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影响范文10篇

一、影响因素综述

(一)东道国的市场规模。东道国市场规模是对外直接投资(FDI)的显著决定因素，这一结论在实证研究中比较一致。20世纪90年代一些研究者对特定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表明真实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市场规模的变量是FDI的显著决定因素。朱津津(2001)认为，GDP总量的规模较大，反映地区消费市场容量较大，就是市场需求较大。项本武(2006)在其研究中得出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接受投资的东道国GDP是显著负相关关系。

(二)双边贸易联系。出口是一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FDI与出口之间被认为存在一种因果关系，企业最初的外国市场联系是从偶然的、零星的产品出口开始。随着出口活动的增加，母公司决定有必要在海外建立自己的产品销售子公司。最后，当市场条件成熟后，母公司开始进行海外直接投资，建立海外生产制造基地。此外，出口水平也是东道国市场的一个间接指示器。因此，用对东道国的出口作为反映双边贸易联系和经济联系的变量，反映了产品在东道国市场的竞争力，是FDI的决定因素之一。

(三)东道国的汇率水平。国际投资从货币相对强势国家流向货币相对弱势国家，主要因为强势货币具有购买力的优势，可以在货币相对弱势的国家获得较低的资本成本。在一个低资本成本的东道国，外国公司能够以一个比其母国国内公司低的贴现率来资本化其在外国市场上的未来收益，这样就刺激相对强势货币国家的公司更多地对外直接投资。根据这一理论，如果东道国货币相对于母国价值越高，那么母国货币在东道国的购买力越弱，从而对其直接投资越少；反之，则投资越多。

(四)东道国的税收政策。大部分研究将税收作为FDI的决定因素，理论上，高公司税减少了公司净收益，从而阻碍FDI。实证结果却表现为两种倾向：一部分研究并没有发现东道国公司税对FDI有显著影响。Mutti＆Grubert(2002)的实证研究发现对出口市场的投资对当地的税收政策十分敏感。Egger＆Loretz(2006)的研究证明母国的公司税将促进其对外投资，东道国公司税的保留则与母国对其直接投资有消极影响。

(五)投资环境。一个国家的经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于其政治、制度和法律环境。一个国家的治理基础形成其投资环境，从而为其经济增长创造有利的环境。因此，投资环境建设对FDI流入与流出来说是一个重要决定因素。这里，一国投资环境的好坏主要体现为产业增长潜力的大小和一国综合治理基础的高低。我们考虑用工业生产指数和人类发展指数来合成该变量。

摘要：本文利用协整检验（Co-integration）、误差纠正模型、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山东省1985年至2004年间的经济数据进行分析后表明，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山东省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之间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之间存在单方向的因果关系，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口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协整关系。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进出口贸易；协整检验；误差纠正模型；因果检验

一、引言

随着山东省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经济环境的不断改善，山东省在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据山东省统计年鉴资料显示，截至2004年底，累计已有113家世界500强在山东省兴办企业262家。2004年，新批合同外商直接投资214.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53.7%，实际外商直接投资87.0亿美元，增长22.7%；新签外商直接投资项目5891个，增长11.1%。与此同时，山东省的进出口贸易也得到了迅猛发展，年出口额由1985年的23.4652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358.7286亿美元；年进口额由1985年的17.9796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249.0850亿美元。

对于国际直接投资东道国而言，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口或出口的关系表现为二者的互补性、替代性或是相互关系的不确定性。本文通过实证分析来探讨山东省FDI与进、出口贸易的关系。

二、实证分析

一、引言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不断追求经济发展使得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蓬勃发展,但同时全球多边贸易谈判由于参与国繁多,各国经济利益难以得到全方面的协调,因此只包括相对少数国家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更成为热点。而自由贸易区(FTA)由于组建成本相对较小而受到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青睐。FTA的迅猛发展的确给全球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而持久的血液,主要体现在贸易、投资和经济增长三个方面。关于FTA的传统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它的贸易效应上(包括贸易转移和贸易创造效应),对其投资效应的研究相对来说涉猎较少。而对于以吸引外资为主要目的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FTA投资效应的相关问题却更为重要。基于以上情况,笔者将就“FTA的组建会对成员国的投资情况产生怎样的影响”展开系统研究。

二、计量模型以及数据来源

根据相关的理论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一国的投资主要受到以下几种因素的影响:①FTA成员对外的贸易成本;②本国的建厂成本;③本国与FTA潜在伙伴国经济规模的相似程度;④本国的一体化程度。因此参考现有的实证文献,设定如下的基本计量模型:log(inveit+fdiit)=λi+α1inteit+α2gdpit+α3tariit*dum-myijt+α4dpgdpijt*dummyijt+α5dpgdpijt2*dummyijt+α6polityit+α7polityit*dummyijt+α8gdpit-1+α9gdpit-1*dummyijt+α10dummyijt+uit其中,i表示东道国家,t表示年份,j表示外资投入国的母国即潜在成员国,uit表示误差项,λi表示不随时间变化的效应。下面看一下各个变量的含义以及相应的数据来源。

1、inveit和fdiit。这两个变量分别表示i国t年的国内投资总额和i国t年的外资流入总值。因为我们考虑的是某个国家在与该国成立自贸区前后变化对该国总投资的影响,投资包括国内投资和国外投资。外资数据来源于IMF中的InternationalFinancialStatistics,而内资数据则由BVD数据库中ratioofGrossnationalsavingtoinvestment和Currentac-countbalance两个指标计算得来。这两个被解释变量的单位都为十亿美元。

2、inteit。该变量表示i国的一体化程度。跨国公司的位置选择不仅考虑了当地的市场需求,也考虑到所在国加入的FTA地区的需求。如果一个国家加入的FTA越多,一体化程度越高,则跨国公司通过他所实现的利润水平就越高,也希望在这样的国家建立工厂。这个国家就成为一个轮轴国,所吸引的FDI与其一体化程度正相关。因此预期该变量符号为正。但同时考虑到投资者对本国市场规模程度以及该国所加入的FTA所有成员国市场规模之和所赋予的投资参考权重有所不同,所以该指标剔除了该国的市场规模,即选取是t年内该国加入的所有的FTA的成员国以2005年不变价格为基准的实际GDP之和。因为有些年份该指标为0,所以并没有取对数。实际GDP数据来源于BVD数据库,单位为十亿美元。

本文试图揭示外商直接投资与一系列宏观经济因素的联系，用宏观经济运行指标作为自变量，解释我国1985年至2007年的外商直接投资情况。本文用实际运用外资数代替外商直接投资总额，解释变量包括职工平均工资（X1，元），汇率(X2，￥/$)，人均GDP(X3,元)，公路里程(X4，万公里)，GDP增长率(X5)，开放度(X6)。其中汇率指人民币与美元的年平均汇率，开放度=年进出口总额×100/GDP总额，考虑到数据的异偏态和异方差，各个变量均用自然对数表示以提高数据的平稳性。模型如下：LnY=β0+β1LnX1+β2LnX2+β3LnX3+β4LnX4+β5LnX5+β6LnX+。

一、变量的解释与模型预测

（一）职工平均工资（X1）

由于我国的职工工资很大程度上都没有包括社会保障费用，因此职工的工姿水平（X1）作为劳动力要素成本，我们认为它会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反向作用。

（二）汇率（X2）

一般来说，汇率通过两种方式影响FDI。一是成本效应，东道国货币贬值使得FDI的成本减小，从而FDI增加；二是替代效应，东道国货币贬值使得FDI能比出口获得更多的利益，因此FDI增加。

摘要：农业投资是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以湖北为例,通过对各农业投资主体的投资现状和农民收入现状的动态分析；以及农业投资与农民收入关系的相关分析,进而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分析各投资主体的农业投资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指出在各农业投资主体中,农户的投资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最大,其次分别为农村固定资产投资、财政农业支出和农业贷款。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关于增加农业投资,促进农民收入的建议。

关键词：农业投资；农民收入；实证研究；湖北

中图分类号：F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10-0256-02

1湖北农业投资的动态分析

一般而言,农业投资主体包括:政府、集体合作组织、农户、金融机构、大中型企业和外商。对经济欠发达的湖北而言,政府的投入主要是财政农业支出；集体合作组织的投入主要是农村集体固定资产投资；农户的投入包括农户固定资产投资和农户家庭经营费用支出(简单再生产投入)；金融机构对农业的信贷投入,主要是指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对农业的贷款。

1.1政府财政投入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外商在华直接投资逐年增长，我国每年吸引的实际外商直接投资从1990年34.87亿美元增加到2009年900.37亿美元左右，FDI在中国经济中日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现实是从净贸易条件来看，我国的贸易条件却在逐步恶化，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并没有带来中国贸易条件的改善。因此有必要对其中的原因进行分析。

一、我国FDI的流向情况

从流向结构看，FDI要素密集度特征没有根本改变。1995年以前，FDI主要投资于服装、衣着附件、鞋类、玩具、家具等劳动力密集型出口行业，这一时期三资企业出口的大宗商品也主要集中在这些商品上。1995年的全国三资企业普查结果表明，三资企业中具有劳动力密集型特征的行业所占比重高于资本密集型行业(2001，王岳平)。根据王岳平(2001)的计算，1995年具有劳动密集特征的行业(即WPAV21①在1以上的行业)的销售收入占三资企业的56.78%，具有一般资本密集特征的行业(即WPAV21在0.5到1的行业)的销售收入占三资企业的23.29%，具有高度资本密集特征的行业(即WPAV21小于0.5的行业)的销售收入只占三资企业的8.77%。520个三资企业参与的小类制造业中，三资企业在全部工业产出中具有专门化特征的行业206个，其中属于高度劳动力密集型的部门51个，占24.76%，属于一般劳动力密集型部门的93个，占45.15%，二者合计即具有劳动力密集性特征的部门共占69.91%。可见，中国FDI主要流向劳动力密集型行业。1995年以后，外资流向的行业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流入机电行业的外资不断增加，但是行业结构的这种变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外资流向劳动力密集型部门的结构特征。可以从外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情况中找到原因。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的比重虽然在不断下降，但是仍然占绝大比重。20多年来，虽然中国FDI流向行业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其要素密集性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主要还是流向劳动力密集型部门。

二、FDI流向对我国贸易条件的影响

1.形成超额供给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有关数据，1995～2005年我国主要工业品出口价格水平呈下降趋势，这一方面说明价格竞争依然是我国工业品在国际市场上主要的竞争手段，我国制造业特别是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仍然集中在价格优势上；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出口工业品总体质量不高，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低。在外国直接投资比较集中的行业中，纺织、洗涤用品、轮胎、机床等产品的出口价格指数有升有降。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外商投资企业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工业品出口的竞争手段，而且，外资企业出口对加工贸易方式的倚重本身就说明外商投资企业更倾向于利用我国低成本劳动力获得出口的价格优势。此外，我国长期以来在劳动力密集型部门实行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也造成了中国出口部门的偏向增长，在国际需求结构不变或者在国际市场的需求增长慢于出口增长时，必然形成超额供给，反映在提供曲线上，就是中国的提供曲线向外移动，贸易条件恶化了。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创新与创业精神创造的大量经济价值有力促进了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提高，其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优势，已得到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研究表明，诸多因素可以影响企业的创新，如创业企业组织结构与文化、政府激励机制、创业企业所处行业等．这些研究成果都在一定程度上规范和指导创业企业的创新．但外部投资者对创业企业进行投资时，除了上述一些因素外，往往还期望能够全面了解资金投入与产出的效率，如何种投资模式能够更好地激励企业创新，从而通过创业企业竞争力的提高获取更高的回报．由于目前创业企业的主要权益资本来自风险投资和天使投资，这两种不同类型的资本来源对创业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机理和效果也会由于资金性质的不同有较大的差异，这些都是理论研究者和实践者应该关注的问题，因为其影响机理直接关系到创业企业的资金管理、资金利用效率、创新活动的开展和长期发展战略规划．创新活动充满诸多风险和不确定因素，如创业企业研发活动是否成功、创新活动的速度、未来市场对新产品的需求情况等，这些都使得创业企业很难获得银行贷款等传统融资途径的支持．风险投资和天使投资这两种非正式融资渠道可以为创业企业提供资金保障［1］．目前国内的研究多集中在两种融资方式的特点、对创业企业融资的意义、运作机制以及投资人的投资动因上，几乎没有关于融资来源与创业企业创新活动关联性的研究．国外一些学者对风险投资对创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如Kortum和Lerner研究发现风险投资能够促进专利的创新，并且其作用程度约是研发投入的3倍［1］;Ueda和Hiruka-wa认为风险投资家本身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使得创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能够更好地开展［2］．但对不同的权益资金来源对创业企业创新的影响方面，目前研究比较匮乏．针对不同融资渠道，创业企业对资金的管理方式、资金在创新活动上的投入比例等也应有所不同，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创业企业的绩效和长远发展．因此，有必要对这两种资金与创业企业的创新活动进行系统比较研究，这对促进创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发展，实现建立创新型国家目标具有重要意义［3］．

基于以上尚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以创业企业的社会融资为背景，分析了风险投资和天使投资的融资特点、管理方式、对企业的影响，并以企业技术创新的投入比例和专利申请的数量为衡量标准，实证分析了风险投资和天使投资两种权益资本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本文结论弥补了非正式融资来源与创业企业创新活动的关联性研究中的空白，通过对这一方向的剖析，有助于厘清实践中天使投资等民间资本的投资倾向，为政府在资源配置上提供参照和指导，能更有效地规范国内金融市场，并为促进风险投资业的发展提供一定的政策依据［4］．

1假设的提出

在创业企业的成长过程中，资金缺乏是制约创业企业创新的关键性因素［5］．创业企业通常没有足够的资金进行多种研究，以相互替代补充，降低创新风险，而且资金不足还会导致仅有的研究失败，无法转换为社会资源［6］．另外，创业者在经营及生产管理上有很多不确定性，创业企业技术开发的产品面对的是尚未成形的市场或者是新市场，在商业化开发方面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同时也面临很大的市场风险和管理风险，进一步增加了创业企业创新活动的风险［5］．创业企业主要有4种可选择的融资方式:商业银行贷款、天使投资者、风险投资和直接上市融资［7］．商业银行在贷款时表现谨慎，为规避风险一般倾向于选择经营成熟、稳定的企业提供贷款．直接上市融资要求高，只有在企业达到一定条件的情况下，才能从公众投资者中获得融资．因此，天使投资者、企业风险投资和风险资本家是高技术企业最好的融资方式选择．风险投资和天使投资都是对创业企业的直接投资，属于企业的权益资本，而不是借贷资本［3］．创业企业可以通过引入外部资金获得竞争优势，而且通过对外部资金的合理配置，还可以带动其他资源更多地投入到创新活动中去［8］．本文从创业企业融资视角考察创业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因素，并集中考察两种权益资本在创业企业创新活动中的作用．通常情况下，两种投资发生于企业的不同阶段，天使投资一般发生在企业初创期．两种投资对企业的创新活动的影响作用是不一样的．企业的R＆D投入和专利申请是衡量企业创新的常用标准．本文主要分析两种投资与创业企业R＆D投入和专利申请的关系．创业企业经营运作的过程中，R＆D是创新企业创新活动的主要推动力．创新企业运用R＆D投资创造的知识进行新发明，从而获取商业利润．R＆D投资强调创新性，面向未知领域，投资结果具有很高的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投资数额、投资期限、能否成功等很难确定．另外，R＆D的风险性还涉及创业企业自身的管理能力、新技术的吸收能力、创业过程的管理能力以及营销推广能力等．诸多的不确定因素使投资的回报率存在不确定性［4］．由于以营利为主要目的风险投资在对创业企业进行投资之前会成立专家小组，对投资的可行性进行仔细的论证，在某种程度上消减了部分不确定性［5］．

外部投资给新企业的R＆D提供了资金来源，进而可以促进企业的创新活动．Thomas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的介入可以促进企业R＆D投资，风险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企业R＆D投入［4］．一般说来，风险投资更偏好投资于高技术创业企业，非常重视具有市场潜力的核心技术，极大程度上激发了创业企业不断地进行R＆D活动．从风险投资机制来看，风险资本的价值是以科技产业创业的成功为标志的．风险投资的使命就是要与创业者一起拓展项目的技术潜力，并与创业者共享创业成长的经济价值．因此，投资人与创业者都非常重视对R＆D的投资，并积极推动企业的自主创新．由于风险投资介入的创业企业里，其他权益资本来源从比例上就少，所以风险投资机构对创业企业的持股比例一般都比较高［6］．风险投资对创业企业的控制力也较强，风险投资会利用控制权将更多的资源投资于企业的R＆D活动．根据以上分析，提出假设如下:H1风险资本占企业权益资本额比例多的创业企业相对更多地进行R＆D投入．虽然天使投资与风险投资一样，对投资新企业的回报有一定的期望和要求，但天使投资抗风险的能力较低，而且由于资金规模和流动性的限制，对新企业的现金流和可能产生亏损的承受力也较低，因此天使投资者相对比较看重创业的短期营利．一个企业的投资决策由所有者选择的管理者决定［8］．天使投资者不直接参与企业的运营，这使得创业者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从IT产业中的谷歌到计算机制造的苹果，从日用品的美体小铺到饮食业的星巴克，这些无一不是行业的领头企业，而这些企业在早期都接受过天使投资者的帮助，由此可以看出天使投资对企业的贡献［5］．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创业企业必须增加R＆D投入以保持技术优势．R＆D投入具有投资回收期长、投资风险大、需要付出巨额资金等特点，而且R＆D投资回报无法很好地量化，R＆D投入往往被列为期间费用，直接减少当期会计利润．天使投资背景的创业企业为了达到短期盈余目标，虽然也会加大R＆D投入力度，但可能更多地把资金用于他处以获得短期利益［8］．根据以上分析，提出假设如下:H2天使投资占企业权益资本额比例多的创业企业相对更少地进行R＆D投入．专利反映一个企业创新活动的水平和产出状况，衡量企业在创新活动市场的竞争能力．专利的申请量、授权量往往反映了企业的研发活动效率．风险投资和天使投资都是为了获得创业企业成长过程产生的高额回报，但他们进行投资决策前的调查方式不一样．后者执行专业调查要少于前者，更多是基于对投资企业创办者的个人信任和感情因素，依靠直觉判断是否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奉行机会主义．而风险投资公司在进行投资活动之前往往需要对创业企业进行长时间的跟踪调查，作详尽的价值评估和投资可行性分析，以保证投资收益［9］．风险投资关注投资企业的发展潜力和股权增值情况，追逐和期待的是通过被投资企业上市或出售实现股权转让，收回投资并赚取资本利得，其着眼点不在于投资对象当前的盈亏，而在于企业的发展前景和资产增值．风险投资机构直接参与企业管理，在公司战略制订上起到一定作用［10］．

在风险资本进入企业后，公司管理层更注重企业长期竞争力和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养和发展，在研发活动中更加注重企业产品核心技术的原创性开发，而不是简单的模仿和改进，因此在申请专利上多以发明专利为主［11］．但发明专利开发难度大于其他两种专利，不仅需要更多的人力、财力，而且风险大，研发的周期也更长，因此，同等时期内，风险投资企业专利申请量会更少．根据以上分析，提出假设如下:H3风险投资占企业权益资本额比例多的创业企业的专利申请量相对更少．与其他类型的权益资本投资人不同，天使投资人很少参与创业企业的内部管理，而是更多地关注创业企业的经营绩效［5］．与风险投资一样，天使投资人一般也是根据创业企业的业绩表现再决定是否继续持有股权，但由于天使投资较风险投资在合同内容和形式上更为宽松，因此天使投资在资金的退出上也更为灵活，可以根据目前实际的盈利状况决定退出与否．创业企业在早期盈利状况通常都不是很好，为向天使投资人证明其投资的资金得到了有效的利用，安慰天使投资人的投资信心，从而得到后续的资金或者其他来源的资金支持，创业者可能更看重企业的短期创新效果［11-12］．虽然他们也对技术创新进行大量资金的投入，但他们更看重视创新活动的产出效果，而不是进行较长周期的原创性技术开发，在专利申请上也多以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为主．因此具有天使投资融资背景的创业企业一般会进行更多的专利申请，使天使投资人看到企业技术创新的努力，增强天使投资人的投资信心，从而维持投资甚至帮助引入更多的天使投资和其他权益资本．根据以上分析，提出假设如下:H4天使投资占企业权益资本额比例多的创业企业的专利申请量相对更多．

摘要：从2002年开始，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引资大国，外资为中国的经济腾飞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随着外资对我国经济发展影响越来越大的同时，其负面效应也日益凸现。总体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安全两个方面正在产生越来越显著的负面影响。本文着重就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机制、经济效应以及影响进行理论分析，并提出了合理利用外资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作用机制；经济效应

外国直接投资已成为全球经济的普遍现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日益扩大。从2002年开始，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引资大国，外资为中国的经济腾飞做出巨大了贡献。但是随着外资对我国经济发展影响越来越大的同时，其负面效应也日益凸现。总体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在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经济安全两个方面正在产生越来越显著的负面影响。探讨在保证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安全前提下合理利用外资问题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一、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正面影响

（一）弥补了我国发展建设的资金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日益扩大，特别是在1992年我国开始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的10几年间，我国年平均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达到全国固定资产投资额比重的12.7%，可以说，外商直接投资为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资金来源。

[摘要]本文首先对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影响的具体机制进行了阐述，然后在赵奇伟等（2007）所构建的理论模型的基础上进行经验分析。采用我国1997～2004年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相对于现有外资规模我国的对外开放程度滞后，是造成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为负的原因之一。文章最后针对提高对外开放程度以获取正向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提出了政策建议。

[关键词]开放程度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

不少学者认识到东道国开放程度会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产生重要影响。通常而言，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大小是随着该国开放度的提高而增加的。这是因为外资比重越大，当地企业与其接触的机会就越多，示范-模仿效应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Findlay，1978）。而且，较高的开放程度意味着国内企业本身的技术能力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可以同跨国公司在海外市场进行竞争（蒋殿春、张宇，2006）。此外，出口的扩大可以使国内企业获得较多的利润，从而为国内企业的技术革新和技术设备的引进提供资金来源（何洁、许罗丹，1999）。但蒋殿春和张宇（2006）还指出，如果行业中外商直接投资流入过高，跨国公司就会对行业内的东道国企业形成强有力的冲击，从而使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果往往不理想。

尽管上述研究从不同侧面讨论了对外开放程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影响，但是还没有人详细阐述这种影响的具体机制，相关的实证研究也缺乏理论基础。所以，本文首先对东道国开放度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具体机制进行了描述，然后又以赵奇伟等人（2007）所建立的一个包含制度因素的内生增长模型为基础，建立计量模型，就东道国开放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最后，根据计量分析的结果做出结论，并提出政策建议。

一、东道国开放程度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机制分析

（一）企业家社会资本与企业家回乡投资决策

法国人类学家布尔迪厄在1979年首先提出社会资本的概念，并认为社会资本是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并列的三种资本形式之一。科尔曼（1990）随后在《社会理论的基础》一书中深化了社会资本的内涵，将其定义为一种能实现某个目标的生产要素，是基于信任的关系资源。波提斯（1995）在科尔曼观点的基础上指出，社会资本是一种调动关系的能力，以来个人社会网络或网络成员之间互相调配稀缺资源的能力。房路生（2010）以初创业的企业家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企业家社会资本结构维度、关系维度、认知维度指标的分析发现，企业家关系维度和认知维度社会资本对创业生存绩效有显著影响；企业家结构维度的社会资本对创业生存与成功绩效都有显著影响。陆涛（2012）研究发现，企业家自我效能通过企业家社会资本对战略变革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耿新（2010,2011）以小型民营企业为研究对象，发现企业家社会资本对企业动态能力有显著影响，并且通过企业动态能力的中介作用影响企业的经营绩效。按照关系网络层的社会资本的解释，社会关系网络能降低风险和不确定性，从而能够保护风险投资。任何投资活动都有风险，企业家回归投资也不乏风险。因而，对社会关系网络的依赖是企业家回乡投资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二）企业（家）政治关联状况与企业家回乡投资决策

关于政治关联的界定，国内外学者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给出了各自的概念。Roberts（1990）指出政治关联是指企业与参议员有利益关系；Fan、Wong、Zhang（2007）专门对我国的公司进行了研究，提出如果公司的CEO任职或曾任职于中央或地方政府部门，或者军队，那么这家企业是政治关联的。Ferguson和Voth(2008)则根据对德国企业的研究提出，如果公司经理或者董事会成员与执政党关系密切，则公司属于政治关联的。Allen等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够在投资者法律保护不充分的情况下取得上述成就的关键在于,中国存在着相应的投资者法律保护替代机制,但是他们并没有对什么是替代机制做深入地分析。胡旭阳（2006）认为民营企业家政治身份在市场经济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是法律保护的替代机制之一。其通过对浙江省2004年百强民营企业研究发现，民营企业家的政身份通过信号传递机制降低了民营企业进入金融业的壁垒，提高了民营企业的资本获得力。罗党论、甄丽明(2008)通过对上市民营企业的经验数据研究表明，没政治关系的民营企业相对于有政治关系的民营企业的政治约束要多；同时，越是在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地区，民营企业的政治关系对其融资的帮助越明显。由于我国经济发展仍处于转型阶段，各项制度还不完善，企业家为了获得政府政策信息、政府资助、融资便利条件等，会尽力和政府发生关联。固始县作为固始籍企业家出生和成长的地方，在成长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人脉关系和政治关系。企业家回归产业转移过程中，必定与当地政府部门发生各种关系或联系。企业家丰富的家乡地区的政府关系是吸引其回乡投资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三）家乡地人力资本状况与企业家回乡投资决策

段建（2007）通过对FDI式产业转移的研究分析发现，人力资本是国外对我国进行直接投资式的产业转移的重要影响因素。刘家强、王春蕊等通过农民工就业地选择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发现，农民工就业地选择过程中，年龄选择特征和技能遴选效应明显，年龄每增加10岁，其选择外地就业的概率就会降低3.67%；并且，居住地经济越发达，农民工越倾向于选择本地就业。同时，居住地的就业途径、交通便利度等也影响农民工的就业地选择。企业家回乡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增加了本地的就业途径、改善了当地的交通状况。因而，在促进固始当地老年人就业的同时，也减少了青壮年农民外出务工的数量，而是选择本地就业。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沿海发达地区“民工荒”的状况越来越严重，因而，企业都倾向于选择劳动力数量丰富、成本较低的地区作为投资区域，尤其是企业经营产业属于劳动力密集产业的时候。固始县作为全国第一人口大县，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且对当地的风土人情都很熟悉和了解，这些都对企业家回乡投资决策具有很大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