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产权范文10篇

摘要：“农民真穷，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根源是农民的权利贫困，农民土地产权贫困是权利贫困的核心。消除农民土地产权贫困，保护农地产权对于农村经济发展、激励农民增加投资、建立良好信用和建设农村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消除农民土地产权贫困的根本出路在于实施三元农地所有权制度和农地承包权的物权化。

关键词：农民土地产权贫困；农地产权保护；三元农地所有权制度；承包权物权化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是目前研究的热点课题之一，而农民土地产权贫困是农村物质贫困、能力贫困、权利贫困和动机贫困的核心，完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消除农民土地产权贫困，切实保护农地产权。农民土地产权贫困是指农民由于使用土地、处分土地和收益土地权利遭到排斥和剥夺，使农民缺乏获取土地使用价值、处置资产、决定土地用途和享受土地转让收益的应有权利。“农民真穷，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根源是农民的权利贫困，而权利贫困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农民的土地产权不断遭到来自政府、农村集体和各类经济组织的“合法”剥夺和非法侵犯。

一、农民土地产权贫困

在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安排中，土地使用权是农地产权的基础，土地处分权是农地产权的象征，土地收益权是农地产权的实质，农民土地产权贫困主要表现为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的贫困。

（一）农地使用贫困

一、改变征地制度中的激励机制，减少地方政府的寻租机会可以说，征地过程的各利益群体中，农民是最为弱势的，因此需要相应的政策与法律的修订来保护他们的权利。同时，保护农民的权利重要的是防止他人（包括政府）对农民土地资产权利的侵犯。在不根本改变农村产权制度的前提下，通过保护农民权益办法缓解当前的矛盾冲突。可进行的工作主要有：

1、稳定农民土地产权。2002的《土地承包法》是向这个方向迈进的一大步，但《土地承包法》生效以来，公众对农民所新拥有的权利了解有限，这些权利也没有得到有效保护。因而切实实行《土地地承包法》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会通过提高农民的积极性来促进投资，提高生产力，提高农民收入，而且也是发展土地市场（出租市场与转让市场）的一个起点。这样就可以同时提高土地的价值，而且有助于发现市场价格，目前在我国，土地市价很难确定。

2、明确宣布土地被承包后村集体不可以再调整土地。在《土地承包法》中，土地承包权在30年的承包期内是不允许被重新调整的。作为例外情况，如在自然灾害等特殊情况下允许再调整土地承包权。我们认为，需要明确规定，土地征用是不属于这类允许再调整土地承包权的特殊情况。

3、具体界定国家可以征用土地的公共用途。

4、提高被征地农民的补偿标准。现在的《土地管理法》设定的补偿标准过低，没有体现30年土地承包权的合理价值。改变这种状态的一种方法是确定补偿标准最低限，而不是制定最高限。我们也希望更进一步地提高公共用途的征地补偿费，向市场价格的靠近。在我国部分有可能确定土地市场价格地区，建议尽快地建立相应机制。

5、要将更大比例的征地补偿费给农民。基于农户30年的承包权意味着绝大部分的价值属于农民，这接近完全私有产权。农民应该被授权享有绝大部分的补偿费，作为一个中间步骤，至少75%的补偿费应该归农民所有。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调研”是中心今年的重点调研课题。调研的地区为上海和山西。现就在上海的调研情况汇报如下。

上海是全国城市化速度较快、程度较高的地区之一。上海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村土地无论从管理还是经营，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尽管它的特点鲜明，可比性不十分突出，但还是有许多方面因其大胆的探索而走在了全国的前面。其中的经验与教训自然十分宝贵。这也是我们选择上海的原因之一。

因时间关系，调研组用四天（6月5-8日），走访了市国土资源局和几个典型区域：浦东新区（基本城市化地区）、崇明县（基本农业区）和闵行区莘庄镇（正在城市化之中的区域）。在各个调研点，基本围绕“城市化过程中集体土地产权的变化”这个主题，与市、区、县的土地和农委等相关部门管理人员，以及区、县、镇、村的有关干部代表进行座谈，了解了一些情况和问题，形成了一些初步的看法和建议，供研究讨论（下文中所有数据仅供参考）。

一、高速的城市化

上海的高速城市化过程，已为大家所知。建国初82平方公里的市区，到70年代为140多平方公里，90年代是280平方公里，新世纪初随着浦东建设，达到400平方公里。

城市化进程对农村而言，首先是使得农村的基础组织形态发生巨大变化。*年时，有3000多个行政村，目前到了1700个。乡镇从200个到了112个。将来的格局是向“*”努力，即一个中心区约660平方公里，9个区县，60个镇，600个中心村。前两项基本成型，后两项有待时日，难度不小。例如镇目前还有103个，自然村有38000多，迁并难度极大。由于农村宅基地分散，土地利用率较低，年起，上海市鼓励已经进入城镇的村民将宅基地让出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便复垦或它用。后来政府进一步提出一个“宅基地置换”的办法，正在试点，目的是集约用地，增加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供应。通过14个试点看，农民对这项工作十分欢迎，相关政府的积极性则开始下降。原因不复杂：主要是政府在集约土地后的收益不足以平衡基本的投入。投入主要包括：为参与置换的农民盖房和办妥社保（这是农民欢迎的关键所在），另外有些土地需要复垦。

本文作者：徐祯汪晓莺工作单位：东华理工大学

征地问题对生活保障问题现状及分析

在双方博弈过程中，农民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大部分被征地农民能够及时足额获得征地补偿款，但这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生活问题，不少被征地农民依然处于生活困境。目前，全国被征地农民总数估计在4,000万人左右，每年还要新增200多万人。大部份处于“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境地，成为新的“三无人员”。具体表现：第一，征地补偿款虽然做了一定上调，但总额依然较少，不足以形成创业资本的原始积累，也因无一技之长而找不到合适的就业岗位。尽管他们已经失去了全部或部分土地，但其农民身份依旧，无法进行职业转型。第二，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窄，许多农村地区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立或不健全，广大被征地农民面临失去土地后的生活保障问题。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是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是农村社会的“稳压器”，一旦土地被征收或征用，农民不仅失去了经济来源，更重要的是失去了生活保障。造成上述情形原因十分复杂。首先是社会因素。社会发展大都要经历由农业化向工业化、由农村向城镇的过渡阶段。在这一社会转型过程中，农村、农业和农民成为其中的主要因素，农村社会最核心的资源———土地，必然引起众多利益主体的争夺。其次是制度和体制因素。伴随社会的转型，各种制度和体制亟需变革。但实际上制度和体制的变革总是滞后于社会的变革，这就为强势者争夺土地资源遗留了空间。作为弱势者的农民，在围绕土地的这场博弈中自然处于下风。最后制度不规范及体制的不完善不仅为强势者争夺土地资源创造条件，也为各种权力寻租现象开了方便之门。在这过程中，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各种腐败行为充斥其中。而从与土地有着天然联系的农民来看，由于其在围绕土地的这场博弈中失利，从而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同时，由于国家现行征地制度及补偿安置办法的客观局限性及地方财力的有限性，一些被征地农民生活保障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其主要原因是伴随经济建设对用地需求的日益旺盛，被征地农民数量逐年累积、增加，越来越多的被征地农民纷纷进入城市，这使城市就业难的问题更加突出。征地后，一些农民收入下降，其消费支出反而上升，这些农民的生存问题变得非常紧迫。尤其是当前一些地方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被征地农民长远生计保障出现了难题。上述问题若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不仅无法实现城乡社会一体化目标，还可能出现更多社会不稳定因素。因此，必须从制度上进一步规范土地及相关问题。首先，农村土地所有制问题。农村土地究竟应该采取公有制还是私有制？这是历来颇具争议的问题。《决定》明确指出，农村土地实行集体所有制。现阶段看来是比较合适的：第一，土地私有化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城镇国有企业改革允许采取多种形式经营，也有更多的民营企业，甚至在一些地区私有经济和外资经济占绝大多数比例，但这不影响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因为国家控制国民经济命脉，把握了最重要、最核心的资源。而在农村，土地是最为重要的资源，土地的私有化不仅会带来经济和社会的影响，也可能产生政治不稳定因素。第二，土地不仅具有经济功能，更具有社会保障功能。土地私有化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耕地被吞噬、被征地农民增多的现状，但历史经验并非如此。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立和健全之际，实行土地私有化可能造成土地过于集中，不利于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存权利。当然，农村土地采取集体所有制，并不意味不可以进行体制创新。相反，完全可以且应当允许在集体所有制的框架内进行必要的制度创新。《决定》明确指出，“依法保障农民对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但对于处分权没有明确界定。众所周知，处分权是所有权中最为重要的内容，如果不对集体所有权加以限制，而任由村级组织以村集体名义自由处分土地，仍然不利于农民权益的保护。因此，在不触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同时，建议处分权由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拥有土地经营权的个体农户共同行使，保障所涉个体农户的土地权益。其次，应当明确“公共利益”。“公共利益”不明确，易为地方政府实施“搭便车”行为提供方便，从而损害公众利益。一些地方政府借“公共利益”之名，以极低价格征用农地，再转手高价卖给开发商，谋取暴利。目前，“公共利益”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尚没有明文规定。《决定》指出“，严格界定公益性和经营性建设用地，逐步缩小征地范围，完善征地补偿机制”。那么，怎样界定才算是“严格界定”？立法能否做到“严格界定”？有人主张，“公共利益”难以一一列举，需要“公共”主观认定的。其实，所谓“公共”主观认定，实质是希冀启动民主程序来认定“公共利益”。对于民主不甚发达的现阶段，也许不应过于依赖民主。在缺乏法律的严格规范下，民主最容易遭遇强权的侵犯。因此我们主张，必须尽可能明确界定“公共利益”。其实这也是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众所周知，在法治社会中，政府的权力应当被限制，限制之外的空间是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只有严格限制政府的行为，才能有效地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矫枉必须过正”，在当前农民土地权益不断遭受侵犯时，政府的自由裁量权理应受到更多、更严格的限制。第三，明确界定村集体与村民关系。在大量征地过程中，征地的主体转变为乡镇政府和村集体，最后达到了“自己征自己的土地”的目的，惟有被征地农民的利益遭受到严重损失。据有关资料显示，被征地农民中，生活水平较征地前提高的不到10%，而失去收入来源，生活水平降低的被征地农民占60%。另外，在被征用土地的受益分配格局上，地方政府占20%－30%，用地企业占40%－50%，村级组织占25%－30%，农民占5%~10%。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政府扮演着极不光彩的角色，村集体组织也借政府“征地”之东风进而谋取利益，使得与土地有着天然联系的农民竟然无权参与任何有关土地转让的谈判。尽管《决定》要求，“按照同地同价原则及时足额给农村集体组织和农民合理补偿，解决好被征地农民就业、住房、社会保障”，但比较遗憾的是，它对于“村集体”的界定及“村集体”与个体农民的利益关系界定等均过于原则性。所谓“村集体”究竟是指什么？据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对百名专家最新调查显示，49.1%的专家认为“集体边界不清楚，集体所有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另外，有64.6%的专家认为当前农村土地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不明确，严重缺位”。因此，对于上述问题，亟需在下一阶段的具体政策法规中进一步明确。

对策与建议

加快建立和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长期以来，国家十分重视“三农”问题，要求在现代化进程中既要转移农业资源，又要保护农民权益。但实践中，农业资源转移比较顺利，但农民权益保护却相对滞后，原因之一是国家和地方的有关法律条文中关于农业资源的转移和农民权益的保护问题总是不对称，即便有了相应的规定，但政策执行者们大多只握着前半部分关于农业资源的转移的条例作为强制执行的令箭，而有关农民权益保护问题的条例则常常被有意忽视。因此，一旦农民永久丧失土地使用权，失地或无地的农民如何生存便成了乡村社会的首要问题。为此，《决定》明确指出，“依法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按照同地同价原则及时足额给农村集体组织和农民合理补偿，解决好被征地农民就业、住房、社会保障。”同时，还要求“非公益性项目，允许农民依法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开发经营并保障农民合法权益。”上述政策规定可以有效地解决被征地农民的后顾之忧，促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目标尽快实现。保障农民流转土地的收益“土地流转”是农民把土地承包权转手他人,从中获得货币报酬或比照货币的实物报酬,这必然会存在一个市场经济的普遍现象———“高价卖出，低价买进”。构筑农村土地市场体系，使农村土地能够成为真正的市场要素，可以有效地改变土地价格和价值严重不对等的现状。让市场决定农村土地价格，很可能会出现价格相互攀比,并最终在比较高的价位上才能成交。这有助于提高农民收入、保护农民的经济利益。然而问题是，一旦全国性“土地流转”市场形成,很难避免购地者把地炒起来———并美其名曰“再转包”，届时农用地增值,如此形成一波高过一波的农用地地价,并使全国的地价空前膨胀,犹如过去的“炒房”。而这种“炒地”收益不仅不惠及农民，反而会阻碍农业的正常生产。一方面，应当保护农民合法的土地收益，农村土地在“流转市场”的正常升值收益，应当归于享有承包经营权的农民；另一方面，要尽快完善土地补偿机制,并严格限制土地非法倒卖。伴随农村土地进入交易市场，农民才开始真正成为市场主体了。然而，由于长期以来受计划经济的影响，农民市场适应和驾驭能力比较差，难以一下子融入市场。对此，应当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和一些具体措施，其中最根本的是农民要属于农民自己的组织。这些组织须具备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可以由政府引导，但必须是农民自己的组织，其成员身份须是农民；第二，必须形成网络性组织，可以先形成区域性的组织，待条件成熟时再组成跨区域甚至全国性组织；第三，该组织主要职能是为农民提供市场信息、形成产销链条及提供农技服务，但必须是非盈利性的。现有的村级组织可以保留，但应转变过去生产大队的习惯做法，其主要职能应调整为协助基层政府引导上述组织的构建，待上述组织成立后，对之实行监督和指导。

摘要：“农民真穷，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根源是农民的权利贫困，农民土地产权贫困是权利贫困的核心。消除农民土地产权贫困，保护农地产权对于农村经济发展、激励农民增加投资、建立良好信用和建设农村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消除农民土地产权贫困的根本出路在于实施三元农地所有权制度和农地承包权的物权化。

关键词：农民土地产权贫困；农地产权保护；三元农地所有权制度；承包权物权化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是目前研究的热点课题之一，而农民土地产权贫困是农村物质贫困、能力贫困、权利贫困和动机贫困的核心，完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消除农民土地产权贫困，切实保护农地产权。农民土地产权贫困是指农民由于使用土地、处分土地和收益土地权利遭到排斥和剥夺，使农民缺乏获取土地使用价值、处置资产、决定土地用途和享受土地转让收益的应有权利。“农民真穷，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根源是农民的权利贫困，而权利贫困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农民的土地产权不断遭到来自政府、农村集体和各类经济组织的“合法”剥夺和非法侵犯。

一、农民土地产权贫困

在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安排中，土地使用权是农地产权的基础，土地处分权是农地产权的象征，土地收益权是农地产权的实质，农民土地产权贫困主要表现为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的贫困。

（一）农地使用贫困

社会主义国家土地产权制度的创设，是同其经济、政治、文化、法律制度创设紧密相连的，其创设变动的历史包含在社会主义建设曲折历程之中。从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看，如何寻找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及其公有产权的实现形式，是社会主义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实践难题，是农业国实现经济起飞、迈入工业化与现代化的新课题，也是中国在“二元经济”转型期，实现国内与国际资源的优化配置，应对国内与国际两个市场的激烈竞争，回应传统土地公有产权模式对于农村社会生产力“驱动不足”的新挑战。因此，对于土地产权制度创设的特点进行客观评价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土地产权制度功能质的规定性

现代土地产权制度的功能，其本质在于，土地产权制度规范所确认、调整、保障一定的土地资源配置经济关系，及其效率与效益。即通过这种制度规范、引导、调整、保护经济主体合理开发和利用土地资源，使企业家（包括农民）有效发挥与土地等生产资料和其他资源优化配置，以提高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和投资收益率，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社会文明进步。因此，我们应该从实现农村小康社会目标出发，以新视角分析土地产权制度功能的发展。

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土地产权制度功能，具有现代性、开放性、发展性等特点，是传统土地产权制度功能在开放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其表现在。

1、明晰产权的功能。首先，解决的是对土地及土地产品的归属权（所有权）、控制权（持有产权），明晰其归属控制的性质、范围与秩序。其次，创设对土地及土地产品的利用权（承租权、承包权、转包权），明晰其利用的性质、范围和秩序。其三，凭借对土地及土地产品的归属权、控制权、利用权通过不同形态的交易流转，以满足个人、集团及国家不同的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其四，为了避免归属权、控制权“长臂”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或频频引发交易中的“寻租”、机会主义行为等交易风险、交易不确定性问题增多，交易成本无控制增长的状况，必须借助国家的力量，通过制定一套科学的制度与规则，使土地及土地产品资源的配置达到效率与效益最大化。

2、激励约束的功能。根据现代市场经济的需要，在坚持土地国有、农民集体所有前提下，按照公平与效率结合原则，对农民赋予土地控制权———即土地持有产权（根据社会主义性质的决定论不宜赋予其所有权），其实质上是国家禀赋农民一种“恒定”（根据现代人们平均寿命可确定相应的持有产权周期）的“资本产权”。这种土地产权制度功能安排既遵循了参与约束原则，又遵循了激励相容约束原则，同时考虑到了劳动努力之外的因素对土地产品产量的影响程度，在对土地持有产权取得、利用、转让、继承、处分、担保或置换成股权、期权等权利变更与组合的若干经济、民事场合，既可能减少交易成本，又降低权利变更场合中的摩擦成本，因而更具有科学性、严密性。

AnalysisontheProblemsofInstitutionalDisequilibrium.ofChina’sCurrentFarmlandProperty

TheSecondTheoreticalDepartmentsofNanjingInstitutePoliticsofPLANanjingJiangsuProvince

摘要：制度非均衡是由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不一致引起的，主要表现为制度供给不足和制度供给过剩。制度创新的成本、收益、制度选择集合的改变等有可能促使制度非均衡的出现。宪法秩序、现存制度安排、制度设计成本、现有知识积累、实施新安排的预期成本、制度变迁方式等外部因素可能会使制度非均衡长期存在。本文运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我国现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非均衡，认定我国既定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结构明显存在着制度有效供给不足和无效供给过度的非均衡性，制约农业的发展，而这恰恰是制度创新的诱致因素。

关键词：制度均衡；制度非均衡；制度供给不足；制度供给过剩；农村土地产权制度

Abstract:Institutionaldisequilibriummeansthatinstitutionssuppliedandinstitutionsdemandedarenotinbalance.Itcanbedividedintoinstitutionalsupplyshortageandinstitutionalsupplyexcess.Changesininstitutionalcost,profitandthesetofinstitutionalchoicemaycausesomeinstitutionsintodisequilibrium.moreover，institutionaldisequilibriamaybemadetobepersistentbythefollowingfactorssuchasconstitutionorder,existinginstitutionalarrangement,institutionaldesigncost,lackofsocialscienceknowledge,theexpectingcostofpracticinginstitution,theinstitutionalinnovationmethod.ThispapermainlyusestheoriesoftheNewInstitutionalEconomicstoanalysisproblemsofinstitutionaldisequilibrium.ofChina’scurrentfarmlandpropertyandassurethatChina’scurrentfarmlandpropertyinstitutioninnotinbalance,whichhinderthedevelopmentofouragriculture,thisisexactlythecauseofinstitutionalinnovation.

Keyword:InstitutionalEquilibrium；InstitutionalDisequilibrium；InstitutionalSupplyShortage；InstitutionalSupplyExcess；FarmlandPropertyInstitution

摘要：农村土地产权是影响农民生产行为的重要制度因素。文章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对我国土地产权制度进行了分析。总结了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在建国后所历经的一系列变革，在论述其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家庭经营的制度缺陷。在农业产业化和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近年来家庭承包经营制度进行了制度创新，出现了土地股份合作社这种新的经济组织形式。文章介绍了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制度设置，并分析了这一制度安排的优势。

关键词：土地股份合作社；产权；制度变迁；家庭承包经营

产权是人们拥有的对资源的用途、收入和可让渡性的权利。在交易成本不为零的世界中，产权无法被充分界定、配置和实施。产权制度和交易成本的变化意味着个人承担的由其动机而引致的结果要发生变化，他们的行为也相应地受到影响（Alchian，1967）。土地产权是影响农民生产行为的重要制度因素，主要包括土地的经营、出租、入股、抵押、继承等权力，可以归纳为使用、收益和转让3个方面的权力。

一、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变迁与现状

建国后，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历经一系列变革，其过程大体可以分为3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初的。国家将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贫雇农，使农民结束了从地主手中佃租土地的旧产权制度，农民不再支付高达其土地产出的50%左右高额地租，有效地激励农民进行生产。

认为能够遵照人的意愿而控制社会进化过程，这似乎是一种奢望。[1]

一、分析框架

本文用制度经济学的概念和分析框架，对1949—1998年50年间中国土地产权制度[2]变迁作以系统的分析和阐述。制度变迁理论告诉大家，制度安排（institutionalarrangement）总是由起始时的均衡态势向非均衡态势过渡的，即均衡是暂时的，而非均衡则是常态；非均衡的出现预示着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制度变迁（institutionalchange）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inducedchange）和强制性制度变迁（compulsivechange）。结合我们讨论的主题——土地产权制度，每次土地产权制度非均衡都会引起产权的重组。

制度非均衡（institutionalnon-equilibrium）及变迁理论构成了本论文的主要架构。我们将1949—1998年以来的土地产权制度变迁看作是由制度均衡到非均衡而引起变迁的过程。1949年前的土地制度安排相对于新掌握政权的共产党要“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政治意志来说，是非均衡的，于是便开始了1952年的。而此后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相对于工业化等的制度安排，又显得非均衡。于是，强制性制度变迁——集体化便随之而到。1958年以后的制度安排，并没有使它的创制者如愿以偿。制度的非均衡依然显现，60年代初的痛苦经历教育了农民及政府必须在现行制度安排之外寻找生存机会，来自底层的制度创新——“包产到户”又引起短暂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然而由于意识形态、统治者的有界理性和政治偏好等的作用使得这一短暂调整的流产，于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得以重演：体制得以保留。低下的n集体经济效率的长期徘徊，引起农民的再次“反抗”，在现存的制度安排下，已不能满足农民收益的要求，他们不得不在现存的国家认可的制度安排的边界之外寻找能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利益要求的制度安排。有了60年代初期的经验，“包产到户”作为制度选择集合中一个又应运而生，于是又一波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到来，即70年代末始于安徽凤阳小岗梨园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然而，故事并不因此而结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安排又引起新的非均衡、制度创新及产权的重组。

二、：强制性制度变迁及其社会、经济绩效

（一）强制性制度变迁及其经济社会绩效

一.引论：历史的回顾

我国的土地制度，在新中国建立前的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随着各个朝代的更替，呈现周期性变化。每个王朝新建之初，统治者一般都采取鼓励自耕农发展的政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土地被集中于大小封建地主的手中，此时社会矛盾会逐步激化，统治者就会进行一系列的土地制度调整。在此过程中，形成了较为完整和有效的永佃制和押租制。

新中国建立后，进行了，废除了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私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将所有征收和没收的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统一、公平合理地分配给无地少地及缺乏其他生产资料的贫苦农民所有。之后1952年的大规模的初级农业合作社运动在承认土地私有权的前提下，将使用权由个人使用变为集体共同使用。而到了1955年，开始推行的高级社和化运动，把农民土地私有、集体统一经营使用的土地制度改革为集体统一所有、统一经营的土地制度，也就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在当时生产力水平还很低的条件下，这种制度缺乏多样性和灵活性，无法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

自1978年秋起，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经历了农民自发到国家逐步承认的过程，最终在1984年基本完成在全国范围内的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虽然没有改变土地的所有权性质，但在土地的使用权方面却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农产通过承包方式获得了独立经营集体土地的权力，他们虽然没有土地所有权，但拥有土地产出的大部分劳动产品的所有权；在农业生产领域中，农户成为独立的和完整的经济核算单位，他们获得了对自己劳动力的支配权，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产量迅速上升，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1997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2090元，比1978年增加14倍，数百万农产在80年代摆脱了贫困。

土地承包经营使农用土地实现了“两权分离”，土地的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可以分别归属于集体和农民两个不同的主体，使原来“一切土地权利归集体”的“单一产权”体制，转变为集体拥有土地所有权，农户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二元产权”体制。这种体制使农民对土地有了的强烈归属感，激起了农民长久利用、集约利用土地的积极性。由于可以明确预知和享受自己承包土地上的劳动产品，农民付出的劳动就与劳动报酬直接对应起来，充分体现了“多劳多得”的按劳分配原则，使农民在土地上生产的热情空前提高。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什么时期，土地制度的调整都会对整个农业生产带来巨大的影响，土地制度究竟是阻碍还是推动农业的发展，关键在于它是否适应农业生产力水平和农业这一产业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