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系化范文10篇

摘要：早期《应对气候变化法》立法的体系化研究强调整个应对气候变化法律体系的形式构建，随着体系化进程的实质化，研究转向《应对气候变化法》单行法的体系化建构。此时，面临管制性、政策性立法模式选择的矛盾，气候变化信息公开部分的立法体系化能同时兼顾气候变化特殊性与立法模式交叉属性，可作为突破该障碍的切口。应通过协调已有国际条约与国内立法、吸收司法判例实践经验完成该部分的体系化，进而形成对整部法律的体系化指导。

关键词：《应对气候变化法》；体系化；信息公开

气候变化法是我国环境法领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领域目前已基本达成共识即气候变化法应由一系列不同效力层级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组成，学者们多着眼于宏观层面气候变化法系统的体系化建构，但忽视了微观层面体系化研究。无论学者们主张的气候变化体系分类方法存在何种差异，其均主张一部居于核心地位的基础性法律，即《应对气候变化法》。这一阶段的体系化研究是为了证成《应对气候变化法》的存在，而当研究深入至该部立法的具体立法实践时，体系化的研究方向也应由宏观转入微观。

一、《应对气候变化法》立法的体系化转向

1.立法体系化的外部基础。在与法律联系紧密的政治系统层面，国家政策和规划为《应对气候变化法》的体系化提供了外部立法支持。《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将研究制定应对气候变化法律法规，并建立总体政策框架和制度安排，明确各方权利义务关系，以提供法律基础；《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指出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应完善法律法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7年度报告》指出《应对气候变化法》被列入《国务院2016年度立法计划》中的研究项目。现代社会，政治与法律已分化为相对独立但结构上又相互联系的功能子系统。[1]由上述政策性文件规定可见，制定一部综合性的《应对气候变化法》已经在国家政治系统内形成共识，但由于政治与法律系统的分化，这样的政治共识将由国家立法的形式传导至法律系统。这有利于法律系统对各系统领域内材料的观察，进而将各社会系统中关于复杂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材料通过法律观察的二值符码转化为应对气候变化法的具体规则。该种转化方式将使涉及科技、经济、政治等复杂社会系统的气候变化问题变为法律系统可以捕捉并进行观察的法律问题，进而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法律的体系化和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合法化运行。2.突破固有立法思维缺陷。气候变化法系统属于环境法系统中的子系统，在进行《应对气候变化法》立法时将面临环境法立法的固有缺陷问题，集中体现为立法“套路”的结构困扰。目前，我国立法研究思维模式趋于成熟和固定化，对我国法律已经规定的论题，采取分析法律规定、列举域外经验、点出问题所在、提出修法意见的研究思路；对我国法律没有规定的论题，采取明示论题意义、列举域外经验、阐述制度构造、提出立法意见的研究思路。[2]这使得大部分立法只能保持形式的稳定性而无法保持内容的指向明确性，这在我国环境法立法研究中尤为明显。在此背景下以各环境要素为支撑形成了数十部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及其下位法，但由于对各部法律间的法教义学关系研究较少，使得环境法体系化较差。同时，与环境法相交叉的其他部门法的体系化也较弱。因此，随着《应对气候变化法》进入微观层面立法研究，对其体系化探索不能仅停留于气候变化法的整体框架。应深入法律内的每一章节的体系化研究，对接已有法律规定，应用教义学的法学方法，整合已有国际、国内法律规定，着重从法律概念、法教义学的角度研究法律的体系化。

二、《应对气候变化法》体系化的矛盾及突破

摘要：军事装备是部队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装备教学是培养装备人才的重要途径，是部队战斗力生成的重要一环。通过对陆军院校装备教学课程现状进行系统调研和全面分析，结合我军装备人才素质培养的亟需，提出了陆军院校装备类课程体系化建设的总体思路和改进措施。

关键词：装备类课程；体系化建设；素质培养

1陆军院校装备教学的重要性

军事装备是部队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院校装备教学是培养装备人才的重要途径，是部队战斗力生成的重要一环，院校装备教学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部队装备训练水平。随着军事装备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新式装备列装部队，为使装备快速形成战斗力，各专业和各层次的装备教学任务日益增加，这对院校装备教学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为有效支撑装备教学需要，推进装备类课程体系化建设显得尤为重要。

2院校装备教学现状分析

装备教学既有基础理论知识讲授，又有实装操作训练，这决定了装备教学的复杂性。通过对陆军院校装备类课程的长期跟踪研究，总结出现阶段装备类课程面临的突出矛盾问题和亟需创新的几个方面。（1）个别课程教材教具建设相对滞后，无法适应课程教学发展需要。一是教材更新不够及时。院校配发个别型号新式装备相对滞后，获取新式装备的技术资料存在困难，加之教材编写周期较长，诸多原因导致教材内容更新跟不上装备教学发展。在日常装备教学过程中，个别课程教材与课程教学内容匹配度不高，使用替代教材的情况不同程度存在，教员讲授内容与教材的对应性不强，教材的指导作用、辅助作用发挥较差。二是教具建设不够系统。部分教员对教具建设的重视程度不够，研制装备器材模型等教具的积极性不高，利用教具开展教学的探索还有不足，教具数量偏少、样式陈旧、质量偏低，未能紧跟装备发展和工艺发展，教具建设缺乏系统性、科学性、高阶性，教具的有效利用率较低，利用教具丰富教学形式、改进教学效果还需进一步加强。（2）个别型号教学装备数量、质量不佳，无法满足实践教学保障需求。一是个别型号教学装备数量不足。通过调研发现，部分院校存在个别型号教学装备数量不足的情况，学员数量多、教学装备少，在实装训练时，“一人练多人看”的情况仍然存在，实装训练效率较低。二是个别型号教学装备保障欠缺。部分院校个别型号新式装备配发数量严重偏少，依托最新装备开展教学存在困难，教员接受新式装备培训经验缺乏，教练员队伍断层浅谈对陆军院校装备类课程体系化建设的思考杨陈山，王硕，陈海松，彭晖，董家辉（陆军工程大学，江苏南京210007）摘要：军事装备是部队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装备教学是培养装备人才的重要途径，是部队战斗力生成的重要一环。通过对陆军院校装备教学课程现状进行系统调研和全面分析，结合我军装备人才素质培养的亟需，提出了陆军院校装备类课程体系化建设的总体思路和改进措施。现象突出，部分教学装备使用时间较长，装备故障率较高，保障实装训练的质量效益偏低。（3）个别院校实装训练场地建设受限，无法支撑实战实训更高标准。一是实装训练场地偏小。装备本身体积大，作业半径更大，考虑到发挥装备性能、确保安全等因素，实装训练场地往往需要面积较大，而陆军院校基本位于市区，土地资源有限，个别单位训练场地建设偏少、偏小，实装训练环节仍然面临“一个场地，多种装备”的现状，制约了装备性能发挥，降低了教学组训效果。二是实战化训练场地建设偏少。院校教学向部队靠拢、向实战聚焦，始终瞄准战斗力生成，装备教学也应该有序开展实战化训练，反观现实，个别单位对实战化训练场建设投入不够，战场环境营造有待加强，单纯训练装备操作较多，在战术背景下开展实战化训练不足，院校装备教学对接未来战场还需加强。（4）个别单位教员培养机制不够健全，无法满足教员梯级成长需要。一是教员培训不够系统。经过调研，大部分院校对新教员入职培训、岗前培训抓得较严格，但个别单位对教员教学能力持续提升缺乏设计，依靠传帮带式经验传授较多，组织系统培训常态培养较少，开展教学能力培训不够经常、不够广泛，培训层次区分不够明显，教员梯级成长路径规划不够清晰。二是装备教学定向培训欠缺。院校配发新式装备后，个别单位接受装备定向培训名额较少，个别培训时间较短，教员对新式装备掌握不精，对开展装备教学把握不准，教练员队伍培养周期较长，严重制约了新式装备快速投入教学的进度。部分教员缺乏战术战法运用、作战指挥等知识培训经历，在日常教学中，专业知识与实战训练结合不紧，培养学员实战化训练能力有待加强。

摘要：随着《民法总则》的颁行和民法典的编纂进程，民事法律体系化问题成为学者们日益关注的焦点。根据立法者原意，《民法总则》通过第128条特别链接条款，将“消费者”概念纳入了民事法律体系，进而确立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民事特别法地位。但这一立法举措是否合乎民事法律体系化的要求，却存有疑问。本文以公、私法的划分为切入点，通过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定性，以及与德国经验的对比论述，探讨了将“消费者”概念纳入《民法总则》这一立法的不足。因此，为了民事法律体系化的逻辑自洽，未来民法典应不再保留“消费者”这一概念。

关键词：公法；私法；消费者；经济法；民事法律体系化

对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定性，时至今日依然存在争议，学者仍未就其应当归属于经济法还是民法取得共识。根源在于该法所兼具的公、私法双重特征。从表面上看，该法是在调整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但实质上，该法却侧重于运用公权力适度干预的方式，来平衡“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然而，《民法总则》第128条却明确纳入了“消费者”概念，使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立法上被先行置于民事法律体系之中。《民法总则》作为民法典编纂过程中的阶段性成果，对于民事法律体系化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一立法举措是否具有妥适性，符合民事法律体系化的要求，实值探讨。

一、“消费者”概念：公法与私法的界限

(一)公法与私法的历史沿革。诸多学者认为，罗马法学家最初提出了公法与私法的划分[1]。但是，也有学者指出，古希腊法首先提出了公、私法划分的理论基础、运作方式及法律效力规则，之后由以西塞罗为代表的早期罗马法学家将此引入罗马法，最终由法学家乌尔比安概括为成熟形态[2]。尽管在相关概念被提出之时，公、私法之间似乎泾渭分明，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公、私法逐渐发生了交融。私法因自身所起到的基础性地位，而将其所包含的平等价值和形式整合性扩及于公法领域，公法理性化随着国家政体的稳定和国家事务的民主化而形成，自近代宪法产生后，公法在实现其目的时，又须符合宪法确立的价值，而不具有任意性，使其在相当程度上与私法的平等价值相符，即公法价值经历了私法化[3]。但这种作用力是相互的，私法在这一互动过程中也逐渐公法化。随着经济发展，商人、雇佣者等主体因其所掌握的信息、资源等而占据了愈来愈强势的主导地位，国家为了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主体，通过了诸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等一系列立法，以期在私法不能有效周延地保护平等主体的合法权益时，用公权力介入的方式平衡各方利益，发挥其为私权提供保障的保护性框架作用[4]。（二）公、私法融合下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随着近代社会的发展，公、私法逐渐融合。虽然私法的本质属性并没有被公法所影响，公法的统治特性及其自身所带有的强烈政治意义使其和私法具有一定区分，但这种区分的边界却日益模糊，导致在某些法律定性问题上，存在着诸多争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即为其中典型。消费者与经营者虽然乍看都属于民法调整范围内的主体，但实质上，这两个概念与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之间的划分存在着明显差别。对消费者与经营者身份的强调，对此所建立的相关立法，于某种层面上其实是为了明确，在这两种主体间实质地位不平等的前提下，其各自应当负有何种权利与义务。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立法目的，也恰恰是在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地位中寻找平衡点，以期使得处于弱势的消费者群体不至于遭到侵害。也即，《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其实是在私法难以招架之际，引入国家公权力的典型，其立法目的旨在削弱甚至消除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事实不平等性。虽然消费者与经营主体都属于私法领域的平等主体，但二者地位悬殊，因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更加倾向于制约经营主体的行为，以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不受损害，公法的介入特征明显。然而，虽然《民法总则》并未明确规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属于民事法律体系，但是依据立法专家委员会成员杨立新教授的观点，借鉴德国通过规定消费者概念，将消费者法纳入民法体系的方式，《民法总则》第128条以链接条款①已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定位为民法特别法[5]。但根据对公、私法演进历史的分析，《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体现的特点，究竟属于公法范畴还是私法范畴，将其纳入民事法律体系是否妥当，却不无疑问。

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定性

【摘要】证券应该按照体系化的分类思路分为四个层级，第一级为证书和广义证券，第二层级上的广义证券再分为特殊证券和有价证券，第三层级上的有价证券分为物品证券和狭义有价证券，第四层级上再区分为资本证券和货币证券。不同的分类方式只能在相应的层级上适用。通过证券类别和分类的体系化，可以准确的描绘各种证券的性质。

【关键词】证券；类别；分类；体系化；标准

【正文】

民商法学理论上，与证券有关的概念数量众多，分层别类，实为繁杂。尽管各种证券法、票据法著作无一例外的对该问题进行了或多或少的探讨，但各家学说不一，且对于各种证券相关概念的介绍更多的是流于形式，并未起到应有的提纲挈领作用。笔者试图综合各家学说，通过将不同的证券概念纳入不同层次的方式，进行逐级类型化，最终提出具有概念体系意义的证券类型化理论，作为证券权利客体制度与证券法律制度的理论接口，并厘清证券分类方式的适用规则和证券性质的描绘规则。

一、证券类别体系化的思路与目标

（一）证券类别体系化的思路

在全球性的保障人权、促进司法公正的热潮中，普通程序的复杂化和正规化是改革之大势所在，而刑事案件逐步上升势头和国家投入的刑事司法资源的有限性也是每个国家都面临的现实问题，合理配置司法资源、追求公正与效率的平衡和调和无疑是当代刑事司法的紧要任务之一，设计和完善简易程序便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简易程序相对于普通（标准）程序而言，它是指在一审程序中，针对某些特定类型的案件，刑事诉讼法在确立普通程序的基础上规定一种此普通程序更为简便迅速的审判程序。也可以认为它是一种在一定程序上对普通程序的简化程序。半个多世纪以来，为缓解正规而繁琐的普通程序带来的诉讼退延、案件积压等效益低下问题，世界各国纷纷设立简易程序，使其担负起分流案件、促进普通程序公正的职能，简易程序在发挥功能的过程中展示了强大的生命力，为各国立法者和司法者所关注和重视。特别是近年来，面临犯罪率居高不下，刑事案件数量不断增长的严峻形势，“正当程序的简易化”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全球性的发展趋势，世界各国纷纷创设新型的简易程序模式，逐渐丰富简易程序内涵。使简易程序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

我国的简易程序也是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改革中应提高诉讼效益的需要而产生的，几年来的司法实践表明，简易程序的设定，对于分流案件、减轻司法负荷、提高诉讼效率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处于重大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正面临着极为明显的犯罪率上升的高潮，各级法院的刑事法官不堪重负，原来设计的仅适用于可能判处3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案件的简易程序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普通程序简化审”便应运而生。但这种简化是在普通程序的框架内进行的，是普通程序的一种变通形式。我们不知道，同是简易案件，它们之间也有难易之别，客观上也具有层次性，这就引发笔者的三个思考：一是能否创设一种更简易的程序来解决更简单的案件？二是能否把试行的简化审程序经过改造，使它脱离普通程序轨道，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简易程序？三是,按照笔者的思路,我国将会出现三种简易程序.这三种简易程序如何确保最低公正保障,如何相互衔接或递进?带着这三个思考，笔者从简易程序的价值取向、必要性、可行性等基础理论入手，通过对中外简易程序的比较分析，提出我国刑事简易程序体系的构建设想。

二简易程序基础理论

（一）简易程序的价值取向

公正与效率作为现代程序所追求双重价值目标，简易程序的创立就是在二者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因此，如何协调公正与效率的关系成为适用简易程序必须面对的问题。研究简易程序，必须从程序的正义性和经济性两大价值目标谈起。

1、正义性是刑事诉讼程序的内在价值

受传统审计实践影响，在部分人的认识里，内部审计通常指的就是内部财务审计。实际上，进入21世纪以后，审计理论界普遍的观点认为：内部审计是在一个组织内部对各种经营活动与控制系统的独立评价，以确定既定的政策和程序是否贯彻，建立的标准是否遵循，资源利用是否有效，以及单位的目标是否达到。内部审计的职责不仅包括审核会计账目，还包括稽查、评价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完善和企业内各组织机构执行指定职能的效率，并向企业最高管理部门提出报告，从而保证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更加完善严密。通常情况下，内部审计可分为内部财务审计及内部经营管理审计两大类。虽然我国内部财务审计工作开展得比较早，但实务中内部审计在单位组织结构中的职能定位、如何充分切实履行内部审计的职责等问题一直未停止探讨。以下就企业内部财务审计的定义、组织定位、实施、与外部审计关系、审计队伍建设等谈谈个人的几点思考。

一、企业内部财务审计

企业内部财务审计是指由企业内部审计机构或审计人员依照国家的法律法规、企业的管理制度对企业及所属单位的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的合法、合规、相关内控制度的健全、有效，以及财务信息的真实、正确进行审查和评价的独立的经济监督、评价活动。可以这样认为，充分发挥内部审计机构的作用是执行会计监督制度的保证，同时建立健全内部审计机构也是强化内部控制制度的一项基本措施。

二、内部审计的组织定位

内部审计要在企业中生根发芽、健康发展，必须把握“监督”与“服务”的分寸，强化对组织目标的服务职能。因此，内部审计根据其所面对的服务对象不同，会出现不同的职能定位。通常情况下，内部审计有设在决策层、监督层、执行层三种模式，分别对董事会或审计委员会、监事会、总经理\副总经理\总会计师\纪委书记等负责（见图1）。根据企业发展的不同需求，内部审计的组织定位会发生变化。从现代企业治理机构考虑，在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在经营管理系统设置审计部门，职能性审计计划和报告须经审计委员会批准认可，日常性的行政性审计计划和报告向管理层主要领导负责，内部审计部门的人事管理、资源计划决策权属于审计委员会；这种模式较科学有效，也为国内外理论界广为倡导。企业治理层、管理层应清楚地意识到内部审计是内部控制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其积极发挥作用提供必要的支持。

三、内部财务审计的实施

摘要：现实中的依法行政往往表现为依文件行政，这种情况尤其是在基层政府表现更甚。一概否认或者简单肯定行政规范性文件在实践中的作用都不可取。为遵循依法行政原则的基本理念，行政规范性文件在保障和推进社会治理的同时，其自身也应当得到有效规制，故行政规范性文件的体系化治理机制之构建是一项不可或缺的制度设计。现有人大的备案审查、行政的自我审查、司法的附带审查虽然发挥了各自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各自治理模式自身的问题以及未能形成体系化的治理机制，治理效果依然不佳。在逐步厘清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内涵、外延乃至名称等形式问题的基础上，规范三大系统各自的审查标准和审查程序，使得三大系统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监督各有侧重、分工协作。最终建立起以立法规范为引领、行政自我约束为基础、人大备案审查为条件、司法审查为保障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有序治理体系。

关键词：行政规范性文件；体系化；治理

一、我国依法行政的不可逾越之道———依文件行政

首先应当指出的是，这里的文件是特指行政规范性文件。尽管学界对行政机关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权力依据以及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内涵曾经有过争议，但通说认为《宪法》第89条、第90条、第107条，《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59条、第61条是行政机关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的依据。［1］而所谓行政规范性文件是指，除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以及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外，由行政机关或者经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以下统称“行政机关”）依照法定权限、程序制定并公开，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义务，具有普遍约束力，在一定期限内反复适用的公文。①按照现代行政法治的本质要求，行政规范性文件属于行政机关贯彻落实法律、法规和规章，实施行政管理职能的关键方式，是对法律规范的具体细化与补充。行政规范性文件也称之为“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行政措施”“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俗称的“红头文件”等。实际上，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效力具有双重性。［2］一方面，根据我国“金字塔形”的规范性文件效力层次结构，行政规范性文件在整个法规范体系中处于最低的位阶，其效力不如宪法、法律、法规及规章，不能抵触上一位阶的任何法律规范；但另一方面，其对行政管理实践发挥的影响力却很深远。从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角度来看，当法律规定得不够具体时，他们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可以或者只能优先适用“红头文件”，此时行政规范性文件在某种意义上获得了“最高”的效力。随着社会治理的日益专业化、精细化和技术化，行政机关运用行政规范性文件参与社会治理的现象便亟待关注。行政机关制定这类文件的行为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抽象行政行为，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准立法行为，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鉴于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主体的多元性，使其在数量层面远胜于行政法规和规章，且在补齐法律规范短板等方面发挥着难以替代的积极作用。实践中行政机关往往会将行政规范性文件作为实施行政活动的直接根据，故现实中的依法行政主要表现为依文件行政，此种情形在基层政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有学者表示，基层政府侧重于依据文件去落实治理策略，“文件治国”可谓是中国的一大特色。［3］比如，“尾号限行”“房屋限购”“疫情期间居家隔离”等诸多影响公民生活日常的重要制度，往往是由行政规范性文件首先创建或具体规定。当然，也不能就此一概认为此种状况会导致依法行政被虚化，“让法治国家陷入形骸化乃至空心化的境地。”［4］世界范围内行政法治的发展史清楚表明，依法行政的内涵本身也在不断发展中日益丰富。例如，作为依法行政中硬核的“法”体系的不断扩充，法律保留原则的密度和强度正在不断发生变化，行政机关在具体的行政法制度落实上需要探寻秩序理念，其中的“法”内涵会在现实中得到更新。当然，问题的另一面是，由于我国现阶段行政法律制度控制成效的有限性，制定程序上的随意性，致使一些行政规范性文件出现了超越职权、内容不适当、任意克减公民权利、增加公民义务等严重失范的弊端。［5］行政机关能够直接或间接地运用此类文件侵犯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由此产生的负面效果不可低估。例如，当某一个不适当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在事实上作为行政执法的依据后，由于其具有反复适用的特质，后续将衍生出难以估量的、不适当的具体行政行为。有些地方政府乱发文件、颁布“奇葩”文件的乱象并不鲜见，严重损害了政府的正面形象，特别是一些违反信赖保护原则而朝令夕改的文件，极大地动摇了政府的公信力。可以说，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无序发展已成为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重灾区。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通过有效的治理措施，从源头上根治上述乱象应当是优先考虑的方案。那么，依文件行政的界限在何处？如何将依文件行政的行为纳入法治轨道？笔者认为，即使依文件行政已经在不少方面契合了依法行政的现实需求，但其仍然不得脱离依法行政的内在逻辑———行政权力的运行通过“合法化”而获得“正当性”依据。为严格遵循依法行政原则的基本理念，行政规范性文件在保障和推进社会治理同时，其自身也应当得到有效规制或治理，继而实现双重价值目标的有机权衡。基于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复杂性构成，以及治理任务的现实艰巨性，其体系化治理机制之建立即是一项不容忽视的课题。

二、目前行政规范性文件的主要治理方式述略

掌握制度现状是解决问题的基础性工作。当前，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治理方式呈现多层次结构，其中主要体现为人大备案审查、行政自我审查、法院附带审查三个维度。人大、行政、法院作为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治理行为主体，能够在法定职责内积极作为。梳理好这三个领域的治理方式，既能够描绘出清晰的现实概貌，也有助于指明治理体系完善的方向。（一）人大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2006年颁布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以下简称“《监督法》”）第五章详细设定了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此为我国备案审查制度的重大发展。当然，《监督法》中的规范性文件不仅仅指行政规范性文件，还包括人大的规范性文件。《监督法》第29条赋予了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审查、撤销本级人民政府颁布的不适当的决定、命令的职权。这是对人大审查行政规范性文件范围的明确规定，即只能审查同级人民政府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监督法》第30条从是否超越法定权限，限制或者剥夺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利，或者增加行政相对人的义务；是否同法律、法规规定相抵触；是否有其他不适当的情形等几个方面对人大审查行政规范性文件标准作了规定。就《监督法》的上述规定看，目前人大的审查只针对本级政府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而不包括职能部门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而实践中大量行政规范性文件源自政府职能部门，以及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与此同时，审查标准也显得较为宽泛，尤其是“其他不适当的情形”，在实践中难以把握。但地方性规定中针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审查范围以及审查标准有所差异。例如，《浙江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规定》在第3条审查范围的规定中，增加了“其他应当报送备案的规范性文件。”在第8条审查标准的规定中增加了“违反法定程序制定规范性文件的；同本级或者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决议、决定相抵触的。”与此不完全一致的是，《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的规定》在第3条审查范围的规定中，明确将市人民政府及其相关工作部门制定的与本市地方性法规相配套的规范性文件纳入其中。需要指出的是，对审查范围及标准予以统一，既是维护法制统一的内在要义，也是推动备案审查制度良善运行的客观性要求。（二）行政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自我审查基于制定机关的立场对行政规范性文件展开监督审查，不管是从政策掌握的要点而言，还是从监督审查的内容上看，都得到了中央与地方的日益重视。着眼于一系列的法律规范及政策文件，我们可以管窥行政规范性文件自我审查的大致样貌。1999年，国务院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明确提出，要“从源头上、制度上解决‘依法打架’的问题。”而1999年制定的《行政复议法》第7条，即赋予了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的职权。该条款首次在行政法律规范中确立了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制度，开启了行政法领域审查此类文件的先河。然而，该制度在具体运行过程中出现的审查范围狭窄、方式单一、审查效力阙如等问题有待解决。2004年，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对备案审查机制予以了特别关注，并以政府法制机构为审查机构，从源头上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与科学性进行管控，进一步为行政的自我审查提供指引。2008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就加强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备案、清理等内容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完善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机制。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行政规范性文件。随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在2015年底制定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中，再次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完善予以强调，并将提升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法治化水准作为法治政府建设衡量标准中的重要指标。因此，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作为内部监督机制，致力于解决行政系统内部法治意识淡薄的问题，并依靠健全的运行机制，逐步在多个行政领域内得到纵深发展。近几年以来，行政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自我审查在中央政策文件中陆续得到提倡，并有迈向专业化的趋向。2018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指出，制发行政规范性文件是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权的重要抓手之一。《通知》从严格依法行政、防止乱发文件，规范制发程序、确保合法有效，加强监督检查、严格责任追究等方面，对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工作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为进一步提升政府治理能力，2018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行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机制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该《意见》强调指出，对行政规范性文件展开合法性审核是保证行政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合法、有效的紧要环节。具体而言，该《意见》内涵丰富、主题鲜明，致力于解决实践中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标准不统一、职责不明确、责任不到位等弊端。对此，合法性审核的范围、主体、程序、职责和责任等体系化的内容要素，都在制度规定得到重点关注，旨在确保全部的规范性文件皆通过合法性考验。例如，该《意见》对内容和标准作了详细的规定：要审核制定文件的主体是否合法；要审核文件是否存在超越制定机关法定职权；要审核文件的内容是否符合宪法、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政策的规定……。前述规定能够促使行政机关在后续的行政过程环节去约束自身举措，这种行政行为即让“行政权在合法合理的范围内运行的一种自主行为”［6］。值得关注的是，该《意见》还要求审核的机构根据不同情形作出结论，结论是这个文件是合法、不合法还是应当予以修改。起草单位必须结合合法性审核意见对行政规范性文件作相应的完善或者填补。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法治化不仅需要源头治理，更需要以源头治理为本的多管齐下。不难发现，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机制的积极作用不限于法治政府建设领域，其对国家法制统一、政令统一、治理违法文件、防范行政腐败、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等方面都颇有益处。此种顺应行政系统组织结构所设计的行政权控制机制将在未来释放出更大的功效。概言之，国务院办公厅的《通知》和《意见》，不仅为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源头治理提供了重要的规范依据，而且给事后监督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机制的有效运行提供了有益指导。近期，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自我审查机制也在朝精细化、民主化方向发展。以企业生产经营领域为例，先前各地、各部门在制定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密切相关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过程中，存在意见反馈机制不完善的问题，且存在没有足够回应企业合理诉求、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不力等短板。为克服前述难题，深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及“放管服”改革，保障企业和行业协会商会的各项权利，实现营商环境的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发展，2019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制定行政法规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过程中充分听取企业和行业协会商会意见的通知》（以下简称“2019年3月《通知》”）。2019年3月《通知》明确指出，要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出台前后的联动协调，为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提供可预期性，且应当充分听取企业及行业协会商会的完善意见。2019年3月《通知》还规定，要加强组织领导和监督检查，完善与企业的常态化联系。这一系列的规定彰显了依法行政以及合理行政原则的基本理念。此规定嵌入了“公众参与”的民主化因素，充分发挥行政程序的法律效能。是故，行政机关与私主体之间就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协同治理效应亦得到观照。另外，国务院的职能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还专门为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与管理设定了一系列的规则。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出台之前，多地制定了地方行政程序规定。各地制定的行政程序规定一般均就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规范问题作出了专门的规定。前述针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治理措施显然已经发挥了一定效果。但是，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行政自我约束也存在许多问题，如宏观有余、微观不足，抽象有余、具体不足，分散有余、统一不足，文件有余、力度不足等。（三）法院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附带审查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司法审查是行政法学界和司法实践领域长期以来的一个热点问题。［5］1989年《行政诉讼法》制定前后，特别是制定后，该问题的探究就一直未有停息。这一问题在2014年《行政诉讼法》修改之前表现为抽象行政行为可诉性问题的探讨。2014年修订的《行政诉讼法》第53条、第64条首次正式创设了行政诉讼中依申请审查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度，且对审查结果作出了最新的规定，即假设经审查认为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内容有不合法的，无法依此作为判定行政行为合法的凭据，并要向制定机关提出司法建议。换言之，法院的附带审查亦是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的延伸，从实质上符合行政纠纷解决、公民权益保障的诉讼目的。新法的这些规定，可视为主事者对学界多年以来呼吁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一种司法回应。如前文所述，《行政复议法》很早就确立了行政规范性文件的附带审查机制，新《行政诉讼法》对此的修法方略，实现了行政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由行政复议领域向行政诉讼领域拓展的目标，显然有助于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之间的衔接机制之完善。2017年11月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行诉解释》”），其中多个条款设定了法院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附带审查规则。首先，第148条从职权因素、程序要点、法律依据等维度，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司法审查内容作出了全面规定，并列举了行政规范性文件超越职权、抵触上位法、违法增减权利义务、程序违法以及其他违法情形等五类不合法的类型。该条实际上就是法院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审查标准。《行诉解释》第148条之规定，使得法院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审查有了一个基本明确的标准，标志着行政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制度的一个重大发展。其次，《行诉解释》第149条的意义更是非同小可。该条对法院审查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处理结果作了明确规定。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与否，成为了法院认定行政行为合法的关键依据，并由此形成了合法性判断、选择使用与拒绝适用相衔接的处理效果。不仅如此，作出生效裁判的法院还应当向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机关提出处理建议，并可以抄送与制定机关有关的其他的相应机关。不难发现，这是一种以司法建议为抓手的间接处理方法。该条款虽然离明确的裁判尚有一定距离，但却使得法院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司法审查更具有了实质意义。复次，《行诉解释》第150条在上述规定基础上进一步规定了经审查认定行政规范性文件不合法的内部备案机制，这一规定更加扩大了法院对行政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的积极效果。另外，《行诉解释》第147条还规定了行政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听取意见的机制。这一规定既突出了司法的权威性，又表现出司法的谦抑和对行政权的尊重。该举措出发点是为了有效审查涉案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可适法性，但同时衍生出额外程序、制定机关出庭身份存疑、增加法官办案压力等挑战。综上，虽然新《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主体、程序、对象、标准等相关问题，但司法实践中折射的问题依然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需要强调的是，法院对行政规范性文件作出附带审查，面临着职权有序增长与实效性不足的二元并存局面。从《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可以看出，法院系统对行政规范性文件已享有审查权、评述权、适用权、司法建议权。“尽管，法院目前还不能直接在判决中宣布规范性文件无效或者废止，但可以通过对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对今后的司法实践产生影响，通过对规范性文件的评价、实际上的不适用以及给相关机关提出建议等方式推动有关机关对相关的规范性文件进行重新审视或作出修改或给与补正。”［7］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现行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司法审查制度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对此，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司法监督失灵便成为有待探究的现实问题，继而又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行政审判活动的不确定性。行政诉讼中对规范性文件疏于审查衍生的副作用不少，在立法层面无法促使上位阶的法律效力传导至行政规范性文件中，在司法层面法院对行政机关的理想监督效果会被现实情况所阻碍，随后行政相对人权益受损而得不到救济的概率大为增加。［8］司法实践中，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司法审查面临着严峻的实效性难题。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由于法院系统比较注重政策的切实贯彻，科层制的权力组织结构与司法权的行政化倾向等要素影响着法官们的行动策略，致使法院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附带审查技能比较微弱；其二，权力自身遇到了正当性、合法性顾虑，则加剧了法官运用该权力的消极程度。新《行政诉讼法》的施行只能解决后一方面的难题，法院展开的司法审查机制所面对的诸多困惑，依旧要寄希望于司法审查标准的完备、甚至于推进宏观层面的司法制度改革加以化解。［9］也就是说，科学的、有效运转的司法审查机制亟待改进。如果说，党中央、国务院的一些重要文件只是就治理行政规范性文件作出宏观指导，那么，人大、行政、法院则作为治理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行为主体，均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开出自己的治理良方。但正因为目前治理主体的多元，不仅各自自身存在问题，而且各途径之间缺少有机联系，未能形成一个有机的治理体系，故而造成了看似严密，实则效果不佳的局面。行政规范性文件治理效果不佳的根本原因在于，治理主体多元且治理手段脱节，缺少对其体系化的治理。

摘要：《民法典》合同编在民法典中占据526条法律条文，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更加具有公私届分、总分结合、价值均衡的特点。《民法典》合同编在内在体系上相较于以往的合同法更加注重意思自由、权益保障和交易安全，外在体系上完成了对债法体系的重整和一些理论概念的区分言明。在不设立债法总则的情况下，合同通则代行债法总则的功能，使得合同通则地位更加复杂，合同编涵盖范围更加广阔，其他各编对合同编相关规定的正确适用尤为重要。

关键词：民法典；合同编；体系化；债法总则

一、合同编的体系化发展

严格来说，民法典体系化工作并未完全完成，因为民法典各编直接以民事单行立法为基础汇编而来，并且基本保持了各编的独立性和完整性[1]，因此，对未来的法学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适用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作为民法典中变动最大的一编，合同编的体系化取得了很大成就。(一)内在体系的发展在内在体系方面，相比于我国现有的以合同法为主干，以诸多司法解释为支流所围绕形成的法秩序，新的民法典合同编在很多方面实现了内在体系上的发展。1.更加注重合同自由合同自由是合同法的核心，民法典合同编为合同自由赋予了更大的空间，尽量将妨碍合同自由的条款删除，尽量维持合同效力，尊重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表示。比如，在合同无效的事由方面，删除了与民法总则中相重复或相冲突的规定。民法总则本身相对于合同法就是在更加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将欺诈、胁迫和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由无效变为可撤销，缩减了无效合同的范围，民法典合同编与民法总则保持了一致性，消除了合同法与民法通则之间的法律冲突，即在民法典正式实施之前所面临的问题。再比如，合同变更权的规定，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均规定了合同的可撤销和可变更，民法总则没有再规定可变更，只规定了合同可撤销，那么对法律适用就产生了冲突，尽管立法机关的立法说明中规定民法总则与合同法是新法和旧法的关系，但实践中仍有很多不同意见，现在合同编解决了这个问题，将合同变更权删除，意思表示瑕疵意义上的合同可变更从民法中消失，更加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因为变更权是一种一方通过法院裁判或仲裁裁决来单方面变更合同的权利，与意思自治相违背。民法典合同编除了与民法总则保持步调一致外，其本身也有许多新的规则，比如，超越经营范围的合同问题。相比于现行法律，合同编在此问题上也有很大进展。合同编第505条规定，超越经营范围不能成为单独认定合同无效的理由，而应依据总则编关于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规定认定其有效或是无效。对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0条，①根据文义解释，原则上不能因为超越经营范围直接认定合同无效，但如果超越的是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范围，便会导致合同无效。可以看出此条对超越经营范围的合同规制强度还是很大。而合同编第505条规定的“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的合同的效力，应当依照本法第一编第六章第三节和本编的有关规定确定……”，其所指的第一编第六章第三节有关规定就是指民法典第153条，②此条可以看出，对于违反法律规范的合同或者其他法律行为的效力而言，要看所违反规范的性质，即要看违反的是效力性规定还是非效力性规定，③违反效力性规定会导致合同无效，违反管制性规定则不会导致合同无效。回到主题上来看，对于超越经营范围的合同，这种经营范围如果是国家限制经营、禁止经营、特许经营的规定，那么违反这种强制性规定并不必然导致合同的无效，而是需要看这三类的规定是否属于效力性规定，即是否属于影响合同效力的规定。当然，无法得出统一的结论，即什么情况属于违反效力性规定，但是应该要有区分的思想，相比于《合同法司法解释(一)》第10条，这种区分的思想无疑更加合理，因为《合同法司法解释(一)》第10条从某些方面看过于僵化，比如，限制经营和禁止经营体现了国家管制的不同强度，显然不能同等对待，而司法解释中违反这两种规定的法律后果却相同，都会导致合同无效，不符合法律逻辑。民法典总则第153条为这种区分思想提供了基础，从这个层面看，民法典合同编在保障合同自由方面更加强化，与民法总则相呼应。2.更加注重债权保障对于债权保障在合同通则很多规定中可以看出，以往债权的保全制度蜷缩在合同法的合同履行一章中，且只有三个条文，而现在从外在形式上看，合同编中将其单独列为一章，由三个条文变为八个条文，虽然名为“合同的保全”，但笔者认为这个名称并不准确，因为单纯的合同谈不上保全，需要保全的是债权，立法者只是出于名称协调的考虑将其称为“合同的保全”；从实质内容上看，也增强了债权的保全手段，首先，是债权人代位权，新法增加了权利客体，原来的合同法规定债权人可以行使债务人对次债务人的到期债权，现在扩展到了从权利，也放宽了代位权的行使条件，以往合同法规定的行使条件是“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现在扩展为“影响债权人到期债权的实现”[2]。虽然可能保护力度还不够，但民法典已经前进了一大步。其次，增加了债权人保全权的相关规则，在面临时效中断、债务人破产等情况下，尽管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还未到期，债权人也可以提前实施一些保全行为，这是以往的法律没有规定的。最后，在债权人撤销权方面也出现了强化倾向，将债权人对债务人无偿诈害行为的撤销权进行扩充。原来的合同法仅规定债权人对债务人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及放弃到期债权，影响债权人债权实现的行为享有撤销权。实践中债务人逃避债务的手段很多，不限于法条中列举的三种，所以在新法中，在三种行为之后加了“等”字，作为债务人逃避债务行为类型的兜底，这样就为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留下了很大的弹性空间，比如，债务人在涉案房产上为第三人设立居住权来逃避强制执行，居住权是民法典物权编新设立的物权，而债权人对涉案房产享有的是债权，因此，居住权人可以提出执行异议，主张债权不能对抗物权，虽然债务人对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依然存在，房屋可以拍卖，但设立了居住权的房屋所有权学理上称为空虚所有权，即所有权实质上的权能已经让渡给居住权人，居住权设立期限越长，空虚所有权的价值越低，而居住权的设立期限双方若没有约定，则视为终身享有居住权，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实践中是无法将涉案房产成功拍卖来实现债权的。但在新法规则下，债务人为第三人无偿设立居住权，设置物上负担的行为属于无偿处分财产，损害债权人债权的实现，因此，债权人可以行使撤销权，撤销债务人设立的居住权，从而实现房屋拍卖，实现债权。所以，从外在形式和实质内容来看，合同编都大大加强了对债权的保障。3.更加注重交易安全新的民法典合同编更加注重交易安全的保护，以非典型担保为例，以往合同法规定了所有权保留和融资租赁，所有权保留中出卖人保留所有权、买受人取得占有和融资租赁中出租人享有所有权、承租人取得占有，两者之间具有共性的地方，就是所有权和占有的分离。虽然出卖人和出租人享有所有权，但对于动产而言，权利外观是占有，与买受人和承租人交易的第三人只能看到买受人和承租人拥有权利外观，而无法辨认其是否真的拥有所有权，所以实践中，当买受人或承租人与其交易对手产生合同纠纷，其交易对手申请法院对买受人或承租人的财产强制执行以实现债权时，就会发现出卖人或出租人提出执行异议，主张动产所有权，所有权是绝对权，对抗交易第三人的一般债权，所以，与买受人或承租人交易的第三人的债权便难以实现，此时交易安全便难以保障。有人提出可以在交易时设定担保，另行签订担保合同，但应当知道的是，在实践中除了银行贷款必须提供担保之外，对于一般贸易商而言，出于谈判力强弱、交易效率等考量，并不是每一次交易债权人都可以成功设定担保。但法律对于这种一般债权人也要进行保护，所以需要消灭隐形担保、秘密担保。对于这个问题，民法典合同编做出了正面回应。民法典合同编第641条第二款、745条都规定了出卖人保留所有权，出租人对租赁物享有所有权，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尽管对于善意第三人的范围是否包括一般债权人还存有争议，但立法者的目的就是破除隐形担保、秘密担保，让这些担保手段通过登记公示的方式显性化，让与买受人、承租人交易的第三人能够看到这些潜在的担保手段，从而决定是否要继续交易。这些改变回应了市场主体的需求，使市场主体能够依法享有自主决定的权利，更加优化了营商环境，也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交易安全[3]。总之，在这一点上，合同编相较合同法而言取得了很大进步，并且跟物权编保持了一致，解决了以往物权法因为解决物上关系、绝对关系、对世关系，所以，将交易安全的维护作为物权法的第一任务，而合同法因为解决的是交易双方的问题、对人关系所以不够注重维护交易安全这种内在体系的不一致。(二)外在体系的发展外在体系就是从法的概念、原则、规则方面看从合同法到合同编实现了哪些变化，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1.对债法体系的重整所谓的重整有两层含义，第一，是把以往散乱的债法进行整合，以往债法非常分散，合同之债在合同法体系中，侵权之债在侵权责任法体系中，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一直蜷缩在民法通则里，直至民法总则时代也没有改善，且一直以来只有两个条款调整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是世界上对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调整最少的法律，不能切实有效地调整相关法律关系，另外，分散的法律条文也不方便司法实践中寻找法律。现在民法典对债法进行了整合，虽然没有设立债编或债法总则编，在体系编排上也将侵权责任法单独成为侵权责任编，并且与合同编相距较远，但是，一方面，通过总则中对债的发生原因的列举，完整地保留了债权概念；另一方面，第468条扩充了合同编通则的适用范围，实现了对各种不同类型的债之关系共同内容的整合[4]，就此看来，合同编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重整债法体系的任务，侵权编独立成编，其余三种债统一汇编到合同编里，分成三个分编，第三分编就是准合同，将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收纳进去，同时也扩充了条文的容量，由两条扩充到十条，虽然与域外先进的民法典仍有一定的差距，但与以往债法体系相比已经有了很大进步。第二，就是对债法总则的充实，以往没有债法总则的立法安排，关于债法总则的条文都分散在合同法分则的条款里，但合同法分则中也并不周全，且几乎没有关于债之类型①的规定，而关于债之类型的规则在大陆法系民法中通常用一到两章的规模来规定，且规则十分复杂，实践中的相关问题也较多，尤其是多数人之债。现在的合同法对该问题进行了改善，尽管合同编并没有把债之类型或多数人之债单列为不同的章，还只是将其列入合同的履行一章中，但实际上已经将其进行了扩充，将债之类型的规则进行了补全，对债法总则进行了充实。但这种体系整合不够彻底，所以只能称为“重整”，一方面，是对以往法律的重整；另一方面，也是把大陆法系传统的债法体系②打碎重整，我国民法典起草过程中也考虑过设立债法总则，采用总分两个层面的债之关系体系，但由于时间问题和技术难度问题，最终没有单独设立债法总则，而是由合同通则附加行使债法总则的职能。因此，对债法体系的整合不仅在理论上未完成，在实践中也有许多难题，司法者需要辨别合同通则中的规定哪些适用专属的合同之债，哪些通用于所有类型之债，这种编排虽然减轻了立法者的负担，却加重了司法者的负担，司法者需要在每一个案件中分辨所涉合同通则的条文是用于合同之债还是非合同之债。2.对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的明确区分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本身是纯理论上的概念，是从法律条文中归纳出来的，没有国家将其明确写入法条中。这两组概念的区分在07年《物权法》初现端倪，尽管在合同法时代对这两组概念的区分并不明显，反之由于《合同法》51条的存在，基本将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看做一体。对《合同法》51条进行反对解释：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事后权利人不追认，或者无处分权人事后未取得处分权，则合同无效。由此看来，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实为一体，欠缺处分权，将直接导致负担行为无效。另外，买卖合同中也规定出卖人需要对出卖物有处分权，或出卖物属于出卖人所有，即将所有权或处分权当做订立买卖合同的要件，更加强化了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一体化的模式。但这种模式在实践中出现了很多问题，所以，立法者也在不断进行弥补，第一阶段是《物权法》第15条，颠覆了《合同法》51条，《物权法》第15条规定了区分原则，处分不动产的合同，没有其他无效事由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不动产登记的不影响合同的效力。这体现了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的区分，处分行为未完成，不影响负担行为的效力。但也有人认为，此条并不能看出物权变动就是一个法律行为，如果将其理解为事实行为，则该条只能体现原因行为与物权变动的分离。无论怎样，均能体现物权变动从合同法时代的一体化处理进展到物权法时代的区别处理模式，这是值得肯定的，至于是两种法律行为的区分还是一种法律行为和一种事实行为的区分，这是可以有争论空间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区分处理模式已经逐渐明朗。然而此时《合同法》第51条规定依然存在，《物权法》第15条与《合同法》第51条并存，并不能推导出没有处分权当然导致合同有效或者是不影响合同效力。所以，第二阶段的《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条为《合同法》第51条敲响了丧钟。《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条规定未取得处分权的，合同效力不受影响，买受人可以解除合同并且请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这实际上已经颠覆了《合同法》51条的规定，尽管学理上对此条存有争议，认为其只适用于买卖合同，或者只适用于将来财产的买卖，并不能完全覆盖无权处分行为，从文义解释来看，其能够覆盖无权处分行为，无论解释的主观目的是什么，客观上是与《合同法》51条相抵触的。问题在于，《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相比于《合同法》是下位法，下位法是无法颠覆上位法的规定的，因此，导致司法实践中还是存在诸多问题。于是到了第三阶段《民法典》阶段，《合同法》51条被删除，同时《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条被吸收到了合同编中，即《民法典》597条，由此，《合同法》《物权法》及《买卖合同司法解释》彼此之间的规制被彻底消除，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之间的区分更加明显，如果再将物权处分仅仅看做一个事实行为，那么便很难解释所有权保留和债权让与，以及新增的保理合同的法律构成了，即将物权变动仅仅看做事实行为在整个民法典体系中都难以立足。

二、合同编的体系化适用

(一)合同编的地位

【论文摘要】由次贷危机引发的美国金融危机已演变成全球性大危机。尽管这次危机对我国经济带来了严重影响，但同时也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对促进我国房地产中介的结构升级、加快我国旅游业的产业调整、强化政府部门对股市的监管、进一步完善我国期货市场的监管与法制建设都十分有利。

【论文关键词】结构升级产业调整美国金融危机

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发展遭遇严峻挑战，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是双面的：一方面，它使得中国经济发展步伐减缓，社会经济普遍萧条，海外投资减少，商品进出口量降低，股市下跌，证券保险业的业务量减少，房地产销售处于低迷阶段，部分中小企业倒闭，失业率上升，国家外汇储备大量缩水等；另一方面，只要中国理性地应对．充分掌握好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的机遇，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的经济体系，就能化“危”为“机”，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平稳快速的发展。正如总理在江苏考察时指出的那样：“我们中国的目标，就是在这场金融危机中。应该是最早复苏和振兴起来。我们必须有这个信念和决心!

一、美国金融危机出现的原因

次贷危机的爆发给美国本土带来的损失难以计算，但美国作为世界上第一大经济强国，社会稳定发展，人民安居乐业，怎么会出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危机呢?笔者认为．出现这次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对资本主义“精神”的误读以及美国金融监管存在的问题。

(一)对资本主义“精神”的误读

学科设置中的书法知识

以之前我们提供的撰写目录的注重系统专业知识展开——在当时书法刚刚启蒙、恢复、普及为主的历史阶段中,这样的系统专业知识的梳理、展开和规范,是十分切合时机,具有充分现实性的。但作为一个定位上远远高于静态的系统专业知识层面的“学科”构建,书法专业知识只是一些素材和原材料,而要成为满汉全席的美味佳肴大宴席,还需要有一些更有精度的逻辑上的提炼和提升:她的标志,就是知识之间的相互“关系”。

学科设置中的书法知识绝不是简单的让学生把字写好,对于书法的本质问题,也要有清晰的概念。如写字与书法、书法与书法艺术、书法与书法学、书法文化与文化书法等的区别。书法学中学科设置与培养计划有很大关系,书法专业培养什么样的人才,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书法人才。师范类院校以培养教师人才为主,那么其培养计划中的教育学内容不可忽视;美术类院校以培养美术创作研究人才为主……其实,这暴露了一个问题,即高校书法教育体系化问题。对人才培养定位明确,如个别院校主要定位培养创作型人才。从聘用教师到学科设置都是以实践创作为主,尤其对应对各类书法展览的学科设置特别突出。学校强调学生在接受书法教育中的临摹、创作,重在学生毕业之后的社会创作能力。书法专业学科设置,本科阶段重视技法,培养学生临摹、创作能力是基础要求,但是不能忽略理论知识的作用,要有与书法专业有关系的专业介入,如古文字学、文学、哲学、史学、美学等相关专业的融入。其实,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古人留下的文献及书法作品,大部分都与以上这些专业有关。现在对本科教育设置学科中的诸多不足还是挺多的。如在教学过程中有技巧地提升学生审美能力,美育能够陶冶人的情操,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可见,学生们仅仅在四年内把字写好是不够的,需要有文化知识的支撑,才能提高审美能力。如写篆书不懂古文字是行不通的。

学科交叉互融

中国书法教育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取得可观的教学成果有目共睹。但也有新的问题出现,随着学科设置的广度不断扩展,学科之间的互融问题亟待解决。学科之间的交叉互融实际上是书法系统知识的关系问题之一。梁启超曾言:“知识不但是求知道一件一件事物便了,还要知道这件事物和那件事物的关系,否则零头断片的知识全没有用处。知道事物和事物相互关系,而因此推彼,得从所已知求出所未知,叫做有系统的知识。”

回顾四十多年的书法教育史,明显发现,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古代流传下来的书法碑帖的图版质量越来越高。之所以这样,其中就有一个原因,即在科学技术进步的同时,人们对物质生活的品质追求提高了,欣赏能力也提高了。能够鉴别古人书法作品优劣,并且以原大高清的面貌传播。诚然,从这个案例中就能看出古人书法作品在当代传播过程中借助数码技术的支持,进而更有效提高原作质量,在书法专业生之间传播。从另一个角度分析,无疑提高了学生对古人书法作品优劣的鉴别能力,这也是一个学科间的相互关联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