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范文10篇

摘要：回顾性总结182例共同性外斜视术后回访近期（1周）正样率87。36%，远期（≥6周）为82。52%，以术后正位的159例计算手术量，在直肌后退手术中，平均每1mm矫正1。05°，在退缩手术中，平均每后退及缩短1mm,矫正3.97°。讨论了评价标准及远期疗效的界限，影响视功能恢复的因素和手术量的问题。

关键词：外斜视外科手术

共同性外斜视不仅影响外观，而且常有弱视或双眼视功能异常。多数共同性外斜患者需手术治疗才能恢复双眼单视和改善外观，为了探讨外斜视手术成功的有关因素，对我科1988-1996年住院手术且资料完整的182例共同性外斜病例分析如下。

材料与方法

一般情况：男85例，女97例，年龄3-37岁，平均年龄15岁，其中，恒定性外斜视93例，间歇性外斜视89例，本组病例术前斜视角均≥15°。

检查方法：所有病例术前及术后7天，6周、1年、2年、4年常规用角膜映光，三棱镜遮盖法，视野弧法及同视肌检查斜视角和双眼视功能。手术量设计和术后眼位的评价主要根据角膜映光法及同视机检查。

金融系统的英文对应是financialsystem，在国内的研究中也常译为金融制度、金融体系。金融系统的提法则源于allenandgale的“comparingfinancialsystems”一书的引进，人民大学的学者周业安、王晋斌认为书中“financialsystem”所讲述的内容已经远远超出了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制度一次的内涵，而将译书定名为比较金融系统，不过其并没有对于金融系统的内涵给予详细的界定，但由于此书产生了一个约定俗成的看法：即一提到金融系统，就专指比较金融系统中所分析的英美为代表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和德日为代表的银行主导型金融系统。关于两种金融系统模式的划分，源于格申克龙（gerschenkron，1962）对于企业外部融资不同方式的考察；卡林顿和爱德华（carington，edwards，1979）则第一次提出了银行为主（bank-based）或资本市场（capitalmarket-based）为主的金融系统机构；雷布琴斯基（rybczynski，1984）则正式提出了银行主导（bank-oriented）与市场主导（market-oriented）这两种不同的金融系统；迈耶（mayer，1994）又提出了银行经济和市场经济（bankeconomicsandmarketeconomics）的区分；波林（pollin，1995）则继承了赫泽曼（hirschmann，1970）所提出的用脚投票（exit）和用嘴投票（voice）的划分，而用脚投票即证券持有者退出权的行使，是典型的资本市场为主导的金融系统模式，用嘴投票即银行与企业之间的长期合作关系，是典型的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系统模式；伯格洛夫(berglof，1990，1995)从不完全契约角度看待金融系统，先将金融系统分为银行主导和市场主导两种，而后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划分了两种不同的融资结构——关系紧密型融资和保持距离型融资，并指出银行融资属于关系紧密型，证券市场融资属于保持距离型。上述划分方式，尽管提法各异，但是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两分法”：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

因此，尽管上述两分法的划分可能存在某些问题，但是依旧是目前通行的划分标准，。当然上述划分是存在很多缺陷的，尤其是不能反映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情形，因而，曾有学者提出把不同国家的金融系统划分为发达的与落后的，然后再根据其中介与市场的不同作用，划分为发达的银行主导型或落后的银行主导型，或是发达的市场主导型或落后的市场主导型。但是发达与落后的划分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模糊的，因此这一划分并没有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而把金融系统放在银行主导型的代表模式——东亚区域内考察，会发现东亚区域内各经济体的金融系统都似乎面临着一种尴尬的困境，即金融系统开始不适应东亚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某种程度上反而成为某种障碍，这主要表现为：日本经济长期低迷，金融制度改革迟迟无法推进；韩国等东亚各国经受了东亚金融危机的洗礼；即使一直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也积聚了高度的金融风险，金融制度的改革与转型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而每每反思东亚金融系统的问题时，往往是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系统中的制度设计存在严重问题，是后发国家实施赶超战略的产物，大量存在着金融发展理论中所提到的金融抑制现象，在很多方面已经与现实经济的要求相严重脱离，因而当其可以集中经济资源的优势已经耗尽的时候，其弊端便充分暴露出来，而成为制约东亚经济发展的一大瓶颈，因而应该向美国学习，积极推进金融自由化进程，大力发展金融市场，将金融系统向市场主导型模式推进。不过从日韩改革的实践看，“美国式”的改革与转型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因而对于东亚区域内金融系统最终将向何种模式演变，是继续沿着目前这种自成一体的模式演化，还是向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靠拢还不可能有确定的答案。这最终的演化结果注定不是人们事先设计的产物，而是各种力量相互冲突协调的结果。不过从国际发展的趋势看，伴随着全球化的浪潮，经济领域中某种程度的全球制度趋同的确正在发生，而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显然在目前占据了明显的上风。而从以往的国际经验分析，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也的确更具有效率，并更成功的经受了危机的考验。至于有人把东亚金融系统的危机完全归结于后发国家赶超战略的痼疾，笔者不能同意这种观点，因为美国也曾经是后发国家，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也是在经历了不断的危机与反危机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实际上，两种系统都不是静止的、封闭的，而是变化的、开放的，就该种意义而言，冲突和趋同都体现在系统演化的历史进程中。

中国的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的增长，但是在中国的金融领域却蕴藏了巨大的风险隐患，不良资产经过大幅度剥离后依旧居高不下，尽管难度巨大，但是金融制度转型已经成为大势所趋，而且已经开始了具体的实施，微观层次上的金融治理结构改革正如火如荼的进行。从目前的实践看，推动转型的创新主体依旧是政府，但是同时必须看到在这背后所蕴含着巨大的市场因素，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民营资本乃至民间金融的自发发展使得政府必须主动地推动这一制度转型的进行，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转型具有适应经济发展内在性要求的特征。由于中国经济已经紧紧地和世界经济联系在一起，所以中国金融制度的转型也脱离不了国际大环境的影响。那么东亚金融系统真的会向着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演化吗？也就是当前两种模式的金融系统真的会走向趋同吗？而中国金融制度的转型必须适应这种趋势吗？而在这一过程中又应该注意些什么？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也正是本文所要探究的。

如果从金融系统、资源配置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对于金融系统的研究可以追溯到第一代金融发展理论，即mckinnon，shaw学派的研究。

gruleyandshaw（1955）提出金融结构与实际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关系，开始强调金融中介在提供信用方面的作用；1960年出版的专着《金融理论中的货币》则提出金融系统对于一个社会能否有效的配置和运用资源具有决定性意义，金融系统的存在是使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必要条件；goldsmith(1969)则首次利用大量的跨国数据来说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提出了有关衡量金融发展的主要指标和基本命题，最后的结论是在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大致平行的关系；帕特里克则提出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问题上存在两种类型：需求追随型和供给领先型，并分析了两者之间的转化；mckinnon(1973)、shaw(1973)发现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有很强的正向关系；提出了金融抑制的概念，并针对消除金融抑制提出了金融自由化的主张，指出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加快了经济增长，而金融抑制则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严重的消极后果。在麦金农—肖的研究框架下，许多论文对于麦金农和肖着作中没有加以详细发挥的命题进行了严格的模型化。代表人物包括巴桑特﹒卡普尔（basantk﹒kapur,1976）、唐纳德﹒马西森（mathieson，1980）、马克斯韦尔﹒j﹒弗来（1978，1980）、尤恩﹒丘（1984）。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应用于劳动力富裕的发展中国家的kapur——mathieson模型，揭示了典型的稳定化过程和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一些基本动态特征，考察了各种金融自由化工具对于经济增长率的绩效，开始把外贸自由化和外汇自由化引入到金融自由化中来。从现在的眼光来看，第一代金融发展理论所提出的金融自由化思想是重要的，一个良好的金融系统的确需要适当的金融自由化。

在这个基础上，第二代金融发展理论——内生金融增长理论应运而生，其理论架构上侧重于内生经济增长和内生金融机构的分析。本斯文加与史密斯（bencivengaandsmith,1991）、博伊德和史密斯（boydandsmith,1992）、施雷夫特与史密斯（schreftandsmith,1998）、杜塔与卡普尔（duttaandkapur,1998）等分别从提供流动性、信息成本优势、空间分离与有限沟通以及当事人的流动性偏好与约束的角度论证了金融中介的形成过程与存在意义。布特与萨科（bootandthakor,1997）、格林伍德与史密斯（greenwoodandsmith,1997）等则对于金融市场的内生形成过程与存在意义做了深入地探讨。

【论文关键词】:同性婚姻;域外效力;公共秩序保留

【论文摘要】:文章立足于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际热点,针对国际立法的态度,程度不一的现状,结合中国实际,探讨热点之外容易被学者忽略但又十分重要的同性婚姻域外效力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解决意见。

二次大战后,同性恋权利运动以世界人权发展为背景迅速成长,同性恋者的呼声由要求社会认可转而要求法律的承认和保护。他们对婚姻权和配偶权的主张强烈地冲击着以“两性结合”为特征的传统婚姻和家庭制度,并且也给世界各国的法律制度提出了一道前所未有的立法难题。[1]当下,许多国家的立法已经做出回应,出台了关于同性婚姻的法律地位和同性婚者的权利义务的法律制度。但是,各国对于同性婚姻态度不一的立法状况和国际人员的频繁流动必然使得这一方面的国际私法问题凸显,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同性婚姻的定义

同性婚姻,或称“同性恋婚姻”或“同性别婚姻”是指两个相同性别成员之间的结合。同性婚姻同样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同性婚姻是指由婚姻法所认可的,并可享有与异性伴侣相同的、全部的配偶权益的同性结合。广义的同性婚姻则指同性伴侣关系受到某种程度上的法律承认,可以通过完成登记等程序要求从而可能享有部分或全部配偶权益的结合。需要指出的是同性婚姻中的婚姻与一般的理解有所不同,其概念的外延要广于法定婚姻概念。[2]

二、各国的立法实践

[论文关键词]同性恋；必要性；可行性

[论文摘要]在国外，伴随着同性恋解放运动的开展，不少国家和地方政府已经用法律明确了同性恋者的权利和地位。针对我国同性恋者权益受侵害，同时又带来社会危害的现状，笔者主要从必要性和可行性两方面来论证为同性恋者立法，用法律来约束他们的权利对我国社会的稳定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一、同性恋在历史上的社会地位

同性恋作为一种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的亚文化现象，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曾存在过：古埃及人曾把喜好男色看得很正常；古希腊人认为同性恋与武德、理智、审美及道德等方面的某些美好品质相联系，因而特别推崇；我国远在商代就有“比顽童”的说法，还有“分桃而食”（春秋）、“龙阳君”（战国）、“断袖”（汉）等历史人物和故事的记载。

虽然同性恋现象从古至今都客观存在着，但在人类数千年的历史上，其社会地位却经过了复杂的变迁。总体说来，人们对同性恋的认识经历了三次转变[1]：

第一次转变使得同性恋从宗教意义上的罪人和法律上的罪犯转变为病人。根据《圣经》中的“原罪说”：同性恋是一种罪恶，它违反了婚姻是两性的结合、违反了生育和繁衍的原则，因而它应当受到歧视和惩处。早在公元4世纪，罗马成文法就明确规定同姓恋是违法行为，有些国家还规定同性恋者要受到长期监禁和苦役，甚至要用火刑、绞刑等方法处死。著名的神学、法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也认为同性恋是“违反天性”的行为，应该受到社会的谴责和法律的制裁。至此之后，随着基督教成为欧洲各国的国教，同性恋行为便被普遍地列为犯罪。直到19世纪，西方发达国家的精神病研究人员才把“同性恋”归类为疾病，认为它其实是一种性心理障碍。“同性恋”（Homosexuality）这一术语也是在这个时期（1869）由德国医生Benkert正式提出。

张国荣在《霸王别姬》里演戏子程蝶衣，葛优演的袁四爷见了"她"以后心魂俱醉，感叹说"她"是"一笑万古春，一啼万古愁"。应该说，这个"封建余孽"倒是恰如其分地说出了张国荣的无限风情。回头再看张国荣的50多部影片，会发现他的脸确实极其耐看。这是一张性别特征明显但性意味含混的脸，有足够的魅力可以讨好任何人。在《胭脂扣》里，他一出场，酒楼里的风尘女子立即黯然失色，使得梅艳芳扮演的名妓如花一开头只好以男装登场来抗衡他的媚力。而他所扮演的虞姬的美貌基本上是无人能敌，红透了半边天的巩俐在他身边像个大丫头。当然，他也可以显得生猛精进，《英雄本色》里他一枪一命地把坏男人送出人间，《纵横四海》里他超人一样地免疫于红外线；但同时，他的男性气概却又古怪地让他显得相当性无能，也许是他拔枪的姿态不像周润发那样气势磅礴，他的动作总带着点脆弱而忧伤的质地，宛如佳人断弦，好比美人裂帛。

不过，他又绝对不是不性感，《春光乍现》里他有多少萎靡不振，就有多少缠绵低回，他的眼神和嘴唇带着鸿蒙初辟时的柔嫩和恍惚，说不清是男是女，但同时征服男人和女人。因此，他的肉体之美显得非常难以定义，他身上的淫荡显得很天真，他的不负责任显得如此天经地义，他的出现毫无疑问引起了偶像辨别和定义的新问题，尤其是他在最近几次演唱会里的易装而歌，卖弄的无限妖娆令传媒立即感到词汇的左右支绌。而问题的关键是，男人可以倾国倾城吗？

七十四年前的一个夏天，鲁道夫·范伦铁诺（RudolphValentino）在纽约的一家医院死于腹膜炎，这个世界因此痛失他／她的第一个情人。整个纽约歇斯底里，百老汇堪倍尔殡仪馆里人山人海，八万名男女涌向教堂跟他们的拉丁情人告别，另有几名年轻人自杀。这个过于美丽的男人在生前饱尝了流言之苦，记者和电台无休无止地问他的性取向，问他双性恋？同性恋？还是性无能？但是，他死了，大雨中的葬礼让整个纽约回不过神来，全世界的电台都在报道"一个风情万种的男人之死"。自然，范伦铁诺绝对不是英雄，也不是超凡脱俗或演技一流的明星，他在演《阿拉伯酋长》前，几乎什么都干过，包括打杂和舞男。但是，他死了，好莱坞想不到一个男人的美可以这么夺取人心，而且，他的美严重地威胁了好莱坞的明星打造方式，他不是硬汉，不是风流倜傥公子哥，即不是温情脉脉的家里男人，也不是众望所归的"大哥"，他逃逸了好莱坞给他定身度量的形象，"一会儿古色古香庄严肃穆，一会儿晶莹剔透美丽绝伦"，他的"不男不女"让好莱坞不知如何是好，他们让他和蛇一起拍照，为了彰显他的男人气概，可是他和蛇的合影显得如此缠绵悱恻，好莱坞束手无策了。不过，幸亏，他迅速地死了，31岁，范伦铁诺的死很快成了一则男人"倾国倾城"的教训。之后，好莱坞的明星制度变得更加严厉，并且，这种严厉蔓延于全世界。但是张国荣叛变了，就像黑色的迈克·杰克逊要变色，张国荣开口说："我是个同性恋！"而且，他还要穿裙子，还要像女人那样唱歌。

虽然，这早已是一个信仰没落、颓迷喧嚣的时代，但是，男人的色相还是在秩序之外，而张国荣的脸和他的打扮无疑暴露了这个时代极其虚弱的一面：人容易在人的影像里迷失，人容易在别人的伤口里兴奋。张国荣的"自暴自弃"很容易像失血地带一样改变绷带的颜色，所以，传媒惊呼："不可以。"是啊，男人怎么可以这样妖艳这样惑众呢？否则，世界不就如张国荣在歌里唱的，到处"燃烧着野火"，燃烧着"连自己都已不敢去触摸"的火。很显然，这个孱弱的世界倒是很聪明地意识到了应该拒绝和张国荣"再玩"，因为他宣布了"疲惫奔波之后我决定做一个叛徒／不管功成名就没有什么能将我拦阻／我四处漫步／我肆无忌惮／狂傲的姿态中再也感受不到束缚！"

一个世纪的缠绵：电影世界的同性恋歌

1919年8月14日

2015年6月26日，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以5:4的结果裁决同性婚姻合法，全美50个州内同性伴侣都将可以注册结婚，美国成为全球第21个在全境承认同性婚姻的国家。借着这一契机［1］，笔者查阅资料发现，大多数国内学者的研究仅限于对同性恋者自由平等和人权的呼吁及保护，却忽略了由同性婚姻合法化所引发的国际私法领域的法律适用问题。笔者认为，由于我国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等原因，我国要实现同性婚姻合法化并非易事，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给予同性婚姻以合法地位，从国际私法角度正确认识并处理合法婚姻关系下的同性恋者进入我国从事民商事活动所产生的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应当解决的问题。

一、同性婚姻立法模式概述

(一)同性婚姻的定义

同性婚姻指两个性别相同的自然人之间结合的一种婚姻形式。从狭义上看，同性婚姻关系中双方当事人具有同一性别，同时法律还在其称谓、婚姻有效要件及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方面赋予其与异性合法婚姻无差别的待遇［2］。从广义上看，同性婚姻还包括准同性婚姻，即经由法律认可的有别于婚姻的一种同性身份关系。这类身份关系的法律认可不是绝对的认可，其从称谓到有效要件再到双方当事人应当承担的权利义务等方面，与婚姻相比都有所不同，仅在某些方面或某种程度上受到法律的承认，身份关系当事人仅享有部分婚姻权益。综观世界范围内的立法状况，笔者认为对同性婚姻的广义解释更符合基本现实，因此下文将就广义的同性婚姻展开探讨。

(二)国外同性婚姻立法模式概述

1．同性婚姻模式

1同性恋应得的自由权利

从人权的观点来看，同性恋也是人，是人权照顾的对象。在宪法上他们也是公民，依法享有宪法所规定的公民享有的所有权利，其中包括婚姻自由的权利。此外由于社会风气问题造成的同性恋饱受歧视与耻笑的问题也应该正视起来。同性恋者也有自己的人格与自尊，他们不应被歧视，这点应该从法律上给予肯定。

4.2是我国社会秩序功能构建的需求

健全完整的有关同性恋的法律法规，有助于实现法律的自身价值提升法的涵盖范围。法的自身价值是它能够用它所仅有的特定的方式构建和维护社会秩序，来满足社会的需要。加强有关同性恋的立法，可以起到规范作用，为处于无法可依的模糊状态的同性恋者指明方向。于此同时，缺乏相关法律也导致一部分人包括同性恋者，利用法律的空隙对同性恋者或其他人进行伤害而不受任何惩罚。对此立法对于社会功能的细化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4.3是实现社会公认价值观念的需求

自由是每一个人的权利，它从属于人权的范畴，同性恋享受人权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同一时代的人都应享有平等的自由权利。相关规则指明这种自由的权利主要体现三大方面：第一是否决权，一个自由人有权拒绝不想要去做的某些事，第二是选择权，一个自由人有权选择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不受任何人约束；第三是创造权，只有创造生活才能成为实际中的价值追求。这三种自由的权利对于同性恋者来说尤为重要。只要不危害到别人的利益，他们就应该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或者说生活模式，充分实现自己的自由价值。在社会范围内公认价值观还有些含糊不清，因此对同性恋现象立法也是实现公认价值观的需求。

摘要:物业服务合同作为当今应用广泛的新型合同类别，在现阶段的实施并没有系统化的规范要求，并且在性质认定及法律效力的适应性中仍然存在诸多认知误区。由于物业服务涉及到千家万户百姓的真实利益，物业企业与个体业主不对等的地位，物业服务存在的问题个体业主取证困难很难改正，容易在实施过程激化双方矛盾，引起群体性对物业服务的不满，导致近年来物业纠纷案件的增多。严重情况下会扰乱社会秩序，威胁社会的文明稳定。物业服务合同中涉及到的性质、主体、法律效力都是当前法学理论界存在争议的问题，也是现实生活中必须思考的真实问题。本文立足于现实，首先对物业合同的性质进行分析，其次对于合同在法律适用效力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完善对我国物理服务合同的立法思考，确定物业服务合同的法律地位。

关键词:物业服务;合同;性质;效力;认定

随着上世纪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实施，城市化进程推动了住房制度的改革，我国房地产经济迅速崛起并得到长足发展。物业服务合同作为涉及物业管理企业及全体业主之间服务关系的纽带的企业综合服务方式，已经成为城市建筑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普遍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占据生活中服务行业的关键地位。在物业合同服务签订的整个流程中，最主要的是业主与物业管理企业之间的关系，而物业服务合同是两者关系调整的最佳依据。因此，对于物业服务合同的性质及法律效力理解是当前涉及法律主体的两者所履行责任和义务的界定边线，正确理解并使用法律，才能降低物业服务纠纷事件的发生率，为业主提供更好的服务体验。

一、物业服务合同的性质

（一）委托合同说。物业服务合同是物业服务管理企业和业主主体在平等自愿的原则下在法律适用范围内签订的协议，主要是物业服务管理公司向业主提供相应的服务体验及业主支付相应的服务费用为参考内容，对于物业管理公司与业主进行法律上的权利与义务关系进行确定。法律理论界通常将其认作是委托合同，因其合同服务的内容与委托合同的表现特征相似，以相互信任关系为订立根基达成一致性目的，两者都归属于诺成性合同、有偿性合同和物业合同。笔者自身理解的角度认为物业服务合同归属于委托合同不符合法律规范，因为两者存在较大区别：首先，从委托合同的类型来看，分为有偿合同或者是无偿合同，但物业管理合同却是有偿合同。其次，合同存续期限不同，委托合同中的管理者仅仅采用单一方法处理事务，但是物业服务合同需要提供长久、高效化、专业化的服务，存续时间更久。再次，合同的主体和合同形式有所区别。委托合同只是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的来往，但物业服务合同涉及到更多的主体者。最后委托合同应当具备受托人以委托人名义用委托人的费用处理委托事务，行为结果由委托人承担的基本特征。但物业合同是业主支付一定物业管理服务费，由物业服务企业以自己的名义对物业进行管理，管理费用原告自行承担，自负盈亏。物业合同不具备委托合同基本特征，不应适用合同法委托合同相关规定。物业合同中业主亦不能依据《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约定随时撤销合同。（二）无名合同说。首先，这种说法是物业服务合同在法律框架内或者是某种领域内的无名合同。从服务合同规定的权利和义务看，混合合同是服务合同的某种象征，虽然与委托合同相比，法律不会凭空创设出多项履行契约，而是根据已经存在在业主和物业管理企业之间事务要点，来考虑当事人双方共同的利益划分，通常是从给付义务形式出发。对于复杂生活中规定的契约类型做出调整。物业服务合同具有诸多差异化特点，比如期限较长、合同内容涉及方面具有多种类型，包括涉及住宅生活的全部范围等。从给付义务的角度讲，物业管理对于建筑物基础设施之上的管理，区分于居住人群的管理对象，不仅是关于全体业主共有的物业管理，还包括维修、保养及对居住环境的维护。因此物业合同的性质不能简单归属于某种类型的有名合同或者是无名合同，而是带有混合合同性质的合同双方的给付义务。（三）服务合同说。这种合同性质是现阶段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对于物业合同全新的定义，理解为合同当事双方在领域内的交换并且适用于双方彼此需求的服务合同，对于服务内容包括物业管理企业提供的物业管理服务，保证为业主提供最佳的服务体验。对于合同业主来讲，根据服务合同中物业管理公司提供的各项服务支付相应的服务费用是物业合同得以长久延续的中间纽带，物业合同双方都具2018•1（中）有公正平等的法律地位，经过当事双方一致决定，签订并且实施这项服务合同，而这种性质并不是完全归属于物业服务合同，只是在某一方面呈现出服务合同性质的内容，在特定领域划分为服务合同。（四）独立合同说。首先从物业服务合同涉及的当事者物业管理公司所提供的管理和服务上，表现出综合性、复杂性、多样性等特征，区分于传统的合同特征，差异变化大，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物业服务合同是相对独立自主的形同性质，不限定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的任何合同类别，在长久的物业服务合同发展历程中，逐渐变得更加专业化、规范化，在不断演变过程中组成全新的合同形式。

二、物业服务合同的效力认定

一、新媒体与电影产业结合的现状概述

2014年被称为互联网巨头全面进军电影产业的“元年”，以BAT（百度、阿里、腾讯）为代表的一批中国互联网公司，通过融资、并购和战略合作，布局电影产业的速度大大加快，直接冲击和改造着传统影业的格局。这种融合趋势是必然的，根据2017年1月22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7.31亿，相当于欧洲人口总量，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3.2%。网民数量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互联网的发展速度，还在另一个层面上展现了互联网自身传播范围的广泛性，新媒体与电影产业的融合趋势不可阻挡。新媒体给电影产业带来的有利因素几乎遍布电影产业链的整个过程。在电影制作过程中，互联网不仅可以为其提供诸如IP内容的开发方式并提供制作平台，还可以使用大数据技术监测受众心理基于此生成受欢迎的电影文本；在电影投资过程中，互联网公司通过众筹的方式可以使影迷爱好者成为投资人，投资规模可多可少，使得爱好者能够参与到电影的运营之中；在电影营销的过程中，互联网对电影的影响甚至使电影产生了深刻的变革，传统电影的营销方式多为海报和预告片，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这种传统的宣传方式已经让位于话题炒作和创意营销，电影营销商还可以利用大数据技术提升电影营销的针对性；在电影发行放映过程中，在线票务不仅可以扩大电影票的购买量，还可以通过购买电影片源实行线上放映，以此扩大电影的收视率；在电影衍生品的生产方面，虽然中国还没有比较成功的衍生品案例，但衍生品对于电影盈利发挥的巨大推动作用已经初现端倪，例如“迪士尼”系列动画电影，其音像制品、书籍、玩具、服装、道具等衍生品甚至能创造超过票房的收入。我国也在逐渐摸索这种盈利模式，大部分电影商选择同步推出游戏制品、同名电视剧、电视节目来增强电影的长尾效应，以获取更多效益。

二、中国电影产业“去艺术化”的趋同性表现

电影作为一种大众化的艺术表现形式，与新媒体的运营模式是存在一些区别的，新媒体的思维核心是流量导入，它主要是从流量中挖掘数据价值，电影产业链、电影生态的打造全部围绕流量进行，而传统的电影主要依靠票房盈利。因此可以说互联网是基于收视率的大小来运营的，而电影所具有的不仅仅是商业价值，还要保持自身的艺术性质。（一）“去艺术化”导致电影内容的趋同。电影的这种艺术性质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被新媒体环境所消解，早在20世纪3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霍克海默就提出了文化工业的欺骗性质，但他那时候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如今这种新媒体环境，而是工业革命生成的新技术对影视行业所产生的影响，他认为，当时社会状态下宏观和微观之间形成了一种非常显著的一致性，这也就是人们所生存的文化环境：在垄断下，所有大众文化都是一致的，它通过人为方式生产出来的框架结构明显展示出来。电影和广播不再需要装扮成艺术了，他们已经变成了公平的交易。这种电影产业的一致性趋势不仅存在于工业革命时期，也存在于如今的新媒体环境之中。最近几年在中国影视界兴起的“IP电影”已经逐渐成为电影制作的重要方式，IP（Intellectualproperty）就是知识财产，电影通过搜寻关注度较高的IP，它可能是一部小说，也可能是漫画作品。随着市场需求的扩大，传统电影剧本创作和文学作品改编的制作方式已经跟不上市场变化，放眼中国市场，越来越多的影视制作者开始注意到拥有广泛阅读量的网络文学，目前它已经成为电影的重要来源（见表一）。在许多影视公司的剧本库里，30％以上是网络小说，许多电影制作公司也会定期向网络文学网站及出版公司寻求好的作品。以《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为例，其改编自辛夷坞于2007年在起点中文网首发的《致我们终将腐朽的青春》，小说自从在起点网上登载，至今总点击量达到了4063709次，推荐数达到24882次，小说连续7年霸占青春文学销量榜首，再版8次，总销量突破300万册。小说在线上和线下炙热的关注度使得《致青春》成为名副其实的大IP，自2007年起，至电影上映时，累积的庞大读者群和“粉丝”群为电影的票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电影还没有上映前，这些读者群就已经开始在网上讨论小说的内容和对电影的期待，这样的二次宣传使得还没有看过小说的人群对电影产生了好奇，增加了电影的关注度并扩大了收视范围。电影的成功还带动了小说改编成电视剧的趋向，2016年由该书改编的电视剧《致青春》播出，剧集由杨文军执导。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电影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休闲方式，这种急剧增长的需求的确给电影产业带来了内容创造上的困难，而网络文学以其庞大的读者群和关注度为电影产业提供了新鲜的IP来源，其在电影制造的过程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从2010年开始，网络小说改编成电影的趋势开始出现，2011年、2012年是网络小说集中向电影行业进军的一年，到2013年、2014年改编自网络文学的电影呈直线上升态势，2015年至今，电影产业离不开“网络文学IP”的现象已经将网络文学和电影绑定。在这种看似繁荣的景象下，其实暗藏着对电影行业构成“去艺术化”的威胁。电影虽然是基于大众群体的文化形式，但它的观看价值主要来自于它的艺术性，电影中的艺术表达使得受众能够获得区别于日常生活中的精神追求，而这种艺术性主要来自电影制作者自身创造性的迸发。这种创造性能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瓦特•本雅明提出的电影通过自动放弃其“光韵”的理论，电影将镜中的影像与人分离，并移动到观众眼前，通过幻觉般的想象和多义的猜测使大众参与其中。技术早已通过拉近电影与大众的距离来消解其艺术性质，在新媒体环境下“网络文学IP”则深化了这种消解状态，可以看到比较有影响力的网络文学大多以青春爱情为题材，这种文学呈现出的是一种大众普遍的价值观念追求，虽然带有一定的社会启示性质，但艺术审美感并不高，在故事的情节设置上往往也比较老套一致，背叛、猜疑、疼痛，甚至堕胎之类的情节充斥在电影之中，这种做作的表达几乎成为了网络文学改编电影的固定模式，受众甚至能够通过前面的内容猜测到最后的结局。这种电影还具有比较大的形式限制，因为网络小说为了吸引读者往往会设置多个戏剧冲突，它的时间跨度是十几年或者几十年，在这样一段漫长的故事发展脉络里，读者有足够的时间来累积情感，在冲突发生时才有足够理由产生情感的爆发，而电影在短短一两个小时之内要讲述十几年或者几十年诸多转折性较强的故事冲突，根本就没办法完成情感的积累。以2015年上映的《左耳》为例，虽然电影收获了40514万票房，但电影展现出来的故事遭到了广大网友的吐槽，小说《左耳》在营造人物性格上运用了很多心理描写，在故事情节的发展上丰富曲折且动人心魄，然而在时长117分钟的电影里，碎片化的故事让人在情节的最高潮处丝毫感觉不到内心的波澜，整部电影看起来就是一个平铺直叙的阶段性故事，有网友甚至评论说现在电影最受不了的就是“青春”“情怀”两个词，这何尝不是如今网络文学改编电影的通病呢？导演越来越注重对文本商业价值的追求，而对电影的内容缺乏把控，在“情怀”的外衣下讲述着并不能打动人心的故事，大同小异的情节脉络使得电影不能在“百花齐放”的环境下得到发展。（二）“去艺术化”导致电影技术使用方式的趋同。现如今，新媒体环境对电影的“去艺术化”还导致了技术使用手法的趋同性，数字化技术使得电影在继续发挥其大银幕高画质的同时，呈现出造就视觉奇观的能力，这种强大的“影像造物主”方式史无前例地把许多以前电影人想过却表现不出来的题材变成银幕上栩栩如生的画面。看过《阿甘正传》的人应该对片头和片尾中出现的展现羽毛飘落的长镜头有很深刻的印象，这种无切换的表达方式不借助数字合成技术是很难完成的，将技术运用于浓厚的诗意画面之中,为影片的情感表达增色不少。新媒体技术进入到电影产业之中,本应该是为电影的叙事提供服务的，英国著名文化理论家雷蒙德•威廉斯在其《漫长的革命》一书中指出了对待艺术的变革性思考：艺术家创作作品实际上是在熟悉沟通和传播手段，通过其使社会的共同意义不断被人体验，这种互动关系是个人意义与共同意义的互联，说明意义与手段不可分割。而《阿甘正传》中正是因为使用了技术合成的长镜头,便能够艺术地展示作者想要表达的主题，导演构建了传播手段与受众之间的共同意义，使得技术成为电影情感表达的重要辅助手段。然而在新媒体环境下技术手段的地位逐渐被改变了，它一改之前的辅助角色,跃升成为电影制作的主要手段，还有什么技术展现不了的电影画面吗？技术甚至成为电影宣传的噱头，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由郭敬明执导的，于2016年9月上映的奇幻片《爵迹》，这部电影打出国产首创全真人CG技术的宣传口号，在上映之前就引发了强烈关注，诸如《郭敬明导演中国第一部真人CG电影<爵迹>》《国内首部真人CG电影<爵迹>预告片来袭》《<爵迹>为国产真人CG电影开创先河》等类似的新闻标题比比皆是。然而电影上映之后，CG技术展现的“九头身”形象遭到了观众对人物形态美感的强烈质疑，这种技术的堆砌丝毫不能掩盖电影在内容上的拙劣表达，很多没有看过书的观众不仅没有弄清人物关系，甚至对故事内容一头雾水，更别说展现什么主题思想和社会价值了，这样的电影还有什么艺术性可言？“对于中国电影产业来说，《爵迹》的意义不是票房，而是中国电影终于有这个类型了。”这是郭敬明对《爵迹》作出的最新说明。电影的价值的确不是票房可以衡量的，然而也不是有没有使用某个类型的技术能够衡量的，仅仅是为了填补技术制作上的空白，大可以磨练好讲故事的功底之后，再去追求技术上的超越。环顾如今影视业，似乎陷入了技术的怪圈，拍得不好的镜头可以通过后期进行调整，演员足不出户就可以利用“抠像”技术嫁接到新的场景之中……这样的技术依赖症在无形之中改变着电影制作者的价值观，所以郭敬明说出这样的话也不足为奇。技术在如今这个新媒体时代被赋予了区别于以前电影制作的意义，技术成为了判断一个电影价值的标准，技术的合理性在当今社会成为高于电影艺术性的手段，这种观点不仅被制作人所接受，而且也被大众所接受，这样的意识形态氛围导致了电影产业对技术运用的追求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影视作品中如果不使用特效，甚至有人会觉得很没档次。在这种思维主导的电影产业中，电影制作人也不得不屈服于对技术的追求，由于技术地位的转换，电影失去了“内容为王”的价值取向，在有限的故事讲述能力下所呈现的对技术的追求，并没有能够超过其他同类电影的闪光点，一提起技术，受众就会想到抠图、滤镜、闪现等手法，这也是技术在弱化电影艺术性的同时带来的趋同化现象。电子艺术“创作”实际上依循的是一种新的原则，就是将业已存在的符码进行再修饰，在不同的选项中作出选择，最后再组合到作品之中，流程上类似现代工厂流水线的组装过程。（三）“去艺术化”导致电影思想观念的趋同。新媒体环境下，作为大众文化的电影包含商业性质是其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电影产业是经济领域的一部分，它的发展离不开我国经济发展的大环境，其必然会受到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制约。[8]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进入了世界工厂的运转之中，这种全球化环境对中国的影响是变革性的，先进科学技术和文化的交流可以为中国的电影产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但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也随着世界工厂的运作，进入到中国电影产业的领域之中，表现出来的不仅是对电影制作的影响，还有对电影中传达的思想观念产生的影响。有这样一道调查题目：您对电影的总体印象是什么？（单选）A.艺术；B.一种文化商品；C.消遣娱乐的工具；D.精神文化产品调查结果显示，42％的被调查者认为，电影是消遣娱乐的工具；30％的被调查者认为，电影是一种文化商品；21％的被调查者认为，电影是一门艺术。而认为电影是一种精神文化产品的仅为7％，这反映人们对于电影的认知定位偏向。[9]电影产业所具有的商业性质不可否认，自从电影进入市场环节中，就被赋予了追求利润的目的，但商业性与电影本身的艺术性这两个特性应该找到一个平衡点，不能因为追逐商业利润而放弃自身的艺术价值，放弃电影中对社会思想观念的正确塑造。在世界电影交流越发密切的环境中产生了一种竞争氛围，各个国家为了占据竞争的制高点，突出发展了对自身文化价值取向的传播，对全球化趋势下的西方思想观念入侵，应该引起电影制作人的重视，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消费观念对中国电影产业带来的颠覆性影响，这种消费观念正在改变我国电影产业的制作方式和思想观念。存在于电影产业制作方式的消费观念集中体现在对广告的宣传上，以电影《美人鱼》为例，这是周星驰在2016年推出的电影，它一共收获了339212.8万的票房。电影中包含了众多植入广告，这些广告已经不再是简单出现在镜头中比较显眼的地方，而是成为了电影中有价值的道具，例如五粮液是作为解药出现在电影中的，并且它的作用在之前也进行了铺垫。植入广告已经让观众习以为常，电影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形式，在进入市场之后必然要争取更多的资金，广告成为电影得以制作的重要来源之一，依托电影出现的确是一种有效的宣传方式，但正是因为这样的融合，使得电影越来越被赋予商业化性质。目前电影中的植入广告大多以生硬插入为主，只有很少的导演能够将广告毫无痕迹地融入电影之中，广告的植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电影的制作，导演对广告的植入产生了思维上的限制，电影制作已经不再像之前那样，能够心无旁骛地做好故事情节和镜头语言的表达。除了电影制作方式中存在的消费观念，电影本身内容的制作也传递着一种消极的消费主义价值观念。以郭敬明2013年出品的系列电影《小时代》为例，它的累计票房达到了4.85亿，在中国本土电影中票房是比较可观的。然而电影中赤裸裸地展现出对物质生活的追求，以及几乎病态的消费主义价值理念。其构建的甚至是一个并不存在的虚拟世界：大学宿舍和豪宅没有什么差别；时尚总编是人们追求的社会价值最高点；上海只是一个宏观环境，毫无生机；爱情和友情是如此苍白无力；这是个只有物质才能战胜一切的时代，在电影中能够看到的是灯红酒绿和纸醉金迷。物质的确是支撑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基础，但这种将物质的作用无限放大的电影，影响的不仅仅是观看者的思维，还或多或少影响了整个社会对于物质的看法。在《小时代》构建的世界中，物质成了个人生活追求的终极目标，只有获得了丰富的物质基础，才能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才能收获友情和爱情，才能站在世界的顶端不受他人颐指气使，这样的生活才是我们想要的生活。

三、新媒体对中国电影“去艺术化”现状的启示

新媒体的发展对影视创作者的影响已经在潜移默化中发展成为一种“去艺术化”的消极观念，新媒体实践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虚拟空间、虚拟实境等也具有瓦解主体意识、淡化人际关系、分散社会矛盾焦点的潜在危险。[7]郭敬明曾经影响了一代90后，从2008年《小时代》小说出版之后，他由一个作家成为了导演，他所写的文字也由青春感伤变成了物欲横流，他只是中国本土电影导演思想变化的一个缩影。改革开放30年，我国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西方消费主义观念也开始进入我国传统思想观念之中，在这种大环境的竞争中，中国电影已经被悄然改变，然而这种物质性的价值观念是否是我们人生应该追求的目标，人们还没有清醒认识到，在电影的影响下，社会思维的趋同性变化应该值得思考和警惕。当代新媒体的发展使得电影产业日新月异，但是，这种新媒体技术对于电影的冲击也不能小觑。在不断追逐电影创作的过程中，这种暗藏在表象下的趋势值得被相关的电影工作者所注意。电影作为一种集视觉和听觉为一体的现代科技与艺术的综合体，有其独特的艺术特征，这种艺术特征体现为影视创作者的创新能力，在新媒体技术不断发展的潮流之中，电影的创新性逐渐被消磨，呈现出的同质化趋势是对电影本身艺术性的沉重打击。电影内容和技术使用方式的趋同只是对电影本身的创作形成了威胁，其中所传播出来的趋同性观念却能够与社会相联系，在这种不断兴起的文化环境之中，对于社会思潮的多样性发展也是不利的。然而这仅仅是新媒体技术对电影产业发展不良影响的表现之一，如何利用技术提高创造性而不是被技术控制创作，是每个影视工作者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

【论文关键词】：同性婚姻；域外效力；公共秩序保留

【论文摘要】：文章立足于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际热点，针对国际立法的态度，程度不一的现状，结合中国实际，探讨热点之外容易被学者忽略但又十分重要的同性婚姻域外效力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解决意见。

二次大战后，同性恋权利运动以世界人权发展为背景迅速成长，同性恋者的呼声由要求社会认可转而要求法律的承认和保护。他们对婚姻权和配偶权的主张强烈地冲击着以“两性结合”为特征的传统婚姻和家庭制度，并且也给世界各国的法律制度提出了一道前所未有的立法难题。[1]当下，许多国家的立法已经做出回应，出台了关于同性婚姻的法律地位和同性婚者的权利义务的法律制度。但是，各国对于同性婚姻态度不一的立法状况和国际人员的频繁流动必然使得这一方面的国际私法问题凸显，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同性婚姻的定义

同性婚姻，或称“同性恋婚姻”或“同性别婚姻”是指两个相同性别成员之间的结合。同性婚姻同样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同性婚姻是指由婚姻法所认可的，并可享有与异性伴侣相同的、全部的配偶权益的同性结合。广义的同性婚姻则指同性伴侣关系受到某种程度上的法律承认，可以通过完成登记等程序要求从而可能享有部分或全部配偶权益的结合。需要指出的是同性婚姻中的婚姻与一般的理解有所不同，其概念的外延要广于法定婚姻概念。[2]

二、各国的立法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