行条例的决议》规定:“苏区中借贷利率，高者短期每月不得超过一分二厘，长期周年不得超过一分”⑤。湘鄂西根据地农民银行也明确规定自己的任务是:“本行办理低利借贷”⑥。这种低利贷款不但能够解决农民的暂时困难，有的根据地还以此组织了生产竞赛运动，推动了经济生活的恢复和发展。

三、红色货币思想的作用和意义

中国共产党人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战火硝烟中诞生的红色货币思想，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并结合根据地建设实际而形成的认识成果，不仅对当时的根据地货币实践起到了巨大的指导作用，为红色政权的巩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而且为马克思主义的货币学说和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增添了宝贵的财富。(一)红色货币思想的历史作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最为艰难困苦的年代，在这样一个时期所形成的红色货币思想，对于指导和推进这一时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使党领导下的革命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红色货币思想直接指导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建立货币体系的实践。由于有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为理论依据，中国共产党人在建立起政权之后，哪怕只是在一小块一小块的割据区域内，而且是在自然经济成分浓厚的农村地区，也能够快捷地树立起一系列以货币为杠杆来开展金融工作的思想。正是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各个根据地都能够卓有成效地建立货币机构和实施货币政策，快速地占领和统一割据区域内的金融市场，全面地推动根据地金融工作的开展。期间，尽管也有“左”倾错误的干扰，但总的来说，根据地的金融秩序相对稳定，金融市场基本处于一种活跃和健康运行的状态，实现了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有计划地调剂整个苏区金融”①的任务。与此同时，红色货币思想全面推动了革命战争环境下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所开辟的各个革命根据地，从一开始就都是工农武装割据的产物，并且自始至终都伴随着革命战争的炮火硝烟。在这种环境下所形成的红色货币思想，必然一方面要努力遵循货币流通的一般规律，“按照市场需要的原则”②开展金融工作，努力稳定币值，大力给农业和工商业提供支持资金，为繁荣苏区经济、保障群众生活和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又要遵循战时货币的特殊规律，按照苏维埃政府“用一切办法去保障红军的给养、供给与运输”③的要求，努力筹集和提供军费开支，为保证军需、支援革命战争和战胜敌人的军事“围剿”发挥了至关重要的职能作用。(二)红色货币思想的理论意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探索中国革命理论的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所形成的红色货币思想，尽管还没有系统理论形态的阐述，但是理论体系的总体框架和主干内容却都已构建出来，这为日后党在理论上逐渐走向成熟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首先，红色货币思想为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马克思的货币学说是基于欧洲国家以商品经济为主体的资本主义社会而展开论述的，而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红色货币思想，则是基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在以自然经济即“地方的农业经济”④为主体的农村地区进行武装割据的背景下形成的。因此，这一思想是以马克思货币学说为指导，结合具体应用的实践而形成的创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和社会实际相结合的货币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货币学说。其次，红色货币思想为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增添了具有重要价值的内容。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所取得的最大理论成果，就是以为主要代表而创立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理论。这一理论的主要内涵，是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土地革命这三者之间的密切结合，其中根据地建设的任务，则是要通过开展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⑤。而红色货币思想，就是根据地经济建设中的核心内容，是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具有重要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一理论体系占有重要的地位。最后，红色货币思想为党在日后构建货币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红色货币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对货币问题认识历程的逻辑起点，它为日后中国共产党货币思想的不断发展和走向成熟奠定了前期的基础。后来，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乃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随着红色货币发行数量和流通范围的日益广大，红色货币思想逐渐丰富和发展为完整的货币理论体系，但是就主要精神和核心原则而言，则始终体现了对土地革命时期红色货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体现了这一思想深刻而又长远的影响。

一、归国后在思想倾向上的短暂犹豫徘徊

1925—1930年，王稼祥一直在苏联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与中国本土的革命实践活动长期脱离，在回国后的革命工作中倍感革命经验缺失，因此向组织提出申请前往革命前线。此时，王明为督促中央苏区有效贯彻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便派王稼祥与任弼时和顾作霖组成中央代表团于1931年4月4日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后，王稼祥一行人参加的第一次会议是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主要传达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中央关于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和肃反问题的政策。会上，关于第二次反“围剿”的打法，与会代表存在较大分歧。多数人主张“分兵退敌”，尽量保存我军实力;以和为代表的少数人则主张应依靠红军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优势，诱敌深入，击退国民党的第二次“围剿”。以自己多年指挥武装斗争的经验和独特的军事见地劝说与会人员，最终在4月19日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上，苏区领导人员经过慎重讨论采纳了同志的作战方针。此时的王稼祥被敢作敢为的作风及独特的军事见地和主张所感染，因此在思想倾向上他开始赞成并支持的方针。虽然王稼祥此时的思想倾向有所转变，但是因为深受教条主义的影响，故在某些问题上仍然没有改变原有立场，如对的定性问题，他仍然认为这是一场“反革命性质的暴动”。1930—1931年王稼祥的思想犹如摇摆不定的天平。一方面，在经历了由一位留学归国的毫无革命实践经验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到亲身参加革命实践活动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后，他意识到中国革命不能够照搬苏联革命的成功模式，而是要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具体国情相结合，针对中国社会存在的具体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尽管当时党内仍有很多人对的军事对策进行指责，但是王稼祥通过对实际情况的分析后坚定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支持的军事主张。另一方面，教条主义思想根深蒂固使得王稼祥对的“经验论的落后思想”不屑一顾。这种矛盾的态度使王稼祥陷入深深的思考和反省中，直至1932年10月3日至8日在江西省宁都小源召开的中央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上他坚定地站在了支持同志的阵营中。

二、遵义会议前最终成为坚定的拥护者

在江西宁都会议上党内某些领导同志批评的赣东发展路线与党的组织观念具有严重的倾向错误，针对这种错误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尽管据理力争，但仍无力扭转党内多数派的意见。在这紧要关头，王稼祥作为中共中央派到中央苏区的代表义正言辞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说:“我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以及从攻打赣州的教训中，逐步认识到同志的思想主张，是符合红军和苏区实际情况的，他提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已经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的东西，他的指挥决策也一再被证明是正确的。红军和苏区之所以有今天这样的局面，是与同志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因此，我认为同志仍然应该留在前线，继续指挥红军作战。即将开始的第四次反‘围剿’，正需要这样的指挥者与领导人。总之，我的意见是:大敌当前，不可易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王稼祥在会议上明确支持了，但他只代表少数人的意见，当时中共共产党内部的组织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面对如此形势王稼祥无力扭转乾坤。在同同志等人送到长汀福音医院疗养后，王稼祥对为了全国全党大局的利益而不计较个人得失的精神大为感动。

1932年12月—1933年3月，国民党对中央红军开展了第四次“围剿”行动。长期的战争实践经验使王稼祥、、等同志坚决抵制攻打敌人重兵防御的城市的作战方法，先后发出9份电报阐述自己的立场和主张。在得知敌情变化后果断改变原有军事计划，利用有效兵力在敌人重兵防御的城市周边地区秘密集结伺机行动，正是这一布置保证了中央红军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在红军的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王稼祥也在此时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受伤最重的一位。负伤后的王稼祥即被送到了瑞金红军总医院，在那里与在瑞金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的的接触日渐增多，对的思想体系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在瑞金的接触成为王稼祥思想立场彻底变化的重要转折点。由于博古和李德的错误军事决策致使中国共产党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开始长征，王稼祥也在担架上开始了漫漫长征路。在长征中毛、王二人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与第五次反“围剿”进行了详细对比，最终得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博古、李德的不利军事指挥。王稼祥说:“博古同志本来就不会带兵，李德虽然有丰富的军事理论，但对目前国内形势视若无睹，进入苏区后尽瞎指挥。”与此同时，针对博古和李德提出同会师的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不去和会师，我们重走一条路———西进，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到黔北一带开辟新战场。”毛的这一建议得到王稼祥的极大认可，又去找红军中的其他领导人交换意见，最终得到、聂荣臻等人的赞成。1935年1月7日，红军在占领贵州重镇遵义城，并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会议———遵义会议。

三、遵义会议上正确主张的积极倡导者

一、理论武装工作

在统一思想中解放思想，为跨越发展奠定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今年，我们以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和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为重点，加强中心学习和规范化建设，积极开展党员干部教育和理论普及工作，扎实推进思想学习，为土地储备经营工作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支持。

（一）结合灾后实际，增强理论教育的说服力和感召力。按照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新要求，作为统一思想、解放思想的强大精神武器，不断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把学习、宣传、贯彻科学发展观作为重中之重。中心根据全年理论学习计划，不断健全理论中心组的学习制度。加强对中心理论专题学习的指导与督查，推动中心组学习的经常化和制度化，今年以来，中心认真组织学习了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纪委“八项禁令”、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党的十七大精神等为专题的共10次。中心也按规定积极主动地组织学习共20次。在学习当中，我们注重把理论学习与工作实践相结合，做到学以致用，用以促学，推进土地储备经营各项工作的顺利完成。

（二）加强政策学习，有力保证灾后重建。一是在加强中心干部职工学习教育的同时，高度重视党员干部的理论学习，进一步建立和规范党员干部的理论学习要求，明确学习重点，保证学习时间，做到有计划、有制度、有笔记、有学习记录，针对实际，突出重点，切实提高学习质量，召开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了解灾后干部职工的精神和物质需求，帮助他们切实解决困难。二是组织5次业务学习培训会，在资金管理方面由财务科主讲，学习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20*]68号）；在土地储备方面由土地储备科主讲，从征地、闲置土地收回、收购地价等方面，对《*市征地补偿安置暂行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都办发[20*]191号）、《*市闲置土地处置实施方案的通知》（都土发[20*]352号、《关于公布〈基准地价测评区外国有土地使用权指导地价〉的通知》（都府发[20*]78号）等常用政策性文件进行分析讲解；在土地经营上市方面由营销策划科主讲，学习了《*市土地使用和建筑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关于建设项目增加容积率收取楼面地价的通知》（都办发[20*]95号）等技术操作规定。“互动”学习制度的推行，使全体职工进一步知晓、熟悉了土地储备经营相关知识，提高了业务技能，保证了收购储备、拆迁安置、土地上市、抵押融资等工作的主体合法，程序合法，行为合法，决策合法。三是把中心组学习作为干部提高理论水平、增强自身修养的平台，沟通思想、统一认识的桥梁，理论联系实际的渠道。及时将市委中心组学习的有关精神和要求向机关党员职工传达，同增强党性、转变作风结合起来，同联系实际、解决问题结合起来，不断把理论学习向深度推进。有力地掀起干部的理论学习热潮，使中心各项学习步入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学习效果和质量明显提高。

（三）以法规学习为载体，多种形式开展宣传学习。一是成立领导小组，为依法治市工作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二是中心把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作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首要政治任务，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三是每月定期安排专门人员突出学习《土地管理法》《行政许可法》宣传讲座，牢固树立法律法规意识，维护法律权威；四是根据业务需要对每人发放一册《物权法》、《审计法》等读本；五是在中心内部，每月组办一期《土地管理法》知识宣传栏，加强中心领导班子、工作人员对土地法的深入了解程度，不断创新形式，增强普法依法治理效果，努力推进社会主义法律文化建设。

二、舆论引导工作

【正文】

一、的“安定团结”与邓小平的“稳定”思想在属性、宗旨上是一致的，二者都提出了稳定的重要性及实现稳定的措施，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一脉相承

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是当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二者关于安定与稳固的思想，其基本属性和最终目的是相同的，即都是运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表现，是为了巩固政权，发展社会生产，使国强民富，消灭差别，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在它夺取国家政权成为统治阶级之后，都要采取各种办法和措施保护社会政治稳定，以巩固自己的统治，维护自己的利益，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曾提出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镇压被推翻的反动阶级的反抗和破坏，以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思想。但限于当时条件，对这一问题未能作深入具体的探讨和论述。列宁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夺取了国家政权，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根据当时的实际斗争形势，列宁提出了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镇压敌对阶级的反抗、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和反对官僚主义以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强执政党建设以纯洁党的队伍等许多宝贵的思想和主张。然而，列宁因执政的实践比较短，许多影响无产阶级政权巩固和稳定的因素没能见到，也就没条件对这一问题作更多探讨和论述。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提出了许多关于巩固无产阶级新生政权的理论，曾采取过许多措施维护社会政治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阶级得到翻身解放，上升为国家的主人。但是，怎样维护社会政治的稳定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值得重视和有待于解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进行过认真的探索，提出了许多富有价值和创造性的观点。如他指出了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性，认为“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从提出了对待少数人闹事采取积极而有准备的态度的主张，到提出了诸如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以肃清反革命分子和惩办其他破坏社会秩序的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对闹事的群众加以正确引导，克服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和消除腐败现象等等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措施。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率领全党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中，总结和汲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特别是我们党自己在社会政治稳定方面的经验教训，并根据新的历史条件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形势以及由此产生的比过去更为复杂的现实环境，对如何维护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的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在《邓小平文选》第3卷中，对这问题的论述内容非常丰富，形成了系统全面的稳定观，概有以下几方面：

内容摘要：学的“三个代表”理论，目的在于制度创新；目的在于解放思想，目的在于立足于未来；目的在于给我党以坚实的社会存在基础，给全国人民以幸福的生活；我基于这样的考虑，遂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公有制作了一种全新的理论诠释。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是“人民都有制”；就是在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基础上，实行土地私有化，（部分）国有资产股票化；这样不但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创造了充分条件，也补足了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模糊而造成的一系列社会不公正的现象。惟其如此，中国共产党才能在解决社会主义“公有－－即都有”的所有制的基础上，真正“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关键词：“三个代表”“公有－－即都有”国家税收

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党，始终是“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我们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的政党。这一点可以从自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以来，无论她走过多少曲折的道路、经过多少迂回的摸索，在最后的关键时刻，我党都能从根本上重新回到“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我们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的问题来证明。例如，1935年红军长征时，同志领导地位得以在党内确立；1945年，党的七大会议又确定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乃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乃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这些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人，不唯本本主义、教条主义，敢于解放思想，否定错误，敢于把成熟的革命理论与稚嫩的社会实践相结合，并把实践之中得到的实践总结，及时地、迅速地转化为自己的理论，并反过来指导自己的实践等。这些事实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人胸怀坦荡、革命无私、唯真理而服膺的崇高党性、和坚定的原则性。

特别是1978年，在党的思想上，经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在理论上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使党的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的领导地位得到确立。并由邓小平于1992年南巡讲话中，进一步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极大地丰富了马列主义、思想，又一次地以中国共产党“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显示了我们党的无私胸襟、无比智慧；更显示了我党领导中国人民勇于上下求索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的革命顽强精神。

现在，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人主席，提出了“三个代表”的思想，成为我们党的指导理论，作为我们解放思想、敢于创新的行动指南，再次证明和实践了我党的光辉的优良传统，就是与时俱进，化茧为蛾，突破自我，不为党私，增进民益；就是敢于“坚定地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真正地承当起“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的英明领导者的责任，真正地能够肩负起为“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的历史任务，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等“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党的庄严使命。”所以，我认为，主席的“三个代表”理论，本身就是继承和发展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理论。并且再次使我们党在新时期、新问题下，有了自己的指导思想，而且和“祖宗们”的思想理论、基本原则一脉相承！主席的“三个代表”理论很好地做到了我党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做到了历史和发展的统一；做到了先进性与继承性的统一；时至今日，“三个代表”的思想在理论上高屋建瓴、思想深刻地在5.31讲话中又一次得到全面论述！为此，我谨以我自己的理解，并本着以我党的与时俱进，解放思想的原则为指导思想，谈一谈我对我们党的一些重大理论的重新解释何认识。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先进理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等光辉思想，都是建立在以受压迫、受剥削、大都是一无所有的工人，农民等无产阶级为社会存在基础的理论。从而提出了怎样建立工人阶级政党和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纲领和根本的指导思想。特别是伟大的同志成功地把马列主义普遍原则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此基础上领导中国共产党人，取得了国家政权，并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的“马列主义普遍原则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最深层次上说明了一个党的存在，必须和最广大的人民利益结合在一起；必须和她自身依存的国家民族利益结合在一起；除此之外，不存在超越于人民利益之上的党！更不可能存在脱离于国家民族的党！思想的伟大就在于此：“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现代化的实践中，特别是同志的晚年，显然出现过不可挽回的损失和错误。为此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同志英明提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提出了在我国实现现代化分三步走的伟大决策，使我党领导我国人民初步完成了达到温饱、进入“小康社会”的伟大的历史使命。在这个过程中，一句“小平您好”，证明了人民对我们的党空前的拥护和爱戴之情！也证明了我们党的经济政策在当时社会实践中的空前成功！

新《土地管理法》实施以来，我县在坚持全面贯彻落实基本农田保护各项措施的同时，积极开展以土地整理为主要内容的耕地保护工作，既有力地保障了各项经济建设的顺利实施，又实现了县域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战略目标。

2006年，按照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打造丘陵地区经济发展示范县的总体目标，我县进一步加大了土地整理工作力度，狠抓土地整理项目的立项实施工作。一是抢抓机遇，积极开展立项申报工作。现已获准市级批准立项的土地整理项目4个、省级立项的土地整理项目2个，新增耕地目标5400亩；最近，国土资源部已将我县列为了全国初步确定的116个基本农田保护示范区之一。二是针对安岳属全省丘陵农业大县、财政十分困难、

项目资金压力大的实际情况，解放思想，创新思路，积极探索项目组织实施新机制，采取面向社会公开招标评聘业主，由业主按招投标要求确定施工单位，广泛吸纳社会资金投资土地整理项目，破解了资金制约瓶颈，探索了丘陵地区实施土地整理的新路子，为项目的顺利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是做到四个结合，充分发挥项目实施在国民经济各项事务中的示范带头作用，即项目实施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结合，改善项目区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与基本农田保护相结合，增强项目区人民群众保护基本农田的自觉性；与提升土地生产能力相结合，实现耕地数量增加、质量显著提高的目标：与文明新村建设相结合，彻底治理“空心村”，牢固树立村民的节地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