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建立范文10篇

一、宪法诉讼的概念

在我国，宪法诉讼是一个至今尚未定论的概念，关于宪法诉讼的概念，学界有多种学说综合分析，把宪法诉讼的概念界定为特定机关按照司法或准司法程序，适用宪法及其理念解决有关的宪事纠纷并制裁违宪行为，最终达到维护宪法权威、保障宪法秩序的一项制度。

二、我国构建宪法诉讼的可行性

(一)依法治国的提出提供政治条件

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社会秩序、价值观念，就是要求凡事依法而行。它之所以为人们所追求，就在于它能使人们的生活相对稳定有序，使人们对自己行为所产生的后果有预期，自由而有序的生活；它作为一个至高原则，使每一个人在法律面前平等地得以对待，其权利不受恣意侵犯；它能把国家权力束缚在合法范围之内，很好的避免公权力的滥用。党的十五大上依法治国方略提出，并写入宪法。这标志着我国治理国家的策略与方式至少在思想上先行有了一个飞跃，为宪法诉讼的真正建立奠定了政治法律基础。

(二)公民权利意识觉醒提供人文支持

一、创建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意义

存款保险制度是指根据公开实施的法律对面临支付危机或破产银行的存款人给予一定支付保障的制度。创建我国存款保险制度主要具有以下几项重大意义：

（一）防止市场化改革后的银行业危机

为繁荣市场经济并履行在wto下的金融市场开放义务，我国的银行业必须进行市场化改革，由所有银行平等地进行市场竞争。这种竞争既能提高银行效率，也使金融风险因素的增多和因金融恐慌而产生银行挤兑的可能性加大。明确法定的存款保险制度不仅可以通过办理存款保险业务检查银行经营活动，对问题银行提出警告、加收保险费或必要时撤保等制裁方式加强事前危机防范工作，而且可以在银行破产倒闭时充作事后救助手段，有效地防止对其他良好银行的挤兑所引发的银行业危机。

（二）保护小额存款人的利益

小额存款对众多收入低的存款人保障基本生活、应付不时之需至关重要。这些小额存款人限于财力和技能难以对银行资产质量和复杂财务状况做出正确评价，因此让他们承担银行破产倒闭的损失很不公正且不利于社会稳定。存款保险制度至少保护众多小额存款人利益，免除他们监督和评估银行状况的困难性。

在建立现代管理机制的基础上建立预警分析体系，已经引起国内外企业的关注，并被日益证明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管理理念和方法。目前，西北润滑油销售分公司ERP的顺利实施为财务预警分析体系的设计、建立奠定了基础，也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笔者拟结合润滑油销售公司的经营特点，探讨在ERP信息系统平台基础上构建财务预警分析体系的基本设想，并就建立财务预警分析体系应特别关注的一些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目前财务预警分析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在股份公司近十年的财务历程中，预警分析管理思想也仅仅散见于其他管理思路之中，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1）在指导思想上，以前的财务预警分析过多的注重于事后数据的挖掘和处理，忽视了事前管理、过程控制和在线分析等；（2）在体系建立上，目前还没有形成完整的财务预警分析体系，特别是ERP实施后，更显出设计完整该体系的迫切性和实用性；（3）在方法应用上，传统财务预警分析只是停留在较浅层次上，忽视了企业实际运用及实时监控，对决策的帮助并不大；（4）在指标设置上，主要是间接的指标和数量化的指标，更多的是直接的和非量化的指标，内容多为费用类指标，少生产、技术等指标；（5）在信息来源上，过分依赖会计报表数据，大多只有在月末报表报送完毕后才进行分析、预警，适用性和时效性较差。

二、基于ERP的财务预警分析体系应达到的目标

1．体系应达到的目标

一是培育和提高企业财务风险意识，建立预警分析机制，提高企业的适应能力和发展能力；二是随时捕捉企业财务管理活动中各种管理漏洞、管理失误、重大风险和隐患，并采取适当措施，保持企业资金运动始终处于安全区域内；三是减少忧虑和恐惧，为企业提供一个有安全保障的理财环境，使企业形成坚强的合力；四是实行例外管理，使企业领导能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考虑企业重大决策；五是充分利用企业现有管理基础，充分发挥公司ERP、数据挖掘技术及IT技术的优势。

进入新世纪，我们的行政改革面临着新形势和新任务，而整个行政改革在国家方方面面改革中处于一个关键的位置。去年，总理曾经讲过：“行政体制改革在各项体制改革处于关键位置。如果这项改革不搞，就犹如一马当道，万马难以前行。”总理的话很深切地道出了行政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在新的实际情况下，鼎湖区委、区政府作为基层党委、政府，必须要切实按照中央、省、市的工作部署，努力提高党委、政府的运作水平。因此，要认清形势，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要达到一个核心目的就是要建立和完善公共行政体系。

一、准确把握建立和完善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定位

从历次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行政改革的目标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第一个特点，高度重视行政体制改革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协调性。我们紧紧抓住了政企分开和转变政府职能这个重点。特别是从1998年以来，我们把转变政府职能看作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环节。

第二个特点，高度重视精简机构，裁减冗员，理顺关系，优化结构和规范政府行为和提高效率。这是改革的一个常规性任务，所以历次行政改革都特别强调这一点。

第三个特点，高度重视公务员素质能力建设。因为行政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要实现政府管理的民主化、科学化和法制化。理顺各种关系当然很重要，但在各种关系理顺的情况下，如果公务员的素质能力没有得到提高，我们要做到民主化、科学化、法制化和高效化也比较难。所以从1998年开始就强调提高公务员的素质能力。这是改革的明显特点。

排污权交易（又称排污指标交易、环境容量使用权交易），是在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的前提下，利用市场机制和环境资源的特有性质，在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下，通过污染者之间交易排污权，实现低成本污染治理，它在控制环境污染方面兼有环境质量保障和成本效率的特点，成为总量控制目标下最具潜力的环境政策。排污权交易实质是环境容量使用权交易，是环境保护经济手段的运用，是一种典型的私法手段。它以追求最大的成本效益为原则，在价值取向上较好地把握了公平与效益这一对矛盾的平衡，可以刺激环境保护工作的发展。

一、排污权交易制度在我国的实践状况

我国关于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实践主要集中在大气污染和水污染领域。上海市是我国实行排污权交易的先驱，从1987年至今，已有60多家企业开展了排污指标交易，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一些经济效益差、污染严重的企业从经济成本考虑，逐渐让出排污指标、退出了水源保护区，被效益好、污染少的企业取代。为有效控制与削减大气污染的主要因素二氧化硫的排放总量，我国加大了探索排污权交易制度的步伐，1991年国家环保总局将包头、开远、柳州、太原、平顶山等城市作为试点，实施了大气排污交易政策。2001年国家环保总局与美国环境保护基金会签署了“研究如何利用市场手段，帮助地方政府和企业实现国务院制定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目标的合作协议备忘录”，确立了“利用市场机制控制二氧化硫排放的中美合作研究项目”，由美国环保协会提供技术、人员及资金等多方面的支持，在江苏南通与辽宁本溪试点实施该项目。2002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又选择在山东、山西、江苏、河南、上海、天津、柳州等七省市开展“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控制及排污交易试点”项目以寻求改善空气质量。

我国对排污权交易尚无系统的法律规定，但一些地方法规和行政规章的规定已经涉及到排污权交易问题。1985年上海市为保证自来水水质，上海市人大颁布的《上海市黄浦江上游水源保护条例》，划定了从淀山湖到龙华港，面积为1058平方公里的上游水源保护区，规定新建项目增加的排污量必须控制在保护区允许的排污总量指标之内，总量指标可以经环保部门同意在企业之间有条件地调剂余缺、互相转让。1994年颁布的《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明确规定，可以进行排污指标有偿转让。1998年3月国家环保局颁布的《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管理办法》第2l条规定：“水污染物排放指标，可以在本地区的排污单位之间互相调剂。”1998年9月太原市颁布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管理办法》第21条规定：“总量控制内的指标可以有偿转让。”第24条规定：“排污单位通过治理使大气污染物实际排放量低于政府下达的允许排放量指标的，其剩余的允许排放量指标可以留作本单位发展使用或者转让给其他排污单位。”2000年4月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确立了大气污染物总量控制和大气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制度，明确了划定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区，正式核定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和核发大气污染物排放许可证。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的排污权交易制度还处于探索中，尚未形成统一的法律制度，但实践中的成功进行，地方立法的零星规定，国家立法关于污染物排放总量和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制度的确立已经为完整地建构我国排污权交易制度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我国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实施基础

进入新世纪，我们的行政改革面临着新形势和新任务，而整个行政改革在国家方方面面改革中处于一个关键的位置。去年，总理曾经讲过：“行政体制改革在各项体制改革处于关键位置。如果这项改革不搞，就犹如一马当道，万马难以前行。”总理的话很深切地道出了行政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在新的实际情况下，鼎湖区委、区政府作为基层党委、政府，必须要切实按照中央、省、市的工作部署，努力提高党委、政府的运作水平。因此，要认清形势，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要达到一个核心目的就是要建立和完善公共行政体系。

一、准确把握建立和完善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定位

从历次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行政改革的目标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第一个特点，高度重视行政体制改革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协调性。我们紧紧抓住了政企分开和转变政府职能这个重点。特别是从1998年以来，我们把转变政府职能看作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环节。

第二个特点，高度重视精简机构，裁减冗员，理顺关系，优化结构和规范政府行为和提高效率。这是改革的一个常规性任务，所以历次行政改革都特别强调这一点。

第三个特点，高度重视公务员素质能力建设。因为行政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要实现政府管理的民主化、科学化和法制化。理顺各种关系当然很重要，但在各种关系理顺的情况下，如果公务员的素质能力没有得到提高，我们要做到民主化、科学化、法制化和高效化也比较难。所以从1998年开始就强调提高公务员的素质能力。这是改革的明显特点。

金融控股公司打破了分业经营的界限，使得不同监管部门之间的监管难以准确实施，功能性金融监管依据金融体系基本功能而设计的监管，由专业分工的管理专家和相应的管理程序对金融机构不同业务实行监管，它能够实施跨产品、跨机构、跨市场的协调，且更具连续性和一致性。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方案中考虑了这种趋势，成立了银监会，与证监会、保监会分别实施对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的监管。但是我国现在实行分业经营，不同监管机构的合作有一定的困难，彼此之间的信息交流也可能受阻，因此建立跨行业监管当局之间的有效信息共享机制就十分必要。

1．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模式的选择

根据监管主体的数量与职能范围，可以把金融监管模式分为合并监管模式和分业监管模式。合并监管是由一家监管机构对金融控股公司的所有成员进行监管，在近期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中，英国、日本、德国等都通过法律，引人注目地设立了单一金融监管机构，对所有金融业务实行全面监管。分业监管是一家监管机构只监管一个公司内成员，监管机构没有隶属关系，各自在其权属范围内执行监管权利、履行监管义务，又被称为“多头监管”。

（1）合并监管(consolidatedregulation)

在合并监管的情况下，监管的内容包括：资本充足率、大额贷款、持有的外汇头寸、股东和管理人的资格、信息披露，等等。它是通过对控股公司主要股东和管理层资格提出要求，以加强成员的自主权。对银行业的监管当局来说往往要求银行总部对所有下属机构拥有明确的权威，因此合并监管在银行金融控股公司最为常见。

合并监管的问题与困难在于：从政府的角度看，把监管延伸到全部集团成员，可能给监管当局带来很大的负担；从实际操作的角度看，需要现有几个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与合作，甚至是整合，才能实现这个目标。

财政透明度是民主社会中公众知情权和政府信息披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财政透明度主要是指政府向公众公开政府的结构与职能、财政政策目标、公共部门账户、财政筹划和预算信息的程度。随着我国经济的市场化和政府管理法制化的加强，社会公众对财政收支状况、财政支出的用途、结构及其效果等更加关注。提高财政透明度，对于强化政府公共受托责任，降低政府成本，以及减少腐败，建立高效政府，都具有重要意义。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政治的本质和核心”。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必须有一个公开、透明的财政。

财政透明度是良好财政管理的一个方面，但财政透明本身不是目的，它是促进效率、保障政府和官员负起责任的一种手段。财政透明度由此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经合组织(OECD)和许多国家的高度关注，学术机构和研究人员也把它视为宏观经济稳定、政府良治和财政公平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社会担心任何国家宏观经济的不稳定都会迅速对世界经济产生不良影响。为此，IMF和OECD都制定了财政透明度的最佳准则，作为指导各国财政透明度实践的指南。

一、财政透明度的理论分析

初始的财政透明度的定义是由GeorgeKopits和JonD.Craig(1998)给出的：向公众最大限度地公开关于政府的结构和职能，财政政策的意向，公共部门账户和财政预测的信息，并且这些信息是可靠的、详细的、及时的、容易理解并且可以进行比较的，便于选民和金融市场准确地估计政府的财政地位、政府活动的真实成本及收益。这一定义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财政事务部编制的《财政透明度手册(修订版)》所采纳。

(一)财政信息是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

政府的各项财政统计数据、财政分析预测报告等，都是社会成员能够免费获得的公共信息商品。在使用上，财政信息的获得并不是排他的，而是可以相互兼容的，也就是说，财政信息产品能够被无限多次地划分，但无论划分多少次，被划分的财政信息产品的内容都不会因此而损耗。财政信息产品数量和质量与财政信息产品的使用频率和使用目的无关，这就构成了财政信息产品作为社会公共品的基础之一。

本文作者：王勇飞工作单位：西北政法学院

从实际出发,以党的基本路线为依据,以宪法为基本标准,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立法体制,加强地方立法,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研究这个问题,具有十分迫切的现实意义。限于篇幅,本文想着重探讨一下,立法体制的概念,加强地方立法的重点和地方立法的基本原则。“立法”一词的基本意思是制定法律。有人说指创制法律,这不严谨。因为它不仅是指创立法律,还应包括修改或废止法律。由于法学上,对“法律”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因而“立法”一词,一般有广、狭两种含义:从广义上说,法律是指国家机关制定或认可的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规范体系。这便引伸出,一切国家机关,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制定法律规范性的文件的活动,都叫“立法”。从狭义上说,法律是指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制定的法律规范性文件。这便引伸出,只有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依据一定的程序,制定法律规范性文件的活动,才叫“立法”。“立法权”简单的说,就是统治阶级通过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国家政权,按照一定的权限和程序,制定法律规范的一种能力。属于国家权力的范畴。

“立法体制”,有人称立法制度,是近几年来,法学界探讨立法机关的组成、结构、权限划分及其相互关系的过程中,经常使用的概念,它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尚无定论。我认为立法体制是指一个国家制定法律的权力结构形式和过程。在这个结构和过程中,国家的立法活动得以进行,立法权得以实现。立法体制是个总体概念,它包括的主要因素有:(1)立法机构(设施);(2)确认立法权限和程序的规范;(3)行使立法权的活动及其结果。一个国家的立法体制,同国家本质和国家形式都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国家本质决定了国家立法权属于那个阶级。国家形式又分管理形式即政体和结构形式。国家管理形式,决定着立法这种权力和活动,属于国家机构中的那些机关;国家结构形式,决定着哪一级国家机关,拥有立法权,可以从事立法活动,即决定着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机关的立法权限,及其在整个立法中的地位和作用。但这些都不是绝对的。因为一个国家的立法体制,除受国家本质和形式决定影响外,还受其他社会经济、社会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影响。由于立法权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国家权力,对这种权力结构及其行使过程,通常要由国家的根本法—宪法,加以明确规定。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立法体制,主要由宪法加以确定和体现。我国宪法和法律,对国家立法机构的设置、立法权限的划分、立法活动过程等,都有较明确的规定。从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来看,我认为在我国实行的是以国家立法为核心,两级并重,多类结合的立法体制。国家立法,在整个立法体制中居最高的、主导的地位。这主要表现在国家立法权只能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及其常设机关行使;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必须根据宪法和法律;地方国家机关制赶地方性法规,不得与宪法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亡法律相抵触。宪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民族自治地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必须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也就是说,它可以有同宪法、法律不完全一致的例外规定;但制定这种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权力,是一种自治权。宪法规定自治权要“依照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其他法律规定的权限行使”。同时还规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必须报全国或上级人大常委会批准。可见“例外”不能随便搞,否则不予批准。这些都说明,国家立法,是我国立法体制核心。对立法体制进行纵向分析,便产生“级”的概念。“两级并重”,是指既注重中央级立法即国家立法,又注重省、直辖市、自治区级立法。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及其所属各部委,属于中央级,它们同省级,在立法权限上,以及它们制定的法律规范的效力上,有级别之分,有从属关系。提出“两级并重’,这意味着省以下的国家机关,也有权制订地方性规章,但不是重点,应有严格限制。否则不利于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和尊严。

对立法体制进行横向分析,便产全‘类”的概念。“多类结合”是指享有一定立法权的国家机关,它的立法权限及其所钊定的规范性文件;有类别之分。中央级分两类:宪法、法律(基本法律和非基本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级分两类:一般地方法规和特殊地方法规。特殊地方法规又可分为:行政特区法规、经济特区法规和民族自治区域法规。因此,在立法体制中,仅用“级”的概念不行,行政法规虽然也属于中央级,但同宪法与法律相比,其制定的机关、权限及法律效力,显然不能等同。在地方级中,一般地方属规同自治地方法规特区地方法规,均有明显的区别。因此,必须沈用“类”的概念。在我国实行国家立法为核心,两级并重,多类结合的立法体制,是现阶段中国国情的产物,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立法领域的表现。目前法学界,有人不赞成我国立法体制中有“级”或“类”的分法。主要理由是:第一,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其结构形式是单一制,立法权只能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集中统一行使,不能象联邦制国家那样,实行分权制,因而,不可能有“级”的概念。第二,立法权作为国家的一种主要权力,只能由国家权力机关行使。如果其他国家机关,也具有这类权力,必然造成法出多门,损害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因而,也不应有“类’,的概念。应当肯定,在某种程度上说,国家结J勺形式对一个国家的立法体制具有决定意义,但不是唯一的。一国的立法体制是由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历史传统等多种因素影响或决定的,单一制国家和联邦制国家,在立法体制上的主要区别,不在于是否允许地方有立法权,而在于享有什么样的立法权,在于不允许地方有自己的宪法。从世界各国的宪法规定来看,单一制国家,地方享有一定范围的寸法权者,、不乏其例。.例如,意大利是毕一制国家,它的领土划分为若干区、省和市。现行宪法规定:国家立法权由共和国议会—参众两院行使。各区在城市规划、旅游事业、地方公共工程、农林业、手工业等方瓦拥有有限的立法权;省、市作为地方行政单位,地位并不重要,一般无立法权。荷兰是单一制国家,它的领土划分为n个省。现行宪法规定:国家立法权属于议会和国王。但各省有自主权和自治权,“在有关各省利益上认为必要时,各省政府可以制定法令”。哥伦比亚是单一制国家。它的领土划分为省、州和特别区。现行宪法规定:国家一级立法机关为参议院和众议院。但各省均有民选的议会,有权对中央法律未作规定的或不属于中央管理的地方行政事务,制定法规。在中国,国民党政府1923年制定的宪法,曾规定省有立法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就是单一制国家。在初朋,各大行政区和各省,都有权拟定与本地政务有关的法令、条例。只是到1954年,才在当时的宪法中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唯一行使立法权的机关。总之,我认为,说单一制国家,只中央一级的国家机关才能拥有立法权,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同时,我还认为,人们那种只有国家权力机关,才拥有立法权的传统观念,也应变革。无疑立法是国家权力机关的一个重要职能,但不能因此就得出结论说:法律(广义的)只能由国家权力机关制定。历史事实也不是这样。如远在成文法出现以前,各国普遍存在着习惯法,它就不是由类似现在的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在英美法系国家,判例法和制定法都是法律渊源,而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判例法是更基本的法律渊源,但它却不是由国家权力机关,按成文法的法定程序制定的。在这些国家作为司法机关的法院,同作为权力机关的议会,分享立法权。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来分析,社会的发展,尤其现代化、社会化的商品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用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日益复杂,其中专门问题也日趋繁多。法律要适应调整这种社会关系的需要,不仅数量要增加,也必然要求其表现形式向多层次、多样化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单靠国家权力机关立法,已经不能适应,必然产生由多级、多类立法构成的立法体制。当今世界各国“委托立法”、“授权立法”盛行,也证明了这一点。在我国1982年宪法颁布实施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已三次授权国务院立法:1983年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授权国务院对职工退休、退职办法进行部分修改和补充的决定;1984年9月1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授权国务院改革工商税制有关税收条例草案试行的决定;1985年4月10日六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授权国务院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可以制定暂行规定或者条例的决定。尽管我国的授权立法,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委托立法有严格区别,但都说明多类立法,势在必行。实行多类立法,非国家权力机关,主要是行政机关,也能制定法律规范性文件,是否会造成“法出多门”,影响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了这是一个值得研究和重视的问题。我认为:第一,在当今世界,“法出多门”已是普遍现象,不见得是坏事;第二,从维护法制的统一考虑,关键的问题不在于法出“一门’夕,还是“多门”,而在于出来的法律,相互之间,在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精神方面,是否一致。至于维护法制的尊严,则主要取决于法律制定出来之后,在其效力范围内是否能得到严格的遵守和执行,能否真正实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第三,从立法上保证国家法制的统一和尊严,根本的问题在于:一是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二是要明确立法体制的核心和重点,并由法律加以保障。我国立法体制,是由各级国家权力机关享有的立法权,依法进行的立法活动及其成果作为骨干构成的。其核心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代表全国人民行使的国家立法权、立法活动及其结果。对此,我们过去比较明确、肯定和重视,这是对的。但是,我认为,当前要完善我国的立法体制,必须实行两级并重,大力加强省、市、自治区级立法。主要理由:(一)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区发展极不平衡,单是靠国家立法,很难完满地调整和解决全国各不同地区异常复杂的问题。(二)我国社会主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在经济运行和经济管理上,要求彻底改变过去那种在产品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随着改革深化,要围绕转变企业经营机制这一中心环节,分阶段的进行计划、投资、物资、财政、金融、外贸等方面的体制配套改革,逐步建立和完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新体制。立法体制应当适应经济体制改革这种发展,充分发挥两级(中央和地方)在立法上的积极性,把应革应兴的事情及时地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保障它们顺利的发展。(三)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要求通过改革,克服和肃清在我国政治体制中,长期存在的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严重、封建主义影响等现象,建立起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新的政治体制。立法体制,一方面,要适应国家整个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的要求;另一方面,作为政治体制的一部分,本身也必须改革。党政职能分开、进一步下放权力、改革政府工作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协商对话制度、基层民主生活的制度化等,除要求加强行政立法外,必然要求扩‘大和健全地方特别是省级国家机关创制法规的权限。否则,社会主义法制就不能达到完备。(四)我党提出“一国两制”的设想,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开放了许多沿海城市,设立了若干经济特区,还将出现政治特区,单一的立法体制,已不适应我国政治、经济现状,必须改变。(五)由于我们长期未重视法制建设,缺乏经验,为积极慎重进行国家立法工作,有些法规可由地方先制定、施行,以便取得经验,推广全国。

在单一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多级的立法体制,是一个新的课题。它必须以维护祖国的统一、各民族人民的团结、保障和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为根本宗旨。因此,地方立法应当坚持下列原则:(一)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的原则。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是我国宪法确定的一项重要原则。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法制的统一有着现实的政治、经济和思想基础,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法制的统一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维护国家根本大法—宪法的最高地位、权威和效力。具体到地方立法问题上,表现为地方国家机关制定的法律规范性文件,凡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一律无效。‘为实现这一点,我国宪法和法律对制定地方性法规,规定了严格的备案或批准制度。如宪法规定:省、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但必须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全国人大常委会拥有撤销权。(参见《宪法》第100条、第67条第8款)同时还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但必须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才能生效,全国人大常委会拥有撤销权。(参见《宪法》第116条、第67条第8款)现在值得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对地方性法规的备案工作不够重视,常常限于对地方性法规进行登记、立档,以备查考,而不注重对它的内容进行审查。由于地方性法规的制定,在权限上没有具体的划分,在内容上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加上对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内容常常有不同的理解,这就造成地方性法规同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之间,地方性法规同地方规章之间时常发生矛盾,甚至出现越权立法的现象。如果这个问题不克服,就难以在立法上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二)民族平等的原则。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家庭,不仅有汉族聚居地区,而且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不仅有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而且还有几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不论是哪一种民族聚居区,凡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其地方立法,都应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这个原则具体表现为:1.各民族不分大小、先进后进,完全平等。以少数民族聚居为基础的各级自治区域—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都享有根据本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权利。2.凡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其立法都要保障各民族一律平等,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维护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相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反对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三)保障人民根本利益的原则。我们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维护人民根本利益是国家的宗旨。在我国,整个国家的利益和地方利益,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但又是有区别的,有时也会发生矛盾。过去我们存在着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地方缺乏自主权,过分强调国家整体利益,没有能够很好的考虑地方特点,照顾地方利益,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难以充分调动,这也是当前立法应当着重克服的一个问题。同时,在进一步下放权力以后,我们又要注意树立全局观念,防止出现通过立法,无限制地扩大本地区权利和利益,违反国家整体利益,侵害另外地区的利益的现象。因此,地方立法要坚持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国家整体利益和地方局部利益相结合的原则。(四)分权制的原则。分权制原则,又可称为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结合的原则,应是我国地方立法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原则。在我国,国家立法和地方立法在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政策依据上是一致的。但它们的权限,即哪些事项的立法权专属中央;哪些事项的立法权必属地方;哪些事项的立法权可以中央与地方并存,都应有明确的划分和规定。在确定国家立法和地方立法权限和范围时,应遵循分权制的原则。在对立法权控制方面,宪法已有一些原则规定,但仍需制定一套较完备的法律监督制度,保证其实施。对地方立法自主权和自治权的实现,也应有可靠的法律保障,做到“越权无效”、“侵权受责”,从而调动地方上的积极性。(五)区域性原则。区域性原则,又可称为因地制宜的原则。地方国家机关制定法律规范性文件,其内容所涉及的均属地方性的问题。所谓地方,就是指一国内的一定行政区域。我国行政区划分为:普通行政区、民族自治区、经济特区和特别行政区。划分我国的行政区域,要考虑到民族构成、历史传统、人口分布、地理交通条件、有无政治、经济中心以及政权机构设置等因素。也就是说,每个行政区域在上述方面都存在着差别。这样‘地方立法就必须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根据本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及发展水平,本地区政治、经济发展的要求,创制具有自己特色的地方性法规。例如,北京是祖国的首都,是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同时又是大都市,人口密集而且流动量大,社会秩序状况,对稳定全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关系极大。因此,北京市于1986年12月率先制定了《北京市关于游行示威的若干暂行规定}),1986年n月制定了《北京市社会团体管理的若干规定》等。这对保障宪法规定的公民的民主权利和自由,维护首都的公共秩序,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又如,广东、福建两省,经中央同意,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开办经济特区。根据这一发展战略的要求,着重经济特区的立法,广东省制定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福建省制定了《厦门经济特区条例》、《福州经济开发区条例》等。这些法规,适合本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具有地方特色。此外,内蒙古自治区制定的草原管理法规,山西省制定的矿产资源管理法规,河南省的黄河工程管理法规,都体现了区域性原则。区域性原则的另一含义是,各类地方性法规,只适用于本行政区域,超出了这一范围,就没有法律效力。(六)利民便民和效能原则。利民便民是指地方立法的内容,不仅要能切实有效地预防和制止违法犯罪和其他侵权越权行为,从法律上保障国家和公民的合法权益,而且要积极以立法来促进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为公民提供安全、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社会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条件。所谓效能,不仅是指地方立法要讲究及时高效,使需要用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事务,迅速得到法律的保障,而且要注意社会立法的效果,使所制定的法律能正确、合理、及时的在社会现实生活中实现。

一、近年来我国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所取得的成绩

(一)保险信用法制建设有所加强

一是《保险法》强调了诚实信用原则在保险业发展中的突出地位。修改后的《保险法》着重突出了对诚信原则的保护和运用。在总则中增加了一条“保险活动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作为第5条；在分则中也对保险市场的各行为主体围绕诚信原则进行了规范。二是相关法规充分体现了诚信原则。如《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管理暂行办法》中规定，“不得对客户进行欺骗、误导和故意隐瞒”；《保险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中规定，高管人员不得“进行虚假宣传，误导投保人、被保险人、损害被保险人利益”等等。保险信用法制建设的加强为我国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提供了法律保障。

(二)保险诚信体系建设初步展开

作为保险业发展的基石，诚信日益受到保险业内的重视，诚信体系建设也已初步展开。2003年全国保险工作会议强调，“越是加快发展，越要注重诚信，搞好服务，树立良好的行业形象”。全国各地保监办、保险行业协会围绕保险诚信体系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三)保险诚信经营理念得到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