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产权制度范文10篇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调研”是中心今年的重点调研课题。调研的地区为上海和山西。现就在上海的调研情况汇报如下。

上海是全国城市化速度较快、程度较高的地区之一。上海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村土地无论从管理还是经营，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尽管它的特点鲜明，可比性不十分突出，但还是有许多方面因其大胆的探索而走在了全国的前面。其中的经验与教训自然十分宝贵。这也是我们选择上海的原因之一。

因时间关系，调研组用四天（6月5-8日），走访了市国土资源局和几个典型区域：浦东新区（基本城市化地区）、崇明县（基本农业区）和闵行区莘庄镇（正在城市化之中的区域）。在各个调研点，基本围绕“城市化过程中集体土地产权的变化”这个主题，与市、区、县的土地和农委等相关部门管理人员，以及区、县、镇、村的有关干部代表进行座谈，了解了一些情况和问题，形成了一些初步的看法和建议，供研究讨论（下文中所有数据仅供参考）。

一、高速的城市化

上海的高速城市化过程，已为大家所知。建国初82平方公里的市区，到70年代为140多平方公里，90年代是280平方公里，新世纪初随着浦东建设，达到400平方公里。

城市化进程对农村而言，首先是使得农村的基础组织形态发生巨大变化。*年时，有3000多个行政村，目前到了1700个。乡镇从200个到了112个。将来的格局是向“*”努力，即一个中心区约660平方公里，9个区县，60个镇，600个中心村。前两项基本成型，后两项有待时日，难度不小。例如镇目前还有103个，自然村有38000多，迁并难度极大。由于农村宅基地分散，土地利用率较低，年起，上海市鼓励已经进入城镇的村民将宅基地让出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便复垦或它用。后来政府进一步提出一个“宅基地置换”的办法，正在试点，目的是集约用地，增加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供应。通过14个试点看，农民对这项工作十分欢迎，相关政府的积极性则开始下降。原因不复杂：主要是政府在集约土地后的收益不足以平衡基本的投入。投入主要包括：为参与置换的农民盖房和办妥社保（这是农民欢迎的关键所在），另外有些土地需要复垦。

社会主义国家土地产权制度的创设，是同其经济、政治、文化、法律制度创设紧密相连的，其创设变动的历史包含在社会主义建设曲折历程之中。从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看，如何寻找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及其公有产权的实现形式，是社会主义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实践难题，是农业国实现经济起飞、迈入工业化与现代化的新课题，也是中国在“二元经济”转型期，实现国内与国际资源的优化配置，应对国内与国际两个市场的激烈竞争，回应传统土地公有产权模式对于农村社会生产力“驱动不足”的新挑战。因此，对于土地产权制度创设的特点进行客观评价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土地产权制度功能质的规定性

现代土地产权制度的功能，其本质在于，土地产权制度规范所确认、调整、保障一定的土地资源配置经济关系，及其效率与效益。即通过这种制度规范、引导、调整、保护经济主体合理开发和利用土地资源，使企业家（包括农民）有效发挥与土地等生产资料和其他资源优化配置，以提高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和投资收益率，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社会文明进步。因此，我们应该从实现农村小康社会目标出发，以新视角分析土地产权制度功能的发展。

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土地产权制度功能，具有现代性、开放性、发展性等特点，是传统土地产权制度功能在开放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其表现在。

1、明晰产权的功能。首先，解决的是对土地及土地产品的归属权（所有权）、控制权（持有产权），明晰其归属控制的性质、范围与秩序。其次，创设对土地及土地产品的利用权（承租权、承包权、转包权），明晰其利用的性质、范围和秩序。其三，凭借对土地及土地产品的归属权、控制权、利用权通过不同形态的交易流转，以满足个人、集团及国家不同的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其四，为了避免归属权、控制权“长臂”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或频频引发交易中的“寻租”、机会主义行为等交易风险、交易不确定性问题增多，交易成本无控制增长的状况，必须借助国家的力量，通过制定一套科学的制度与规则，使土地及土地产品资源的配置达到效率与效益最大化。

2、激励约束的功能。根据现代市场经济的需要，在坚持土地国有、农民集体所有前提下，按照公平与效率结合原则，对农民赋予土地控制权———即土地持有产权（根据社会主义性质的决定论不宜赋予其所有权），其实质上是国家禀赋农民一种“恒定”（根据现代人们平均寿命可确定相应的持有产权周期）的“资本产权”。这种土地产权制度功能安排既遵循了参与约束原则，又遵循了激励相容约束原则，同时考虑到了劳动努力之外的因素对土地产品产量的影响程度，在对土地持有产权取得、利用、转让、继承、处分、担保或置换成股权、期权等权利变更与组合的若干经济、民事场合，既可能减少交易成本，又降低权利变更场合中的摩擦成本，因而更具有科学性、严密性。

AnalysisontheProblemsofInstitutionalDisequilibrium.ofChina’sCurrentFarmlandProperty

TheSecondTheoreticalDepartmentsofNanjingInstitutePoliticsofPLANanjingJiangsuProvince

摘要：制度非均衡是由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不一致引起的，主要表现为制度供给不足和制度供给过剩。制度创新的成本、收益、制度选择集合的改变等有可能促使制度非均衡的出现。宪法秩序、现存制度安排、制度设计成本、现有知识积累、实施新安排的预期成本、制度变迁方式等外部因素可能会使制度非均衡长期存在。本文运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我国现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非均衡，认定我国既定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结构明显存在着制度有效供给不足和无效供给过度的非均衡性，制约农业的发展，而这恰恰是制度创新的诱致因素。

关键词：制度均衡；制度非均衡；制度供给不足；制度供给过剩；农村土地产权制度

Abstract:Institutionaldisequilibriummeansthatinstitutionssuppliedandinstitutionsdemandedarenotinbalance.Itcanbedividedintoinstitutionalsupplyshortageandinstitutionalsupplyexcess.Changesininstitutionalcost,profitandthesetofinstitutionalchoicemaycausesomeinstitutionsintodisequilibrium.moreover，institutionaldisequilibriamaybemadetobepersistentbythefollowingfactorssuchasconstitutionorder,existinginstitutionalarrangement,institutionaldesigncost,lackofsocialscienceknowledge,theexpectingcostofpracticinginstitution,theinstitutionalinnovationmethod.ThispapermainlyusestheoriesoftheNewInstitutionalEconomicstoanalysisproblemsofinstitutionaldisequilibrium.ofChina’scurrentfarmlandpropertyandassurethatChina’scurrentfarmlandpropertyinstitutioninnotinbalance,whichhinderthedevelopmentofouragriculture,thisisexactlythecauseofinstitutionalinnovation.

Keyword:InstitutionalEquilibrium；InstitutionalDisequilibrium；InstitutionalSupplyShortage；InstitutionalSupplyExcess；FarmlandPropertyInstitution

认为能够遵照人的意愿而控制社会进化过程，这似乎是一种奢望。[1]

一、分析框架

本文用制度经济学的概念和分析框架，对1949—1998年50年间中国土地产权制度[2]变迁作以系统的分析和阐述。制度变迁理论告诉大家，制度安排（institutionalarrangement）总是由起始时的均衡态势向非均衡态势过渡的，即均衡是暂时的，而非均衡则是常态；非均衡的出现预示着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制度变迁（institutionalchange）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inducedchange）和强制性制度变迁（compulsivechange）。结合我们讨论的主题——土地产权制度，每次土地产权制度非均衡都会引起产权的重组。

制度非均衡（institutionalnon-equilibrium）及变迁理论构成了本论文的主要架构。我们将1949—1998年以来的土地产权制度变迁看作是由制度均衡到非均衡而引起变迁的过程。1949年前的土地制度安排相对于新掌握政权的共产党要“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政治意志来说，是非均衡的，于是便开始了1952年的。而此后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相对于工业化等的制度安排，又显得非均衡。于是，强制性制度变迁——集体化便随之而到。1958年以后的制度安排，并没有使它的创制者如愿以偿。制度的非均衡依然显现，60年代初的痛苦经历教育了农民及政府必须在现行制度安排之外寻找生存机会，来自底层的制度创新——“包产到户”又引起短暂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然而由于意识形态、统治者的有界理性和政治偏好等的作用使得这一短暂调整的流产，于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得以重演：体制得以保留。低下的n集体经济效率的长期徘徊，引起农民的再次“反抗”，在现存的制度安排下，已不能满足农民收益的要求，他们不得不在现存的国家认可的制度安排的边界之外寻找能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利益要求的制度安排。有了60年代初期的经验，“包产到户”作为制度选择集合中一个又应运而生，于是又一波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到来，即70年代末始于安徽凤阳小岗梨园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然而，故事并不因此而结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安排又引起新的非均衡、制度创新及产权的重组。

二、：强制性制度变迁及其社会、经济绩效

（一）强制性制度变迁及其经济社会绩效

一.引论：历史的回顾

我国的土地制度，在新中国建立前的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随着各个朝代的更替，呈现周期性变化。每个王朝新建之初，统治者一般都采取鼓励自耕农发展的政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土地被集中于大小封建地主的手中，此时社会矛盾会逐步激化，统治者就会进行一系列的土地制度调整。在此过程中，形成了较为完整和有效的永佃制和押租制。

新中国建立后，进行了，废除了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私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将所有征收和没收的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统一、公平合理地分配给无地少地及缺乏其他生产资料的贫苦农民所有。之后1952年的大规模的初级农业合作社运动在承认土地私有权的前提下，将使用权由个人使用变为集体共同使用。而到了1955年，开始推行的高级社和化运动，把农民土地私有、集体统一经营使用的土地制度改革为集体统一所有、统一经营的土地制度，也就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在当时生产力水平还很低的条件下，这种制度缺乏多样性和灵活性，无法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

自1978年秋起，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经历了农民自发到国家逐步承认的过程，最终在1984年基本完成在全国范围内的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虽然没有改变土地的所有权性质，但在土地的使用权方面却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农产通过承包方式获得了独立经营集体土地的权力，他们虽然没有土地所有权，但拥有土地产出的大部分劳动产品的所有权；在农业生产领域中，农户成为独立的和完整的经济核算单位，他们获得了对自己劳动力的支配权，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产量迅速上升，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1997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2090元，比1978年增加14倍，数百万农产在80年代摆脱了贫困。

土地承包经营使农用土地实现了“两权分离”，土地的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可以分别归属于集体和农民两个不同的主体，使原来“一切土地权利归集体”的“单一产权”体制，转变为集体拥有土地所有权，农户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二元产权”体制。这种体制使农民对土地有了的强烈归属感，激起了农民长久利用、集约利用土地的积极性。由于可以明确预知和享受自己承包土地上的劳动产品，农民付出的劳动就与劳动报酬直接对应起来，充分体现了“多劳多得”的按劳分配原则，使农民在土地上生产的热情空前提高。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什么时期，土地制度的调整都会对整个农业生产带来巨大的影响，土地制度究竟是阻碍还是推动农业的发展，关键在于它是否适应农业生产力水平和农业这一产业的特点。

摘要：从制度内在矛盾运动的角度看，产权制度变迁是一个从均衡到非均衡再到新的均衡的动态过程。我国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曾取得过较好的历史绩效，实现了一定时期内的制度均衡；但随着我国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及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日益暴露出诸多缺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土地规模碎化、农地产权边界的模糊性、农地产权的凝固性说明这一制度安排的非均衡的出现并日益加剧，同时也昭示了我国农地产权制度进一步变迁的路径：构建边界清晰的、流转规范的农地产权制度。

关键词：农地产权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变迁

土地是农业生产的基本要素和农民生存的根本保障，优化农地资源配置、提高农地资源利用效率，对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的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长期以来，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一直受到来自自然、技术、经济、社会及制度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特别是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及其在我国研究的深入，人们愈加认识到制度尤其是产权制度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逐步建立和实施了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为主要内容农地产权制度，取得了较好的历史绩效，给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但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及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地产权制度的缺陷日益显露，成为我国农地产权制度进一步变迁的内在依据。鉴于此，笔者首先以相关的产权理论为基础、从矛盾辩证运动的视角阐释产权制度变迁理论，形成产权制度变迁的理论范式；其次，以产权制度变迁的理论范式为分析工具，对我国现行农地产权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透析；最后，提出我国未来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

一、产权制度变迁理论范式：基于制度内在矛盾运动分析视角

(一)相关概念界定

1．产权制度概念界定

摘要：从制度内在矛盾运动的角度看，产权制度变迁是一个从均衡到非均衡再到新的均衡的动态过程。我国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曾取得过较好的历史绩效，实现了一定时期内的制度均衡；但随着我国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及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日益暴露出诸多缺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土地规模碎化、农地产权边界的模糊性、农地产权的凝固性说明这一制度安排的非均衡的出现并日益加剧，同时也昭示了我国农地产权制度进一步变迁的路径：构建边界清晰的、流转规范的农地产权制度。

关键词：农地产权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变迁

土地是农业生产的基本要素和农民生存的根本保障，优化农地资源配置、提高农地资源利用效率，对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的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长期以来，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一直受到来自自然、技术、经济、社会及制度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特别是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及其在我国研究的深入，人们愈加认识到制度尤其是产权制度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逐步建立和实施了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为主要内容农地产权制度，取得了较好的历史绩效，给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但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及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地产权制度的缺陷日益显露，成为我国农地产权制度进一步变迁的内在依据。鉴于此，笔者首先以相关的产权理论为基础、从矛盾辩证运动的视角阐释产权制度变迁理论，形成产权制度变迁的理论范式；其次，以产权制度变迁的理论范式为分析工具，对我国现行农地产权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透析；最后，提出我国未来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

一、产权制度变迁理论范式：基于制度内在矛盾运动分析视角

(一)相关概念界定

1．产权制度概念界定

摘要：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愈加凸显。顺应现阶段市场经济发展新形势，积极推进农村经济改革，对于保证农村工作发展、促进经济发展效率提高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集体产权制度作为农村改革工作的重点内容，以农村土地确权促进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的开展，可以快速提升农民经济收益，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立足于目前农村改革工作的基本状况，对农村土地确权与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关系、促进作用及具体的解决措施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关键词：农村土地确权；集体产权制度；农村改革

从当前农村改革工作的基本状况来看，农村土地确权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息息相关，都是提升现阶段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前提。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深化改革工作不断推进，“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等越来越成为农村发展工作的重点。由此可见，以农村土地确权促进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充分发挥了二者在农村改革上的重要性，有利于提高现阶段农村经济发展的内在活力，为实现当前农村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提供支撑。

1农村土地确权与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关系

基于近年来社会经济发展及农村改革工作的需要，在原有的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体制基础上对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进行改革，是大势所趋，是提高现阶段农村发展水平的重要举措。农村地区较为落后，农民人口基数大，且一直存在较为明显的公共产权不清、责任不明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当前市场经济体系下农村发展工作的顺利推进。因此，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一直是当前建设与发展工作的重点，农民在收入及产权等方面的分配与管理问题也成为了相关部门关注的主要内容。在当前市场经济体系不断完善的背景下，提高农民种植农作物之外的收益，特别是土地及其他使用价值较高的资产承包收益，成为了目前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方面。更为重要的是，目前在农村发展工作中土地产权不清、产权责任不明及农村土地产权拥有者模糊等问题直接限制了改革措施的准确实施。同时，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增加，农村人口流动性加强，也明显加大了农村土地制度沟通与改革的整体难度，不利于现阶段农村地区的长远发展。综上，为理清农村土地确权与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之间的关系，要明确土地产权界限与划分标准，进一步强化土地确权作为土地产权的基础性地位，以农村土地确权促进农村土地产权清晰化，最终对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起到良好的辅助作用[1]。

2农村土地确权对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促进作用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制度、住房制度、金融制度和土地使用制度等各项改革的深化，土地已进入经济活动的中心，人们对维护自身土地权益的意识日益提高。虽然集体土地产权制度建设还不尽完善，集体非农建设用地流转在法律上还不完备，但在市场经济实践中，对集体土地产权的流转，权能的实现，维护农民合法权益的呼声越来越高。事实上，受各种因素的影响，目前农村集体非农建设用地使用权私下、变相的转让大量存在，不仅严重损害了国家、集体利益，导致了土地利用的混乱，影响了土地市场的正常秩序，而且造成了土地产权关系不清，交易的不安全，给农村的稳定带来了隐患。为此，研究和完善集体土地产权制度建设，规范集体非农建设用地流转机制已成为新形势下我国土地管理事业的又一重要课题。本文旨在通过集体土地产权制度建设的现状分析和探讨，对集体土地产权制度建设和非农建设用地的流转管理谈点粗浅认识。

一、产权制度建设是规范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基础

集体非农建设用地流转是围绕集体土地产权这个核心内容展开的。土地产权关系明晰、权能明确是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有序进行的前提条件。

综观我国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始终是围绕土地产权制度建设进行的。我国1982年《宪法》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也属于集体所有”。在法律上明确了土地所有权的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同时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此后，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土地的经济价值得到重新认识。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土地使用者迫切需要更多的权利以促进土地的流动，对此，1988年《宪法》确定了：“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使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分离，明确了可交易的产权内容。1990年5月19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规定“依法取得的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在使用年限内可以转让、出租、抵押或者用于其他经济活动，合法权益受国家法律保护。”进一步明确了土地使用权是一项独立的经济权利。新《土地管理法》又明确了国务院是国有土地的代表。

从我国国有土地产权制度建设过程中可以看到，它是对土地产权边界的划分，是对土地产权权束中不同权利的重新界定的过程。土地产权制度的不断完善是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前提，是土地市场健康发育的基础，而土地市场的不断发展反过来又促进土地产权制度的逐步建立和完善。

二、集体非农建设用地产权管理现状和存在问题

摘要：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在农地产权制度建设中始终坚持把马克思土地产权理论与我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农地产权理论，即农民土地所有制理论、农业生产合作社理论、农地“三级所有”理论、“两权分离”理论、“三权分置”理论。建立了中国特色农地产权制度，即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坚持党的领导和马克思土地产权理论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生产力标准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是基本经验。新时代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必须坚持和完善农地“三权分置”。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农地产权制度；“三权分置”

农民问题是中国问题的根本,土地问题是农民问题的关键。“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中国”，“谁能解决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1]47基于此，我党始终将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结合起来，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作为我党农村政策的基石，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重要制度保障，如何坚持和完善还需要进一步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总结中国共产党近百年农地产权制度建设所取得的理论成果、实践成就及经验，有助于深化对中国特色农地产权理论的认识，增强对中国特色农地产权制度、特别是农地“三权分置”制度的自信。

一、中国共产党农地产权制度建设的理论成就

（一）农民土地所有制理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党将土地所有权归属与革命突破口相结合，从土地“政府所有”到“农民所有”的认识转变和政策调整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农民土地所有制理论。1927年4月，党的五大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明确提出土地国有的政策主张，1928年12月制定的《井冈山土地法》也提出“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的政策主张。但是，在调查中发现了这种政策的不足，并将自己的认识写入《井冈山土地法》按语；1930年9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没收地主的土地归农民”的口号；1931年春，在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的信中，明确要求将分给农民的田“由他私有”[2]256；1933年6月,苏区临时中央政府土地人民委员会《关于实行土地登记》的，标志着我党对土地所有权归属问题的认识和政策的统一。在《井冈山的斗争》《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等著作中，对土地没收的对象、分配原则和方法、分配后的所有权等问题的论述，成为了土地革命路线的理论基础。抗日战争结束后，我党再次将减租减息改为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从土地革命到建国初，撰写的一系列文章中对农民土地所有制进行了论述，特别是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经济纲领，标志着农民土地所有制理论进入成熟阶段。农民土地所有制理论，是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土地国有化”的经典理论与中国农村实际相结合，在借鉴共产国际传统做法的基础上形成的，是马克思土地产权理论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主要内容包括：以革命的方法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无偿剥夺封建剥削阶级的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原则，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土地所有权属农民所有。[3]92-93（二）农业生产合作社理论。农业生产合作社理论的形成最早可追溯到土地革命时期。相继撰写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我们的经济政策》等文章，认为发展合作社是苏区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之一，必须利用合作社的优势发展经济，以造成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的条件。从1942年到1945年，在《解决问题与财政问题》《论合作社》《组织起来》等著作中，对新民主主义合作社的性质、特征、组织形式等进行了系统分析，使农业生产合作社理论得到丰富和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就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发表的系列文章和重要讲话，标志着农业生产合作社理论进入成熟阶段。农业生产合作社理论是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成果，是根据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土地合作社产权制度思想和恩格斯关于“土地入股”的设想，在借鉴苏联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形成的。其主要内容有：第一,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对土地私有制的经济改造道路，旨在建立农地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第二,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自愿和互利的原则，通过典型示范、国家帮助的办法逐步推广。第三,初级社和高级社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两种组织形式；初级社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高级社则具有社会主义性质。[3]95-96（三）农地“三级所有”理论。我党农地“三级所有”理论的形成，经历了从“公社一级所有”到“三级所有”的探索过程。早在1958年，对《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问题的决议》中关于所有制的规定，亲自做了加写，认为农地应是公社一级所有制,但性质还是集体所有，必然要过渡到全民所有。[4]通过实践觉察到了这种制度的不足，因而在1959年第二次郑州会上,专门谈了对公社所有制的认识，认为“公社应当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并且以队的核算为基础。”[5]127-130对公社所有制的认识转变，得到了中央的肯定，被《郑州会议纪要》概括为“统一领导,队为基础；三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6]14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首次提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概念。1961年9月在给中央常委的信中，再次强调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至此，农地“三级所有”理论正式形成。农地“三级所有”理论是我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土地公有制具体形式探索的理论成果，是对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土地公有产权制度思想的实践和发展。主要内容包括：农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是农村三级集体经济组织；实行集体统一经营和按劳分配的原则。（四）农地“两权分离”理论。农地“两权分离”理论的形成源于我党对农民“包产到户”诉求的思考，是在对“家庭承包经营”认识提升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家庭承包经营，实现了集体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第一次分离，突破了我国农地“集体统一经营”制度。邓小平对包产到户的性质给予了充分肯定，对家庭承包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制度下责任制的一种形式，没有剥削，没有违背集体所有的原则，可以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体现了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不是搞资本主义。”[7]764并在此基础上，于1990年3月提出了“两个飞跃”的科学判断，指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是我国农业发展的第一个飞跃，要长期坚持不变。[8]355标志着农地“两权分离”理论的形成。农地“两权分离”理论，是对马克思关于土地出租经营形式的发展，是对社会主义集体土地经营形式探索的理论成果。其主要内容包括：家庭承包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础，承包经营是农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条件；承包地的所有权性质不变，农地所有权属集体，承包经营权属农民家庭；承包户享有使用、收益和流转权，生产经营和产品处置权，补偿权等权利。（五）农地“三权分置”理论。进入新时代，如何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一直思考的问题。基于农民保留承包权、流转经营权的实践，2013年7月，在湖北武汉考察时，首次提出了农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概念。[9]53中央在2013年底召开的农村工作会上明确提出，“把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实现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置并行”。2014年9月，在中央深改领导小组第五次会上，进一步阐述了关于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的思考，认为要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促使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形成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的经营权流转格局。2016年4月，在安徽考察调研时再次强调，农村改革的最大政策就是必须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决不能动摇。关于农地“三权分置”的系列重要论述，标志着农地“三权分置”理论的形成。农地“三权分置”理论是对“两权分离”理论的发展，是马克思土地产权理论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其主要内容包括：第一,保留承包权、流转经营权是农地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条件。第二,所有权属集体，承包权属农民家庭，经营权属经营户。第三,坚持尊重农民意愿、守住政策底线、循序渐进、因地制宜的原则。

二、中国共产党农地产权制度建设的实践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