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型范文10篇

摘要在对对外资源型投资项目风险管理内涵界定及其风险管理基本程序的介绍基础上，了对外资源型投资项目不同阶段所面临的主要风险因素，运用模糊综合评价建立了对外资源型投资项目的风险评价模型框架，并给出了评判测度依据，从而为对外投资决策提供定量的依据。

关键词对外投资项目资源型项目投资风险模糊综合评价

1风险管理及对外资源型投资项目风险管理

所谓项目风险管理是指人们的主观行为，使各行为主体通过对某一项目实施过程中将要遇到的风险事件进行识别、衡量、分析，在此基础上制订出适宜的防范控制措施，用合理的手段综合处理风险，以最大限度地实现项目实施的既定目标的科学管理过程。

投资项目风险指的是项目投资建设运营过程中项目可能给项目投资者、项目债权人等相关利益群体所造成的损失及对国民经济和经济环境、环境等所造成的破坏程度。投资项目面临着大量的不确定性风险因素，对这方面的也颇多，一般来说主要分为市场风险、管理风险、技术风险、自然环境风险、经济风险、社会文化风险等。每一大类风险因素又可划分为若干小类，这些风险因素对不同的项目，甚至是同一项目不同阶段的程度也都是不同的，但任何一种风险都有可能造成项目建设的失败。

对外资源型投资项目风险管理是指对外资源型投资对勘探、开发、投资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风险事件进行识别、衡量、分析评价，并适时采取各种有效的方法进行处理，以保障该项目安全正常实施，达到预期收益，并保证本企业及国家的经济利益免受损失的科学管理过程。

1新型城镇化与房地产投资的关系分析

1.1新型城镇化对房地产投资的影响作用

1.1.1对城镇新区进行建设以及旧区改造促进了房地产投资的增加

由于新区建设需要房地产的直接相关投资，房地产资金会直接注入，从而带动了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另外，城镇旧区的搬迁改造也会带动当地房地产市场发展，以及房地产投资的增加。同时，搬迁户对住房的需求也会增加，供求效应促使房地产投资增加。

1.1.2新型城镇化中人口的增加相应推动了对住房需求的增加

据数据显示，中国城镇化每年以约1%的速度推进，城镇人口年均增长4%~5%，从而带动新增住房需求快速增长。由于新型城镇化的速度不断增快，大量的人口向城镇涌入，他们对住房的消费需求也不断扩大，对住房面积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房地产投资也会相应地增加。

许多国家在看到这种趋势后，也纷纷学习效仿，采取各种措施鼓励风险投资的发展。我国的风险投资起步较晚，但发展十分迅速，近几年来国家越来越重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建设，各地政府通过设立引导基金等方式，积极支持风险投资基金的集聚发展。随着投融资行业的发展，一批为资金供给方和需求方提供中介服务的专业机构应运而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财务顾问(FinancialAdviser，简称FA)，也有称之为“新型投资银行”，他们通过专业财务知识为顾客提供投资理财咨询策划服务并获取相应的收益。特别是股权投资型FA（我们有时也将其称之为“精品投行”），他们能提供融资并购过程中全流程的配套服务，可以极大地节约投资机构和企业间的沟通成本和试错成本，提升双方的契合度，并在交易撮合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价值。FA的出现和发展，促进了金融服务体系的完善和金融服务能力的提升。国内的FA较之国外虽然还不够成熟，但也已涌现出一批知名的机构，如华兴资本、易凯资本、汉能资本、清科创投等，通过参与的一系列融资、IPO、并购案例，已经在国内的资本市场确定了自己在FA行业中的领先地位。如何抓住FA强劲的发展势头，从金融、科技和产业良性循环互动着手，在科技金融的不断市场化进程中，抢先做好区域FA的发展布局，有利于推动科技创新资源快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促进区域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一、发展FA的重要性

具有中介性质的专业化机构出现，是行业发展进步的必然，风险投资也不例外，尤其是投资科技创新领域，更需要FA的支撑。一是科创资源加快转化的需要。国内高校院所林立，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但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并获得市场化收益的过程却十分漫长。笔者曾经向投资机构推荐了大量的优质科技成果，机构虽然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但后续却没有主动对接，问及原因，主要是成果产权不明晰、尚未形成独立的法人治理结构、缺乏市场化的管理运营团队等多种因素，距机构投资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短时间内无法成为合格的投资标的。据此，亟需对这些成果、样品进行深度的孵化辅导，使之尽快成为风险投资机构能够开展尽职调查的“小而美”的初创企业。另外，我们也观察到，大量的科技型小微企业，也存在着商业模式不清晰、产品优势不突出、财务管理不规范等诸多问题，而投资机构本身通常是没有精力、没有能力提供细致而全面的专业服务，来帮助他们解决这些具体的问题的。此时，FA的介入就显得十分重要，他们专业的金融理财服务，有利于创新创业企业迅速建立起资本思维，提高与风险投资机构的契合度，实现科创资源快速转化并通过资本加速市场价值的获取，形成多方共赢的态势。如武汉的长江投融汇服务联盟，在帮助企业梳理股权架构、设计商业模式方面就比较有经验，他们会将辅导成熟的企业再推送给合作的投资机构。二是科技企业投资风控的需要。科技型企业往往产品技术含量比较高，看起来具有很强的核心竞争力，但是否真的是适销对路的产品，能否有一定的市场份额难以判断。这方面，有无数投资失败的案例，前段时间美国“一滴血检测项目融资600亿美元”的骗局，就是其中比较极端的例子。加之社会热点切换频繁、信息庞杂真假难辨、领域交叉融合增多等状况，对科技型企业的价值判断需要很强的专业能力，特别是一些代表未来方向的项目，开发周期长、投资金额大、技术迭代快、市场定位不准、潜力难以在短时间内表现出来，投资风险和收益都较成熟行业高了很多倍，给投资决策带来了更大的困难。好的FA，尤其是在垂直行业深耕的FA，通常具有更敏锐的识别企业投资价值的眼光，能为投资机构提供更详尽的数据和专业支撑，如行业动态、市场分析、交易设计、战略合作等，使投资机构能全方位了解企业创新优势，更精准评判企业真实价值，从而坚定投资的信心，踩稳投资的节奏。如武汉的智森投资公司，创始人本身有一定的工科背景，专门聚焦“硬科技”领域，对企业项目会进行深度分析研判，再组织闭门路演，每次5～6个项目可吸引30～40家投资机构报名参加。三是风投行业专业化发展的需要。任何一个行业的发展成熟和细化分工，都会催生一批为其提供配套服务的中介组织，风险投资行业也不例外，由于投融资工作的复杂性和商业竞争的保密需求，能提供项目方与投资人精准匹配服务的FA作用愈来愈受重视。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私募基金管理规模已达19.78万亿元。随着中国私募基金的急剧增加，大量的投资机构会衍生出更多的FA业务，华兴资本、泰合资本等精品FA通过贝壳找房、快的打车等明星项目的融资获得不菲的收益，也有着良好的示范带动效应，促进了FA在专业化、品牌化的道路上越走越快。

二、FA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FA是随着金融行业发展而兴起的行业和职业，概念界定不十分明晰，称谓也比较多，学术界对该行业也缺乏系统性研究。在国内，比较早做FA的是从海外知名投行出身的一批人，随后华兴资本、易凯资本、汉能投资、清科创投、投中资本、泰合资本、方创资本、以太资本等知名机构陆续崛起。据推测，一级市场已经有300家以上的FA机构。在投融资过程中，FA在强化信息整合、设计交易结构、充当谈判中介、提供信用背书等方面提供了很多专业性支持，为投融资双方节约了时间成本、降低了试错风险、减少了风险溢价。但由于参与门槛不高、服务的非标性、行业管理缺失等因素，FA的发展也存在诸多问题。一是FA参与的投资数量比例小。2020年中国股权投资市场发生7559起投资，平均单笔交易额1.17亿元（清科研究院数据），而12家头部FA机构累计交易数260个（华兴资本数据），按这12家头部机构市场占有率30%、每笔交易70%金额来自FA募资进行测算，则FA参与的募资仅占8%，大量的投资仍然是在企业与投资方之间直接进行的。这一方面说明FA自身的发展还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品牌知名度和服务水平未被广泛了解和充分发掘；另一方面说明企业和投资机构对FA的需求还不旺盛，企业缺乏长远的资本管理和运作意识，机构也未形成与FA的紧密合作关系。另外，FA收取4%～5%的费用，虽然加快了融资速度，但增加了融资成本，也是阻碍FA参与投资过程的原因之一。二是FA的分布和发展不均衡。FA的分布与地区的金融环境开放度、市场主体活跃度基本上呈正相关，知名的FA大部分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和杭州，中西部地区基本是空白。随着投融资行业的马太效应不断增大，出现了投资机构从业人员的“FA化”，及FA机构成立基金进行跟投的趋势，很多地方在金融招商时只注重资本的聚集，却忽视了FA的多寡也是营商环境吸引力的一部分。由于服务周期长、对人力资源的依赖性强、盈利模式不稳定等因素，大部分FA都存在收取费用难度大、人员流动快、同质化竞争激烈等问题，发展良莠不齐，头部机构挑选项目空间比较大，而很多小型的FA甚至需要其他服务收益来维持发展。三是FA的专业能力有待提升。2014年到2016年，随着创业热潮兴起和热钱涌入，一些从投资机构中单飞的人员和从事企业咨询服务的人员加入到FA的行列里来，甚至一些媒体记者都在投资人和创业者间牵线搭桥，带来了FA的迅速膨胀。经过近几年的行业洗牌和分化，FA逐渐形成各有特色的平台型大机构和垂直型小机构，两者既竞争又合作，在整合资源和专业性方面各有利弊，致力于从不同维度解决项目质量和匹配率的问题，尤其是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的介入，推动了一些投融资的高效对接。但大量的专业服务还是投资机构的内设功能，未实现对外服务和共享。而很多独立的FA只能做点简单对接和辅导服务，无法满足更多企业个性化、多样化、精细化的深度服务需求。

三、FA发展的政策建议

摘要：本文提出了独立型和模仿型两类证券投资主体，并分析了他们不同的预期、决策和投资行为对证券市场价格波动的作用，从而揭示了形成证券市场风险的独立客观相似和模仿从众传染两类市场内在非线性机制。

关键词：独立型证券投资主体；模仿型证券投资主体；证券市场风险；独立客观相似机制；模仿从众传染机制。

1.引言

证券投资决策的核心问题是证券本来的收益和风险。证券未来的收益充满不确定性。投资证券的风险可以界定为，在给定情况和特定时间内，证券本来可能的收益间的差异。如果证券未来收益仅有一种结果是可能的，则其收益的差异为0，从而风险为0.如果证券本来收益有多种结果是可能的，则风险不为0，这种差异越大，证券的风险也越大。

产生和影响证券投资风险有经济、政治、道德与法律诸因素。就经济方面而言又可以分成市场风险、利率风险、汇率风险、购买力风险以及上市公司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等。对证券市场来说，上述风险大致可分成内生风险和外生风险两类。市场风险就是内生风险，它仅仅由证券市场内在机制引起证券本来可能的收益间的差异。其余风险可归入外生风险类，它由市场以外的因素引起证券本来可能的收益间的差异。

本文试图从证券投资主体处理信息的角度研究证券投资市场风险形成的市场内在机制。

内容摘要:在沉寂了一年多后,投资型寿险又为人们所关注。笔者认为,随着保险投资环境的日益成熟和保险双方的销售和购买行为日趋理性,投资型寿险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但同时必须看到,经营风险的防范控制依然是保险公司工作的重要环节,对消费者而言,也必须审慎选择适合自己的投资型寿险产品。

关键词:投资型寿险投资环境风险防范保险需求

从1999年平安保险公司在上海推出国内第一个投资连结保险——平安世纪理财保险后,友邦、中国人寿、泰康相继推出分红保险,太平洋保险推出“太平盛世•长发”万能寿险,这三类产品被统称为投资型保险,这些产品由于具有保障与投资的双重功能而倍受青睐,吸引了大量投资者,然而因收益率低下,与业务员推销时宣称的高回报率相去甚远,出现了不少纠纷,以至在2001年底2002年初大面积出现了“退保风潮”。随着《保险资金投资股票市场管理办法》的即将出台,以及国务院已原则批准保险资金投资海外市场等消息不断传出,预示着保险资金投资渠道将大为放宽。受此鼓舞,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寿险公司的新产品再度向投资型品种集中。多家中资、合资公司已经或即将推出新的投资型险种。在偃旗息鼓了一年多之后,投资型寿险卷土重来,究竟是喜是忧?

投资环境开始成熟

首都经贸大学金融保险系副主任庹国柱认为,现在投资型产品在市场上推广应该是个比较好的时机,但还要受到资本市场发展的环境的影响。近几年,为了适应保险业快速发展的形势,中国保监会在加强对保险资金监管的同时,也逐步放宽保险资金的运用渠道,不断调高保险资金投资的比例。2003年5月又下发文件,调高保险公司投资企业债券的比例,同时放宽保险公司投资企业债券的范围。这些举措旨在提高保险公司的经营能力,最终起到规范市场行为及保护消费者利益不受侵害的作用。业内人士认为,依照目前的趋势,今后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渠道将继续拓宽,前景看好。所以,推出投资型寿险产品,其相应的投资环境已经开始成熟。

消费者和保险公司均趋于理性和成熟

摘要：投资型保险发展迅速，颇受消费者欢迎，但是在经济疲软的时刻，投资型保单的运营发生了一定的困难和问题。大多数消费者没有充分认识到投资型保单的特点以及利基点，所以在投资新型的投资型保险往往过于盲目，缺乏专业指导，所以认识投资型保单的设计特点以及内涵是十分重要的。

关键词：投资型保险保障利率风险万能寿险变额万能寿险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前两年大众投资热情的高涨，保险产品中的投资连接险种也随之热卖，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客户在选择投保时高度关注保单的投资回报而忽略了保单本应具有的保障性。在这点误区上存在源于个别不负责任的业务员夸大、不专业的宣传，也源于消费者没有充分认识保险产品的特点和作用。

热卖也在经济危机来临的时候停止了，投资型保单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亏损，人们开始纷纷“斥责”投资型保险，并且怀疑保险产品的作用和特性。不同类型的保单是针对不同客户的需要而设计的，所以它们在功能上会有一定的差异性，所以我们需要对投资型保单的设计特点以及利基点有个清晰的认识，这样才能有助于我们在投资或是寻求保障的时候做到正确决策。我们需要认识到什么样的风险影响到投资型保单的运营，不同形态的投资型保单各自具有什么特点。

二、利率风险对投资型保险的影响

摘要:从国际视野观察，有限合伙已然成为股权投资基金的主流组织形态选择，然而作为“舶来品”的我国有限合伙机制，对普通合伙人欠缺制度层面的约束，相关配套机制尚待建构，投资人和管理人之间的制约与平衡成为空谈，其结果导致有限合伙型股权投资基金制度难以在我国落地生根。本文旨在剖析有限合伙核心机制对“管理人中心主义”的支撑作用，检讨实务操作过程中出现的制度缺失，提出有限合伙股权投资基金制度的完善路径，以期促进股权投资基金的发展。

关键词: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人/普通合伙人

引言

有限合伙型股权投资基金（limitedpartnershipprivateequityfund），即由投资者与基金管理人签订有限合伙协议而共同设立，投资者作为有限合伙人（limitedpartner），不参与基金的管理运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基金承担有限责任，基金管理人作为普通合伙人（generalpartner），直接管理基金的投资运作，并对基金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一种股权投资基金类型。由于该组织形式将有限合伙人（投资人）排除在投资决策机制之外以及“穿透税制”的特性，使其从产生之日起便与风险投资行为伴生[1]，时至今日成为现代股权投资基金的重要类型之一，特别是在股权投资产业最为发达的美国，有限合伙制已经成为主导的基金组织形式。

为推动股权投资产业的发展，我国《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2005年）对于有限合伙型基金的确立预留了法律空间[2]，2006年修订的《合伙企业法》第2条第3款创设了普通合伙之外的有限合伙形态，国家和地方政府为确保有限合伙形态与现行的其他相关制度顺畅对接，陆续出台系列配套措施，如允许合伙企业开立证券账户、允许有限合伙作为首次公开发行公司股东、明确合伙人的纳税细则等等，至此，有限合伙型股权投资基金进入了我国资本市场的投资舞台。2007年至今，我国有限合伙型股权投资基金落地已经三年，三年的市场验证凸显本土化特性的诸多问题，诸如有限合伙人（投资人）和普通合伙人（管理人）信息严重不对称、普通合伙人资质难以确认，无限责任实现路径不清晰，尤其是对普通合伙人（管理人）配套约束制度的缺失，导致“出资人”和“出智人”失去了平衡，扩大了成本，动摇了有限合伙制度中的投资人与管理人的信任基础，限制了有限合伙股权投资基金的持续发展。

有限合伙股权投资基金的域外成功与域内失落的制度效果反差，使得笔者开始审视有限合伙股权投资基金的本土化成功路径。本文首先从有限合伙的两大核心制度——决策机制和利润分配制度切入，解读有限合伙组织形态对于股权投资基金的原理层面正当性，进而观察我国现行有限合伙型股权投资基金的制度缺陷所在，最后，提出笔者对于如何完善该项制度的自我见解，并主张只有一方面保证管理人专业能力的发挥，另一方面保障投资人资金的安全，在“管理人中心主义”前提下重新建立“资——质”平衡，才能真正实现有限合伙股权投资基金的持久发展。

摘要：投资银行作为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断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经营模式。经过历史的沉淀，目前主要有以美国投资银行为代表的分离型经营模式和德国投资银行代表的混合型经营模式。本文比较分析了美德两国投资银行各自代表的分离型与综合型运营模式的具体内涵、实行原因以及各自的监管模式，并对今后投资银行运营模式的选择进行了思考。

关键词：投资银行；分离型；综合型；监管

投资银行是对应于商业银行，主要从事证券、保险、信托等投资业务的非金融机构。投资银行起源于17世纪的欧洲大陆，迄今已有上百年历史。各地区对投资银行有不同的称呼，美国称其为“InvestmentBank”，英国称其为“MerchantBank”，日本和中国则称其为“SecuritiesCompanies”等，而这种称呼的差异很大程度来源于投资银行经营模式的不同。纵观近现代市场经济，投资银行的经营模式主要有以美国为典型的严格分离型模式和以德国为典型的综合型模式。

一、分离型与综合型概念区别与历史沿革

（一）美国的分离型经营模式。美国分离型经营模式即商业银行主要从事储蓄与存贷款业务，投资银行则主要从事证券业务。美国的投资银行发展史可追溯到19世纪初期，当时的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没有明显界限，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业务互有交叉。直到1929年经济大危机爆发，美国的金融制度遭受了严重冲击，美国银行大量破产倒闭，货币信用制度和证券市场濒于崩溃。危机过后，美国金融监管当局反思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是商业银行资本过度参与证券市场。为防止危机再次发生，金融监管当局开始展开对金融业严格的法律监管。1933年6月16日国会通过《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法案的第16、20、21、32条款规定：商业银行不能进行企业股票、债券等的承销、承购业务，除购买政府债券外，也不能经营证券投资等长期性投资业务；同时，作为证券经纪商、交易商的投资银行，也不能经营吸收存款等商业银行的业务。该法案的颁布标志着美国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分离型运营模式的全面确立，该模式一直持续到1999年。（二）德国的综合型经营模式。德国的最大特点是一直实行综合型经营模式，也称为全能型银行制度，即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的业务相互渗透、互为补充。综合经营的德国银行不仅可以经营存贷款与结算业务，也能从事信托投资、发行承销证券、资产管理、咨询顾问等业务。德国银行综合型运营模式传统可追溯到19世纪50年代，此时德国工业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对银行业产生良好的推动作用。二战期间，德国银行业遭到严重打击，直到20世纪中叶，联邦德国西部银行才恢复到战前状态，并继续发展综合型模式。东西德统一后，联邦银行对东部银行进行改组，建立“全能银行制度”。战后一系列改革创新使德国银行综合型运营模式迅速发展、不断加强。

二、原因分析

一、应用型本科高校《证券投资学》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一)外部要求———金融市场和金融创新对教学工作的挑战

在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之后，我国的金融市场和金融创新工作实现了长足的进步，无论是公司金融、金融工程，还是微观货币银行学和行为金融学，都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与国际社会的接轨。但是，应用型本科高校《证券投资学》的传统教学模式中，习惯性地向学生传递有关宏观金融方面的知识，这与当前时代金融市场的“微观化”是大相径庭的［3－5］。不但教学内容显得不全面，在教学的过程中也存在说服力不足的情况。另一方面，我国的资本市场逐渐实现了规范化操作，“直接融资”已经超越了间接融资领域。所以，应用型本科高校《证券投资学》的教学工作应该顺应时代潮流，这样有利于学生接近与了解现实，能够更好地将所学的知识应用于实际。此外，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的金融创新得到了强势发展，无论是金融制度、组织创新还是金融市场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都已经对我国的金融市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且，正当此时，西方国家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机构已经实现了“去杠杆化”，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的杠杆化率太低［6］。因此，对应用型本科高校来说，无论是教材还是教学内容都应进行必要的革新，这样才能与世界的发展保持同步。(二)内部要求———教学中存在一定的问题急需纠正

1．在应用型本科高校《证券投资学》传统的教学模式中，理论知识方面的介绍往往占“绝对优势”，对实践教学的重视程度不够，致使实践教学环节较为薄弱，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不强［7］。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部分应用型本科高校证券投资学的实验室建设相对落后，无论是资金投入还是领导的重视都未能达到该课程本身的要求。

2．不但如此，在人力资源的投入方面也显得不足，比如专业师资较为缺乏，致使证券投资学的教学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停留于课堂，停留在理论授课方面，实验操作、模拟交易、案例教学和实践教学流于形式。

3．证券投资学的内容更新率极高，原因是证券市场是极具动态性的，因此，对应用型本科高校而言，在教学的选择和教学内容的选择方面，应该与此保持同步，否则极有可能产生“时滞效应”［8］，也就是说，教学内容一直在延续金融市场以往的规范，这种状况是不利于知识的更新和创新能力的培养的。

一、公选课《投资与理财》课程内容设置

“挣钱靠技术，花钱靠艺术”，为了提高学生的综合投资与理财能力，笔者从2003年就在我们学院开设《投资与理财》公共选修课程，本课程2学分，32个课时。在十余年的授课过程中，紧跟社会发展，不断更新教学内容，形成了目前较为完备的内容体系:不仅讲授投资、理财、消费等基本知识，还要与学生共同学习理财与消费的关系，投资、理财与风险的关系，更要结合案例讲解目前社会上较为流行的理财工具。

二、公选课《投资与理财》课程教学改革

(一)教学方法改革

投资与理财课程在教学过程中，除了采用讲授法、实验法、作业练习法等传统教学方法以外，还根据课程特点和教学内容采用一些创新的教学方法。

1．问题教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