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概念范文10篇

一、我国的体育领域概念的不清楚,造成了一些理论和思考的混乱

1.体育从二战以来有了很大的发展,一大批理论和成果涌现出来,但相对于其他的成熟的学科来说体育还很年轻,体育学还没有奠定真正的基础,也没自己固定的研究方法,主要还是借鉴其他成熟学科的方法来研究体育。这样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借鉴其他学科来研究体育的人,最后成了他所借鉴学科的人。

2.体育的概念不清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由于体育概念划分得不明确,致使这个领域的一些下属学科的划分不清楚,有互相重叠的现象,学科与学科之间的界限不明确。第二,由于体育概念的不清楚,致使整个体育体系的建立有混乱。第三,由于体育概念的不清楚,致使我国体育与世界的接轨有障碍。

二、近25年来体育概念的发展状况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曾较大规模的对体育的概念研讨了3次,即第一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20世纪80年代初,确立了体育是教育的组成部分。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确立了体育是文化的组成部分。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确立了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在体育中具有高度的统一性。

第一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20世纪80年代初,确立了体育是教育的组成部分。1980年,《成都体院学报》第一期发表了胡晓风先生“关于体育科学体系的若干问题”的文章,将体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教育的组成部分,确立、提高了体育的社会地位。最大的贡献在于肯定了“人”的价值。1982年6月,林笑峰先生在《体育和体育方法》中对体育的定义,对于当时的学校体育是有贡献的,这种定义把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分开,为体育教学在学校中争得了一席之地,对于后恢复学校体育在教育中的地位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有利于学校体育面向全体学生,并增强学生的体制,但把体育只当作体质教育,应该说是很不全面的。这种思想与同期日本有些学者的观点有相似之处。1983年,《体育科学》第二期发表了刘秉果先生“体育概念应如何确定”的文章,他在文章中从《现代汉语词典》和《新华词典》中引得体育条,也是把体育作为教育的组成部分。

一、我国的体育领域概念的不清楚,造成了一些理论和思考的混乱

1.体育从二战以来有了很大的发展,一大批理论和成果涌现出来,但相对于其他的成熟的学科来说体育还很年轻,体育学还没有奠定真正的基础,也没自己固定的研究方法,主要还是借鉴其他成熟学科的方法来研究体育。这样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借鉴其他学科来研究体育的人,最后成了他所借鉴学科的人。

2.体育的概念不清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由于体育概念划分得不明确,致使这个领域的一些下属学科的划分不清楚,有互相重叠的现象,学科与学科之间的界限不明确。第二,由于体育概念的不清楚,致使整个体育体系的建立有混乱。第三,由于体育概念的不清楚,致使我国体育与世界的接轨有障碍。

二、近25年来体育概念的发展状况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曾较大规模的对体育的概念研讨了3次,即第一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20世纪80年代初,确立了体育是教育的组成部分。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确立了体育是文化的组成部分。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确立了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在体育中具有高度的统一性。

第一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20世纪80年代初,确立了体育是教育的组成部分。1980年,《成都体院学报》第一期发表了胡晓风先生“关于体育科学体系的若干问题”的文章,将体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教育的组成部分,确立、提高了体育的社会地位。最大的贡献在于肯定了“人”的价值。1982年6月,林笑峰先生在《体育和体育方法》中对体育的定义,对于当时的学校体育是有贡献的,这种定义把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分开,为体育教学在学校中争得了一席之地,对于后恢复学校体育在教育中的地位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有利于学校体育面向全体学生,并增强学生的体制,但把体育只当作体质教育,应该说是很不全面的。这种思想与同期日本有些学者的观点有相似之处。1983年,《体育科学》第二期发表了刘秉果先生“体育概念应如何确定”的文章,他在文章中从《现代汉语词典》和《新华词典》中引得体育条,也是把体育作为教育的组成部分。

摘要: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等方法对体育公共服务的概念进行分析，对“体育公共服务”和“公共体育服务”两个概念进行了对比分析，认为体育公共服务这一概念的提法更加的合理，指出了“体育公共服务”的立足点应该是大众对体育需求，以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体育公共服务的利益为导向，兼顾公平，最终实现体育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最后通过分析比较，认为体育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应是以政府为主体的基础上实现供给途径的多元化。

关键词:体育公共服务;公共体育服务;主体

1．引言

体育公共服务的发展是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发展的必经阶段，其发展程度的好坏也是判断一个国家体育发展的真正水平，近年来对体育公共服务的研究也越来越多，但是仍然有些问题，特别是关于其本身概念的界定需要我们进行重新的认识。

2．“体育公共服务”概念的形成与发展追溯

在体育公共服务的基本理论概念的探讨中，体育公共服务的概念应是我们首先要探讨的，“概念是反映事物的特有属性(固有属性或本质属性)的思维形态”［1］。从这个最本质的层面上来说，概念是对一个事物的高度概括，是对事物属性的最本质的反应。同时，思维要正确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辩证运动，概念必须是辩证的，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特殊性与普遍性、抽象性与具体性的辩证统一［2］。“体育公共服务”的提法，查到的最早文献是出现在2002年10月［3］。2003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将提供“公共服务”作为政府职能之一。在这种公共服务核心价值理念的推动下，拉开了公共行政和政府改革的序幕，体育行政改革也不例外。2005年国家体育总局刘鹏同志在《财富》全球论坛进行的主题演讲以及2005年全国体育局长会议上的讲话中多次提到“体育公共服务”的概念［4］。但此时的“体育公共服务”尚是一个未被明晰的概念。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体育公共服务”开始为学术界所关注。2008年9月，国家主席在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提出:“要为人民提供更多更好的体育公共服务”。“体育公共服务”的概念至此有了雏形，但其概念并非到此为止，因为“概念总是随着人的实践和认识的发展，处于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中”［5］。但是随着人们对公共服务的认识不断的加深，对公共服务的本身也有了自己的见解，在实践中有了新的认识，随之而来的就是人们对体育领域公共服务的概念的辨析，“体育公共服务”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也必将随之发生改变。

体育课任务的提出也应该具体。这里的具体是指：本次课要实现的教学目标应通过明确的手段并且是具有本次课特点的可实现的目标。例如：通过仰卧起坐发展学生腹部肌肉的力量；通过老鹰捉小鸡的游戏培养学生的团结友爱精神；通过助跑与踏跳的练习使学生初步掌握助跑与踏跳衔接的技术。当然，如能把目标的量化制订到“100m跑有85％的学生达标”这样具体就更好了。

2．动作要领与动作要点

动作要领指身体练习的技术基础。它包括身体练习的主要环节及其动作顺序。在体育课教案中，对新教材的技术的描述用动作要领的概念，这种描述是比较细致的。

与动作要领比较接近的概念是动作要点（有称技术要点）。它是对动作要领的简洁描述。在体育课的教案中，对复习教材的技术描述多用动作要点的概念，这种描述比较简单，它常常用技术口诀的形式表达。

3．重点

体育课教案中重点的涵义有两种。

一、智商、情商、动商三者的异同

动商的提出，加上原有的智商（IQ）、情商（EQ），使得三者成为并列的评价一个人的三要素。这三者之间既有共性也有特异性。共同点就是这三商的发展必须借助于兴趣和爱好，必须专注于某些方面，还要经过不断地练习。这三者又有其独特的性质使其不同于其它。智商的研究比较早，目前为止有很多相关理论和实验，也有专门的智商测试量表，高智商的人被称为天才，很多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都是高智商人群。然而人的智商目前来说很难从遗传学角度来解释清楚，因为其包含太多不确定性。情商这个概念提出的时间比动商早一点，它的特异性在于受周围环境影响较大，比如父母、亲戚朋友的言行举止，生活环境，学习环境甚至是气候环境。情商的发展比较受制于人这个个体的性格差异，比如有的人喜欢与人相处，有的人则喜欢独处。借鉴智商的概念，动商也是有一定遗传因素的，但所占比重较之前者，可能稍低一点。我们的运动选材就是依据遗传学的相关理论。需要强调的是，在体育学范畴，动商绝不是单单遗传父母的身高等外部条件这么简单，在竞技体育界，子女不如上一辈的例子比比皆是。与智商的发展一样，兴趣是促成学生对某些领域关注并潜心钻研的內驱力。只有葆有充分的兴趣，再投入相应的时间和精力，成绩和荣誉都是水到渠成的事。这个道理对一些动商遗传基因不佳的人同样适用，有人说只要在某个领域投入一万个小时，就能成为该领域专家，细悟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二、动商背景下体育教师的新要求

1．重技能更重动商。中学体育课中，以新课改的目标导向为基础，要求学生掌握一定运动技能。基本技能的教授和练习过程中，枯燥单调的重复练习很容易让学生疲劳失去兴趣。即使原本有点感兴趣的，长此以往也就没了兴趣。兴趣是学生认真练习的最大动力，没有动力就谈不上喜欢了。因此，体育教师在传授基本技能的同时，在练习中穿插一些相关的游戏，可以起到不错的效果。从学生兴趣出发，开发适合本校的校本体育项目也是一个方向。现在的中学生接触的新鲜事物多，也更加有个性，喜欢一些认为很酷的运动项目。因此教师根据初中学生的心理特点因地制宜地开发一些游戏或新潮的运动项目，就必定能够引起他们浓厚的兴趣。动商理论提到培养学生的兴趣是提高动商的前提和基础，兴趣使然，学生才会投入时间和精力去练习、提高。当前一个困扰广大体育教师的问题是如何提高学生参与体育运动的兴趣。2．重机能更重动商。兴趣是前提，使学生的身体机能得到锻炼和提高是我们预期的结果。要促使运动机能的提高，就必须提高一定的运动量和一定的运动强度。绝大多数学生接受的是同样的量和强度的练习，因此机能的改变和提高的程度参差不齐。动商研究认为，学生的运动天赋、运动潜能不是一开始就那么明显，有的是慢慢显现，逐步提高的。我们的任务是帮助学生发现自身优势和运动潜能并加以开发，使其逐步显现。3.重天赋更重动商。运动天赋是基因里带来的财富，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有固然很好，没有也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弥补。动商理论研究表明：个体对于自己身体的控制，在运动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运动能力越强，那么其动商的水平就越高。天赋是一方面，而懂得如何在运动中将之完全发挥出来，那又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如何提高这种发挥自身潜能的能力是提高动商的关键所在。中学体育教育中尊重学生个体差异的存在，针对不同动商的学生也要采取不同的练习手段和方法。

三、结束语

党的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随着人们对健康的不断重视，对下一代，对孩子的健康更是空前的关注。动商是近两年提出的概念，动商的提出，无疑强化了体育对学生成长的影响，凸显出体育教育的独特地位，也进一步提升了体育教师的地位和影响力。作为体育教师，有责任、有义务了解、推广宣传动商的价值和作用，让更多的人了解动商在体育教育中的重要意义。

本文作者：林秀华工作单位：沈阳体育学院

体育消费态度和体育商品记忆的回归效应较好,其中体育消费态度解释生活方式的份额最大,可见在体育商品消费范围下,体育消费态度是影响生活方式的最主要的因素。居民接受对外部体育消费品的刺激,与个体内部心理活动连接在一起,使自身的体育消费认知、体育消费情感、体育消费行为发生变化,从而形成一个稳定的内在结构,这种内在稳定性的体育消费态度一旦形成就会调节外部体育商品的对自身刺激的影响,这种即具稳定性而又带有调节性的态度影响了体育消费者的生活方式,引起了消费者对时间和金钱的态度发生变化以及消费品选择的方式发生变化,所以体育消费态度成了体育消费者与外界环境相互作用的中介因素,影响了人们如何花费和利用时间,影响人们收入与体育消费支出的比例,从而会间接的影响到体育消费购买决策的变化,所以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影响消费者行为的因素是相当复杂的,其中个人与心理因素同属于内在因素,而环境、社会与文化因素则为外在因素,通过内、外在因素彼此交互作用,进而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汇2〕。表2显示:外部影响因素中的体育营销活动、体育文化、人口环境对生活方式具有较好的回归效应。其中体育营销活动能够解释变异量所占的份额最大。可见体育商家设计营销计划,提供优质的服务,确定商品的价格、促销,甚至是商品的创意等营销活动是影响消费者生活方式的最重要的外部因素。体育营销商通过智慧创造自己的营销产品,把这些产品与体育消费者进行价值上的交换,从而完成营销目的,这种营销活动导致了消费者对商品的兴趣和个人对商品普遍观点发生变化,从而导致购买活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会导致消费者对某些产品发生偏好和关心,对某些产品的意见评价发生变化。体育文化解释的变量份额较小,但也影响着生活方式,中国传统的体育文化和西方体育文化都会影响生活方式,人们体育锻炼氛围,体育运动技能以及与体育有关的意志、体育观念、体育精神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这种影响可以间接的导致人们体育消费购买决策发生变化,因此也不能忽视体育文化对生活方式的影响。表3显示:价格意识型、时尚型、物质型生活方式对消费决策具有较好的回归效应,其中价格意识型生活方式解释变量的份额最大,其次是时尚型生活方式。体育消费者中有一部分人对体育商品的价格很敏感,不太注重品牌的好坏,而注重的是购买到廉价的体育商品,这部分人群对体育品消费决策的影响程度最高,在体育商品消费兴趣的基础上,形成消费意见,最后使消费动机发生变化导致消费者对消费相关问题认识加深,对商品产生一定程度上的评价和购买信心,强化了购买意愿,最后导致商品的购买和购后的一系列过程的产生,实现了购买决策。还有一部分人群喜欢体育运动和体育冒险,热情开朗有时尚的体育商品意识,购买体育商品是为了完全的表达自我,这部分人是以时尚为特征的生活方式进行体育商品的购买,这种稳定的购买决策态度、倾向和习惯的心理特征使消费者进行商品信息加工,完成消费决策过程。所以这两种生活方式是影响购买决策重要的消费风格。综上所述,内外影响因素通过生活方式对购买决策的连锁反应体现在:内部影响因素中的体育消费态度和外部影响因素中的体育营销活动和体育文化影响着价格意识型和时尚主义型消费人群,最后导致这两个人群完成购买决策过程的实现。

体育消费动机、态度、情绪对体育消费自我概念的回归份额排在前三位,其中体育消费动机对体育消费自我概念的影响程度最高。体育消费者在消费前对体育产品的心理过程主要表现在对产品追求实用,渴望买到廉价的体育商品,体育品用起来比较方便,希望买到新奇样式的体育品,购买体育品是为了追求美等心理动机,这些动机促使消费者对品牌形象产生正强化的作用关系,对品牌形象的态度表现的积极,使购买意愿加强,从而使消费者体育消费自我概念与品牌形象一致。体育消费态度对自我概念的影响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态度定义为:个人指向一定对象,以一定观念为基础的,评价性的持久反应倾向〔3,。人们对体育消费品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对强化商品在意识中的概念,从而促使个体购买体育商品,使自我意识发生变化。另外也不能忽视情绪对自我概念的影响,消费者对体育商品进行反应与消费者需要之间的态度体验也影响这着自我概念的变化,从而间接的促使购买决策发生变化,应当引起重视。表5显示:体育消费群体、体育文化和社会身份对自我概念的回归效果排在前三位,其中体育消费群体所解释变量的份额最大,其次是体育文化,再次是社会身份。体育群体是指那些为了达到体育的目的,通过持续的交往联系起来共同活动的具有社会关系的人群〔们。这些人群可能成为某一或某类体育商品的月的消费者,这些人群多数对体育商品非常热衷,这种对某种商品具有目的性的消费者对体育消费的自我概念产生一定的影响,使自我概念发生内在的变化,促进消费行为发生。人们为了提高自身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而产生的体育文化对自我概念产生了影响。使消费者购买产品倾向程度加强,愿意购买自己所需要的方便性、廉价性的体育产品。另外,个人对自己作为社会某个群体成员身份的认识和附加在这些成员群体的评价和感情等方面也影响着自我概念的内在变化,体育消费者对商品的购买不能脱离对自身社会身份的认知,是影响自我概念发生变化不可忽视的因素。早在20世纪50年代,心理学中的“自我概念”就被用来解释消费者行为〔5]。表6显示:情感自我、家庭自我、事业自我都对体育商品购买决策具有回归效应,其中情感自我回归效应最好,其次是家庭自我,再次是事业自我。可见体育消费者在消费中追求个人情感上的心理满足,情感得以宣泄这类人群最容易产生购买决策过程。他们进行体育消费是为了满足自身内心情感的需要。还有一部分人群进行体育消费品的购买是为了满足家庭成员的需要,促进家庭和睦和幸福,这部分人群从事消费的目的是以家庭为主。同时一些人群为了追求事业的成功,事业的体面而进行体育消费。所以当消费者对体育商品感受与自我概念结构特征相符的时候,就会加强体育消费者对商品形象的认知,这样就会促使购买决策过程的发生。从回归结果可见,情感自我型的自我概念人群最容易形成购买决策过程。所以体育商家应该考虑这种现象,自我概念内部元素结构会决定体育消费者消费行为,因为自我概念的每一种类型都会产生某一种购买动机,同样类型自我概念结构会赋予同样商品以同样的形象。综上所述,内外影响因素通过自我概念连锁放应对消费决策的影响表现在:内部影响因素中的体育消费态度、动机、情绪和外部影响因素中的体育消费群体、体育文化和社会身份影响着情感自我、家庭自我、事业自我型三种人群,最后导致这三种人群购买决策的实现,其中情感自我型人群最容易进行体育商品购买。

体育的概念是对体育进行理性思维的基础,是构筑体育理论大厦的基石,体育的概念有其历史性和时代性。研究体育的概念不仅有利于深刻地认识体育及其本质,而且可以促进体育理论的发展和丰富体育概念的内涵,从而提高体育的社会地位。本文通过对体育概念的历史回顾和体育本质的哲学思考,为回答“什么是体育”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

1.体育的产生及其各发展阶段的特征

1.1体育的产生

体育作为一种人类的活动现象,在人们将之定义为“体育”之前就已经存在。在原始社会,人类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形式(如祭祀、舞蹈等)表达对自然现象的崇拜,从而使自己或部落成员更好地生活,这些活动形式就形成了“最初”的体育。

1.2体育的发展阶段划分及其特征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体育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萌芽时期的体育———原始社会的体育。这一时期体育特征的主要表现为:健身性、平等性和直接功利性。第二阶段:独立形态的体育———私有制时期的体育。这一时期体育特征的主要表现为:阶级性、教育性、竞技性、娱乐性和健身性。第三阶段:现代体育。随着产业革命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兴起、发展,体育形成了自身的科学体系。这一时期体育特征的主要表现为:体育主要关注民族和国家的声望与地位,这与现代主义追求的民族、国家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各国争相发挥体育的政治、经济功能,使体育为国家、民族利益服务。于是,一方面促进了竞技体育和职业体育的高度繁荣,而另一方面与普通大众息息相关的大众体育却滞后于前者的发展,个体的体育活动、对体育的物质的、精神的需要被弱化。第四阶段:后现代体育。后现代体育是“后现代主义”泛文化思潮影响下的产物。这一时期体育的特征主要表现为:提出“以人为本”的体育观,逐渐弱化体育的政治、经济、民族等宏大主题对体育的束缚,转而关注个体的体育活动,通过改进体育的工作观念,促进个人全面发展,使体育进一步为增进个体的身心健康服务,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

本文作者：刘梅英工作单位：河南大学

体育强国概念的研究体育强国概念界定，是所有体育强国研究成果中出现频度最高的，几乎所有的研究成果都或多或少、或浅或深地对体育强国概念进行界定。这一方面反应了学者对体育强国内涵和本质的探索精神；另一方面也说明，学者对体育强国概念的理解还没有达成共识，存在着对体育强国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界定不清的情况。对于体育强国概念的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几种表述方式。一种是通过对体育强国内容的描述试图阐述体育强国概念。刘一民等人认为，“体育强国是在我国特定的历史背景、政治文化环境和大众心理诉求等条件下生成的一个概念，也是一个内涵丰富，指标较多综合性概念。标准是大众体育普及、竞技体育水平、学校体育完善制度、体育产业发达，以及体育软实力等综合实力上，在世界上居于先进地位的国家。徐本力认为，体育强国是以社会体育为基础，竞技体育为先导的体育事业发展各个领域的总体发展水平在世界上处于一流和前列的国家。这些领域包括大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教育、体育科技、体育产业、体育文化等方面。另一种是试图通过对体育强国性质的判断进一步阐述体育强国概念。田雨普教授认为“体育强国是个意会概念、定性概念。是具有明显动员性和引领性的概念。”因此，“体育强国主要是指体育整体发展水平在世界居于领先地位的国家。”还有一些学者强调，对体育强国概念内涵的认识，有一个动态演变过程，体育强国概念在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体育强国概念内涵的动态分析。例如，曹守和、赵玉梅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体育强国历史文献的梳理阐述了体育强国概念的由来，并提出了我国体育强国涵义的3次演进历程。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民众急于通过竞技体育成绩的飞速提高来提升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体育强国更多的是关注竞技体育的强国。而在已经实现总体小康的社会的背景下，大家思考的则是体育的全面进步，因而，体育强国的内涵自然而然地丰富和充实了。体育强国判断标准的研究对于体育强国判断标准，出于对概念内涵的不同理解和操作的可能性考虑，学者们对体育强国判断标准有以下几种不同的认识。一种是定性化评价指标体系的判定。这种方法重点突出、简洁实用的判定方法。田雨普认为，竞技体育的国际竞争力和群众体育的发展水平应当是衡量和判别体育强国的两项基本标准。体育产业、体育科技、体育法制、体育传播、体育管理和体育交往等构成体育强国的支撑系统，体育精神、体育威望、国际体育话语权等是体育强国的软实力表现。这种体育强国评价指标体系能够彰显出一个体育强国的个性和优势，但是国际比较力不够。另一种是定量化评价指标体系的判定。邱雪等人提出了一套完整的体可量化的体育强国综合指标体系，认为体育强国评价指标体系包含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和体育产业3项一级指标，并对3项一级指标又进行了更为具体的可量化的二级指标。这种体育强国评价指标体系虽然具有量化的可操作性特点，据这种评价体系进行体育强国的判别，固然有定量的和周密的优点，但是易消解掉一个体育强国的个性特征。还有一些学者从自身研究领域的视角间接提出了体育强国的评价指标，力求凸显某一方面对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性。宋继新认为文化对建设体育强国非常重要，提出文化兴体是培养人本位的体育思想文化、制度文化和操作文化，增强国家体育软实力，抵制体育异化，促进政府、市场、社团三者共同“治理”国家体育，建设体育强国的战略抉择。于善旭认为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体育进入建设体育强国的新的发展阶段。要进一步深化体育体制、机制和模式的改革创新，对现代法治形成更加紧密的制度依赖。这间接地提出了体育法制是体育强国的主要标准之一。刘红梅等人剖析中国成为体育强国的梦想与现实，着重探讨学校体育在“进一步推动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中的地位与作用。也间接地提出了学校体育作为体育强国一个主要指标的重要意义。另外，蒋志学提出体育科技对建设体育强国的所做出的贡献。体育发展水平的现实判断研究多数学者对我国目前是体育大国的定位是肯定的。刘闵航、孙庆祝等人认为，我国是体育大国勿庸置疑，但从体育大国到体育强国是一个嬗变过程，虽然过程充满了艰辛，但总归有希望实现体育强国宏伟目标。田雨普认为，体育大国与体育强国，主要是国家在体育领域发展数量与质量方面同世界各国的比较，是相对的概念。我国是体育大国的判定，是基于我国竞技体育所取得的成绩数量而言，是基于群众体育的参与和发展总量而言。从而提出我国竞技体育要由奥运大国向竞技强国冲击，群众体育要由健身体育大国向健身体育强国进军，总体上要实现总书记提出的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的迈进的宏伟目标。但是也有一些学者持否定的态度，认为中国现在只能称得上奥运金牌大国，还不能算是竞技体育大国，更不是整体意义上的体育大国。周爱光在运用大量的实例论证体育大国与体育强国应具备的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做出判断，体育强国是指体育事业的总体发展水平在世界上处于一流或前列的国家，我国现阶段尚不是世界体育大国，更不是世界体育强国。另外，学者一致认为我国现在还不是整体意义上的体育强国，因为我国群众体育方面和学校体育方面还不是太先进，体育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较低，体育科技和体育文化与世界先进国家还存在差异等等，所以，学者们一致认为我国目前还不能称之为体育强国，至多算得上竞技体育强国。对于竞技体育强国的断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学者们认可，例如田麦久认为，我国现在毫无疑义是国际体坛重要的竞技体育强国。

体育大国与体育强国的关系研究基于体育大国主要从规模、数量等角度考察体育发展问题，体育强国主要从结构、质量等角度考察体育发展问题。在体育大国与体育强国的关系研究中，国内学者主要运用唯物辩证法质与量关系进行体育大国与体育强国关系研究。认为体育大国是基础，体育强国是发展和提高，只有体育开展的规模达到一定的高度，体育强国才能得以实现，体育强国之路才能走得更远。60％以上的研究认为，没有足够的数量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高质量，体育大国为建设体育强国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必要的积淀，是向体育强国迈进的基础；相反，体育强国为体育大国提出了未来的目标和明确的进路，是体育大国必然发展方向。学者关于这一判断或认识基本达成共识。国际上大凡体育强国同时又是体育大国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如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也有学者提出，大国也可能因为人口众多，地域广阔，在涉及人均获得资源的数量、资源分布的密度、整体进步的速度等方面时，则可能反倒成为大国转变为强国的困难和阻力。这凸显了学者对二者关系的理性认识和对中国建设体育强国现实的准确判断力。体育大国固然是体育强国的基础，这只是具备了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转变的可能性。但是也必须清醒的认识到，与其他国家相比较，中国由于受到独特的地理环境、人口数量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由体育大国转变为体育强国有可能会遇到更多的障碍，阻碍体育强国建设进程。如何建设体育强国的对策研究绝大多数研究基于中国建设体育强国现实分析和判断，提出了建设体育强国应对策略，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观念认识和政策法规层面。有的研究强调转变体育强国认识、观念和思想的重要性。例如，杨海龙认为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跨越发展，管理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切实树立新的体育发展观。有的专家强调，要进一步提高对建设体育强国的认识，确立建设体育强国在未来体育发展中的方针性和纲领性地位，使之成为未来我国体育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和奋斗目标。一些学者，还提出国家体育行政机关要及时出台相应的政策法规，引导、支持的保障体育强国的建设，使之加快进程，掌控结构，尽早实现既定目标。另一方面，建设体育强国的对策建议是从体育工作的实际层面上切入，从竞技体育、群众体育、体育产业和学校体育等4方面进行对策研究。对于竞技体育，提出的对策建议集中在优化竞技体育发展结构，重点在继续保持奥运“三强”地位的基础上，发展足球、田径等影响大的代表性的项目运动水平上；对于群众体育，90％以上的研究指出，我国群众体育发展水平距体育强国的要求相差很远，必须加大群众体育的投入，并有近半数的研究认为，在体育强国建设中，应当将群众体育作为重点来抓，非此就不能实现体育强国的目标。对于体育产业，不少研究认为，必须加快健身体育服务业和竞技体育表演业的发展，使体育产业在满足小康社会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体育文化需求方面，在形成国民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方面发挥作用。在青少年体质持续下降的背景下，重视学校体育，有效增强青少年体质，是许多研究提出的对策。其中，强调教育系统、体育系统和社会系统相结合，共同促进青少年一代的健康发展，是多数研究者的共识。此外，还有80％以上的研究成果都从自己的研究视角或切入点，特别强调了建设体育强国的具体对策建议。如于善旭的法治进路（于善旭，2009）、任海等人的提升国际影响力（任海、王芳、赵卓，2010），宋继新提出了文化兴体（宋继新，2010）、刘红梅等人强调重视学校体育（刘红梅，2010）、谬伟舰等人强调体育产业的基础性作用（谬伟舰，2010）等等。体育强国建设进程的研究多数学者（如易剑东、姚松平等）的研究认为，建设体育强国的过程是长期的、艰苦的过程。刘一民等人提出了到21世纪中叶，将基本实现体育强国的宏伟目标，并提出了“两步迈进”计划，第一步，从现在到2020年，实施以群众体育为重点的体育发展战略，着力建设与全面小康社会相适应的小康体育，同时继续保持我国竞技体育的特点和优势；第二步，是从2020年至本世纪中叶，用30年的时间，实现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的全面迈进，基本实现体育强国的宏伟目标［2］。这也就是说中国到2050年基本实现体育强国目标。杨越依据体育强国目标，分析自1949年建国以来体育发展历程，根据未来10年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对体育事业的需求，提出未来10年体育强国建设进程的目标［17］。也有的学者按照建设体育强国的内容提出建设体育强国历史进程。何祖新在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了中国在21世纪中叶建成体育强国，以及由竞技体育先行的建设体育强国历史进程的战略实施步骤［18］。当然，也有学者从国家的需求考虑，特别强调了加快体育强国建设进程的建议。田雨普认为，建设体育强国虽然不能一蹴而就，但也必须只争朝夕。他指出：“在我国和平崛起、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体育领域率先进军世界强国行列，具有鼓舞斗志、振奋精神的动员性和示范性，在国家发展中具有相当重要的战略意义。国家的建设需要体育的进步与强大，民族的康强也需要体育的振兴与发展。建设体育强国，价值超出体育的自身。意义重大，任务光荣。因此，必须倾心倾力，只争朝夕。”

体育强国研究成果评述

实现了体育强国研究的飞跃相对于20世纪80、90年代体育强国理论研究，现今体育强国研究是一次理论意义上的飞跃。首先体育强国内涵研究实现了由注重竞技体育发展向着眼体育整体发展的跨越。改革开放初期体育强国的研究，是在我国刚刚恢复奥林匹克合法席位，重返奥运会，并且竞技水平总体不高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体育强国研究注重尽快实现“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而现今建设体育强国的研究，是在我国竞技体育得到了快速发展前提下进行的，体育强国研究大多从群众体育、学校体育和体育产业多视角、全方位进行研究，更多的关注国家的富强和民众的现实需求，反映了体育客观发展和人的主观认识提高的事实。其次，体育强国研究规模和人员结构有了显著提高。20世纪80、90年代体育强国理论研究，多半局限在体育理论界的高层之中，参与人数有限，规模影响较小，并没有形成足够的研究群体，发表学术论文总共不足20篇。当今体育强国研究，由于是在总书记号召之下进行的，不仅体育系统成为主要参与者，并且也有社会学、管理学、战略学和新闻界等多方面的专家学者界入。2009年，中国科协主办的“体育强国辨析与建设学术沙龙”，除体育界著名学者参与外，还有中国社科院、北京社科院、北京史研究会、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参加讨论。讨论相当热烈，成果相当丰厚。第三，体育强国研究的科学化水平有了提高。20世纪80、90年代的体育强国研究成果，有相当数量的研究带有情感色彩的，反映的多是人们的主观意愿和情结，提出的指标往往具有理想、鞭策和鼓励特征，如确立“2000年把我国建成世界体育强国”的目标就是例证之一。而现今的研究，正在按照国际化、标准化和规范化的要求，进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研究相当客观、理性，研究水平明显提高。明晰了体育强国一些基本理论体系体育强国，是一个新的引领性核心概念，围绕这一概念有相当多的理论问题需要探讨。经过近二年的讨论和研究，人们对于体育强国、体育大国等相关概念内涵及相关理论体系进行了研究，虽然在概念、内涵、评价指标和时限预测等方面还没有完全达成一致的意见，但是通过大量的研究和讨论，对体育强国的建设意义、作用，对于体育强国的概念、内涵、目标、结构、体系等问题，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和相对清晰的界定，对于我国是体育大国的发展现状的评估，以及体育大国与体育强国的关系等等也都有了趋同性观点。这些基本理论体系的形成与构建，为今后关于体育强国研究奠定了基础。发现了一些急需深化研究的课题在体育强国研究中，也发现了一些需要认真研究和深入思考的问题。例如，世界上体育强国的评价标准是否是统一的；中国要建设的体育强国是否也是美国式或俄国式的体育强国；是否需要建设中特色的体育强国；什么时间，谁来评价我国是否已经进入体育强国行列；学者们提出的体育强国的评价体系，如何达到国际公认与国内认可的统一；体育强国的建设指标体系，如何处理既要全面系统，引领全局，又要突出重点，便于操作的关系；既然群众体育是体育强国的基本内容，那么，我国建设体育强国的进程是否比较长远；征程是否较为艰难；以及这是否有悖于国家整体改革发展的愿望；等等。这些问题只有伴随体育强国研究的不断深入，通过体育强国建设进程的不断探索加以解决。因此，这一阶段的研究，也为进一步深化相关理论研究提供了进路。初步形成了研究团队和成果交流平台集群式科研团队是提高研究水平的组织保障之一。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集中社科研究力量，承担并完成了国家体育总局重点课题《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战略研究》，形成了一定时期的研究重点。北京体育大学，作为重点体育院校，在建设体育强国的理论研究中，又一次发挥了骨干带头作用。杨桦校长主持完成了《建设体育强国与世界一流体育大学的发展战略》的课题；任海教授发表了《体育强国的国际影响力的研究》，田麦久教授提出了《“竞技体育强国”论析研究》等等。南京师范大学形成了稳定的由博士生导师、博士生和硕士生12人组成的专题研究小组，先后召开2次体育强国专题研讨会，并发表以建设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学术论文9篇。初步形成了集群式体育强国研究团队。体育类中文核心期刊为体育强国研究和讨论，提供了较为宽阔的平台。《中国体育科技》、《北京体育大学学报》、《体育学刊》、《武汉体育学院学报》等学术期刊对体育强国研究成果给予了强大的支持，甚至开辟了专栏发表体育强国相关研究成果，这进一步促进了学者的体育强国研究热情和研究信心。如上所述，体育强国研究的成就是显而易见。但是，由于研究时间不长，参与人数和单位有限，所以存在着一些需要改进和加强之处。例如，作为新时期体育发展的重大课题，体育强国研究还表现出较多的个体研究、分散研究、从本职工作出发、各抒已见的初始研究特征；作为工程性目标还缺乏总体的研究指导和相对统一的研究规划；参与研究人员也多以高校教师为主，从自身研究学科的特点思考的成分较大；此外，体育强国研究不平衡，体育强国建设的基础理论较为薄弱，国际经验的比较研究还比较缺乏；由于规划性、组织性水平不高，因而，高层次、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不多，理论研究还不能适应体育强国建设实践的需求等等。

未来建设体育强国研究的设想

摘要：运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对体育教育专业的本质进行分析，旨在解决体育教师职前教育专业化发展取向的争论。以逻辑学和哲学理论为基础，提出体育教育专业本质是多元的，并且多元本质是分层次的观点。以概念分层理论为指导，构建体育教育专业概念分层分类体系，依此提出并讨论体育教育专业的本体本质、一般本质和特殊本质。意义在于：把握体育教育专业本质3个层次的统一，有助于深刻和全面认识体育教育专业的属性；有助于解决体育教师职前教育专业化发展取向的争论，明确体育教育专业人才能力培养的方向；有助于为体育教师职前教育专业化标准的制定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教师教育；职前教育；体育教育专业；专业化；本质；多元论；层次论；概念分层

“专业化”也称专业社会化，它有2层含义：一是指一个普通职业群体逐渐符合专业标准、成为专门职业并获得相应的专业地位的过程；二是指一个职业群体的专业性质和发展状态处于什么情况和水平。教师专业化是指个人成为教学专业的成员并且在教学中具有越来越成熟的一个转变过程，也就是一个“普通人”变成“教育者”的专业发展过程。教师专业化是世界教师教育发展的趋势和潮流，也是我国教师教育改革的重点和方向。教师教育主要包括职前教育、入门教育和在职教育3个阶段［1］。本文主要探讨职前教育阶段，即师范教育阶段的体育教师教育专业化发展的取向。为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精神，进一步深化高校体育教育专业改革，教育部于2003年对《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教育本科专业课程方案》（以下简称课程方案）进行了第5次修订，与以往的教学计划不同（过去称教学计划），这次修订提出培养“复合型体育教育人才”的目标，引起了学者们对体育教师职前教育专业化发展取向的争论。基于此，主要采用文献资料法，以中国知网为主要数据库查询期刊论文，以“教师教育”“专业化”“本质”“多元论”“层次论”“概念分层”为关键词，搜集2000年至2014年的相关论文，共113篇。从上海体育学院超星数字图书馆查阅专著6部，查阅教育部文件9部。共引用18篇文献，上述文献为本研究奠定了基础。根据搜集的文献，对体育教师职前教育专业化发展的取向进行了综述。采用分析、抽象、概括、比较、演绎等逻辑学方法，提出体育教育专业本质多元论与层次论的观点。根据辩第51证唯物主义理论，认为体育教育专业本质的3个层次决定了体育教师职前教育专业化发展的取向。这一研究的意义在于：把握体育教育专业本质3个层次的统一有助于深刻和全面认识体育教育专业的属性；有助于解决体育教师职前教育专业化发展取向的争论，明确体育教育专业人才能力培养的方向；有助于为体育教师职前教育专业化标准的制定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1体育教师职前教育专业化发展取向的争论

一是有学者认为体育教师职前教育应加强“教育能力”的培养。如杨万林等在《体育教育专业课程改革的异位与回归》一文中认为新《课程方案》只重体育学学科专业知识而轻教育专业知识的课程设置是不利于实现“培养体育师资”的目标定位的，这样的课程改革与其培养目标是异位的，体育教育专业的课程改革必须以教师教育专业化理念为指导，向着教师教育本位回归［2］。又如王健等在《体育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专业化取向》一文中认为构建并完善体育教育学学科体系，是体育教育专业课程改革专业化取向的发展策略［3］。二是有学者认为体育教师职前教育应加强“运动能力”的培养。例如，有学者认为《课程方案》的“宽口径、广适应”的“通才”教育思想会导致体育人才“运动能力”的下降，这引起了“专才”教育与“通才”教育的争论［4］。另外，不同学者对“一专多能”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一专”是指专项，“多能”是指多种运动技能［5］；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一专”是指体育专业，“多能”是指多专业的技能［6］。三是有学者认为体育教师职前教育应加强“健康教育能力”的培养。目前对“健康教育能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医学护理领域，主要是指医生护士针对疾病的预防、治疗、护理和康复的教育能力［7］；但随着“健康”一词内涵的变化，“三维”健康观逐渐被人们接受。“健康第一”已经成为学校体育的指导思想，并且中小学《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规定，体育与健康课程是一门以身体练习为主要手段，以增进中小学生健康为主要目的的必修课程［8］。学校体育指导思想和课程性质的变化引起了学者们对体育教师“健康教育能力”的关注。例如，有学者认为，应借鉴发达国家对学生健康教育能力培养的成功经验，增设健康教育专业，提高体育教育人才的健康教育能力［9］。从上述学者对体育教师职前教育专业化发展取向的争论，以及从《课程方案》的培养规格可以看出，目前体育教师职前教育专业化发展的取向不明确、体育教师职前教育的专业化标准模糊。如何确定体育教师职前教育专业化发展的取向？辩证唯物主义理论认为，主要矛盾在客观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处于支配地位，对客观事物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唯物辩证法同时认为，主要矛盾当中存在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客观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10］223－230；所以，确定体育教师职前教育专业化发展的取向应找出决定体育教育专业发展的主要矛盾，应抓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即体育教育专业的本质，应根据体育教育专业的本质，确定体育教师职前教育专业化发展的取向。笔者认为，体育教育专业的本质是多元的，并且多元本质是分层次的，这一论断的理论依据分析如下。

2体育教育专业本质多元论与层次论的理论基础

从历史角度来看，社会体育概念在中国的出现使用要早于体育强国概念。社会体育一词最早出现在1918年召开的第4届全国体育联合会会议提案《推广体育计划案(呈体育部)》中:“社会体育者，指学校军队以外一般社会之运动而言。期以锻炼身心，养成坚实之国民也。”1945年董守义就社会体育的特点给出了新的定义。然而1950年随着《社会体育面向工人———一年来天津的社会体育》的发表，社会体育概念作为反动名词不再使用［17］。开始销声匿迹的社会体育概念直到1982年才又开始在学术中出现。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体育在学术界和相关行政部门逐渐使用，并得到普遍的认可。“社会体育”出现在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中，成为我国法定词汇，被定义为“公民自觉参加的，以增进身心健康为主要目的的群众性体育活动”［18］。社会体育概念在我国的沉浮毫无疑问受到了政治和经济变化的影响，然而即便如此，却昭示出社会体育概念的提出和普及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体育强国概念在我国首次提出是在1983年《国务院批转国家体委关于进一步开创体育新局面的请示的通知》中，并于1984年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中明确表述将体育强国作为努力的目标。这是在我国竞技体育取得初步成功的情况下，直接促发了“体育强国”概念的提出，尤其以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为标志。然而此时在实践上出现了将竞技体育水平理解为体育强国全部内涵的倾向，只注重竞技体育的发展。雅典奥运会后，国内体育媒体《体坛周报》在我国夺得32枚金牌并首次跻身金牌榜前两名的情况下，兴奋地论断“我们已经是体育强国”。而我国体育代表团团长袁伟民则指出获得不少金牌并不代表已经成为体育强国［5］。这截然相反的判断反映了这时期我们对体育强国理解的多元与差异。2008年北京奥运中国体育取得巨大成功后，总书记在9．29讲话中发出号召，要“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这为我国体育发展指明了方向。由此可见，体育强国概念是我国竞技体育在国际上取得无可争辩的地位后提出的，是对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更高要求。那么体育强国和社会体育究竟是什么关系呢?从二者的内涵和历史演变来看:首先，我国社会体育的发展是实现体育强国的坚实基础;其次，体育强国目标推动我国社会体育的发展。

体育本质是人类遵循适应自然规律，以自身动作为基本手段来增强体质，促进和保持人身心全面健康发展，以达到个体理想发展的活动。而社会体育作为一种体育活动，具有“身体运动”的本质属性，是以增进全民的身心健康为目的的，参与者是自愿、自主选择的［12］。它具有两个重要的功能，即健身功能和娱乐功能［19］。从健身功能来看，社会体育活动可以调节人的身心，使人朝气蓬勃，充满活力;可以提高人体对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可以防病治病，推迟衰老，延年益寿。它使人的身体更加强壮，体质越来越好，抵抗疾病的能力增强，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身体条件。从娱乐功能看，加强生命的力量，获得能量释放的快感;疏导情绪，使人获得一种解放感、自由感;获得美的享受，诱发精神上的愉悦;显示人的能力，感受到自我能力实现的快乐。社会体育所带来的精神上的愉悦，使得人们处理问题更加乐观、自信，在完成一项任务时更加积极主动热情，可以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概括而言，社会体育活动全面发展了人的智力和体力。而体育强国的实质就是这个国家人民的体质水平领先于其他国家。所以，从体育本质来分析，社会体育是体现体育本质的主体，是实现体育强国的基础。一个国家的体育事业发展水平及其在国际上的地位，必须考虑社会体育的发展水平，因为社会体育的发展水平直接影响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身体素质。所以，世界体育强国的评价也决不能脱离开这个国家社会体育的发展水平，即必须考虑到这个国家在社会体育发展中的一些主要指标的发展水平。换句话说，一个国家的竞技体育发展水平再高，如果社会体育的发展水平很低的话，那么这个国家也称不上是体育强国。在实现体育强国之路上，如何看待竞技体育和社会体育的关系?大多数学者主张以社会体育、学校体育为基础，竞技体育为先导来实现体育强国［7］。社会体育和竞技体育二者的关系，具体来说是“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即“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提高是指竞技体育发展水平，普及则是指大众体育的发展水平［6］。国外国内的体育发展经验也说明了真正的体育强国持续拥有强大的竞技实力，则必须有广泛扎实的群众体育和学校体育的普及基础。2012年奥运会我国夺金项目除了兵乓球和羽毛球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外，其他的都普遍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这与体育强国美国对比鲜明。美国夺金的多集中在普及程度较高和群众基础较好的项目。社会体育发展的滞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步伐。因此，目前我国社会体育更需要关注，唯有实现了社会体育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才能真正的实现体育以人为本、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的最终目的。

体育强国概念毫无疑问是在我国竞技体育得到较好发展，体育地位在国际得到认可的情况下提出的。虽然有一段时间，人们曾把竞技体育强国等同于体育强国，认为竞技体育发展跻身世界前列，也就意味着成为了体育强国。但随着社会发展，对体育强国内涵的多维把握，当前已经达成一个共识，即体育强国必有强大的社会体育。而社会体育之强大，即通过体育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人均体育场地数、大众体育产业产值、全民健康体质水平、体育俱乐部数、大众体育管理体制等方面的指标体现出来［7］。就当前我国社会体育发展程度和物质条件来看，存在许多问题。首先，体育人口比例问题。体育人口是指在一定时期，一定地域里，经常从事身体锻炼、身体娱乐、接受体育教育、参加运动训练和竞赛，以及其他与体育事业有密切关系的、具有统计意义的社会群体。它是一项重要的社会体育指标，反映了人们对体育的参与程度及亲和程度，也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的一个标志。2001年国家体育总局进行的大规模社会体育现状调查结果显示:2000年我国有65%的人在这一年中没有参加过体育活动，16岁以上的城乡居民只有35%的人参加一次或一次以上的体育活动。根据1994年瑞典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北欧国家居民每周参加体育活动1次以上(每次30min以上)的达到总人口的50%以上，西欧国家次之，英国、法国为35%，德国、比利时为34%［20］。参照下我国在体育人口比例方面存在较大的问题。其次，人均体育场地设施缺乏。2001年的社会体育现状调查表明，影响人们参加体育活动的主要客观原因，缺少场地设施的原因占34．9%，排在第二位。虽然第五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与第四次普查结果相比，显著提高，每10万人拥有体育场地数增加了15．8个，增长31．6%，但平均每10万人拥有开放的体育场地只有25．9个，与日本、意大利、瑞士、德国和芬兰每10万人拥有的体育设施数量相比，仍存在巨大差距(日本260个、意大利212个、瑞士220个、德国248个、芬兰457个)［21］。可见，我国已有的体育场地设施远远不能满足群众健身活动的需要。第三，学生体质和国民体质逐年下降。据2005年第2次国民体质监测结果显示，20～39岁年龄段成年人在身体形态水平上降低幅度最大，60～69岁年龄段老年人在身体机能水平上降低幅度最大。2010年第6次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显示，与2005年相比，中小学生身体素质下滑趋势得到遏制，但大学生身体素质却继续呈缓慢下降趋势。19～22岁年龄组学生的爆发力、力量、耐力素质水平进一步下降。第四，群众体育组织以自发性为主。社会体育的发展需要以各类社会团体、各种群众组织和各行业各系统的体育协会为依托。而我国除了体育健身俱乐部外，群众体育组织以自发性为主，城乡居民活动地点中的60．3%的体育锻炼者是自发组成的［22］。体育强国应拥有能满足群众体育健身需求和对其开放的场地设施，由此形成一个庞大的体育人口群体，国民体质因此得到普遍增强，同时相应的体育法制、大众体育产业产值等方面也要发展完善。由此可见，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解决社会提供的体育资源不足，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体育需求，构建面向大众的全民健身服务体系任重而道远。

体育强国本身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国际比较下存在和发展。因此，通过与西方体育强国的社会体育发展比较，为我国社会体育的发展指明方向，促进发展。第一，大力拓展体育市场化程度。体育产业的发达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该国家或地区人民体育需求的高低、体育发展的水平，是体育强国的一大标志。而社会体育的运作机制，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化和产业化发展。以美国为例。成功举办的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就是在尤伯罗思领导的组委会下充分利用市场经济手段对体育资源进行优化配置，推动体育商业化的一个典范。这是美国首次由民间承办，一切资金自行筹措的奥运会。这一举措使得步入桎梏的奥林匹克运动重新充满了生机，体育产业成为国际体育的支柱力量。美国社会体育发展充分，突出地体现在国内的职业橄榄球、职业棒球、职业篮球等联赛上［23］，这些表现出很高的职业运动水平的联赛，将体育文化、体育经济、体育产业的理念和运营模式推向了极致。而在我国，体育市场还很不健全，存在市场主体不足，结构不合理等现象。因此，在我国体育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与市场需在运行中相互弥补，尤其是在中国转型期，我们不能完全照搬国外的发展思路，而要在我国体育资源十分短缺，完全靠市场还很困难的情况下，在市场经济运作条件下，充分发挥政府的调节作用［9］。唯有如此，才能最大化地调动和利用社会资源发展我国的社会体育，在提高体育人口比例、充分利用体育设施、发展群众组织社团各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和成效。第二，深入发展社会体育的法制化建设。在现代社会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市场在经济和资源配置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政府职能有了较大的萎缩，无法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用行政手段有效地解决问题，而必须通过法律途径，运用法律手段。因此，在发展我国市场经济的情况下发展社会体育，也应该运用法律手段，明确体育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位置，倡导社会体育活动。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相继出台了《学校体育工作条例》(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1995年)、《全民健身计划纲要》(1995年)、《奥运争光计划》(199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2002年)、《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2003年)、《“十一五”群众体育事业发展规划》(2006年)、《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2007年)、《全民健身条例》(2009年)、《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办法》(2011年)等法律法规和政策。这些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出台毫无疑问为社会体育的发展提供了法制保障。但是，一方面这些法律法规的出台相对于我国社会体育快速发展的现状而言，数量是相当有限的，在内容规定上未能对社会体育发展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进行全面有效的指导;另一方面，也是更为根本的问题，即法律法规多以建议性条文进行颁布②，而不是采取强制性规定进行实施，或是以一种政府“文件”的形式来推广实施，这样导致的后果就是在执法过程中出现打折扣和有法不依的现象，或是仅有宣传不见成效。在这方面需借鉴日本做法。日本1960年通过的《体育振兴法》经历了严格的立法程序，历时3年，由参议两院通过，随后又相继颁布了一系列与之配套的法规和法令［24］。因此日本的社会体育发展迅速，硕果累累，这得益于他们通过立法的方式来推进群众体育的发展。如果说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不充分，仍需采用计划、指示、告示等行政手段进行干预调节的话，那么，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则必须以立法方式来发展完善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体育，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目前一些地方政府未足够重视社会体育的发展，在资金的投入、设施的建设等方面都十分欠缺的问题。社会体育的法制建设越全面完善，越能保证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有序运行，从而真正实现公民体育权利和体育强国目标。

本文作者：江健康工作单位：徐州工程学院体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