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商法典范文10篇

《统一商法典》的示范效应，集中体现在法典所遵循的专项原则。是法典的灵魂。这些原则主要有：灵活性原则，现代化原则，惯例、协议优位原则等。以下分别加以叙述。

第一，灵活性原则。这一原则集中体现在第1—102条（1）开宗明义的规定：“本法应作灵活的解释和适用”，灵活的解释表现为各州可以解释法条；灵活的适用，表现为各州以及当事人对法条的采纳。这种灵活性可以说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这种灵活性还在具体规定中得到了体现。例如，一方面规定本法各条款的效力可以通过当事方的协议加以改变；一方面又规定本法规定的善意、勤勉、合理和注意的义务，不得通过协议加以排除。

再如，《统一商法典》一方面是为了使各州调整商业交易的法律归于统一，为商事交易行为作出总体性规定，另一方面又允许各州对法典作出修改，各州最高法院对法典作灵活解释，并且对体现灵活性法典有意识的留下的空隙，对法律的补充问题，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法典》第1—103条规定：“在本法没有具体条款予以排除的情况下，普通法和衡平法的各项原则，包括商人法和涉及合同能力、本人和人、禁止反悔、欺诈、虚伪说明、胁迫、强制、错误或破产的法律，或其它使合同生效或失效的法律，应作为本法的补充”（注：潘琪译：《美国统一商法典》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0年版，本文所有引文均采此译本。）。

一方面《统一商法典》规定：“本法是一部旨在统一其领域内法律规范的一般法”（第1—104条），整个法典是个有机的统一的整体，甚至法典第1—109条关于标题，明确规定：“本法各条的标题均为本法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又规定了条款的独立性，如果法典的任何条款或其对任何人或任何情况的适用被判决无效，此种无效不应影响本法的其它条款或其适用，除非此种无效必然导致该其它条款或其适用的无效。在此种意义上，本法的各条款是独立的。并且，“如果一项交易同时与本州和他州或它国有合理联系，当事方可以协议，选择本州法律或它州或它国法律作为确定他们权利义务的法律”（第1—105条）。

一方面《统一商法典》明确规定要“使调整商业交易的法律更加简洁”，商业交易行为可以采取灵活的形式，另一方面又作了必要的限制，第2—201条是对货物买卖合同采取形式的限制，第8—319条是对证券交易的限制。第9—203条是对担保协议的限制，第1—206条是对其他动产交易合同形式的限制，这些限制被称为“诈欺法规”。第2—201条规定的合同形式要求，反欺诈法，明确提出价款达到或超过500美元的货物买卖合同，如果缺乏充足的书面材料，合同不得通过诉讼或抗辩强制执行。但是，一项业经商定的书面合同条款，即使有书写疏漏或错误，不因此而失去证明效力，但是只能在不超出此种书面材料所标明的货物数量的范围之内强制执行。在商人之间，如果一方寄出足以对抗另一方的用以确认合同的书面文件，且书面文件在合理时间内由另一方收到，收到方如果未在收到后10天之内以书面形式拒绝其内容，该书面文件在对抗收到方时具有证明效力。其它方面的有效合同，如货物系专门为买方制造，且不适于卖方在正常业务中向他人出售，且卖方在得知对方毁弃合同之前，已经实质上开始其制造活动或已为履行此合同而另外承担了义务，且情况合理地表明货物确系为买方而准备；或者被要求强制执行的一方在法庭上以答辩、作证或其它形式承认已订立买卖合同，此种情况强制执行的程度不得超过该方所承认的货物数量；或者货款已支付且已被接受，或货物已收到且已被接受，此种情况合同只能就有关部分货物进行强制执行。并且第2—202条明确规定，书面文件构成的最终意思表示，不得以任何口头协议加以反驳。第8—319条关于投资证券反欺诈法，规定证券买卖合同只有当存在由被申请强制执行的人或其授权人或经纪人签名的书面材料，足以证明已订立按确定价格或按确定方式计算之价格买卖确定数量的特定证券的买卖合同；或者证券之交付已被接受或价款已获支付，但合同只在此种交付或付款的限度内可强制执行；或者被申请强制执行的人在合理时间内收到了上述足以对抗寄送人的确认证券出售或购买的书面材料，并且他在收到该材料后10日内未能寄送出对其内容予以拒绝的书面答复；或者被申请强制执行人在其诉状或作证中承认或以其它方式在法庭上承认，已订立按确定价格或按确定方式计算之价格买卖确定数量之特定证券的买卖合同。只有符合上述各种情况，方可通过诉讼或抗辩获得强制执行。第9—203条规定，只有受担保方依协议占有担保物，已支付对价，并且债务人对担保物享有权利，担保权益才附着于担保物，并获得对抗债务人和第三人的强制执行。另外第1—206条还规定了法典未另作规定的动产的反欺诈法，该条对价值超过5000美元动产买卖合同，作了限制，规定除了货物买卖合同、证券买卖合同、担保协议，一项动产买卖合同，在救济金额或价值超过5000美元时，如果缺乏书面材料证实，当事方已达成买卖合同，且合同规定了价格或确定价格的方法，且合同规定了可合理辩认的标的，且被要求强制执行的当事方或其授权人已在合同上签名，合同则不可通过诉讼或抗辩予以强制执行。

一方面《统一商法典》适应现代要求，充分肯定了协议的效力，除了大多数场合不以任何方式明示地对协议效力加以改变外，并且通过第1—102（4）的规定进一步给以强化，明确规定法典的某些条款包含有“除非另有协议”或类似词句，但这并不意味着未包含此类词句的其他条款的效力就不可以通过协议加以改变；另一方面，法典又对协议效力作了各种限制，除了第1—102条（3）所作的限制外，第1—105条对当事人选择适用法作了限制，明确规定，“相反之协议，只在所规定之适用法（包括冲突法规范）允许的范围内才有效”。第2—402条对卖方的债权人对已售出之货物的权利，第4—103条对不得通过协议免除银行由于缺乏善意或未能行使正常注意而引起的责任，也不得通过协议限制因此引起的损害赔偿，第6—102条对大宗转让的限制，第8—106条对证券发行人的法律约束，第9—103条对担保权益的法律约束，该条（1）（b）规定：“担保特物中担保权益的完善以及完善或不完善的效力，受主张担保权益为完善或不完善所依据之最后事实发生时担保物所在地的法律约束。并且法典第1—203条关于善意的义务，规定法典”范围内的任何合同或义务，当事方均须以善意作出履行或寻求强制执行“。这一规定一方面赋予了立法、司法极大的灵活性，当法典的条文结合交易实践其根据特定条款规定，无法得到一个符合衡平观念的结果时，或者交易实践一个特定的案件，仲裁或法院处理案件引用善意义务，既可以不损害法典特定条款的规定，又使案件的处理不失公平，因此，人们把善意义务称为”安全阀“。既然是”安全阀“，有灵活性的一面，同时也存在诸多限制。例如，法典第1—205条关于交易过程和行业惯例的规定，当事方之间的交易过程和当事方所从事之行业或贸易中的行业惯例，或当事方知道的或应该知道的行业惯例，使协议条款产生特定含义，并对协议条款起补充或限制作用。

《美国统一商法典》被认为是西方世界最先进的商法，是商法跨入现代商法的时代标志，其现代性表现为美国调整市场交易的法律是内外一体的，是与国际交易规则相对接的。我国对《美国统一商法典》经验的吸取，更多不是具体法律制度、条文和形式，而是把注意力集中于其所体现的现代商法的精神上，这是具有实质意义的。因为我们一旦掌握了商法的现代化精神，就可以在对传统商法精神的整合中处于主动状态，就可以有效地抵制来自传统商法精神的排斥、侵蚀和破坏，主动采取有计划、有步骤地化解措施，借鉴现代商法精神，实现我国商法后来居上的目标。

一、法律移植

对于国外已有的立法成功经验，法律移植不失为一种简捷而有效的借鉴方式。但移植需要技巧，移植不得法，不仅原有的法律制度的特性和优点会消失殆尽，而且可能破坏已有的经济程序，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国际比较法法学会主席克雷波教授关于法律移植论述道：“在某些领域，特别是在人、婚姻、家庭等法律领域，法律规则是基于根本不同的道德宗教价值观念的，在财产法或劳动关系法领域的某些社会价值也是如此。在这两个领域的法律移植，即将具有某种社会价值的法律引入不存在这种价值的其他法律管辖区中，必然是相当困难的。但是，在商务活动领域，并不具有如此根本差别。以至于不同国家的观念就不能交错繁殖。”大多数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立法经验表明，商法是直接调整和规范市场经济的法律，能直接地反映经济生活的需求，符合经济主体的利益。《美国统一商法典》虽为美国法律的产物，更是美国的市场经济和商事交易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联合国的一个法律专家小组在对《统一商法典》进行研究后指出：《统一商法典》作为一个基础可以适用于任何一个市场经济的国家，其第九篇（即担保篇）无疑是当今世界各国中最为现代化、最为合理和最为完整的担保制度。我国尚未制定民法典，法律体系的模式选择亦不明确，因而在商事立法模式上有更大的选择余地。因此，选择以商法为核心的市场经济体系的立法模式，则在立法技术上不必拘泥于民法中基于家庭人身和财产关系形成的各种伦理性原则，而是更直观地反映经济关系的本质属性，使之受之于商法基本原则及调整手段的约束，真正体现市场经济的需求，消除计划经济的残余影响。正如施米托夫所论述：“从实质上看，商法是或者至少应该是有理智的商人们的共识。这个法律部门相对来说不受政治和其他感情方面压力的影响。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商法能够比其他法律能更加从容地面对惊涛骇浪，在瞬息万变的风浪中始终把握其航向的原因。”

二、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结合

《美国统一商法典》是一部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相结合的作品，贯穿着立法者的哲学思想。现实主义注重法律的实用功效，要求法律能解除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强调法律对社会关系的规范作用，以此作为法律的最高目标；理想主义则强调法律自身体系的完备与严谨，制度的周密与无懈可击，以此作为立法的最高要求。《统一商法典》的立法者是现实主义的法学的代表，针对美国普通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结合经济的最新发展，对商事交易进行了极具想象力的创新，实现了简化交易手续、提高交易效率的立法目的。同时，法典的起草人运用了大量的成文法立法技巧，如原则性条款、弹性条款的规定，力求实现法律的严谨与周密。

长期以来，我国立法的现实色彩比较突出，立法的动机往往来自于经济生活的迫切需要。“法律宜粗不宜细”，“需要一部制定一部”等指导思想都是现实主义在我国的具体体现。这一立法思想对于迅速制定大量解决实际问题的法律有着积极的作用，但过分偏重于现实需要而忽略法律的思想往往影响立法质量。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立法呈现出的体系不协调、法律之间存在诸多冲突等现象大多与此有关。因此，完善我国商事立法，应当重塑法律思想，应当具有全局立法观念，以统一、协调的法律体系调整和规范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各种社会关系，以便于适应复杂多变的经济发展。

[摘要]美国动产担保交易法引领着动产担保立法的世界潮流，其中所蕴含的概念和方法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作为动产担保法制改革的基础。我国物权立法中如何对待美国动产担保交易法的立法经验是我们目前应予面对的一大难点。本文从美国动产担保交易法的制度特色着眼，参照他国的继受经验，提出了我国动产担保物权立法的应有态度。

[关键词]动产担保美国统一商法典物权法定主义

美国动产担保交易法（美国统一商法典第九编）被广泛认同为美国统一商法典各部分中最具革命性和最成功的一编。在其公布半个多世纪后，其发起者仍认为其“在功能和概念上是最全面、最彻底的”。“美国统一商法典第九编中所包含的动产担保交易制度的概念和方法已被越来越多的改革家作为美国之外的国家的动产担保法现代化的基础。其中一些概念已影响到国际动产担保领域的发展。”我国物权立法紧锣密鼓，急于功成，相关国际组织也提出了依美国动产担保交易法的模式改革我国动产担保物权立法的建议。本文不揣浅薄，就我国物权法中如何对待美国动产担保交易法的立法经验一陈管见，以求教于同仁。

一、美国动产担保交易法的演进

“直到19世纪初期，美国法律制度中的担保方式仅为两种：不动产按揭与动产质押。”质押在美国也是最古老、最简单的动产担保制度。由于移转占有的动产质押妨害了标的物的利用，有悖于充分发挥资源效率的经济原则，19世纪20年代之后，美国普通法上开始发展起动产按揭，许多州的成文法使之合法化。其后，随着商事实践的发展，又出现了附条件买卖（ConditionalSale）、信托收据（Trustreceipt）、贷款人的留置权（Factor''''slien）、应收账款的让与（Assignmentofaccount）等多种动产担保形式。

在美国，包括动产担保交易在内的商事立法权主要属于各州，各州间不甚协调的商法成为阻碍美国经济发展的一大法律障碍。为了顺应经济、商贸发展的需要，美国工商界早有统一各州商法的呼声，及至19世纪末形成强大的统一商法运动。美国统一州法委员会和美国法学会共同成立了统一商法典起草委员会，由卡尔·卢埃林（KarlLewellyn）教授任总报告人。其中第九编（动产担保交易法）由格兰特·吉尔摩（GrantGilmore）教授为报告人。在起草第九编时，主要起草人格兰特·吉尔摩和阿利森·邓纳姆（AllisonDunham）竭力摒弃传统动产担保交易制度的历史的、概念化的分类方法并导入功能方法（functionalapproach）。因此，该编原来的设计不是分别修订和完善动产按揭法、附条件买卖法等特别法，而是草拟一系列的特别法以各别调整主要的融资类型，如商用机械、消费品、农产品、存货和应收账款、无体财产。随着其工作的进展，他们发现：这些各别融资交易间共通之处超过了相异之点。于是他们决定起草统一的法典以涵盖所有的动产担保交易形态，其中并对各别融资交易的特殊内容作出特别规定。

「内容提要」合同风险制度是合同法的中心问题之一。买卖合同中的风险分配问题，在买卖法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文章力图通过讨论物权变动模式与买卖合同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之间的关系，揭示物权变动模式对此类风险的转移或分配立法设计的影响。论文结合大陆法系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事立法上有代表性的三种物权变动模式：即债权意思主义模式、物权形式主义模式、债权形式主义模式，以及英美法系买卖合同标的物所有权移转的规则，分别考察了将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与标的物所有权归属相关联的立法例以及将动产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与标的物所有权的归属相脱离，从而使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的转换与标的物所有权的移转相分离的立法例。并以此为认识前提，阐释了我国民事立法上的相关规定。

「关键词」风险/风险负担/物权变动模式

一、引论：买卖合同中需要分配的风险

风险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常被人们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注：在经济学上，所谓风险是指某种不利事件或损失发生的概率及其后果的函数。换言之，即指人们因对未来行为的决策及客观条件的不确定性而可能引起的后果与预定目标发生多种偏离的综合。）在合同法上，广义的风险是指各种非正常的损失，它既包括可归责于合同一方或双方当事人的事由所导致的损失，又包括不可归责于合同双方当事人的事由所导致的损失；狭义的风险仅指因不可归责于合同双方当事人的事由所带来的非正常损失。

合同风险制度是合同法的中心问题之一。买卖合同中的风险分配问题，在买卖法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以至于有的学者认为：“买卖法的目的就在于把基于合同关系所产生的各种损失的风险在当事人之间适当分配。”（注：冯大同：《国际货物买卖法》，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3年版，第132页。）各个国家和地区对不同类型的风险，设计或承认了不同的分配策略。比如对于可归责于买卖合同一方或双方当事人的事由所导致的风险，一般经由违约责任制度来进行风险的分配，而对于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事由所导致的风险，又根据风险对于债务人债务的影响程度，将此类风险进一步区分为导致债务履行困难的风险和导致债务无法履行的风险，其中前一类风险，无论是交付标的物的债务还是支付价金的债务，都有发生的可能，而后一类风险，则只有非支付价金的债务方可发生。对于前一类风险，归属于大陆法系或在此问题上受大陆法系法律传统影响的国家和地区，一般运用情事变更原则，进行风险的分配；归属于英美法系或在此问题上受英美法系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则动用“合同落空”制度进行风险的分配。对于后一类风险，归属于大陆法系或在此问题上受大陆法系法律传统影响的国家和地区，一般运用风险负担规则来进行风险的分配；归属于英美法系或在此问题上受英美法系影响的国家和地区，仍然动用“合同落空”制度来进行风险的分配。

本文力图通过讨论物权变动模式与买卖合同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之间的关系，揭示物权变动模式对此类风险的转移或分配立法设计的影响。

「提要」文章就“民商法”等对商法、民法关系不科学的流行表述，从法的渊源、惯例的地位、法典崇拜、法官的作用、法的确定性与灵活性、提高立法质量等方面，以科学发展观剖析了商法、民法的关系。

「关键词」商法；民法；科学；发展

我们讨论商法、民法的关系，目的在于探讨如何正确处理商法、民法之间的关系，其实质是在商法领域如何树立科学发展观，在民法领域如何树立科学发展观的问题。为此，我想谈以下几点认识。

1.商法、民法的关系问题，似乎只存在于大陆法系某些国家，其他法系，特别是英美法系，由于不存在民法的概念，显然也不存在商法、民法的关系问题。

2.大陆法系商法与民法的关系，集中到一点，就是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法典的明确规定，如《法国民法典》第四条、第五条的规定，《日本商法典》第一条的规定：“本法无规定的……适用民法”，表明民法是一般法，商法是特别法。第二，是学者的观点，如法国的一些学者认为，商法是关于一定商行为的特别法；德国的一些学者认为商法是适用于商人的特别私法；日本的一些学者认为商法是关于商事的特别法。第三，是商法规范的性质，被认为是民法的特殊、补充、替代或变更规范。这种关系的根源在于，民法是对简单商品所有者一切本质法律关系所作的规定.

3.科学发展观其要义，一是要符合客观规律；二是符合目的“仅合规律不合目的，或仅合目的不合规律，都必然导致社会的停滞甚至倒退。”规律即追求真理的过程；目的就是以人为本，即实现价值的过程。通俗而明确的表述，科学发展观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提要」文章就“民商法”等对商法、民法关系不科学的流行表述，从法的渊源、惯例的地位、法典崇拜、法官的作用、法的确定性与灵活性、提高立法质量等方面，以科学发展观剖析了商法、民法的关系。

「关键词」商法；民法；科学；发展

我们讨论商法、民法的关系，目的在于探讨如何正确处理商法、民法之间的关系，其实质是在商法领域如何树立科学发展观，在民法领域如何树立科学发展观的问题。为此，我想谈以下几点认识。

1.商法、民法的关系问题，似乎只存在于大陆法系某些国家，其他法系，特别是英美法系，由于不存在民法的概念，显然也不存在商法、民法的关系问题。

2.大陆法系商法与民法的关系，集中到一点，就是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法典的明确规定，如《法国民法典》第四条、第五条的规定，《日本商法典》第一条的规定：“本法无规定的……适用民法”，表明民法是一般法，商法是特别法。第二，是学者的观点，如法国的一些学者认为，商法是关于一定商行为的特别法；德国的一些学者认为商法是适用于商人的特别私法；日本的一些学者认为商法是关于商事的特别法。第三，是商法规范的性质，被认为是民法的特殊、补充、替代或变更规范。这种关系的根源在于，民法是对简单商品所有者一切本质法律关系所作的规定.

3.科学发展观其要义，一是要符合客观规律；二是符合目的“仅合规律不合目的，或仅合目的不合规律，都必然导致社会的停滞甚至倒退。”规律即追求真理的过程；目的就是以人为本，即实现价值的过程。通俗而明确的表述，科学发展观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内容摘要：信用证已成为国际金融和贸易领域广泛采用的重要支付手段。我国有关信用证的司法案例不断增加。本文介绍了信用证交易中违法例外这一全新的理论观点。文章还结合实际，针对性地分析了欺诈例外的基本条件以及保兑信用证业务中的欺诈问题。

关键词：信用证欺诈例外违法例外保兑信用证美国统一商法典

信用证已成为金融和贸易领域重要的结算支付工具。确保信用证具有快捷、可靠、经济和便利优点的一项重要法律规则便是独立性原则。该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指：不可撤销的信用证(无论商业跟单信用证或备用信用证)应与该信用证据以产生或作为该信用证基础的其它合同、协议和安排相互分离和独立。这种分离和独立的实质是将信用证的开立、兑付及纠纷解决与其它买卖合同、开证合同等基础性或附属性合同的效力、履行及纠纷隔离开来，使信用证能够在相对自我封闭的安全环境中运行。独立性原则还有一项重要功能是将信用证交易有关当事人的职责限定在各自最专长的领域内。例如，从专业分工角度来看，作为贸易双方的商人对买卖的商品十分内行，他们擅长于货物的品质、规格、价格、交货时间地点、包装、装运方式等事项。然而，商人们对信用证付款条件和各种付款单据的审查以及如何实现用本国货币向外国卖方付款等事项则不够熟悉，这些单据和金融事务的处理则是银行的专长。正是由于独立性原则的存在，使得信用证与买卖合同等基础交易隔离开来，并保证银行只负责处理信用证下代表着货物或服务的单据和付款事项，而将基础交易中的货物或服务本身的问题留给商人们负责和处理，从而最大限度地体现了信用证交易中的专业分工原则和效率原则。

虽然信用证的独立性非常重要，但独立性原则并非一项无例外的原则。首先，按照美国《统一商法典》有关信用证的第五篇第5—109条和其它国家的判例、司法解释，如果受益人的行为构成了对信用证开证人或开证申请人的严重欺诈(materialfraud)，则开证人可自行决定拒付信用证；或者当开证人不同意拒付时，也可由开证申请人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采取禁令或类似措施阻止信用证的兑付。这一规定和作法实际上允许以基础交易中产生的受益人的严重欺诈去阻止信用证本身的履行，从而突破了将基础交易与信用本身分开和隔离的独立性原则，排除了独立性原则在此种条件下的适用，成为独立性原则适用中的一项例外规定。这种特殊规定和作法被称为信用证独立性的欺诈例外(fraudexception)。除了欺诈例外，本文还将分析介绍一种新的例外，即在某些情况下，因基础交易中的严重违法行为而停止或免除开证人履行其信用证项下的付款义务。这种有别于欺诈例外的第二种例外被称为“违法例外”(illegalityexception)。

一、欺诈例外

1、欺诈例外的基本条件

内容摘要：信用证已成为国际金融和贸易领域广泛采用的重要支付手段。我国有关信用证的司法案例不断增加。本文介绍了信用证交易中违法例外这一全新的理论观点。文章还结合实际，针对性地分析了欺诈例外的基本条件以及保兑信用证业务中的欺诈问题。

关键词：信用证欺诈例外违法例外保兑信用证美国统一商法典

信用证已成为金融和贸易领域重要的结算支付工具。确保信用证具有快捷、可靠、经济和便利优点的一项重要法律规则便是独立性原则。该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指：不可撤销的信用证(无论商业跟单信用证或备用信用证)应与该信用证据以产生或作为该信用证基础的其它合同、协议和安排相互分离和独立。这种分离和独立的实质是将信用证的开立、兑付及纠纷解决与其它买卖合同、开证合同等基础性或附属性合同的效力、履行及纠纷隔离开来，使信用证能够在相对自我封闭的安全环境中运行。独立性原则还有一项重要功能是将信用证交易有关当事人的职责限定在各自最专长的领域内。例如，从专业分工角度来看，作为贸易双方的商人对买卖的商品十分内行，他们擅长于货物的品质、规格、价格、交货时间地点、包装、装运方式等事项。然而，商人们对信用证付款条件和各种付款单据的审查以及如何实现用本国货币向外国卖方付款等事项则不够熟悉，这些单据和金融事务的处理则是银行的专长。正是由于独立性原则的存在，使得信用证与买卖合同等基础交易隔离开来，并保证银行只负责处理信用证下代表着货物或服务的单据和付款事项，而将基础交易中的货物或服务本身的问题留给商人们负责和处理，从而最大限度地体现了信用证交易中的专业分工原则和效率原则。

虽然信用证的独立性非常重要，但独立性原则并非一项无例外的原则。首先，按照美国《统一商法典》有关信用证的第五篇第5—109条和其它国家的判例、司法解释，如果受益人的行为构成了对信用证开证人或开证申请人的严重欺诈(materialfraud)，则开证人可自行决定拒付信用证；或者当开证人不同意拒付时，也可由开证申请人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采取禁令或类似措施阻止信用证的兑付。这一规定和作法实际上允许以基础交易中产生的受益人的严重欺诈去阻止信用证本身的履行，从而突破了将基础交易与信用本身分开和隔离的独立性原则，排除了独立性原则在此种条件下的适用，成为独立性原则适用中的一项例外规定。这种特殊规定和作法被称为信用证独立性的欺诈例外(fraudexception)。除了欺诈例外，本文还将分析介绍一种新的例外，即在某些情况下，因基础交易中的严重违法行为而停止或免除开证人履行其信用证项下的付款义务。这种有别于欺诈例外的第二种例外被称为“违法例外”(illegalityexception)。

一、欺诈例外

1、欺诈例外的基本条件

[论文关键词]历程比较组成部分

[论文摘要]近些年来，关于商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地位的讨论是颇为热烈，在这些讨论中，学者围绕商法与民法、经济法等法律部门的关系展开了颇为详实的论述。而我个人认为在探讨商法的法律地位时仅探讨商法与民法的关系即可，与其它部门法的关系实无探讨之必要。因为经济法是否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的争议过大，故本文对商法法律地位之探讨仅讨论民法与商法的关系。

中国民法典制定的理念和实务准备，使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得到了理论及实务界的普遍赞同。其实，商法能否独立于民法而存在，并不取决于商法已经得到了形式意义上的独立，而在于商法是否足以具备一个独立法律部门的必要特征以及是否有必要存在。

一、商法在我国的发展历程

（一）商法在我国的产生的历史背景

中国古代的历代统治者一直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以农为本，工商为末，商业极不发达，在法律上诸法合体，民刑不分，更无所谓的独立的商事立法。直到近代五口通商以来，海禁大开，洋商蜂拥而入，民族工商业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同时华洋商人诉讼事件也日益增多，由于领事审判权的存在，每有纠纷，洋商即可依其本国法诉诸各该国驻华领事予以裁判，而华商则因无法可依，即使权利受到侵害，只能听凭地方官吏任意裁断，其权益往往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就在“商战”救国舆论方酣之际，满清朝野上下遂齐相呼吁制定商法，以保护国权商利。

[论文关键词]历程比较组成部分

[论文摘要]近些年来，关于商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地位的讨论是颇为热烈，在这些讨论中，学者围绕商法与民法、经济法等法律部门的关系展开了颇为详实的论述。而我个人认为在探讨商法的法律地位时仅探讨商法与民法的关系即可，与其它部门法的关系实无探讨之必要。因为经济法是否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的争议过大，故本文对商法法律地位之探讨仅讨论民法与商法的关系。

中国民法典制定的理念和实务准备，使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得到了理论及实务界的普遍赞同。其实，商法能否独立于民法而存在，并不取决于商法已经得到了形式意义上的独立，而在于商法是否足以具备一个独立法律部门的必要特征以及是否有必要存在。

一、商法在我国的发展历程

（一）商法在我国的产生的历史背景

中国古代的历代统治者一直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以农为本，工商为末，商业极不发达，在法律上诸法合体，民刑不分，更无所谓的独立的商事立法。直到近代五口通商以来，海禁大开，洋商蜂拥而入，民族工商业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同时华洋商人诉讼事件也日益增多，由于领事审判权的存在，每有纠纷，洋商即可依其本国法诉诸各该国驻华领事予以裁判，而华商则因无法可依，即使权利受到侵害，只能听凭地方官吏任意裁断，其权益往往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就在“商战”救国舆论方酣之际，满清朝野上下遂齐相呼吁制定商法，以保护国权商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