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系革新范文10篇

一、引言

国际货币体系是为了保障国际收支顺利进行、促进经济稳定和发展而就国际间货币关系、国际收支调整等问题达成的一系列准则、协议，所建立的国际机构，以及所进行的各种活动，主要涉及国际储备资产的性质、构成及作用，汇率制度以及国际收支调整机制等问题。其作用在于确保外汇市场的有序与稳定、促成国际收支问题的解决、为遭遇破坏性冲击的国家提供获得国际信用的便利。其发展主要经历了国际金本位体系（1873-1944）、布雷顿森林体系（1944-1973）和牙买加体系（1973至今）三个时期，每一次变革与发展均伴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迁。2008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引爆全球金融危机，欧元区深陷主权债务危机，刺激计划并未达到预期目标，却导致新兴经济体流动性泛滥。各国寄希望于本币贬值来刺激外部需求，竞相在外汇市场上操纵汇率。在经济刺激政策逐渐退出、汇率竞相贬值的“囚徒困境”逐渐形成后，各国学者已将注意力集中到对危机爆发深层次原因的分析上，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合理性遭到了国内外学者的普遍质疑，对其进行改革的相关事宜被再次提上议程。

二、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分析

现行的牙买加体系下，多样化的货币调节机制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既提高了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自主性，也增加了国际收支调节机制的有效性。因此，在维持国际经济正常运行、推动世界经济持续发展方面，牙买加体系的建立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在这一时期，汇率波动频繁，国际短期资本大规模流动，国际收支失衡加剧，大宗商品价格大幅震荡，金融危机与债务危机频发……种种现象表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着内在缺陷。这一缺陷是近三十年来世界金融危机频发的制度性根源①。这种以单一主权货币为中心的全球储备货币结构与全球化条件下世界经济多元发展格局不适应，美元作为主权货币的国内政策功能与其作为国际储备货币所应承担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不适应，现行金融监管体系与跨国金融交易日益频繁、金融创新层出不穷的形势不适应。具体而言，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主要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际储备体系不稳定

传统国际金融理论认为，本币币值的变动会引导国际资本的流动，而无需过多国际储备在外汇市场上进行干预。然而，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和浮动汇率制度的建立，世界各国对储备的需求并没有减少，这种需求主要通过美元资产来满足。美国凭借其储备货币发行国的核心地位支撑了连年的赤字消费②，并获得了巨额的铸币税收入③。同时，这一地位使得美国在危机期间可以依照本国需求独立地制定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向其他国家“溢出”这一政策所带来的不良影响。储备资产单一化使得各国货币地位不公，“特里芬两难”并未从根本上得以解决，这严重危及了储备体系的稳定性，国际收支失衡和世界金融体系的动荡也在所难免。从中长期来看，美国经常项目持续逆差、美国的巨额外债、美国货币供给的急剧增加、美国的巨额赤字，所有这些长期因素都指向一个结果：美元贬值和美国通货膨胀（余永定，2009），通货膨胀和美元贬值必将成为威胁国际货币体系稳定的“堰塞湖”（管涛，2009）。

走出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低迷状态的一个重要的环节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是一个长期存在的老问题，是近期20国集团峰会的重要议题之一。目前关于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动向影响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以及各国国家战略。本文从分析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中的特点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困境入手，探讨影响国际货币体系发展动向的因素，以期对理解当前世界经济和我国国家战略提供借鉴。

一、国际货币体系演进的主要特点

国际货币体系又称国际金融制度或国际货币制度，提供了“一种使一国的居民能够对其他国家的居民进行支付的机制”〔1〕。国际货币体系经历了从金本位制到金汇兑本位制，再到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体系的演变过程。自194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起，以其为国际金融组织机构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形成。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各国实行可调节的钉住汇率制与美元挂钩，美国通过这个体系确立了美元霸权地位。布雷顿森林体系由于存在“特里芬难题”而缺乏稳定运行的基础。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世界开始进入对建立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探索的过程。从1972年开始，国际货币制度改革的问题就已经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上日程;197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牙买加达成协议，国际货币体系进入牙买加体系时代。牙买加协议规定黄金退出国际货币，实行浮动汇率制度，IMF继续对各国货币汇率政策实行严格监督，并协调成员国的经济政策。国际货币体系在演进过程中主要表现出以下两个特点。

其一，国际货币体系演进过程中呈现出不稳定性。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的“特里芬难题”使国际货币体系运行存在自身的矛盾，基础不稳定，而当代国际货币体系仍然存在着不稳定性。第一，当代国际储备资产多元化，日元、英镑、欧元以及特别提款权所占比重不断上升，与美元共同作为储备货币。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美元仍作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处于多元化储备体系的中心，但其比重在不断下降。1990年代以后形成了美元、欧元和日元为主的此消彼涨的竞争局面。由于欧元与美元抗衡，加之美元贬值，信用下降，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位置仍然是下降的趋势，不过，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在增加，各国货币当局对储备结构的调整加剧了国际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第二，汇率制度多样化，浮动汇率制度逐步取代固定汇率制度，各国的汇率制度安排根据本国的国内情况存在着不同的各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当前各国的汇率制度分为八类，即放弃独立法定货币的汇率制度，货币局制度，通常的固定钉住汇率制度，水平波幅内的钉住汇率制度，爬行钉住汇率制度，爬行波幅汇率制度，不事先宣布汇率轨迹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和独立浮动汇率制度。各国采取不同的浮动形式，欧共体实质上是联合浮动，日元是单独浮动，还有众多的国家是盯住浮动，这使国际货币体系变得复杂而难以控制。多元化国际储备缺乏统一的稳定的货币标准，造成国际金融的不稳定，不仅引发国际金融危机经常性、全面性发生，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活动，甚至引致世界性经济危机。1978年美元对其它主要西方货币汇价跌至历史最低点，引起整个西方货币金融市场的动荡，20世纪末与21世纪初期金融危机波及全世界陷入经济危机中。在多元的国际储备资产中，美元仍然是各国的重要选择，美元依旧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但是在经济危机中，美国为刺激国内经济，连续启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国经济储蓄率过低，向全世界举债来支持高消费水平，严重削弱了美元的国家信用，丧失储备货币领先地位，因此，国际货币体系中存在的特里芬难题仍然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

其二，国际货币制度调节功能失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成立起，作为国际金融制度的组织机构，在维护国际金融秩序、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等方面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设立背景及组织运行方式方面都体现出了不公平性，体现出大国国家利益及其谋划世界秩序的野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国际货币制度的功能主要反映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方面。但是在实际操作层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多反映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话语权利。在牙买加体系下，作为重要管理机构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仍然缺乏完全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无法通过政策监督采取措施杜绝金融危机产生，无法降低金融危机的破坏性影响。新兴经济体与广大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分量弱，话语权较少，其利益不仅未能公平地得到体现，而且在国际金融机构“援助”条款中接受苛刻的附加条件。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策过程中，发达国家整体拥有较大的话语权与决策权，特别是美国在某些重大问题的决策上拥有支配力，西方发达国家始终在国际金融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却承担相应的责任。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被人们普遍认为是一种过渡性的不健全的体系，需要进行彻底的改革。

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陷入困境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在造成世界经济衰退的同时，也凸显了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失衡的一个重要根源：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制度性缺陷。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向多元化、合理化方向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金融发展的重要问题。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必要性国际货币体系历经长期发展探索形成今日之格局，其中有其重要优势，但总体看仍存在诸多弊端，甚至成为多次国际经

济金融危机的制度性根源。

（一）美元危机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直接诱因

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时，美国为刺激国内经济发展，滥发美元，导致美元持续贬值，使中国及世界各外币持有国财富缩水，引发了以中国为首的世界各国要求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强烈呼声。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指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是不平等的，美国是储备货币的最后提供者，如果美元严重贬值，全球经济可能会面临失控的风险。美元的泛滥必将导致世界对美元价值信心的丧失。

（二）世界经济失衡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因素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金融资本的跨境流动呈现出独立运动态势，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货币供给量的增长也不再受到实体经济增长的约束，国际资本流动增长率要远远高于同时期的国际生产增长率和国际贸易增长率，使得全球金融资本总量急速膨胀并远超过实体经济总量。随着东亚地区等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的崛起和对外贸易量的不断扩大，必然要求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美元能够以更大的幅度增加供给以满足资本需求。大量的国际资金流向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相关国家贸易顺差、逆差规模扩大，全球经济进一步失衡。同前几次国际经济失衡相比较，本次经济失衡程度更大、范围更广，且贸易顺差国家主要集中在亚洲，美国成为了贸易逆差的主要承担国。全球经济失衡中贸易逆差国主要是美国，而顺差国却随着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转移在不断变化：由日本、韩国转移到中国、东南亚，进而向南亚、非洲和南美洲国家转移。贸易顺差的背后是作为国际货币的美元不断地从美国流出，流入到相应的顺差国。席卷全球的美国金融危机正是暴露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问题，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经济危机的恢复过程也是对现行货币体系内在缺陷的自我完善过程。

会计管理体制，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界定会计管理组织形式、划分会计管理职责权限、设置会计管理机构、实施会计人员管理的组织制度，它取决于经济管理体制，并属于经济管理体制的一部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会计管理体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实施会计管理的机构和组织；二是规范企业会计行为的有关法律、准则和制度等规范体系。

目前，国际上主要有以下几种会计管理体制类型。

一是集中与立法管理型。所谓集中与立法管理，是指政府积极参与会计活动的管理，这种管理主要通过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来进行，而会计职业团体在会计活动的管理中不占主导地位，只起着协助政府管理会计活动的作用。法国和日本是集中与管理型国家。

二是自我管理型。所谓自我管理，是指政府对会计活动的干预较少，除某些必要的立法外，对会计活动的管理完全交给会计职业团体自行管理。英国、美国是自我管理型的国家。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企业现行会计管理体制存在的缺陷日益暴露出来，不仅不利于会计工作自身的发展，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因此，我国国有企业会计管理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世界各国的会计管理体制因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而具有不同的特点。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有制占主体，会计工作在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中有其特殊的作用。

一、公共事业管理体制的涵义

我国的公共事业管理体制,是一个以政府为核心的有非政府组织参与的统一的多层次的、中央与地方相结合、集中管理与分散管理相结合、管理环节与实施环节相统一又分离的管理系统。

公共事业组织内部治理体系主要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即文化层次、组织层次和管理方法层次,其中,文化层次包括观念文化和制度文化两方面的内容。而在组织层次中,涉及行政体制、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三方面的内容。最后一个层次,也是公共事业管理体制的最低层,包括管理人员、管理手段和管理方法。(其具体的层次结构如图1所示)

二、我国公共事业管理体制创新所面临的疑难问题

1.公共事业管理体制改革相对滞后。自1985年起,我国先后了一系列有关事业单位改革的决定,进行了大量有关的探索和试验。但由于事业单位改革的深度、广度和难度较大,触及的利益也千头万绪,致使改革的步履维艰,进程颇为缓慢,成果仍在期待之中。

2.缺乏明确的改革目标和路径。由于我国公共事业管理体制的创新属于开拓性的事业且无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因此,在改革初期的探索阶段,基本上采取了大胆进行实验性改革的方针,并没有提出一个明确的目标模式。由于改革模式不够明确,无法科学界定、合理划分和重新调整政事双方的权责关系,因此很难做到周密策划、有计划、有步骤的简政放权。而公共事业组织自主进行的改革,既不能触动传统事业的根基,也不能解决发展中的问题,更没有实现政事分离、反而还更加混淆了各种不同性质社会组织之间的职能界限,造成了体制混乱和体制冲突。

1物理教师教育存在的问题

1．1教师教育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长期以来，由于历史原因，我院中学物理教师的培养都是由遵循师范院校的培养模式，多年来一直采用是混合式的培养模式［1，2］，不能适应当今的教育形式和我校的专业发展形式，师范教育与专业教育职能不定，方向不明．我院的物理教师教育存在居多问题，具体体现在:(1)忽视应用型学科，学科间缺乏关联性且结构单一;(2)与重点师范大学和发达国家的师范教育课程相比，师范教育类课程占的比例过小;课程设内容单一、陈旧、不能适应当今科技和经济发展的需求;也与当前的中学教育教学改革形式不适应;(3)物理学专业在学校和所在的院部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教学手段落后、仪器设备严重老化，不能满足教育教学的基本需要．(4)学科、专业建设与师范教育的关系不协调．(5)我院物理学师范教育专业的培养模式与重点师范院学基本相同，没有形成自己的地方院校特色．

1．2教育方式存在的问题(1)对情感、价值观、态度的培养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轻过程的体会，重知识的积累．(2)教学方式不多、过程不够灵活，学生不能积极参与、合作和交流;(3)学生不能主动合作学习、积极参加科学研究;(4)学生缺乏人身规划的经验和实践经历．(5)教师所学专业性与学科专业课程不相适应，教师职业技能水平、知识结构与学生的学科专业水平不相适应．

1．3专业课程设置存在的问题(1)能力的培养重视不够，物理学研究方法、物理学思维和物理思想培养不够．(2)必修课占用课时过多，内容过于繁杂，选修课门类较少，缺乏灵活性，学生的没有足够的选择余地．(3)物理师范实践、专业实验技能训练时间和机会不够．(4)综合课、跨学科和人文素养的课程所占比例过低．上述问题的存在，导致培养的学生专业基础不扎实、培养口径不宽、科研能力低下，与此同时学生教育理念、教育教学能力等方面不具有鲜明的专业特长．因此，物理教师教育课程体系改革势在必行．

2物理教师教育课程体系改革

面对基础教育改革的新形势，我们认为，物理教师教育改革具体体现在:(1)教师职业水平和专业能力的改革．加强教师职业教育能力的建设，采用教师教育职前培养与职后培训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采用高端引进与教师进修相结合的方式，对学院的教育资源进行优化整合;改革现有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增强实验教学和实践性训练，提高教师职业水平和专业能力，实现物理教育的师范性和学术性的有机融合．(2)学科建设的改革．重视学科建设的核心作用，整合现有学科专业设置，大力进行学科综合性和多样化的改革，夯实学科基础，扩大学科范围，突出学科重点;提升学科结构层次，提升学科专业学术水平，增强学院综合办学能力．(3)教育模式的改革．专业性的教师教育体现，多样化的人才培养，开放性的教师培养形式．

以高校教育为主要载体的高等教育是指在完成高级中学教育基础上实施的专业教育，其主要目的是培养专业性的特定人才。建国60周年以来，我国高校教育体制进行了数次改革，然而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滞后性始终是我国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瓶颈"。（《高等教育学》）结合我国近年来高校应届毕业生就业形势分析，我国高校教育体制的滞后性体现在以下三点：一是高校招生培养体制的"滞后性"，二是高校管理体制的滞后性，三是学科设置的滞后性。

这些"滞后性"因素导致高校学生培养、行政管理、教学科研等对应部门无法顺畅地执行相应功能，更不能很好地实现最优化协同。

近年来，以复旦大学为前瞻的上海市部分高校大力试行大类招生制度，2011年起上海大学也将实行重大改革：高考后按大类招生，学生进校时无"专业身份"，入读一年后才确定专业志愿，学校则发挥"经济杠杆"作用统一调控，这一引入"市场机制"的招生培养制度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高校招生培养体制的"滞后性"，吹响了高校教育体制改革的号角，高校教育逐步实现向"嵌入式"教育的过渡。

"嵌入式"这一新的现代名词源于一种执行独立功能的专用计算机系统，其核心是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因为有限的存储空间及市场需求产生的软硬件协同的codesign设计方法，随着IT技术的发展和完善，所有带数字接口的设备都涉入其中，包括电子芯片、器件、存储器中的软件等，软件代码紧凑化。（《嵌入式应用与开发》吴延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高校教育时间上的有限性与空间上的局域性要求高校教育在坚持毕业生为国家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需要服务的就业体制基本策略下，强调"软硬件协同"进行改革，进入"嵌入式"教育的时代，这一教育时代的特点就是以经济建设社会需求为导向，平衡高校硬件管理体制与软件管理体制之间的关系，使其既相对执行独立功能又达到相互协同，从而实现高校教育系统的最优化。

高校实行大类招生，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通过学校"经济杠杆"与"市场机制"的双重作用进行"嵌入式"教育，大类招生既体现了专业的市场化，又满足了学生的专业需求，实现招生体制的最优化。学生不受专业局限的视野，第一年全部接受通识教育，充分了解各专业特点，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方向；学校则根据专业水平、师资力量等测算出各院系可以保证教学质量的招生人数极限，当申请某专业的学生人数高于这一极限时，进行择优录取。当申请某专业的学生人数低于极限人数即全部录取，若选择人数过低，该专业甚至可能面临淘汰。对一些较为冷门需加"保护"的基础学科，学校则启动"经济杠杆"，通过全额奖学金等方式鼓励更多优秀学生入读。

在招生体制进行大刀阔斧改革的同时，高校学生培养模式的改革一触即发。在社会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大学生思想道德观念强调利己主义和主体意识；受西方文化与道德观念影响，心理生理仍处于发展期的大学生容易受到负面信息的冲击和偏激价值观的同化。在新形势下德育工作必须具备人本性与开放性两大特点，对传统培养模式的"滞后性"进行改革和创新。大学生个性的发展包括能力、气质与性格三个主要方面，"嵌入式"教育模式改革就是要结合时代特征，以人为本，从指导思想、方法、结构等方面进行改革。首先，从教育的指导思想上，要推行以学生为本，废止传统的家长式和保姆式；从教育方法上，要推行因材施教，形式多样化教育，废止传统的居高临下式的说教；从教育方法的结构上，从说理传授为主指导学生逐渐形成学生的自我概念、自我评价与自我监督管理，从而指导学生进行职业人生规划。

一、从财政的视角看行政机构改革的必要性

只要有国家存在,有关政府行政机构改革的问题,无论是对财政理论研究来说,还是对财政管理实践来说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首先,从合理确定政府活动范围看,政府的活动范围说到底是一个财政问题。圣经上有一段故事,说是古代以色列人没有国王,他们便请求神给他们派一位国王。神说:“有了国王他就会拿走你们的一部分财富,你们要国王做什么呢?”以色列人说:“即使如此我们也要,因为我们要国王带领我们去作战,要他为我们的纠纷进行仲裁。”这个故事说明:人们在一定区域内的社会中生活就离不开具有最高权威的管理机构——政府。有了政府,政府就要同社会成员分享社会产品,要求政府做的事越多,政府的作用就越大,政府拿走的社会产品也越多。因此,人们在多大程度上需要政府,需要政府做些什么?便成为了财政研究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古代以色列人需要政府仅仅是为了带领他们打仗和进行仲裁,拿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需要政府承担国防和治安这两大基本的职能。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发现需要政府所做的事远远不止这些。政府的职能在不断扩大,政府的机构在不断增加。怎样的政府职能设计才是合理的呢?从亚当•斯密的古典财政理论到现代的财政理论,无不把合理确定政府活动范围作为财政研究的基础。斯密根据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的要求,提出了“廉价政府”的理论;主张国家干预的现代财政理论,认为应在坚持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上,针对市场缺陷来确定政府职能;我国的社会主义财政理论则根据计划经济由政府直接进行资源配置的要求,提出了政府财政应在再生产的分配(包含收入分配与资源配置两种含义,即:生产成果的分配和生产条件的分配)环节中起主导作用并直接制约着生产、交换和消费的理论。在不同的理论指导下所确定的政府活动范围和建立起来的政府职能机构是会有明显不同的。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政府活动范围的确定和相应的行政机构的设置,必须同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和社会成员对政府的要求相一致。这便是财政学中关于合理确定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比例关系的理论,比例协调则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比例不协调则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就我国而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市场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然而我国政府的行政机构设置却还保留着许多计划经济的痕迹,许多管理部门无论是对国有企业的机制转换,还是对市场经济的运行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都造成了过多的干预。因此我国这次行政机构改革的首要目标就是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要求去重新调整和设计政府的各职能部门,以建立起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相协调的政府行政体系。

虽然,人们可以从理论上去论证政府的活动范围,政府的行政机构可以根据社会经济的客观要求去设置。然而古往今来,人们看到的却是政府行政机构不断扩张的事实。无论是中国封建时代的国家政府还是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国家政府概莫能外。就连当年的革命根据地政权也进行过“精兵简政”。事实上,政府行政机构的膨胀是具有其必然性的。用现代财政理论研究中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的公共选择理论来分析,个中原因就一目了然了。公共选择理论中的官僚理论认为:政府的行政机构是由大大小小的单位和部门领导所掌握的,他们的利益是通过单位和部门的大小来体现的。机构设置越复杂,越庞大,单位部门可获得的财政支出越多,单位部门领导的权力也越大。因此官僚的利益与国家政府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政府高层有时出于执政的需要会提出压缩行政机构的要求,但不久,行政机构又会慢慢膨胀起来。因此,如何通过有效的制度和措施来约束行政机构的膨胀,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就成了现代财政理论研究和财政管理中的长期的课题。一位美国的财政研究人员曾说,本世纪以来,美国的各种管理制度中改革最多的就是关于政府会计和预算管理方面的制度,而改革的目的之一,则正在于通过完善财政预算约束机制来控制行政机构的膨胀,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

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出现了行政区划升级风,县要升级为市,县级市要升级为地级市,省直辖市要计划单列或升级为国家级的直辖市。升级的理由当然是多种多样的,但这些理由的背后,却有更为明确的利益动机,行政区划的升级必然会有相应的行政机构升级,每一位行政干部的行政级别都会随着行政区划而提高,这种待遇的提高比起靠自己的多年苦干来晋升自然要容易得多。行政区划升级和行政机构及干部的行政级别提高后,机构膨胀也就随之开始,增加办事机构和人员,增加办公楼和住房,增加车辆和提高用车标准,各种各样的利益也就得到了满足。

然而企业负担也因此而加重,财政困难也因此而加深。今天,面对着企业在资产重组的过程中,大量工人下岗的现状,我们如果再继续维持庞大的行政机构,是必然会激化社会矛盾的。因为财富创造者的减少和财富消耗者的增加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一种灾难。我们强调这种行政机构膨胀的必然性,并不是说我们的干部都是典型的利己主义者。我们要说明的是:行政机构膨胀有其利益驱动,无论在哪一个国家或地区都是如此。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每一个人对个人利益的追求都是客观存在的,而政府部门用各种方式来增加自己利益的动力也是很强的。因此,要控制行政机构的膨胀,就必须有十分有效的制度约束,而财政作为一个国家行政机构支出的提供者,应该成为行政机构膨胀制度上和财力上的约束者。然而,我国行政机构的扩张往往不受财政的约束,这主要同财政的权限有关,财政没有高于行政机构的权力,当然,财政也不可能具有高于同级行政机构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财政预算对政府或行政机构的约束力就大大减弱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预算约束软化。反观发达国家,如果政府行政部门不顾预算的约束而强行扩张行政机构的话,这等于自己给自己出难题,因为任何人都无权也无法突破预算,总统或总理也不能例外。一旦出现预算经费紧张,唯有压缩支出减少政府开支。在法制比较完善的发达国家,政府行政部门因经费不足而减少活动甚至关门的事时有发生,这就是硬的预算约束。而我国的情况却是,半年发不出工资,也不必裁减一个人,再贫困的地区,行政机构也会膨胀,财政局长到处借钱发工资,也不能精简机构。

当然,如果任何渠道都无法为行政机构的膨胀提供资金,机构的膨胀也是难以成为事实的。但是,我国的行政机构膨胀却可以从非财政渠道筹集到资金,这就为行政机构的扩张创造了条件。作为一个行政机构,自然就有相应的行政权力,只要将这些行政权力加以适当的运用,就可以进行创收。事实上,很多地方特别是贫困地区,财政往往只能拨给行政部门所需经费的一部分,其余部分则让行政部门自己通过创收来解决。这种创收的能量实际上是相当大的,据粗略的统计,我国目前的预算外收支几乎可以与预算内收支并驾齐驱。如此庞大的资金规模,有相当一部分就进入了行政机构,对行政机构的膨胀产生了促进作用。用这种方式支撑行政机构的扩张,社会经济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更大了,这种不规范的资金收支,一来形成了企业新的负担,相当于增加了企业的税收负担,加大了企业成本,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生了一种阻碍作用;二来由于收支缺乏监督,为部分领导干部或人员贪污腐败提供了方便,预算外收支的膨胀,非但不能使财政的可支配收入增加,还会刺激行政机构的进一步膨胀,给财政造成新的负担。

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财政问题的重要性

城乡统筹发展是指改变“城市工业、农村农业”的二元思维方式，将城市和农村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统一协调，全面考虑，树立工农一体化的经济社会发展思路，以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为总目标，以发展的眼光，统筹的思路，解决城市和农村存在的问题。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也将“统筹城乡发展”放在“五统筹”的第一位，可见统筹城乡发展，是实现城乡共同繁荣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面临着巩固政权、发展工业的紧迫任务，需要巨额资本投入，在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下，其结果只能导致计划经济体制，以高度集中的资源配置制度，强化政权的经济能力，实现经济跳跃。但是，“传统计划经济以人为方式推进工业化进程，其实质是工业剥削农业”（何帆，1998），据测算，仅仅国家通过工业产业价格“剪刀差”政策剥夺农民的权益每年就有200亿元左右。计划经济体制实现的结果，国家的经济能力仅仅能够安排少数人（市民）在城市先进部门就业，仅仅能够建立少数人（市民）的福利保障体系。这便是我国“城乡分治”治国方略起源的财政根源。

计划经济体制和“城乡分治”治国方略一旦起步，农村落后于城市便成为必然，城乡差别不但不会缩小反而逐步扩大。近年来，“城乡分治”问题虽然受到政府重视，但由于旧的财政体制和政策壁垒的极大惯性，偏向工业和城市的经济社会政策并没有得到完全的矫正，国民收入分配再分配仍向工业和城市倾斜。

我国长期以来的“城乡分治”局面，其主观原因在于长期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及社会经济资源人为配置的城市偏好、工业偏好和市民优先。其根本原因是由于国家长期实施“城乡分治”（不统筹）政策，其深层逻辑又是财政问题。

现行的财政政策已经成为一种体制性障碍，城乡分割的财政体制极大的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严重影响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城乡统筹的协调发展。前财政部长项怀诚曾经告诫：“要善于从财政观察全局，从全局贯彻财政，从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中研究和把握财政问题，发挥财政的导向和点睛作用”（项怀诚，1999）。因此，只有统一城乡财政体制才能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切实保护农民的自身利益，保障农业和农村的快速发展，真正实现城乡统筹协调发展，本文将从财政政策的角度分析探讨改革城乡统筹发展的财政体制。

一、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原因

国际货币体系历经百余年艰苦探索形成今日之格局，其中不乏智慧闪耀之处，但总体看依然积弊丛生无法令人满意，甚至多次成为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的制度性根源。

(一)美元危机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直接诱因。一百多年来，美国依靠世界头号政治、经济和军事强国的地位，在全球贸易结算体系中使美元一直保持储备货币的地位。在应对这一次全球金融危机中，美国为刺激国内经济发展，滥发美元，导致美元持续贬值，使中国及世界各外币持有国财富缩水，引发了以中国为首的世界各国要求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强烈呼声。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指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是不平等的，美国是储备货币的最后提供者，如果美元严重贬值，全球经济可能会面临失控的风险。美元的泛滥必将导致世界对美元价值信心的丧失。

(二)世界经济失衡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因素。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金融资本的跨境流动呈现出独立运动态势，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货币供给量的增长也不再受到实体经济增长的约束，国际资本流动增长率要远远高于同时期的国际生产增长率和国际贸易增长率，使得全球金融资本总量急速膨胀并远远超过实体经济总量。随着东亚地区等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的崛起和对外贸易量的不断扩大，必然要求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美元能够以更大的幅度增加供给以满足资本需求。大量的国际资金流向了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相关国家的顺、逆差规模扩大，全球经济进一步失衡。同前几次国际经济失衡相比较，本次经济失衡程度更大、范围更广，且顺差国家主要集中在亚洲，美国成为了逆差的主要承担国。全球经济失衡中贸易逆差国是美国，而顺差国却随着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转移在不断变化:由日本、韩国转移到中国、东南亚，进而向南亚、非洲和南美洲国家转移。贸易顺差的背后是作为国际货币的美元源源不断地从美国流出，流入到相应的顺差国。此次席卷全球的美国金融危机正是暴露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问题，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经济危机的恢复过程也是对现行货币体系内在缺陷的自我完善过程。

(三)美国金融危机使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要求更加迫切。自20世纪90年代“东南亚金融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社会就对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提出了各种方案，面对当前的美国金融危机有人提出重塑“布雷顿森林体系”(特里谢)，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新定位。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引发了各国对当前货币体系的思考。首先，美元霸权地位助长了此次金融危机。这次金融危机发生后，人们普遍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的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助长了美国的过度负债和过度消费，而后者又助长了本次金融危机。其次，欧盟期待通过改革提升欧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基于这一战略，2008年11月，法国总统萨科齐反复强调有必要改革美元独霸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再次，在现有美元储备货币体制下，中国等外汇储备大国面临美元贬值的风险，因此这些国家希望建立健全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基于以上几方面的因素，一些学者和一些国家政府纷纷要求改革现有的国际货币体制。

二、国际上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不同方案