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保人范文10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投保人条款”是开发投保人的新平台；“投保人条款”存在庞大的市场需求基础；如何实现“投保人条款”功能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开发”投保人，给人的理解似乎就是展业、陌生拜访、发现潜在客户等意思、什么是“投保人条款”、投保人条款是指保险合同中约定投保人与保险人、一定条件下可以上升到促进业务发展的首要利用平台、以投保人为保障对象、将投保人的保险地位提升至被保险人的地位、以投保人为被保险人生存的受益对象、从消费心理及我国国情分析、从签订保险合同的主动权归属上分析、从保单关系构成及经济能力上分析，投保人占有绝对的优势、条款设立、条款宣传、条款实施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在我国寿险市场，体现保险意识程度并真正决定投保与否的主体，经常是具有支付保险费经济能力的投保人。目前，支付保险费的投保人（不含投保人、被保险人同属一人情形，下同），除了被指定为受益人（这主动权也在被保险人手中）和在分红保单中享有红利分配权外，大多数保险条款并未体现更多对于他们的经济利益和保障空间。过于专注于被保险人保障，而对投保人缺失充分利益引导和利益诱惑，是保险业在非投资型险种上长期的忽视行为。本文尝试论述针对投保人，设立新颖的“投保人条款”，是否会开发他们的投保意欲空间，从而对寿险市场形成崭新的良性刺激。

〔关键词〕投保人；条款；市场

“开发”投保人，给人的理解似乎就是展业、陌生拜访、发现潜在客户等意思。笔者在此论述的，不是指这些微观的具体业务拓展含义，而是想探讨如何在整体市场意识和利益引导上拓展投保人的宏观投保空间，刺激其整体的投保欲望。而尝试在“投保人条款”上做文章，是本文论述的中心。

下面是笔者的一己之见，旨在抛砖引玉。

一、“投保人条款”是开发投保人的新平台

[内容摘要]保险欺诈行为实施者可以是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保险公司和保险中介人，从保险公司的角度而言，应该致力于防止和减少投保人的欺诈行为，因而了解投保人欺诈的常用手段和其他国家针对这种欺诈的应对措施有现实意义。本文介绍了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保险欺诈的表现和保险公司对付这些欺诈的策略，并介绍了美国对付保险欺诈的情况，希望能对我国保险业发展有所作用。

在我国，随着保险业的快速发展，保险业务范围的日益扩大，保险欺诈正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在1980年代末期，诈骗犯罪中涉及保险欺诈仅占2%左右；到1992年这个比例上升到4.5%；1994年的比例为6%；到2000年这类案件的比例更是上升到9.1%。保险欺诈行为不仅是保险业健康发展的主要障碍,而且已经成为保险人最重要的经营风险之一。

1992年2月,在蒙特利尔大学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对保险欺诈进行了这样的定义:“保险欺诈是一个故意利用保险合约谋取利益的行动,这一行动基于被保险方的不正当的目的”。通俗的说,保险欺诈是指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以骗取保险金为目的,以虚构保险标的、编造保险事故或夸大损失程度、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等手段,致使保险人陷于错误认识而向其支付保险金的行为。

投保人、被保险人及受益人在保险合同中的利益常常是一致的，因而他们的欺诈行为也极为相似，本文将三者作为一个利益整体来讨论。并且在财产保险中，保险合同要求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所以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受益人实际上是同一个主体，区分三者的欺诈行为并无实际意义。

一、投保人、被保险人及受益人的欺诈行为表现

（一）订立合同时的欺诈行为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从现实情况看，近年来地震、洪水及飓风等巨灾造成的经济损失呈现递增的趋势（MunichReGroup,2005)。各国也设计了不同应对巨灾的风险分散制度，其中保险扮演主要角色，如美国的NFIP。但通过对这些分散机制的研究发现，投保人参保率较低，效果并未达到预期。GovernmentAccountingOffice(GAO)（1983）表明，美国家庭并未对其财产购买足够的保险，强制保险的做法也不尽如人意。巨灾保险需求方面逐渐引起学者的重视。目前巨灾保险需求理论研究均在期望效用或非期望效用理论模型中，而实证研究受限于数据并不多见，因此常常借助行为经济学的方法通过实验的方式测定消费者的风险偏好（RadoslavS.Raykov,2011）。除实验外，还有两种实证研究方法，一是进行调研，二是利用真实保单数据。通过住户调研，研究者发现投保人的风险偏好、家庭收入、是否经历过巨灾、保险价格、对政府救济的期望、受教育水平以及在该地区居住的时间都对巨灾保险的需求产生了影响。（Palm1995:PynnandLjung1999;Blanchard-Boehmetal.2001）。实验的方法发现，对灾害发生概率的预见性、财富水平、前期曾遭受的损失等会影响消费的巨灾保险购买行为（McClellandetal.1993;Gandertonetal.2000）。更进一步的实验发现，消费者往往具有乐观精神，认为巨灾不会发生在自己的头上（CamererandKunreuther1989），但经历过巨灾后又往往夸大下一次巨灾发生的概率（TverskyandKahneman1973)）。实证研究详细讨论了影响巨灾保险需求的因素，在研究消费者购买保险的动机时，博弈论方法得到运用。博弈行为多由于信息不对称出现在投保人和保险人之间，如对道德风险和逆选择的研究（Akerlof(1970);RotschildandStiglitz(1976);Shavell(1979);Wilson(1977)）。而Ibragimov,Ja_eeandWalden(2009)的研究扩展到了投保人之间的博弈行为，尤其是在巨灾保险中，由于损失发生的系统性，投保人均遭受损失，而保险人的赔付是有限的，投保人之间必须博弈，选择最优策略。本文即构造消费者之间的非合作有限博弈，根据纳什均衡的存在性和唯一性发现巨灾保险需求曲线的特征，进一步讨论巨灾保险失灵及均衡的情形。贝尔曼方程是应用最优化原理和嵌入原理可推导出动态规划的基本方程，利用这一工具，可以动态分析巨灾保险的需求特征,客服静态分析的不足。

二、贝尔曼方程假设条件与形式

假定一家庭为自己所拥有的房屋投保，其房屋价值为M，房屋受巨灾损失的概率为q。投保人遭受巨灾损失时，只面临全损的情况。为简化分析，市场不存在逆选择，那么保险设计产品时不存在免赔额。保费缴纳方式为事前缴纳，保费为公平保费，不含附加保费。保费为p，计算公式为p=qM/(1+r)，r是无风险利率。假定投保人可以自主选择保额，保额与他财产的比例为k，0<k<1。巨灾保险的系统赔付使得保险人有破产导致拒赔的概率，假定这个概率为ξ。那么投保人在巨灾后得到赔款的概率即为1-ξ。投保人需要在其活的期限内最大化其效用，而非只在单一事件最大化其效用，则其选择的约束为：效用函数U(•)是增函数，为凹的，ct是t时期的消费，wt是t时期的财富，β是折扣系数。St是投保者的储蓄，当投保这需要借贷时St为负的。△t+1是一个二元随机变量，1表示当保险人违约,其分布假定为Bernoulli分布，均值为ξ，方差为ξ(1-ξ)。类似的，yt+1为一个二元随机变量，1表示投保人遭受损失，分布为Bernoulli分布，均值为q，方差为q(1-q)；S表示投保人面临的流动性约束，若S=0，表示投保人无法借贷；若S=-∞，表示投保人没有借贷限制，可以借任意数量。在上述假设下，投保人的行为是选择保额以满足自己的贝尔曼方程（BellmanEquation）：解的充分条件为：（1)使用上述条件,可以发现巨灾保险投保人的需求特征,并进一步讨论流动性约束和保险人的违约概率对投保人需求的影响。

三、模型主要结论

当投保人没有流动性约束，且保险人不会发生违约时，根据传统的保险需求理论，投保人最优保险为全额保险。在巨灾保险中，若不考虑灾害发生时的系统性损失和巨灾公平费率的较高的特点，巨灾保险和其他一般财产保险没有很大的区别。在本章的模型中，可以用以下结论表示这点：结论1：若S=-∞，且△t+1=0，一个理性的投保人会选择全额保险，即k=1。证明：如果投保人没有流动性约束，且保险人不会违约，（1）式即变为：(2)因为kt=1，则ωt+1=(1+r)(ωt-ct-p)+M，概率为1。上式可以转换为V,(ωt+1)Et[(-(1+r)p+yt+1M)]=0。费率采用公平费率，则Et(yt+1)=q，且p=qM/(1+r)。则满足必要条件。也就是说，kt=1是（2）式的一个解。对于效用函数U(•)是凹的，假定ct不变，或者说对于任意的ct，U(•)的性质保证了G(ct,kt)关于kt是降的，即。也就是说，k=1是唯一的解。无论是静态分析还是分析都会得到这个结论，这也是保险需求的基本模型与逻辑出发点。随着条件的放松，结论也会发生变化。我们放松一个条件，假定投保人面临流动性约束，但保险人不存在违约风险，这时投保人会选择不足额保险。结论2：若投保人借贷不再是自由，保险人无违约风险，则投保人在公平保费的情况下选择不足额投保。证明：存在流动性约束意味着λt>0，若保险人不存在违约风险，（1）式变化为：(3)通过结论1，我们可以得到G(ct,1)=0-λtp<0，又G(Ct,kt)是kt的减函数。既然G(Ct,kt)在kt=1处导数是负的且关于kt递减，则满足（3）式的kt必然有kt<1。这个结论的经济学意义在于，若投保人面临着流动性约束时，其购买公平保费计算的巨灾保险是不足额保险。当流动性约束非常大时，投保人可能会放弃购买巨灾保险。这个结论也对政府干预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巨灾保险的公平保费较高，投保人对巨灾保险的购买会对其他消费行为产出负的影响，而流动性约束则体现为投保人不会主动去以借贷的形式购买巨灾保险。但政府可以通过财政补贴降低投保人的流动性约束，从而扩大投保人的风险覆盖面，提高巨灾保险需求。进一步放松条件，若保险人出现违约情况，投保人会考虑得不到赔偿的可能性及保费支出是纯消费，此时投保人会选择部分保险，即不足额投保。具体描述见结论3：结论3：投保人无流动性约束，保险人违约概率的为正，则投保人会选择部分保险，即不足额投保，也就是kt<1。证明：投保人没有流动性约束及保险人可能会出现违约的情况，意味着（1）式变化为：考虑到及。与结论2同样的原因，可以发现满足方程的最优kt<1。

一、如何判定存在欺骗的主观故意

由于故意只是一种主观的心理状态,往往无法证明,因此在认定过程中可以通过举证责任的分配进行解决。基于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原则,只要特定的欺骗行为客观存在,而销售者自己无法证明其在主观上不存在故意,那么基于实际发生的欺骗行为,可以认定其在主观上存在欺骗的故意。

二、如何判定存在欺骗的行为

1.欺骗行为的含义

一般意义上,欺骗行为可以表现为作为与不作为两种形式,即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两个方面。由于《保险法》中将该种分类进行了细化,并单独将“对投保人隐瞒与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情况”作为禁止行为进行了独立规定,则此处欺骗的含义仅包括以积极的作为方式所进行的欺骗行为,例如虚构信息进行不实的陈述或宣传。

2.欺骗行为应发生于保险业务活动中

[内容摘要]保险欺诈行为实施者可以是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保险公司和保险中介人，从保险公司的角度而言，应该致力于防止和减少投保人的欺诈行为，因而了解投保人欺诈的常用手段和其他国家针对这种欺诈的应对措施有现实意义。本文介绍了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保险欺诈的表现和保险公司对付这些欺诈的策略，并介绍了美国对付保险欺诈的情况，希望能对我国保险业发展有所作用。

在我国，随着保险业的快速发展，保险业务范围的日益扩大，保险欺诈正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在1980年代末期，诈骗犯罪中涉及保险欺诈仅占2%左右；到1992年这个比例上升到4.5%；1994年的比例为6%；到2000年这类案件的比例更是上升到9.1%。保险欺诈行为不仅是保险业健康发展的主要障碍,而且已经成为保险人最重要的经营风险之一。

1992年2月,在蒙特利尔大学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对保险欺诈进行了这样的定义:“保险欺诈是一个故意利用保险合约谋取利益的行动,这一行动基于被保险方的不正当的目的”。通俗的说,保险欺诈是指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以骗取保险金为目的,以虚构保险标的、编造保险事故或夸大损失程度、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等手段,致使保险人陷于错误认识而向其支付保险金的行为。

投保人、被保险人及受益人在保险合同中的利益常常是一致的，因而他们的欺诈行为也极为相似，本文将三者作为一个利益整体来讨论。并且在财产保险中，保险合同要求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所以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受益人实际上是同一个主体，区分三者的欺诈行为并无实际意义。

一、投保人、被保险人及受益人的欺诈行为表现

（一）订立合同时的欺诈行为

摘要：保险合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保险合同的有效订立是保险合同关系产生的前提。针对我国保险法理论与实践中对保险合同中关于成立和生效的问题颇多争议，本文就保险合同的概念、特点、成立、生效本身的内涵进行了澄清，确定保险合同成立和生效各自不同的要件、特点；另一方面对涉及到与保险合同有效订立容易产生争议的保险利益原则、保险单签发、保险费的交纳等实际问题和保险合同有效订立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保险合同合同成立合同生效保险单保险利益

长久以来，我国保险法理论与实践中对保险合同成立和生效的问题争议颇多，作为寿险公司的一名员工，几乎每天都要和保险合同打交道，数年的工作经验告诉我，判断合同是否成立，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还具有实际意义。

保险合同是保险人（保险公司）和投保人（公民、法人）之间关于承担风险的一种民事协议。根据此协议来明确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即由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期限届满如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时，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

保险合同的成立要符合民事法律行为的要件和合同成立要件，保险合同的有效订立是保险合同关系产生的前提，没有有效的保险合同就谈不上保险业务的开展。保险合同有效订立问题关系重大，只有保险合同有效订立之后，才能实现保险合同的目地和意义。保险合同的有效订立，即意味着订立的保险合同对双方当事人产生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必须严格履行保险合同，否则除法定例外以外，必须承担违约责任。因而，保险合同的有效订立事实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双方商定了保险合同的条款，即保险合同已经成立；二是保险合同对双方发生法律约束力，即保险合同生效。

但是在我国保险法理论与实践中，对保险合同的成立与生效问题争议颇多，一方面是合同的成立与生效本身内涵有待澄清，另一方面则是涉及到构成二者的要件问题多与保险费交纳、保险单签发等实际问题密切相关，尤其是在保险实务中往往因立法的技术问题而使标准难于统一，造成许多赔付的纠纷。鉴于此，我觉得有必要就和保险合同有关的几个问题作以下简要的探讨：

1投保与理赔博弈模型

1.1模型简介

在模型建立之初,为了分析的精确和方便,我们需要建立几个假定条件:

1.1.1假设投保人和保险人都是理性的，并且不考虑信息不对称问题，如逆向选择问题；

1.1.2假设被保险人发生事故后，必定向保险人索赔，而保险人必须照约定金额赔偿给被保险人；

1.1.3每个投保人都有一个可接受承担损失的上限。投保人不投保,心理会产生负担,假设这个负担会给他造成的损失，该损失为这个投保人的可接受承担损失的上限，并且保险人知道，只要投保人投保，他就是不愿承担这个损失，即保险人事先大概知道投保人的风险意识。简单起见，假设这个上限跟投保人的风险意识成反比，与损失额度成正比，并且投保人的风险意识保持不变；

论文关键词：投保理赔完美信息博弈

论文摘要：博弈论与保险业有着密切关系。本文试图用博弈论的知识,建立一个关于投保与理赔的博弈模型,来解释保险人与投保人间的博弈现象。最后，对模型进行了改进。

1前言

当今社会上，许多人在解决了吃穿住行的基本问题之后，开始为自己的未来着想。随着保险市场规模继续扩大和观念的改变，人们的保险意识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不同的险种进行投保。对于保险公司来说，投保人数越多，出险的机会就越大，同时，也要承受更多的被保险人的逆向选择的风险。所以保险人在选择承包之前，先对投保人进行审核，如果投保人事故发生可能性超出了一定范围，保险人将拒绝承包。那么，当投保人出险的概率是多少时，保险人才会承保呢，保险人应该怎么规定限额，使得投保人投保之后，依然选择尽可能地避免损失发生。本文从博弈论知识出发,建立一个投保与理赔博弈模型,来找出上述所说的概率。

2投保与理赔博弈模型

2.1模型简介

保险费，简称保费，是投保人为换取保险人承担危险赔偿责任的对价。交纳保险费是投保人的一项基本义务，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保险合同要求合同双方提供“对价”，保险费就是投保人向保险人所支付的对价，用以交换保险人在保险期间承担保险合同所规定的风险，即赔偿或给付保险金。在保险合同中保险人承诺：当承保风险造成损失时补偿被保险人或将保险收益支付给受益人，保险费就是保险人为履行此项承诺向投保人收取的价金。

保险费作为投保人向保险人支付的对价，投保人支付或承诺支付保险费是保险合同生效的必要条件，而有关保险费的约定是保险合同的必要条款。在人身保险合同中，首期保费的支付往往是保险合同生效的前提条件。

我们知道：一个消费者必须为他所购买的商品或服务支付或承诺支付价金，才有取得该商品或享有该服务的权利，商业保险也不例外。假如投保人既不支付保费也不承诺支付保费，他就很难证实存在可以使保险人履行赔付承保损失承诺的合同约定，假如保险合同规定保费分期支付，并把按期支付保费作为保险人履行赔付义务的条件，则投保人必须履行按期支付到期保费的义务，保险合同才能继续有效。保险人保单项下的赔付责任取决于投保人是否已经支付了到期保费。

在一般合同法中，合同一方不履行对价，另一方可以诉讼请求履行，甚至请求损害赔偿。而对于保险来说，我国保险法虽然规定“投保人按照约定交付保险费”，但是，投保人不交纳保费，尽管构成违约，保险人一般却不诉诸法律请求履行对价这其中自有其原因。另外，保险费应该由谁支付，由谁受领，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支付才会产生法律上的债的清偿的效果，以及投保人怠于交付保险费的法律后果是什么，这些新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入的探究。

一、保险费交付的受领人及义务人

（一）保险费交付的受领人

摘要：《保险法》规定人身保险合同的受益人由被保险人或投保人指定，投保人指定和变更受益人须征得被保险人同意，被保险人指定和变更受益人则不受投保人制约。出于防范道德风险的需要对投保人指定和变更受益人进行限制是合理而必要的。被保险人对受益人不受限制地指定和变更权不利于保护投保人的利益；应对《保险法》的有关规定进行适当调整；受益人的指定和变更权应只能由投保人在征得被保险人同意后行使；被保险人只应享有对合同的同意权及对这种同意的撤销权；被保险人撤销同意的，按投保人解除合同处理。

关键词：人身保险合同，受益人指定与变更，道德风险防范，合同的同意权和撤销权

人身保险合同中的受益人是指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当保险事故发生时，对保险金享有请求权的人。根据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生存与否，人身保险合同的保险金给付可分为生存保险金给付和身故保险金给付。由于我国各保险公司现行险种的条款中均规定，被保险人生存条件下的保险金受益人只能是被保险人本人，并拒绝受理其他指定和变更。因此，保险实务中的受益人一般意义上仅是指身故保险金受益人。

《保险法》第61条规定：“人身保险的受益人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投保人指定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第63条规定：“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可以变更受益人并书面通知保险人；投保人变更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上述规定中关于投保人指定和变更受益人的规定，对于防范保险活动中的道德风险，保护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无疑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但该条的规定中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缺陷。

就人身保险合同而言，投保人和保险人作为合同的双方，是合同的当事人，而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则是合同中的关系人。作为合同的当事人，投保人是指向保险公司提出订立保险合同的请求，并填写投保单，根据保险合同的规定交纳保险费，对被保险人的身体和寿命具有保险利益的人。根据《保险法》的定义，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对于保险标的所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投保人既可以以自己的身体和寿命为保险标的，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也可以在符合保险利益原则的前提下，以他人的身体和寿命为标的，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当投保人以他人的身体和寿命为标的投保时(即投保人和被保险人非同一人)，在身故保险金的受益人问题上，投保人可以有两种动机：一是为自己的利益，以自己为保险金的受益人；二是为他人的利益，以第三人为保险金受益人。诚然，在以他人的寿命和身体为标的投保时，投保人无论是以自己还是以第三人为保险金受益人，都必须征得被保险人的同意。这对于防范保险活动中的道德风险无疑是必要的。然而，与此同时，在《保险法》第61条和第63条中又同时规定，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可以自行指定和变更受益人，并且不受任何的限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并给实务操作埋下了隐患。

首先，从合同法的角度看，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为投保人和保险人，而被保险人在合同中仅是以关系人的身份出现。合同内容的变更，理应由合同的当事人协商一致后进行。投保人在征得被保险人同意前提下的变更受益人权利，从性质上讲，是一种形成权。只需通知保险人即可。而被保险人作为合同的关系人，并不具备当事人这一主体资格。被保险人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如欲对其受益人进行变更，只应通过投保人向保险人提出要求，予以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