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转轨范文10篇

一、从计划秩序到市场秩序：多重秩序的混合

我们把秩序理解为可预见的模式，它使行为主体形成稳定的预期。秩序包括行动的秩序和规则的秩序（柯武刚、史漫飞，2000）。计划秩序是人为设计的秩序，它依赖外在的权威，通过设计和指令“有形之手”自上而下、有目的的协调。封闭性、强制性、被动服从和层级结构是计划秩序的特点。权力秩序通常是计划秩序的表现形式。市场秩序是自发性秩序，它依赖各种主体自发遵守制度。市场秩序的特点是开放、平等、自由和自愿。

体制转轨意味着市场秩序逐步替代计划秩序。为了更好地理解我国渐进式制度变迁，有必要把转轨秩序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维持旧秩序——计划经济秩序不变，“激励”和培育新市场秩序阶段。第二阶段是市场秩序与计划秩序并行、交错的时期。政府开始有意识地打破旧的计划秩序，让市场秩序发挥主导作用。

第一阶段是市场自发性秩序的发育和扩展期。计划秩序在总体上有所松动，但计划秩序的根基没有变化。市场秩序从计划秩序外萌发。最初从体制外的农村开始，家庭承包责任制是对计划秩序的“反叛”，是农民自发、自愿签定契约。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从过去的指令——服从关系变成权利义务的契约关系。尽管这种契约关系带有浓厚的权力治理色彩，但农民毕竟拥有土地的自主权和经济剩余权。随后，乡镇企业和外资的发展使内生的市场秩序与外生（引进）的市场秩序相结合，最终导致非国有经济在产值上超过国有经济。这时，市场自发秩序的扩展已是不可逆转。

值得注意的是，植根于我国传统社会中的“关系”秩序开始与市场秩序一同扩展，“关系”秩序是建立在“三缘”（血缘、地缘、业缘）基础上的关系网络，具有“熟人社会”的特点。它与计划秩序和市场秩序纠缠得非常紧密，并兼有计划秩序（纵向秩序）和市场秩序（横向秩序）的功能。

第二阶段是明确以市场秩序为导向的时期。随着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开始着手对旧的计划体制进行改革。首先确定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框架，用市场规则替代计划经济的行政命令和权力，让市场规则发挥资源配置的功能。这个过程从两个方向进行：“自上而下”的制定规则与“自下而上”的“修改”规则，最后博弈出各方都“满意”的制度。

[养老资金问题在1999年恶化，中央政府不得不介入，为25个省提供支付养老金的资金。很显然，必须为支付转轨成本寻找到额外的资金来源。]

养老金隐性债务指一个养老金计划向职工和退休人员提供养老保险金的承诺。它等于如果该计划在今天即终止的情况下，所有必须付给当前退休人员的养老金的现值加上在职职工已积累、并必须予以偿付的养老金权利的现值。养老金隐性债务通常是在养老金计划终止的假设下计算的，该终止假设假定没有资金积累的养老体系将立即终止，所有退休人员和在职职工将得到其未来退休金和应计权利的补偿。隐性养老金债务作为一个存量概念代表了政府能够明确预计到，并必须列入财政计划的直接和隐性的债务。与政府的潜在债务不同（例如挽救国有银行），隐性养老金债务不形成不可预料的财政支出需求。

转轨成本的概念产生于即使在部分缴费已分流到个人帐户的情况下仍要继续向养老金领取者（和未来的退休人员）支付退休金而出现的融资缺口，它是一个流量的概念。转轨成本的产生是由于仍需要在一定时期内偿还旧体系的债务。该融资缺口源于隐性养老金债务，但并不等于隐性养老金债务，因为部分支出是用于因为保留部分旧体制而每天新增长的债务，而部分当前债务则是由继续的缴费所覆盖。



隐性养老金的规模取决于许多经济和人口因素，例如养老金体系的覆盖面、其所覆盖职工和退休人员的年龄结构、养老金福利水平、退休年龄、替代率、指数化机制和贴现率等。基于其养老金体系于1994年终止的假设，世界银行（1997）测算中国的隐性养老金债务为1994年GDP的46—69%。而最近世界银行的一项新的测算则认为中国的隐性养老金债务约为1998年GDP的94%（DorfmanandSin,2000）。

中国政府一直没有明确承认养老金债务，并在寻求其他减少转轨成本的办法。实际上，政府已尝试着使用3种方式的组合来减少隐性养老金债务和支付转轨成本：首先，中国保持着缴费率为13%、替代率为20%的小规模现收现付支柱（国务院26号文件）。缴费的约4个百分点被设计用于转轨目的(根据世界银行(1997)，工资税/缴费的9%足以支付替代率为24%的小规模现收现付支柱。根据国务院26号文件，13%的缴费率相对于20%的替代水平显然绰绰有余。工资税额外的4个百分点（＝13－9）是设计用于转轨目的的。)。第二，老职工被保留在老体系中，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转轨成本。第三，政府没有削减养老金，而是希望扩大养老金覆盖范围能提供一些额外的资金。

一、从计划秩序到市场秩序：多重秩序的混合

我们把秩序理解为可预见的模式，它使行为主体形成稳定的预期。秩序包括行动的秩序和规则的秩序（柯武刚、史漫飞，2000）。计划秩序是人为设计的秩序，它依赖外在的权威，通过设计和指令“有形之手”自上而下、有目的的协调。封闭性、强制性、被动服从和层级结构是计划秩序的特点。权力秩序通常是计划秩序的表现形式。市场秩序是自发性秩序，它依赖各种主体自发遵守制度。市场秩序的特点是开放、平等、自由和自愿。

体制转轨意味着市场秩序逐步替代计划秩序。为了更好地理解我国渐进式制度变迁，有必要把转轨秩序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维持旧秩序——计划经济秩序不变，“激励”和培育新市场秩序阶段。第二阶段是市场秩序与计划秩序并行、交错的时期。政府开始有意识地打破旧的计划秩序，让市场秩序发挥主导作用。

第一阶段是市场自发性秩序的发育和扩展期。计划秩序在总体上有所松动，但计划秩序的根基没有变化。市场秩序从计划秩序外萌发。最初从体制外的农村开始，家庭承包责任制是对计划秩序的“反叛”，是农民自发、自愿签定契约。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从过去的指令——服从关系变成权利义务的契约关系。尽管这种契约关系带有浓厚的权力治理色彩，但农民毕竟拥有土地的自主权和经济剩余权。随后，乡镇企业和外资的发展使内生的市场秩序与外生（引进）的市场秩序相结合，最终导致非国有经济在产值上超过国有经济。这时，市场自发秩序的扩展已是不可逆转。

值得注意的是，植根于我国传统社会中的“关系”秩序开始与市场秩序一同扩展，“关系”秩序是建立在“三缘”（血缘、地缘、业缘）基础上的关系网络，具有“熟人社会”的特点。它与计划秩序和市场秩序纠缠得非常紧密，并兼有计划秩序（纵向秩序）和市场秩序（横向秩序）的功能。

第二阶段是明确以市场秩序为导向的时期。随着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开始着手对旧的计划体制进行改革。首先确定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框架，用市场规则替代计划经济的行政命令和权力，让市场规则发挥资源配置的功能。这个过程从两个方向进行：“自上而下”的制定规则与“自下而上”的“修改”规则，最后博弈出各方都“满意”的制度。

我们正向现代成熟市场社会转轨。过去三十年的收获证明，这种向自由竞争开放的市场社会的转轨是积极的。

转轨之前，大街上偶尔传来的马车铃铛声和马蹄声，也许为深夜灯下苦读的你增添一份静谧。而转轨中，呼啸而过的刺耳的汽车声，也许使你更加心烦意乱，即使在苦暑盛夏也得门窗紧闭，还不一定有那份清静。

即便如此，大部分中国人恐怕也不愿意再回到过去那种静谧中去，因为那种静谧总是伴着停滞、单调、封闭和贫穷。

但是，转轨也有个效率问题：转轨过程可以在一两代人完成，也可以是几代人都看不到头的过程，还可能会中途夭折。获得医学和哲学博士的威廉·伯恩斯坦在其《财富的诞生》中解读了这三种情况的典型例子。

也许令一些法国人现在还糊涂的是，无论从哪个方面讲，基础条件都不比英国差的法兰西，为什么经济腾飞却比英国晚了一个世纪以上？相比英国，法国本土面积更辽阔，道路河流运输系统四通八达，农业稳定而有“欧洲的谷仓”之称，有诸如以笛卡尔为代表的思想家，更是科学启蒙的家乡，法国政府也大力运用国债这样的金融工具来大量筹集资本。然而，这些优势却没能被有效利用，甚至还被政治统治者肆意破坏了，有些后来被证明足以加速转轨的因素迟迟难以找到立身之地。

比如，糟糕的政治体制带来了糟糕的乱收费与税收制度。道路运河关卡林立，收费遍地，统治者将其作为重要收入来源，致使在当时欧洲堪称最发达的法国道路与河流运输体系的竞争力荡然无存。贵族、僧侣与官僚免交任何税收，而种类繁杂的税收主要以土地和建筑为对象，由一批从中渔利的“包税人”——收税农民——负责征收。这不仅导致法国家庭千方百计使其成员或后代争取获得官僚、僧侣或者包税人身份，没人真正想也无法通过诚实劳动挣得财富，整个社会呈现一种巨大的“寻租体制”——靠着特权或身份巧取豪夺。这种体制的最大恶果就是国家没能提供一个足够的激励机制，保证以土地为主的“产权体系向私有制转换”。当民众创造力被这种鼓励寻租的体制“抽干”时，就不存什么可靠或者健全的个人产权了。而且，如此税制使那些实在无计可施的下层民众承担着难以负担的税收，致使法国农业衰败到只能依靠无法确保的谷物进口。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40余年来,伴随着我国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实践过程的不断推进,经济转轨理论研究也不断推进,形成了风格各异、内容不同的多种转轨经济学范式。由于不同流派的经济学家对于市场经济的结构和机理、经济转型的性质和规律、政府的作用、国有企业地位和宏观政策的目标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存在很大差别,由此形成了转型经济学的不同范式[1]。从其基本内容与主要影响来看,我国转轨经济研究主要有五种经济学范式:一是新制度经济学的“转轨成本-转轨收益”范式。新制度经济学转轨研究主要是在大的制度环境即基本制度结构为既定前提下着力研究的是具体制度(行为规则)变革问题,提供一个关于转轨经济研究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框架。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经济转轨的主要原因在于新体制给人们所能带来的预期收益明显高于旧体制的实际收益,转轨路径选择的标准就是转轨过程的效益最大化[2]。二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化经济改革-资本主义宪政转轨”范式。以“华盛顿共识”为标本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转轨必须把产权从政府手中转移到私人手中,实现产权的私有化,同时资源配置方式由政府中央计划转向自由市场配置。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一方面主张实行大规模的制度转轨,转轨是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与全球资本主义制度趋同的过程;另一方面主张以激进方式实现产权的私有化和资源配置的市场化,认为这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市场经济体制”范式。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质是要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完成经济运行机制中用市场机制对原有的计划机制的置换任务。中国经济转轨的路径应当是:在保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变的基本前提下进行资源配置方式的改革[3]。四是基于马克思经济学的“市场化生产方式-市场型社会主义制度”范式。有的学者认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社会主义经济转轨的根本原因在于传统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结构的内在矛盾运动。社会主义经济转轨是从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到上层建筑全面的社会变革,社会主义经济转轨的基本路径是全面推进市场化制度创新,基本方向是全面构造市场化生产方式为基础、民主法治为核心的现代社会主义模式[4]。五是整体的政治经济学范式,该范式试图建立一个以马克思主义整体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过渡经济学理论框架,这一框架有两个基本特点:①对目前国内外流行的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为基础、以新古典范式为核心的个人主义分析方法提出了批评,强调从主观与客观、历史与现实、个人与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的统一中去深入剖析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内在逻辑。②否定了目前国内外流行的把渐进与激进的差别仅仅归结为改革的速度和方式的流行观点,而把中国渐进式改革定义为工业化与社会主义宪法制度双重约束下的市场化,把工业化、市场化与社会主义宪法制度三者的关系当作支配中国渐进式改革内在逻辑和历史进程的“普照之光”[1]。从总体上看,一方面,已有各种转轨经济学研究范式都有一定的科学性,对经济转轨都有一定的解释力;另一方面,已有各种转轨经济学研究范式也各有其局限性。在发展与完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形势下,应当认真总结转轨经验、科学揭示转轨客观规律,继续推进经济转轨的理论研究,努力探索新的转轨研究范式,以更科学地解释转轨现实、更有效地指导转轨实践。目前方兴未艾的西方新政治经济学转轨理论,从经济与政治互相联系与互相作用的整合研究来分析社会主义经济转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转轨研究视角,对社会主义经济转轨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业已成为经济转轨研究的一种重要理论范式。

二、新政治经济学经济转轨研究的主要特色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社会科学的发展出现整体化趋势,西方经济学界重新使用“政治经济学”概念,促使政治经济学的复兴,出现了把经济与政治进行整合研究的“新政治经济学”,相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传统,这是一种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新政治经济学试图把理性选择分析和制度分析、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把政策评价、规范描述和实证分析融入同一个理论体系,这使得新政治经济学具有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明显不同的特征,从其研究取向来看,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取向是进行经济与政治的整合研究。西方主流经济学和政治学已经不能适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单纯的经济学和单纯的政治学无法说明和解释市场经济社会普遍存在的政治与经济、国家与市场、社会与个人的矛盾。研究经济问题需要考虑政治因素,分析政治问题需要使用经济学的方法,因为政治和经济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研究经济问题无法脱离政治或制度因素,政治过程也无时无刻不受经济因素的影响。从其实质来看,新政治经济学是对决策的政治本质如何影响经济制度与经济政策选择,从而最终影响经济结果的研究。从一般意义上而言,政治对经济的影响表现为两个层面:从较高的层面来看,社会成员通过政治活动或公共选择确立一个社会的基本制度结构,这一基本制度结构构成了社会成员经济活动的制度环境。从较具体的层面来看,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中社会成员通过政治活动或公共选择形成具体的经济政策,以国家政府的名义对社会成员的经济活动进行干预。新政治经济学不仅研究基本制度的形成与演变及其对经济活动的影响,而且着重研究具体制度(各种规则)对经济政策与经济活动的影响,这样,就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限制,大大扩展了对经济活动的研究范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内外一些学者开始从新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转轨问题。新政治经济学不是从一般意义上研究经济改革和转轨,而是着重研究在决定转向市场经济的最优路径时政治因素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及其重要影响,因此,新政治经济学的转轨研究的最大特色在于把经济体制转轨与政治制度变革结合起来,对经济转轨进行“经济-政治”的整合研究,对经济转轨所必然引起的经济变化与政治变化进行综合分析,研究的重心在于探讨政治约束如何影响转轨决策、转轨性质、转轨过程与转轨结果。2000年,阿伦•德雷泽(AllanDrazen)把新政治经济学定义为对决策的政治本质如何影响政策选择,从而最终影响经济结果的研究,其核心建立在这样一个事实基础上:现实世界的经济政策,不是由蛰居在教科书中的社会计划者———他不受利益冲突的影响,而只在那里计算最优政策———所选定的。经济政策是平衡利益冲突,从而产生集体选择的决策过程的结果,基于这样的认识,阿伦•德雷泽从新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运用现代经济分析的概念和技术工具,系统分析了隐藏在大规模经济改革和转轨问题背后的政治问题,解释了经济改革和转轨的政治维度,阐明了改革和转轨的共性和差异,论证了改革和转轨的经济与政治约束,尤其是政治约束对改革和转轨战略选择的显著影响,从而建立了“改革和转轨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新政治经济学经济转轨研究的主要特色在于:在转轨理论方面,它强调政治因素与制度因素在经济转轨中的重要地位,阐明利益关系、权利结构与政治约束对于经济转轨的重要作用,提示我们必须重视约束改革和转轨的政治因素与制度因素的研究;在转轨实践方面,它强调应当充分考虑政治因素与制度结构对改革战略和转轨路径的选择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三、新政治经济学对中国经济转轨的理论分析

新政治经济学的转轨研究主要是利用公共选择理论提供的分析工具,将改革与转轨过程中的利益冲突和与之相联系的权利调整与制度变迁作为分析重点,对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的社会制度变迁作出系统而深刻的理论解释。具体来说,新政治经济学对经济转轨的理论解释包括三个主要内容:(一)利益冲突———经济转轨的动因与过程。新古典经济学等转轨研究范式属于资源配置方式转换理论,它们认为,制度变迁只是用一个效率较高的制度安排替代效率较低的制度安排,只要实现简单的“替代”或“转换”而能够带来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就够了,因此,它们没有分析改革与转轨中的利益关系问题,它们或者认为在改革与转轨中人们的利益是一致的,经济改革与转轨可以实现“帕累托改进”,或者认为人们福利增进的利益问题会随着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而自动解决,这就是经济转轨研究中的“利益分配无关论”。与此不同,新政治经济学的转轨研究则十分重视经济改革与转轨中的利益问题,它不仅充分肯定了在改革与转轨中人们利益冲突的必然性,而且充分肯定人们的利益关系在改革与转轨中的重要作用。对利益关系问题的高度关注既是新政治经济学转轨理论区别于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又是我们应当引进和借鉴新政治经济学转轨理论的重要缘由①。新政治经济学转轨研究的基本前提就是承认与肯定在转轨过程中必然存在着人们的利益冲突,经济转轨绝不仅仅是一个资源配置方式转换的技术性过程,而且也是同人们利益密切相关的社会性过程。现实的经济转轨决策,不是由远离现实的转轨设计者所设计的最优路径,而是受社会利益冲突影响的经济转轨决策。同时,在经济转轨中资源配置的改善不仅不会自动解决利益分配问题,而且还会出现利益冲突,这是因为,一个能够带来资源配置改善的新的制度安排,既不能使每个经济主体的收益都有所增长,更不能使每个经济主体的收益同等增长。改革与转轨最难处理的就是这样的问题:那些可以极大增进生产力与社会财富的改革方案,却可能因为分配导致的利益不一致而无法被采纳与实施。换言之,改革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并不在于改革能否极大增进生产力与社会财富,而在于能否处理好改革过程中的利益分配问题[5]。经济转轨中的制度变迁在更多时候意味着法律制度的变革,这一变革不仅会强制性地改变权利结构与利益格局,而且会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公共选择规则,从而使转轨在本质上具有利益冲突的性质与内涵,因此,新政治经济学十分重视并着力研究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利益冲突问题,它认为利益分配、利益冲突及对利益冲突的解决方式主宰着经济转轨与制度变迁的过程、命运,是转轨经济学讨论的核心问题②。从现实来看,尽管中国转轨经济学主流范式忽视了中国转轨经济中的利益冲突问题,但这些冲突和矛盾不仅普遍存在而且日益加剧。具体来看,在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人们的利益冲突主要表现为5个方面的问题:①在国企改革中,出现了许多暴富起来的国有企业官员,同时产生了大量的下岗失业人员;②在农村改革中,产生了许多“先富起来”的乡村干部,同时产生了大量失地或收入微薄的贫困农民;③在多种经济形式与多种经营方式的发展中,产生了许多富甲一方的私营企业主,同时出现了收入低微的打工人员;④在行业结构方面,产生了许多获取高额利润的垄断行业与大型垄断企业,同时竞争性行业许多中小企业陷入困境、苦苦支撑。⑤在加强国家宏观调控过程中,由于政府统制、行政审批以及地方政府直接从事投资、基本建设,产生了大量的寻租行为,从而一方面许多政府官员腐败暴富,另一方面广大民众收入增长缓慢③。因此,不管从经济个体还是社会总体来考察,中国转轨经济并没有真正实现帕累托改进,在肯定改革取得重要成果的同时,我们更应关注转轨中所出现的利益冲突特别是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等问题。新政治经济学的“利益冲突”理论不仅可以解释经济转轨中的利益关系特征,而且能够解释与解决经济转轨路径的形成与转轨方案的设计等重大问题。新政治经济学转轨理论认为,改革与转轨的方式选择不是无条件的而是客观的,它受制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所决定的利益结构。利益格局、利益再分配和利益冲突是理解制度变迁速率或方式选择的关键。中国经济改革与转轨之所以要采取从体制外到体制内、从增量到存量的渐进性改革方式,完全可以从利益冲突及冲突解决方式中找到答案。中国经济改革与转轨是在原有的宪政秩序约束下、在维护而不能改变原有的社会基本制度框架的前提下进行的,这一方面决定了中国经济改革与转轨必然遇到原有制度环境限定下可能的利益调整边界(底线)的约束,另一方面还会遇到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的既得利益集团(官员阶层)的约束。在这种利益格局与利益关系下,为了维护计划经济体制中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换取他们对改革的承认与支持,中国的经济改革与转轨必然而且只能采取以体制外改革、增量改革和双轨制等为主要特征的渐进性转轨方式,而绝不可能采取体制内改革、存量改革和“休克疗法”等为主要特征的激进性转轨方式④。从客观事实来看,各国经济转轨之所以会产生转轨具体路径的差别,其主要的原因既不在于人们的主观认识上的差别,更不在于人们的“无知”与“失误”,而在于人们的“利益”“偏好”与力量对比关系的状况及其变动。社会主义经济转轨的实践经验证明,经济转轨方案与转轨路径的设计,绝不能由理论家们脱离实际去设计一张理想的宏伟蓝图,相反,我们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去探索转轨路径,只有从不同社会主体对制度的需求以及它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出发,才能科学地设计出实现经济转轨与制度创新的具体路径,才能真正对有效推进转轨有所裨益。(二)权利配置:经济转轨的核心与实质。新古典学派以成本和收益作为分析工具研究资源的配置效率,认为市场机制会使得资源配置自动达到最优。我国实行市场化经济转轨的初期,人们认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实现资源配置方式的转换,改革的实质就是实现从行政命令配置资源向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转变,只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资源配置效率就会大大提高。根据新政治经济学的观点,经济改革与转轨过程既是充满利益冲突的过程,也是全力结构调整与变革的过程,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在利益冲突的背后存在着权利的对立。在一定社会中,人们进行经济活动的根本目的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利益是通过分配得到的,利益分配机制的形成又是各种权利博弈的结果,而且分配体系与权利体系是同构的,权利的格局决定分配的格局,利益的冲突归根结底就是权利的较量。权利配置结构的不合理必然导致社会福利减少,使利益冲突得以形成并不断加剧,利益冲突的加剧必然导致社会变革,以改变权利结构、改善社会福利状况⑤。从实践经验来看,社会主义经济转轨过程中之所以存在大量的利益冲突,其原因就在于人们之间的权利冲突与权利配置结构的失衡,其主要表现是国家机构拥有过多、过大的权力,而民众的个人权利明显缺失。从历史上来看,计划经济失灵并不只在于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计划体制的深层次问题是缺乏个人自由权利和激励机制。在传统计划体制下,一切经济权利、政治权利完全集中于国家手中,国家自觉不自觉地“居高临下”统领、统配全社会的一切资源,主宰全社会的一切,剥夺个人的经济社会权利,使个人完全依附于国家政府、各级行政部门及企事业单位,成为各级行政组织的附属物。个人经济权利的空缺,当然也就会波及到企业自主权的落空,从而最终导致全社会经济运行效率低下。从现实来看,40多年的经济改革与转轨虽然取得了许多重大成就,但并没有触及社会权利结构问题,更没有解决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关系的问题,也没有建立起防止政府官员渎职与腐败的制度保证。无论是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至今还未能从最本质、最深层次上触及社会权利配置问题。由于原有的权利格局没有打破,致使国家官员阶层拥有过多的经济、政治权利,而社会公众个人权利严重缺失,因而也在改革过程中产生了大量腐败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特殊利益集团侵害社会大众利益、攫取改革成果的严重现象。由于以国家官员为主体的社会权利结构没有改变,就使得改革和发展从惠及大众的普惠模式逐步向仅仅惠及少数人的权贵化模式转换,这不仅是对社会公正的挑战,也大大加剧了社会冲突,大大增加了经济社会发展停滞的危险。近年来党和政府实行的惠民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这些矛盾,给老百姓带来了实惠,但惠民政策没有也不可能真正解决经济转轨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深层矛盾。只有实现社会权利结构的变革并且全面确立公民权利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同时,由于私人资本的迅速发展并“俘获”政府官员,从而使资本的权力过大,而劳动者权利严重缺失,由此导致了大量资本严重侵害劳动者利益的现象,这样,由于国家与公民权利结构和劳资权利结构的严重失衡,就产生了大量的官民利益冲突和劳资利益冲突,使民众与劳动者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从而没有实现经济改革与转轨过程中的“帕累托改进”,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否则,如果经济转轨始终回避而不触动权利配置这一本质问题,就会导致“千改万改最终会重来”,进一步加大改革与转轨成本。因此,未来中国推进经济改革与经济转轨的核心在于真正解决权利配置问题,应当正确处理公民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真正落实公民的各项经济权利与政治权利。只有从以往资源配置的理念转变为权利配置的新理念,并以此来进行下一步的经济体制转轨设计,中国经济体制转轨问题才能得到解决,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才能向纵深推进,才能真正建立市场经济体制⑥。(三)制度创新:经济转轨的要求与路径。根据新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人们的权利配置既是由一定社会制度结构所规定的也是由一定经济制度及其政治制度所实现的,因此,经济体制不仅是一个社会一定时期关于资源占有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的系统化的制度安排,而且是确立、维持和协调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与权利结构的制度框架与行为规则。利益冲突与权利配置不合理的根源在于经济社会制度结构的缺陷,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意味着变革旧的制度结构与行为规则、构造新的制度结构与行为规则,改革与转轨这种重新缔约的性质本身意味着社会权利结构和人们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的改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否建立与完善,其关键就在于是否建立和培育了这种制度结构。从社会主义经济转轨的一般规律来看,经济体制转轨的根本问题在于解决制度结构而不是运行机制问题,经济体制转轨过程必然伴随着全面而深刻的制度变迁,因此,社会主义经济转轨的基本路径在于全面进行制度创新,实现社会制度结构的变革,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从这一角度讲,市场化过程实质上是一种制度变迁过程,是一场深刻的制度革命,是一个制度的替代、转换与重建过程,这一过程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构成微观基础的社会产权结构及其生产制度的变化,多种所有制形式与民营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二是社会资源配置方式及其宏观调节机制的变化,市场交易制度、竞争制度与商业银行制度开始形成,建立公共财政制度与国家间接调控制度。向市场化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的持续演进成为改革中推动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由于市场化改革与转轨的内在逻辑与来自社会大众的外在压力的作用,不断推动着市场化的制度变革与创新。回顾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历程,不难发现,每一次重大制度创新都给经济发展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带来了国民经济长时期的快速增长。可以说,1978年以来的经济改革与转轨实际上是制度变革与创新的过程,同时中国经济的波动实际上也是一种“制度波动”,经济周期实际上也就是“制度创新周期”,制度变迁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原因⑦。然而,我国市场取向的改革是在保持原有制度框架的条件下推进的,在相当长时期内采取了增量改革的战略,双重体制并轨运行。由于政府目标函数的多元性和政府官员特有的目标函数,在利益结构大调整的过程中,一方面会遇到原有既得利益者的阻碍和抵抗,另一方而又很容易出现“寻租”现象,产生特定的利益阶层,干扰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转,从而形成“坏”的市场经济。不改变这种局面,要完成市场化的经济转轨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用制度创新推进体制转轨,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确立系统的制度框架。现代市场经济不仅是法治经济,而且是以权利配置权利为核心的“宪法经济”,任何一种经济体制都具有特定的游戏规则,而现代市场经济的根本游戏规则就是基于宪法的规则,宪法与市场经济之间有极为密切的关联。从宪法的层面来观察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及其问题能得出许多富有新意的理解⑧。在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果政府的权力不受制约,就会侵犯公民的自由与权利,市场自发秩序就难以形成,即使已经形成的市场秩序也会面临瓦解的危险。在中国市场化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由于政府的定位不合理,中国社会目前正承受着市场竞争不完善和“市场失灵”消极影响的双重之苦。虽然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强调要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服务型政府,但由于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配置不合理,政府集中了过多的经济政治权力,同时,又由于国有制和政府主导意识的存在,一方面使政府严重越位而成为经济建设型政府,大量地卷入微观经济活动,过多地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另一方面,在调节利益关系、维护社会公正、提供公共产品和维持市场秩序等方面严重缺位而成为弱政府甚至导致无政府状态。之所以如此,关键原因在于政府作为一个国家机构的地位与作用还没有完全纳入民主、法治的宪法制度轨道。权利配置与制度结构都是由一定的宪法制度规定的,权利配置与制度结构的变革必然要求并导致宪法规则的变革。宪法的基本精神是民主、法治与人权,宪法制度的核心价值在于实现和保护公民权利。在我国,宪法规则改革的关键在于确立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合理界限,对公民权利进行有效保护,对国家权力进行有效约束:一方面,国家应当放权还权于公民,使广大人民真正拥有与切实行使公民社会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与自由;另一方面,实现公民对国家权力的有效监督,使国家机构在合理的权限范围内活动。因此,在法治建设中首先要清理和废除限制微观经济主体市场活动空间的法律,必须加快制定与实施限制政府权力的法律。在此基础上,把计划经济时期的全能政府和转轨时期的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这就需要削减那些与服务政府身份不相符的权力。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不仅要减少和消除对资源配置和价格形成的行政干预,使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其决定作用,而且必须建设一个能够为市场机制提供支持的制度基础与法治环境。

经济转轨是整体性的制度结构变迁，这里特指20世纪末许多国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改革运动。对经济全球化则有不同的解释，在俄罗斯比较普遍认同的是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全球化意味着：第一，世界上任何国家的社会主体、经济主体和其他主体之间建立关系的可能性；第二，这些关系与国家法律和规范相比，其重要意义增长得更快。”（注：［俄］Π．И．阿巴尔金主编：《俄罗斯发展前景预测——2015年最佳方案》，中译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页。）上述定义的第一个方面是指全球性经济和生产关系的加强，各国各经济主体之间商品、生产要素和信息等各种交易的空前迅速的发展；第二个方面则强调了全球性制度结构在市场经济原则下的一定程度的趋同，经济主体所确立的跨国家边界关系的规则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因此，有人提出经济全球化将朝着5个方向发展：金融全球化、跨国公司形成、经济地区化、世界贸易集约化、趋同发展趋势。（注：［俄］В．库兹涅佐夫：《什么是全球化？》，载《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1998年第2期。）有的经济学家则强调各国经济国际化与全球化的区别，提出：由于战后生产、技术、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金融的发展，使世界经济开始成为整体性的全球经济，导致各国经济越来越紧密联系的纽带不仅是市场作用下的国际分工，还有规模巨大的世界性的生产和销售结构、全球性的金融体系和信息网络等，使经济主体的运行空间扩大为整个世界。（注：［俄］Ю．希什科夫：《20世纪的对外经济关系——从衰落到全球化》，载《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2001年第8期。）在此前提下，上述两个方面的发展才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内容。

基于以上对经济转轨和经济全球化的理解，我们对经济转轨与经济全球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可以在许多不同层次上进行，如在全球范围的、国家的和企业的层面上分析。这里，将以经济转轨大国俄罗斯作为研究客体，分析一个国家的经济转轨与融入经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关系是受各类复杂因素影响的，既有国际环境的因素，也有国内条件的因素；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因素又可分为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等各个方面。本文侧重分析政府的经济转轨政策是如何使经济转轨和经济运行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使经济全球化因素作用于经济转轨过程的。

预期与现实

20世纪的最后10年，既是世界上大多数原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又是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时期。这绝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反映了经济转轨与经济全球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向市场经济转轨，就是要使国民经济运行的基础性调节由原来的计划机制转换成市场机制，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而在现代经济中，资源的有效配置不仅在一国范围内而且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为此，经济运行机制的市场化转轨内在地要求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也实行市场化趋向的体制转型，由封闭经济的体制转变成开放经济的体制，使国民经济运行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才能利用国际市场来达到优化资源配置的目的。所以，经济转轨与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关系，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层面上，表现为国内经济转轨与对外经济体制转型在目标模式上的一致性及其相互联系和制约。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在经济体制过渡时期形成国内经济转轨与国际接轨之间的互相配合和互相促进，对外经济开放有助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与此同时，经济转轨与融入经济全球化的紧密关系，还反映在经济全球化因素作用于经济转轨过程的机制方面，进而反映在经济实际运行方面。以融入经济全球化从而利用世界市场为目标的对外经济体制改革，和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的国内经济转轨，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旧制度下无法得到的潜在利益，提高全国经济效益，为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提供制度性基础。因此，经济转轨与融入经济全球化之间的良性关系，就国内经济运行的效果看，应该表现为经济转轨所带来的国内经济发展和居民福利水平的提高，并为本国经济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提供越来越丰富的物质基础；而开放型对外经济体制所创造的国际贸易和其他国际经济交往关系的扩大和优化，又对本国经济进一步发展产生各种积极的促进效应。

俄罗斯在转轨初期，正是出于对经济转轨和经济开放的美好预期，采取了所谓“休克疗法”的激进方式，同时进行国内的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市场。它在迅速推进国内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的同时，也立即摧毁了阻隔俄罗斯与世界市场联系的几乎所有藩篱和障碍。这一转轨战略的实际效果是众所周知的，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在制度转换和经济实际运行两个方面都没有取得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的预期效应。在建立市场经济制度方面，尽管私有化任务已基本完成，价格和市场自由化程度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相应的立法也在积极进行，一般说来，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初步建立，但是，无论在国内经济制度还是对外经济关系的制度方面，都经历了一个反复、曲折的过程，进展极不顺利。而且，在整体上，很难发挥市场经济体制应有的经济效应。所以，至今，许多俄罗斯经济学家认为，俄罗斯的市场经济是“扭曲的”市场经济，甚至是“假市场经济”。

建立有限政府，切断行政权的无处不在

建立遵循正当程序政府，体现平等、公开、公正原则

建立责任政府，实现人治行政向政府行政转变

行政权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国家行政机关管理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的最重要的国家权力。由于行政权具有管理领域广、自由裁量度大、以国家强制力保证行使等特点，决定了它既是与公民、法人切身利益最密切相关的一种国家权力，又是最动态、最容易违法或滥用的一项国家权力，如不对其进行强有力的制约和监督，就有可能膨胀为恣意妄为的权杖。因此，制约和监督权力的核心，首先是制约和监督行政权。

一、我国在体制转轨过程中尤其需要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我国由于正处于体制转轨和社会变革的特殊历史时期，对行政权的依赖和对行政权的制约成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既缺一不可，又呈现一种复杂的态势。

未来几十年，中国老龄人口将急剧增加，人口年龄结构这一变化趋势对中国经济社会必然要产生深刻而持久的影响。中国必须在较短时期内建立一个良好的养老体制以应对人口老龄化所引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可是，中国是在社会生产水平，经济尚不发达的背景下迎来了人口的老龄化，这使得中国在建立和完善养老体制过程中，在经济上要承受一个十分沉重的压力，特别是今天，中国的养老保障制度正处于新旧制度转轨过渡时期，经济尚不发达的社会经济条件，使得新旧制度交替过程中的经济问题——转轨成本的承付问题愈加突出。这一问题不仅关系到新制度的有效运行，更为重要的是关系到中国能否在一个间紧迫的时期内建立和完善应有养老体系以应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化。

一、中国养老保障制度转轨问题的形成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给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体系带来了严重的挑战。在现收现付制下，要求每个工作人口必须能够赡养更多的老年人口，这就意味着或年轻的工作者要交纳更多的养老保障税，或老龄人口的养老金水平要下降。由于税收的增加和老年福利的减少在政治上缺乏可行性，因此，在养老基金自身无法平衡运行时，只得求助于公共财政。这时政府的公共财政就面临很大的压力，必须承担日益加重的养老金负担，公共财政终将不堪重负。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障体系出路已成为值得考虑的问题。中国养老保障制度经过十余年改革建立起的“统账结合制度”，由于始终没有明确的转轨成本支付安排，养老金隐性债务显性化、刚性化，形成“空账问题”，养老金给付缺口也不断放大，这将放大日后的养老金财政给付风险。另外，覆盖面低、养老基金制有效运行的相应制度建设等问题尚没得到解决。因此，目前中国的养老保障制度仍然暴露在严重的转轨问题之下。

(一)体制覆盖面低

在中国养老保障体系的改革和过渡过程中，养老保障参保职工人数增长速度较低，年均增长在7％左右，但相对增长并不显著，若考虑到我国的养老保障只覆盖城镇就业人员，则用参保职工与城镇就业人口比例衡量的覆盖面l0余年间也只增加了十几个百分点。现存养老保障体系仅覆盖面了50％的城镇就业人口。由于就职于国有企业人员比例不断下降，国有企业的产出比重也随之下降。其结果是向养老保障体系提供资金来源的人数的增长远赶不上退休人数的增加。另一方面是收缴率的下降，随着统筹范围的扩大，统筹单位对地方的管理越来越难。近几年来，我国的养老保障基金收缴率呈逐年下降趋势。目前养老金支出的增长速度已快于国有企业平均工资的增长速度和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养老保障体系的负担依旧日益加重。

(二)空账问题

进入新世纪之后，作为20世纪最大的政治经济事件之一的原社会主义国家的“过渡”和“转轨”问题还是各国经济学家关注和研究的重大课题。近年来在国际重要的经济学期刊上发表了一批有关过渡经济和中国改革的论文，其中有两篇论文的观点值得中国经济学家的高度关注。因为这两篇论文新提出的如何判别“过渡”或“转轨”成功与否的全局性标准问题，特别是所涉及的“过渡”的本质问题，关系到对中国经济改革基本性质的判断和今后走向的把握。

一、科尔奈：制度“品性”与过渡标准

科尔奈教授是中国经济学家十分熟悉的。他现在除任匈牙利科学院资深研究员之外，还是美国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长期驻美研究。90年代以来，科尔奈教授的经济改革理论已经定型。他认为，所谓“过渡”，就是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这种过渡的历史过程的完结，取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征和政治制度被资本主义的经济与政治制度所取代的过程。他的这一观点，系统地反映在他在美国《经济学展望杂志》2000年冬季号（2000年第一期）上发表的《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变化意味着什么》的长篇论文中。值得注意的是，该期杂志的主题是“千禧年”经济学的回顾与展望，而这篇论文又是讨论“过渡”问题唯一的一篇。因而，这篇文章不仅是对“过渡”问题的宏观理论总结，而且由作者的身份所决定，实际上也系统地表达了国际经济学界的一种“改革观”。科尔奈在这篇论文中并没有讨论“过渡”和“改革”的具体枝节，而是构造了一个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总体模型。他认为，从各个历史背景和文化中产生的各种形态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从其最基本层次分析，都有其共同的特征，可以将其称为“体制的特殊品性”（TheSystem-SpecificAttributes）。由于这些“品性”，就成为判定社会经济制度的重要标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制度就是由这些“品性”来支撑和发展的。按照这一思路，科尔奈构造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各自的“制度模型”：

（1）社会主义制度模型

在马克思、列宁国有制和准国软预算约束、弱长期短缺经济、

主义政党的统→有制占据支配→官僚行政协调→价格调节；计划→卖方市场、劳动

未来几十年，中国老龄人口将急剧增加，人口年龄结构这一变化趋势对中国经济社会必然要产生深刻而持久的影响。中国必须在较短时期内建立一个良好的养老体制以应对人口老龄化所引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可是，中国是在社会生产水平，经济尚不发达的背景下迎来了人口的老龄化，这使得中国在建立和完善养老体制过程中，在经济上要承受一个十分沉重的压力，特别是今天，中国的养老保障制度正处于新旧制度转轨过渡时期，经济尚不发达的社会经济条件，使得新旧制度交替过程中的经济问题——转轨成本的承付问题愈加突出。这一问题不仅关系到新制度的有效运行，更为重要的是关系到中国能否在一个间紧迫的时期内建立和完善应有养老体系以应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化。

一、中国养老保障制度转轨问题的形成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给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体系带来了严重的挑战。在现收现付制下，要求每个工作人口必须能够赡养更多的老年人口，这就意味着或年轻的工作者要交纳更多的养老保障税，或老龄人口的养老金水平要下降。由于税收的增加和老年福利的减少在政治上缺乏可行性，因此，在养老基金自身无法平衡运行时，只得求助于公共财政。这时政府的公共财政就面临很大的压力，必须承担日益加重的养老金负担，公共财政终将不堪重负。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障体系出路已成为值得考虑的问题。中国养老保障制度经过十余年改革建立起的“统账结合制度”，由于始终没有明确的转轨成本支付安排，养老金隐性债务显性化、刚性化，形成“空账问题”，养老金给付缺口也不断放大，这将放大日后的养老金财政给付风险。另外，覆盖面低、养老基金制有效运行的相应制度建设等问题尚没得到解决。因此，目前中国的养老保障制度仍然暴露在严重的转轨问题之下。

(一)体制覆盖面低

在中国养老保障体系的改革和过渡过程中，养老保障参保职工人数增长速度较低，年均增长在7％左右，但相对增长并不显著，若考虑到我国的养老保障只覆盖城镇就业人员，则用参保职工与城镇就业人口比例衡量的覆盖面l0余年间也只增加了十几个百分点。现存养老保障体系仅覆盖面了50％的城镇就业人口。由于就职于国有企业人员比例不断下降，国有企业的产出比重也随之下降。其结果是向养老保障体系提供资金来源的人数的增长远赶不上退休人数的增加。另一方面是收缴率的下降，随着统筹范围的扩大，统筹单位对地方的管理越来越难。近几年来，我国的养老保障基金收缴率呈逐年下降趋势。目前养老金支出的增长速度已快于国有企业平均工资的增长速度和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养老保障体系的负担依旧日益加重。

(二)空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