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小说范文10篇

一、通俗小说的文化商品性

进入20世纪以来，美国从生产型社会转变为消费型社会。通俗文学作品成为文化消费商品，通俗小说发展呈现出繁荣景象，庞大的通俗小说作者群和动辄百万册的销售量直接反映了通俗文学市场运作的情况。玛格丽特•米切尔（MargaretMitchell）的爱情小说《飘》自1936年出版之日起，便打破了当时所有的出版记录，成为最早的畅销小说。马里奥•普佐（MarioPuzo）描写黑手党内幕的小说《教父》，1969年出版，当年也曾是美国出版史上的头号畅销书，发行世界各国，受到普遍欢迎。1996年出版的《廊桥遗梦》（原名《麦迪逊县的桥》）是美国作家兼摄影师罗伯特•詹姆斯•沃勒（RobertJamesWaller）的力作，问世后引起轰动，高居美国各大报刊畅销书榜之冠，目前销量超过千万册。《达•芬奇密码》是美国作家丹•布朗（DanBrown）的一部小说，2003年3月18日出版。在上架的第一个礼拜，它就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在《纽约时报》的畅销榜上排名第一，在《华尔街杂志》上名列第一，在《出版家周报》上名列第一，在《旧金山年鉴》上也排名第一。该书荣登过全美所有主要书刊排行榜的榜首，当年就以七百五十万本的成绩再次刷新美国小说销售记录，目前全球累积销售量更已突破六千万册，被翻译成三十五种语言，成为有史以来最卖座的小说。上面所举的几部尽人皆知的小说都是销售量高居榜首的通俗小说。而《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TopBestsellers）显示销量逾五百万册以上的“顶级畅销书”基本上都是通俗小说。正如托马斯•英奇（ThomasInch）所说：“通俗文化的服务对象是普通人，是人口中的多数，因而只有凭借消费者个人的欣赏趣味来评价。作品的成功与声誉取决于发行范围之广或欣赏该作品的人数之多。销售量统计表及作者赚得的酬金是评判作品价值的唯一途径。”①在商业社会中读者的评价永远是最权威的，文学评论家的声音早已被湮没在一浪高过一浪的畅销热潮中了。在美国这样一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中，通俗小说商业上的成功，使其影响力直接扩展到了严肃的文化艺术领域。美国批评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ericJameson）认为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取消高级文化和所谓大众文化或商业文化之间先前的（基本上是高度现代主义的）界限，形成一些新型的文本，并将那种真正文化工业的形式、范畴和内容注入这些文本”②。而激进的通俗文化拥护者则更进一步宣称“：高雅艺术与流行（即通俗）艺术并不相互对立。除了主流艺术空前繁荣的时期之外，流行艺术往往是它所存在的时代中最富有精神价值的现象。当今美国的流行艺术能供人消遣，很有趣味，地位也很重要。”③由于通俗小说的空前繁荣，审美评价尺度让位于商业销售尺度，于是就出现了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现象———通俗文学最终摆脱了“亚文化”地位，不但在文学史上占据了更重要的地位，而且直接影响了严肃文学的创作。以至于通俗小说与严肃小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达到了难分彼此的程度。通俗小说与严肃小说在作家群、作品和创作方法上都出现了交融的现象：“在美国，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大众文化与纯文化之间似乎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或势不两立的矛盾。”④很多在经典文学史占有一定地位的美国作家，在其早期创作生涯中都曾经创作过通俗文学作品。埃德加•爱伦•坡（EdgarAllanPoe）就是因为擅长撰写报章杂志所需要的情节曲折的通俗小说而获得《南方通俗文学使者》杂志的编辑职务。《小妇人》的作者路易莎•梅•奥尔科特（LouisaMayAlcott）早期曾创作过大量不为人知的通俗小说与故事，她通常是使用巴纳德（A.M.Barnard）的笔名来发表这些作品。例如《亡爱天涯》与《波林的激情与惩罚》，被认为是类似维多利亚时代的“快餐读物”（potboilers）。著名黑色幽默作家冯尼格（KurtVonnegut,Jr.）在50年代一直被认为是一位写科幻小说的通俗文学作家，直到《第五号屠宰场》发表以后，才进入严肃文学的行列。一些著名的美国通俗小说由于受众面极广、影响巨大，而且保持了长盛不衰的销售纪录，被奉为经典，从而在文学史上占有了一席之地。例如以美国南北战争为背景的爱情小说《飘》、描写黑手党内幕的小说《教父》，都是突出的例子。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之间在艺术手法、题材等方面互有借鉴，很多小说作家既写通俗小说也创作严肃小说。通俗小说中的一些创作方法也为严肃小说所借鉴。例如哥特式小说对威廉•福克纳（WilliamFaulkner）有很大的影响：“福克纳的名篇《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具有哥特式小说的一切要素：一座破败的大宅，一位怪僻的女人，一个莫测高深不苟言笑的佣人，一具死尸，以及笼罩一切的神秘气氛。然而，福克纳大大超越通俗小说的局限，塑造了一个戴着大家族旧观念的枷锁度过痛苦一生的老处女，使这个故事成为反映旧秩序的消亡、世家望族的衰败的传世佳作。”⑤另一个例子是美国后现代主义实验派作家罗伯特•库弗（RobertCoover），他通过戏仿通俗传统的叙事形式并颠覆神话，试图提醒他的读者注意新的重要的文学模式⑥。

二、通俗小说题材上的商业取向

进入20世纪，特别是“二战”以后，美国通俗小说的题材一直在不断地变换，几乎令人目不暇接：“美国通俗小说在战后的发展也同样经历了一个酝酿、反拨、高潮、回归的过程：50年代的墨守传统（历史言情、硬派侦探小说、传统西部小说的继续）；60年代的反叛与创新（新历史小说、新哥特小说、反西部小说、反科学小说、讽刺幻想小说、灾难小说、高科技恐怖小说的产生）；70年代的喧嚣与暴露（色情历史小说、暴露小说、犯罪小说、警察小说、间谍小说、宗教小说的繁荣）；80年代的回归与复苏（历史言情小说、英雄幻想小说、家世小说、家庭小说的复兴）。”⑦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这些小说的题材，就会发现基本上可以将其归入以下两类：一是惊悚类小说，以恐怖、惊险、出人意料的情节取胜，哥特式小说、侦探小说、间谍小说、黑帮内幕小说、巫术小说、灾难小说、科幻恐怖小说、科幻探险小说、西部小说、硬汉小说、暴力小说都大致可以归入其旗下。二是情爱类小说，言情小说、色情小说、家庭小说、家世小说可以归入其门下。通俗小说的题材选择是直接与商业销售额挂钩的，而商业销售额又反映出消费者的欲求，所以如何娱乐读者的感官、满足读者的诉求是通俗小说首先考虑的问题。人的欲求可以分成不同的层次，“采取马斯洛的分析方法，人类有五种主要的需求，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与归属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由低层次至高层次依次排列……不难发现，一般通俗文学所表达的情感大都与、情爱、安全、竞争、同情、报复等初级需要有关，大致称之为基本性情感。”⑧作为文化消费品的通俗小说，为了以世俗化审美情趣配合大众的接受能力，迎合大众的审美趣味，在题材的选择上大致也没有越出通俗文学情感表达的范围。读者感官上的欲望包括：（一）经验扩张欲，（二）求知欲、替代性满足欲，（三）精神调剂。大胆地表现经典文学所不屑表现的世俗化情感，使读者的欲望得到宣泄是通俗小说最主要的目的⑨。通过对美国通俗小说的分类，我们可能清楚地看到上面这两大类小说，其实都是在满足人类的三个基本层次上的诉求———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与归属需要。20世纪美国通俗小说将满足受众的基本诉求作为创作的基点，创作出大量的作品。例如60年代，被称为悬疑惊悚大师的玛格丽特•米勒（MargaretMiller），她的推理小说以善于挖掘犯罪心理而著称。70年代流行西部色情小说、色情幻想小说、色情暴力小说，公然将色情与暴力作为那个时期的两大主题。以罗丝玛丽•罗杰斯（RosemaryRogers）为代表的一批女作家，甚至将强奸的暴力行为描写成一种“甜蜜的、野蛮的”体验。80年代，侦探小说、犯罪心理小说大行其道，以斯蒂芬•金（StephenKing）为首的一批作家，长于挖掘变态杀人狂的犯罪心理。还有流行于80年代、90年代的家庭小说和言情小说，例如埃里奇•西格尔（ErichSegal）的《爱情故事》和罗伯特•詹姆斯•沃勒的《廊桥遗梦》，以家族和爱情为主题。这些通俗小说在选题上充分表现出商业化的目的。

三、艺术手法与大众文化消费诉求的贴近

从文学价值上看，传统理论将文学价值划分为教育价值、认识价值、审美价值和娱乐价值。作为一种贴近读者———消费者的期待视野的文学，通俗文学片面强化了娱乐功能。“娱乐性作品和教益性、审美性作品的外部区别，在于前者仅仅从表面题材样式上即可肯定读者能够得到什么，后者却几乎需要通过整个阅读过程见出分晓。内在的区别则在于情感方式和情感力度，一般说后者情感力量的发散缓慢、含蓄、隽永，前者多在开首便制造出强大的情感诱惑，并在以后过程中始终保持足够的情感张力，直到在结束后的瞬间彻底松垮下来……娱乐文学以情感强度取胜，必然以牺牲情感深度为代价，致使题材范围受到局限，恐惧和成为经常的主题”⑩。由于通俗小说是以情感强度取胜的，所以就需要不断设计惊险刺激的情节，吸引受众。譬如丹•布朗的《达•芬奇密码》，这是一本博学而充满悬念的小说，堪称是惊险小说和智力解迷结合的典范之作。小说的结构其实非常简单，分别用罗伯特•兰登和索菲•奈芙、天主事工会、警方三条线索交替叙述，但是从惊心动魄的开篇到难以预料的结尾，小说中一直贯穿着一环接一环的悬念，紧紧吸引着读者的注意力。畅销书作家丹•布朗充分证明自己是个善讲故事的大师。但这部小说刻意追求惊险情节与悬念的痕迹过于明显，为了吸引读者，作者甚至不惜牺牲故事逻辑上的合理性。比如故事中提彬这个人物的设计就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尤其是提彬在教堂被他的仆人绑架以后直到他在威斯敏斯特教堂自暴身份，让人觉得这个人物的设计过于牵强。营造或神秘或恐怖的气氛，加入过于暴露的描写也是通俗小说用来刺激受众感官的重要手段。例如侦探小说，这类小说的鼻祖其实是埃德加•爱伦•坡，他对心理活动和神秘事件极感兴趣，写过一些以严密的逻辑推理分析人的心理活动的作品，如《失窃的信件》、《莫根街的凶杀案》等。这一开创了利用以凶宅、古堡鬼怪、血腥的犯罪现场为内容营造的哥特式的恐怖氛围的独特手法，对后来的通俗小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也正是通俗文学作者的追求，作品的“趣味性”对读者产生强大的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从而保证其商业上的成功。大众通俗文学是模式化的，通俗小说只是在某一模式的框子中显示自己对故事的独特构思。这就是为什么有的研究者认为通俗小说可以分类，严肃小说很难分类：“比方斯坦贝克、马克•吐温的小说，很难给它们分类。但通俗小说就可以分类了，这是言情小说，这是历史小说……因为每一类型里，基本的写作方法，它的素材，它的处理，都有一个套子。”輯訛輥由于在创作上高度程式化，很多通俗小说作家创作能力可观，不但多产，且速度惊人，一些作者为了营利常常以一周一本的速度进行创作。以科幻小说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Asimov）为例，他创作力丰沛，产量惊人，是个名副其实的高产作家，他经常在头脑中同时酝酿三四部作品，一生写了两百多部科幻小说。只有程式化的创作模式才能造就商业上的成功，因为成功的模式为通俗作家提供了创作的范本，程式化使得低成本、高效率的创作模式成为可能。

通俗小说是小说的一大类型，大致说来是有别于新文学创作的一种文学样式。它是满足社会最广泛的读者群的需要，适应大众的兴趣爱好，阅读能力和接受心理而创作的一类小说。它以娱乐价值和消遣性为创作目的，重视情节编排的离奇曲折和引人入胜，人物形象的传奇性和超凡脱俗，而较少着力于深层社会思想意义和审美价值的挖掘。他的主要类型有社会小说、言情小说、武侠小说、历史小说。另外，风靡当下的网络小说与科幻小说也属通俗小说。

通俗小说在新文学产生以前，曾是文学的正宗，他的创作队伍和作品都相当壮观。其中，鸳鸯蝴蝶派当属主力军，另外，还有海派中的许多作家也为通俗小说的创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所有的通俗小说创作家中，我认为集大成者当属张恨水。他一生创作了蔚为壮观的通俗小说作品，也对通俗小说的创作做了许多的探索，无论是从内容上还是创作手法上，都为后来的作家们提供了不少借鉴。

通俗小说的发展，尤其是现代通俗小说，源于清朝以降的讽刺小说、人情小说、狭邪小说、侠义小说及公案、谴责小说等类型。与新文学创作比较而言，从文学方面看，通俗小说的政治功利性要弱些，商业目的性要强些；从趣味上说，通俗小说更倾向于消遣、娱乐、游戏；从创作方法上讲，通俗小说更具有明显的中国传统小说特征，模式化，程式化的倾向比较突出。这些是通俗小说区别于新文学的主要特征。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新文学的异军突起使得通俗小说创作不得不调整自己的步伐。这期间它主要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变化。刚开始的通俗小说，是言情的时代。“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成了读者的口头禅，“画蝴蝶与罗裙，认鸳鸯于坠瓦”成了作家创作的最佳兴奋点。这个阶段的主要代表作有徐枕亚的《玉梨魂》、《血鸿泪史》、《余之妻》、《双鬟记》，吴双热的《孽冤镜》、《兰娘哀史》等。以《小说月报》全面革新为标志，现代通俗小说跨入了二十年代初期到三十年代中期的发展成熟期。这一时期，通俗小说创作与新文学的创作并驾齐驱。一九三六年十月《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的签署，标志着通俗文学为新文学界所接纳和获得正面评价，文学的雅俗竞争渐渐变为雅俗交流。三十年代后，通俗文学与新文学又有了进一步的交流。

对于通俗小说的作用，看法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评论界的说法也是各有千秋。新文学的发端时期，通俗小说遭到了猛烈抨击。譬如左倾路线对其的评价，他们认为：通俗小说具有大量的封建因素，通俗小说创作家是根据娱乐、游戏的目的来创作，抹杀了文学作品的社会意义和审美价值。另外，他们还指出，通俗小说中的言情、武侠作品把人引向堕落，危害极大。对于这些批判，个人认为是有一定道理的，但难免有以偏概全的倾向。在所有的通俗小说中，我们还是能挖掘出大量精品的。譬如金庸的武侠作品，无论是在语言表达上还是在结构编排上都可以说是堪称一绝，具有很高的文学审美价值。另外，像张恨水的《啼笑因缘》、《金粉世家》等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实生活，有一定的社会批判性。因此，部分通俗小说是具有一定社会意义和审美价值的。虽然，与新文学相比，通俗小说难登大雅之堂，但他的积极意义我们也不能因此忽视。首先，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实生活，具有一定的认识意义。其次，使用白话创作，在当时具有进步作用。再者，它的创作手法和经验也被部分新文学创作者有意识的借鉴与发扬。最后，它丰富了大众的娱乐生活，符合社会的需要。因此，通俗小说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有着它亮点的。

以上所谈的多为个人对现代通俗小说的一些认识，放眼现在，通俗小说的创作可以说是与日俱增。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与普及，网络小说不断涌现，网络小说家也层出不穷。这让我们看到了通俗小说发展的良好势图。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其中许多作品实属庸俗，算不上佳作。尽管许多创作者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但依旧有创新不足的缺点。但相信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创作者的不懈努力，通俗小说定能呈现流光溢彩的局面。

【论文关键词】通俗小说抗战时期市场理论建设

【论文摘要】抗战时期，中国通俗小说勃兴的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通俗小说自身的发展需要，二是战争的催化作用，三是市场的需要，四是理论建设的推动作用。

中国近现代通俗小说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其文学史地位也已经得到了很多专家学者的肯定。而要研究这类文学类型，则不能不对其发展繁荣的原因进行研究剖析。抗战时期，现代文学格局和趋向发生的转变最为显著，通俗小说在此期间不断繁荣并走向成熟，因此本文主要探讨抗战时期通俗小说勃兴的原因。

一、通俗小说自身发展需要

(一)小说一直在中国文坛内处于边缘的地位，它走向中心位置得益于梁启超倡导的“小说界革命”。19世纪末，梁启超在日本发现了政治小说，于是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提出“欲新一国民”必“先新一国之小说”。这种倡导促使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发生了转变，小说的社会作用和文学地位得到了文人的重视，以夏曾佑、狄葆贤、吴趼人、徐念慈为代表的一大批作家视小说为启蒙的工具，开始从事小说的创作。

西方文艺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学和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使我国近现代通俗小说具有了社会性。西方的文学思潮、文学思想如民主、平等、科学、自由、人性等传人了中国，新小说开始注意表现这些精神对中国民众的影响；小说创作也开始改变传统的情节结构模式和叙事方法，借鉴了西方的手法，如截取生活横断面来表现生活、注重人物的性格刻画和心理描写、景物描写、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角度、采用倒叙手法等等。

一、明代文学思想发展的脉络

(一)从明道到写心明朝初年，程朱理学受到统治者的喜爱，因而这种儒家文化占据了文学的统治地位。因而文学界中就出现了将所有的政治制度、道德和政绩都写于文的现象，使这些历史的东西在华丽的辞藻下更加熠熠生辉。明朝初年严禁戏曲，但是却不反对神仙道扮和宣扬君臣、父子之类的戏，朱元璋还曾经把高明的戏曲《琵琶行》与《四书》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来谈论。明代的朱权还曾经把内容为提倡儒家文化的戏剧归入正统文学，而把杂剧归位“行家生活”。在理学发展的同时，新的文学思想也在酝酿。李梦阳反复强调:“天下有殊理之事，无非情之音。乃其为音也，则发之情而生之心者也。”他认为之所以会抒发情感是因为心在感受在体会，因而曾经得出过真诗乃在民间的结论。明代文学家徐祯卿曾经说过一切情感的流露无非是眼看到了事物，然后心有所体会而表达出来的。当然这里他们所说的情感是符合道德的情感，是惆怅离思和追忆往昔的情感。理学派代表唐顺就说过;“天机尽是圆活，性地尽是洒落，顾人情乐率而恶拘束，然人知安恣睢者之为率易矣，而不知见天机者之尤为率易也…”在他看来只有感情从胸中流出来，才可以开口讲出来这样的感情是感情的“本色”，才是上乘的文字，人的心本没有善恶和优劣之分，感情都是对环境的一种客观反应。因而唐派的主张就是在写文章的时候直抒胸臆、纵心自然。徐渭主张诗文应该写其胸膈，因而他的诗文都是作者真实感情的抒发，他将一切人世间的感情不加修饰地表达出来，如将士出塞、寡妇之哭、得子之喜。(二)从雅言到迩言李贽对通俗文学有着极强的爱好，他认为善的东西就是真实的存在。因而，他在《童心说》中极力提倡恢复人最本质的东西，这样创作出来的文章才是最善的文章。他还反复强调真正的童心往往都是迩言，优雅的语言不是人最本质的想法无非是为了迎合某种需要而加以修饰的语言，真正的语言是民间的日常生活用语，如好货、好色、勤劳、进取、多积财宝、多买田宅为子孙计等，听起来浅显易懂却是百姓最真实的意思表达，最真实的才是善言、最好的表达方式，何必为了迎合某种韵律和政治而刻意扭曲心中的意思。他的提倡迎合了当时的市民文化，成为流行一时的潮流，在明朝的后期学习迩言的人不计其数，无论男女老少都在学习迩言。迩言逐渐在文学上发展为通俗文学，这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就是通俗演义，它将历史故事用一些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使平常百姓可以读懂，因而备受欢迎。欣欣子认为通俗小说与文言小说相比在民间比较受欢迎，因为它描写的市井之谈和闺房密语等，即使孩童也可以听懂，因而许多市井人士非常认可这种文学方式。还有的文学家指出，通俗小说描写的许多历史人物和故事情节大都与文雅的历史不相符合，它虚化了一些人物形象，但是在虚化的同时往往蕴涵了真理，给人们一种不一样的感受。汤显祖在谈论通俗小说时说宁今宁俗，都是因为今而俗这也是最真实的。(三)从性情到性灵明代文学讲究两个要素:真和情。将这两者结合起来就是性灵，公安派首先打出性灵的旗号。性灵派所指的性灵就是“发人所不能发、从真性流出，不涉安排”，这种出发点最后无非就是走向本色自然。因为在明代初期所谈的情感基本都是符合教与德的需要，不能有伤大雅等，长期压抑着人们思想的流露。后期的文学家将正统文学同日常生活联系起来，将各种欲望都归为文学要表达的范围，从而就将情的意义扩大了。沿着这个思路发展，情欲观就出现了，所以就出现了柳梦梅、杜丽娘这样的人物。这充分反映了作者的思想与当时社会思想的对抗。明代东林党派正统文化，但是这种风气已经发展壮大，对世俗生活的情欲的描写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因而导致明朝后期的文学创作即使是满怀亡国之痛，在文学方面也会流露出一定的感情因素。

二、明代后期文学思想的走向及特点分析

(一)诗歌的世俗化走向及分析嘉靖初年，一大批的文学家都开始向民间的歌谣学习，在创作中也有意表象世俗化的一面。正德初年到嘉靖初年社会上流传《山坡羊》与《锁南枝》，李开河给这两篇著作以十分的肯定。他强调能够将市井之俗引用到诗歌中来实在是一种新意。因为这样可以把诗写得很淡、把文字写得很平，很容易让大部分百姓明白。还有一位提倡通俗文学的文学家就是徐渭，“真”是他一切创作的出发点，他主张做人贵在真，诗、书、画贵在真情的表露，虽然他的性格比较怪在当时遭到很多非议，但是他主张的真情是不可否认的。唐朝曾经流传下来一幅画，由于时间比较长，图基本上失传。但是徐渭说自己虽然能力有限但是可以画出其中的奥妙，并且为每幅画题诗一首。这些诗句有“高高山上鹞儿飞，山下都是刺棠梨。只顾鹞飞不顾脚，踏着棠梨才得知。”“偷放风鸢不在家，先生差伴没寻拿。有人指点春郊外，雪下红衫便是他。”从这些诗句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深受当时民谣的影响，这些诗浅显易懂，通俗化在这里显示得淋漓尽致。诗歌创作向民间接近的提倡者是华善述，他出生在嘉靖年间，活动在万历年间，终生布衣，始终不仕。他生活的态度是:下明守雌，漆园贵达生。他认为儒家的礼有种约束人本性发挥的弊端，他虽然向往真但是不像有些文学家那样主张纵欲，他追求的真是平淡自然的真，是那种“十年卧茅茨，转识乡土风。”的真。他著述了很多题材的诗将其命名为《杂诗》，共有一千多首，主要包括咏诗、郊游、村居和妇女题材的诗。他的这些诗通俗易懂，但有些是想象出来的而不是真正感情的抒发。他未到过长安而写长安，未到过边塞而写边塞，表明写诗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虽然不太符合“真”这个标准，但是他语言中的浅俗却是无人能及的。例如，写恋情的有的“朝出拨新蒲，暮作双履成。赠欢来时著，免使龙吠声。”写相思的有“蜻蚓蜡下鸣，寒近侬自惊。欢若无衣著，冷尽旧时情。”(二)小说的世俗化走向及分析明代文学通俗化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小说，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小说就是《金瓶梅》，这部小说是以市井为题材的，描写了一个破落户如何通过官商勾结来把自己的势力伸向各个层面。这部小说是当时市镇生活的反映，虽然一些市井之谈不堪入耳，但是却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反映。有专家指出《金瓶梅》的成功之处在于写官商勾结揭示社会阴暗的一面，失败之处在于过多地写肉欲。《金瓶梅》之所以能够被称为市井小说的代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结局使那些纵欲、无恶不作的坏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这种结局透露出当时的百姓对社会上这种纵欲风气的不满，也是作者对这种社会现象的有力抨击。《金瓶梅》中有“三言”“二拍”，也反映着文学思想观念世俗化的倾向。明代文学的发展脉络是从明道到写心，语言上从雅言到迩言，情感的表达上注重性灵。在性情到性灵的过度中，世俗文学得到了发展。世俗文学思想更接近社会大众、接近民歌，求真求本性。

作者：吕海波单位：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

【内容提要】明清小说与民间秘密宗教及帮会之间存在互动关系。民间秘密宗教及帮会对明清小说的创作思想和艺术风格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如明清小说中的女性崇拜观念、三教合一思想、巫术结构方式等。反之，明清通俗小说也同样影响了民间秘密宗教及帮会的社会理想、人际关系、组织形式、军事斗争和宝卷创作等。

【摘要题】元明清文学

【关键词】秘密宗教/明清小说/影响

【正文】

明清时期，民间秘密宗教和帮会发展迅猛，教派林立，难以统计。民间宗教被称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小传统”，是信仰主义世界的重要领域，影响着底层民众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等。它的势力有时甚至凌驾于正统宗教之上。由于古代通俗小说与民间宗教处在同一文化层面，因此，它不可能不受到民间宗教的浸润；反之，秘密教派和帮会又从通俗文学中吸取思想、组织及军事斗争等方面的经验。因此，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是不可替代和无法回避的。然而，这个关系到中国历史演变、文化变迁和社会小传统特征的重要问题，却很少引起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文学史家的关注。尤其是民间秘密宗教与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目前只有为数不多的几篇论文，尚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

一、民间秘密宗教对明清通俗小说的影响

一、大连通俗文学观念及其侧重点的嬗变

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辽宁开始涌现出一些专门性的文学社团和文学期刊，大连出现了中华青年会，创办了《新文化》(后改为《青年翼》)提倡新文学，宣传新思想，提高了小说的地位，通俗小说逐步兴起。“伪满”时期，受殖民地文化的影响，大连地区通俗文艺活动相对活跃。1943年赵恂九《小说作法之研究》，最初连载在大连《泰东日报》上，由大连的启东书社印刷出版。该著作指出通俗文学与纯文学的不同之处是“将读者置于自己的念头上，使读者愿意读尽可能、使读者能够感动”，强调了小说的通俗性，吸引人们去正视通俗文学这个重要的文学现象。1945年东北光复，通俗小说在政治规范和经济衰败的双重打击下，逐渐走向衰落。政治性成为唯一创作标准，具有商业性、娱乐性和模式化特点的通俗小说逐渐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新时期大连文艺创作十分旺盛，创作数量质量上都有了历史性突破，涌现了一大批在国内外有影响的作家作品。小说、儿童文学、散文、报告文学、杂文、现代诗歌等新作屡获大奖。董志正的概括颇有见地:“大连形成了以小说作家为骨干，以诗人、散文家、儿童文学作家、报告文学作家及评论家为羽翼的大连作家群。”到了80年代中后期，纯文学创作逐渐走向低谷，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审美愉悦的要求为通俗文学提供了市场。90年代后，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全球经济一体化，大众文化的影响日益明显，通俗文学创作则呈现出浓郁的世俗化、生活化、娱乐化的色彩。关于通俗文学的研究也日益成为一个值得重视的城市文化现象。随着“”结束，大连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工作者挣脱束缚，竭力促使大连文学创作大众化。80年代以来，大连文艺批评家队伍主要由三方面人员构成:其一，一批在文化艺术单位从事文艺创作和研究的作家、学者，如司达、杨先华、宋延平、王晓峰、高云、田耒等，他们对文学有着日趋自觉、成熟的艺术追求，对文学发展的趋势有前瞻性;其二，诸高校教师，他们往往并不直接评议大连文艺，但他们多对某个作家或某类作家作品有清晰独到的深度把握，能帮助作家厘清创作中的思想困惑;其三，部分专业作家报社以及社会业余作者，他们对新的文学现象有敏锐的感受力。总的来说，大连文艺批评队伍显现出“大视野、厚积淀、专领域”的特色。此间还出版了一些较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评论集，董志正主编《这是一方沃土———大连新时期文艺评论集》、宋延平《文化寻梦》、王晓峰《大连文化散论》、李振远《大连文化解读》等，作为大连文艺事业新时期以来的奠基性成果，对大连文艺创作有直接的鞭策、催奋作用。

二、大连通俗文学研究的基本态势

(一)小说创作研究

70年代末期大连作家达理夫妇短篇小说《失去了的爱情》，关注知识分子的生活、内心、情感和命运，曾在辽宁省内外引起过讨论。他1982年在《人民文学》发表短篇小说《卖海蛎子的女人》刻画一位卖海蛎子的农村大嫂形象，极具通俗性。继而达理《路障》《除夕夜》、宋学武《敬礼，妈妈》、庞泽云《夫妻粉》等在国内文坛引起较大反响。而后邓刚发表了《八级工匠》《刘关张》《阵痛》《迷人的海》《瘦龙岛》《龙兵过》《白海参》《山狼海贼》《沉重的签字》等，引起轰动。《阵痛》获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迷人的海》题材独特、引起了文坛极大兴趣，获1982—1983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4年，程德培较早提出邓刚小说两个世界问题，认为其特色是“铁味”和“海味”，即工业题材和海洋题材。1993年著名学者、辽宁师范大学叶纪彬教授在此基础上生发增加了“心理场景世界”，即表现人的生命力的世界。邓刚曾把《迷人的海》成功归因“新鲜的题材”，小说用寓言式的叙述方式，讲述了老小两代海碰子从排斥到比肩投入大海共同寻找“迷人的希望”，折射出人们希望通过劳动改造社会改善生活的自强不息精神，带有鲜明的通俗文学因子。孙惠芬为代表的乡土小说家以敏锐的文化悟性和质朴的乡村体验深刻表现新时期农民生活和心路历程，系列小说《上塘书》《歇马山庄》《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伤痛城市》等展示乡村骤变伴随而来的“城市的伤痛”，呈现着乡土社会与现代商业社会、消费时代的密切联系［7］。《伤痛城市》中作为作家的“我”，从庄河来到了时尚之都大连。乡村和城市的落差，让“我”和乡村人的人生理念颠覆了。《伤痛城市》中她发出感叹:“这座城市里，一部分人永远滞留在城市之外，那就是我们!因为职业，因为经济状况，因为传统人格，我们永远无法领略夜的内在气质和风韵，……”孙惠芬小说有强烈的家族意识，张祖立认为主要体现在“强烈而焦灼的进城心理、家族本位意识和倚重精神取向”三个方面。其小说成功之处在于用最通俗的文字写最本土的生活，引起读者自娱、自赏与自我渲泄情感体验，成为快节奏的现代商业化生活的润滑剂，具有鲜明的通俗文学特色。90年代以来，青年作家津子围、陈昌平、张鲁镭、侯德云等人的都市小说也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津子围的小说因通俗的现实生活，独特的视角，变幻的叙事，悲悯的情怀和厚重的历史责任感，常常带给读者强烈的审美震撼。王晓峰评:“津子围的小说非常注重故事性”“涌动着一种对人的存在、人的精神的种种骇人听闻的状态的思考和表现”。深刻的生活体验和可信的记忆，使他能描摹出风云变幻社会中的人生百相。《残局》《残商》《残缘》《爱的河流》《相遇某年》《老铁道》《我的朋友老胡》《马凯的钥匙》等，孟繁华指出认为这些小说的“类型化”，“处于精英化和大众化写作之间”。张鲁镭《幸福王阿牛》《我想和你一起玩》《小日子》《橘子豆腐》《小青》等，把自己对“小日子”的感悟植入小说，关注小人物的物质欲望和情感追求。津子围揭示:“她的作品中的人物几乎全是‘小人物’，写出了‘小人物’的体温、气味、质地与纤维，这一点尤为难能可贵。”王晓峰评价:“小说极为生活化，甚至口语化，极为平易的语言，像是从生活里打捞出来，冒着生活的热气，鲜活而生动。”宋巍认为张鲁镭小说“真诚而俗气”，“寻找平凡人的俗气之美。”新世纪头十年，陈昌平《汉奸》《英雄》《小流氓》《大闸蟹》《国家机密》等通过人物命运大起大落来实现故事的传奇性可读性。王晓峰说:“陈昌平小说更看重的是一个‘好的故事’，更看重叙述的艺术，因此，也就更接近小说的本体艺术，以此来完成人性的书写，来完成历史的叙事，并在其中隐含着一个作家对历史、生活与人类精神世界的忧虑和思考。”津子围、陈昌平、张鲁镭作品写的“好的故事”“小日子”“小人物”，实质上共同点乃是小说题材的平民性和传奇性，体现了新时期大连作家对小说题材选取、通俗性叙事、传奇性强调和娱乐性追求的重视和自觉追求。

(二)儿童文学创作研究

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于1860年至1931年间在上海开设的美华书馆(TheAmericanPresbyteri-anMissionPress)是近代上海最重要的印刷、出版机构之一。其刊行的几十种关于自然科学的中文书籍，在晚清“西学东渐”进程中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已为学界所认可。［1］同时，书馆还出版了大量中国主题的英文著述。这些出版物使美华书馆成为继英国伦敦会的墨海书馆之后又一个中西文化交流的桥头堡。

一、美华书馆的沿革及其英文出版物概况

1844年2月23日，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在澳门设立“澳门美国长老会印刷所华英校书房”(MacaoPresbyterianMissionPress)，次年7月迁往宁波，9月1日开业，改称“华花圣经书房”(TheChineseandAmericanHolyClassicBookEstablish-ment)。1860年，时任书房负责人的姜别利(W．Gamble，1858－1869在任)“认识到上海作为商业中心和福音派新教会活动中心而具有重要地位”，“本能地期望事半功倍地在中国的心脏播种福音”。［2］(P177)再由于上海之于宁波还拥有购买印刷所需原材料以及向各地寄发书籍和小册子的便利，便在年底将书房迁入上海，易名美华书馆。①随后，由于美华书馆在印刷技术上应用了姜别利的两项杰出发明———用电镀法制造汉字字模及元宝式排字架，大大提高了印刷质量和效率，迅速发展成为当时上海规模最大、最先进的活字排版、机械化印刷的印刷机构，并取代了墨海书馆成为基督教在中国最主要的出版印刷机构，在上海出版界长期居于垄断地位。除中文出版物外，据笔者统计，美华书馆曾出版了407种英文书籍(包括修订本和重印本)，②其中与中国相关者达390种之多。这390种书籍，大致可分为4类:1.宗教及教务类，有113种，包括中英文对照的《圣经》、教会所属机构的报告、传教情况的统计及传教士的传记等，如伟烈亚力的《在华新教传教士:著作与生平》(A．Wy-lie，MemorialsofProtestantMissionariestotheChi-nese:givingalistoftheirpublications，andobituarynoticesofthedeceased，1867)。2.语言类，有161种，包括汉语教材和各种词典，不仅有官话，还涉及众多方言，如艾约瑟的《上海话语法》(J．Ed-kins，AGrammaroftheShanghaiDialect，1868)、狄考文的《官话类编》(C．W．Mateer，ACourseofMandarinLessons，BasedonIdiom，1892)。3.文化类，有101种，基本是西方人对中国典籍的翻译和对中国历史、哲学、思想、文学、艺术等的研究著作，如麦克开拉启的《易经》(T．McClatchie，ATranslationoftheConfucianYihKingorthe“ClassicofChange，”1876)、麦嘉温的《中国史》(J．Macgowan，AHistoryofChinafromtheEarliestDaysDowntothePresent，1897)。4.杂类，有15种，主要是一些售书书目、政治文件的译文等。图1反映了美华书馆出版的与中国相关的西文书籍的内容构成比例:此外，美华书馆还为各宣教会、教育机构或其他组织出版了不下10种英文刊物，最著名者当属《教务杂志》(TheChineseRecorderandMissionaryJournal)。从这些英文出版物可以看出，美华书馆在大量引进西方文化的同时，亦从事着把中国文化向西方输出的事业。而其中涉及中国文学的著述与其他在华刊行的英文出版物相比，从编撰体例到论述视角尤具特色，具体体现在汉语读本的编撰、辞典中的中国文学条目以及新教传教士对中国小说的评价上。

二、汉语读本的编撰

在中西跨文化交流中，语言问题首当其冲。西人对汉语的热情于明清之际和晚清形成两次高潮，［3］并编撰了许多汉语词典和读本。前一阶段以早期耶稣会士为代表，多注重书面文言。19世纪以来，出于外交和通商需要，欧洲各国和美国的汉语教学和研究对象也从书面文言逐步转向口语白话。入选汉语读本的范文也逐渐以小说戏曲为主。这时的汉语读本可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双语对照本，不仅有翻译，还用当时通行的白话对中文原文进行改写。这类读本以英国外交官禧在明(W．C．Hillier)所编的《华英文义津逮》第二卷(TheChineseLanguage:howtolearnit，1914)为代表。在这册读本中，禧在明将《聊斋志异》中《种梨》、《促织》、《骂鸭》等12篇小说改写为北方口语。为了让汉语初学者能更好地理解文义，亦将原来小说中的“异史氏曰”全部删去，然后根据故事情节用更为生动的口语大幅扩充容量，如增加心理描写、对话描写、细节描绘等。此外，禧在明还时时模仿说书人的口吻，对故事中的人和事进行评论。通过各种语言手段的运用，使这几则故事的整体风格由书面文言变成了自然流畅的白话，增加了可读性和趣味性。③第二种类型是英文注释本，其正文是中文原文，没有经过改写或仅删除了一些枝蔓情节，也没有英文译文，编者的工作是对文中的难字难词在注释中给出英译并解释。美华书馆出版的两种汉语读本《好逑传》(HaoCh’iuChuan，FortunateU-nion，1904)与《第一才子三国志演义第四十三回》(The43rdChapteroftheThreeKingdomNovel“TheLogomachy”，1905)即属于此种类型。《好逑传》的编者英国内地会传教士鲍康宁(F．W．Baller)在该书修订版的序言中对其编撰目的解释道:吾也细览华文之《好逑传》，撮其中之精要者，而辑为一书，无他志也，欲待后日之来中国者，学习华文，得以由阶而升，不至望而却步矣。虽然，犹恐字样所限，令人难明，故于此书中，兼写华英之文字，如画人着眉，画龙点睛，以示后人之阅此书者，一目而了然，心领而神会。《第一才子三国志演义第四十三回》的编撰目的与《好逑传》相似，是“为了给刚学习汉字不久的人提供一个简单的课本”。该读本有《三国志演义》的总体介绍、三国时期的历史概况、本回的大致情节，并附中国历史朝代表、东汉末年皇帝表、人物索引、单字表和汉字部首表。每页内容分上下两部分，上部为中文原文，有句读;下部为英文注释，解释文中字词的语法特征与意义。兹以本回第一句话为例:却1说鲁肃2孔明辞了3玄德4刘琦5登舟望6柴桑郡7来8。编撰者对这一句文字的注释为:1.“却说”，表示叙述再次开始，“现在我们继续讲……”2.“鲁肃孔明”，并列的人名，和下两条一样，中文里这种情况无需系动词，但在翻译中必须加上。3.“了”跟在“辞”后表示动词的完成时态。4.“玄德”，见“人物索引”第6条。5.“刘琦”，见“人物索引”第5条。6.“望”，面朝……7.“柴桑郡”，吴国城市，孙权的总部。8.“来”，叙述者在孙权一边。有了如此“大量的充分的”注释，即使没有译文，也能“指导初学者阅读最困难的部分”。④就以上两种形式的汉语读本来看，虽然针对的读者是西方人，但汉语部分仍然用的是传统的句读，并没有参照英文而使用新式标点。这固然与当时中国尚未推行新式标点有关，他们并不需要这种新形式的文本，否则，这些汉语读本的意义将不止于此。中国古典白话小说新式标点本的产生，仍然要等到1920年汪原放编辑的“亚东本”《水浒传》的出版。

三、辞典中的中国文学条目

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于1860年至1931年间在上海开设的美华书馆(TheAmericanPresbyteri-anMissionPress)是近代上海最重要的印刷、出版机构之一。其刊行的几十种关于自然科学的中文书籍，在晚清“西学东渐”进程中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已为学界所认可。［1］同时，书馆还出版了大量中国主题的英文著述。这些出版物使美华书馆成为继英国伦敦会的墨海书馆之后又一个中西文化交流的桥头堡。

一、美华书馆的沿革及其英文出版物概况

1844年2月23日，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在澳门设立“澳门美国长老会印刷所华英校书房”(MacaoPresbyterianMissionPress)，次年7月迁往宁波，9月1日开业，改称“华花圣经书房”(TheChineseandAmericanHolyClassicBookEstablish-ment)。1860年，时任书房负责人的姜别利(W．Gamble，1858－1869在任)“认识到上海作为商业中心和福音派新教会活动中心而具有重要地位”，“本能地期望事半功倍地在中国的心脏播种福音”。［2］(P177)再由于上海之于宁波还拥有购买印刷所需原材料以及向各地寄发书籍和小册子的便利，便在年底将书房迁入上海，易名美华书馆。①随后，由于美华书馆在印刷技术上应用了姜别利的两项杰出发明———用电镀法制造汉字字模及元宝式排字架，大大提高了印刷质量和效率，迅速发展成为当时上海规模最大、最先进的活字排版、机械化印刷的印刷机构，并取代了墨海书馆成为基督教在中国最主要的出版印刷机构，在上海出版界长期居于垄断地位。除中文出版物外，据笔者统计，美华书馆曾出版了407种英文书籍(包括修订本和重印本)，②其中与中国相关者达390种之多。这390种书籍，大致可分为4类:1.宗教及教务类，有113种，包括中英文对照的《圣经》、教会所属机构的报告、传教情况的统计及传教士的传记等，如伟烈亚力的《在华新教传教士:著作与生平》(A．Wy-lie，MemorialsofProtestantMissionariestotheChi-nese:givingalistoftheirpublications，andobituarynoticesofthedeceased，1867)。2.语言类，有161种，包括汉语教材和各种词典，不仅有官话，还涉及众多方言，如艾约瑟的《上海话语法》(J．Ed-kins，AGrammaroftheShanghaiDialect，1868)、狄考文的《官话类编》(C．W．Mateer，ACourseofMandarinLessons，BasedonIdiom，1892)。3.文化类，有101种，基本是西方人对中国典籍的翻译和对中国历史、哲学、思想、文学、艺术等的研究著作，如麦克开拉启的《易经》(T．McClatchie，ATranslationoftheConfucianYihKingorthe“ClassicofChange，”1876)、麦嘉温的《中国史》(J．Macgowan，AHistoryofChinafromtheEarliestDaysDowntothePresent，1897)。4.杂类，有15种，主要是一些售书书目、政治文件的译文等。图1反映了美华书馆出版的与中国相关的西文书籍的内容构成比例:此外，美华书馆还为各宣教会、教育机构或其他组织出版了不下10种英文刊物，最著名者当属《教务杂志》(TheChineseRecorderandMissionaryJournal)。从这些英文出版物可以看出，美华书馆在大量引进西方文化的同时，亦从事着把中国文化向西方输出的事业。而其中涉及中国文学的著述与其他在华刊行的英文出版物相比，从编撰体例到论述视角尤具特色，具体体现在汉语读本的编撰、辞典中的中国文学条目以及新教传教士对中国小说的评价上。

二、汉语读本的编撰

在中西跨文化交流中，语言问题首当其冲。西人对汉语的热情于明清之际和晚清形成两次高潮，［3］并编撰了许多汉语词典和读本。前一阶段以早期耶稣会士为代表，多注重书面文言。19世纪以来，出于外交和通商需要，欧洲各国和美国的汉语教学和研究对象也从书面文言逐步转向口语白话。入选汉语读本的范文也逐渐以小说戏曲为主。这时的汉语读本可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双语对照本，不仅有翻译，还用当时通行的白话对中文原文进行改写。这类读本以英国外交官禧在明(W．C．Hillier)所编的《华英文义津逮》第二卷(TheChineseLanguage:howtolearnit，1914)为代表。在这册读本中，禧在明将《聊斋志异》中《种梨》、《促织》、《骂鸭》等12篇小说改写为北方口语。为了让汉语初学者能更好地理解文义，亦将原来小说中的“异史氏曰”全部删去，然后根据故事情节用更为生动的口语大幅扩充容量，如增加心理描写、对话描写、细节描绘等。此外，禧在明还时时模仿说书人的口吻，对故事中的人和事进行评论。通过各种语言手段的运用，使这几则故事的整体风格由书面文言变成了自然流畅的白话，增加了可读性和趣味性。③第二种类型是英文注释本，其正文是中文原文，没有经过改写或仅删除了一些枝蔓情节，也没有英文译文，编者的工作是对文中的难字难词在注释中给出英译并解释。美华书馆出版的两种汉语读本《好逑传》(HaoCh’iuChuan，FortunateU-nion，1904)与《第一才子三国志演义第四十三回》(The43rdChapteroftheThreeKingdomNovel“TheLogomachy”，1905)即属于此种类型。《好逑传》的编者英国内地会传教士鲍康宁(F．W．Baller)在该书修订版的序言中对其编撰目的解释道:吾也细览华文之《好逑传》，撮其中之精要者，而辑为一书，无他志也，欲待后日之来中国者，学习华文，得以由阶而升，不至望而却步矣。虽然，犹恐字样所限，令人难明，故于此书中，兼写华英之文字，如画人着眉，画龙点睛，以示后人之阅此书者，一目而了然，心领而神会。《第一才子三国志演义第四十三回》的编撰目的与《好逑传》相似，是“为了给刚学习汉字不久的人提供一个简单的课本”。该读本有《三国志演义》的总体介绍、三国时期的历史概况、本回的大致情节，并附中国历史朝代表、东汉末年皇帝表、人物索引、单字表和汉字部首表。每页内容分上下两部分，上部为中文原文，有句读;下部为英文注释，解释文中字词的语法特征与意义。兹以本回第一句话为例:却1说鲁肃2孔明辞了3玄德4刘琦5登舟望6柴桑郡7来8。编撰者对这一句文字的注释为:1.“却说”，表示叙述再次开始，“现在我们继续讲……”2.“鲁肃孔明”，并列的人名，和下两条一样，中文里这种情况无需系动词，但在翻译中必须加上。3.“了”跟在“辞”后表示动词的完成时态。4.“玄德”，见“人物索引”第6条。5.“刘琦”，见“人物索引”第5条。6.“望”，面朝……7.“柴桑郡”，吴国城市，孙权的总部。8.“来”，叙述者在孙权一边。有了如此“大量的充分的”注释，即使没有译文，也能“指导初学者阅读最困难的部分”。④就以上两种形式的汉语读本来看，虽然针对的读者是西方人，但汉语部分仍然用的是传统的句读，并没有参照英文而使用新式标点。这固然与当时中国尚未推行新式标点有关，他们并不需要这种新形式的文本，否则，这些汉语读本的意义将不止于此。中国古典白话小说新式标点本的产生，仍然要等到1920年汪原放编辑的“亚东本”《水浒传》的出版。

三、辞典中的中国文学条目

当代英语少儿文学的发展格局基本形成英、美、加三足鼎立的局面。而较前两国相比，加拿大英语少儿文学的发展相对逊色，这种现象同加拿大少儿文学出版社的发展密切相关。1970年以前，加拿大专门出版少儿图书的出版社很少见，一些出版少儿文学的出版社大多规模较小，经济实力薄弱，主要依赖政府对出版的资助，很少赢利。因此，少儿文学出版业的发展在加拿大可谓举步维艰，很难形成较大的产业。此外，在少儿文学出版书目的选择上，范围十分局限。一些完全归属于加拿大的出版社，如梅克勒兰&斯图亚特出版社（McLelland&Stewart），审查标准十分严格，几乎不接受加拿大以外的书稿。在那个创作贫乏的年代，这不仅抑制了小读者的阅读兴趣，也割断了加拿大少儿文学与外界的学习交流，阻碍了本土少儿文学的发展。虽然一些较大的半独立的出版社，如兰登书屋（RandomHouse），因为受美国资助，在出版方面享有较大的自由度，但终究是杯水车薪。1970年以后加拿大英语少儿文学发展相对滞后的现象得到了改观。导致这种变化的因素很多。其一，日益增长的民族意识促使作家更多地创作，由此带动了出版业的发展；其二，各种少儿文学奖项的设立和加拿大文化委员会对少儿图书出版的资助既鼓励了作家的创作，也推动了出版社对少儿文学作品的出版；其三，一些少儿文学刊物的创建，如《猫头鹰》（Owl），也对加拿大英语少儿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其四，教育工作者们加大了在学校中鼓励学生阅读少儿图书的力度，孩子们对少儿图书的需求也推进了少儿文学的创作与出版。纵观当代加拿大英语少儿图书市场，各种门类体裁的小说一应俱全，不论是少儿小说还是少儿诗歌及图画书，都取得了显著成就。就小说而言，重印数量较多、比较热销的作品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动物小说。动物小说是以动物为主人公的故事，故事中的主要形象是各种被人格化，同时又具有动物本身特点的动物。动物故事也有不同类型：有的是通过动物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来表现某些社会现象，反映人之间的关系。有的是动物寓言，即在动物故事中，包含哲理或训戒的意义。还有一类是通过生动有趣的情节讲述某种动物的生活和故事，达到愉悦读者的目的或传达关于动物习性的知识。动物小说据称是最早的独具加拿大特色的类型。19世纪末20世纪初，两位作家——西顿（Seton）和罗伯茨爵士（SirRoberts）——确立了加拿大动物小说的形式。西顿的名作《我所熟悉的野生动物》（WildAnimalsIHaveKnown,1898），罗伯茨1905年出版的《红狐》（RedFox）均致力于展现在“物竞天择”的丛林世界中动物强者的生存状态。一经问世，便引起轰动，获得了众多青少年读者的喜爱，而作品的畅销自然也吸引了更多嗅觉敏感的出版商们关注这一特殊题材。在他们的推动鼓励下，随后在国内出现了一批动物小说作家，如弗莱德?伯兹沃斯（FredBodsworth）、谢拉?伯恩福特（SheilaBurnford）等，他们在延续前辈风格的同时，也在小说的形式上不断地进行探索和创新。如以宠物为主人公，此类作品有谢拉?伯恩福特（SheilaBurnford）的《难以置信的旅行》（TheIncredibleJourney），这部1960年出版的作品以两只狗、一只猫为主人公，描写他们横跨北安大略省长达400公里的艰苦跋涉。当代动物小说家们的努力使得动物小说传统得到了发展和继承，也巩固了该题材在图书市场上的竞争地位。

二、历险小说。也称“冒险故事”，它是以各种不同寻常的冒险事件为描写的中心线索，主人公往往有不平凡的经历、遭遇和挫折，情节紧张、冲突尖锐、场面惊险、内容离奇。少儿历险小说的题材多为人与环境、人与自然的冲突，常以男孩子为主人公，描写他们在同土著人交往中如何学会与人相处，在恶劣环境中学会生存，最终走向成熟。加拿大少儿历险小说最早出现于19世纪，曾是维多利亚时代英语少儿文学的主要形式之一，旨在鼓吹大英帝国的美好，宣扬基督教，赞美人的勇气。其真正流行是在20世纪初，一系列历险小说的创作和问世带来了此类小说发展的强劲势头。当代历险小说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法尔利?莫威特（FarleyMowat）的《迷失在荒地》（LostintheBarrens)。该书突出了“人与自然”和“成长”的主题，于1956年出版当年获加拿大总督奖，两年后又获加拿大图书馆协会年度最佳儿童作品奖。

三、历史小说。历史小说以历史人物和事件为题材，反映一定历史时期的生活面貌。这类作品所描写的主要人物和事件都有历史根据，但既然是小说，就容许适当的虚构。因此，它虽然可以给读者提供一些历史知识，但它的主要目的在于给读者以启示和教育。加拿大英语少儿历史小说很少“神化”某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作家们也并不企望青少年读者通过阅读他们的作品而熟知某个历史阶段或历史事件。尽管如此，某些特定的历史阶段或事件，诸如战争、冲突等还是会受到作家们的青睐。如约翰?海耶斯（JohnHayes)以1812年战争为题材写成的小说《约克的背叛》（TreasonatYork,1949)；简?特拉斯（JanTruss)取材于西北反抗这一历史事件的作品《一次小小的反叛》（AVerySmallRebellion,1977)；在《去加拿大的地下通道》（UndergroundtoCanada,1977)中，芭芭拉?斯马克（BarbaraSmucker)描写了从南方庄园逃向安大略的三个黑奴的危险旅程。此外，两次世界大战也成为作家们的灵感源泉。如珍?利托（JeanLittle)1977年出版的《听其歌唱》（ListenfortheSinging)细致描述了“二战”中一个德裔加拿大家庭中的紧张与不安。还有一些历史小说以土著人的生活为内容。如凯文?梅杰（KevinMajor）的《血红的赭石》（BloodRedOchre，1989）比较了当代土著人及其祖先的生活。有批评家认为，将加拿大历史作为故事，而不是历史事件来讲述将继续成为加拿大少儿历史小说的特点。较强的可读性使之拥有了较多的少儿读者，它的畅销也随之有效地刺激了历史小说的发行。

四、社会现实小说。这类作品以现实主义风格创作，包括家庭故事、学校故事和问题小说。作品侧重如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客观性较强。它提倡客观、冷静地观察现实生活，按照生活的本来样式精确地加以描写，力求真实地再现生活。加拿大英语少儿现实主义小说的经典作品是蒙哥马利（Montgomery）的《绿山墙安妮》（AnneofGreenGables)。社会现实小说从1970年开始迎来自己的蓬勃发展。这类作品主要以普通少年儿童的生活以及他们在生活中所面对的问题为题材。凯文?梅杰的《远离海岸》（FarfromShore,1980)刻画了纽芬兰地区的一个男孩的困惑，他由于自身的原因与社会产生了冲突。土著作家比特丽斯?卡尔顿（BeatriceCulleton）则关注白人和印第安混血女孩的生活，如《寻找四月的雨树》（InSearchofAprilRaintree,1983)。也有的作品着眼于孩子同父母的不和谐关系，如布莱恩?道尔（BryanDoyle)的《嗨，爸爸》（Hey,Dad，1978)。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暴露社会和生活中诸多问题的小说冲破了种种樊篱，在经历了家长强烈的质疑与反对后，茁壮成长起来，在加拿大少儿图书市场上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五、通俗小说。通俗小说以娱乐价值和消遣性为创作目的，注重的是故事情节，以情节取胜，因此它重视情节编排的曲折离奇和引人入胜，人物形象的传奇性，而对于深层社会思想意义和审美价值的挖掘则不够。而且，它不一定要求非常优美的语言，只要能清楚交代事情的前因后果和人物关系就可以，由于其情节和语言都不难懂，因此容易受到小读者的欢迎。虽然有一定的市场，但较其他种类而言利润颇少，因而得不到出版商们更多的关心和资助，以至通俗小说在加拿大英语少儿文学中发展比较缓慢。即便如此，当代作家中仍然不乏佼佼者。一位是艾瑞克?威尔森（EricWilson)，他擅长将社会问题置于加拿大背景之中，代表作《绿山墙侦探》（TheGreenGablesDetectives,1987)写的是两位小侦探汤姆和丽兹的故事。另一位是戈登?考曼（GordonKorman)，其小说以幽默著称，如《跳进池里》（GoJumpinthePool，1979）。

【内容提要】鸳鸯蝴蝶派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影响深远的文学流派，作为一种通俗文学，它的发展和繁荣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文化氛围。而且鸳鸯蝴蝶派随时代潮流的发展而有所变化，其作品有其积极意义。它与新文艺的分歧，实质是文学观念的分歧。在当前文化背景下，应对鸳鸯蝴蝶派文学进行全面而公允的评价。

【摘要题】思潮与流派

【关键词】鸳鸯蝴蝶派/通俗文学/积极作用/文学观念

【正文】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鸳鸯蝴蝶派(以下简称鸳蝴派)一直遭到新文艺的非难。“五四”以来，新文学阵营对其进行了长期的批判，茅盾把它归为“金钱主义观念的文学”、“纯粹的封建思想的文艺”；郑振铎则称该派作家为“文娼”、“文丐”；新文学阵线群起而攻之。然而，这一产生于20世纪初，始终以趣味主义为旨归的文学流派，几度势危而又几度中兴，成了唯一横跨近现代两个时代，历时最久而流派特征又一以贯之的文学现象。其作品之巨、读者之众、影响之大，令新文学也为之侧目。可见鸳蝴派远非一个简单、片面的概念所能概括。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