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税范文10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机关查处的违法行为已构成犯罪的，应移送司法机关，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行政执法人员徇私舞弊，对依法应当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不移交，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偷税罪、《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对偷税行为都进行了规定。但在实践中，税务行政处罚中的“偷税行为”（以下简称偷税行为）与司法上的“偷税罪”（以下简称偷税罪）存在诸多差异，税务机关移交的案件由于定性不准或证据不足被退回的也不在少数，本文拟对“偷税行为”和“偷税罪”在内涵、构成要件、证据三个方面的异同作一些初步探讨。

一、“偷税行为”和“偷税罪”在内涵上存在的差异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对偷税行为做了定义：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帐簿、记帐凭证，或者在帐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一条规定：纳税人采取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帐簿、记帐凭证，在帐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的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10%以上并且偷税数额在1万元以上的或者因偷税被税务机关给予2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构成偷税罪。

从以上表述，“偷税行为”和“偷税罪”似乎没有什么不同，但仔细分析，两者在内涵上还存在一些差异：

1、税务机关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违反税收征管秩序的行为，只要符合《征管法》第六十三条列举的条件，造成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事实，就可确认为偷税行为，对于税款数额、比例方面没有规定。而偷税罪的确认是以偷税行为的存在为前提，根据税款数额是否达到1万元以上且偷税比例占10%以上作为定罪的标准，未同时达到此两个标准的，不能构成偷税罪。

[摘要]我国现行《征管法》根据修订该法律时所能预见的情形，以及结合当时税收执法的实际情况，对偷税进行了界定，并规定了其法律责任，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但是，随着人们法制观念的不断增强，现行《征管法》对偷税主体、偷税手段及其法律责任所做的规定开始显现其弊病和不适应性，必须对其进行全面的改进。

[关键词]偷税；偷税主体；偷税手段；法律责任；《征管法》

对偷税行为的立法，我国现行《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称《征管法》)作了明确界定。第六十三条规定：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或者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扣缴义务人采取前款所列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已扣、已收税款，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首先，这一规定以概念的方式对偷税这一法律行为的共同特征进行了概括和定性。这一概念不但规定了偷税主体的范围为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而且在客观方面概括了这一法律行为的共同特征：一是符合法律所列举的手段，二是因法律所列举的手段造成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结果。其次，规定了偷税这一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不但规定了有关处罚的行政责任，而且还规定了一旦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从我国有关偷税立法的历史来看，这样的立法模式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尤其对偷税客观方面的规定，在立法技术上经历了从列举式到概括式再到列举式这样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过程。立法机关2001年在修订现行《征管法》时对偷税所做的规定，总结了我国建国以来有关偷税的立法经验，根据当时所能预见的情形以及结合当时税收执法的实际情况，对偷税主体、偷税的客观方面、偷税的法律责任进行了界定和规定，为认识和评价这一法律行为提供了一面必要的镜子，同时也为处理和打击偷税行为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据，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但笔者认为，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法制观念的不断增强，尤其人们对偷税行为认识的不断深入，现行《征管法》对偷税所做的规定在新的环境和观念下逐渐显得不适应，必须对其进行全面的改进。否则，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税收执法实践中，必将影响税务机关对偷税行为进行公平合理的处置。对偷税行为的查处与打击一直是税务机关的重点工作之一，但立法的滞后使得对偷税行为的查处成为目前税务机关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因此，有必要在理论上对偷税的立法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一、现行《征管法》中偷税立法之缺陷

摘要：自我国著名电影演员刘晓庆涉嫌偷税犯罪后，一时间国人对偷税罪颇为关注。新闻媒体对与偷税罪相关的法律知识报道亦不少,但有不少误解、误传，本文拟从偷税罪在新中国的立法回顾起，对偷税罪的概念、构成、罪与非罪及处罚等，结合我国刑法及最近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作一些新的探讨。

关键词：偷税犯罪新论

一、新中国偷税犯罪立法的简要历史。

因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在1949年后对偷税犯罪亦未曾正式纳入刑事立法中，虽然在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第22稿中于妨害社会经济秩序罪一章规定了某些税收犯罪的内容，但这些同整体刑法草案一样，不曾公布施行。以致当时对偷税犯罪无法可依，只能根据党的刑事政策进行处理。

直至1979年，刑法第121条才规定“违反税收法规，偷税、抗税，情节严重的，除按照税收法规补税并且予以罚款外，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所以，“79”刑法不仅规定的是一个选择性罪名，而且对偷税罪采取了空白罪状的表达方式，对偷税罪并没有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也不利于理解和执行。

随着经济的发展，上世纪80年代后偷税犯罪明显增多，因此，最高人民检察院在1986年颁布了《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经济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该《规定》第一次明确了偷税罪的概念，认为偷税罪是指纳税人有意违反税收法规，用欺骗、隐瞒等形式逃避纳税，情节严重的行为。而且《规定》还就“情节严重”作了较为具体的规定。

[摘要]在税收执法实践中，认定偷税是否应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故意性一直是争议最为激烈，且至今没有解决的问题之一。这一问题得不到解决，不但会对纳税人造成不公平，同时也会极大地损害税务机关自身的形象，侵蚀纳税人对税法的遵从度和对税务机关的信赖度。如果从习惯法来理解偷税的故意性，从偷税与偷税罪的关系以及近期国家税务总局一些相关的规范性文件来进行分析，可以拓宽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

[关键词]偷税；偷税罪；主观故意；习惯性；征管法

一、问题的提出

在税收执法实践中，主观故意是否为偷税的构成要件一直存在争议，而且是争议最为激烈的问题之一，至今依然没有达成较为统一的认识。

有一种观点认为，认定偷税不需要考虑行为人主观上是否为故意。这一观点的主要理由是：第一，从法理上说，刑事司法领域的偷税罪强调主观故意，而作为行政领域的偷税行为属于客观归责，并不强调偷税的主观故意，只要纳税人或扣缴义务人有法律规定的偷税手段，并造成了不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结果，不论是否有主观故意，都可以认定为偷税。而且，有些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也认为，税收行政处罚采用无过错原则，无论税务管理相对人实施的税收违法行为在主观上是否有过错，都要受到税收行政处罚的制裁。第二，在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暂行条例》中有“漏税”和“偷税”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漏税是非故意导致未缴或少缴税款的行为，而偷税是故意逃避纳税义务的行为。但在制定199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征管法》)和修订2001年《征管法》时却取消了“漏税”的概念。因此，现在对偷税行为的理解上，在主观方面可以不考虑是否为故意。第三，现行《征管法》第63条对偷税的规定中，没有明确表述必须具有主观故意。第四，在实践中也很难查清楚纳税人在主观上是否为故意。

另一种观点认为，偷税的主观方面一定是故意的。偷税主要是指纳税人采用隐蔽、隐瞒、欺骗等手段，蒙蔽税务机关，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行为，其主观上有故意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企图。如果纳税人没有偷税的故意，就不能定性为偷税。例如：取得的专用发票或其他扣税凭证因开具不规范等原因不符合抵扣规定而多抵扣税款；应缴纳增值税的收入未缴纳增值税而缴纳了营业税从而导致的少缴税款，或者将应缴人国税机关的企业所得税等缴入地税机关；购进货物后工业企业未入库、商业企业未付款而抵扣税款；善意取得虚开的专用发票而抵扣税款；因计算错误导致不缴或者少缴税款等行为，都不能将其纳入偷税范围。在认定纳税人或扣缴义务人的行为是否为偷税时，必须要有证据证明其主观上具有偷税的故意。

一、寻踪觅迹

二OO六年六月初，建湖县国税稽查局对建湖县热喷涂原料有限公局等五户连续亏损企业进行解剖检查。

检查人员接到检查任务后，首先进行案头审核。建湖县热喷涂原料有限公司2002年2月成立，同年6月投入生产，并认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法宝代表人李XX，有过多年的财务工作经历。财务负责人是李XX的侄女，会计专科学校会计专业毕业，从事会计工作3年。该公司生产金属表层防锈、美观用的热喷图原料，主要用于金属网格、护拦隔栏、交通标志等，属于专利产品，销售地主要在本县及周边地区，一期工程建有3条生产线，年满负荷可生产产品1500吨。产值2500万元。2002年当年实现销售收入313万元，增值税税负4.2%，无盈利。2003年实现销售收入581万元，增值税税负4.1%亏损3.53万元。2004年实现销售收入860万元，增值税税负3.9%，亏损12.81万元。2005年实现销售收入872万元，增值税税负3.7%，亏损28.42万元。投入产出率除2002年96.5%以外，其它3年均在93%左右。该企业2002年至2004年都经过县局组织的所得税汇算，未发现有重大的偷税逃税行为。

根据征管资料提供的信息，检查人员进行了认真分析。一是从销售渠道看，企业的销售对象基本都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每一笔货物的销售都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申报的总销售额与财务报表一致。但是企业的销售对象所生产的产品属最终产品，一般直接面向消费者或用于属营业税征管范围的道路交通工程。因此，增值税链条在最后环节容易出现裂痕，有不开票收入不记账的可能。二是根据一般经验，专利产品一般具有较高的附加值，增值税税负在5%以上，而该企业税负从开始的4.2%逐年下降，而产量、销售、亏损却在逐年增加，在这种情奖品下2003年企业还购买了一辆客货车，2004年购买了一辆小汽车，有偷税的嫌疑。三是购进的各种化工原材料质量要求高，进货渠道都是国有大中型企业，虚开、多开进项发票的可能性较小。四是该企业经过三年的所得税汇算检查，企业负责人又具有多年与税务人员打交道的经历，有一定的反检查能力，普通的就账查账的检查方法预计很难见效。

鉴于上述分析，检查人员决定因素把检查的重点放在“收入”上，而切入点则从“产品”入手。

二、山重水复

一、刑法中认定偷税罪存在的问题

刑法在第201条第1款就有关偷税罪的认定和处罚作出了规定：“纳税人采取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的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10％以上不满30％并且偷税数额在1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的，或者因偷税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偷税数额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30％以上并且偷税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偷税数额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这一规定表明，偷税罪，是指纳税人或扣缴义务人采取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的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或者已扣、已收税款，偷税数额较大或者情节严重的行为。

构成偷税罪，除了必须具备偷税罪的四个犯罪构成要件外，还必须具备数额和情节方面的要件。这里的数额和情节要件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数额+比例”；一个是“次数”。所谓“数额+比例”标准，是指以偷税的数额及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比例作为定罪的标准，这是刑法中唯一采取此类标准的罪名。所谓“次数”标准，即行为人偷税前受过行政处罚的次数作为其构成犯罪的一个重要情节标准。采取这样的认定标准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就“数额+比例”标准而言，一方面，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比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行为人主观恶性程度的大小；另一方面，偷税数额的多少可以实际反映了行为人在客观上给国家税收造成损失的程度。所以，采取“数额+比例”的双重标准，就可以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将偷税罪的犯罪结果量化，以衡量其社会危害性的大小，符合了主客观相一致的刑法原则。就“次数”标准而言，由于偷税人屡罚屡犯，主观恶性较大，社会危害性也比较大，也应当追究其法律责任。因此，“次数”标准主要考查的是行为人主观上恶性程度，体现的是一种主观情节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补充偏重于客观方面的“数额+比例”标准的不足，以防止行为人钻法律空子，规避刑法的有关规定，还有利于强化一般预防效果。偷税罪立法较以往有了很大进步，更加具体、完备，但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经济状况，认定偷税罪的“数额＋比例”、“次数”两个标准，在实际操作方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1、有关“下限”和“上限”的规定缺乏严密性，不利于司法实践中合理准确地操作。在偷税罪中，刑法对于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百分之三十以上且数额在十万元以下的偷税行为；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百分之十以上百分之三十以下且偷税数额十万元以上的偷税行为，都没有作出明文的规定。试想，如果在司法实践中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被告人应纳税额十五万元，实纳税额六万元，采取偷税手段偷税九万元，其偷税数额在一万元至十万元之间，但偷税的比例却是60%，超出30%。又如，被告人应纳税额一百万元实纳税额七十五万元，采取以上偷税手段偷税二十五万元。其偷税数额属于第二个量刑档次，但偷税的比例25%却属于第一个量刑档次规定。这二种情况新刑法条文都无法加以认定。因此，这种情况得不到合理解决，在司法实践中容易造成混乱。对上述行为不加以处罚，也会出现不公平的现象，即在偷税达到一万元至十万元的前提下，如果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比例在百分之十以上百分之三十以下，行为人可能构成犯罪，而如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比例百分之三十以上，行为人反而不构成犯罪；同样，在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比例为百分之十以上百分之三十以下的前提下，如偷税数额为一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行为人构成犯罪，而偷税数额在十万元以上却反而不构成犯罪。显然，“数额＋比例”标准貌似合理，实质上却不科学。

2、以偷税比例量罪不公平，违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我国宪法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刑法第四条也规定，“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也就是说，全体公民适用刑法不受民族、性别、职业、地位、财产状况、居住年限的影响，只要是同样的违法行为，都要受到法律同等标准的制裁，任何人都不得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偷税犯罪也是如此，将大额纳税人与小额纳税人区别对待是不公平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包括违法处罚时的平等。同样的违法犯罪行为应受同样的处罚，就犯罪而言，处罚只能因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不同而不同。虽然大额纳税人上缴的税款多，对国家贡献大，但功是功，过是过，功过不能抵消，更不能因此而放宽对大额纳税人的定罪标准。但现实的情形是，一个年纳税一千万元的企业，偷税九十九万元可以无罪，而一个年纳税十万元的企业，偷税一万元就构成犯罪。是偷税比例的指标规定导致了这一不公现象，这对规范社会行为显然是一个极其错误的导向。任何人偷税同属主观故意，按偷税比例来定罪，事实上有利于大额纳税人，客观上违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二、对偷税罪完善的探讨

依法治税是税收工作的基础、灵魂和立足点,并贯穿于组织收入的各个方面及税收工作的全过程,是完成税收任务的核心手段。江西省地方税务局核心工作理念之一便是“坚持把依法治税作为地税工作的灵魂”。本文试着从依法治税与组织收入的角度作一简要探讨,力求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达到良性互动,最终实现加快地税收入增长的目的。

一、面临的现实矛盾

(一)政府税收行为。

由于地方政府履行政府职能的财力不足,在组织收入过程中,采取各种手段,千方百计挖中央税收、保地方财力。在税收问题上,地方本位主义严重,不少地方保护、纵容偷税,造成国家税收大量流失。有些政府急于发展地方经济,体现政绩,违反经济规律,急功近利,以权代法,干预税收工作,揠苗助长,不利于税收的可持续发展。

(二)税收潜规则。

1.税收计划大于法律。虽然近几年,全省各地以计划为导向的考核模式日趋规范,但由于地方财政的支出比较刚性,导致各地税收计划仍然采取基数法,“以支定收”,即按照上年完成量加增量来确定的,而不是根据地方经济实际发展情况下达,两者之间存在较大偏差。由于在实践工作中税收计划的刚性非常强,依法治税的地位会屈从于保任务,导致“寅吃卵粮”,收过头税等行为的发生。

[摘要]我国现行《征管法》根据修订该法律时所能预见的情形，以及结合当时税收执法的实际情况，对偷税进行了界定，并规定了其法律责任，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但是，随着人们法制观念的不断增强，现行《征管法》对偷税主体、偷税手段及其法律责任所做的规定开始显现其弊病和不适应性，必须对其进行全面的改进。

[关键词]偷税；偷税主体；偷税手段；法律责任；《征管法》

对偷税行为的立法，我国现行《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称《征管法》)作了明确界定。第六十三条规定：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或者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扣缴义务人采取前款所列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已扣、已收税款，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首先，这一规定以概念的方式对偷税这一法律行为的共同特征进行了概括和定性。这一概念不但规定了偷税主体的范围为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而且在客观方面概括了这一法律行为的共同特征：一是符合法律所列举的手段，二是因法律所列举的手段造成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结果。其次，规定了偷税这一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不但规定了有关处罚的行政责任，而且还规定了一旦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从我国有关偷税立法的历史来看，这样的立法模式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尤其对偷税客观方面的规定，在立法技术上经历了从列举式到概括式再到列举式这样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过程。立法机关2001年在修订现行《征管法》时对偷税所做的规定，总结了我国建国以来有关偷税的立法经验，根据当时所能预见的情形以及结合当时税收执法的实际情况，对偷税主体、偷税的客观方面、偷税的法律责任进行了界定和规定，为认识和评价这一法律行为提供了一面必要的镜子，同时也为处理和打击偷税行为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据，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但笔者认为，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法制观念的不断增强，尤其人们对偷税行为认识的不断深入，现行《征管法》对偷税所做的规定在新的环境和观念下逐渐显得不适应，必须对其进行全面的改进。否则，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税收执法实践中，必将影响税务机关对偷税行为进行公平合理的处置。对偷税行为的查处与打击一直是税务机关的重点工作之一，但立法的滞后使得对偷税行为的查处成为目前税务机关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因此，有必要在理论上对偷税的立法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一、现行《征管法》中偷税立法之缺陷

「摘要」本文主要从目前立法现状和司法实践操作出发，讨论了认定偷税罪中存在的疑难之处，对偷税罪的定罪标准中存在的立法漏洞导致的定罪量刑不公正、定罪真空、和如何具体确定应用这些定罪标准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并初步提出了改进的意见。

「关键词」偷税定罪标准

从我国刑事立法的发展来看，偷税罪的刑事立法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初始到逐渐完善的发展和演变过程。偷税罪是一个传统的危害税收征管罪罪名，1979年刑法在121条中首次规定了偷税罪，但那时的偷税罪规定的法定刑较轻，量刑幅度单一不能满足市场经济下同各种偷税犯罪斗争的需要。为了弥补刑事立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的不足，适应危害税收征管罪的犯罪态势，全国人大常委会1992年9月4日通过《关于惩治偷税，抗税罪的补充规定》，对原刑法第一百二十一条的内容做了修改和补充，提高了偷税罪法定刑，划分了不同的量刑幅度，增设了罚金刑和处罚单位的条款。1997年新刑法修改时将《补充规定》的内容吸收了进来，本法条加重了对单位犯罪的处罚，除了对单位判处罚金，还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自然人该犯罪的规定予以处罚。

尽管如此，在实践中，司法机关如何根据刑事法律规定的偷税罪的构成特征和数额标准，对行为人是否构成犯罪及罪行轻重做出判断，并以此来决定行为人是否承担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大小，仍然存在不少疑难之处。下面就现行刑法对偷税罪的规定一一分析之。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纳税人采取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帐簿、记账凭证，在帐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的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百分之十以上不满百分之三十并且偷税数额在一万以上不满十万元的，或者因偷税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偷税数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百分之三十以上并且偷税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偷税数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金。扣缴义务人采取前款所列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已扣、已收税款，数额占应缴税额的百分之十以上并且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对多次犯有前两款行为，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数额计算。

从现行刑法二百零一条的规定可以看出，构成偷税罪必须达到一定的数额或者具有一定的情节。也即我国刑法对成立偷税罪严重情节规定了两个标准，达到其中一个标准就构成偷税罪。一个是数额加比例标准，一个是次数标准。但是由于立法不严谨，如何确定此二标准，司法实践操作中存在很大困难。

[摘要]我国刑法第二百零一条修正案从立法理念到立法技术均对1997年刑法中关于偷税罪的规定进行了实质性修改。而且蕴含了巨大创新，必将对我国刑法和税法的理论、立法以及司法和税收执法实践产生深刻影响。因此，建议对其进行全面的归纳和分析，找出可进一步完善之处，这无疑将有助于丰富我国刑法和税法理论，以便改进立法，指导司法和税收执法实践活动。

[关键词]刑法第二百零一条修正案；偷税罪；逃税手段；定罪标准

我国《刑法修正案(七)》由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于2009年2月28日审议通过，并从该日起实施。其中对刑法第二百零一条关于偷税罪的规定修改为：

纳税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或者不申报，逃避缴纳税款数额较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十以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扣缴义务人采取前款所列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已扣、已收税款，数额较大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对多次实施前两款行为，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数额计算。

有第一款行为，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已受行政处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但是，五年内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罚的除外。

一、修正案有关偷税罪的主要修改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