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权利范文10篇

本文作者：谢正阳汤际澜工作单位：苏州大学

公民体育权利的基本涵义

按照体育权利的表现形式不同，于善旭教授[6]将体育权利划分为明示的体育权利和推定的体育权利；按照体育法律关系的主体不同，也有学者将体育权利划分为公民的体育权利、法人的体育权利和国家的体育权利三大类型[7]。多数学者对体育权利概念界定还停留在抽象的对体育需求的表述上，而不是从制度的角度对体育权利与体育制度的内在关系进行揭示。从二者的内在联系看，首先表现为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公民体育权利的实现需要具体体育制度保障。其次，二者还具有内在的嵌合关系，体育制度中嵌合了体育权利的理念，体育权利是体育制度的价值基础。因此，我们不能忽视体育权利作为一种经济权利与经济基础的相互联系。体育权利不是抽象地要求增进身心健康状态的权利，而是对体育资源重新配置的主张[4]。体育权利作为公民依据法律规定在社会体育活动中应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是国家法律认定和保护公民实现某个体育行为的可能性。“它由体育利益要素、体育资格要素、体育要求要素、体育技能要素以及体育自由要素等构成。”[8]当然，权利的实施应该有相应的权利体系，因此，公民的体育权利也应当有较为完整的公民体育权利体系，使公民的体育权利明确化、具体化和可操作化。对于体育权利体系在内容的逻辑构成，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看法[4]。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的目的是通过提供公共体育产品和服务，使城乡居民享有基本均等的公共体育服务，使国民健康素质得到普遍提高。因此，本文以这个目标为主要出发点，认为公民基本的、主要的体育权利包含以下几个基本层面的内容。公民的健康权健康权既是一种基本人权，又是公民体育权利的核心。作为一种基本人权，健康权就不因其社会身份、地位、民族、财产和实际能力等不同而受到歧视或侵害。从英国思想家洛克的天赋权利到美国启蒙思想家杰弗逊在《独立宣言》中系统地阐释了天赋人权的主张[9]，以及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向我们演绎了从生命权自然引申出健康权的发展历程。可见，生命权和健康权是随着社会物质文化而发展变化着的权利，它不仅是指在这个世界上有不被杀戮的消极意思上的权利，而且包括人可以争取更好的生存、生活这样一种积极意义上的权利。而随着社会进步和生活改善，人们对生命权的理解也就增添了提高生命质量，保证身心愉快和健康长寿的内涵[10]。健康权问题之所以广受关注，其哲学基础在于生命面前人人平等这一事实，无论贫贵富贱，生命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同等重要。体育活动参与权体育活动参与权是指公民有权根据自己喜好和需求来参加健身活动、观看体育竞赛等活动。这是公民最基本的体育权利，任何个人、任何组织和单位都不得非法干涉和剥夺这种权利。公民有权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身体状况、职业特点、地理环境、气候变化等自愿选择参加与否和选择项目、方法、时间、次数、强度等。如今，我国社会体育设施遍布城乡，全民健身活动蓬勃开展，全民健身组织化、制度化、科学化水平不断提高，充分说明了目前参与全民健身活动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要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体育活动参与权，势必最大限度地创造适合各种人群参与的体育活动的条件和环境，使全体国民能共同分享体育发展的成果。参与体育活动的平等权参与体育活动的平等权，主要指公民享有平等机会和平等待遇参与各项体育活动，既不因肌肤、民族、性别、年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等因素受到不平等的待遇[11]；又不因是妇女、儿童、老年人或残疾人等弱势群体而受到排斥或歧视；这也是社会文明和进步的重要体现。参与体育活动带来的利益对于每个人不可或缺，任何公民都有平等的参与资格或者参与机会。我们从奥林匹克运动发展史及有关于体育权利的文献中，可以处处感受到“体育面前人人平等”。“权利中的资格要素与人的生存权利中的资格要素一样普遍。体育是大众的，作用于人的一生，体育权利伴随每个人的全部生命过程”[12]。因此，在提供足够的公共体育产品和服务的同时，还要通过开展体育活动，使公民能够充分得到平等参与体育活动的权利。这就要求将更多公共体育资源向农村、贫困地区、基层尤其是农村基层倾斜，缩小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全民健身事业发展差距和体育健身公共服务差距，充分关注弱势群众的体育健身需求。体育教育权接受体育教育权是指公民有根据需要接受体育教育的权利。也就是说，公民既可以通过学校或者其它形式获得体育技术能力、体育知识和信息；又可以为了提高自身的体育运动技术水平和体育知识而有权接受技术训练、体育教育或专门指导。《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中就明确指出以青少年和儿童为重点。青少年和儿童的健康成长关系到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昌盛，要发动全社会关心他们的体质和健康。各级各类学校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努力做好学校体育工作。要对学生进行终身体育的教育，培养学生体育锻炼的意识、技能与习惯。而且《体育法》第5条和23条分别规定：国家对青少年、儿童的体育活动给予特别保障，增进青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学校应当建立学生体格健康检查制度。这些法律条文充分说明了，公民有根据需要接受体育教育的权利，同时国家和社会也有义务向公民提供这种保障和条件。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体育权关于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体育权主要包括获得体育社会保障权、体育信息权、体育对外交往权和从事体育职业权等。获得体育社会保障权是指政府、学校、企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有义务向公民提供规定的体育场地、设施、经费、时间等必要的条件；倘若这些必要的条件不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公民有提出批评、建议的权利。体育信息权，又称为体育知情权，是指国家和政府有义务创造条件使得公民获得本国乃至世界的体育发展状况、管理状况以及自身的体质现状等有关的信息的权利；它既是公民监督政府行使职能和参与国家体育管理的重要路径，又是保护公民体育权利的必要民主程序。体育对外交往权是指公民有权按规定参加国际表演、竞赛、观摩考察、经营、学术研讨、报道等体育活动。而从事体育职业权是指公民有权选择从事体育表演、竞赛、经营、教学、科研等职业，并取得相应的劳动报酬，从有组织体育活动、兴办体育事业中获取利益的权利。为了保障公民的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文化体育权利，国务院于2003年通过了《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立法的主旨就是为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公共文化体育活动的基本要求，不断加强公共文化体育设施建设，促进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的管理和保护，发挥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的功能，有力推动文化体育事业的发展。

公民体育权利提出的意义

实现公民体育权利是人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它是指人的自我意志获得自由体现，人的各种需要、潜能素质、个性获得最充分的发展，人的社会关系获得高度丰富等[13]。体育在人的全面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参与体育活动可以增强人的体质、增进人的健康、增强人的社会适应能力、进而使人的身心得到全面协调发展。可见，公民体育权利的实现，对人的观念、道德、行为、习惯等均产生全面、深刻的影响，而且它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实现人类社会全面、和谐发展。也只有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方针，努力实现公民体育权利，重视体育的自身价值和功能，才能发挥体育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实现公民体育权利有利于提高公民个人健康素质和民族整体健康素质当今世界竞争归根到底是国民综合素质的竞争，要在激烈的世界竞争中处于有利形势，保持国家社会、经济又好又快地可持续发展，势必要全面提高国民综合素质。个体的健康素质的高低构成了一个国家、民族的健康素质的高低。而且，公民的健康素质的高低，将直接影响社会生产力，从而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同时也是一个社会文明与进步的重要标志。对于社会个体来说，健康的体魄是工作生活的基础，健康的心理是幸福快乐的保证；对于整个国家而言，全民族健康素质的明显提高，是综合国力增强的具体体现。而公民个人的健康素质的提高主要途径是通过有效的体育活动。推行全民健身计划是实现公民体育权利的有效方式和重要保障。公民体育权利的实现过程，也是不断满足个体增强体质需求、促进全面发展、提高生活质量的过程。实现公民体育权利有利于提升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从社会的结构上来说，物质文明属于经济基础，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属于上层建筑。政治文明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具有巨大的反作用，三者存在交织、渗透和转化的情形[14]。因此，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以一定的活动内容与方式满足社会成员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进步过程，是反映着人类物质和精神文明的进步过程”[15]。体育是人类在长期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所获得的精神文化财富。“从广义上讲，体育属于精神文明的范围，是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营造着良好的氛围，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16]。并且，体育事业与文化、科技、教育等事业的发展规模和发展水平共同反映了一个国家精神文明的发展状况。当政府和社会提供的体育产品、服务越丰富，就越能满足人民群众的体质需求和健康需求；同时也满足人民群众的体育精神需求和民主政治诉求。在《体育之研究》中指出的“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精辟论述，充分说明了精神文明和体魄健康之间的密切联系。公民体育权的明确有利于推动我国体育法制建设进程随着我国法治化进程的加快，公民权利的范围日益扩大，内容愈来愈丰富；体育权利逐渐成为公民参与体育活动的一项特定的权利，也成为公民基本权利的一项具体内容。公民个人权利的张扬，必将随着社会的发展，得到进一步的保障和满足。就如同为实现公民的政治、经济和受教育权一样，政府在其中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公民的体育权利的满足，并非依靠其他公民和一般组织履行相应的义务就可完全实现，而是依赖于政府主体地位的发挥，它对公民体育的明确有着更加重要的作用。可见，公民体育权利的明确有利于推动我国体育法制建设进程。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应运而生就是政府对公民体育权利诉求的应答[17]。以及2009年《全民健身条例》的颁布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既是北京奥运会后加快推进全民健身事业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国家首次对全民健身工作进行的专门规范；既反映了国家对发展全民健身事业和增进人民体质健康的高度重视与关怀，又表现出国家推进以全民健身为代表的公共体育服务所进行的制度安排和法律保障[18]。从《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到《全民健身条例》，不但获得立法形式的延续和提升，而且在制度安排的内容结构上既包含总结继承又体现了发展创新，为我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在既有基础上不断取得新的进步注入前进的动力和保障[17]。毋庸置疑，公民体育权利从明确提出，到纳入法制运行的实践过程中，有力地推动了我国体育法制建设进程，这既是时代与发展的产物，更是人权体系丰富发展的历程。倡导公民体育权利有利于现代政府公共行政理念的贯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政府管理的理念主要是一种管制理念、权利本位理念、数量理念和人治理念，这些理念已成为政府适应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发展要求的障碍性因素[19]。这种社会的治理主要依靠政府的行政命令，形成了“重管理、轻服务，重经济、轻社会”的管理理念与格局，使得即便是“全能政府”在这种新形势下也显得无能为力，导致在诸多方面“政府失灵”。当前，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初步确立和社会实现转型的关键时期，现实需要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政府可以将由社会可以处理的社会公共事务让社会力量来解决，而把主要精力用在为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之中，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这就要求政府必须从办体育型向管理服务型转变，强化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弱化体育微观管理，将自己的行为严格地限制在制订规则和实施监督上，为体育事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为社会提供稳定而有保障的公共体育产品和服务。可见，实现公民体育权利是政府贯彻现代公共行政管理理念的必然要求，回答的是政府的管理活动“到底为了谁”的问题，关系到政府管理的终极目标和根本价值选择。

农民工体育权利缺失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一）政策法规不能保障体育权利实施目前群众体育的开展，无论是系统内的，还是社区中的，都会对参加人员的资格有一定的要求，必须是本单位的正式员工或者是社区体育组织中的会员，农民工如果不符合要求，就必定被排除在外。如果要想成立民间体育协会，就我国目前的政策法规而言，必须符合场地、人员、经费等刚性规定才能注册登记，而这些对于农民工来说是不现实的。二元户籍制度使农民工很难取得城镇居民资格。在这种情况下，模糊的身份使农民工既无法享受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公共体育资源，国家也无法保障他们的权利。农民工游走在农村体育与城市体育之间，成为目前我国群众体育事业发展的“盲点”。（二）传统思想的束缚导致社会排斥长期以来农民工都与“落后”、“愚昧”等词汇划等号，平等观念没有生长的土壤。目前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在体育观念、体育消费、公共体育资源分配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在享受公共体育资源时会遭到来自城镇居民的排斥，而这些情况则是社会经济、制度、文化、认知等对农民工所排斥在体育领域的一个客观反映。另外农民工自身普遍平等及维权意识淡薄，文化素质偏低，看不到自己应有的权利，有的甚至根本没想过实现体育权利，宁愿放弃一些权利，去赢得一些情理，来改善同周围的人际关系。自身已经习惯了这种不平等。（三）缺少权威的利益表达渠道西方国家的弱势群体在遭遇社会或政策上的不公时，就会通过其利益代表组织向政府和社会充分表达自己的不满与诉求。国内的城市居民也可以通过自己所属的工会或其他社会团体，来保障和维护其合法的各项权利。相比之下，农民工缺乏一个权威的利益表达渠道。由于农民工具有分散、流动性强等特点，目前宪法规定的体育结社权对农民工并没有宪法意义，因此农民工不能自由的成立体育组织。农民工总量已高达2.5亿，却缺乏体育统筹协调机构，没有体育利益表达和体育权利维护的渠道，如此庞大的群体没有一个组织来为他们排忧解难，使他们成为了一个“沉默”的弱势群体。（四）体育技能和体育知识的欠缺一般认为，文化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居民对体育锻炼的态度，无论城市还是农村，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对体育锻炼的重视程度也逐步增强。而农民工受教育的时间普遍较短，大多是在农村的小学就读，学校的教学质量和师资力量相对薄弱。特别是在体育教学方面存在缺乏专业场地、器材及缺少专业体育教师等问题。在这种体育文化匮乏的环境中，必然会对体育缺乏了解和感性认识，有些项目甚至没有见过，不知道兴趣何在，更不可能去参加。即使作为观众去观看比赛，也需要对该项目有初步的了解，没这个做基础就很难成为该项目的热心观众或参与者了。

调整农民工体育权利缺失的具体措施

（一）完善符合农民工保障需求的社会保障体系应建立独立的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解决其基本保障。目前，一部分农民工的特点是在城市正规就业，有稳定的固定工作；另一部分农民工的显著特点是流动性大，不仅流动于城乡之间，并且在单位之间、城镇之间频繁的变动工作岗位。根据这些特征，显然一个制度框架是不够的，那么做好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工作，既要考虑越来越多的农民工稳定就业的需要，对稳定就业的农民工应结合完善现行城镇职工社会保障制度；也要考虑到一部分流动就业的农民工的现实需要，建立过渡性的保障制度。（二）加强农民工体育权利法制建设针对法律的空白地带，农民工体育权利要有法可依。“法是权力呼唤的结果，没有权利就没有法律[9]。”体育事业的发展要求加强体育领域相关权利的保护，体育权利涉及体育参与者在体育活动及体育事业中的各种权利，其中就包括体育人权、公民体育权利等，要想加快农民工体育权利的落实，就必须在体育相关法律中，明确体育权利是农民工应有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并详细注明侵害体育权利的后果及承担的法律责任，切实将农民工体育问题纳入法制轨道。（三）建立和完善农民工群体的体育利益表达机制建立和完善农民工群体的体育利益表达机制是完善公共体育政策过程中了解农民工体育公共利益取向的关键。只有对农民工群体实际需求有所了解，才可能对体育公共利益需求有一个整体把握。因此，政府部门必须重视农民工体育参与情况以及他们与城市居民在生活、工作和精神上存在的差异。构建农民工体育利益代表组织，拓宽信息沟通渠道，从而保证体育利益表达的畅通无阻。（四）培育农民工体育意识及技能体育权利意识淡薄、体育参与意识浅显、体育技能欠缺等因素是制约农民工参与体育活动的重要因素。首先，农民工应提高自身的体育权利意识，当自身的体育权利受到侵害时，应运用维权手段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其次，应加强农民工体育健身意识的宣传教育，培育体育技能，掌握正确的健身锻炼方法，激发其体育锻炼兴趣，引导农民工融入单位和社区人群，主动适应城市的生存环境。

目前，农民工群体在收入、教育、医疗等方面都处于社会的底层，应享有的体育权利也被忽视甚至被相对剥夺，农民工问题已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农民工权益保障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体育公共利益应是公共体育政策唯一的利益选择取向，公共利益既不能是为个人利益的简单相加，更不能仅仅为某些强势群体所独有，要想实现社会整体人员普遍受惠，就要保证包括农民工在内的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和福利得到有效保障。农民工体育是全民健身事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完善公共体育政策，保障农民工体育权益，对构建和谐社会及发展全民健身事业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

本文作者：杨华工作单位：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摘要：运用文献资料法，分析新时代公民体育权利实现的困境，探究全民健身战略背景下公民体育权利实现路径。研究认为：全民健身战略的发展机遇期，应当完善公民体育权利立法，落实保护公民体育权利的政策，提供均衡的公共体育服务，进一步健全政府宏观监管机制，为公民体育权利的实现提供保障；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服务于全民健身，发挥体育社会组织协同治理功能；同时，强化宣传，提高公民自身体育权利意识，不断加强群众体育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全民健身氛围，真正为实现公民体育权利服务。

关键词：群众体育；全民健身；体育权利；新时代

公民体育权利由宪法和法律确认和保护，增强体质、丰富精神文化生活是公民体育权利的内在要求，全民健身事业的发展同时伴随着公民体育权利的实现，这也是新时代赋予全民健身的新的内涵。随着社会的发展、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深入推进，公民的体育诉求也越来越多元化，但现实生活中体育事业的发展仍存在全民健身供给侧矛盾日益凸显，不平衡、不充分的要素分配难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健身与健康需求等的困境。为此，政府应不断完善群众体育相关法制，完善政策，进一步加强对全民健身事业的宏观监控和治理，加大全民健身事业的投入，强化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以此为契机，才能进一步保障公民体育权利的有效实现。

1全民健身战略背景及对公民体育权利实现的促进作用

1995年6月国务院颁布《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相关的法规和规章相继出台，这标志着全民健身开始。随后全民健身运动不断发展，为纪念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国务院批准从2009年起，将每年8月8日设置为“全民健身日”。2014年，我国将全民健身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在此战略下，全民健身迎来新的发展机遇。2017年，党的报告指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群众体育事业中也体现出社会的主要矛盾。随着社会的发展，公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追求健康生活的需求更加强烈，体育意识也逐渐增强，对体育的需求越来越高，而群众体育事业总体发展还不充分，区域之间、社会阶层之间发展不平衡现状十分突出，公民体育权利的自由性、完整性和正当性得不到充分保障[1]。为使公民平等的享有体育权利，新时代对公民体育权利提出了均衡、充分发展的要求，在此情况下，实施全民健身战略势在必行。全民健身战略为群众体育提供了政策、法律、资金等多方面的保障，创造了良好的体育环境和体育氛围，促进了群众体育的发展。2016年《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年）》和《“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相继推出，为全民健身事业建设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遇。全民健身旨在全面提高国民体质和健康水平，使全民做到每天参加一次以上的体育健身活动。全民健身的实践，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公民的体育权利的实现。

2新时代公民体育权利实现的困境

1体育权利的渊源

1.1国际体育文件

二战后，国际人权立法迅速发展，1945年的《联合国宪章》和1946年的《世界卫生组织章程》，都有保障人类健康和促进体育发展的相关内容。1966年第21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明确提出了人人享有能达到的最高的体质和心理健康的标准权、受教育权、参加文化生活的权利等内容，为体育权利的提出奠定了基础。虽然如此,体育权利的直接渊源仍来自国际体育文献，1978年的《体育运动国际宪章》规定：“每个人具有从事体育运动的基本权利，这是为充分发展其个性所必需的。通过体育运动发展身体、心智与道德力量的自由必须从教育体制和从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加以保证。”《奥林匹克宪章》基本原则第4条规定“从事体育运动是人的权利”。1992年的《新欧洲体育宪章》也规定：“任何人都有参加体育活动之权利。”至此，体育权利被明确提出并被表达。

但自此之后，晚近的各项国际权利文件，包括《欧盟基本权利宪章》、《欧盟宪法草案》等诸多最新人权法律文件均未明确提及公民体育权利，《欧盟基本权草案》中人性尊严、自由、平等、连带权、市民权、司法受益权及其他一般规定中，并未见有体育权利的直接规定，可见体育权利仍为一项新兴权利，其在国际法中仍有待进一步发展与完善并获得深度认可。

1.2《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公约第12条规定：“一、本条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享有能达到的最高的体质和心理健康的标准。二，本公约缔约各国为充分实现这一权利而采取的步骤应包括为达到下列目标所需要的步骤：（甲）减低死胎率和婴儿死亡率，和使儿童得到健康的发育；（乙）改善环境卫生和工业卫生的各个方面；（丙）预防、治疗和控制传染病、风土病、职业病以及其他的疾病；（丁）创造保证人人在患病时能得到医疗照顾的条件。”[1]24国内有学者认为（丙）款可作为体育权利的国际法渊源，实际上该条规定的是健康权。根据联合国官网，健康权被定义为：“一个有效的、综合的根据需要作出反应的卫生制度，其中包括为所有人提供卫生保健和健康的基本决定因素”。①再者关于丙款，“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所通过的一般性意见指出：“要求对行为方面的健康关注建立预防和教育计划，如性传播疾病，特别是艾滋病(病毒)，及有害于性卫生和生育卫生的行为，改善健康的社会要素，如安全的环境、教育、经济发展和性别平等。得到治疗的机会，包括在事故、流行病和类似健康危险情况下，建立一套应急的医疗保健制度，及在紧急情况下提供救灾和人道主义援助。”[1]127不可否认，体育锻炼能够预防疾病，利用运动对某些疾病进行干预能取得一定疗效，各国对运动干预日益重视且其研究正在不断拓展和深入，但由于健康权界定极为清晰，该条中并未直接规定体育权利，但其作为体育权利的理论渊源之一，为体育权利的正式提出提供了前提与基础，因为无论是《奥林匹克宪章》还是《体育运动国际宪章》都强调了体育运动在增强体质、意志和精神及人的全面和谐发展方面的作用，即“在自然属性意义上为克服人类的缺陷，在社会属性意义上则是为防止人的异化。”[2]

摘要：公民社会体育权实现与环境保护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环境是公民开展社会体育活动的物质基础，是公民社会体育权益实现的逻辑前提，同时公民社会体育活动也是损害自然环境的风险因素之一。公众的社会体育权呈现多层次特征，环境法对公民社会体育权的保护可以从体育发展权、体育健康权以及体育自由权三个方面得到体现。

关键词：社会体育权；体育发展权；体育健康权；体育自由权

体育是人类在社会生活中的基本活动，对于提升民众身体素质、提高民众幸福感、保障民众心理健康具有重要意义。按照体育活动的类型进行划分，大众体育一般分为竞技体育、社会体育与学校体育，其中开展竞技体育的活动主体一般是运动员，体育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获取竞技利益或供群众娱乐观赏；学校体育的主体一般是在校师生，体育活动的主要目的在于开展体育教育。以上两种体育活动类型主体范围有限，开展活动所需的资源配置一般相对充足，保障该体育活动得以开展的主体往往是公共部门，如体育行政主管部门或学校等，因此，此两种体育类型对于公民而言具有公益性特征。而社会体育是以社会全体成员为对象的一项群众性活动，普通公民开展社会体育运动不以公共部门提供特定资源为必要前提，而较多地以利用现有公共资源与环境要素为基础，活动过程一般根据个体自身意愿完成，因此，社会体育一般属于公民私益的范畴。在社会转型期，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于体育的需求也越来越高，但在我国，各级体育管理部门依然把竞技体育作为我国体育发展的重点，学校体育因其受到教育体制与政策的保障也发展较快，而社会体育需求却一直得不到满足，其原因在于社会体育运动具有一定的私益性特征。在缺乏公共部门的制度保障与资源投入的情况下，公民开展社会体育利益的实现容易受到外在客观条件的制约，而这种制约因素之一即为社会体育活动所依赖之最重要介质———环境。实际上，公民环境利益与社会体育利益均是公民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两种利益类型无论是在实现形式还是在表现内容上均存在诸多交叉重叠之处。因此，本文从保障两种利益得以实现的权利机制入手，借助权利竞合理论，探讨公民社会体育权与环境权之间的关系，并立足新《环保法》相关制度设计，探研环境法视野下公民体育权实现的路径与内容。

1公民社会体育权的权利属性及其实现途径

1．1公民社会体育权的权利属性

对公民社会体育利益的法律保障主要体现在对公民体育权的确立与维护，而实现公民社会体育权，首先应从其权利属性的认定予以展开。权利作为社会关系的一种，素有公权和私权之分。公权和私权如何界定，学界并无定论。有人将公权和私权都视为个人权利［1］，有人认为公权既包括公民个人的公权，又包括国家的公权［2］，还有人认为公权即公共权力［3］。以上公私权利的划分主要采用主体标准，即以个体作为权利主体，则公权也当然包括个人公权，而以国家作为权利主体，公权为公共权力，私权则为个人权利。基于社会体育运动一般关涉公民个体利益，本文采用个体标准，即以个体的视角去厘清公民社会体育权的属性问题。针对公民所享有之公私权划分古已有之，古罗马市民享有一种专属性的权利即“市民权”，其内容即包括公权与私权。公权是指市民法规定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私权则包括婚姻权、财产权、遗嘱能力和诉讼权［4］。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等级制度消失，私法逐渐演变为现今的民法，即所谓“市民社会之法”，而公法被认为是国家介入保障公民私权得以有效行使的法律依据，换言之，公法所保护的对象是为公民实现全体私益的一种“公益”。一般认为，民事私权是公民的个人权利，公民私权的享有不以国家公益资源的提供为必要，如婚姻权，本属私人的自然权利，法律只是明确了这种古已有之的自发秩序，个人私权的义务对象则一般是个人或与自然人具有平等地位的社会组织，而个人公权利益的实现一般需要公共部门介入予以保障。比如公民政治权利的实现需要政府为公民提供参与政治的渠道与资源，公民的诉权需要通过司法机关提供审判资源予以保证，公民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也是通过政府部门给予复议渠道与机制保障才能实现等等，以上公民个人公权的义务对象一般为国家等公权力机关。就公民体育权而言，学界研究存在较大分歧，有学者认为公民体育权是一项基本人权，属于宪法权利［5］，有学者提出体育权是宪法保护的一项基本权利［6］，也有学者提出体育权是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7］，体育权利诠释着尊严的民权含义［8］。与此同时，也有人认为体育权是生来就有的，不是法律赋予的权利［9］，有的人认为体育权是经济社会文化权利［10］，也有的人认为体育权总体归属社会文化权利［11］，还有的人认为体育权是生命健康权的下位概念［12］等等。我们认为，对公民体育权的属性认识应不能停留在公民体育活动这个整体层面上来考量，而应根据不同体育活动的社会功能及其价值来予以更为细致的探讨。按照公民开展体育活动的形式划分，其一般包括社会体育、竞技体育与学校体育。公民竞技体育权与学校体育权的实现需要公共部门介入，竞技体育活动是一项有组织的活动，组织的主体在世界范围内一般均属于公共部门。在我国公民竞技体育基本被纳入国家管理体系之中，各类体育竞赛的组织、运动员的遴选以及奖励的主体等都具有国家公权力性质，学校体育范围则更为明确，管理的主体为学校这一具有公权力谱系的组织，因此，公民的竞技与学校体育权利应归属公权范畴。而社会体育权的实现则更多依赖个体自身，个体依照自身意愿自由开展体育活动，不受其他个体与社会组织干扰或妨害，公权力一般无法直接控制与管理公民的社会体育活动，而只是在公民社会体育权受到侵害时给予救济性保障而已，因此，基于社会体育权的私益性、个人性，其应归属于私权范畴。如在私权体系内对公民社会体育权进一步予以划分，则可将其归为人身权———不直接具有财产内容，与主体人身不可分离的权利，支配权———主体对权利客体可直接加以支配并享受其利益的权利，绝对权———效力及于一切人，即义务人为不特定的任何人的权利。社会体育权作为公民最普遍的开展体育活动的一项基本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以下简称《体育法》）设专章规定了国家保障这种权利得以实现的主要形式与内容，但却没有明确该权利的性质及其救济手段，这不利于从根本上保障公民体育权利的实现。厘清公民社会体育权的属性则有助于帮助我们弥补这一部门立法的缺憾，从整个法律体系，或者更明确而言，是在民法体系中寻找其权利实现的基础与救济途径，以使公民社会体育权不再虚幻，而更具实感。

「摘要」

国际体育运动中的人权长期以来一直是个被忽略的问题，而其也应当属于国际人权法研究的范围。体育权已被认为是一项人权。作为人权基础的自由、平等和不歧视同样可以被视为体育权的基础。儿童、妇女、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参与体育运动的权利应当得到特殊的关照，而第三代人权则与参与体育运动的权利关系更为密切。联合国组织和国际奥委会在以上方面进行的合作促进了体育权的实现。

「关键词」人权国际体育运动联合国国际奥委会

一、体育权是一项人权

人权是指一个人作为人所享有或应享有的基本权利。[1]作为权利的最一般形式，人权是人类的一种天赋的、基本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从18世纪末期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率先提出人权概念以来，人权大体经历了一个由政治口号到革命纲领、宪法性规范、国际性文件，最后到国际人权法的发展过程。目前人权已成为当今举世公认的道德信念和道德准则。人权不仅在不同国家和其人民之间确立了一个行为准则，而且能对国际事务的实施控制发挥作用。

体育运动中的人权，尤其是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中的人权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被忽略的问题。但是奥林匹克精神的巨大影响力以及奥林匹克运动的跨国性使得我们有必要了解国际体育运动中的人权问题，而这些问题也是国际人权法应当解决的事项之一。在这方面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同国际奥委会进行了合作，使得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中的人权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

摘要：文章采用文献法、田野调查法等，探讨新疆少数民族妇女享有的公共体育服务权利，通过分析新疆少数民族妇女的体育健身活动参与情况，提出新疆少数民族妇女享有公共体育服务权利保障发展策略，旨在能进一步推动新疆少数民族地区公共体育服务的健康性以及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新疆；少数民族；妇女；公共体育服务；权利保障

目前我国新疆少数民族妇女可参与的体育活动有限，因此，新疆少数民族地区必须积极构建系统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推动少数民族妇女体育水平与社会经济的融合发展。

1新疆少数民族妇女享有的公共体育服务权利概述

公共体育服务主要指政府、社会民间组织、企事业单位以及个体提供的无偿为主、有偿为辅的非营利性基本体育服务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较强的公益性特点。受地域经济以及文化等发展的影响新疆少数民族妇女的公共体育服务保障较弱。我国多元化的体育事业发展当中，公共体育服务是十分重要组成的部分，通过积极建立健全公共体育服务法律制度，不但能为我国社会公共体育服务活动的顺利开展奠定良好基础，还能真正为我国社会公众享有的公共体育服务权利提供科学保障。尤其是在我国全民健身理念不断渗透过程中，通过完善公共体育服务法律制度，还可以为新疆少数民族妇女享有的公共体育服务权利提供至关重要的保障作用。

2新疆少数民族妇女的体育健身活动参与情况

摘要：根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更加注重发挥宪法作用、提高宪法实施水平的新要求，需要以宪法视野审视全民健身发展，从宪法高度阐明全民健身的法治地位，加强依宪推进全民健身发展的法治自觉。在梳理“全民健身”概念发展与内容涵义以及介绍一些国家将大众健身载入宪法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了对我国全民健身进行宪法探寻的任务，解析了全民健身在我国宪法内容中的各种关联和体现，认为全民健身具有依据宪法而确立的重要地位，并具体阐释了其地位表现为全民健身是体育事业的重心与基础，是依法确认的公民基本权利，是实现健康促进的重要途径，是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需要国家的服务促进和保障，进而从逐步增大宪法体现、修改《体育法》、充实相关法以及加大依法推进等方面，提出对落实全民健身宪法地位的期待与建议。

关键词：宪法；全民健身；依法治国；宪法实施；体育法治

2018年以来，宪法问题在我国的治国理政和法治建设中不断聚焦：党的二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宪法和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举行第四次集体学习，强调要把实施宪法提高到新的水平；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新的宪法修正案，并首次进行国家领导人在全国人代会上的宪法宣誓；中共中央印发意见，提出对深入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宪法的部署和要求；在第五个国家宪法日之际做出重要批示，进一步强调弘扬宪法精神，树立宪法权威。这一系列环环相扣的重大举措，将坚持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尊崇和维护宪法权威，全面推进和保障宪法实施，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新境界和新阶段。将国家各项事业和各项工作全面纳入依宪治国的轨道，要求我们也要以宪法的视野来审视体育事业和全民健身的发展。特别是国家已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都需要进一步从宪法高度阐明其应有的法治地位，以加强依宪推进全民健身事业发展的法治自觉，不断提升全民健身依法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1我国“全民健身”的缘起、使用与内涵

本文探讨全民健身的宪法地位，但我国宪法并没有出现“全民健身”的语言表达。为了说明全民健身与宪法的必然关联，需要先对“全民健身”这一用语的产生发展和内容涵义进行大体的梳理。1.1“全民健身”的缘起和广泛使用。1.1.1“全民健身”的缘起。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高度重视和关心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积极调动和组织广大民众参加体育活动。这样的一种体育形态作为我国体育发展的重要内容，长期以“群众体育”的用语加以概括而成为体育工作的基本构成。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我国体育伴随经济社会发展和加快改革的进程中，体育界开始对原国家体委为参加奥运会而提出“省级以上体委侧重抓提高”的方针进行反思，不断从战略高度关注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的协调发展问题。在1984年全国体育改革与发展战略研讨会提出“全民体育战略”的基础上，1987年召开的全国体育发展战略研讨会提出“以青少年为重点的全民健身战略和以奥运会为最高层次的竞技体育战略协调发展”（马宣建,1990），“全民健身”概念在重要会议上被首次使用。全民健身这一表述，在国家体委对1988年的工作部署中再次确认而成为官方用语（李梦华,1988）。后又在多方听取意见和理论研讨的基础上，国家体委在1991年明确提出“以青少年为重点、以全民健身为基本内容的群众体育和以奥运会为最高层次、以训练竞赛为主要手段的竞技体育协调发展战略”（伍绍祖,1991），使“全民健身”作为群众体育的同义词而逐步地使用起来。1.1.2“全民健身”使用的日益广泛。1993年，原国家体委的《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中，提出群众体育的制度性改革措施——“制定全民健身计划”。在制定全民健身的社会调研和政策论证过程中，原国家体委在1994和1995年的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上，均将该计划制定作为重要主题，并召开多次全国性的研制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的专题会议，不断向媒体进行吹风通气。各全国性主要媒体随之进行了各种相关报道和大量舆论宣传。在《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尚未颁布之前，1995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国务院政府报告中已经就体育工作要坚持协调发展方针，把发展群众体育，推行全民健身计划，普遍增强国民体质作为重点，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李鹏,2018）。两会的一些代表就制定全民健身计划发表了很多积极肯定和热情支持的意见，盛赞开展全民健身活动是利国利民的大功大德。通过这一时期的集中宣传，特别是1995年6月国务院正式颁布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全民健身”作为正式制度文件的规范概念而广泛传播。紧接着，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以下简称《体育法》）中，分别做出“体育工作坚持以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为基础”和“国家推行全民健身计划”的规定，使“全民健身”获得了明确的法律地位。十六大以来的各次全国党代会报告、九五规划以来的各次国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1995年以来绝大部分年度（除2000、2001、2003、2009年外）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均在体育部分以“全民健身”对群众体育工作进行总结和部署。2002年，党的十六大将形成比较完善的“全民健身体系”，与形成比较完善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科技和文化创新体系、医疗卫生体系一起，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之一。2009年，国务院直接以全民健身进行命名，分别确定了“全民健身日”和颁布了行政法规《全民健身条例》。自2011年开始，国务院继续制定实施5年为周期新的《全民健身计划》，全国统一在县级以上各级地方政府制定推行《全民健身实施计划》。在国家的相关决策部署和体育工作运行与活动开展的实践中，“全民健身”概念被持续而普遍化地使用，已成为广为社会认知和日益深入人心的专门词汇，成为与“群众体育”并行使用甚至远高于“群众体育”使用频次和宽于其使用范围的规范用语，而且成为国家推动发展群众体育和群众体育广泛开展的重要表征。1.2“全民健身”的丰富内涵。1.2.1健身成为体育健身的同义语。全民健身这一偏正词组中，中心语是健身，即增强和维护人身体的健康（韩丹,1994）。人的身体健康受到多种因素的决定和影响，包括遗传、营养、医疗、环境、精神、休息和体育锻炼等等。在现代社会发展和人类与现代文明病的博弈中，体育锻炼愈益凸显其能动的健康价值，成为增进身体健康的主要方式和途径，从而使体育成为健身中最为积极的因素。这样，健身便与体育紧密连接并直接等同起来，健身也即体育健身，健身成为体育概念。1.2.2“全民健身”是促进人身心全面发展的社会事业。全民健身是全民性和健身性的统一，表明了这是全体国民、广大民众普遍参加的，以强身健体、增强体质、增进健康为基本目的体育，从而与少数具有运动禀赋的体育精英，与提高运动水平、创造优异成绩、冲击人体极限的竞技体育明显地区别开来。通过体育健身所增强的体质和所增进的健康，是两个紧密联系但又有所区别的概念。然而，无论是从“身体没有疾病、不虚弱以及良好的心理和社会适应能力”方面所下的健康定义，还是从“以遗传为基础并经后天形成表现在人体结构形态、生理功能、身体活动能力、心理因素以及社会适应能力等方面稳定品质或特征”方面给出的体质定义，都同时包括身和心等多个方面。因此，这里的健身并非单纯的生物学视角，包括各种社会性、文化性因素与内涵。全民健身对全体国民主体的广泛覆盖，彰显出这是在个体健身基础上的人人平等参与、全民普遍参与的一种健身方式和体育状态。体育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综合国力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体育在提高人民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激励全国各族人民弘扬追求卓越、突破自我的精神方面，都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2013）。只有将广大民众动员和组织起来，积极投身到体育活动之中，通过亲身历练和实践体验，才能产生体育发展的社会效应，使参与民众从中收获身心健康与生活幸福。因此，全民健身是具有广泛民众基础和多方主体参与的跨界性社会化活动，是广大民众改变生活方式、提高生活质量的文化创造和文明提升实践，是满足民众身心发展需求普遍施惠于民的民生工程和社会公益事业，也是政府能动履行职责和提供支持促进保障的国家干预和公共服务事项。

2我国全民健身地位需要进行宪法探寻

1、建立体育公益诉讼制度的客观需要

1.1弱势群体体育公共利益权利被忽视。在目前社会保障条件下，社会弱势群体在收入、教育、医疗均处于社会的底层，应享有的公共体育资源也被忽视，或者被相对剥夺。因为贫弱群体往往由于民族、社会地位、生活区域、性别以及无能力等原因而遭到排斥。特别严重的是在影响到他们体育权益决策时，根本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也没有为他们而发出的声音。弱势群体的体育公共利益处于公共体育利益的边缘，在享受公共体育资源时也会遭到部分公众的社会排斥，导致他们产生公共体育利益被剥夺感。剥夺感的出现可能对剥夺他们的公众怀有仇视心理，从而构成危及社会稳定、影响社会和谐发展的隐患[3]。

1.2侵犯学生体育权利的行为普遍存在。学校体育是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组织体育活动是学校的基本责任，学生参加体育活动是学生的一项基本权利。近年来，我国陆续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学校体育工作条例》、《未成年人保护法》、《体育法》、《教育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文件的出台，从立法上规定了学生接受体育教育、参与体育活动的权利，保障了学生体育权利的实现。然而，由于部分学校以升学率为目标的绩效评估，学生受升学、就业压力的影响等，在各级中小学校园里侵犯学生体育权利的行为普遍存在。如部分学校不按规定开设体育课、挤占体育课、不设置课外体育活动时间、不按时举办学校运动会、学校体育场地与体育经费挪作他用、不购置基本体育器材等。忽视学校体育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改善学生体质状况、增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重要作用，严重侵犯了青少年学生的基本体育权利[4]。

2、我国体育公益诉讼制度的建构

为了使体育公益诉讼制度在中国司法实践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对其进行完备，科学合理的程序设计是必要的，下面针对体育公益诉讼制度的建构提出几点设想：

2.1将投诉作为体育公益诉讼的必须前提。为了及时有效地制止和处罚侵犯公益的行为，行政执法与司法相比，具有主动性和及时性的特点，行政执法部门在接到投诉之后可以及时制止违法行为，把对国家和社会造成的损失减小到最低程度[10]。而与此相反，诉讼程序纷繁，时间相对过大，显然没有行政执法得力。因此，有必要规定体育投诉作为体育公益诉讼提起的必经程序。只有投诉无门、无果时，方可提起诉讼[5]。

摘要:体育行政处罚作为一种最常见的侵害性行政行为,有可能侵犯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为防

止体育行政主体滥用行政处罚权力,保障相对人的合法利益,有必要设定体育行政处罚的救济

手段,本文以行政处罚救济及相关理论为参照,结合体育的特点,针对体育行政处罚设定救济的必要性以及体育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救济手段的运用等,做初步探讨。

关键词:行政处罚;救济;体育行政处罚;行政复议;行政诉讼

2002年1月7日长春亚泰足球俱乐部(以下简称亚泰)因不服中国足协的处罚决定而向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提起行政诉讼,1月23日法院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受理条件”为由,裁定不予受理,1月28日亚泰又向北京市高级法院提出上诉。这场体育界的行政官司不仅引起了全国人大代表的关注(上书要求高院受理亚泰的行政诉讼)而且成为公众争议的焦点。引发了中国足协的处罚究竟是不是体育行政处罚、该处罚的救济能否适用行政诉讼以及体育行政处罚如何救济等问题的讨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以下简称《体育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体育法制建设进入依法治体的新阶段,为体育行政部门贯彻“依法行政,依法治体”原则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作为国家的一部专门法律,《体育法》应对体育关系进行全面地、整体地规范和调整,但《体育法》中除了对竞技体育纠纷由体育仲裁解决(但仍未实际建立)外,关于救济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