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效率范文10篇

摘要：政府投资是弥补市场失灵的有效工具，也是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政府投资支撑了我国经济的长期增长；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政府投资促进了保增长目标的实现。与此同时，也存在着政府投资未能充分启动民间投资、基础设施投资仍然不足等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要提高政府投资的效率。在政府投资的成本收益分析中，收益用“消费者剩余”来衡量。估算政府投资计划的消费者剩余时，要充分考虑到居民和企业的真实需求。

关键词：政府投资效率消费者剩余真实需求

政府投资是政府财政投资、政府部门投资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投资的总和。

一、政府投资的必要性

政府投资是弥补市场失灵的有效工具，也是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

1.政府投资是弥补市场失灵的有效工具

近年来，我国每年政府投资约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为4%—5%。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逐渐扩大，世界经济面临多年来最严峻的挑战。在此不利的形势下，我国政府迅速做出反应，力求通过加大政府投资，保证经济的平稳增长。然而，对一个国家来说，政府投资项目往往具有全局性的意义，决策一旦失误，造成的影响无疑是巨大和深远的，政府也将为此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和社会代价。目前，因为政府投资项目决策的非理性，形成了一些“伪为民工程”，不但浪费了政府有限的经济资源，而且降低了政府的信用。我国目前处于经济发展和转型的重要时期，地方政府在这个过程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研究地方政府的投资决策行为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对于实现区域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在发达国家，投资主要是企业的事，总投资的数量、结构和方式都是千万个企业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结果，政府更多扮演的是协调者的角色。因此，很少有政府投资效率的研究出现在权威的研究文献中。国外学者对于在财政分权背景下政府投资决策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类是研究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类是政府决策方面的研究。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成果有:钱颖一和罗兰认为，1979年以前建立的M型层级行政管理结构，使得中央政府可以利用“标尺竞争”机制，对地方政府官员形成强有力的激励，硬化了基层政府的预算约束，增加了地方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救助成本，因而对中国经济改革绩效产生了积极影响［1］。钱颖一和温加斯特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这一观点［2］。政府决策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沃尔在《公共行政学评论》中提出政府决策对公众需要负有的责任和义务进行了阐述。卢斯、林德布洛姆等许多学者从各种角度对决策进行研究，但这些成果或经验在很大程度上与我国实际国情不符，对提高我国政府投资效率只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和实践性。国内对于政府投资决策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较西方国家起步要晚一些。国内大多数学者的研究都是基于经济学、行政学和博弈论等角度，探讨政府的职能、民主决策和公共政策等问题。郭小聪专门探讨了地方政府的经济职能与调控问题，提出了宏观经济分层调控的思想［3］。胡鞍钢和王绍光专门研究了中国经济转型期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界定了政府的作用和干预内容［4］。秦朵和宋海岩把投资效率定义为实际投资与意愿投资的偏离。通过模拟这种偏离，发现中国的投资强烈地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政策的影响［5］。沈坤荣和孙文杰认为投资效率低下，进而全要素生产率(TFP)不高是影响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6］。张雷宝建立了一个“立体三维”式的综合效率评价框架，借助博弈论工具，较好地分析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投资博弈形成的机理。［7］。尹洁和黄宁提出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政府提高决策效率的一些途径［8］。

张军从中国的现实出发，探讨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些成功经验，还利用DEA非参数技术和受限Tobit模型，核算财政分权改革后中国省级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相对效率［9］。王立国对政府项目决策科学化以及隐形投资效率损失等问题进行了深层次的探讨［10］。

纵观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于结合我国当前的政治、经济形势探讨在财政分权背景下政府投资决策权分散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比较少，国内有很多学者比较深入地研究了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但是从政府决策权分散化的角度考量政府公共投资及财政分权效果的研究并不多。本文试图填补这一理论方面的空白。

二、模型的建立

摘要：委托问题及信息不对称现象的存在，导致企业出现非效率投资。高质量的会计信息主要通过缓解矛盾、减少信息不对称现象两种途径作用于投资效率。提高会计信息质量，能够增强信息的透明度，加强对投资资金的监督，阻止人的逆向选择，有效缓解委托人与人之间的问题，降低投资风险和融资成本，提高投资效率。

关键词：会计信息质量；投资效率；信息不对称；问题

公司三大财务决策包括融资决策、投资决策和股利分配决策。投资决策是融资决策的前提条件，同时又是股利分配决策的基础。投资不仅决定了一个企业的生死存亡，同时也是促进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的动力。但由于我国资本市场起步较晚，发展不完善，信息不对称现象普遍存在，公司委托问题较为突出，公司决策机制又参差不齐，这些原因使得很多公司缺乏对投资市场的充分论证与分析，从而导致投资决策效率低下。会计具有反映和监督两大基本职能，会计信息可以为债权人、投资人、国家等相关使用者提供有关企业生产经济活动的重要信息，从而使其能够据此作出正确决策。诸多研究表明高质量的会计信息能够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但很少涉及两者之间的作用途径及机理。本文就会计信息质量与投资效率的关系以及两者之间的作用机理进行探索。

一、会计信息质量

财务会计报告是会计信息的载体，“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履行情况，有助于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作出经济决策”，相应地，会计信息质量也要满足以上两个基本要求：受托责任要求和决策有用要求。在手工工厂时代，企业规模小，投资人自己能够经营所投资的企业；但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企业规模越来越大，需要的资金也越来越多，所有者只是提供资金，把企业委托给具有专业经营能力的者经营，形成了委托关系。他们两者由于身份不同，对企业的要求也是不同的。所有者要求增加股东的财富，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而管理层作为人，他们对企业的要求是提高自己的收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由于信息不对称，方通常会凭借自身掌握的信息优势作出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为，因此从委托人的角度要求会计信息能够遵循会计准则的规定，公允可靠地反映企业真实发生的经济业务。会计信息的使用者有投资人、企业管理层、债权人、国家、企业职工等多个方面，不同使用者对信息的需求不同，如投资人关注的是企业创造未来净利润的潜力，而债权人更多地关注企业能不能偿还现时的债务，税务部门关心的是企业有没有按时足额交纳税款，会计信息必须能够同时满足这些人的需求，因此会计信息必须与决策相关。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基本要求就是可靠性和相关性。FASB的公告《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认为它包含了基本质量和强化质量两个不同层次的特征。基本质量特征由相关性和如实反映性构成，而相关性则由预测价值和确认价值组成，如实反映性包含了完整性、中立性、准确无误三个特征。可比性、可验证性、及时性和可理解性构成了强化质量的四个特征。英国会计准则委员会在《原则公告》中指出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由与会计内容有关、与报表表述有关、与会计质量约束有关的三部分组成，其中第一部分主要包括了相关性、预测价值、证实价值、可靠性、如实反映、中立性、谨慎性、完整性。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则认为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具备可理解性、相关性、可靠性和可比性四个特征。我国财政部2006年颁布的《基本准则》中要求保证会计信息真实可靠、与经济决策相关、清晰明了、具有可比性、经济实质重于法律形式、能够反映重要的交易或事项、持有应有的谨慎、及时进行报告。尽管不同国家及地区的会计准则对会计信息质量的要求表述不同，但都包含了可靠性和相关性。本文对会计信息质量的要求包括可靠性和相关性两个方面。可靠性是指信息应稳妥地避免错误和偏见，“如实反映符合确认和计量要求的各项会计要素及其他相关信息”，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性、中立性、无偏性。相关性是指会计信息应当与财务报告使用者的经济决策需求相关，能够保证会计信息具有预测价值、反馈价值。

二、投资效率

摘要：政府投资是弥补市场失灵的有效工具,也是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政府投资支撑了我国经济的长期增长;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政府投资促进了保增长目标的实现。与此同时,也存在着政府投资未能充分启动民间投资、基础设施投资仍然不足等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要提高政府投资的效率。在政府投资的成本收益分析中,收益用“消费者剩余”来衡量。估算政府投资计划的消费者剩余时,要充分考虑到居民和企业的真实需求。

关键词：政府投资效率消费者剩余真实需求

政府投资是政府财政投资、政府部门投资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投资的总和。

一、政府投资的必要性

政府投资是弥补市场失灵的有效工具,也是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

1.政府投资是弥补市场失灵的有效工具

摘要:根据研发投资项目的高风险、高收益性以及分阶段资金注入的特点,首先阐明了实物期权理论对研发投资决策评价的适用性,然后建立了基于实物期权理论的研发投资动态、多阶段决策评价模型。结合案例进行了数值计算,验证了此决策模型在研发投资决策问题上的分析结果。对其中的参数给出了确定的方法并详细阐述了模型中各参数对投资决策的影响,使理论上的最优投资决策结果真正成为现实中研发投资决策者的重要参考依据。

关键词:研发投资;实物期权;多阶段决策;动态决策

1引言

研发(researchanddevelopment)创新能力是确保国家竞争力的内生能力体系。研发型项目投资活动促使了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深刻变革,日益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源动力。作为微观经济的主体,科技企业在市场中的生存和发展有赖于自身的研发工作。研发是科技企业应对环境变化和竞争压力的力量来源,是科技企业得以持续发展的源泉。

高投入和高风险是研发项目的主要特点,研发投资面对的是巨大而复杂的不确定。在投资实施的不同阶段,研发投资所面对的经济社会环境是不同的,而且投资项目本身也会随时间变化而不断变化,是一个需要动态调整的过程。研发投资所具有的高风险性和投资中的柔性,使得传统的决策方法失效[1]。净现值法、市盈率法和层次分析法这些传统决策方法只是静态地考虑一个投资项目,而忽略了研发投资的战略价值、管理柔性的价值,也未考虑分阶段决策和实施对投资决策方法的影响[2]。企业对于研发项目的投资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做出不同选择,如在投资时间、投资规模、是否退出以及进一步投资都会给自己留有选择机会。通过这些权利的实施,使研发投资项目向有利的方向发展。投资者这种相机抉择的权利使得投资机会就像一个购买期权:在现在或未来支付一定的投资费用而得到投资项目。这样投资者就可以根据各种外部条件的变化情况,等到最适当的时机做出取舍该权利的重大决策,从而可以长期保持研发投资的增值能力。这些选择权就是研发投资中的实物期权。研发投资中的实物期权思想可以为研发投资家带来最大的资本增值或最大程度地减少资本损失。

2文献综述

电力资源是经济发展的基本保障。根据可再生能源“十二五”规划，我国对电力能源结构进行相应调整，因为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等新能源发电形式难于并网，因此难以解决供需矛盾的缺口。《电力发展“十三五”规划》预测，到2020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将高达6.8~7.2万亿千瓦时。由此，在电力供应增长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从需求侧考虑提高我国用电的效率尤为重要。效率作为经济领域的重要研究内容，国内外已进行较多研究。而针对用电效率的成果还不多，已提出的测度用电效率的指标有电力消费弹性系数、单位产值电耗比等。已有学者从技术效率视角研究用电效率。技术效率是在技术水平一定的条件下，经济主体产生最大产出的能力。但是，学术界已有的单一因素确定用电效率的方法未能充分体现出生产活动中投入多种要素的真实情况，对于生产要素资本、劳动的贡献以及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未能体现出来。用电量作为生产中重要的投入要素，其效率水平受生产的技术效率影响。水利、电力产业具有很强的公益性，是宏观经济社会的基础产业。水电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对我国用电效率是否有显著影响？如何影响？本文将对此展开研究。

1用电效率的内涵与经典方法

1.1用电效率的内涵。用电效率指标是电力资源利用有效程度的综合反映，本文从产出的角度定义用电效率。在技术水平既定，电力资源等投入要素固定的前提下，实际单位用电量创造GDP与最大单位用电量创造GDP的比例。用电效率的值属于集合(0,1]，在该集合内，值越大反映了电力资源的利用程度越高，用电效率则越大；反之，用电效率的值越小，反映了电力资源的利用效率越低，电能浪费越多，用电效率则越小。科学客观地度量用电效率的意义主要在于制定有效的投资管理策略。对于用电技术效率小的地区，提升效率潜力巨大，对产业或者企业的投资要以提升用电效率为主导，推动经济主体采用高效率的生产与管理模式，避免粗放投资行为；对于用电技术效率大的地区，生产能力已充分利用，产出水平逼近生产可能性边界，此时经济主体应着力于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引进新技术、提高管理水平等。因我国在相当长时期内的低压配电网发展缓慢，自然功率因子较低，电能消耗重。近年来，电力需求侧管理（DSM）在我国理论研究与应用中取得较大进展，在削峰填谷、节约电力资源、能源替代上实施的途径和绩效，证明了需求侧管理在提高用电效率、节约能源、改善环境、减少污染等方面具有显著效果。我国区域间经济水平、产业结构存在较大差异，用电效率有所不同。对我国各地区用电效率进行科学测度，探究导致用电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对于各地区制定有效的提高用电效率路径具有重要意义。由于电力资源是生产的一种重要投入，用电效率的水平与生产方式、投入要素的构成、管理水平等众多因素密切相关。因此，用电效率测度的研究应结合反映生产本质的生产函数。1.2用电效率的经典方法。本文从技术效率角度综合衡量用电效率。参数方法与非参数方法是测度技术效率的两类方法。SFA方法是参数方法的代表，DEA方法是非参数方法的代表。SFA与DEA方法不同于传统的经济分析方法，它们可以科学估测随机前沿面，是当前广泛应用于技术效率测度的技术。SFA与DEA方法具有各自的适用范围和特征，SFA的优点在于：第一，SFA适用于需要检验模型参数以及验证模型形式的情况，但DEA尚未解决随机误差干扰和结果的统计性检验等问题。第二，SFA易于解释企业（区域）间技术效率差异原因；第三，SFA具有经济理论基础；第四，SFA方法构造的生产前沿面是随机的，反映被外界随机冲击的情况。鉴于以上分析，本文采用SFA方法测度技术效率，从而测度用电效率。SFA法测度技术效率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选择合适的生产函数形式。对于生产函数，广泛采用的是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D）以及其衍生的对数生产函数。C-D模型的测算简单，但要求满足技术中性等前提条件。而对数生产函数规避了上述条件，又鉴于本文度量的我国各区域用电效率的相关数据数值差异大，避免了对数生产函数的多重共线性。由此，本文对我国各区域用电效率通过构建对数生产函数进行测度。

2模型构建、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2.1模型构建。本文依据林伯强（2003）提出的电力消费和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将用电量这种投入要素列入生产函数，形式如下：GDP=β0Kβ1Lβ2Eβ3（1）其中，GDP为国内生产总值；K为资本；L为劳动；E为用电量；β0反映生产的技术水平，β1、β2、β3分别为资本、劳动、用电量的产出弹性。为体现单位用电量创造GDP的情况，式（1）两端同时除以E，得到式（2）：GDPE=β0Kβ1Lβ2Eβ3-1（2）对式（2）两端取对数函数，本文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设定为：ln(GDPitEit)=β0+β1lnKit+β2lnLit+(β3-1)lnEit+vit-uit（3）其中，GDPit为第t个时期第i个省（市、自治区）的总产值；Kit是第i个地区在时期t的资本投入；Lit是第i个地区在时期t的劳动投入；Eit是第i个地区在时期t的用电量投入；uit是第i个地区在时期t的用电效率水平，满足非负断尾正态的分布，uit~N(mitσ2u)（mit与σ2u分别为uit的均值与方差），即uit³0；vit为随机误差项，满足对称的正态分布，呈现出产出受非可控因素的影响程度，即vit~N(0σ2V)（σ2v是vit的方差）。生产的用电效率EEit可表示为：EEit=E(GDPitEit|uitXit)E(GDPitEit|uit=0Xit)（4）其中，Xit=(KitLitEit)，为投入向量。从式（4）可以看出，用电效率EEitÎ(01]。根据B-C(1995)模型，通过构建回归模型分析用电效率受水电产业投资的影响程度，可由以下回归模型表示：mit=δ0+δ1z1it+δ2z2it（5）其中，δ0、δ1、δ2为待估参数向量；z1it、z2it是反映第i个地区t时期水电产业投资的两个指标。2.2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各区域的产出采用生产总值（GDP）表示，资本表示为固定资本投资，劳动力投入表示为就业人数。用电量采用电力消费量表示。由于我国各省（市、自治区）GDP及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差异较大，为客观比较分析区域间的水电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本文在考察水电产业投资对用电效率的影响时，通过构建水电产业投资对各地区GDP及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比的相对指标来考察。同时，利用已有相关资料，本文研究水电产业投资对我国用电效率的影响采用两个指标来反映，其一是水电产业固定资产投资与当地固定资产总投资的比（以下简称水电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比），其二是水电产业固定资产投资与当地GDP的比（以下简称单位产值的水电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分别记做z1it、z2it。水电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比表示水电产业对固定资产的投资与其他产业比较而言的相对情况，反映出在地区各个产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相对地位，z1it越大体现了在所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中水电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地位越重要；水电产业固定资产投资与GDP的比例反映了单位产值的水电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为水电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效率的倒数，z2it越小体现了水电产业固定资产的投资效率越高。本文所选取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电力年鉴（2009—2016年）》与《中国统计年鉴(2009—2016年）》，选用2008—2015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估测我国用电效率。

3实证分析

内容摘要：探究商贸流通企业投资效率与金融发展水平的互动关系，对于引导区域金融发展并加强其对商贸流通企业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构建回归模型对商贸流通企业投资效率与金融发展水平的互动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5%显著水平下，金融发展水平对我国各区域商贸流通企业的整体投资效率的作用系数为0.3227，表明我国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可以促进我国商贸流通企业总体投资效率的提升；金融发展水平对国有商贸流通企业和民营商贸流通企业的投资效率的作用系数分别为0.3945和0.5418，说明金融发展水平对我国国有商贸流通企业和民营商贸流通企业投资效率的增加均产生了正向影响，且金融发展水平对民营商贸流通企业投资效率的促进效果强于对国有商贸流通企业的促进效果。

关键词：金融发展水平；商贸流通企业；投资效率；金融约束；GMM估计法

本文通过构建分析模型对我国商贸流通企业投资效率与金融发展水平的互动关系进行研究，旨在为我国商贸流通企业提升投资效率、实现稳步增长提供依据。

金融发展缓解商贸流通企业融资约束的理论分析

（一）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功能

基于凯恩斯的消费理论，当今市场中无论是营销还是消费都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其中商贸流通企业的参与者对金融中介和市场需求主要表现在预防性需求和投资性需求两个方面。在这两方面需求的影响下，商贸流通企业的参与者需要保持一定的流动性，但对于企业而言，较大的流动性会对企业的收益造成负面影响。通常而言，资产流动性和收益性之间存在着反向关系，所以商贸流通企业的参与者通常都会面临着流动性的冲击。

一、引言

如今世界进入了信息化时代，各种数据和信息被广泛应用于物理、科学、生物、医学等领域。企业越来越注重信息的储存、处理与分析，企业将信息技术运用于供应、生产、销售、服务等环节，通过信息技术对供应商以及消费者的行为进行分析，准确地了解库存情况和消费者的需求，根据市场需求对产品或服务进行设计和改进，以更好地满足各种类型的消费者，这不仅可以提高企业的销售收入，同时也提高了企业经营活动的效率和企业价值。企业对信息技术的重视、5G时代的来临和国家对物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大力扶持，加大了信息服务业企业对相关专业人员的培养力度和信息技术、软件的研发投资。在此过程中，企业能否进行效率投资，哪些因素可能会显著影响该行业的投资效率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二、文献回顾

目前，相关学者对信息服务业的研究并不多，大多是研究信息服务业如何作用于生产和经济等领域。例如，张龙鹏和周笛（2020）利用实证分析的方法表明信息技术在供应商关系管理和市场营销环节的应用大大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且这种促进作用在生产性服务业尤其显著，但信息技术在企业生产运营、客户关系管理和服务提升方面的应用对生产率提高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此外，不同城市的信息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存在差异，信息基础设施越发达，信息技术对生产率提高的促进作用越明显。刘纯阳和刘锦怡（2020）通过实证研究得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可以促进农业经济的增长，但这种促进作用在农业产业的生命周期内呈现出倒U型变化，即该促进作用的变化趋势是由不显著到显著增强再到逐渐减弱。由于我国西部地区的信息服务业发展比较落后，信息技术服务业对农业增长的渗透作用在中、东部地区较西部地区更加明显。学者们还对信息服务业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对该行业未来的发展提出了建议。戴慧（2019）以北京地区的信息服务业为例，分析其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并对此提出改进建议。赵翠玲和郭兰英（2019）也在北京地区信息服务业上市公司发展现状的基础上，从研发投入、人力资源管理、品牌建设三个方面提出关于信息服务业发展的建议。

三、研究设计

1.模型设定与变量的定义。关于投资效率的计量方法，国外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方法，包括FHP模型、Vogt模型和Richardson投资期望模型。Fazzari等（1988）用股利支付率衡量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股利支付率越低，企业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信息不对称严重的企业一般通过降低股利支付率减少外部融资需求，以此提高内部融资需求。FHP模型能够判断企业是否存在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但未能解释这一敏感性是如何产生的。Vogt模型（1994）在FHP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了投资机会和现金流量。对于低投资机会的企业来说，当投资与现金流呈正相关时，企业存在过度投资；对于高投资机会的企业来说，当投资与现金流呈正相关时，企业将因内部资金受限而引发投资不足。该模型可以判断企业整体的非效率投资的类型，但无法具体衡量出非效率投资的程度。Richardson投资期望模型（2006）则是通过模型的残差绝对值对投资效率进行衡量，该模型融合了企业的规模、发展能力、上市年龄、现金流量持有水平、股票收益率等因素，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和灵活性。因此，该模型在学术会计方面应用最为广泛。本文也参考了Richardson投资期望模型（2006），通过对下列模型进行回归，得出残差，即ε值。残差代表了预期投资水平与实际投资水平的差额，该差额反映企业的投资效率：差额的绝对值越大，表明投资效率越低；差额的绝对值越小，投资效率越高。本文通过以下模型探究对信息服务业企业的投资效率有显著影响的因素，并根据显著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提出关于提高投资效率的建议。模型中的相关变量名称及计量方法如表1所示。Invit=β0+β1Growthi,t-1+β2Sizei,t-1+β3Levi,t-1+β4Cashi,t-1+β5Agei,t-1+β6Reti,t-1+εit2.样本的选择与数据来源。本文以信息服务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剔除了ST上市公司，剔除了无法获取完整数据的上市公司以及主营业务重大变化导致所在行业发生变化的上市公司。本文共选取了80家规模相似的信息服务业上市公司，这80家公司2008—2018年的数据共有310个，所有使用的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和巨潮资讯网。

内容摘要:非效率投资是一种不以企业或全体股东价值最大化为目标、损害企业长远利益的非理性投资行为。主要表现为过度投资、投资不足、盲目多元化等。导致非效率投资的因素很多,本文主要从融资约束和利益相关人之间的冲突角度来分析。并提出只有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才能真正减少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

关键词:过度投资投资不足信息不对称冲突

投资决策是企业的三大核心财务决策之一,其决策行为是否有效直接关系到企业价值能否最大化。然而,现实中企业却大量存在着过度投资、投资不足、盲目多元化等非效率行为,这不但影响资本的最优化配置、浪费大量的资源和生产要素,还形成呆、坏帐加大了企业的财务风险。探究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内在形成机制,进而提出治理约束措施,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非效率投资行为及其成因

(一)过度投资行为及其理论解释

过度投资(overinvestment)是指在投资项目的净现值小于零的情况下,决策者仍实施的一种非理性投资行为。企业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是导致过度投资的主要原因:

非效率投资行为及其成因

(一)过度投资行为及其理论解释

过度投资(overinvestment)是指在投资项目的净现值小于零的情况下,决策者仍实施的一种非理性投资行为。企业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是导致过度投资的主要原因:

股东—经理之间的矛盾。现代公司的典型特征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两权分离导致企业所有者股东与负责企业日常经营决策的经理层之间出现利益冲突。Jensen&Meckling(1976)认为经理努力经营的成果由股东和他们一起分享,而成本却由经理人独自承担,这势必降低其努力水平,表现在投资上,经理会选择有利于自身而有损于股东的投资项目。而经理牟取私利的最直接方式就是扩大企业规模,建造“企业帝国”以满足获取由企业规模扩大所带来的各种货币、非货币收益的欲望。的确,经理收益是企业规模的增函数,大规模企业经理的货币非货币收益都远高于小规模企业经理(ConyonandMurphy2000)。因此,目标的偏离使经理倾向于消耗企业的资金进行过度投资以追求私人利益的最大化。

同时,股东与债权人之间也存在利益冲突,这也可能导致过度投资。在股东与经理目标一致的前提下,Jensen&Meckling认为,当企业以负债契约的方式融入资金后,股东倾向于选择投资高风险项目,因为风险与收益成正比。一旦成功,股东就享有投资带来的高收益,而债权人却只能获取合同事先规定的固定利息收入;如果项目失败,按企业的有限责任制股东也只是承担其出资额的部分损失,而债权人却要蒙受超过股东损失额以外的全部损失。这种股东与债权人收益与风险的不对称性使得股东有动机进行过度投资。

(二)投资不足及其理论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