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会范文10篇

中国同盟会是中国资产阶级早期的革命政党，一九○五年八月成立，一九一二年演化为国民党。在这短短七年里，它经历了一个由联合而分化，由分化而解体的历史过程。本文通过对同盟会上述历史过程的初步分析，阐明软弱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形成自己的独立而坚强的阶级政党，因而不具备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并从辛亥革命的领导力量方面说明这次革命必然失败的主观原因。

一

中国同盟会产生于我国近代第三次革命高潮的前夜，是一个具有两重性质的政治组织，既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又是一个包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急进派、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地主阶级反满派的松懈的同盟。作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同盟会提出了一个以推翻封建专制、建立共和国和实际上只能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的“平均地权”为内容的资产阶级政治纲领，推动了辛亥革命的发展。作为反清各派别的松懈同盟，它的成员没有在同盟会纲领的基础上真正地统一和结合起来，只是在各自保留其政治观点的前提下，以“反满革命”为纽带才联系在一起，这就埋藏着必然分化的种子。

“反满”成为同盟会内部各派暂时联结起来的共同基础，是由特定的历史环境决定的。清朝统治的最后半个多世纪，即十九世纪后半期到二十世纪初年，正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极点并向帝国主义阶段转变的时期，也是国内各种矛盾空前尖锐和激化的时期。在国内外矛盾的猛烈冲击下，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濒临崩溃，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一天比一天深重。而这一切恰恰发生在清王朝这样一个长期坚持民族歧视政策的异族王朝统治的年代。人们很自然地认为清政府是中国积弱贫困和一切苦难的渊薮。于是，“反满”这个曾经长期以来被汉族地主阶级反满派用以激励人们起来恢复“大明江山”的古老旗帜，被资产阶级拣来作为号召和联合一切“反满”力量的大□。资产阶级的革命家们俨然以地主阶级“未竟之业”的继承者自许，认为自己的历史使命首先是从异族手里夺回政权，即所谓“倾覆现今之恶劣政府，此造端之事业也<%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一般地说，“反满”宣传在资产阶级革命派这里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排他主义和民族优越论，他们鼓吹“反满”，但很少同恢复明王朝或重建另一个汉族王朝联系起来，而是同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联系在一起。正如孙中山所说：“我们推翻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孙中山选集》上卷第75页%>”。这就给“反满”这个传统口号赋予民主主义的时代内容，成为资产阶级政治纲领的重要部分。但是，“反满”的口号过于简单了，它不但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也迎合其他阶级包括地主阶级中的反满派的脾胃，为他们所赞同和接受，成为同盟会这个松懈联盟的思想基础，即同盟会组织的两重性赖以统一起来的重要前提。

然而，同盟会组织的两重性本身包含着深刻的矛盾。“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同盟会纲领明确地提出了当时中国革命所面临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革命任务，但它并没有为所有的同盟会会员理解和接受。即使在民族革命问题上也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有的人抱着传统的“反满兴汉”的陈旧观念参加同盟会，他们从“夷夏之辨”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出发，狂热地宣传“排满”，以为只要推翻了清朝，“就是中国人（指汉人）做皇帝，他们也是欢迎的”，或者认为“只要能够排满，民族主义能够达到目的，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便自然跟着做去，没有别样枝节<%同上书，下卷第795页%>”。章太炎就是这部分人的代表。在章太炎的许多言论中，常常直接从清初汉族地主反满派那里汲取思想，借用语言，认为他们要做的事业“不离吕、全、王、曾之旧域<%章太炎：《光复军志》。“吕、全、王、曾”指吕留良、全祖望、王夫之、曾静。%>”。章太炎并不那么欣尝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在他看来，所谓共和、总统之类，只能在革命动乱时起某种“调剂”作用，所以他说“共和之名不足多，专制之名不足讳，任他人与之称号耳<%《章太炎自定年谱》载《近代史资料》一九五七年第一期第127页%>”，否认“共和”与“专制”之间有严格的区别。这些人是同盟会中的“一民主义”者，他们对孙中山极力倡导的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表示冷漠。在同盟会中，有更多的人是幻想在中国建立一个纯粹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赞同“反满”和拥护民权革命的，但对于同盟会纲领中以“平均地权”为内容的民生革命思想不感兴趣。宋教仁、胡汉民便是如此。宋教仁对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的社会革命学说从来不赞一辞，只说“今而后吾乃益知民族的革命与政治的革命不可不行于中国<%宋教仁：《我之历史》%>”。胡汉民因为不同意“平均地权”思想与孙中山进行过激烈的争论。他们是同盟会中的“二民主义”者。只有孙中山和他的少数追随者如廖仲恺、朱执信等人才是同盟会三民主义纲领的真正服膺者。他们主张推翻清朝统治，不单因为它是一个满族人做皇帝的政府，而首先因为它是一个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社会进步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桎梏，所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不仅如此，由于孙中山等人目击过西方国家里贫富悬殊和“社会革命其将不远”的现实，又初步接触到早期社会主义的思想学说，于是幻想用所谓“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办法，使中国成为不但能够“媲迹欧美”，而且能够避免资本主义流□的理想国家。他们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真正代表者。

综上所述，可见对于同盟会的政治纲领真正能够完整地理解、接受并拥护到底的，只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急进分子，其余的绝大多数会员只是根据他们代表的阶级利益的需要决定弃取，对纲领中的民主主义的急进部分，或者漠然置之，或者反对。这种对于同盟会纲领的不同认识，乃是同盟会必然分化和解体的思想原因。

中国同盟会是中国资产阶级早期的革命政党，一九○五年八月成立，一九一二年演化为国民党。在这短短七年里，它经历了一个由联合而分化，由分化而解体的历史过程。本文通过对同盟会上述历史过程的初步分析，阐明软弱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形成自己的独立而坚强的阶级政党，因而不具备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并从辛亥革命的领导力量方面说明这次革命必然失败的主观原因。

一

中国同盟会产生于我国近代第三次革命高潮的前夜，是一个具有两重性质的政治组织，既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又是一个包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急进派、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地主阶级反满派的松懈的同盟。作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同盟会提出了一个以推翻封建专制、建立共和国和实际上只能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的“平均地权”为内容的资产阶级政治纲领，推动了辛亥革命的发展。作为反清各派别的松懈同盟，它的成员没有在同盟会纲领的基础上真正地统一和结合起来，只是在各自保留其政治观点的前提下，以“反满革命”为纽带才联系在一起，这就埋藏着必然分化的种子。

“反满”成为同盟会内部各派暂时联结起来的共同基础，是由特定的历史环境决定的。清朝统治的最后半个多世纪，即十九世纪后半期到二十世纪初年，正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极点并向帝国主义阶段转变的时期，也是国内各种矛盾空前尖锐和激化的时期。在国内外矛盾的猛烈冲击下，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濒临崩溃，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一天比一天深重。而这一切恰恰发生在清王朝这样一个长期坚持民族歧视政策的异族王朝统治的年代。人们很自然地认为清政府是中国积弱贫困和一切苦难的渊薮。于是，“反满”这个曾经长期以来被汉族地主阶级反满派用以激励人们起来恢复“大明江山”的古老旗帜，被资产阶级拣来作为号召和联合一切“反满”力量的大□。资产阶级的革命家们俨然以地主阶级“未竟之业”的继承者自许，认为自己的历史使命首先是从异族手里夺回政权，即所谓“倾覆现今之恶劣政府，此造端之事业也<%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一般地说，“反满”宣传在资产阶级革命派这里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排他主义和民族优越论，他们鼓吹“反满”，但很少同恢复明王朝或重建另一个汉族王朝联系起来，而是同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联系在一起。正如孙中山所说：“我们推翻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孙中山选集》上卷第75页%>”。这就给“反满”这个传统口号赋予民主主义的时代内容，成为资产阶级政治纲领的重要部分。但是，“反满”的口号过于简单了，它不但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也迎合其他阶级包括地主阶级中的反满派的脾胃，为他们所赞同和接受，成为同盟会这个松懈联盟的思想基础，即同盟会组织的两重性赖以统一起来的重要前提。

然而，同盟会组织的两重性本身包含着深刻的矛盾。“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同盟会纲领明确地提出了当时中国革命所面临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革命任务，但它并没有为所有的同盟会会员理解和接受。即使在民族革命问题上也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有的人抱着传统的“反满兴汉”的陈旧观念参加同盟会，他们从“夷夏之辨”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出发，狂热地宣传“排满”，以为只要推翻了清朝，“就是中国人（指汉人）做皇帝，他们也是欢迎的”，或者认为“只要能够排满，民族主义能够达到目的，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便自然跟着做去，没有别样枝节<%同上书，下卷第795页%>”。章太炎就是这部分人的代表。在章太炎的许多言论中，常常直接从清初汉族地主反满派那里汲取思想，借用语言，认为他们要做的事业“不离吕、全、王、曾之旧域<%章太炎：《光复军志》。“吕、全、王、曾”指吕留良、全祖望、王夫之、曾静。%>”。章太炎并不那么欣尝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在他看来，所谓共和、总统之类，只能在革命动乱时起某种“调剂”作用，所以他说“共和之名不足多，专制之名不足讳，任他人与之称号耳<%《章太炎自定年谱》载《近代史资料》一九五七年第一期第127页%>”，否认“共和”与“专制”之间有严格的区别。这些人是同盟会中的“一民主义”者，他们对孙中山极力倡导的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表示冷漠。在同盟会中，有更多的人是幻想在中国建立一个纯粹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赞同“反满”和拥护民权革命的，但对于同盟会纲领中以“平均地权”为内容的民生革命思想不感兴趣。宋教仁、胡汉民便是如此。宋教仁对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的社会革命学说从来不赞一辞，只说“今而后吾乃益知民族的革命与政治的革命不可不行于中国<%宋教仁：《我之历史》%>”。胡汉民因为不同意“平均地权”思想与孙中山进行过激烈的争论。他们是同盟会中的“二民主义”者。只有孙中山和他的少数追随者如廖仲恺、朱执信等人才是同盟会三民主义纲领的真正服膺者。他们主张推翻清朝统治，不单因为它是一个满族人做皇帝的政府，而首先因为它是一个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社会进步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桎梏，所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不仅如此，由于孙中山等人目击过西方国家里贫富悬殊和“社会革命其将不远”的现实，又初步接触到早期社会主义的思想学说，于是幻想用所谓“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办法，使中国成为不但能够“媲迹欧美”，而且能够避免资本主义流□的理想国家。他们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真正代表者。

综上所述，可见对于同盟会的政治纲领真正能够完整地理解、接受并拥护到底的，只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急进分子，其余的绝大多数会员只是根据他们代表的阶级利益的需要决定弃取，对纲领中的民主主义的急进部分，或者漠然置之，或者反对。这种对于同盟会纲领的不同认识，乃是同盟会必然分化和解体的思想原因。

一

中国同盟会产生于我国近代第三次革命高潮的前夜，是一个具有两重性质的政治组织，既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又是一个包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急进派、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地主阶级反满派的松懈的同盟。作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同盟会提出了一个以推翻封建专制、建立共和国和实际上只能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的“平均地权”为内容的资产阶级政治纲领，推动了辛亥革命的发展。作为反清各派别的松懈同盟，它的成员没有在同盟会纲领的基础上真正地统一和结合起来，只是在各自保留其政治观点的前提下，以“反满革命”为纽带才联系在一起，这就埋藏着必然分化的种子。

“反满”成为同盟会内部各派暂时联结起来的共同基础，是由特定的历史环境决定的。清朝统治的最后半个多世纪，即十九世纪后半期到二十世纪初年，正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极点并向帝国主义阶段转变的时期，也是国内各种矛盾空前尖锐和激化的时期。在国内外矛盾的猛烈冲击下，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濒临崩溃，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一天比一天深重。而这一切恰恰发生在清王朝这样一个长期坚持民族歧视政策的异族王朝统治的年代。人们很自然地认为清政府是中国积弱贫困和一切苦难的渊薮。于是，“反满”这个曾经长期以来被汉族地主阶级反满派用以激励人们起来恢复“大明江山”的古老旗帜，被资产阶级拣来作为号召和联合一切“反满”力量的大□。资产阶级的革命家们俨然以地主阶级“未竟之业”的继承者自许，认为自己的历史使命首先是从异族手里夺回政权，即所谓“倾覆现今之恶劣政府，此造端之事业也<%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一般地说，“反满”宣传在资产阶级革命派这里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排他主义和民族优越论，他们鼓吹“反满”，但很少同恢复明王朝或重建另一个汉族王朝联系起来，而是同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联系在一起。正如孙中山所说：“我们推翻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孙中山选集》上卷第75页%>”。这就给“反满”这个传统口号赋予民主主义的时代内容，成为资产阶级政治纲领的重要部分。但是，“反满”的口号过于简单了，它不但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也迎合其他阶级包括地主阶级中的反满派的脾胃，为他们所赞同和接受，成为同盟会这个松懈联盟的思想基础，即同盟会组织的两重性赖以统一起来的重要前提。

然而，同盟会组织的两重性本身包含着深刻的矛盾。“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同盟会纲领明确地提出了当时中国革命所面临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革命任务，但它并没有为所有的同盟会会员理解和接受。即使在民族革命问题上也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有的人抱着传统的“反满兴汉”的陈旧观念参加同盟会，他们从“夷夏之辨”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出发，狂热地宣传“排满”，以为只要推翻了清朝，“就是中国人（指汉人）做皇帝，他们也是欢迎的”，或者认为“只要能够排满，民族主义能够达到目的，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便自然跟着做去，没有别样枝节<%同上书，下卷第795页%>”。章太炎就是这部分人的代表。在章太炎的许多言论中，常常直接从清初汉族地主反满派那里汲取思想，借用语言，认为他们要做的事业“不离吕、全、王、曾之旧域<%章太炎：《光复军志》。“吕、全、王、曾”指吕留良、全祖望、王夫之、曾静。%>”。章太炎并不那么欣尝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在他看来，所谓共和、总统之类，只能在革命动乱时起某种“调剂”作用，所以他说“共和之名不足多，专制之名不足讳，任他人与之称号耳<%《章太炎自定年谱》载《近代史资料》一九五七年第一期第127页%>”，否认“共和”与“专制”之间有严格的区别。这些人是同盟会中的“一民主义”者，他们对孙中山极力倡导的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表示冷漠。在同盟会中，有更多的人是幻想在中国建立一个纯粹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赞同“反满”和拥护民权革命的，但对于同盟会纲领中以“平均地权”为内容的民生革命思想不感兴趣。宋教仁、胡汉民便是如此。宋教仁对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的社会革命学说从来不赞一辞，只说“今而后吾乃益知民族的革命与政治的革命不可不行于中国<%宋教仁：《我之历史》%>”。胡汉民因为不同意“平均地权”思想与孙中山进行过激烈的争论。他们是同盟会中的“二民主义”者。只有孙中山和他的少数追随者如廖仲恺、朱执信等人才是同盟会三民主义纲领的真正服膺者。他们主张推翻清朝统治，不单因为它是一个满族人做皇帝的政府，而首先因为它是一个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社会进步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桎梏，所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不仅如此，由于孙中山等人目击过西方国家里贫富悬殊和“社会革命其将不远”的现实，又初步接触到早期社会主义的思想学说，于是幻想用所谓“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办法，使中国成为不但能够“媲迹欧美”，而且能够避免资本主义流□的理想国家。他们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真正代表者。

综上所述，可见对于同盟会的政治纲领真正能够完整地理解、接受并拥护到底的，只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急进分子，其余的绝大多数会员只是根据他们代表的阶级利益的需要决定弃取，对纲领中的民主主义的急进部分，或者漠然置之，或者反对。这种对于同盟会纲领的不同认识，乃是同盟会必然分化和解体的思想原因。

二

(一)教学目的

一、要求学生掌握的基础知识：

1.兴中会的成立(时间、地点、意义)

2.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传播(中心、代表人物、主要著作和思想主张)

3.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的广泛建立(华兴会、光复会及领导人)

4.孙中山创立中国同盟会(成立目的、时间、地点、意义、纲领、刊物、性质)

一、民国初年政党概况

民国初年，政党勃兴。据台湾学者张玉法统计，当时政治性的社团有312个，而由以国民、共和、民主、统一四党影响最大，也更具有西方政党特征。

1.国民党。国民党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为实行政党政治、对抗立宪派、限制袁世凯的独裁统治，在宋教仁等人的积极主持下，由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等4个小党派组成的，1912年8月25日正式成立。辛亥革命以后，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1912年3月3日，同盟会在南京召开本部全体大会，决定把同盟会改组为公开政党。大会制定并通过了新的《中国同盟会总章》，选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黎元洪为协理，为总务部主任干事，张继为交际部主任干事。改组后，会务有所扩张，不到几个月时间，会员增至10万余人，支部遍于18个省区。临时政府北迁后，同盟会本部由南京迁至北京。同盟会改组后，大批旧官僚、立宪派和各种投机政客纷纷涌入，成分复杂，组织上严重不纯，革命性减弱。孙中山和黄兴虽被推举为主要领导成员，但不注重党务，始终未能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实际事务只是宋教仁一人操持。1912年8月25日，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5个党派，在北京湖广会馆召开大会，宣告国民党成立。

2.共和党。共和党是立宪派为了对抗同盟会，联合统一党、民社、国民协进会、国民党同志会、民国公会5个小政党政团而组成的，1912年5月9日正式成立。共和党以保持全国统一，取国家主义，以国家权力扶持国民进步，应世界大势、以平和实利立国为政纲。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国家主义就是反对同盟会、支持袁世凯的同意语。由于共和党视同盟会为第一政敌，因此共和党的成立及其活动，自然得到了袁世凯的大力欢迎和支持。其两者的关系，正如同盟会的激进分子戴天仇所揭露的那样：“袁氏欲利用共和党而固其位置，共和党亦欲利用袁氏而开其升官发财之路。”

3.。是1912年10月在上海合并组成的政党。并入的有国民协会、共和建设讨论会、共和促进会、民国新政社、共和统一会、共和俱进会等6个政团。4.统一党。在统一党并入共和党8天后，章炳麟于5月17在北京本部召开大会公开宣布与共和党分裂，统一党复行独立，并改理事制为总理制由他自任总理。政治倾向与共和党基本一致，因此，并没有什么作用，存在时间并不长。

二、民国初年多党制政治失败原因

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通过本课学习，了解孙中山成立兴中会;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性质、纲领、三民主义;武昌起义、中华民国成立、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利用有效的课程资源，培养观察和想象能力。通过探究活动，培养独立思考和学会搜集资料并能从有关资料中提取信息的能力。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对三民主义的评价，培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评价历史问题的能力。

2.过程与方法：通过对历史现象的分析、对比，掌握透过现象找出本质的学习方法。通过分析本课与前后相关内容的内在联系，掌握广泛联系的历史学习方法。

3.情感、态度、价值观：通过对本课的学习，认识到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武昌起义的枪声，是辛亥革命志士不屈斗争精神的表现，从而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和不断进取的精神;三民主义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较完整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革命派倡导的民主革命是顺应历史潮流，符合民族利益的。

本课重点

中国同盟会的建立及其纲领;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近年来，以博物馆为主体的综艺节目和纪录片在获得高收视的同时，也使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日益凸显出来。馆校合作是联结博物馆教育和学校教育的有效方式，高中历史教育因与博物馆教育在目标、资源、方法上有相通之处而成为馆校合作中常见的对接科目。学者们由于立足点不同而对馆校合作有不同的定义。[1]笔者更倾向宋娴的观点，她将馆校合作定义为：“博物馆与学校在国民教育活动中，基于各自的目标，主动调整各自的行为策略，所采取的共建共享的互动行为……”根据馆校合作涉及主体的复杂性，宋娴将馆校合作划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这三个层面，其中微观层面主要是博物馆与学校内部的管理人员和一线人员进行合作；中观层面主要是博物馆与学校作为独立的组织主体进行合作；宏观层面的合作主要表现为加入了政府、家长等主体。[2]下文以广州市执信中学刘琴老师与辛亥革命纪念馆曹霞老师共同开发的校本课程《朱执信和他的时代》为例，说明微观层面的馆校合作开发校本课程的依据和方法。

一、梳理教育理论，寻找课程依据

随着博物馆教育理论、历史教育理论的发展，馆校合作有了扎实的理论支撑。博物馆学和中学历史教育学在教育理念上的转变为馆校合作提供了一个共同的着力点：关注学习者。博物馆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新博物馆理论（又称为批评性博物馆理论）、后博物馆学，引起教育理念的巨大转变：由对展品的关注转变为对参观者的关怀。对参观者的关怀促使博物馆不再以权威者自居，而是了解参观者的需求，在吸收建构主义理论、人本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开展多种教育活动，为参观者提供良好的学习服务。中学历史教育发展的转折则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此时，新的历史教育观将着眼点放到学生这一主体上，而且为服务于学生的“学”提供了一个开放、主动的环境。[3]博物馆教育理念和中学历史教育理念的新变化都指向服务人的全面发展。这为馆校合作在高中历史校本课程开发中应用提供了一个相同的着力点。教育理念的变化也推动着教育和教学方式的变革。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博物馆教育方式广泛借鉴了教育学、心理学、传播学等多种领域的研究成果，涵盖博物馆教育的各个过程，如策划教育活动时有学习动机模型。开展教育活动时，有琳达•凯利的6P模型、乔治•海因的建构主义教授法等。[4]学习活动结束之后，对学习结果和教育活动进行评价则有艾琳•胡珀-格林希尔的一般学习结果理论。[5]在中学历史教学中，情境教学法、问题教学法、史料教学法也被广泛运用。无论是博物馆教育还是中学历史教育中的新方法，他们都是教育心理学的成果如发现学习、体验学习在不同教育领域中应用的具体表现。于是，在操作层面，博物馆教育方法和高中历史教育方法有着共同的学术背景，这为馆校合作开发高中历史校本课程提供大量的教学方法，有助于课程顺利地实施。

二、综合多方资源，明确课程定位

博物馆教育理论、历史教育理论为馆校合作开发校本课程提供了观念的指引和方法的指导。综合馆校资源，确定课程目标可以更好地指导课程实践。笔者认为，馆校合作开发历史校本课程涉及多个主体，需要根据斯基尔贝克的环境分析模式，先对学校、博物馆、其他组织进行环境分析，再设定课程目标。具体到本课程各主体的分析：执信中学成立于1921年，是孙中山先生为纪念革命活动家、理论家朱执信先生而建，因此执信中学“延续着朱执信的革命和事业，弘扬和充实着朱执信的革命精神。”[6]执信中学内的校史馆、朱执信墓为校本课程的开发提供了充足的课程资源。此外，执信中学的学生对于学校的历史、朱执信先生的事迹有着极大的兴趣，但常规的历史课堂不能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朱执信和他的时代》这门课程可以充分利用学校本身的历史资源，满足学生的学习要求，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家国情怀。从博物馆的角度来看，辛亥革命纪念馆的曹霞老师为本次馆校合作提供私人收藏的文物、设计教学材料，发挥智力支撑的关键作用。执信中学邻近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该馆为学生参观博物馆提供场地资源和讲解服务。环境分析为馆校合作开发校本课程做好可行性的保证，以此为基础书写课程目标可以帮助馆校双方发挥资源系统和教学系统的最佳合作状态。结合对执信中学、辛亥革命纪念馆、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分析，笔者确定课程总体目标：学生通过朱执信先生的事迹，以点带面了解执信中学的发展历程和中国近代史的重大历史事件，感悟以朱执信先生为代表的英烈毅勇果敢的精神。其次，笔者根据史料实证、家国情怀这两个历史学科核心素养和美国博物馆学家艾琳•胡珀-格林希尔提出的一般学习结果理论将总目标细化为知识和理解、技能、态度和价值、享受灵感创意、活动行为和发展这五个维度，[7]如下表所示：技能、情感，还尤其关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乐趣的获取、灵感和创造力的激发以及行为的特点。这些内容顺应博物馆教育和中学历史教育的新趋势，有助于学生向积极学习者的身份转变。

三、巧用多种形式，实施课程内容

内容提要国家公务人员尤其是政要宣誓效忠宪法是西方民主政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美国颇为推崇的孙中山一生致力于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他在反清革命及民国时期一直有意识地将宣誓制度移植到中国，并开中国政治宣誓之先河。由于孙中山示范作用，南京国民政府在30年代初颁布了《宣誓条例》，1946年的“制宪国大”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对政治宣誓又了作明确的规定。

关键词孙中山政治宣誓中华民国

政治领袖人物甚至国家公务人员在就职前举行宣誓仪式，在许多西方民主国家早已成为一种制度安排。美国宪法第2条第1款规定：“总统在就职前应作如下宣誓或郑重声明：我谨庄严宣誓，我一定忠实执行合众国总统的职务，竭尽全力，恪守和捍卫合众国宪法。”第6条规定：“参议员和众议员、各州议会议员以及合众国和各州一切行政和司法官员均应宣誓或郑重声明拥护本宪法；但不得以宗教信仰作为担任合众国任何官职或公职的必要资格。”

在中国，历代帝皇登基时也要举行宣誓仪式，祭拜天地、诏告天下。据传，尧、舜、禹在即帝位的时候，就举行过祭拜天地、昭告天下的宣誓仪式。孙中山一生致力于在中国建立现代民主制度，因其长期的西方教育背景及在美国的生活经历，对美国的政治制度尤为推崇1。早在反清革命时期，孙中山就开始借用了宣誓方式，整合革命力量。民国建立后，孙中山首开总统宣誓之先河。孙中山所为一方面实行了对中国传统的宣誓制度的创造性转换，另一方面使政治宣誓制度在民国时期得到逐步确立。

一、反清革命时期借宣誓仪式使革命分子认同革命纲领

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招集华侨志士创立了中国最早的反清革命团体兴中会，第一次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民主革命纲领。成立会在当地华侨李昌（牧师）家举行，成立会结束后，举行宣誓仪式，入会者以左手置于一本打开的《圣经》上，右手向上高举，由李昌朗诵誓词。“总理令各会员填写入会盟书，其辞曰：‘联盟人某省某县人某某，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鉴察。’”2

敬爱的党组织:

上节课，丁茜老师给我们讲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其实几句非常精炼的话就可以概括：两个“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一个“核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三个代表”(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然而理解真正理解起来，却不是一两本书能包涵的，这里，我谨就自己感受最深的一点来谈谈我的感想。

丁老师在课堂上问过这样一个问题，原话我记不太清了，大概意思是，是否有其他的政党可以代替中国共产党而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丁老师给我们列举了一系列中国革命历史来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能解救中国。先说农民起义，中国社会由封建社会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农民作为中国革命和社会变革的主力军，依然是中国社会的弱势群体。长期处于弱势群体的农民时时都想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生活陷入绝望的农民往往敢于铤而走险，揭竿而起，太平天国运动就是近代农民希望改变自己命运的一次生动写照。俗话说官逼民反，农民阶级从来都是受压迫的阶层，是能够博得我们同情的，也有理由起来反抗，但农民阶级不仅在现代社会具有局恨性，即使放在封建社会也是落后的阶级，农民起义更多的时候，带来的是对生产力的盲目破坏。而且大都没有彻底改良现状的长远计划，成不了大事。因此，中国尽管有二千年封建史，农民起义无数，但结果最多只有两种，一是被镇压，二是当了炮灰，让地主豪强的地方武装下山摘了桃子。农民起义要成功，必须要有自己明确的纲领，而这种理论和纲领，农民是提不出来的，这就决定了靠农民起义的力量是无法解救中国的。

其次说说资产阶级，而资产阶级革命中最具影响力的莫过于辛亥革命了。辛亥革命沉重了打击了帝国主义，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对于世界人民，特别是东方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是个巨大的鼓舞。总之，辛亥革命的伟大功绩的确中国的发展趋势，铺开了一条金色的道路。但辛亥革命成功得仓促，到手的乃是不彻底的胜利。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只完成了第一项—民族主义，其他民权、民生长期挂着欠帐。而且就民族主义一项来说，完成的也仅仅是“驱除鞑虏”，各个帝国主义势力原封不动地保存。袁世凯上台后,中国在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下，三民主义成了纸面上的东西，他们挂羊头卖狗肉，虽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就这一点来看，辛亥革命的成功虽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但却是煮了一锅夹生饭。辛亥革命果实最终被袁世凯窃取，中国反帝反封建任务并没有完成，所以它又是失败了。

领导这次革命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缺乏明确反帝纲领和具体行动，由于资产阶级历史的局限性，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帝国主义的本质的认识不清楚。从同盟会到南京临时政府，他们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他们认为建立资产阶级国家，西方是会赞成的，孙中山不仅没有辨明对帝国主义的所谓“中立”的伪装，反而在《告各友邦书》中以承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权益为代价，和帝国主义维持友好关系。资产阶级的如此妥协，革命实难继续下去。资产阶级把革命目标只限于反对清朝皇帝，他们认为“清帝退位”就是已除，革命就大功告成了，正因为如此，这恰恰给了那些擅于投机取巧的立宪派和旧官僚以可乘之机，后来袁世凯以清帝退位为交换条件窃取政权，破坏革命，革命派不仅没能识破袁世凯的两面手法，相反竟把袁世凯作为同盟者，这就说明革命派对反对封建主义是不彻底性。

辛亥革命的领导者未能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参加斗争。在同盟会的纲领中，虽然提出“平均地权”口号，但实际上并没有被全体革命党人所接受，也没能找到解决土地问题的措施，因而也未能实行“平均地权”，从而失去动员农民群众的作用，既然革命党失掉农民的支持，就把注意力转到新军和会党。正是由于脱离人民群众，革命力量才是显得十分弱小，曾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因而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勾结下，革命遭到失败是在所难免的。

摘要：学校精细化管理要服务于人的发展。双华小学通过“当家精神”的能量传导，将管理的规范要求与创新发展结合起来。运用顶层设计与底线思维结合的方法，围绕课程建设这一重点，锁定行政精细化管理的障点盲点，更新内部管理组织机构，完善管理控制体系，创建管理平台、规程、流程，微创新驱动，拓展行政管理精细化路径。

关键词：学校精细化管理；人的发展；当家精神

管理的本质是服务，学校精细化管理应当服务于谁？当然是人的发展。人的发展首先是精神生命的发展，进而是知识和能力的发展。怎样发挥行政管理精细化服务于人的功能，是每位校长应该思考的核心命题。成都双流区双华小学把“谋定而后动”“敢闯敢为”“生命息息，荣辱与共”作为学校“当家精神”的内涵，这是因为：如果看不到精神生命的涌动，一切精细化管理都是浅层次的；如果学校管理变革剔除了“当家精神”的能量传导，缺乏人的价值感、使命感唤醒，学校创新将很难发生，甚至会偏离管理初衷。基于这样的认识和价值诉求，我们学校将管理的规范要求与推动创新结合起来，将管理赋能与微创新结合起来，展开行政管理精细化的路径探索。

一、改革学校内部管理机构，让人以研究的姿态践行课改

一年前，我们发现学校课程改革缺乏专业管理力量。为充分发挥学校行政班子在课程改革中的专业引领作用，我校以原行政队伍为基础，建立了以“人文与语言、数学与思维、科学与技术、艺术与欣赏、健康与安全、品格与行为”六大课程处为主体的学校课程建设中心，包括以教师发展为中心的同盟会和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大队部。同盟会下设“七贤学堂”“竹篱雅舍”“竹溪会”教师发展中心研究三大平台。这一改革的初衷在于：相对区分专业性与事务性工作，集中力量研究课程改革中的症结；下移管理重心，实行中层管理人员“一岗多责”，让其工作由单纯的管理转向课程规划、专业引领；融合教学管理与研究，以课题研究促进校本研究，促进教师转变课堂教学行为，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率。改革管理结构，建立课程中心，我们构建了“三度六面生命体课程魔方”结构，校长、副校长、中层干部、课程处负责人、教师以及学生、家长一起卷入，促进了学校课程改革纵深前行。

二、完善精细化职能系统，让“我有位，我有为”成为自觉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