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权益范文10篇

本文作者：吴志刚工作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农民的“土地权益”与农民基于土地的“权益”

虽然农民土地权益问题早已为人们所关注，但是，至目前为止，“农民土地权益”术语本身却仍未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一方面，从法律规范层面来讲，“农民土地权益”尚未成为一个法律概念；另一方面，从学术研究层面来看，大部分学者都是把“农民土地权益”当作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来使用。而就已有的一些少量关于“农民土地权益”概念之观点而言，其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是从农民的“土地权益”（限于物权体系内）视角出发，主张农民土地权益是指农民所享有的物权体系内的土地权益。例如，有观点认为，“农民土地权益是指以农村土地作为财产客体的各种权利的总和，包括土地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等。”[3]二是从农民基于土地有的“权益”（不限于物权体系内）出发，主张农民土地权益是指农民基于土地所享有的全部权益。例如，有观点认为“，‘农民的土地权益’是指农民围绕土地所产生的并且应当享有的一系列民主权利与获得物质利益权利的总称。”[4]哪一种观点才能够真正反映“农民土地权益”的本质属性？目前“，土地权利”或“土地权益”往往是指权利人按照法律规定直接支配土地的权利，如土地所有权、土地使用权、地役权、租赁权和耕作权等[5]。中国《物权法》所明确规定的土地权利就主要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和地役权等权利。因此，相对而言，由于“土地权益”往往专指不动产物权体系内的系列性权利，随之，农民土地权益的含义自然也就将被局限于物权体系内。但是，在中国大陆地区的特定场景下，尽管农地的所有者不是农民，但是对于其实际占有者———农民来说，土地所承担的绝不仅仅是经济功能，更多的还是生存功能和发展功能。如此一来，农民基于土地所享有的权利，就必然包含有生存权、居住权、发展权和环境权等诸多事关农民生死存亡的权利，而且，不容否认的是，这些权利又恰恰都属于基本权利，因此将农民土地权益仅局限于物权体系内的观点就存有严重缺陷。更为关键的是，该种观点不仅与事实不符，甚至还会给无止境地征收农村土地提供了一种理论借口，即只要给与农民足够的经济补偿，就可以无限制地进行征地。由此可见，就概念上来看，农民土地权益应是指农民基于土地享有的权益；而从外延上来看，农民土地权益既包括农民基于土地所享有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实体权益，也包括农民为保护前述实体权益所享有的程序权益。

农民土地实体权益与农民土地程序权益的真实存在

如前所述，农民土地权益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农民土地权益中的实体权益，笔者将其称之为农民土地实体权益；二是农民土地权益中的程序权益，笔者将其称之为农民土地程序权益。其中，农民土地实体权益主要包括农民土地经济权益、农民土地政治权益、农民土地社会权益和农民土地文化权益等内容。具体来说，农民土地经济权益主要包括农民土地承包权、农民土地使用权、农民土地收益权和农民土地受偿权等；农民土地政治权益主要包括农民土地信仰权、农民土地知情权、农民土地参与权、农民土地决策权和农民土地监督权等；农民土地社会权益主要包括农民土地就业权、农民土地生存权、农民土地居住权、农民土地发展权和农民土地环境权等；农民土地文化权益主要包括农民基于土地享有农村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心理文化，以及农村文化产品的权利。此外，就农民土地程序权益来看，其主要是指因保障农民土地实体权益而自然延伸出来的权益，如农民土地纠纷行政裁决请求权和农民土地纠纷司法裁判请求权等。现实中，尽管农民土地经济权益依然没有得到有效的保障，却也基本得到一致的承认，与此相反，农民土地政治权益、农民土地社会权益和农民土地文化权益，以及农民土地程序权益等却往往受到了忽视。本文以当前农村土地征收实践中存在的农民土地权益受侵情况为例，论证权益存在的真实性和亟待保障的迫切性。第一，农民土地政治权益未得到充分的保障。首先，在审批征地方案阶段，针对是否同意征收农村耕地的问题，农民的决定权未受到尊重。因为《土地管理法》第45条规定，农村耕地征收是由国务院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单方批准的，其无需听取农民和农民集体的意见。其次，在公告征地方案阶段，针对是否同意耕地征收方案的问题，农民的参与权也缺少保障。因为《土地管理法》第46条规定在此阶段，农民仅享有耕地补偿的登记权利，对于耕地征收方案并无参与权和话语权。最后，在批准补偿方案阶段，针对补偿标准过低问题，农民的话语权也未受到重视，因为《土地管理法》第47条规定，耕地补偿标准是由征地机关单方面决定的，农民并不享有参与确定具体补偿标准的权利。第二，农民土地社会权益未得到充分的保障。首先，征收农村耕地使得农民失去就业岗位而影响了农民的就业权。事实上，绝大部分农民在被迫转岗的过程中，也的确因缺乏足够的技术而处于就业市场的末端。其次，征收农村耕地损害了农民的生存保障权，因为征地使得农民失去了土地这个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实践中，由于征地补偿费用较低，且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依然比较落后，不少失地农民的生活处境不仅没有因为征地而提高，反而呈现出“开倒车”的趋势。再次，征收农村耕地损害了农民土地发展权，因为当农民失去土地时，其也就失去了基于土地所享有的发展机会。例如，《土地管理法》第47条所规定的耕地征收补偿目标仅是为了“使需要安置的农民保持原有的生活水平”，而未将农民及其家庭的长远生计和今后发展考虑在内。再如，事实上，由于中国实行的是国家垄断土地一级市场的征收制度，即政府往往以较低的补偿费来征收农村耕地，然后再以高出原补偿费许多倍的价格卖出[6]，如此一来，就使得农民无法分享到土地的增值收益。复再次，个别征地机关强行以低价征收农村宅基地的行为，也势必损害了农民土地社会权益中的住房保障权。最后，征收农村土地也必将会损害到农民的环境权。一般情况下，相较于市民而言，农民可以接触到更洁净的空气、更清洁的水、更充足的阳光和更美的自然风景，但是，一旦农民的土地被征收，农民被迫住进城市之后，其本应享有的环境权自然也就受到了影响，因为，不仅其无法继续享受农村特有的清新环境，而且也无法继续享受鸡鸣犬吠、炊烟袅袅和空旷山野等农村的特有美景。但是，就现有的征地补偿制度而言，农民基于土地享有的就业权、生存权、发展权、居住权和环境权等社会权益，并没有被纳入到征地补偿范围中，因为《土地管理法》第47条所规定的征地补偿范围仅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这三个方面的物质损失，由此可见，农民土地社会权益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和保障。第三，农民土地文化权益未受到充分的保障。首先，由于农民对耕地和宅基地都有着深深的依恋和归属等文化性情感，因此当耕地，尤其是宅基地因征收而被铲平时，其心理所受的创伤应该是相当严重的。毕竟失去了土地，往往也就意味着失去了村落、宅、祖居、井、服饰和食器等诸多凝聚历史文化的物质载体。其次，当农民因征收而失去了全部土地的时候，这也就意味着其基于土地而形成或养成的安逸、稳定和安全等心理和吃苦耐劳、坚忍不拔和忍辱负重等性格将受到影响。如此一来，这势必又使得农民的心理文化和以此为基础的农村文化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再次，当农村耕地或宅基地被全部征收的时候，对农民来说，这也就意味着其将彻底失去在农村生活的机会、失去基于土地而养成的生活习惯和生产方式。随之，农民不仅无法继续欣赏到早已习惯的地方戏曲和武术表演等农村文化产品，而且还往往会在语言、饮食、起居、习俗和礼仪等方面出现文化适应上的困难。对此，正如有观点所言，“村落终结过程中的裂变和新生，也并不是轻松欢快的旅行，它不仅充满利益的摩擦和文化的碰撞，而且伴随着巨变的失落和超越的艰难。”[7]但从现实情况来看，农民土地文化权益显然还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因为，不仅征地补偿范围中不包括对该权益损失进行的补偿，而且失地农民因文化适应困难而引发的心理问题也未得到足够的关注和治疗。第四，农民土地程序权益缺乏应有的法律保障。目前，对于中国大陆地区的农民而言，不仅征地程序不是一种完全的参与型程序，而且针对征地纠纷的诉讼救济机制也不健全。例如，尽管农民对征地方案不满意，却始终无力阻挡征收的进程。从表面上看，也许是某些征地机关过于急躁，没有依法办事，但是，究其根源还是在于农民土地权益诉求机制不健全，尤其是司法救济权没有得到足够的保障。例如，根据《行政复议法》第30条第2款的规定，农村集体或农民可以对国务院、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做出的征用土地的决定提起行政复议，但行政复议决定却是最终裁决。再如，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5条第3款的规定，农民对农地征收补偿方案和安置有异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调和裁决，即使农民对协调和裁决的结果仍不满意的，也不得影响农地征收工作的正常开展。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1、3款和第24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农民针对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不均所提起的诉讼，但却不受理农民就用于分配的土地补偿费数额所提起的诉讼，即土地补偿费“分不分”和“拿多少出来分”等问题，因属于村民自治的范畴，故不属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

农民土地权益与基本权利谱系的契合

一、引言

尽管农村妇女土地权益是法律确认和政策保障的，然而在由法律文本转换为司法判例以及指导农村各项土地权益分配的过程往往存在因衔接不畅、刚性约束不足而效力减弱的状况。究其原因在于承包经营权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为基础，且家庭承包的主体是农户而非个人，农村妇女的经济权利、资源获得、责任义务和经济作用的社会评价在集体所有、家庭经营的制度背景及“从夫居”“娶进嫁出”的婚俗习惯下，往往因居住地变化引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变化，或因婚姻变动产生家庭成员身份的变化。在身份的变与土地的不变、人的流动与土地不动之间，妇女土地权益处于易受损状态。为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重塑城乡关系，促进农业、农村、农民全面发展，党的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三权分置”为标志的新一轮土地制度改革，其指向就是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通过制度设计促使农民享有和发挥市场经济主体身份，通过参与农业产业链，获得财富增值能力和相应收益，实现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因此，在乡村振兴实施过程中，关注性别维度的不平衡、不充分状态，关注实际驻留农村的主要人口和农业生产主力军的妇女土地资源的获得和土地权益的实现，事关消除农村妇女贫困，事关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

二、当前妇女土地权益保障面临的困境

(一)法律政策缺位导致农村女性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认定不畅，外嫁女在劳龄认定方面。存在阶段性劳动、跨区域接续难的问题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黑龙江数据显示，农业户口的妇女本人名下没有土地的比例为11．6%，其中因结婚、再婚失去土地的妇女约占四分之一(24．3%)，是男性的10．6倍。2018年，黑龙江省妇女联合会在本省106个农村集体产权股份制度改革试点村共计发放电子问卷1559份，回收有效问卷1429份。调查发现，受访女性拥有所居住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比例为70．6%，低于男性11．6个百分点。与婚姻状况交互发现，离异男性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身份的为87．5%，离异妇女具有认定资格的仅为45．8%。拥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两种最主要方式为原始取得和婚姻取得。调查中，“原始取得”的男性比例为91．9%，女性比例为52．7%;“婚姻取得”的男性为3．5%，而女性则高达41．9%。土地收益分配的实质是集体成员的资格问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取得和丧失当前并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可遵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确认由村级组织完成，通常做法是县市级依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制定所在地区的身份确认指导性意见，再由村级制定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工作方案。然而，无论是村“两委”还是村集体经济组织中，女性比例均过低，在涉及权益、利益的集体决策中女性缺乏足够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易出现多数人侵犯少数人权益的状况，尤其在经济状况较好的村，往往对外嫁女、离异女、招赘男设置较高的身份认定门槛，如要求“通过合法婚姻关系与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结婚，户口迁入本集体经济组织且将土地承包权交还给迁出村的集体经济组织的人员”可以认定为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这一规定与中央文件要求的“宜宽不宜严”“应确尽确”认定原则大相径庭。在劳龄认定方面，成员劳龄计算日期原则上自1956年1月1日起至2004年12月31日止，年龄在16～60周岁，为个人劳龄有效期。尽管试点村男女劳龄认定标准一致，但由于女性因婚姻流动而存在事实上在两个或多个村集体经济组织中劳动的现实，而其劳龄往往在所在集体经济组织中只体现其为集体劳动的某一段经历，相对于同龄男性短，且目前存在跨区域无法接续的问题，在折股量化时难免因劳龄短导致个人股所占份额低，在未来集体收益分配时利益受损。(二)政策执行偏离，基层政府对不合法村规民约纠错不足，多数人侵占少数人权益现象仍存在，女性缺少话语权和博弈能力。在现实生活中，村“两委”中女性比例低、农村女党员比例低、村民代表中女性比例低状况仍难以在短期内扭转，女性参与村庄重大事务决策的机会、过程、结果仍然不平衡。在村民自治背景下，涉及外嫁女、离异女、招赘婿等群体的各项土地权益正是根据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表决的“民主”程序，并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确定的，这些村庄中的权利边缘个体往往被“缺席审判”，原本属于自己的土地权益无偿地成为了其他村民的利益。而且正因侵权行为是村组集体决策而非个人行为，导致外嫁女、离异女、招赘婿等群体土地权益纠纷案件处置过程十分艰难，立案难、阻力大、缺少法律依据等都使得被侵害的利益群体陷入缺少制度救济的无助境地。当村规民约侵害到妇女土地权益时，面对求助的妇女，相关部门也常陷入束手无策的境地。如果通过司法途径，法院又常常以村委会不是一级行政机构，不能提起行政诉讼，如果提请民事诉讼，法院又以村委会与村民不属于平等的民事主体，村委会不能成为民事诉讼的主体，使得妇女们处于告状无门的境地，只能再转而寻求乡镇政府和信访部门，而基层政府对村委会的土地自治权利又缺乏行政约束，导致受损群体维权主要方式变成逐级甚至越级上访，在经过层层转批后最终仍不免回到村庄场域内协商解决。(三)政策缺少性别敏感，以家户为基本单位的土地政策在婚姻家庭流动的触发下易使妇女权益受损。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方面，以家户为基本单位的土地承包政策在“从夫居”的传统习俗作用下，一方面使得“外嫁女”难以通过实际耕种的方式实现对名下土地的占有、使用和实际收益，另一方面，农村离异妇女在离婚财产分割过程中对自己土地权益的主张受到限制。特别是在农民的土地权利和集体成员身份的含金量大大增加的当下，妇女土地问题的表现形式与一轮、二轮土地承包中妇女因婚姻变动而失去土地的情况不同，新一轮的妇女土地问题集中体现在征地补偿和股份改革带来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宅基地分配以及土地流转中的决策权、收益权等各项权利方面［1］。与此同时，尽管《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然而与“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操作原则相矛盾，这一规定的实际执行效果往往是嫁入村以此为由拒绝分配承包地，强化了女性的经济依赖性，使得女性在家庭关系、村庄公共事务决策中持续居于弱势地位。在宅基地使用权方面，现行宅基地使用权制度以户为基本单位，实行一户一宅制。女性的宅基地使用权包裹于家户之中，有名无实，主要体现在:缺乏主体地位、难以获得征用补偿，以及在离婚财产分割中难以主张权益。因宅基地使用权通常分男不分女，使用权证上往往是男性的名字，女性的作用仅为宅基地确定面积时的影响因子［2］，且其与房屋产权证不同，没有权属证明，难以进行实际分割，故而在以往农村离婚案件中，法院往往缺乏判决依据，只能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驳回女方分割宅基地的诉讼请求，有研究表明，离婚妇女分得宅基地的比例不足3%［3］，在当前宅基地无法流转的现实之下，农村离异妇女往往面临“房无一间，地无一垄，钱无一分”的生存困境。同时，随着征地撤村、村庄合并、撤镇建街的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民宅基地被征用，拆迁补偿款也随之水涨船高，相对于土地产出而言，补偿款可谓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但因为女性宅基地使用权的有名无实，出嫁女往往既拿不到娘家拆迁的补偿款，也拿不到婆家征地的补偿，其经济权益受损，经济附属地位无形之中被强化。

三、保障妇女土地权益对乡村振兴的正向促进作用

(一)拥有平等的土地财产权有利于减少妇女贫困，促进适度规模经营，实现生活富裕。有权才有利，权能和利益共同构成了妇女的土地权利。改革开放以来，农业人口流动性不断增强，农业女性化已成为农村和农业发展的基本现实。尽管如此，农村妇女的经济赋权状况、参与规模化经营的水平却并未因劳动参与的增强而水涨船高。究其原因在于以《农村土地承包法》为核心的农村土地制度设计的初衷是确立和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性别平等是第二位的制度目标，而非首要目标。然而无论是激活土地要素，还是实现妇女经济赋权，都需要以稳定的土地财产权作为基础。当前，农民财产性收入与城镇居民差距较大、农民增收通道狭窄、小农户与市场经济对接成本偏高等现实揭示出土地入股、农民入社等适度规模经营方式是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和引领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没有明确的土地产权，适度规模经营无从谈起，甚至会引发、激化新的矛盾。从黑龙江省经济状况较好的村来看，利用自身地缘优势、资源条件撬动政府财政投入、吸引民间资本，通过入股/参股大型企业，或村企同建等方式的做法较普遍，而这是要以明晰的集体资产产权、明确的土地财产权利为依托才能得以实现的，只有稳定的土地财产权才能抵御各利益集团对农民(尤其是农村妇女)权益的侵犯，防范贫困发生，缩小贫富差距。只有在法律制度层面对农民尤其是农村妇女土地财产权利予以确认，在土地权利发生转移和变化时对其予以维护，乡村振兴才具备有力支撑;只有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得以建立，产业振兴才能持续发力。(二)明确的组织成员权有利于妇女民主参与和权力参与，推进村庄善治。乡村振兴与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当前，农村社会发展和乡村治理还存在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基层政府服务组织动员能力弱化，村民自治机制难以有效发挥作用［4］等一系列体制机制问题。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目标就是要保障农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既要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又要落实好农民的民主监督权［5］。乡村振兴是农业、农村的振兴，更是农民的振兴。尽管当前实际驻留于农村的女性数量大于男性，但这并不必然带来妇女参与村域公共治理的机会、意愿和能力的相应增长。农村妇女实现经济赋权和政治赋权的过程仍然存在结构性矛盾，亟需在国家层面、社区层面、家庭层面对妇女权利予以高度关切和强力保障，将社会性别视角纳入农业、农村、农民发展战略中通盘考虑。拥有明确的组织成员权则有助于女性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通过民主程序表达个人意愿和合理诉求，实现政治赋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村级党组织、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之外的第三大组织，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作用重大。明确的组织成员权是女性成员在核清资产、理顺权属环节充分知情的基本权利，是在实现村庄公共利益最大化过程中发挥女性积极作用的前提，是激发人才振兴的基础保障，对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以全国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首批试点黑龙江省方正县为例，其行政村的村改制领导小组、村集体经济组织董事会、监事会和村股东代表中均有相当比例的女性成员，在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认定、股权设置、规范管理等环节，其不但组织女性代表积极参加村民代表大会，还就各环节中涉及到女性权益的普遍现象或特殊问题召开妇女议事会，使妇女诉求得以在决策过程和决策结果中体现，不仅减少了改革过程中纷争的发生，也促使更多女性积极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管理和决策。(三)明确的组织成员权有助于构建男女平等的乡村文化，有助于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形塑当前，我国农村地区“天价彩礼”现象普遍存在，因婚致贫、因婚返贫现象时有发生。其根源是男性本位的不平等婚居模式，是农村妇女作为。“稀缺资源”在婚姻竞争中的一个自然结果［6］。只有男女两性平等、共享土地权益，在身份认定、劳龄确认、股权设置等各个环节同条件、同政策，女性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不因婚姻变动而受到影响，从而使男女共同承担赡养义务和家庭责任，才能从根本上遏制高额彩礼现象，移风易俗，抑制陋习。明确女性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有助于农村社会承认女性独立自主的人格，构建男女平等、性别友好型家风。有研究表明，与有地妇女相比，失地妇女遭受来自配偶家暴的风险要高出26．5个百分点［7］。保证土地权益是提高女性家庭地位的重要前提，产权制度改革打破以户为单位的壁垒，折股量化到人，无论在娘家还是在婆家女性均被认定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都可按股分红，还可持证向金融机构贷款、入股从事农业产业化经营，获得更多可支配收入，降低对家庭的经济依赖和人身依附，减少家暴风险，促进家庭成员平等和睦相处。明确女性组织成员权有助于增强全体村民对女性权利的认同，使性别平等逐渐成为村庄社会的共同意志，形成文明乡风、淳朴民风、良好家风，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使全体村民认识到男女都是“养家人”，对于建立平等和睦的夫妻关系、婆媳关系，营造村域内性别平等、孝老敬亲的风尚具有正向作用。

城市化是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过程，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历史阶段，也是世界各国的发展实践证明了的客观过程。但是，世界各国的城市化进程历史表明，城市化由于把农民从其赖以为生的土地上剥离出来，弄不好会引发许多社会问题。城市化进程中城郊土地价值上升，我国土地的户籍分配制度和女性的婚嫁，使城郊妇的土地权益常遭侵犯，成为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弱者。特别是城郊离异妇女，土地权益更难保护，成为城市化中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

一、城郊妇女：城市化进程中土地权益受侵严重

城郊地区土地资源更为稀缺，而且土地市场相对发育，土地利益关系复杂，加上土地的商用开发价值逐年攀升，使得城郊的土地价值较高，城郊的土地权益之争更加激烈。女性作为两性中的弱者，在征地补偿过程中，权益被侵犯的现象经常发生，因而引起城郊妇女土地权益问题。主要表现有：

⒈城郊出嫁女的承包权被侵害。因为城郊的土地价值较高，又牵涉到征地补偿问题，因此，许多城郊对妇女承包集体土地作出规定：凡出嫁女无论嫁到何处，户籍是否迁出，其承包耕地一律要被村集体收回。如某市城北区寺台子村在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就研究决定，凡年以后的出嫁姑娘一律收回分配的承包地，不批给宅基地。该决定的效力一直延续到年第二轮土地承包，其间有个户口仍在本村的出嫁女的承包土地被收回，由此引发名妇女联名上访。

⒉城郊未婚和离婚妇女权益更难保护。城郊未婚姑娘及待嫁妇女不能获得应得的承包份额甚至预先取消了土地承包资格，这也是城郊妇女土地权益被侵犯的普遍现象。特别是当集体土地入股或被征用时，他们应该得到的土地分红或征地补偿，被村里制订的村规民约强行剥夺。离婚妇女在离婚后，其应该享有的土地承包权或征地补偿款，常常被丈夫强行剥夺或被村集体合法收回，而无论离婚妇女是否能够从娘家或再婚夫家所在村庄获得承包土地。

⒊招婿女没有村民待遇。城郊的计划生育推行得比较好，因此独子独女户大量出现，有的城郊由于地理条件优越，女方不愿意嫁到外地去，就招婿到家，男方也愿意来落户。但许多城郊村庄都规定必须是独生女或无男孩户。不符合这一条件的未婚女子都要出嫁，并且不论你是否愿意都必须到夫家居住和落户，娘家村一律不分配承包田，她们子女也不准在娘家上户口、亦不分配土地。未被村庄同意和批准，婚后在娘家村落户的不给宅基地。比如：有的村庄规定，本村妇女娶城市户口的丈夫，丈夫理所当然不分土地，妻子如果不符合在娘家村招女婿的规定，出嫁女也要收回承包土地，并且他们的子女也要被划分成随父还是随母。这些规定严重损害了妇女的权益，是严重的男女土地权益不平等。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近几年，随着我市城镇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妇女被剥夺集体收益和土地补偿费分配权的问题时有发生，这一现象阻碍了农村妇女的生存和发展，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两年来，市妇联共接待涉及农村妇女土地权益问题的信访案10件，涉及20余人，从我们收集到的案例来看，主要表现为离婚女、出嫁女、农嫁非、招婿女、性别歧视等几种。

一、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受侵害的几种情况

1、“离婚女”被取消村民待遇。有的妇女离婚后将户口留在男方村，但村委不承认其是该村村民；也有的妇女在离婚后，将户口迁回娘家，娘家村却拒绝恢复其村民待遇；也有的是离婚后前夫再婚，对于前妻和后妻村里只承认一人享受村民待遇。如孔目江办事处杨某2005离婚，没有再婚，户口一直男方村委，但村委会认为她已离婚，不属于该村村民，没有给她发补偿款。城南办李某2006年结婚，2008离婚，户口一直在娘家。村里分得土地补偿款，村里认为只要结过婚，不管什么原因离婚，都不能享受村民待遇。河下村简某反映其离婚后，户口在男方村，村委在分配土地补偿时认为在前妻和后妻里只能分给一个人补偿款，因此她得不到补偿。

2、出嫁不出村妇女难享村民待遇。由于经济条件的原因，一些妇女婚后仍然生活在娘家村，其丈夫、子女户口也在娘家村，这些村庄一般都会以“女嫁出”的传统习俗，在集体经济组织分配利润或土地补偿费时，她们也得不到补偿款。如堆上村王某、孔目江办事处廖某两人的丈夫都是外地人，结婚后一直生活在本村，村里分配宅基地时她俩都没有，原因是她们已结婚，不再是本村村民。

3、“农嫁非”妇女权益受侵害。农村女孩嫁给城镇男子，但其本人户口不能迁入城镇，一直在娘家，但娘家村认为她已经结婚，不能享受村民待遇，也不能参加集体经济组织相关利益分配。如广东胡某反映其妻子婚后户口一直在孔目江办事处娘家，分配土地征收补偿款时其妻子没有，理由是她已结婚，不再属于本村村民。

4、招婿女土地权益被侵害。丈夫到女家落户的妇女，即属于倒插门的情况，按国家法律规定男方可以享受村民待遇。但有的地方村集体却根据“从夫居”的风俗，取消招婿妇女享有与本村村民同等的土地权益。如袁河办张某无兄弟，姐妹四个，三个已外嫁，张某丈夫是上门女婿，但村里安排宅基地时她没有，理由是男方不是本村人。经妇联组织做工作后，张某已获得宅基地。

内容摘要：随着青壮年男性外出打工越来越多，农业女性化趋势日益明显，农村妇女作为一个强大的群体，在现实的土地承包、转让以及自身居住地变化过程中存在很多复杂的问题。文章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从婚姻及婚姻变化过程、城市化进程、土地流转过程三个方面将**省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归类，以社会性别的视角，深入剖析妇女土地权益受到侵害的历史原因及现实原因，并提出了改善现状的具体意见和建议，具有很强的现实社会意义。

关键词：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传统思想；法律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自20**年3月1日施行至今已近3年，《**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办法》于今年10月1日正式施行。《土地法》的实施，使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和法律的有关规定得到贯彻落实，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得到有效保护，进一步稳定了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维护了农村社会稳定，成效十分突出。

但是，现实情况是复杂多变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革，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方面出现了一些不和谐音符，尤其是农村妇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方面。为了广泛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和我省的实施办法，切实维护农村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20**年3月下旬至7月中旬，省妇联权益部深入六安、滁州、阜阳、蚌埠、淮北、宿州等市及所属部分县区、乡镇、行政村，并结合近年信访接待中的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来信来访反映，采取座谈、走访的形式，就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情况进行了调研。通过调研我们发现随着青壮年男性外出打工越来越多，农业女性化趋势日益明显，农村妇女作为一个强大的群体，在现实的土地承包、转让以及自身居住地变化过程中存在很多复杂的问题。调查所到地区在土地承包、转让、征地补偿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歧视妇女、侵害妇女权益的问题，笔者将对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受到侵害的状况做一初步描述及分析。

一、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益受到侵害的表现

1、在婚姻及其婚姻变化过程中，妇女土地权利容易受到侵害

目前，我国农村土地权益问题主要有两种，一种发生在农村集体内部，系集体管理者（村两委）对土地进行不恰当调整所造成，在这种调整过程中，集体管理者可能以种种理由加重承包地的负担，形成对集体土地的共同所有人即普通村民的权益侵害。另一种来自农村集体的外部，一般发生在地方政府强制征用农村土地的过程中，其直接表现就是农民失去土地，同时得不到合理补偿。目前，我国农村土地权益问题已经相当严重。据不完全统计，1998年以来，全国土地违法案件达71万宗。

一、当前农村土地侵权现象的危害

第一，农村集体以及作为集体成员的广大农民的合法权益被侵害。有调查表明，多数地方征地收入分配的大致比例是：农民得10~15%，集体得25~30%，地方政府及其机构得60~70%。

第二，造成大量失地农民，影响社会稳定。从各方面提供的情况来看，我国现有失地农民应当在4000万人以上。据了解，部分农村地区的一部分失地农民得到了较为可观的补偿，更多的人所得到的补偿则很少，甚至仅能维持两三年的基本生活。同时，大多数失地农民或者缺乏适合的非农就业机会，或者缺乏必要的非农就业技能，因而难以实现职业转移。大量失地农民的存在，已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和威胁社会稳定的严重隐患。

第三，土地资产流失问题严重。目前，在许多地方，从农村征来的土地已通过种种方式被化为私产。例如，在江浙一带，地方政府争相降低地价，招商引资，一些地方甚至声称要对外商投资实行零地价、负地价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土地资产流失问题。据国土资源部统计，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因土地出让、转让而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农村土地被征用后就变成了“国有资产”，占全部出让、转让土地的90%以上），最保守估计每年也达100亿元以上。

第四，造成严重的土地浪费。调查表明，在不少地方，政府提供的土地价格低廉，而因土地转变用途所形成的级差地租则非常可观，因此不少开发商、投资商借机大量圈地，土地到手以后，并不进行开发，而是待价而沽，进行土地投机。除此之外，在不少工业园区、开发区中，土地利用率较低。

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不可避免地征用了大量农村集体土地，各级政府认真执行土地征用的政策法规，努力做好征地补偿安置工作，保证了经济建设的用地需求。但在补偿安置中，还有不到位等情况的发生，损害了被征地农民的利益，由此引发群众上访事件时有发生，影响了社会稳定，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切实做好征地补偿安置工作，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这是当前土地管理需要重点解决的突出问题，也是国土资源部门服务经济发展的一项义不容辞的职责。

一、限制征用土地地范围，减少圈占耕地行为

近几年来，随着我区经济的不断好转，建设占用土地数量大幅上涨。征地数量大量增加，一方面是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征用土地范围过宽，建设占地又控制不严，造成了目前任何项目用地包括一般经营性用地，都可以征用农村集体土地。“有占必征”，既违背了市场经济规律，又不能有效保护农民利益。个别地方脱离实情和项目实际需要，盲目占用土地，征多用少，宽打窄用，既违反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擅自扩大规模，又导致了大量土地征而不用，长期闲置抛荒，人为加剧了建设用地供需矛盾，增大了被征地农民的补偿安置压力。

征地是政府行为，改革征地制度，要求政府加快职能转变，尽可能地减少自由裁量权。征地权不能滥用，更不能损害农民合法权益，不能剥夺农民的生存权、财产权、发展权。要严格界定征地范围，“公益性用地”和“经营性用地”，要通过不同方式取得土地。除国家机关和军事设施用地，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用地、国家重点扶持的能源、交通、水利等重点工程，由各级政府组织实施征用外，其他建设用地，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一律要通过有偿方式取得。国家也明文规定了对商业、旅游、娱乐、房地产开发四类经营性用地一律纳入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的范围。对市场配置土地资源的要求和比例不断提高。这对加快征地制度改革创造了条件。另外，我区为了弥补建设用地指标不足的矛盾，采用了全区建设用地统一调剂使用的方法，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征而不用现象的发生。

同时，要坚持土地用途管制，严格按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控制用地规模和范围。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擅自扩大用地规模，坚持按项目、按产业政策、按建设用地指标、按投资强度提供用地，不断提高土地的集约利用水平，杜绝盲目圈地造成土地闲置、抛荒。

二、依法落实补偿政策，保证费用足额到位

一、当前农村土地权益现状

我国土地分为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宪法规定:土地属于国家和集体所有;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规定转让。虽然我国法律体系上至宪法，下到地方法规都针对土地及土地管理进行了系统的规定，但在现阶段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已经显得滞后和力不从心，我国农村土地权益的现状不容乐观，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不明确

财产权要求主体明确，即便是共有，也要求要有明确的主体。主体不明确，直接导致法律关系模糊，权利责任不清，造成剪不断理还乱的混乱局面。比如“农村集体”这个概念，“农村集体”由谁来行使权利?是村委会还是本村农民整体?现实的做法是由村委会代表“农村集体”行使主体权利，但很少承担责任。这样的机制直接导致在城镇化进程中，本应作为农民的既得利益，却被乡、镇、村组织侵占。我国农村集体所有权主体的不明确，是立法上的缺失和法律解释的模糊是造成的。

(二)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权能不完整

土地权益作为物权的一种，享有绝对权力的主体只有国家和集体两种，而广大农民和市民只享有土地权益中的用益物权，而没有处分权。即用益物权人对土地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比如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地役权等等。集体土地所有权权能的不完整，直接导致集体土地流转机制不畅通。作为财产权的一种，没有处分权的物权直接导致财产性收入偏低，这也是城乡二元制体制带来的弊端。

我国是一个有9亿多农民的农业大国，可以说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发展，就很难构建和谐社会。虽然《农村土地承包法》对农村妇女土地权益进行了立法保护，但是，在一些地方尤其是一些城郊地区，侵害妇女土地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根据本人申报的《保护农村妇女合法权益问题研究》国家课题和石河子大学课题中，对农村妇女侵权问题研究调查的资料分析，在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障方面还存在着许多问题，还需要加强保护。农村妇女是推动农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要想把她们的积极性调动好、保护好、发挥好，就必须切实保障她们平等地享有土地承包权益，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非法剥夺。在现阶段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权益是农民最为关切的经济权利。特别对于已成为农村主要劳动力的广大农村妇女，土地是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随着国家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土地承包权利已成为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权、土地征用补偿利益等财产权益，也是多数刚刚由村民转变为居民的妇女的主要经济来源和生活保障。自我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绝大多数地区在执行国家法律和党的政策时，能够较好地保障农村妇女获得平等的土地权益，但也有部分地区的农村妇女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保障妇女权益不仅是政府的重要职责，也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目前，我国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问题比较突出。失去土地权益的农村妇女将趋于贫困，这些农村妇女成了农村的弱势群体、边缘群体。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婚姻自由程度的提高，妇女土地权益被侵害的现象也会越来越多。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2006年农业税的逐步取消，直接补贴的兑现，农民在对其所获得土地权益上所承担的义务不断减轻，从而引发农民对土地拥有的愿望和行为更加强烈，在新疆兵团这种情况较好一些，这对于人多地少的农村地区来讲，土地稀缺带来的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在当前的“三农”问题中，土地作为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保障，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特别对于农村妇女就显得更为重要了，土地是农村妇女生活收入依赖的源泉，农村妇女获得土地权益又是获得其他权利的基础，如果丧失土地权益，就会使农村妇女自身的生存权、财产权受到侵害，妇女社会权利也很难保障。

一、侵害农村妇女合法土地权益的现象

当前，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来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有的村集体经济组织以村民或村民代表会议、村委会决定或村规民约的形式，侵害农村妇女享有的土地权益。一是部分“农嫁农”出嫁后，其原居住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即强行收回了其土地承包权，而夫家居住地却迟迟没有分给她土地承包，导致一些妇女两头都没有承包到土地，其丧失了土地承包权的同时也丧失了相关权益；二是少数离婚妇女，离婚、丧偶异地再婚妇女，她们在婚嫁之时在夫家所在地分到了承包地，可是在离婚后，如其将户口迁回娘家，夫家所在地即收回土地或被原夫家强行占有，而娘家所在地也拒绝其承包土地；三是因政策原因户口无法迁出的妇女（农嫁居、与军人结婚等），不能享受平等的村民待遇，土地权益被侵害，失去生活来源；四是有的丈夫到女家落户，入赘丈夫及妇女本身不能获得承包土地或获得少量耕地。没有资格享受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权益；五是农村妇女外出就读中等专业以上学校，户口迁出后，土地即被原村收回，导致毕业后无工作期间成为无业游民。另一方面来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外部：一般发生在地方政府强制征用农村集体土地的过程中，其直接表现就是农民失去土地，集体经济组织分配土地征用补偿费时，侵害妇女应享有的土地权益。当前还有矛盾比较集中的反映在由于城郊土地的增值、征用和村民福利待遇的提高，许多妇女原来一直享有的土地承包权益和村民待遇被限制或剥夺，户口被强行迁出或“空挂”，不能平等享受集体经济组织的收益分配。

随着我国依法治国进程加快，广大农村妇女的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虽然得到明显增强，但是随着土地增值后的可观利益驱动，过去一些隐性的侵犯妇女土地权益的问题也逐渐暴露。从前期调查中得到资料，全国妇联受理妇女土地承包权益信访案件的数量来看，已经连续三年上升幅度达到10%左右，占到妇女财产权益类投诉总数的一半以上，而且多为群众集体联名写信和集体上访。2004年全国妇联受理妇女土地承包权益信访案件8300余件/次，比上年增加了近18%。从1998年开始的延长第二轮土地承包中，又出现了新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有的地区坚持在延包过程中不调整土地，使得上述问题中的失地妇女仍然在新一轮承包中得不到土地。有的地区坚持按照男女不平等的政策分配土地。有的经济发达地区实行土地入股，妇女也难以平等取得股份分红等。同时，政策执行不统一，造成新一轮的妇女失地。妇女嫁入地已调整完土地，由于实行“30年不变”的政策，不再分配土地，在娘家的土地又因实行“大稳定、小调整”的政策被收回，使得更多妇女不能享有自己名下的土地。在我们调研发现的资料显示，2006年没有名下土地的农民占全国农业人口总数的8.3%，其中71%是女性。歧视出嫁妇女，强行剥夺村民待遇。有的地方村规民约明确规定“出嫁女不能享受与当地农民同等的待遇”，出嫁女不论是否仍然居住在本村，都不得参与集体经济组织效益分配。有的地方要求与外村男子结婚的本村（居）妇女，结婚登记时需交纳一定的押金，限期迁出户口，到期不迁的，扣除押金，本人及子女不再享受村（居）民的一切待遇。多女户与

多子户享受的土地承包权益及村民待遇明显不平等，违背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和《婚姻法》等基本法律的精神，这些问题应该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一、自由发展观下的农业女性化

﹙一﹚农业女性化的社会现状

农业女性化是指在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中，由于性别选择男性率先从农业中转移出来，农村传统产业劳动量主要由妇女承担的现象。农业女性化是我国已经存在的客观现实。形成农业女性化有主客观原因。主观动因表象为农民家庭为获取更大经济利益的理性选择，实质上是传统文化中男女分工的性别刻板印象和男性中心的传统社会认知；客观动因表象为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的农村劳动力大规模非农转移，实质上是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农业女性化加剧了男女地位不平等。与男性相比，改革之后的农村妇女社会地位与收入水平并没有随着劳动强度的增强和家庭贡献加大而同比上升。农业女性化现象已经引起了理论上的关注和探讨。毫无疑问，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农村女性，农村女性的发展是农业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从本质上来看，农业女性化是农村妇女在现代城市化变迁中一种权利的失落，在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市场观念和性别歧视的社会分工模式的同时作用下，农村妇女个体的发展被牺牲掉，以换取男性社会价值最大程度的实现和社会最大程度的进步。农业的发展离不开人，更离不开作为主要劳动力的农村女性。因此，农业的发展要立足于农村女性，着眼于农村女性的基本权利。

﹙二﹚自由发展观的视角：农村妇女土地权益

作为印度学者，同时也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阿马蒂亚•森长期的自由发展观，改变了传统发展观的思维范式，将研究中心转向了对人的自由的专注。自由发展观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深厚的人本主义色彩，这种发展观是以人为主体、以自由为核心、以制度为载体的观念［1］。从阿马蒂亚•森的自由发展观来看，农村女性发展就是农村女性拓展她们所享有的真实自由的过程。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最具化的表现是个体的社会成员的发展和进步，只有个体的社会成员的整体发展和进步才能实质性地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在人本理念之中，最高的价值标准就是自由，而自由的建构性作用，在于赋利。在英文中“权利”一词有多种含义，阿马蒂亚•森则是以entitlement为内涵的，含义是“应得的权利”，即指人的无差别的应得的经济、社会、文化上的基本的、无条件的、天赋的权利。”特别是人们对粮食的支配和控制能力正体现了社会中的权利关系，而权利关系又决定于法律、经济、政治等的社会特性。而影响粮食生产的诸多因素中，土地制度是影响粮食安全最为核心的要素。一个完善的土地产权制度是农业良性发展的必要条件，而缺乏保障的土地产权制度则成为阻碍农业发展的重要根源。就我国而言，农民对粮食的支配和控制直接地体现在土地权利上，土地为农民提供了粮食、职业和生活保障。虽然家庭成员外出打工的工资性收入在农村家庭收入中所占比重增加，土地仍然作为一种重要的自然资源和生产资料。对于农民，享有了应得的土地权利就获得了发展的权利，而劳动力﹙人﹚的发展必将推动农业的长足进步。所以，在农业女性化的背景之下，农业的现代化需要赋予农业女性发展的自由，而这种自由构建在以粮食安全权为基础的一系列权利之上，如果想在粮食的市场交换中取得主动地位，则以享有产出粮食的唯一生产资料———土地的权利为前提。在我国现行土地制度下，农村妇女土地权利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消除现有法律法规中对农业主要劳力女性的性别排挤，最大限度地保护其作为土地使用者的各项权利。

二、农村妇女土地权利受侵害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