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金融范文10篇

1黑龙江省农村土地流转中存在的问题

1.1土地产权不清，无法进行质押贷款。由于农户的产权不清，不能使用土地进行质押贷款，农村土地产权的归属问题至今仍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规定，也没有明确的文件精神指示。在法律中，明确规定贷款者不能使用国土资源作为质押物进行质押贷款，这就使一些拥有土地资源的农民无法使用土地进行质押，或得到银行贷款，这严重制约了农村土地的流转。1.2社保相关管理制度不健全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居民的社会保险、居民的社会福利、居民的社会求助及对居民的优抚安置、居民个人储蓄保障等相关内容。目前，黑龙江省农村居民进城务工仍受。到很多方面因素的限制，如:能够从事的职业有一定的局限性，工作经验、学历、薪资待遇等一系列问题都严重制约了人们的发展，一部分人宁可在农村种田过着清贫的生活，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衣食父母”———土地，因为土地资源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生活保障，如果农民轻易放弃耕田种地，大部分人就会认为是放弃了自己的饭碗。1.3农民对土地流转相关法律法规不了解。在很多村屯中，村委会、村干部对于土地流转的相关法律法规宣传力度不够，农民的总体文化水平也不高，对土地流转管理的宣传政策也不了解。对于相关法规的认识也不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土地流转工作的顺利开展，制约了资金向农村流动，束缚了金融事业在农村地区的推广和普及。1.4农村资金外流，信用社金融支持力度不足。黑龙江省农村土地资源流转经营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和金融业信贷的大力支持，在省内现有的金融机构中，唯有农村信用合作社能够为农村土地的流转经营提供信贷业务，而其他金融单位仅是吸收存款，这导致农村资金大量外流。近几年，农村信用社不断加大对相关支农业务的支持力度，不断提升支农服务质量和效果，但仍无法满足农村土地流转资金需求。1.5金融部门业务创新能力低，服务质量不高。各大金融机构缺乏有效的竞争意识，严重缺乏与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合作意识，且服务手段比较单一。农村信用社主要的服务项目是传统的存贷款业务，该行的主要收入来源仅依靠贷款业务取得的利息，对金融服务品牌的建设和服务方式方法的创新远不能满足农民的需求，无法提供农村土地流转等相关金融服务项目。1.6农村信用社不良资产比率在增高。目前，很多信用社存在着管理机制不健全、企业内部管理制度执行效果不佳、企业经营决策失误、各类债务废弃无法收回等问题，这对信用社的资产管理质量产生了严重影响，使得信用社在金融业务办理方面力不从心。同时，因为农业有周期性、高风险性特点，一些金融单位在日常经营中，向商业化靠拢，金融业务资金主要流向了收益较高的城乡和经济比较繁荣的城镇或非农业部门、单位。此外，包括农村信用社在内的一些金融机构，每年都会通过缴纳存款准备金、购买国债、金融信贷等业务操作，使大量资金流出了农村，极大削弱了对农村土地流转的支农作用性。

2黑龙江省农村土地流转金融支持情况

2.1金融支持不足黑龙江省的金融类行业总体发展水平比较落后，在国内金融行业中竞争力有限，尤其是金融行业的创新能力相对比较落后，虽然近几年黑龙江省经济呈稳定发展、年增长率持续上升，但金融行业的服务水平仍远远不能满足本省的社会经济发展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农村土地流转的资金支持力度。本省金融组织机构数量有限，仅有哈尔滨银行、龙江银行、阳光农业保险与农村土地流转有金融业务往来。除省内金融机构数量不足外，还存在金融机构规模不大、影响力太弱的实际问题。2.2金融业务往来中存在的问题黑龙江省农村土地流转金融业务往来发展过程中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在业务往来中，不良信贷客户量逐渐增多，致使放贷金额逐渐增大，但很难全额收回。因为农业耕种受到自然环境条件的制约，很多因自然环境因素造成的破坏是人为无法控制的，这就导致农业信贷风险增大。部分金融单位信贷工作人员的风险判断意识差，风险的防范意识弱，控制能力不强，造成农信的信用额度低、综合素质不高、收入不稳定等问题，还造成信贷业务还款不及时、违约率不断增长。久而久之，金融机构就会逐渐减少农业信贷的业务操作量。第二，金融机构对农村土地流转的资金支持逐渐减弱，资金大量转向城镇，很多金融机构考虑到放贷给农村地区的信贷风险太大，资金回收率低，不敢放贷给农民。还有一些收入相对较高的农民将自己耕种的收入存到银行，资金通过银行快速流向了城市，农业生产劳作的流转资金也随之减少，不利于农村土地流转的顺利进行。

3加强金融支持力度的基本策略

3.1创新支农土地流转金融业务

摘要：土地金融是近代西方的产物，它是利用土地作为长期信用的担保品，来获取资金融通的一种措施。20世纪30、40年代，鉴于当时国内农村金融枯竭却并无完善的土地金融机构与制度，地政学派的代表黄通等人主张仿效西方，积极倡导成立专门的中国土地银行，为农村提供长期低利资金，并促成建立土地金融制度，以协助推行国民党的“平均地权”政策，但限于种种因素未能成立起来。最终，中国农民银行在1941年4月奉命成立土地金融处兼办土地金融业务。土地金融处筹备时间不足，成立匆忙，在成立后也积极完善组织、业务基础，不久之后，也展开了洽商、联系、宣传业务。土地金融处的成立标志着近代中国土地金融制度的建立，对解决战时后方土地问题与支持抗战，意义重大；然而其局限性也较为明显。

关键词：土地金融处；初期工作；土地政策；土地金融制度

农业金融大体上分为不动产金融、动产金融及对人信用金融三种。所谓不动产金融，是指以不动产作为抵押从事放款，或以不动产抵押债权为质而从事放款。土地金融即属部门之一（另一种为建筑金融），是农业金融的重中之重［1］。“欲使农人经济地位向上，则此种金融最为必要。……得成为土地之所有者。此种金融如能圆滑施行，实为解决佃农问题一有效之办法。”［2］土地金融的重要性势必会引起当局密切关注与重视。战时为建立中国自身的土地金融制度并协助推行“平均地权”政策，中国农民银行（以下简称中农行）在1941年4月1日成立土地金融处（以下简称土金处）开办土地金融业务，向政府机关、农民以及农民团体提供长期低利的农业资金（后也向市民贷予资金）。土金处的成立标志着近代中国土地金融制度诞生，其后开展的各类放款业务对解决战时农村土地问题进而支持前线抗战，发挥了一定作用，并有利于战后促进农村与城市的短暂复兴；直到1949年7月撤销，存在长达8年时间。尽管学术界对土金处的各方面情况有所研究，包括成立背景、业务办理情况及存在的不足①。但笔者以为，已有研究对土金处1941年度成立的历史背景、根本目的并未做出深入探讨。另一方面，相关论著对土金处在1941年4月1日成立后，该年内的其他基本情况也缺乏完整论述，语焉不详。笔者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相关档案资料汇编与中农行发行的《中农月刊》和《本行通讯》中的有关报道，重点梳理出土金处在1941年的基本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对相关问题做一探讨，以期能够形成对它更为完整、准确的认识。

一、推行“平均地权”政策与建立完善的土地金融制度

在诸多的农业生产要素中，土地是其中主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最为直接、根本的要素。虽然中国传统社会的农业生产甚为发达，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举世闻名的农业文明，但这并不能否认传统社会土地问题的严重性。当然，主要是土地分配与占有的严重不均。其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在传统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农民拥有的土地为数很少。加上经常性天灾的发生，加剧了农民的贫困。农民土地不断被大地主、富农等兼并，最终导致绝大多数失去土地的农民无法继续生存，引发众多的农民起义，而“均田地”则是他们经常提出的口号，甚至成为农民起义的最终目标。近代以降，受外来资本主义冲击与国内封建势力剥削等因素影响，农村大量的土地被兼并、破坏，土地上的农业生产也大受其害，致使近代中国农民极度贫困②，农村经济发展遭到严重破坏。毋庸讳言，尽管在晚清与北洋政府时期政局混乱，军阀割据称雄，中央政府和部分地方政府对救济农村与农民则较为重视，相应地采取了部分救济措施，但均未着力改革土地占有关系，仅是一些暂时的治标举措，最终当然无法有效改善农村与农民的面貌。与此同时，农村中严重的土地问题也引起社会上一些个人、党派与其他团体不同程度的关注，他们为此提出各自的理论主张与实践方式。孙中山先生在他的革命生涯中，一直关注中国的土地问题，其创建的“中国国民党之前身中国同盟会，对于解决土地问题之主张，即以‘平均地权’四字昭告天下”［3］。众所周知，解决土地问题关键在于土地所有权的归属。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中，民生主义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社会革命的主要内容。无论是“旧三民主义”还是“新三民主义”，在民生主义中，均有“平均地权”的要求,这成为国民党解决近代中国土地问题的指导思想，它试图以渐进改良方式推进解决中国土地问题，反对暴力没收地主土地。就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思想而言，其最初主张实行土地国有与耕者有其田，后来演变为核定地价、涨价归公，再变为定价收买，并重申耕者有其田③的主张。其目的是要使农民成为具有独立经济地位和独立人格的自耕农，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形成农村中的中产阶级［4］。但无论是实现土地国有还是耕者有其田，在此过程中均需要大量的长期资金支持，帮助政府进行土地征收及贷放农民等活动。其后，也强调政治建设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平均地权”，对土地的处理差不多就是政治上的中心问题［5］，始终坚持孙中山用和平方式改革土地制度的路线。由上述理论可知，建立必要又完善的土地金融制度，融通土地交易的长期低利资金是推行“平均地权”政策不可或缺的一步，土地金融制度将在国民党中提供最核心的资金支持，可以视作此后国民党开展的基础。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尤其是在20世纪20、30年代，当时不仅国内有大规模战争以及频繁发生的各种灾害，同时还受国际经济危机的巨大冲击，近代农村耕地不敷利用，地权分配不良的现象更加突出。据战前土地委员会调查，全国纯粹佃农的数量约占全国农民总数的15.78%，再将兼佃农的数量加入统计，则总数约达全体农民的37.19%，即在租佃制度下讨生活者，约占全体农民总数的1/3。至于佃耕面积之广，更是令人吃惊。根据同一调查，全国佃耕地面积约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30.72%，尤其以西南地区与东南地区更为严重，各占60%左右。对此，政府将如何实现“平均地权”政策，是一个重大的、必须解决的课题。而此时农村中资金枯竭④，也对土地利用与分配皆产生莫大影响［6］。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大后方的土地关系让整个中国的土地关系陷入极其严重的阶段，成为民国以来土地关系最为严重的时期，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土地高度集中，贫苦农民纷纷失去土地；地价高涨，地价与物价高涨是农民失去土地的主要原因；地租高涨；高利贷空前猖獗；捐税的增加；土地荒废。总之，抗战大后方土地关系的恶化不仅使农村经济滑至险境，整个抗战经济也受到极为严重的影响［7］。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因各种内、外部因素使然，国统区政治、经济环境渐趋恶化，在农业和农村领域反映得特别突出：一是从1940年到1942年，国统区的粮食产量大幅度减少；二是土地成为重要的投机对象，加之土地畸形集中和地权的剧烈变动，让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土地、最后沦为佃农或游民。这导致农村时常发生暴动，尤其在四川，农民暴动接踵而至，对农村的稳定与国民政府统治构成极其严重的威胁［8］，进而，更不利于后方支持前线持久抗战。要想解决农村中长期以来存在的突出且严峻的土地问题，就必须构建完整的土地金融制度；而欲有完整的土地金融制度，先要成立健全的土地金融机构。建立土地金融制度首要是创设土地金融机关，当时的土地问题专家对此也有极其清楚的认识并对此长期倡导。事实上，成立专门且独立的国家土地银行筹措资金，借款给农民购买土地，农民清偿后土地归其所有，是西方各国实施土地金融制度的通行做法，如德国、法国的土地信用银行，美国联邦土地银行等。在中国近代农村危机凸显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大批从事农村金融、土地问题研究的学者就已展开有关土地金融的理论探讨，如萧铮、黄通、吴文晖、王世颖等。一方面，他们翻译并出版西方相关著作，发表一系列文章，介绍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国的土地金融制度与现状［9］。另一方面，他们积极研究中国当时的土地分配情形、土地政策等问题。在此基础上，萧铮等人还积极倡议创设中国土地银行以建立土地金融制度，并在涉及土地政策与土地金融的会议上，都有相关的提案。1935年11月23日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召开，萧铮等人提交了《积极推行本党土地政策案》，周伯敏等人提交了《设立土地银行流通金融复兴经济案》等几项提案。他们均建议尽快设立专门的土地银行并将其作为国家专营事业，同时，会议强调了土地制度改革与农业金融制度的重要性［10］。实际上，此一时期也曾出现关于如何建立土地金融制度的多种看法。如有人提议将农本局改组为土地金融机构，但农本局除流通资金外，尚有调整农产，节制食粮的工作，均不易加以改变［6］。还有人主张直接改革中国农民银行办理土地金融业务，如著名学者朱通九、卫挺生等人提出，务必使其以“土地统制”为第一任务，通过发行土地债券购买地主逾额土地，再行转售给无地农民的方式实现“平均地权”［5］。在此主张的直接影响下，“在民二十五年，该银行奉财政部令，至少应以五千万经营土地及农村放款，对于救济自耕农应特别认真办理等，此实为我国政府对土地金融关切之史篇”［11］。总体看来，当时国内绝大部分时期是处在军阀混战和国共内战的环境中，既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国民政府也并未重点关注土地金融事业⑤。土地金融问题一度搁置。全面抗战爆发后，萧铮等人再次提及成立专门的土地银行以建立近代土地金融制度，并主张在各省建立土地银行分行，发行土地债券，配合。因而，1938年3月31日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战时土地政策草案》，其中第六条即规定中央应设土地银行［10］，但抗战初期的紧张严峻形势致使国民政府根本无暇顾及。然而，随着沿海都市相继沦陷，抗战进入最艰难时期，“政府把目光转向农村”。1940年政府为加强集中管理金融，在四联总处内成立了农业金融处，以此强化各地的农贷工作。1940年3月，四联总处公布《中央信托局，中国、交通、中国农民三银行及农本局农贷办法纲要》，其中在“农贷种类”中有“佃农购赎耕地贷款”一项，这类似此后土地金融业务中的扶植自耕农放款；然此纲要颁布以来，此项贷款并未推动。1940年4月，手令财政部：“土地银行实为平均地权过程中重要业务，应从速着手计划筹备，或即以农民银行为基础，兼办土地银行之业务。”［12］这份来自最高领袖的指示，增加了土地问题专家们成立中国土地银行的信心。在随后的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7月1日）上，中央委员萧铮等12人再次提议：“拟请设立中国土地银行，以促进，实现平均地权，活泼农村金融，改善土地利用案。”［13］再次强调：平均地权的实施、的实行，有赖于土地金融机构成为唯一的经济源泉，详细列举土地金融机构应有的四项使命，并附具《筹设中国土地银行办法纲要》，获得大会决议通过。此纲要在会后被上报到处审议，蒋要求四联总处立即组织专家进行讨论，尽快拿出商讨结论。四联总处随即组织来自财政部、四联总处、农本局、农民银行、交通银行等机构的代表与部分土地问题专家，召开座谈会。会上就几个主要问题开展讨论：是否由银行贷款给佃农就能实现“耕者有其田”，“照价收买”政策是否应由银行机构办理，在抗战时期是否相宜，长期信用的年限到底多少年合适？［14］最终四联总处否定了萧铮等人的纲要。原因在于，众多代表除认为中国农村土地集中情形并不严重，战时不宜分化地主外，还指出由银行贷款给农民购置土地只是实现耕者有其田的途径之一，需要诸多前提条件；为便利农民，也不宜将长期农贷(即土地金融)单独划分出去，可由有发行权的中农行兼办长期农贷；同时由于“照价收买”政策难以推行、低利债券不易发行等诸多问题，这些均非短期内能够解决［15］。财政部将讨论结果呈请后，蒋于1940年11月26日批示：“查平均地权为三民主义基本要政，土地银行自为推行此种政策之枢纽。惟查现在中、中、交、农四大国家银行原订规章各有主管，但实际业务并无区别，揆诸中央分别设立各银行之本旨，实有未符。所有土地银行业务，与其另行新设，不如照中正本年四月初手令责成农民银行暂行兼办，积极筹备进行，藉符七中全会之决议。”［16］随后，萧铮也获得蒋的复电：“命农民银行参照土地银行办法之要旨，先行试办，俾早日逐渐实现土地银行应有之任务。”［17］至此，设立中国土地银行的提议被完全否定，由中农行兼办土地金融业务被提上议事日程，土金处从1941年2月起开始筹办，定位是中农行所属的兼办土地金融业务的机构。

二、土金处匆忙成立、完善基础并涉及放款业务

一、问题的提出

为解决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覆盖率低、金融供给不足、竞争不充分等问题，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06年12月20日了《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的出台和实施，是中国银行业市场准入政策的重大突破，是一项制度创新，必将对农村金融起到促进竞争、完善体系、增加供给和改善服务的积极作用。然而，农村金融的一些急需解决的突出问题，比如农民贷款难尤其是中长期贷款难问题不是仅放宽市场准入就能解决的，其根本性的问题甚至不是单靠金融就可以解决的。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5年对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962个农户的抽样调查显示，63％的农户有借款需求，实际发生过借款行为的农户占样本的51％。在有借款经历的农户中，通过亲戚朋友借款的占58％，从农信社获得贷款的仅占37％。据调研推算，目前大约仅25％的农户能够从正规农村金融机构获得信贷支持。并且农信社贷款以短期贷款为主，短期贷款占当年贷款余额的比重都在60％左右；对农户和乡村企业调查中也反映，大部分农户和企业贷款都是短期贷款，贷款期限在10－12个月。放宽市场准入后，我们相信能够增加农村金融服务供给，但涉农贷款的期限结构不合理问题，很难得到有效改善，因为短期内村镇银行等新生的农村金融组织还不具备发放中长期贷款的实力，即使正规金融机构和发展起来的新生农村金融组织有发放中长期贷款的实力，也会因农村经济主体的合“规”资信问题和“有财产而无银行信用”的制度障碍，使其问题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所以，迫切需要我们在实践中探索解决农民贷款难和改善涉农贷款期限结构的新途径和方法，而以农村土地使用权抵押为核心的农村土地金融市场制度的创新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或突破点。这是对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体系的完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应给予关注，并采取措施积极推进其建设。

二、制度设计

(一)指导思想

农村土地金融制度应以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资本化和制度效益的最大化，为农业生产经营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务和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立法指导思想。其制度构建或创新的主要目标：一是通过农村土地使用权抵押，使土地经营者从金融机构取得中长期信贷资金投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二是通过土地的资本化和农村土地使用权与金融的内在结合，使土地财产权益得到最大化的实现。三是通过农村土地金融制度内生机制的高效运作，自主实现农村的城镇化和促进城乡一体化。

城镇土地金融的内涵及特点

(一)概念界定土地财产是由若干实物和虚拟形式构建的一个动态集合，在不同的时序阶段表现出具体的、复杂的、复合的形式。土地金融的内涵，是基于土地产权分割基础之上形成的一切货币和信用活动的总和。从外延上看，它体现为土地产权分解下的各种土地权利在社会生产、消费、交换和分配领域中与货币、信用相结合的具体形式和机制。它包括两个层面:第一是由市场绩效、制度创新所决定而形成的各种土地权利金融形式，即土地金融产品市场;第二是在政府导向下且不断被强制性制度化固化而形成的用以调节社会收入分配的政策性土地金融。(二)特点1．实体性。土地金融的对象是土地自身。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土地具有自发增值倾向。土地提供了“物”的担保，其本身不可灭失，具备良好的信用基础，与一般虚拟资产相比，它更可靠、更安全。2．灵活性。土地金融参与主体多样化。国家、企业、个人等都可在土地各项权利的设立和剥离之上，采取贷款、投资、股票、债券、基金、信托、租赁等多种形式，最大化地吸收社会闲散资金，用于实现特定的目的，促进土地可持续利用。3．政策性。政策性是土地金融制度最重要的特征。国家是土地金融最重要的参与主体，土地金融制度是国家进行土地市场调节的工具，可以成为政府推行特定目的的土地和产业政策的重要手段。4．收益稳定性。土地“物”的担保为土地金融收益的稳定性提供了可靠保障。即使市场出现较大风险，由于土地本身不可灭失，使土地权利人可以自由选择执行土地权利金融产品向不动产实物转化的期权，因此，可以很好地保障土地权利人和投资人的收益，所以说土地金融具备收益稳定性的特征。5．价值动态性。土地市场价值的不确定性影响土地金融产品的当期和远期价值。从短期看，在即期市场利率、汇率等风险因素影响下，土地金融产品的价格会围绕其内在价值进行上下波动;但从长期来看，由于受到资源的有限性和需求的无限性的影响，其价格走势应该与其内在价值逐渐吻合，即从长期的走势来看，土地金融产品的价值是看涨的。

城镇土地金融的框架设计

借鉴国际上对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的划分，结合城镇土地资产特点，尝试将城镇土地金融划分为政策性土地金融和商业性土地金融。政策性土地金融是以剥离国家所有权、结合金融创新形成的，利用归集国家土地所有权对绝对地租以及级差地租Ⅰ和级差地租Ⅱ的一部分形成的资金池，使国家能够用经济的杠杆引导土地和房地产市场发展的方向，以土地增值收益的“涨价归公”的实现路径，实现土地和房地产市场的稳定有序;商业性土地金融是剥离以地方政府等土地权利为主的、与土地其他权利人要求土地级差地租Ⅱ的一部分经济利益形成的收益来源，以增加地方土地开发投资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实现土地增值收益“社会共享”，形成土地增值收益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高效分配。(一)政策性土地金融政策性土地金融是在显化并强化国家土地所有权主体地位的基础上，通过对属于国家土地所有权内容的权利束进行剥离，结合金融创新，形成国家土地所有权资本资产价值的运作和流转体系，并执行土地金融政策，参与宏观调控。其内容包括以土地调节基金为主的一系列金融工具的综合运用，其他还包括土地发展基金、土地征用基金、土地开发基金、地方政府土地债券等。其中土地调节基金是整个政策性土地金融的核心。1．土地调节基金。土地调节基金是赋予国家土地所有权实质性的经济内容，即以经济手段体现土地所有权权益，并且，通过对土地的开发权、收益权、管理权的分离，结合金融创新和深化，形成的一种体现国家土地所有权经济收益的金融工具。其意义在于:借助经济手段，对全国土地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进行宏观调控，实现资金转移，扶持欠发达地区以及建立农民、农村经济发展的长期资金来源。土地调节基金包括中央和地方两套机制，即形成以中央为主体的，旨在通过用资金引导及扶持等多种方式，平抑发达地区土地市场价格，同时将部分建设资金转移到欠发达地区的一套机制;以及以地方政府为主体的，通过一系列投融资活动，为城市土地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的金融体制。对于前者来说，实际上是通过资金在地区之间的转移，同时配合国家的计划和行政手段，实现全国范围内土地市场的区域平衡，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等战略目的。它以国家的综合利益和社会利益为主的，兼顾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公共物品的性质。后者主要立足在地方层面上，通过对本地区土地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资金进行多渠道的募集，从而以投资拉动的方式，产生“挤入效应”，刺激居民的有效需求，将居民储蓄及时转化为社会投资，通过乘数———加速数的原理，扩大社会投资的规模，从而带动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因此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是其最终目的。2．土地发展基金。土地发展基金是一种公益性的基金。其资金的来源主要是政府拨款或政策性的金融机构提供的贷款。如澳大利亚1994年成立的土地基金，其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的连续拨款。在1994年至2004年期间，政府每年拨款1．21亿澳元用于该基金的建立和运营。用建立土地发展基金的模式加强对不发达地区的支持和援助，是国际上可以借鉴的一种成熟经验。所以，对于我国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土地开发、基础设施建设事业和公共事业，可以采取建立长期发展基金的方式加以扶持。3．土地征用基金。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允许的前提下，国家以拟变更用途土地的一部分资本化增值收益为保证，将拟一次性发放被征地农民补偿的资金作为被征地农民的再投资，形成基金池，根据土地未来的增值收益，按期向被征地农民支付投资收益，形成对被征地农民的长期的资金支持机制，满足失地农民长期的生活和发展需要，缓解城乡矛盾，实现城乡经济的统筹、和谐发展。4．土地开发基金。土地开发基金是指:按照地方行政管理权和土地开发权分离的原则，利用经济手段将地方的土地开发权从国家土地所有权中剥离，形成单独的物权，由地方政府设定，并报中央备案，地方政府将之授权或委托给开发机构或公司，由未来的土地出让后形成的一部分级差收益Ⅱ的资本化为担保，形成资金池，为地方政府的授权或委托的土地开发行为提供连续稳定的资金支持。5．地方政府土地债券。政府以特定的土地类税收，如每年向地方政府交纳的印花税、土地使用税以及土地增值税等为担保，向居民发行债券，以其募集的收入投资于土地的一级开发，然后将土地增值收益的一部分以投资者利益的形式派息返还。这样，一方面解决了城市政府进行大型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不足的瓶颈，另一方面则扩大了居民的投资渠道，缓解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储蓄压力。该类债券有税收作为付息保障，有望获得很高的信用评级。(二)商业性土地金融商业性土地金融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在土地一级开发过程中，以地方政府土地权益的实现形式为基础的金融工具设计，包括公司性质的股票、债券，或以财产信托方式运营的土地信托(典型的如设立土地开发权后进行土地开发信托)等;二是基于土地及其后续阶段———物业(房地产)形成增值收益之上的土地金融工具设计，包括土地投资基金、土地资产支持债券、土地资产支持受益凭证以及其他一些土地项目融资等。1．土地开发信托。政府与信托机构签订土地开发信托合同，将待开发土地以信托的方式转移到信托机构，由信托机构以该土地未来产生的收益流为基础，向市场募集资金，所募资金用于土地的一级开发的投资，待土地开发建设完毕并顺利出让后，由政府统一对土地出让收入做出安排，即向土地开发和建设商支付土地的投资利润，向信托公司支付土地所有权管理和经营费用，向市场投资者派发投资收益(这部分由信托公司具体实施、具体操作)，最后，留存的收益可用于成立土地基金。利用信托所特有的连接资本市场、产业市场和货币市场的特性设计土地开发权信托，可以解决当前城市土地储备、开发中亟待解决的融资问题。2．土地股票。土地储备机构可以成立城市土地经营股份公司，公开向社会发行公司股票，募集储备资金。在初期可以采取私募的方式，寻找一些特定的、有实力的投资公司或金融机构作为多元化投资的主体，以确保资金来源的稳定性，降低资金运作的风险。但是，发行股票具有较高的成本，包括项目报批，聘请法律中介、会计中介、承销商等。另外，股权融资会稀释原有股东的控制权，降低了原股东分享股价上升所带来的收益，这也提高了发行股票的融资成本。3．土地开发(储备)债券。土地债券是土地储备机构或城市土地开发公司为筹集土地收购资金而向社会公开发行并且承诺按一定利率支付利息，并按约定条件偿还本金的债权债务凭证。投资者可以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所转让该债券，获取现金，也可以通过向金融机构质押寻求套现［18］。从具体实现形式来说，在现有法律法规条件下，大型国有企业依托城市政府发行企业债券比较常见，该类企业债券已具有“准土地开发债券”的特点和功能。4．土地投资基金。土地投资基金是指，由投资者不等额出资汇集，由专业信托投资机构管理，以分散风险、集中收益原则为指导，专门投资于有收益的土地类型或成片待开发为熟地的生地，以获取土地资本的增值收益。土地投资基金方式具有如下优点:第一，土地投资基金的投资收益率相对较高。在美国，房地产投资基金的平均收益率达到6%，高于10年期美国国债的收益率。第二，土地投资基金的收益率比较平稳，价格波动性较低。实证研究证明［19］，反映在美国上市的房地产投资基金业绩的NAREITEQUITY指数，在各时期收益率的波动方面，要明显比反映在美国上市股票业绩的纳斯达克指数、道•琼斯工业指数和标准普尔500指数等平稳。第三，土地投资基金具有明显的抗通货膨胀能力。一般而言，当通货膨胀率上升时，固定收益证券的价格面临着下降的压力。但是，由于土地的特殊性，其投资价值会随着CPI的上涨而上涨，因而具有保值性。第四，与直接土地投资相比，土地投资基金降低了投资者进行投资的门槛，使更多的投资者能够享受土地增值带来的收益。设计土地投资基金产品最大的障碍在于相关法律制度不完善。《证券投资基金法》所针对的投资基金是证券投资类的基金，而非产业投资类的基金。要发展土地投资基金，必须首先加强产业投资基金法律体系的建设。5．LABS(土地资产证券化)。土地资产证券化(LandAssetsBackedSecuritizations，简称LABS)，是将一组流动性差的国有土地资产经过适当分类，使其能够产生稳定的、可预测的现金流收益，并通过内部和外部信用增级的方式，将未来现金流的收益权转变为可在金融市场上流通的、信用等级较高的证券。其实质在于将土地未来连续、稳定的收益流剥离，形成一个优质的资产池，然后将这笔预期优良的资产池打包出售给以信托形式建立的SPT或以子公司性质成立的SPC，实现土地资产“真实销售”，然后对之包含的风险因素进行重新评估、重新组合，通过内部和外部增级的方式，彻底实现土地未来收益资产的“破产隔离”，然后在此基础之上向投资者发行以此未来收益流为担保的证券，实现资金融通。

结论及建议

构建功能齐全、立体化的城镇土地金融是解决中国城镇经济增长资源瓶颈的必然路径，同时也是城镇土地使用制度深入改革的必然要求，它通过土地和金融“两极结合”的方式，能够对城镇存量土地资源进行最大最佳利用，能够对极度依赖于农地转用的城镇扩展方式起到较显著的抑制作用。更重要的是，通过政策性土地金融的引导功能，有效调节土地级差收益在不同区域的合理分配，有助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以上尝试对城镇土地金融的内容和框架做出了概略的定性描述，但从实施条件来看，现阶段全面推进城镇土地金融建设还存在巨大的现实困难，应从区域实际出发，切实把握好城镇用地扩展的“度”:积极试点城镇土地“年租制”，推行城镇土地征用制度和城镇土地储备及出让制度改革;适度鼓励地方进行土地金融创新，例如重庆市的“地票交易”，努力促进城乡土地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同时，完善城镇土地金融配套制度和市场中介环境建设，加速城镇金融体制改革，为催生城镇土地金融创造有利条件。

论文关键词：农地金融；农地使用权抵押；制度创新；政策建议

论文摘要：为完善农村金融服务组织体系，解决农民中长期贷款难问题和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迫切需要进行以农村土地使用权抵押为核心的农地金融制度创新。为此，本文尝试提出我国农村土地金融制度设计，并提出相应的配套改革措施和政策建议。

一、问题的提出

为解决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覆盖率低、金融供给不足、竞争不充分等问题，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06年12月20日了《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的出台和实施，是中国银行业市场准入政策的重大突破，是一项制度创新，必将对农村金融起到促进竞争、完善体系、增加供给和改善服务的积极作用。然而，农村金融的一些急需解决的突出问题，比如农民贷款难尤其是中长期贷款难问题不是仅放宽市场准入就能解决的，其根本性的问题甚至不是单靠金融就可以解决的。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5年对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962个农户的抽样调查显示，63％的农户有借款需求，实际发生过借款行为的农户占样本的51％。在有借款经历的农户中，通过亲戚朋友借款的占58％，从农信社获得贷款的仅占37％。据调研推算，目前大约仅25％的农户能够从正规农村金融机构获得信贷支持。并且农信社贷款以短期贷款为主，短期贷款占当年贷款余额的比重都在60％左右；对农户和乡村企业调查中也反映，大部分农户和企业贷款都是短期贷款，贷款期限在10－12个月。放宽市场准入后，我们相信能够增加农村金融服务供给，但涉农贷款的期限结构不合理问题，很难得到有效改善，因为短期内村镇银行等新生的农村金融组织还不具备发放中长期贷款的实力，即使正规金融机构和发展起来的新生农村金融组织有发放中长期贷款的实力，也会因农村经济主体的合“规”资信问题和“有财产而无银行信用”的制度障碍，使其问题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所以，迫切需要我们在实践中探索解决农民贷款难和改善涉农贷款期限结构的新途径和方法，而以农村土地使用权抵押为核心的农村土地金融市场制度的创新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或突破点。这是对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体系的完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应给予关注，并采取措施积极推进其建设。

二、制度设计

市委书记××提出，××作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省加速崛起的格局中，要按照胡总书记在××考察时提出的“三保一弘扬”重要讲话精神，苏荣书记关于“要努力提高××经济占全省比重”的指示要求，将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各项目标任务落到实处，并最终体现到加快××经济发展，迅速做大经济总量上。××是一个传统农业市，要做大经济总量，关键的一条就是要始终坚持把项目建设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作为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重中之重。任何项目建设都离不开土地，面临新时期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国土资源部门要认真做好“保护和保障”这篇文章，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和机关效能年活动为契机，以服务××经济建设为中心，围绕“扩大内需，坚定信心促发展”这条主线，主动服务，开拓创新，努力做到管理科学严格、保护行之有效、保障持续有力、审批集中高效、服务优质快捷、效能明显提高，具体要解决好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科学编制规划用好用足计划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指导土地利用的纲领性文件，起着科学、有序、持续发展的引导作用。我市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对于加强土地管理，保护耕地特别是保护基本农田，优化城乡用地结构和布局，协调生态环境建设，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我市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已难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目前全国正在进行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为我市发展提供好的机遇，我们务必认真把握，修编中切实注意二点：一是要符合实情，用好基础数据。现各地正在开展第二次土地调查，规划修编务必要结合第二次土地调查现状成果，结合××经济发展规划，统筹、科学、集约、节约谋划好各类用地布局，否则就成了纸上谈兵。二是要重视修编的战略思路。修编的战略思路要比修编的具体方法更为重要，把修编的思路统一到市委、市政府提出来的推进六大产业、创建宜居城市的高度上来，让新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成为促进我市经济腾飞的“助推器”，而不是成为制约我市经济发展的“瓶颈”。

用好用足土地利用计划至关重要，省厅今年预下达我市计划建设用地指标仅为4000亩，而07、08年我市在省共报批建设用地38329.9035亩，在当前的形势下××要实现经济“弯道超越”，必须有用地保障，我们国土资源部门在“保增长、扩内需”今明两年要积极争取、合理使用建设用地计划指标。一是积极争取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具体来讲：1、在年初分配指标时向省厅争取多要一些；2、在项目立项时，项目要多争取列为国家、省重点项目，争取多用省里指标；3、多报批用地，早日完成报批任务，争取省厅调剂指标；二是合理分配建设用地计划指标。重点要保障好扩大内需的投资项目、保障性民生工程、重大基础设施、优质工业项目、生态环境建设，以及农民工返乡创业项目用地，建设用地指标要向重点保障的项目倾斜，向明月山机场、洪屏电站等重大项目和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如：产业基地）的用地倾斜。

二、破解瓶颈多造地优质服务多报批

首先要做好土地开发，多造地才能多用地。08年我市土地开发项目8个，批复新增耕地10032.125亩,目前只完成2个，08年底前我市可用于占补平衡指标节余9596亩，扣减因沪瑞高速和浙赣电气化改造计划补耕2500亩，实际节余只有7096亩，形势严峻，已经成为我市报批用地甚至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我们务必要按照“先做加法、再做减法，先造地、再用地”的工作思路，大力实施“造地增粮富民工程”，确保有足够的耕地开垦指标，不会造成因没耕地开垦指标而报批不成用地。其次要做好报批材料。建设用地报批材料要求很高，不仅需要纸质的“四书一方案”，还需要电子格式的图件资料，电子政务要求以后通过网上做建设用地报批，这就需要我们工作人员要熟练技能和要求，从而保证报批资料合格，不至因为报批资料不合格退回耽误时间。第三要做好沟通协调工作。要加强与部、省厅及相关单位的联系，积极沟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第四要强化宗旨观念。我们要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项目建设用地要加强服务意识，做到“五个一”、“四个不让”，即：一张笑脸相迎、一句问候暖心、一把椅子让座、一杯热茶相待、一个满意的结果；不让政策在这里受阻，不让群众在这里冷遇，不让时间在这里拖延，不让差错在这里出现。

摘要：农村土地产权改革是提高农业产业化、规模化、集约化发展，推动农业产业优化升级，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途径。为盘活农村“沉睡的资产”，促进农村土地产权发挥现实效力，逐步改善农村产业发展结构，本文基于对农村土地产权改革背景下“三农”金融服务创新的思考，从“三农”金融服务的实践、挑战、机遇、运行体系以及政策设计等方面进行详细阐述，将金融元素深度融入农村土地产权改革，为打通金融服务“三农”的“最后一公里”以及实现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关键词：农村；土地；“三农”；金融；创新

近年来，农村土地产权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为“三农”金融服务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三农”金融服务的创新，对挖掘农村土地产权的金融价值、构建新时期农村土地产权管理运行模式，提升农村居民的经济收入与生活质量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一、“三农”金融服务的实践

我国在“三农”金融服务创新中进行过实践探索，并逐渐摸索出实践模式，如农用地抵押贷款、入股权抵押贷款、担保贷款等。例如贵州湄潭采用“农民+政府+土地金融机构”的方式，由地方政府出资成立土地金融公司，可接受非耕地资源为押品，为农户发放贷款；山东寿光采用“农民+村委会+金融机构”的方式，村委会可对农户进行信用评级，经管站对土地估值办理抵押手续，银行发放贷款；重庆市采用“农民+金融机构”的方式，可办理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证，农户可用其抵押申请贷款；四川成都采用“农民+担保公司+金融机构”的融资方式，政府出资成立担保公司，农民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反担保物抵押给担保公司，由担保公司担保，银行放款；辽宁法库采用“农民+合作社+金融机构”的方式，农民以承包土地入股合作社，合作社以入股土地抵押申请贷款。上述贷款模式已在全国试点区域试行，但是否具有全国普遍性，仍需待考证与评估。

二、“三农”金融服务的挑战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城市金融和农村金融之间存在一个很大的差异，即土地抵押权限的不同，多数发展中国家为确保农村土地发挥社会保障功能、维护社会稳定，在允许城市土地和房产进行抵押流转的同时，大都限制农村土地和房屋的抵押流转。在我国，虽然经过一系列法律的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一种用益物权的权能，已经可以在市场上作为特殊商品进行流转，但流转的形式主要是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多部法律仍明令禁止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这导致农村缺乏有效抵押担保物，只能开展小额信贷业务，而小额信贷业务贷款额度小、利率高、期限短，无法满足种养大户和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有效金融需求。因此，需要逐步修改完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相关法律法规，逐步放宽农村土地产权，逐步允许农村土地产权抵押，从而加快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发展。本文从理论分析、法律演变、存在问题三个角度分析农村金融与农村土地产权改革之间的互动关系，首先对农村金融、农村和农村经济发展三者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其次回顾我国的演变和存在的法律障碍，然后剖析我国农村金融和农村中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通过土地产权抵押改革拓宽农村贷款抵质押物范围，从而促进农村经济金融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一、农村金融、农村与农村经济发展的理论关系

正如阿马蒂亚•森的研究结论所强调的，权利剥夺、能力缺失是导致发展中国家贫富差距拉大的真正原因(1998)。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资本尤其是货币资本相对缺乏，加上农业比较收益率相对较低，因此农村发展中普遍面临资金短缺问题，资金、劳动力外流严重，金融抑制和资金缺乏问题已经成为阻碍农村经济发展的一大瓶颈，从而使农村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①。如何不断增加农村生产的货币资本，打破贫困的恶性循环是重要因素。农村金融体系承担着为农村生产融通资金、盘活农村生产经营的输血功能，是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也是制约发展中国家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农村土地产权改革通过增加土地产权的完整性和流转程度，能够提高农村经济单位的有效需求，从而激活农村金融的作用。由于农业生产风险较大、农村中小企业、微型企业和种植大户等缺乏启动资金和抵押担保物，最大的存量资产就是耕地、宅基地和住房，由于无法抵押，这些资产就只能是死的资产，无法变现，因此农村的有效金融需求也相对缺乏。而通过增加土地产权的完整性和流转程度，则能够将农村土地资源配置到效率最高的领域，从而获得三种收益：一是提高土地的规模经营，减少因城镇化、农业比较收益低、权利不明确不稳定而带来的抛荒、短期行为等问题；二是通过流转（转让、出租、承包、入股、抵押）等能够盘活农民的存量资产，使他们获得产权转让的额外收入；三是通过扩大农村土地作为抵押担保物的功能，能够增强农民通过正规渠道获得贷款的能力，从而丰富农村金融信贷模式，吸引更多资金投入农村经济建设。我国正在进行的农村不断拓展农村土地产权的边界，既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经营积极性，也吸引了更多货币资本投入农村，从而带动了农村经济发展。由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Ⅰ：农村金融抑制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提高农村金融效率能够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假设Ⅱ：农村有利于提高农村金融效率，从而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我们通过构建一个包含金融部门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采用加入公共资本存量影响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来证明农村金融、农村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假设农村经济实体有两个部门，实物生产部门和金融部门，在金融部门中，存在两种不同性质的金融体系：农村政策性金融体系和商业金融体系，农村政策性金融体系是普惠型金融的重要部分，以政策性金融为主，商业金融体系以商业性金融为主。农村产出由消费C和储蓄S决定，而农村总产出由资本存量、劳动力和社会公共资本共同决定：Y=C+S=AKαLβPξ（1）商业金融部门的作用在于将储蓄转化为投资，假定其转化比率为θ，我们假设这一转化比率的提高有赖于金融部门的工作效率λ。而政策性金融作用于特定的领域，即为农村提供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具有较强的外部性，如对农林渔牧等基础产业和农户、妇女、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提供的信贷支持。具体而言，通过政策性金融所形成的资本水平可以采用社会公共资本来表示，这与商业银行通过有效储蓄所形成资本积累是不同的。政策性金融体系提升公共资本的能力来源在所有储蓄中所占有的份额γ和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μ，由于政策性金融具有提供一定的福利性质，因此我们假设其工作效率是相对固定的。土地产权改革通过对农村商业性金融部门和政策性金融部门的叠加影响而作用于农村经济发展。一是土地产权的逐步放宽和完善，能够增加农村经济单位（农户、专业合作社、涉农企业）的有效金融需求，并提高农村商业金融体系的转化比率θ，从而提高私人资本积累水平，促进农村经济增长；二是能够提高农村政策性金融的工作效率，从而增加社会公共资本的供给。农村社会公共资本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体现在提供私人资本所不能提供的公共产品上，如农村教育投资、农村水利等基础设施、缩小城乡地区差距等。产权制度是农村经济中的基础制度，清晰的产权界定有利于提高政策性金融的激励效果，从而改进农村政策性金融的工作效率，通过政策性金融的杠杆作用撬动更多的社会公共资本投资于具有正外部性的公共产品，从而促进农村经济增长。这印证了我们的假设Ⅱ，即农村产权改革能够改进农村金融效率，从而加快农村经济发展。

二、我国农村土地产权改革的演变和法律障碍

居民资产是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财产权（物权）有助于保障居民资产，提高社会的经济福利和效率，对财产权的法律保护创造了有效益地利用各种资源的激励（理查德•A•波斯纳，1997）。波斯纳认为个体具有自由处置财产并享有财产处置收益的权利，从而使得财产能够在市场自由转让，发挥市场经济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把资源和财产从较低价值的用途配置到最高价值的用途，使财产增值，增加社会财富。同时，伴随财产的自由转让，同类财产会向利用效益高的使用者集中，从而产生积聚效应和规模效应，既实现了经济效率，也使产权所有者能够分享产权转让带来的收益。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财产权和物权的范畴，发达国家对物权的界定大都兼顾了权利的全面性、排他性和可转让性。我国2007年颁布的《物权法》也对物权（财产权）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规定：“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土地使用权抵押权具有物权性质，属于担保物权的一种类型，指抵押权人不依赖土地使用权人的意志而实现的对土地使用权进行处分，通过折价、变卖、拍卖、抵押等方式而使自己获得优先受偿的权利（杜满秀，2002）。

［摘要］现阶段我国农业发展迅速，与此同时对农村金融服务的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农村金融的改革跟不上农业改革的步伐，无法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好的服务。存在运用到“三农”的农村金融资产较少、数字化普惠金融服务模式未完全在农村地区建立、农村信用信息体系不健全、金融机构对农村“三权”抵押贷款意愿不强烈等导致农村金融供需不平衡的问题。建议建立数字化普惠金融服务模式，解决农村金融供需不平衡问题。

［关键词］农村金融；数字化；普惠金融

一、农村金融服务开展的基本情况

1.金融助力农村经济发展，满足农民愿望。金融是目前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命脉，随着振兴乡村战略的持续推进，“三农”领域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农民的生活方式以及生活习惯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现代化金融服务的需求呈现出越加旺盛的态势。2.推广金融科技，实现金融普惠性。金融科技的发展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方便快捷，金融机构应当借助金融科技的力量，通过在乡村建立金融服务点、服务站，让农民更加贴近金融科技带来的便捷，唤醒农村“睡眠”资产，提升金融服务质量，形成金融资源“取之于农、用之于农”的可持续、数字化农村金融服务模式。3.采用数字化普惠金融服务模式，解决农村金融供需不平衡问题。数字化普惠金融将现有的金融服务模式进行一定的创新，以互联网技术为载体，通过大数据、云计算、智能终端等金融科技手段，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降低了成本，弥补了农村在金融服务方面的欠缺。满足了农民的需求，解决了农村金融供需不平衡的问题。

二、农村金融服务存在的问题

1.运用到“三农”的金融资产较少。目前，我国农村整体经济实力不强，农村金融业务成本高、利润低、风险大等问题依然存在，农村金融服务供给不足，无法满足“三农”发展的需求。随着“三农”的发展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多样化的农村生产模式以及销售模式对金融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现存的金融服务模式却无法完全满足农民的需求，为农民资金结算以及进一步使用造成阻碍。2.数字化普惠金融服务模式未完全在农村地区建立。互联网技术不断发展对我国金融领域产生较大影响，催生了一系列金融服务以及金融产品，让金融服务变得更加便捷、金融产品变得更加全面。由于农村地区差异较大，不同地区各有其特点，无法通过一种模式完成全国范围的数字化普惠金融模式的建立，因此数字化普惠金融服务模式并没有在农村地区完全实现。3.农村信用体系尚不健全，贷款较难。目前，我国农户依然存在融资难的问题，融资难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户的信用体系不健全，金融机构因信用信息不全无法为农户提供贷款服务。同时，各级地方政府，特别是县、乡人民政府掌握着农民的诸如土地承包和土地确权、新农合等基础信息，大多散落在不同部门，调取信息的过程较为困难，这也成为金融机构无法为农户提供贷款服务的主要原因之一。4.金融机构对农村“三权”抵押贷款意愿不强烈。2015年8月，国务院专门下发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开展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工作。银行金融机构在处置农地经营权抵押物时，可供选择的方式主要有再流转交易、协商收购、仲裁、诉讼等。再流转交易方式下，受土地的不可移动性等因素制约，再流转的空间范围局限于缺乏竞争的当地市场，再流转所面临的风险较大，效率较低，金融机构可能因此遭受损失，从而导致金融机构对于农村“三权”抵押贷款意愿不积极。

一、农村土地金融的现状

就目前情况来看，我国实行的是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社会对农村土地金融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的弊端日益凸显出来，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土地金融和农村经济的良好发展。具体来讲，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未明确确定“集体”这一概念。

一方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已明确规定农村的土地属于集体。另一方面，对于“集体”这个概念的界定却比较模糊。《土地管理法》、《民法通则》中虽然都有关于“农民集体”的表述，但没有良好解决“农民集体”同农民个人的利益关系。因此，我国农村土地产权主体出现模糊不清的现象，从而导致土地流转的利益主体虚化，不能良好适应现代农业的发展要求。

2.土地抵押权上的矛盾。

在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下，土地抵押权是其权能内容之一。就目前我国关于土地抵押权的立法来看，存在不一致性。在《农村土地承包法》中，规定农村土地可以被转让、抵押等。但是在《担保法》中，又规定归集体所有的土地（比如宅基地、耕地等）使用权不能抵押。因此，根据《担保法》中的规定，农民的宅基地、耕地等的抵押权受到法律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