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化范文10篇
时间:2024-03-22 08: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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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国际商法统一化研究论文
[内容提要]法律的统一化与协调化是当今国际社会法律发展的大趋势。非洲法律的多样性影响非洲各国之间、非洲国家与其他大陆国家之间贸易的发展,且阻碍非洲经济一体化目标的实现。非洲国家应毫不迟疑地排除不利于经济合作的法律方面的障碍,且应在经济合作的主要领域实现实体法和程序法的统一与协调。在现实中,非洲各国通常采用统一法和示范法进行国际商法的统一与协调。此外,还必须重视比较法的作用。相对而言,非洲国际商法的统一化与协调化应首先在区域内进行,有些事项可在区域内和全球范围内同时进行。截至目前,非洲商法协调组织在非洲国际商法的区域性统一与协调方面成果最显著。可以认为,非洲国际商法的统一化与协调化之路是漫长的,主要任务只能由非洲人自己来完成。
关键词非洲国际商法统一化协调化
经济全球化是当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它在加速推进国际商法的统一化与协调化进程。在此进程中,非洲亦不应被边缘化。
非洲国际商法统一化与协调化的成因
(一)经济全球化是非洲国际商法统一化与协调化的根本原因
正如经济全球化势不可挡一样,法律的统一化与协调化运动是当今国际社会法律发展的一大趋势,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其成因是多方面的,而经济全球化是其根本原因。①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深入发展,各国间的联系和交往日益频繁,跨国民商事关系以前所未有的数量发生,国际经济竞争日益激烈,各国为了吸纳国际资金、技术和人员,无不在改善其国内法律环境,这样就需要各国法律之间互相交流,互相借鉴,这有利于各国法律消除差异,趋向统一;而就整个国际社会而言,要谋求共同发展,保证国际社会正常的经济贸易活动的安全,进一步推动国家经济贸易交往的扩张和深化,则需要制定更多的国际条约来规范国际商事关系,努力建立起反映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国际法律环境。法律的统一化与协调化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破产法统一化方式分析论文
一、条约方式统一跨境破产法的成与败
(一)条约方式统一跨境破产法的历史梳理
作为法律统一化最传统的方式,条约在统一跨境破产法的历史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效果是喜忧参半。
通过条约统一各国跨境破产法的最初形式是双边条约。据考证,早在13、14世纪欧洲大陆就出现了这样的双边条约,①17世纪以后,始于欧洲国家之间的缔结跨境破产双边条约的热潮有遍及全球之势。这些双边条约在两个国家之间就相互承认与协助对方的破产程序达成协议,提高了破产分配的效率。由于双边条约只涉及两国利益与矛盾的协调,处理起来比较简单,也容易发生效力,但是它的适用范围却非常有限。如果一个跨境破产案件涉及两个以上的国家,双边条约显然无能为力,缔结跨境破产多边条约的需求越来越强烈。这种需求首先于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上半叶在美洲和北欧地区得到回应,并取得积极的成果。典型的代表有1889年与1940的《蒙特维地亚条约》、②1928年的《哈瓦那公约》③和1933年的《北欧破产公约》。这些多边条约在特定区域内构建了跨境破产合作框架,对该地区投资与贸易的发展与稳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这种上升之势在欧共体却遭遇阻碍,整个欧洲范围内通过条约方式统一跨境破产法的进程并不乐观。1982年的《欧共体破产公约草案》由于过度倡导破产普及主义的理想化模式,没有得到成员国的接受,最终夭折。1990年欧洲理事会起草的《关于特定国际性破产的欧洲公约》(即《伊斯坦布尔公约》)对1982年草案中单一制与纯粹普及主义进行了修正,建立了主要破产程序与次要程序(secondaryinsolvencyproceedings)相协调的法律制度,但这种现实主义宽松体制的确立也并没有使公约产生效力。④欧盟成立以后,跨境破产区域合作立法被重新提到议事日程。1995年9月12日,15个欧盟缔约国代表在布鲁塞尔通过了欧盟理事会《关于破产程序的公约》,它吸收了《伊斯坦布尔公约》的核心思想,并加强了区域破产合作的可操作性。条约文本终于通过,并进入了为期6个月的签字程序。但是在这关键时刻,由于英国与欧洲委员会(EuropeanInstitutions)之间就疯牛病问题发生农业争端,英国没有在规定的期限内签字,公约最终成为与法律无关的其他因素的牺牲品。⑤内容的进化并没有改变条约的命运。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缔结跨境破产公约的尝试也没有取得成功。作为以统一国际私法为基本目标的专门性国际组织,海牙国际私法协会一直非常关注跨境破产问题,早期各届会议都将其列为重要讨论议题,⑥可见,在全球范围内统一跨境破产法是海牙国际私法协会一直不懈努力的追求。该协会拟定的公约草案内容涉及管辖权、法律适用及外国破产程序的承认与协助等诸方面问题,在实现普及主义目标的过程中,也做出多次立法尝试,在复合破产制与单一破产制之间不断调整,可谓用心良苦。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这些努力成果还没有被任何国家接受,更多的是发挥了对双边及多边条约的影响作用。海牙国际私法协会也意识到破产问题的特殊性与难以协调性,在1904年的第四届会议上提出在破产问题上不去制定一个对参加国都有约束力的公约,而是制定一个示范条约(modeltreaty),以供会议参加国之间缔结有关公约时参考采用[1](P.397-398)。这充分表明在全球范围内以条约方式统一跨境破产法的艰难。
(二)条约方式统一跨境破产法的效果评价及其原因分析
合同法国际统一化影响论文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形成和发展,国际统一合同法对世界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被世界各国所认识,为了适应新形势下世界经济的发展,在合同法国际统一化的影响下,我国对合同法作出了及时的调整和改革,体现出我国合同法向国际统一合同法靠拢的趋势,其表现是多方面的。
[关键词]合同法合同法国际统一化不安抗辩权实际履行原则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的形成和快速推进,合同法多样性的局面日益显示出阻碍各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不利的一面。而现有的国际统一合同法推动各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作用则愈来愈有所加强,并且国际统一合同法的这种积极作用也越来越被世界各国有所认识。因此,各国纷纷加入合同法国际统一化运动之中,我国也不例外,对合同法作出了及时的调整和改革,以适应新形势下世界经济的发展。
所谓合同法国际统一化是指“各国通过采纳或适用统一的示范法或合同法规,或在不影响各国实体法规则的情况下,通过冲突法规则对各国合同法进行协调,以消除合同法律冲突,使各国合同法达到一种一致有序的整体的过程。”
一、合同法国际统一化是我国合同法改革的时代背景
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国家之一,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和合同法国际统一化的发展,首先制定了改革开放的经济政策,并且在这一政策的指引下,经济上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重大成就。为了更好地适应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秩序,在合同法国际统一化的影响下,我国对合同法国际统一化运动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在众多的回应形式中,成就最突出的是我国在总结原有的三个合同法经验的基础上,在合同法国际统一化这一时代背景下,于1999年1月15日制定颁布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相对于原来的三个合同法而言,1999年《合同法》条款内容除了注意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某些问题的制度规定上保持自己的特点外,大量反映和吸收了国际统一合同法的相关精神和规则,这也是1999年《合同法》最显著的特点,从而使中国合同法与合同法国际统一化的重要成果趋于一致。
国际商事合同法统一化研究论文
内容提要:《国际商事合同通则》是继《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之后的一项重要法律文件,它继承和发展了后者所取得的成果,拓展了适用统一规范的空间,有利于进一步消除国际经济交往中的法律障碍,促进国际商事活动的顺利进行。本文在性质、适用范围、书面形式、合同的订立、通知义务、提前履行、实际履行、合同的效力、合同的解释、合同的内容、合同的履行、合同的不履行、损害赔偿等方面对二者进行比较,展示在合同法统一化进程中取得的新成就。
主题词:合同法统一化通则公约比较
作者简介:张照东、叶勇,大道之行律师所律师。通信地址:福建厦门湖滨北路振兴大厦六楼大道之行律师事务所,邮编:361012,电子邮箱:falv@
在国际贸易中,由于各国法律规定不同,在国际经济交往中不可避免地产生法律冲突,造成国际交往的法律障碍。因此,制定有关国际交往的统一法,促进国际经济交往的发展,就显得很有必要。
早在1930年,国际统一私法协会(UNIDROIT)就着手拟定一项有关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以便协调和统一各国关于国际货物买卖的实体法。1964年海牙会议正式通过了《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公约》和《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成立统一法公约》。由于这两项公约都未能达到统一国际货物买卖法的预期目的,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UNCOTRAL)在上述两项公约基础上,于1978年完成了《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UnitedNationsConventiononContractfortheInternationalSaleofGoods,简称CISG)草案,并于1980年3月10日在维也纳召开的外交会议上通过了该公约。1988年1月1日,该公约正式生效。
鉴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国际商事惯例的需要,UNIDROIT于1980年成立一个由来自不同法律文化和背景、具有实践经验的众多合同法和国际贸易法方面的专家、学者、律师、法官组成的工作组,探求阐述国际商事合同的一般原则。1994年5月,UNIDROIT理事会在罗马召开的第73届会议上,正式通过了《国际商事合同通则》(PrinciplesofInternationalCommercialContracts,简称PICC)。
国际商事合同法统一化论文
内容提要:《国际商事合同通则》是继《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之后的一项重要法律文件,它继承和发展了后者所取得的成果,拓展了适用统一规范的空间,有利于进一步消除国际经济交往中的法律障碍,促进国际商事活动的顺利进行。本文在性质、适用范围、书面形式、合同的订立、通知义务、提前履行、实际履行、合同的效力、合同的解释、合同的内容、合同的履行、合同的不履行、损害赔偿等方面对二者进行比较,展示在合同法统一化进程中取得的新成就。
主题词:合同法统一化通则公约比较
作者简介:张照东、叶勇,大道之行律师所律师。通信地址:福建厦门湖滨北路振兴大厦六楼大道之行律师事务所,邮编:361012,电子邮箱:falv@
在国际贸易中,由于各国法律规定不同,在国际经济交往中不可避免地产生法律冲突,造成国际交往的法律障碍。因此,制定有关国际交往的统一法,促进国际经济交往的发展,就显得很有必要。
早在1930年,国际统一私法协会(UNIDROIT)就着手拟定一项有关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以便协调和统一各国关于国际货物买卖的实体法。1964年海牙会议正式通过了《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公约》和《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成立统一法公约》。由于这两项公约都未能达到统一国际货物买卖法的预期目的,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UNCOTRAL)在上述两项公约基础上,于1978年完成了《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UnitedNationsConventiononContractfortheInternationalSaleofGoods,简称CISG)草案,并于1980年3月10日在维也纳召开的外交会议上通过了该公约。1988年1月1日,该公约正式生效。
鉴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国际商事惯例的需要,UNIDROIT于1980年成立一个由来自不同法律文化和背景、具有实践经验的众多合同法和国际贸易法方面的专家、学者、律师、法官组成的工作组,探求阐述国际商事合同的一般原则。1994年5月,UNIDROIT理事会在罗马召开的第73届会议上,正式通过了《国际商事合同通则》(PrinciplesofInternationalCommercialContracts,简称PICC)。
欧盟跨国破产法统一化论文
内容提要:根据欧盟条约中司法与内务合作事项条款制定的第一部规则之一,欧盟理事会2000年审议通过了第1346号关于破产程序的规则,并于2002年5月31日在除丹麦之外的所有欧盟成员国生效。该规则规定了一整套跨国破产按顺序清偿的细则,涉及规则的宗旨、效力、调整范围、各国对破产案件的管辖、法律适用、主要破产程序和附属破产程序以及协调等问题,旨在合法、合理地妥善处理跨国破产案件,为统一欧盟跨国破产法提供了法律依据。
关键词:欧盟跨国破产国际私法统一规则
2000年5月29日欧盟理事会通过了第一个以《阿姆斯特丹条约》为基础的统一国际私法的规则———有关破产程序的规则(1346/2000),于2002年5月31日作为欧盟成员国国内法的一部分直接适用,预示着欧盟统一国际破产法制度的形成和确立。它改变了以往只能通过普通法国家所谓的“礼让”规则和欧洲大陆法国家法院颁发的“执行令”来解决跨国破产的重大冲突。该规则的付诸实施使成员国现有国内法有关集体破产程序中存在的差异得以协调,从而有效地促进了欧盟跨国破产法的统一化进程。
一、欧盟跨国破产规则———40年的历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在进行经济、政治与文化一体化的同时,也开始了统一法律的立法进程,其重点放在国际私法(包括冲突法和诉讼法)上。欧盟开展统一国际破产法运动肇始于上世纪中后叶,1957年3月25日关于相互承认和执行判决的公约在《欧盟经济共同体条约》(罗马公约)第220条已有所反映,即:“各成员国在必要时应进行谈判,以便保证对它们的国民……简化关于相互承认和执行司法判决和仲裁裁决的手续”。公约的谈判最终以1968年9月28日签订欧共体《民商事管辖权和判决的执行公约》(布鲁塞尔公约)[1]而告终。但有关法院的破产裁定或者破产公司的清算不适用该公约。此后在1970年通过的《欧共体破产公约初步草案》中又重新提出和包括这些问题。然而,当时的公约草案因过于理想化的单一破产制度和普及破产主义的思想,成员国未能在公约上签字而最后于1985年不得不放弃。[2]
20世纪80年代,欧洲统一破产运动的中心由欧共体转移到欧洲理事会,后者于1989年通过下设的欧洲法律协作委员会起草了《关于特定国际性破产的欧洲公约》(简称“伊斯坦布尔公约”),于1990年7月5日开放签署。该公约的主要特点是建立主要程序与附属程序相协调的破产宣告制度,即主要程序所在国的法院对破产案件有一定程度的管辖权,同时那些对土地享有权利的、有担保的债权人以及有优先权的债权人可以选择在依公约条件有管辖权的他国法院发动附属程序,后一程序应以主要程序中的破产宣告作为依据。[3]尽管该公约改变了以往破产公约草案采取的严格的单一破产制及普及破产主义的做法,采用比较宽松的折衷方式,更容易为各国所接受,但由于其本身存在某些缺陷与不足,注定其实际效果欠佳。公约规定自三个成员国批准后,公约在批准国之间生效。实际上,目前只有一个国家批准该公约,迄今为止公约仍无法生效。
东亚金融统一化的静态判断
摘要:东亚金融危机之后,东亚金融市场正在进行重新整合,出现了许多金融一体化与货币一体化的倡议,本文主要考察现阶段东亚金融一体化的发展程度,通过最优货币区理论、产业内贸易与最优货币区和政策协调难度三个静态指标考察东亚金融一体化所处的阶段。结果显示东亚各国之间的一致性以及国际化水平都有待加强,要达到真正有利于金融一体化的金融自由化程度,东亚还需要时间。
关键词:金融一体化最优货币区产业内贸易政策协调
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RobertMundell预言在未来10年内将出现三大货币区,即欧元区、美元区和亚洲货币区。以单一货币联盟为特征的欧元,问世两年多来尽管命运多舛,但毕竟是民族国家进行货币主权让渡的伟大尝试;以美元化为特征的主导货币区域在拉美的迅速扩展则同样引人注目,拉丁美元区乃至北美货币联盟的出现并非不可思议。那么,亚洲货币联盟可能会沿着怎样的路径演进,亚元是否会在21世纪出现?引起了多方关注。要探讨一个地区实现货币一体化的可能性,该区域的金融一体化程度是一个基本前提,只有金融一体化达到了相当的程度,才有可能进行进一步的货币合作。因此,在对东亚进行货币合作的讨论之前,有必要对东亚金融一体化现状进行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东亚是否达到了金融一体化?
在2004年亚洲开发银行年会上,亚洲银行家认为,东亚正不可阻挡地加强债券市场、货币和外汇储备管理的合作,金融一体化程度不断加强,而金融一体化的推动力基本上来自地区贸易和投资的快速增长。借鉴欧元的成功经验,东亚的金融合作通过货币互换等形式,正在逐步加强汇率与货币合作,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合作方案,甚至最终可能推出一种共同的亚洲货币。
事实上,从90年代末开始,东亚货币一体化已经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1988年底,中国香港货币局总裁任志刚正式提出建立亚洲货币同盟的建议。1999年10月,香港的财政秘书长DonaldTsang提出了促成设立亚洲共同货币的计划;他建议,为了对付新的全球挑战,新加坡和香港应当走向一种货币同盟并最终扩大到整个东亚。一个月后,当时的菲律宾总统埃斯特拉达在东盟首脑年会上呼吁东盟10个成员国建立一个东亚共同市场并实行统一货币。1999年8月,马来西亚主持了讨论东亚货币同盟的国际研讨会,并且委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专家小组研究该问题。当时,东盟秘书长RodolfoC.Severino在会议总结中指出“鉴于已经取得的经济一体化程度,与关税同盟和共同市场一样,一种东盟货币至少变得可以考虑了。”
非洲国际商法统一化管理论文
[内容提要]法律的统一化与协调化是当今国际社会法律发展的大趋势。非洲法律的多样性影响非洲各国之间、非洲国家与其他大陆国家之间贸易的发展,且阻碍非洲经济一体化目标的实现。非洲国家应毫不迟疑地排除不利于经济合作的法律方面的障碍,且应在经济合作的主要领域实现实体法和程序法的统一与协调。在现实中,非洲各国通常采用统一法和示范法进行国际商法的统一与协调。此外,还必须重视比较法的作用。相对而言,非洲国际商法的统一化与协调化应首先在区域内进行,有些事项可在区域内和全球范围内同时进行。截至目前,非洲商法协调组织在非洲国际商法的区域性统一与协调方面成果最显著。可以认为,非洲国际商法的统一化与协调化之路是漫长的,主要任务只能由非洲人自己来完成。
关键词非洲国际商法统一化协调化
经济全球化是当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它在加速推进国际商法的统一化与协调化进程。在此进程中,非洲亦不应被边缘化。
非洲国际商法统一化与协调化的成因
(一)经济全球化是非洲国际商法统一化与协调化的根本原因
正如经济全球化势不可挡一样,法律的统一化与协调化运动是当今国际社会法律发展的一大趋势,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其成因是多方面的,而经济全球化是其根本原因。①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深入发展,各国间的联系和交往日益频繁,跨国民商事关系以前所未有的数量发生,国际经济竞争日益激烈,各国为了吸纳国际资金、技术和人员,无不在改善其国内法律环境,这样就需要各国法律之间互相交流,互相借鉴,这有利于各国法律消除差异,趋向统一;而就整个国际社会而言,要谋求共同发展,保证国际社会正常的经济贸易活动的安全,进一步推动国家经济贸易交往的扩张和深化,则需要制定更多的国际条约来规范国际商事关系,努力建立起反映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国际法律环境。法律的统一化与协调化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大学德育知行统一化特征研究论文
摘要:高校德育的任务之一是向大学生传授道德理论,使他们能够正确地道德认知,了解社会对个人行为的道德要求,明白行为的道德区分及其价值意义,从而能够指导他们的道德行为,做到知行统一。探讨和研究高校学生德育中出现的知行分离现象及其成因,对于寻找正确的方法和途径实现大学生德育的知行统一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大学生;德育;知行分离;原因;对策
“道德规范,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道德只有和人的行为统一起来,才具有其社会意义和社会价值。”高校德育的任务之一是向大学生传授道德理论,使他们能够正确地道德认知,了解社会对个人行为的道德要求,明白行为的道德区分及其价值意义,从而能够指导自身的道德行为,做到知行统一。但现实中却普遍存在着大学生知德能力较强,在观念上认可道德要求的合理性,却并不付诸于行动或不按道德要求去行动,即所谓“知而不行”、“知而错行”,这种与德育目标完全背离的现象已经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也让高校的教育工作者深感焦虑。
一、“知行分离”是当前高校德育工作的突出问题
从总体上看,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的主流是健康务实、积极向上的。然而,部分大学生在观念上认同社会主流文化,认同理性和高雅;而在具体行为中却又践行世故与粗俗,说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离现象和相悖特征。主要表现在:
第一,在政治态度上,绝大多数学生对现实政治评价趋于积极,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但在政治认知和政治行为取向上呈现矛盾状态。首先,通过各种学习,大学生具备了一定的政治理论知识,但运用所学理论观察、分析和说明现实问题的能力不强,不善于透过现象去把握本质。其次,大学生具有较强的批判意识,对社会上的腐败等丑恶现象深恶痛绝,但牵涉到自身利益时,有些人又忙于走后门,千方百计地请客送礼,一边愤世嫉俗,一边逢迎世俗,在认知和行为上呈现出二律背反。再次,在入党问题上,有些大学生在功利思想的驱使下在入党申请书上写的真真切切、诚诚恳恳,为了捞上“党票”,一度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积极,可一旦达到目的,行动上很快就松弛下来,表现出理想的崇高与现实追求的相悖性。
东亚主义与东亚地区经济统一化新动向
摘要:近年来,新地区主义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理论基础越来越受到研究界的重视。新地区主义在东亚的形成和发展与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与区域化趋势密切相关,伴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而日渐清晰。目前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制度化程度低,还处在起步阶段,但向制度化方向发展的趋势已经形成。由于受到当前金融危机的影响,东亚各国合作愿望更加迫切,特别是东北亚的中日韩三国,加大了合作的力度,必将会对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重大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新地区主义;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制度化
新地区主义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与二战后以欧共体为代表的传统的地区主义相比,具有很大的差异。
地区主义实践的经典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在冷战期间,西欧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开展协调与合作,成功地实现了一体化,建立了一体化组织欧共体。欧共体组织带有明显的区域保护的内向封闭色彩。为了与后来的地区主义相区别,人们称上世纪60、70年代欧洲的地区主义为传统的地区主义(或旧地区主义)。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区的酝酿和欧共体内部市场化进程的加速,一种新地区主义开始出现在世界舞台。发达国家为了扩大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愿意与一些发展中国家密切经济领域合作,签订紧密的经贸合作协议。美国通过促使墨西哥开放市场而建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在推动与中东欧国家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中,要求新成员必须进行自身改革以适应欧盟的规范。这些现象改变了传统地区主义注重在经济体制和发展水平相一致基础上推进贸易融合的“浅一体化”做法,而是通过在不同经济体制和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推行贸易、金融、技术、信息等方面全面合作的“深度一体化”,积极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由此“新地区主义”应运而生。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地区主义现象在亚太地区表现为一系列跨地区的多边合作机制的建立。1980年建立“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thePacificEconomicCooperationCouncil,PECC),1989年建立“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sia-PacificEconomicCooperation,APEC),1994年分别建立半官方性质的“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CouncilForSecurityCooperationintheAsiaPacific,CSCAP),和第一个官方对话机制的东盟地区论坛(ASEANRegionalForum,ARF)。上述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组织和安全对话机制的突出特点是其成员包括了东亚、北美、南太平洋甚至南美洲国家,几乎覆盖整个太平洋地区。在分析这种过去没有出现过的合作机制时,美国学者诺曼?帕尔默(NormanD.Palmer)在《亚太地区的新地区主义》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新地区主义”这一新概念,以区别于传统的地区主义。他认为,地区主义理论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后,随着20世纪80年代美苏关系的缓和,在“修正的民族主义和相互依存的时代”,地区组织和一体化出现了新的特点,新的地区主义不仅仅是旧的地区主义的简单复兴,而且日益成为国际关系中的新因素。他强调“新地区主义”的突出特点是跨区域性,即地区合作应超越单一地区,实现跨区域国家间的合作与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